武术文化传播的路径探析论文

2022-04-28

摘要：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扶贫工作中潜匿和顽固因素是当今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深度贫困问题的消除需要更为精准与创新型动力的推进，故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下以体育学理论框架为基础，从体育扶贫的视域探究新时代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路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武术文化传播的路径探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武术文化传播的路径探析论文篇1：

对中国武术“走出去”的再思考

摘要：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应从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高度与层面来理解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时代使命。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武术“走出去”到“融进去”的困窘以及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时代使命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在诸如“一带一路”、武术成为青奥会正式比赛项目以及在国外建立孔子学院等一系列举措的助推下，中国武术的国际推广已出现了有利的新局面。由此，提出了中国武术“走出去”的“三段论”。只有寻找到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相同的文化，才是中国武术从浅层次“走出去”直到深层次“融进去”的关键。中国武术的“走出去”已经不仅仅是中华文化代表性元素的跨文化传播，更是武术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方式。如何使“走出去”的中国武术融入到受众的日常生活中，是中国武术“融进去”并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前提。“走出去”的中国武术要在相同文化的基础上，将已经传播开的中国武术文化“做实”“做深”才是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是“走出去”的中国武术“融进去”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使“走出去”的中国武术在受众中得到青睐并形成文化认同及渐进性地“融进去”。这无疑是中国武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可行路径，更是在通过中国武术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掌控中华文化诠释话语权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武术;文化传播;武术文化;文化认同;走出去

中国武术“走出去”不仅在于武术技术的传播，更重要的是要对武术文化进行“柔性传播”，构建武术全媒体传播格局，打造武术融媒体产品，发挥短视频平台、微博、微信等在武术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1]。例如，通过电影或短视频展示“中国功夫”。与此同时，“孔子学院也是中国武术‘走出去’的重要载体”[2]。中国武术逐步形成了一套覆盖全球并且设有不同水平等级的武术赛事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际武术联合会的成员国已经达到140余个，相关武术组织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逐渐增多，例如：美东国术联谊会、中国—东盟武术高峰论坛、中国—东盟武术大会、欧洲国际中华武术节等。2020年，中国武术部分拳种被列入青奥会正式比赛项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武术的“走出去”。同时，中国政府也为中国武术“走出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提供了政策保障。例如，《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支持中华医药、中华烹饪、中华武术、中华典籍、中国文物、中国园林、中国节日等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走出去。”[3]《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同样提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发力，重点支持汉语、中医药、武术、美食、节日民俗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代表性项目走出去”[4]。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更为中国武术搭建了新的“走出去”的平台。

中国学术界也对中国武术“走出去”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对于近些年中国武术“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蔡月飞等[5]认为，中国武术国际推广中遭遇的文化误读等困境仍然是制约中国武术“走出去”的主要因素。冉学东等[6]认为，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要强化“文化意识”、具有“世界意识”、高扬“创新意识”、恪守“标准意识”。还有学者从不同视角阐释了各自的见解，例如：邱丕相等[7]提出了四大方略;王国志等[8]构建了“政府推动、民间配合、贸易主导”的武术发展模式;于文谦等[9]提出了四大保障。在中国武术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一些学者对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武术“走出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10-11]，认为民心相通是中国武术“走出去”的重要基础。胡凯等[12]、丁传伟等[2]以孔子学院为载体对中国武术“以点带面”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深入论证。此外，闫民[13]提出，应正确处理武术标准化与学校武术、大众武术、传统武术之间的关系，塑造武术“走出去”的时代形象。金涛等[14]认为，应充分使用互联网推动武术国际推广。总之，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对中国武术的“走出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通过分析这些研究成果，本文认为，中国武术的“走出去”分为3个阶段：“走出去”—“传播开”—“融进去”，即“三段论”。“走出去”是指中国武术国际推广的第一阶段，在多年实践中，中国武术“走出去”已取得一定进展，“走出去”的核心内涵是中国武术进入国际体坛，在国际社会得到普及，使世界各地人民认识武术、了解武术、参与武术运动。所谓“传播开”是指受众普遍对中国武术文化及武术的价值理念能够理解，也就是中国武术“走出去”从武术技艺展示逐步到武术文化内涵的呈现。虽然目前中国武术在技术层面的“走出去”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中国武术的文化内涵并未得到同步传播。与此同时，中国武术的“融进去”则直接体现在中国武术“走出去”的目标上，即“走出去”的中国武术与当地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有机融合[15]，也就是中国武术从认识论意义上的 “走出去”躍升到价值理念上的“走出去”[16]。目前，中国武术已经“走出去”，但是却难以“融进去”，已成为当前中国武术亟需突破的瓶颈。

因此，中国武术“走出去”的目标，不仅要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在内，更要树立中国武术新形象、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将中国武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增进了解，从而在文化与价值观方面形成一定的共识，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基于此，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分析法，以中国武术“走出去”的现状作为研究切入点，查找中国武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走出去”的中国武术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中国武术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困窘

从文化传播层面来看，国际上对中国武术的认识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到中国武术的文化层面[17]。从中国武术的传播效果而言，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目前以数字技术为载体传播的中国武术不能完整地展现中国武术的全部文化底蕴，同时对于武术文化解读的偏颇是传播效果不佳的主要问题[6]。甚至有些学者直接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武术文化，认为“深层次或价值观层面的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武术‘走出去’的难题”[18]，因文化差异形成的文化冲突致使中国武术的国际推广效果“浅”“慢”“难”[19]。

虽然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武术“走出去”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在肯定中国武术“走出去”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武术在“走出去”发展过程中没有深入人心——难以“传播开”和“融进去”。例如，我国为增进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在国际教育领域和文化领域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在国外开设孔子学院，传播武术文化。例如，白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孔子学院自2015年建立以来，在中国武术推广方面形成了特色，累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60余场，并形成了学术交流互访机制，拓展了孔子学院学生的国际视野，加强了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拓宽了武术跨文化传播途径，但是仍存在注重武术技术传授而忽视武术文化熏陶的问题[20]。这些问题说明中国武术的“走出去”还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并没有深入到武术文化的“走出去”。因此，如何使中国武术从技术层面“走出去”转向武术文化的“走出去”，这将是中国武术“传播开”与“融进去”的关键步骤。正如凌云[21]所言，中华文化如何从走向世界转变为深层次地融入世界，是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这也是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武术“走出去”再次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

