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历史地位探析论文

摘要：文章以传统文化资源的研究视角，在梳理山东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基础上，针对其文化产业发展中与地方文化资源不匹配、产业内发展不平衡、产业融合度低以及集聚效应弱等问题，提出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应从文化资源本体、客体视角，引导文化旅游发展模式;以政府驱动型模式转变，引领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自组织演化;以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实现文化产业链延伸与跨界发展。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齐鲁文化历史地位探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齐鲁文化历史地位探析论文 篇1：

近年来黄河文化研究述评

关键词：黄河文化;研究述评;黄河文明

摘 要：自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讲话以来，有关黄河文化的研究被推上新的高度。学界围绕黄河文化的界定与内涵、黄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黄河故事的创作与传播、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等内容进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章分析了2019年9月至今有关黄河文化的研究成果，发现相关研究正以学理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学科领域与研究群体多元化、学科交叉融合现象日益凸显的态势向前发展，同时也呈现出具体研究较少、历史文献利用不足、多数文章体量不够、研究深度欠缺等特点。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与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与精神标识。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会上强调了黄河文化所蕴含的时代价值。他指出，要“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此后，关于黄河文化的讨论与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高潮，沿黄九省（区）社科院、高等院校、博物馆等单位不仅成立有黄河文化研究会、黄河文化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研究基地、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等机构，创办黄河文化相关杂志，编制黄河文化保护弘扬传承规划，编纂《黄河文化百科全书》《黄河文化研究丛书》《中华诗典·黄河卷》《黄河文献丛书》《黄河生态环境文化丛书》，还组织了多次不同形式的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座谈会、研讨会、论坛等，极大地提升了黄河文化相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笔者仅就知网数据进行统计，自2019年9月至今有关黄河文化研究的论文就有270多篇，研究领域涵盖黄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阐释与传播、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等诸多方面。本研究将以此为基础，从黄河文化的界定及其内涵、黄河文化的遗产利用与保护、黄河故事的创作与传播、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四个方面，对近年来与黄河文化相关的成果进行评述，以期能够为后续黄河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1 黄河文化的界定及其内涵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提及黄河文化，首先要清楚什么是黄河文化以及黄河文化的内涵外延如何界定两个问题。由于黄河流域范围广阔、文化成果众多，学者们对于黄河文化的界定及其阐释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主要包含以下几种观点。

1.1 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一切文明成果的总称

徐光春在《谈谈黄河文化与炎黄文化》一文中谈道：“黄河文化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民间传说来看，主要形成于七八千年前的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先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一独具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多样性、持续性、广泛性的大河流域文化，即黄河文化。”[2]李立新在《黄河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一文中认为，“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典章制度、礼仪信仰、生产水平、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精神面貌、价值取向，等等。”[3]张锟在《丰富和发展黄河文化的时代内涵》一文中提出，黄河文化的范围和内涵是不断扩大增多的，在过去它已经创造性地与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新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新时代黄河文化将被赋予更多的内涵价值[4]。朱伟利则在《刍议黄河文化的内涵与传播》一文中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对黄河文化进行阐释，他认为广义上的黄河文化包括该流域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狭义上的黄河文化则集中于精神诉求、价值取向、基本理论以及行为方式[5]。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对于黄河文化的内涵界定，学者们一致认为黄河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广泛、成果众多，涵盖社会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凡是由黄河流域人民创造出的成果，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均可以算作黄河文化。黄河文化内涵外延的明晰，无疑能够给后续研究工作提供积极指导作用。

1.2 黄河文化由沿黄九省（区）的地域文化共同造就

黄河漫长而宽阔，流经区域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北方大地，其辐射的区域范围是巨大的。由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的地理环境特点，造就了这一流域不同的人文现象，黄河文化也可以被拆分成不同的地域文化。王乃岳在《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一文中认为，黄河文化是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等文化的有机组成[6]。朱伟利也在《刍议黄河文化的内涵与传播》一文中提出，黄河文化依照地域又可以被划分成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王卫星在《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一文中提出，黄河自西向东流经四川、青海、甘肃等九个省区，因此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性文化均可以看成黄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7]。而赵建吉则在《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一文中表达了不同观点，他按照社会文化关联、国家政策与黄河流域覆盖面积，将四川与内蒙古东部地区排除在外[8]。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除赵建吉的表述外，学界对于黄河文化的地域范围界定是一致的。黄河文化由沿黄九省（区）的各自地域性文化共同造就，以农耕文化为主，横向包括游牧文化与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赵建吉对黄河区域范围的划分缩小了黄河文化的外延，这样的划分显然不符合客观存在。既然黃河流经四川、内蒙古两地区，那么黄河文化、黄河环境治理就无理由将其排除在外，两地区形成的地域文化无疑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黄河文化以中原文化为核心