2 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时代使命

2.1 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时代要求

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文化强国战略，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格局”为时代背景的，其重点在于：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多元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价值诠释认同[22]。简言之，就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构建起中华文化叙事话语体系。中华文化的“走出去”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强有力手段。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格局中，中华文化的“走出去”要跨越不同地域和消除不同语种造成的沟通障碍，以文化共通性为基础进行文化交流。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要解决存在于中国武术“走出去”过程中的问题，应站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高度与层面来理解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时代要求。虽然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时发现，学术界对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时代要求的认识与理解仍存在分歧，但是，“走出去”的中国武术依旧是中华文化代表性项目“走出去”的典范，因此，只有明确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要求，才能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时代使命。

2.2 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新任务

基于以上对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时代要求的分析，中国武术的“走出去”是指弘扬中国武术文化、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其不仅是指进行武术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而且也是指中国武术肩负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道德风尚的时代使命[14]，在当下，中国武术还肩负着传播中国武术“好故事”、树立中国武术新形象的时代重任。但是，在中国武术“走出去”的过程中，从方式上来看，忽视了通过民间文化交流方式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武术“好故事”、展现中国武术新形象的润物细无声的柔性表达。中国武术“走出去”应从局部到整体地推进，并且不能否认中国武术“走出去”发挥的积极的外交作用，因此，在由我国政府主导助推中国武术“走出去”的同时，要强化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文化交流功能，消除受众因文化冲突而对中国武术产生的消极情绪。要以中华武术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基础，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使中国武术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走出去”的模式。当前，在诸如“一带一路”倡议、武术成为青奥会正式比赛项目以及孔子学院的广泛建立等一系列措施的助推下，中国武术“走出去”已经出现了有利的新局面，但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需要转变思想，从文化交流、精神文明建设等多角度不断推动中国武术“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只有促进中国武术“走实”“走深”，才有助于中国武术传播开和融进去。

3 循序渐进：中国武术“走出去”的“三段論”

中国武术“走出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包括：“走出去”“传播开”“融进去”3个阶段。“走出去”是中国武术“传播开”“融进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中国武术的“走出去”不能只将关注点聚焦于“走出去”的广度上，更多的还要兼顾“传播开”的效果，关注“融进去”的结果。中国武术“走出去”要建立在广泛普及的基础上，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和融入结果，由此才能实现由表及里、由广度到深度的发展，从而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国际推广方式。

3.1 中国武术从“走出去”到逐渐深入地“传播开”

中国武术“走出去”是指中国武术的国际推广与普及，重点强调跨越中国武术原已普及的国家或地区，而“传播开”则是中国武术在未推广的国家或地区由点到面地逐步普及，从而筑牢发展的根基，是指受众对“走出去”的中国武术的内容和形式的接受。从传播学理论视角而言，中国武术“走出去”要立足于传播者的角度，而“传播开”则要从受众角度而言。例如，河南卫视开设的《武林风》节目自2004年开播以来，其就将“展现中国力量、传播中国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作为节目理念和宗旨。自2007年起，《武林风》节目组前往日本参加比赛，在此次首度走出国门之后，每年《武林风》节目组都会在世界各地举办比赛或活动。2008年，《武林风——少林功夫拉美行》节目在智利、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古巴、墨西哥等国家引起强烈反响。2009年，《武林风》节目组走进美国拉斯维加斯，登上世界搏击最高殿堂，内华达州政府更是将11月10日设立为“拉斯维加斯武林风日”，通过以搏击为主要内容的电视节目将中华武术“留”在了美国。这一现象的实质是武术文化完成了传播的过程，文化传播取得实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传播者和受众形成了具有共同的文化符号意义空间。共同的文化符号意义空间意味着“传播者”和“受众”必须对文化符号意义能够正确理解，否则文化传播过程就不成立，或者传而不通，或者导致误解[23]。这就意味着中国武术在跨文化传播中，需要将自身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以进行文化交流与互动为目的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互通的符号进行编码。然而，从受众角度而言，并不是 “你说我听”“你演我观”，实际上是一些国外受众在主观世界理解了中国武术文化符号含义以及形成了文化认同。但是，文化差异是制约中国武术“走出去”后“传播开”的主要阻障，因此，通过武术文化交流来消除文化冲突将是中国武术“走出去”后“传播开”的重要前提[24]。只有消除了制约不同文化形成相同性的隔阂和误解，才能使武术受众对其接收到的中国武术文化符号形成共识，才能促进中国武术真正地“传播开”和“融进去”。

从以往中国武术“走出去”的历程来看，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多是以向受众进行武术文化“灌输式”的传播，过度聚焦于武术文化元素的普适性，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地域文化差异与文化的特殊性。在此过程中，中国武术“走出去”或多或少地存在无的放矢的情形。同时，又由于中国武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忽略了受众的主观感受，缺乏从受众本位角度的思考，从而造成一些武术文化作品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中国武术本身是一个能够彰显中华文化魅力、能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通的载体，中国武术“走出去”并不只是要实现单一的即时传播效果，而是要深入到受众的体育活动中，因此，“走出去”的中国武术在“传播开”的过程中，不能过度迎合某些受众的偏好，而忽视对中国武术蕴含的中华文化代表性元素的解读与传播。中国武术一直拥有大量的武术爱好者，但是如何使异国的受众认识与认同中国武术文化，才是“走出去”的中国武术应该思考的问题。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差异也是中国武术国际推广在某种程度受阻的关键原因。如果说中国武术“走出去”是译介性的传播，那么“传播开”则是一个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要在价值观方面形成一定的共识。基于此，“走出去”的中国武术“传播开”不能局限于单向传播的思维模式，应该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基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受众的风俗习惯及对武术文化的认知程度，消除不同文化在武术文化传播中形成的隔阂和误解。在中国武术“走出去”的过程中找到“传播开”的文化契合点，是中国武术国际推广的重要基础，这也是武术文化求同存异的过程。文化契合点能够消除不同文化造成的隔阂和误解，而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会导致寻找不同文化的契合点的难度增大。但是，有学者[25]认为，相对于小范围的受众，文化传播需要有针对性;而对于更广范围的受众，文化传播要寻找其“最大公约数”。從中国武术“走出去”的广度到“融进去”的深度而言，正需要知己知彼、精准施策，在充分认识和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历史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再深入挖掘中国武术文化中的价值要素，增强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文化吸引力与感召力，这才是中国武术“传播开”的关键环节。

解决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推广武术的文化契合点的问题，关键在于传播主体传播的武术文化内涵在变与不变之间的转换。中国武术在国际推广过程中要将武术文化与当地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改善传播效果。这对于解决“走出去”的中国武术将相同文化“传播开”的问题以及掌握中国武术文化在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上的变与不变的转换尤为重要。中国武术包括的拳种数量繁多、各成风格，但是，“走出去”的拳种蕴含的文化内涵势必是不能变的，而多种传播方式的组合以及受众的定位则是可变的。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受众的特点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武术“走出去”在形式上的变化要适应当地的地域文化、风俗习惯等，并且要根据这些地域文化、风俗习惯等精准施策来传播中国武术文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做到精准施策则是不变的。因此，只有寻找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同文化，才是中国武术从表层“走出去”到“传播开”的关键。

3.2 中国武术从“传播开”到最终的“融进去”

中国武术的“走出去”已经不仅是中华文化代表性元素的跨文化传播，更是武术文化作品的一种出口贸易途径。中国武术“走出去”“传播开”“融进去”实际上是一个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武术故事、树立中国武术新形象的渐进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走出去”的中国武术的“融进去”已经超越武术技术推广所具有的功能，而且深深地烙上了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印记[26]，例如：其中的“精气神”学说就是中国武术文化中特有的表达方式[27]。不仅如此，“走出去”的中国武术“融进去”也可以称之为是中国武术的“自我之文化”与“他国之文化”融合的最终结果，这也是树立中国武术新形象的一种方式。

“走出去”的中国武术从“传播开”到深层地“融进去”是增进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是树立中国武术新形象的重要一环。所谓“融进去”是指“走出去”的中国武术所表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价值观融入到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并潜移默化地形成文化认同。因此，中国武术“融进去”不能仅对武术技术动作进行译介性传播，应该将中国武术的文化内涵与受众进行文化涵义连接，“融进去”的不能仅是一些武术套路，还应包括这些武术套路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因此，要以中国武术文化国际传播作为切入点，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受众传播武术文化，促进其对中国武术形成文化认同。

“走出去”的中国武术在“融进去”的过程中，应该能使受众认识武术的本质特征，以及能通过对武术文化的理解及武术的身体动作符号来表达个人意志[13]。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中国武术的新形象。放眼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特色传统体育项目，例如：日本的空手道、韩国的跆拳道、美国的橄榄球、英国的板球，等等。这可以说是这些国家的体育文化符号，并广为人知。而对于中国武术而言，其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项目，更是中华民族的财富[28]。中国可以通过武术向世界诠释中华文化 [29]，从而由中国武术文化展现出中国文化软实力。

如何使“走出去”的中国武术“传播开”并融入到受众的日常生活中，是中国武术深层“融进去”且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前提。武术技术动作的传播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受众淡化，但是文化认同则会深入到受众的思想中，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武术的入乡随俗。例如，可通过国际武联举办的武术比赛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使中国武术融入到受众的日常体育消费中。因此，传播中国武术文化、增强中国武术的国际认可度，有利于“走出去”的中国武术“融进去”。其次，在当前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如何使“走出去”的中国武术融入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地域文化和人民日常生活中，是“走出去”的中国武术从“传播开”到深层次的“融进去”要着重思考的问题。通过中华文化“走出去”进行文化交流来增进了解、促进中华文化融入世界，这是不同国家之间建立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30]。有人类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文化融入”，有社会学家将此称为“社会化”[31]3-4。对于“走出去”的中国武术要“融进去”而言，就是指中国武术要融入到当地人的文化圈层中，这是中国武术“传播开”的最佳状态。例如，可以根据与中国建交国家举办的国际性武术比赛使中国武术在举办地受众中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并通过武术冠军人物广告来形成“冠军效应”。当然，在举行中国武术比赛的同时不可忽视比赛项目之间的差异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地域文化和受众的差异，在文化差异中寻求共同点，有针对性地促进“走出去”的中国武术“传播开”，从而形成文化认同。此外，还可以通过在国外设立的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和孔子学院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国武术培训，进一步推动中国武术的“走出去”，形成中华文化传播的“武术模式”，使中国武术从文化表象呈现向文化内涵传播转变[31]32。唯有如此，“走出去”的中国武术才能“融进去”，找到适合其发展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生存空间。因此，“走出去”的中国武术要在相同文化的基础上，将“传播开”做实、做深才能形成文化认同，这也是“走出去”的中国武术“融进去”的重要前提。

4 結束语

在文化强国战略实施背景下，中国武术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武术故事、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代使命。“走出去”的中国武术不能仅停留在武术技术表层的单向传播上，更要注重武术文化的交流与互鉴，由表层的“走出去”逐渐到“传播开”。在此基础上，使“走出去”的中国武术在受众中得到青睐和形成文化认同，从而使中国武术从“传播开”渐进性地发展到深层次的“融进去”。这无疑是中国武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可行路径，更是传播中华文化和掌控武术文化诠释话语权的关键所在。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这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中国武术从“走出去”直到“融进去”的过程，通过“三段论”使“走出去”的中国武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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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9-15

第一作者简介：方志新（1973—），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与训练，E-mail：34305642@qq.com。

通信作者简介：李世宏（1971—），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理论，E-mail：13801113696@126.com。

作者单位：1.北京邮电大学体育部，北京 100876;2. 南京工程学院体育部，江苏南京 210000; 3.哈尔滨体育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08。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3. Harbin Sport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8， China.

作者：方志新王树粤李世宏

武术文化传播的路径探析论文篇2：

贫困代际传递阻断路径的选择

摘要：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扶贫工作中潜匿和顽固因素是当今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深度贫困问题的消除需要更为精准与创新型动力的推进，故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下以体育学理论框架为基础，从体育扶贫的视域探究新时代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路径。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剖析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结构、文化和混合机制，进而发掘贫困代际传递在主体禀赋、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维隐性困境。研究表明，应从贫困主体出发，“志、智、体”三扶并重;从意识形态角度，弘扬民族传统体育，坚守文化自信;从经济基础方面，振兴乡村体育产业，增收拓岗。通过体育本身具备的特殊性和不可代替性拓新扶贫路径，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关键词：贫困代际传递;阻断路径;乡村振兴;体育振兴;体育扶贫

0 引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1]。现阶段国内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及偏远地区，受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经济基础等因素限制，该区域成为中国扶贫工作开展的重点。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贫困阶层的长期贫困问题提出的[2]，指在贫困亚文化影响下，贫困群后一代人受前一代人的影响深刻并很难摆脱上一代人的社会枷锁，形成了巨大的贫困代际传递惯性力，这种传递现象既包括身高、遗传疾病等自然属性，也涵盖了财富、思想文化等社会属性。最终演化成为惰性文化的社会附属性，成为脱贫攻坚中的隐性效应，即贫困代际传递。