从空间角度看，黄河文化由众多地域性文化构成;从文化演进角度分析，黄河文化又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在这些风格各异、内容众多的地域性文化中，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

杜学霞在《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黄河文明的关系阐释》一文中提出，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总称，中原文化既是黄河中下游河南段的文化，又是黄河文化的最高体现和集中代表[9]。崔学军认为，由于河南地区地势平坦开阔，因黄河水流冲击形成适宜农业发展的广阔平原，因此该地区在很早以前便出现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文明，黄河文化的实质是以中原（河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流域文化[10]。李庚香在《勇担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的历史责任》一文中认为，由于河南地区“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的缘故，从历史文化资源的角度展示了中原文化在黄河文化、黄河文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11]。张新斌也在《打造黄河文化主地标的构想与思路》一文中提出，打造黄河文化主地标，应在河洛交汇处，即河南境内进行选址[12]。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原地区历史悠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四千年以中原地区为核心，黄帝主盟中原、夏禹建都阳城、八大古都中原占据其四（郑州、安阳、洛阳、开封），同时还诞生了四大发明和《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中原地区不仅有农耕文化的重要展示，正如姚大中在《黄河文明之光》一文中所述：“中国最古农耕文化的仰韶文化，今日学术界的定说，系中国独自起源与独立创造”[13]，更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区域，因此中原地区要引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勇于承担传承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保护黄河文明的大任，打造黄河文化新高地。

2 黄河文化遗产的利用与保护

2.1 黄河文化遗产的数量

黄河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分布于黄河流域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和。根据万金红在《保护黄河水文化遗产，讲好“黄河故事”》一文中的统计，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黄河流域共有不可移动文物约12.4万处，占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总数的16.2%，区域不可移动文物密度约为全国平均密度的1.9倍。黄河流域内的世界遗产有（含文化景观和双遗产）1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2，11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2，054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815处。国保单位分布密度约为全国平均密度的2.6倍[14]。唐金培则在《促进黄河文化遗产系统高质量保护 切实加强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一文中提出，在全国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重点构建的6个片区中，有4个都集中在黄河流域，并且黄河流域拥有19项世界文化遗产，占全国41项总数的46%[15]。张治东在《黄河流域宁夏段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一文中提到，到2019年为止，沿黄九省（区）正式公布的省（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含扩展名单）已达近5，000项[16]。从上述学者们的统计中不难看出，黄河流域因为开发较早、历史悠久的缘故，为当今社会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展现着人类对黄河流域自然生态开发利用的进程，表达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品质，黄河文化遗产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

2.2 黄河文化遗产的利用

黄河文化遗产既具备文化效应，传递黄河流域人民的开拓奋进史，也具备相当程度的经济效益。利用好黄河文化遗产资源，不仅可以起到保护黄河文化，弘扬黄河文明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对于黄河流域文化遗产的利用与保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2.2.1 利用图书馆资源，对黄河流域的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保护。王平在《面向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书馆特色馆藏资源建设》一文中提出，要充分使用好黄河流域的图书馆资源，利用图书馆的文化遗产保护职能，加强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藏资源建设，以特色数据库、文创资源的形式不断加强图书馆对于黄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功能[17]。李景文也曾在《黄河文献的保护与利用》一文中提到，要充分发掘黄河文献对于黄河文化遗产、黄河文明的传承功用，以保护黄河文献的形式激活黄河文化遺产[18]。王燕在《黄河碑石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碑石档案为例》一文中，对该地区现存碑石档案的内容及特点进行分析，并针对碑石档案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大保护力度、建立数字文献库、对碑石档案进行开发和利用转化的有效措施[19]。

2.2.2 将文化遗产的利用与生态治理相结合，在治理生态的过程中保护黄河文化遗产。杨伦在《农业文化遗产视角下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一文中认为，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发源地，在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农业文化遗产，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效益与价值[20]。薛华在《黄河水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型及其价值》一文中提出，黄河流域的水文化遗产种类丰富、类型多样，具有历史、文化、科学方面的价值[21]。

2.2.3 创新利用黄河文化遗产，在传承保护中赋予其新活力、新内涵。游晓蔓在《文化创意产品下黄河澄泥砚传统工艺的“再设计”研究》一文中，以黄河澄泥砚为例分析了黄河文化遗产的创新利用，从工艺材质、功能形制、情感的创新以及互联网推广几个方面提出构想[22]。张锟则在《黄河左岸文化遗存的挖掘与开发》一文中提出，要将黄河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结合，打造旅游基地，使黄河遗产的经济效益与文化作用结合起来[23]。

3 黄河故事的创作与传播

黄河流域历史悠久、地域广阔，黄河故事十分丰富，内涵深厚，既有黄帝文化、姓氏文化彰显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表达着先民们利用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的精神;又有延安精神、铁军精神谱写着一部近代斗争史，传递着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有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书写着新中国从贫困走向富强的奋斗历程，描绘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精神风貌。由此可见，讲好黄河故事，对于坚定文化自信，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1 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