如何克服这一惰性的惯性力，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干预和推进，成为扶贫工作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关键。相关研究表明，通过体育进行干预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思维路径[3]，然而，国内现阶段农村基层体育事业的发展处于相对落后[4]，体育扶贫在扶贫战略中处于薄弱环节。体育事业是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繁荣是高质量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石，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路径。体育扶贫从本质上契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故从乡村体育振兴着手，一方面通过发展贫困地区体育活动，唤醒贫困人群的反惰性基因，优化进取动因，激发积极奋斗的精神，进而增进贫困人群身体健康，优化其遗传基因，降低因病致贫与因病返贫概率;另一方面发展乡村特色体育产业，在拓宽就业岗位的基础上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在脱贫攻坚的决战阶段，体育本身具备的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充分体现其不可代替性，故從体育扶贫的角度着手，积极究析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相应破解对策，同时强化体育扶贫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过程中的辐射作用，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的有效路径。

1 贫困代际传递机制剖析

贫困代际传递机制是指贫困与致贫因素在家庭、社会中的复制与延续，宏观方面：在社会范围内，贫困和致贫因素在某区域由前代向后代延续;微观方面：在家族内部，贫困由父辈传递给子代，致使子代重复父辈的贫困境遇。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反映了目前我国在社会转型中存在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的问题[5]。如图1所示，基于贫困代际传递机制内涵丰富、影响因素复杂的特点，从结构机制、文化机制、混合机制3种角度出发，探析贫困代际传递的产生与作用机制。

1.1 结构机制束缚

贫困代际传递的实质是地位再生产，而社会地位本就是结构因素的一种，结构因素作为贫困代际传递的客观条件，依赖于既定的结构机制发挥作用[6]。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构机制包括：经济基础、社会地位与社会流动阻碍。经济基础薄弱是贫困代际传递结构机制中的显著因素。此经济基础不仅包括资本匮乏——低储蓄力与低购买力，更重要的是贫困地区利用自有资源创造出经济价值的基础，即生产要素资源的匮乏。从持续阻断角度看待贫困代际传递可发现，在经济基础中生产要素的匮乏远比资本匮乏严重。其次，社会地位作为结构因素这一客观条件直接作用于代际间传递[7]。在代际流动中，社会地位占优势的父辈可凭借其在社会结构中的有利地位享有优质资源，并将此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即优势再生产。代际流动的另一情况是处于劣势地位的父辈依旧遵守代际流动规律，将劣势地位传递给下一代，此为底层地位再生产，即贫困代际传递的实现。故社会地位作为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可直接导致子辈继承父辈的不利地位，从而陷入“身份社会”的陷阱。最后，社会流动性出现阻碍是目前研究贫困代际传递结构机制中最需关注的一点。若社会流动性出现阻碍必将影响可持续脱贫政策的开展，使脱贫工作举步维艰。社会流动性受阻形式依据其体制机制分为：户籍限制、底层上流通道狭窄。在垂直的代际流动中，子代上升流动狭窄甚至受阻是底层贫困家庭的普遍现象，表现为贫困子代的就业机会少就业门槛高福利待遇低[8]。

1.2 贫困亚文化畅行

代际传递的文化机制，是一套教养后代的文化逻辑、行为、惯习的深层结构及其生命历程的切肤体验。贫困代际传递的文化机制，作为在代际间流动的内部力量，与客观存在的结构机制形成对照。此种安于现状的教养逻辑与胆怯自卑的不良惯习形成的深层结构，在相对隔离的贫困地区强化流行，从而形成一种背离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9]。贫困亚文化的产生致使贫困地区丧失脱贫内生动力，是贫困代际传递现象顽固出现的劣根所在。贫困代际传递的亚文化呈现出：家庭教养、“车间文化”与“反学校文化”内部缔结的两条基本路径。家庭教养模式分为示范式协作培养与自然成长两种。大部分贫困家庭对子女采用自然成长模式，由于贫困家庭的父辈多疲于生计，无暇兼顾子代的教育问题，认为学校应全权负责子代的教育，或仅依赖子女自觉性。他们不会主动维系与子女的教养关系，在此种家庭管教松散的环境下，子女很难突破贫困牢笼，贫困在代际中极易延续。而父辈对“车间文化”或“厂房文化”的传递使子代认为有一技之长远比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有用，怀有这种心态的子代极易出现“反学校文化”的心理，从而在学校表现得特立独行，以此证明自己的强硬气概与独特个性。“车间文化”与“反学校文化”的内部缔结使父辈的“车间文化”在子代间延续并强化，更以“反学校文化”的表现形式在代际间持续存在。他们主动选择的此种形式恰恰是为其进入下层经济结构做准备，促使贫困在代际间延续。

1.3 双重混合机制

结构机制结合文化机制将客观条件带来的影响内化，通过贫困群体这一载体发挥作用。二者相伴相生，外部条件与内部力量共同对贫困代际传递发挥作用，因此对二者混合机制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贫困父辈处于社会劣势，即结构因素带来既定贫困。贫困家庭在结构机制的束缚下，小范围高频率地集体互动，易出现一种非主流性价值观——贫困亚文化。此时结构因素与文化因素交织，结构因素的存在不断强化文化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且在贫困亚文化氛围的笼罩下，将自身转化为文化规范，由此结构因素以文化规范的形式顽固存在。贫困亚文化机制作为一种扭曲的价值观，以结构机制为载体，穿插于贫困代际传递内部，与结构机制相比更加隐蔽且顽固，使贫困人民底层地位在公平公正的表象下得以传递。在贫困代际传递这一错综复杂的过程中，结构与文化两种力量交织，导致父辈的贫困状态或底层地位外显并隐蔽复制给下一代，贫困代际传递陷入恶性循环。

2 体育在乡村贫困地区发展的限制因素

2.1 人力、自然——先天禀赋之困

乡村体育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受人力、自然资源的先天禀赋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不受重视[10]。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区域自然地理限制是贫困的根源所在，乡村体育振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人力之困涵盖了扶贫主体与贫困主体两大对象。扶贫主体之困体现于其扶贫壁垒的分割，结合乡村体育在扶贫过程的现实诉求，扶贫实践主体中领域、行业、行政间的碎片化、个性化及驱利化现象严重，致使贫困地区体育组织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之间形成界限。而贫困主体之困主要体现于贫困人口在贫困环境下，先天遗传智力、身高、体质等基因处于劣势，后天智力发育环境对贫困代际传递也存在一定的支配作用。从自然地理来看，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国内中西部内陆地区，这里山地多平原少，交通不便是贫困产生的主要因素。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链脆弱，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损毁破坏，加之山区自然耕地破碎，高效率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成为一枕邯郸。