潘汶奇在《讲好黄河故事的时代价值与有效途径》一文中提出，讲好黄河故事有利于传播黄河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有利于弘扬黄河精神，凝聚精神力量;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与世界的交流，传播中国价值与声音;有利于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发展[24]。刘晓静在《讲好“黄河故事” 打造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高地》一文中认为，讲好黄河故事对于延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打牢文化强国的扎实根基具有重要意义[25]。

3.2 讲好黄河故事，彰显地域特色

一些学者着眼于黄河流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提出应因地制宜讲好黄河故事。张志仁在《延续历史文脉 讲好“黄河故事”》一文中根据山西地区的情态特点，认为讲好黄河故事要利用山西地区的古文明资源，要开发宣传山西地区的红色资源，要将山西地区的发展与黄河故事结合起来[26]。韩城市政协在《弘扬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一文中从韩城地区的人文特色出发，阐述讲好黄河故事关键在于利用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升级与打击文物盗窃等几个方面[27]。李孟舜在《创新节日表达 讲好黄河故事》一文中提出，河南地区要想讲好黄河故事，就要承认中原节日文化传统，对其加工利用并形成品牌效应[28]。戴美玲在《弘扬河湟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一文中谈到，要挖掘河湟文化价值内涵，讲好黄河源头故事[29]。

3.3 讲好黄河故事，弘扬时代价值

3.3.1 从具体案例出发，分析讲好黄河故事的重要举措。吴卫东在《立足黄河档案 讲好黄河故事》一文中表示，开发档案资源对于讲好黄河故事的意义重大，要从档案整理与开发的角度入手，积极发掘黄河档案资源的时代价值[30]。张建松在《讲好历史上黄河治理故事应关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黄河治理故事”是黄河故事的组成部分之一，讲好“黄河治理故事”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要努力发掘历史上有关治理黄河的动人故事，努力推动治黄文化、观念、价值的传播[31]。

3.3.2 关注黄河故事蕴含的文学、艺术色彩，对艺术作品中体现的黄河文化进行分析。黄高锋在《新时代如何以文学方式讲好“黄河故事”》一文中认为，文学在讲述黄河故事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要不断深入挖掘“黄河”母题，发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与民族精神，注重时代创新，体现审美追求[32]。徐宾在《“讲好黄河故事”——黄河纹样在现代文创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一文中提出，黄河纹样是黄河故事的表现形式之一，可以从加强地区纹样及文创沟通、构建纹样创新体系等角度入手，对黄河纹样进行再设计[33]。吕东亮从个案角度入手，在《荡气回肠的黄河故事——重读李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一文中，分析了《黄河东流去》一书中所讲述的黄河故事的真实性，以及该书通过讲述黄河故事表达了在那一时代难能可贵的文化自信[34]。杨志敏在《银幕中流淌的黄河故事》一文中，通过对电影史上有关黄河文化的影视作品进行梳理，认为电影是展现黄河文化、讲述黄河故事的重要形式，在未来要对黄河这个“超级IP”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35]。

3.3.3 从宏观角度出发，提出讲好黄河故事的具体措施。周海涛在《如何讲好“黄河故事”》一文中提出，讲好黄河故事，首先要注重流域各个区域的合作交流;其次要以项目为带动，将文化优势产业转化为传播优势;再次要搭建学术平台，运用新的技术理念;最后要通过加强基础教育的方式，提升民众对黄河文化的认同感[36]。兰苑在《弘扬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一文中认为，讲好黄河故事，一方面要保护传统文化，挖掘时代价值;另一方面要坚持创新发展，不断推陈出新[37]。

4 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黄河文化孕育着巨大的时代价值，黄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文化注入力量，还可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能量。

4.1 黄河文化时代价值的具体表现

崔学军在《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一文中强调，黄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国家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38]。许学深则在《浅论黄河文化的新时代价值》一文中认为，黄河文化的包容性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宝贵经验，黄河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可以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支撑，黄河文化中的宝贵精神是激励中华民族前进发展的动力[39]。苗长虹也在《黄河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一文中认为黄河文化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其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而“大一统”精神则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感，包容的精神又是构建新时代大国外交的历史范本[40]。

4.2 实现黄河文化时代价值的重要路径

刘婵在《为黄河文化注入新时代内涵》一文中从博物馆角度入手，认为博物馆具有良好的文化承载作用，对博物馆建设方式进行创新，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参观，可以起到传播黄河文化的作用[41]。杨国龙在《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一文中认为要从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展现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既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树立黄河文化遗产“一盘棋”思想，开展遗产保护与文献整理相关工作，又要采取新的传播方式，讲好黄河故事，使黄河文化生动鲜活，同时还要开展相应的教育活动，推动黄河文化的普及[42]。李敬则在《黄河文化的三个价值维度》一文中认为，黄河文化的价值可以通過黄河流域的城市体现出来，在保护和传承黄河文化的过程中，要将其与城市发展融合，将黄河文脉延续与城市建设结合，打造城市文化品牌[43]。