2.2 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困

从历史观维度分析体育文化与贫困地区文明的隔阂：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一直保持着农耕文化的传统，由于贫困地区信息闭塞、科技落后，此种农耕文化带来的高扬惰性元素与体育文化形成贬抑之势[11]。体育作为历史演变的文化结晶，其渊源使之与较为封闭的贫困地区文明存有隔阂，体育文化高扬拼搏、自信、冒险、勇敢等活性因素，而这恰恰是以固守社会静态为重要任务的农耕民族所排斥的。从文化素质维度：贫困家庭成员相信天命、缺乏脱贫认识与脱贫意志，并将消极态度传递给子代，除生活态度外，贫困父辈不良的生活方式，如酗酒、赌博、斗殴等也极易传染给子代。这种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像家族式病毒一样在后代中传播，而贫困作为此种亚文化的产物，在子辈耳濡目染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加强。由此，贫困亚文化得以生存，导致贫困家庭脱贫内生动力不足，贫困代际传遞在意识形态中得到强化，并在贫困地区外显并隐蔽的大范围传播。故而在缺乏体育复活原动力的贫困地区，如何通过乡村体育振兴冲破历史和文化形成的意识形态束缚之困，依旧任重而道远。

2.3 金融、物质——经济基础之困

资金的缺失和物质的缺乏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直接因素。低迷的体育消费能力会反过来影响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体育领域的投入信心与重视程度，贫困地区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地貌和人文环境下形成的乡村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其背后蕴含的不菲的经济价值潜能发掘甚潜，从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恶性循环。物质的缺乏则表现在健身场地、器材的配置和使用率低下。一般情况下，在较为发达地区会配备专门锻炼场所，如：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等，但这些基础设施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却较为少见，加之仅有的健身场所运用率不高，如：运动场地成为晒谷场，健身器材成为晒被场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体育活动的开展，从而阻滞乡村体育运动与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的价值功能在贫困地区无法得到充分开发。

3 乡村体育振兴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之困的对策

如图1所示，基于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构、文化与混合机制的特征，抓住乡村体育振兴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现存的先天禀赋、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大困境，从乡村体育振兴范畴提出：“志、智、体三扶”、坚持文化自信、发展乡村体育产业，三条应然路径破解其阻断之困。

3.1 “志、智、体”三扶，从贫困主体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12]。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人才是主体因素，需把乡村人才振兴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前提和基础[13]。扶志是扶贫的前提，也是扶贫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基础[14]，扭转贫困代际传递先赋性影响因素顽固和获致性影响因素式微的不良局面，需加强对贫困地区人民脱贫斗志、脱贫理念和体质健康的关注度，以此提出“志、智、体”三扶并重的扶贫对策。通过提升贫困子代脱贫斗志和知识技能水平以及身体素质，优化贫困代际间的心理与人力资本，从而有效阻断贫困的传递。乡村体育振兴可通过体育教师定向开发培养;丰富体育教育物力资源;体医融合“体育+健康”，精准扶贫模式3个方面实现贫困地区体育资源集约化增长，响应“志、智、体”三扶的造血扶贫，从而缓解扶贫主体割裂现象。

新时代，精神扶贫是摆脱贫困与提升脱贫质量的关键[15]。“扶志”与“扶智”在脱贫工作中具体表现为丰富教育中人力及物力资源。体育教育的发展将提升贫困人口参与体育运动的频率，发扬体育运动中不畏强敌敢于拼搏的精神，激发其脱贫斗志和信心。体育教育从属于教育学分支，而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必将促进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提升贫困人口知识文化水平奠定基础。因此，应加大农村地区体育师资投入，加强农村体育教师培训的供给侧改革[16]。体育教育资源包括教学场馆与教学器材，国内贫困地区体育教育应在保证基本配备类场馆设施配备齐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精准扩充，对教学场馆与教学器材的类型数量以及功能完好性进行定期检测，适时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并结合贫困地区气候、传统等客观因素增设选配类场馆器材。通过体育教育物力资源向贫困地区精准倾斜，完善体育教育扶贫体系，提升贫困子代的综合素质，增强其获致性特征。其次，应重视贫困地区体育教师资源的开发，改善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软环境，具体措施为以下三点：（1）加大本地生源体育师范生优惠政策的扶持力度，引导其毕业后返乡、留乡。（2）加强教育部门与贫困地区在体教师资方面的交流，并鼓励其定期定向提供人才援助。（3）倡导各界积极投身于贫困地区教育事业中，鼓励国有企业等具有扶贫责任的机构和自愿投身慈善的人士、机构将所投入资金优先用于贫困地区师范教育[17]。

“扶体”即：发展贫困地区体育运动，通过提升参与科学的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的机会，发展贫困人民的身体素质，降低因病致贫与因病返贫的概率。“体育+健康”的方式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可提升其体育及健康素养，引导贫困人群科学的参与体育锻炼，助力贫困人群有效规避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的风险，从长远看，体育运动在贫困地区的推广和普及，有利于贫困人群优化其遗传基因。“体育+健康”精准扶贫模式是体医融合的具体表现，体育与医疗体制的融合是促进扶贫格局多元化发展的未来趋势，是增强乡村体育扶贫薄弱环节的重要之举，体育学理论与医疗理念的融合是“体育+健康”的准备条件及指导方针[18]。体医融合的“体育+健康”精准扶贫模式是扶贫大格局中多元理念的重要体现，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先赋过程的有效途径。

3.2 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文化自信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大多分布于中国内陆及偏远农村地区，该类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振兴乡村体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应首先从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着手。积极开发贫困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契合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的“乡风文明”的具体目标，通过文化自信从思想层面击破贫困亞文化的约束，从而助力贫困人口唤醒反惰性基因、打破自卑心理束缚提升自信力，是走出贫困怪圈的重要举措。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形成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瑰宝[19]。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对其进行传承与保护将是关键因素。如：从传统的血缘关系传承转换为契约关系与血缘关系相交错的传承模式，能有效规避传统传承模式的弊端[20]，同时，在民间节庆活动中加大传统体育活动的比重，将传统体育文化提升到优秀节日文化的同等高度，有效提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参与人口基数，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注入新鲜血液。加强对传统体育项目如龙狮、武术项目学科建设与思考[21]，打响民俗体育项目的品牌，在项目中融入文化内涵，如端午划龙舟已不仅仅是一项单纯地体育项目更是对爱国诗人的颂怀，以此拓宽传统体育的文化外延，赋予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在推广的基础上加强创新，给足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动力，比如在保证传统体育项目不丢失原有“特色”的条件下，加入“现代元素”，提升其群众吸引力，加快项目普及速度。此外，加强对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保护也是从根本上保障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有效举措。

贫困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将促进贫困人口自信心的迅速提升，在参与民族传统体育的过程中体现其社会价值与意义。同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反射的是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在坚持文化自信的意识下，指导贫困人口脱贫实践，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为核心的动力源泉，从而助力贫困人口从思想和信心层面阻断贫困亚文化代际传递。

3.3 振兴乡村体育产业，从经济基础发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乡村体育产业的发展影响乡村组织化活动形式与非组织化社会关系的发展方向，是贫困地区经济基础要素的组成部分和区经济发展的依托，更是乡村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乡村体育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形式，能充分释放扶贫工作中涓滴效应与作用，顺应消除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是乡村供给侧改革的范例[22]。乡村体育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贫困地区的暂时性贫困，更是推动乡村经济结构转型与优化和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核心力量。

结合贫困地区地域特点，在贫困人口人力与心理资本可承受范围内，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休闲体育的举措，一定程度上可优化贫困代际传递的经济与物质资本，有效抑制结构机制对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23]。在发展乡村体育过程中，可将本地原有的生态资源为作为基础，引导乡村休闲体育从形式多样化发展与贫困人口实际综合素质发展两方面着手。依托当地独特风俗文化与地理资源，促进贫困地区休闲体育产业、农业观光与体育旅游相融合的多种模式发展[24]。充分利用并适度开发贫困地区山水、土地等自然生态资源，走迎合现代化消费主流的绿色休闲体育之路，将乡村休闲体育产业的自身价值链延伸至其他效益产业，积极开展攀岩、漂流、垂钓等一系列健身康体的休闲体育项目，完善并扩大其产业价值链，为乡村休闲体育发展寻求更大发展空间[25]。

乡村休闲体育的发展离不开贫困地区人文这一载体，因此密切关注贫困人口的自身技能条件与心理接受状况是发展乡村休闲体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即在当地贫困人口能够驾驭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体育产业链，以其能够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产业发展中为前提条件，促进增收与就业[26]。此外，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方向不可有悖于贫困地区人民的心理认知与传统风俗，需体现出对其人文的尊重与关怀。从人力与心理两个方面对贫困人口进行慰问、引导，鼓励其打破贫困思维束缚，积极投身于脱贫事业的发展中。

4 结语

在脱贫攻坚全面冲刺的关键时期，体育扶贫正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在主体、历史、经济三大困境下，乡村体育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乡村振兴战略五大中心任务的具体表现，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乡村持续稳定发展，实现体育精准扶贫的具体实践路径。目前，乡村体育振兴战略正处于探索阶段，存在一些制约因素，还需政府、企业与城乡居民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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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巨志张铁雄

武术文化传播的路径探析论文篇3：

中国道路视域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研究

摘要：以“中国道路”的国家发展战略为背景，以民族传统体育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析，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中国道路”上重新找回文化中国、自信中国、国家形象具有当代价值和意义。研究当下的民族传统体育还存在着重重困境和坎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民族传统体育在西方体育影响下的异化；2）民族传统体育的关注度明显下降；3）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的削弱；4）民族传统体育的“失语”与目标错位。并进一步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的路径抉择：1）民族传统体育应站在“中国道路”立场出发；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亟需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支持；3）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振兴需要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动力源泉既要传承更要创新。

关键词：中国道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研究

[HJ1.7mm]

Key words： China road；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research

“21世紀是东方文化的时代”，面对信息技术快速发达的当代中国，为了建设体育强国、振兴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体育强国关乎中国梦”的改革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提升体育事业与振兴民族精神、国家富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东方体育与西方体育相比较而言，他们是有差异的，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不同体育文化间的碰撞和融合，只有将东方体育与西方体育的优秀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才能使中国体育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提升其影响力。对于当今时代来说，中西体育文化的兼收并蓄，正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中国道路。当前我们的体育发展比较顺利，但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和抉择，如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化、民族传统体育的边缘化、民族传统体育的功利化等现状，都是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

对于提出民族传统体育中国道路的研究，就当下而言，思考传统体育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厘清传统体育的时代精神和精髓，挖掘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境界，回归传统体育的生命力与创造力，重新找回民族传统体育的 “道路自信”，已成为当今最大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基于此，我们应立足于中国道路建设的进程中来思考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方向，并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中国道路”新范式。

1中国道路视域下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

至19世纪西方体育的引进之后，民族传统体育不断受到域外体育文化的侵蚀，从近代中国的“土洋体育之争”到现代西方体育的思想几乎被全面地肯定与接受，从而导致一些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无动于衷，这样长期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势必会被社会所遗忘、被人民所丢弃。据1982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记载，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共计977个，其中少数民族传统项目有676个，汉民族体育项目有301个。但遗憾的是，“到了 2008 年前后引经可考的只有 320 个”。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地步，我们的任务尤其显得艰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在当今现代化的浪潮中，人们都在追求西方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不断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人们讲求的是学习西方体育的内容，学习西方体育科学，研究西方体育的思想。至于我们民族自己的传统体育，已经在广泛的领域被置于脑后，可以说在我们的周围看到和体验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并不很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除在少数人群（区域性少数民族）、弱势群体（老年人太极拳）中开展外，很难登上大雅之堂。”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道路决定命运”。中国道路既是中华民族的梦，又是中国现当代发展的必然抉择，也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不懈奋斗创下的丰硕成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这既是一次机遇又是一次挑战，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道路已经成为我国坚定的发展目标，体育界也常常使用它来探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进程，传统体育的中国道路也凸显出时代的特征和文化内涵，面对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的极大冲击和挤压，其中以西方体育为代表的田径、体操、球类、游泳、拳击等运动项目，占据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半壁江山，这使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处于严峻的地位，陷入被压抑、被边缘化的境遇。

2中国道路下民族传统体育的困境

就民族传统体育而言，现当代的许多人总认为他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而形成的体育项目，与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现代人类文明格格不入。这使得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代表的中国武术、摔跤、舞龙、舞狮等项目离我们现实的生活越走越远，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神秘的面纱笼罩着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使其不能被人们正真发现、重视，这导致了许多人对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了望而生畏的情感。

3中国道路视域下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的困境

回眸一个世纪以来的民族传统体育，一直处于被挤压、被边缘化的困境。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是一种强势的文化。”这一强势并没有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而是越走越窄，从而导致了西方“泛体育化”已在中国大地上行走了近一个世纪之久，如英国的拳击、韩国的跆拳道、日本的空手道等域外体育的侵入，其步伐加剧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衰落，甚至是趋于覆灭，其发展空间也进一步受到压缩，其遭遇是不言而喻的。这一发展困境，表现出来的特征正如毛阿敏的歌词那样，“投入地爱一次，忘记了自己。”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遭受着西方体育的“竞技化”，这一投入的爱并没有成就民族传统体育在我国体育事业中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忘记了自己，迷失了方向。

3.1民族传统体育在西方体育影响下的异化

近几十年来，民族传统体育根深蒂固地按照“西方体育”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开始了正真的“以西变中”“以奥化中”的竞技化之路。至1840年鸦片战争伊始，“在铁与血的耻辱中猛然醒来的中国人发现，一直自视为天下中央的‘天朝大国’不过是世界的一角，而且较之那些遥远的‘异邦’远远地落后了。”自此，我们走上一条“西方化”的改良道路，自从“西方化”时代的出现，使得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成为“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进入了一个模仿“域外体育”的时代，使得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正如许纪霖在《中国，何以文明》一书中写道：“如果中国仅仅扮演主流文明追随者的角色，即使学得再像，即使从一个只知富强、不懂文明的偏科生进步为德艺双馨的模范生，那也不算是中国文明的复兴，而只是西方文明的胜利。”其实，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西方化”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此观点。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正是在这样的场域中，不断改变自己的文明，追随外来文明，其结果并没有成就民族传统体育在体育事业的辉煌，并没有实现民族传统体育在体育事业的地位和价值，这一困境就如同中国画插图补白一样，始终难以成为中国画中的关键色调和独特韵味。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一味地模仿和适应“西方”，甚至把西方体育文化作为模仿的标准，这并不能成就民族传统体育的强大和自主，只会使我们本民族“原汁原味”的文化受到挤压，从而失去其活性，进而导致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的过程中被“西方體育”异化所左右。其结果，既会使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丢弃其“根”和“本”，更会使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丢掉其文化特性和文化符号。

3.2民族传统体育的关注度明显下降

“解放前夕的中国体育已基本呈现出以西方体育，或者说是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体育发展图景。民族传统体育就这样在一次次地碰撞中成为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陪衬”。这样的陪衬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更会深深地束缚着民族传统自身的生发、发展与创新，其结果不仅会使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宗旨背道而驰，还会完全失去自己所独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造成这种不良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从本质上去关注和全面剖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抑或“体育运动”之间的差异性和相通性。西方“体育”一词最早是由日本创造出来的，至传入后，它的发展和传播都极其迅速，并成为所有“身体运动”的代名词。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被贴上了“西方体育”的标签，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形态，一门新的学科，一个健全的体系。从此我们走上了学习西方体育的标准化和模式化道路，走上了对金牌利益欲望的崇拜道路，走上了模仿西方体育对身体征服的道路。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代表的中国武术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异化，一直凸显出对竞技体育所带来的利益欲望，在锦标赛、全运会和亚运会上以拿金牌为最高目标和宗旨，却忘记了武术的真正目的和真正要义，从而造成了不少运动员因缺乏科学的训练方法而伤病累累，从而退出“热闹”的武术赛场，造成此种不良的局面正是我们自身对民族传统体育认识的缺失，其根源是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关注度明显下降。

3.3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的削弱

“群体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地缘——自然环境，产生于群体的人与地缘——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产生于他们与特定自然和人文地点如山脉、河流、平原、谷地、城市、广场、学校和庙宇等的有机结合”，民族传统体育是由许多不同区域的文化事象所构成的，这既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必须借助特定环境来体现。目前，全国各地为了庆祝节日和庆典活动，都会通过本土的传统体育来祝贺“盛宴”，如广州在节日习俗、公司开业都会表演舞龙舞狮以图大吉大利之意，中国代表团在国外传播中国武术，使我们的国粹在海外开枝散叶。这些共性都是民族传统体育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回眸一个世纪以来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历程，面对西方体育的强势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日渐衰退，举步维艰。中国武术趋向于竞技化、体操化，某些传统体育文化“盛宴”也因此失去往日的色彩，从而陷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困境。

随着生活压力和社会竞争力的加大，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原来的“闲来时练拳，忙来时耕田”的原始韵味变为现在的“闲来时上网，忙来时挣钱”的发展趋势，这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都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从主观上来看，造成了现当代的一些人对西方体育的崇拜和敬仰，导致现当代的许多人关注传统体育、参与传统体育的人数逐渐减少；从客观上说，西方体育文化的进入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国道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方向。

3.4民族传统体育的“失语”与目标错位

自张伯苓提出“奥运战略”以来，我国体育界对竞技体育有了巨大的热情，以“追求金牌的数量而不追求金牌的质量”的标杆为方向，而忽视了全国人民的健康，更遗忘了我国具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民族传统体育。这种遗忘代表着对本民族文化的否定和拒绝。正如王岳川所叙述的那样：“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贱。”剖析世界体育史，可以看出：西方体育就是一颗璀璨的明星，引领着其他体育的发展内容与形式，能够深深感受到西方体育给东方体育乃至世界体育带来的文化烙印，使我们古老的中华文化处于“失语”的状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完全处于一种‘万马齐喑’的‘失语’状态”，这一“失语”迫使我们必须深刻反思自己的中国道路、中国历史以及我们自身的因素。“我国体育界长期以来，奥运战略占据主导地位，而根植于民间的体育项目逐步被遗忘。其民族爱国价值被忽视，文化教育价值被忽略，体育健身价值被淡化。这种“文化失忆”状态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遗憾。”基于此可以看出，我国民间体育在政治经济快速城市化社会进程中，伴随着以前古老村落地消亡，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体育正面临着目标错位的尴尬境地。

4民族传统体育摆脱困境的路径抉择：走中国道路

当下我们应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幸遭遇所难过、所流泪，时至今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仍在黑夜中摸索前行，这正如“一艘没有航行目标的船，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这就意味着民族传统将在不久的时日里会逐渐消逝在武林当中，遗忘在人们的脑海里。从长远来看，这种消逝与遗忘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不尊重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这正如王岗教授在课堂上所说：“其根源既不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错’，也不是这个民族的‘误’，而是中华民族的‘痛’那样。”这种撕心裂肺的“痛”正在发出呐喊，我们应拾其文化记忆，我们勇于担当重任，肩负起民族传统体育的崛起和复兴，我们义不容辞地坚持“走中国道路”而非“西方体育道路”，这正如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行得通、走得好。因此，民族传统体育只有“走中国道路”才能重新找回文化中国、自信中国、国家形象，才能更好地在中国大地上行走。

4.1民族传统体育应站在“中国道路”立场出发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有发言权。”鞋子是紧是松，是硬是软，只有穿上才能知道，因为脚的存在，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判断一双鞋子是否合适，能否耐穿。同理，在民族传统体育路径抉择上，只有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行得稳。

[JP2]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模仿，并没有摆脱“西方化”的阴影和困境，却使民族传统体育在“体育”中的失语，在“文化”中的缺位，也不谋而合地挤压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安全，为了捍卫民族传统体育的安全，必须着手实施和推广民族传统体育，坚守“中国自信”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就是促使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回归，加速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进程，转化民族传统体育“以西化中”的困境局面。为了摆脱西方体育的枷锁，拓展“文化自信”的理念，提升中国形象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应从二方面出发：一方面对在西方体育理念下民族传统体育取得的成就，进行文化反思和考量；另一方面，则要从本民族文化出发，寻找在“中国道路”下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新常态和路径抉择，最终才能重新找回民族传统体育在身体文化场域中的“国家话语权”。[JP]

4.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亟需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支持

“以‘体育’作为标准，以‘体育主管部门’作为行政管理并制定其发展策略时，就产生了‘重外轻内’，甚至是‘重外弃内’的‘文化割裂式’的发展模式”。正是体育主管部门主宰着文化发展模式，而使当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处在“其体还在，其魂已失”的文化割裂式的态势。为了达到民族传统体育“体魂同在”的文化境界，其发展瓶颈是不能缺少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扶持和保护，不能只依靠体育主管部门的管理和制定其发展策略，我们应多渠道、多元化地助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沉睡”状态向“苏醒”与“复活”状态转化，只有这样传统体育才能进入正确的道路。因为民族传统体育遍布于全国各地，根据“文化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体育项目，我们应尊重传统体育项目的差异性，所以我们在制定政策的同时，要主张实行“拿来主义”，这里的“拿来”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体育发展范式，而是要借鉴西方体育的精华和精髓，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更好地进行规范化传播和推广。基于此，我们主张为了民族传统体育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大力支持。

4.3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振兴需要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

“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發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因如此，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希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民族觉醒的意识，要有“文化中国”的自信，力求让本民族的文化得以回归、得以复兴。这里的回归和复兴始终是离不开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只有抓住两个空间才能更好地发展、进步，让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把优秀文化传播出去，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肯定，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现如今，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英国的拳击已走进奥运会的大家庭，立足于世界，在全球中的地位日益稳固，蜚声于世；印度“国际瑜伽日”的设立，在全国各地铺天盖地而来，这无疑对我们发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个西方体育竞技化的时代，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亟需同样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如何拓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我们积极推进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文化活动，做好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当今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对于大数据而言，民族传统体育应结合互联网的发展加快民族传统体育的空间发展；为了推进人民的健康福祉，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我们应积极在“全民健身”和“文化惠民”中得到传承。近日，据《中国文化报》报道：“《武林时空》在印尼传递出的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高质量的舞台效果以及精湛的功夫表演，一经亮相便震撼了雅加达观众，演出场场爆满。”这一消息的传出，足以证明以传统体育为代表的中国武术具有无限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由此可以看出，面对当下和未来的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我们应对本民族的历史进行研究，挖掘其文化价值，进而形成中国道路的民族传统体育所独有的文化体系，并逐步推向世界，与世界共享。

“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一代代以接受西方体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过程，逐渐使当代社会的主流人群对自己民族传统体育的存在形式、内容及文化内涵产生了隔阂。”从教育的视角来说，我们应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简单有趣地融入学校之中。王岗教授在《学校武术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与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大、中、小学武术教育的现状是：正处于“表面繁华”遮蔽中的“名存实亡”的尴尬境遇。”中国武术作为传统体育的代表竟然陷入如此的境界，我们到了该反省自己的时候了。无独有偶，吕韶钧也论述道：“当前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处于边缘化状态。” 由此可以看出，以中国道路来认识和解读民族传统体育是不可或缺的文化视角，努力将本民族的传统体育如中国武术、舞龙、舞狮、空竹等项目推向到欧洲、大洋洲乃至西方体育文化之中，彰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传播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思想，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助推下，让全世界的人们共享中国传统体育带来的文化魅力，让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更好更快地发展下去。

4.4搭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机构

扩大研究队伍，不断健全学科体系，同时增加中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力度，形成一个适合民族传统体育健康发展的管理机制。“但繁华落尽终归沉寂，温情脉脉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发展隐忧。”别外，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也面临着一系列机遇与挑战。因此，为了民族传统体育更好地继承和传承下去，我们要坚持以中国道路为指导，探索构建具有中国道路的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体系，不断增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全面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5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动力源泉既要传承更要创新

民族传统体育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审视，“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通过文化，人类在不同层面和视角中确证着自己的本质。”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它是本民族独特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有自己的文化境界、有自身的文化诉求。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延续并不仅仅局限于过去的静态保护，更重要的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传承最重要的是它的活态性，不能只有文本资料记载，而没有活态资料。”这里就一语道破了文本资料和活态资料的重要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以武术为例，武术的师徒传承和学校武术的推广都是民族传统体育动态发展的过程，从一招一式的动作变化到一拳一理的哲学阐释，都是通过活态的形式进行传承发展的。

“文化传承是每个民族得以生存的基础和继承发展的前提。文化创新是民族生存的核心力量。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所以，我们倡导“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同时进行，在其过程中要坚持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在“文化自信”、“文化中国”的传承过程中来引领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发展。

5结论

“中国道路的崛起需要道路自信”，因此，面对东方体育的民族传统体育也应树立“道路自信”的理念，因为只有坚持民族传统体育的“道路自信”，才能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道路上不断发展更新，只有坚持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个性，才能充分张扬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文化魅力。同时坚守“中国主体性”的根本立场，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和利用纳入中国道路，不断继承与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升民族传统体育认同感，努力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重新“复兴”和“崛起”创造新契机。在民族传统体育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坚信当下民族传统体育的重新“回归”和“返场”将会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果不其然，当代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中国文化的快速崛起，以及西方“泛竞技化”的强势文化正在被削弱，这都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中国道路”增加了些许信心和决心，呼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当代抉择：“走中国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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