5 黄河文化研究呈现的若干特点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黄河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尤其是对黄河文化的历史内涵、外延及时代价值等有了清晰的认识，呈现出如下特点。

5.1 学理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党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精神，为“弘扬黄河文化，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的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使黄河文化研究的目的性更加明确。通过梳理近年来关于黄河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章可以发现，黄河文化的研究主要围绕概念界定、黄河文化遗产、黄河故事、黄河文化时代价值、黄河生态治理等方面展开。虽仍以文化研究为主，但其研究方法已从纯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化，尤其是对生态、环境、遗产、民俗文化的重视，无疑扩大了黄河文化研究的视域。

5.2 学科领域、研究群体多元化

近年来，研究黄河文化的成果已经不再局限于历史文化视角，而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就其研究领域而言，涵盖了历史、政治、科技、经济、军事、环境地理等多个方面，既研究黄河的文明起源、黄河精神、黄河人物、黄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河民俗、黄河神话，又研究黄河生态、黄河旅游、黄河治理、黄河环境、黄河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等。就研究者群体来说，不仅有黄河学人、黄河治理者、黄河爱好者的辛勤耕耘，还有沿黄九省（区）各级政府的党政负责人、管理工作者的宏观把控和顶层设计。研究领域的多元化、研究群体的多样性无疑使黄河文化研究充满了活力。

5.3 学科交叉现象日益显现

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选题虽偏重于人文，但其论证架构、思考路径往往将触角延伸到生态治理之中，在文化研究中体现生态意识，在生态治理中展现人文情怀，将文化、生态，人文、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型的、充满生机的研究模式。

6 结语

就整体研究效果看，目前对黄河文化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研究的空间、论题的缺失还有很多：一是涉及内容宽泛，研究深度不够。大多数论证黄河文化的文章都集中于“顶层设计”，即通过分析黄河文化的历史、组成论证保护黄河文化的必要性与方式，仅有少数文章从某一具体角度出发，阐述传承与保护黄河文化的可行性。相关文章对宏观问题的讨论较多，实证研究较少，很大程度上导致相关研究趋于空泛化、表层化。同时，许多文章形式简、篇幅小，如在已见刊的二百余篇文章中，不少是以“豆腐块”的形式发表在报纸、期刊上，无疑会影响作者观点的阐发。二是对历史文献不够重视。黄河文化延续数千年，有着深厚的文献积淀，研究黄河文化应当考虑文献记载的重要性，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碑刻、庙宇、堤坝、城址、村落、关津、地名、仪式等资源，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文献遗产资源，不断提升黄河文化研究的深度。

展望未来，黄河文化研究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打破时空概念，融贯古今，联系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民俗、不同文化的客观实际，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黄河文化进行深度阐释与弘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明确黄河文化研究的动态与走向，以富有创新性的方法思路与学术成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9（20）：4-11.

[2] 徐光春.谈谈黄河文化与炎黄文化[N].河南日报，2020-08-18（06）.

[3] 李立新.深刻理解黄河文化的内涵与特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9-21（04）.

[4] 张锟.丰富和发展黄河文化的时代内涵[N].河南日报，2020-09-16（21）.

[5] 朱伟利.刍议黄河文化的内涵与传播[J].新闻爱好者，2020（1）：32-35.

[6] 王乃岳.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J].中国水利，2020（5）：50-53.

[7] 王卫星.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N].人民政协报，2020-09-08（03）.

[8] 赵建吉，刘岩，朱亚坤，等.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J].资源科学，2020（1）：159-171.

[9] 杜学霞.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黄河文明的关系阐释[N].河南日报，2020-03-27（09）.

[10] 崔学军.黄河文化历史成因及思想内涵探析[N].新乡日报，2020-07-21（03）.

[11] 李庚香.勇担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的历史责任[J].治黄科技信息，2020（4）：13.

[12] 张新斌.打造黄河文化主地标的构想与思路[N].河南日报，2020-08-05（08）.

[13] 姚大中.黄河文明之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40.

[14] 万金红.保护黄河水文化遗产，讲好“黄河故事”[N].中国文物报，2020-08-18（03）.

[15] 唐金培.促进黄河文化遗产系统高质量保护 切实加强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N].中国文物报，2020-01-10（06）.

[16] 张治东.黄河流域宁夏段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宁夏党校学报，2020（2）：121-128.

[17] 王平，李扬扬，张宝莹.面向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书馆特色馆藏资源建设[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0（8）：8-13.

[18] 李景文.黄河文献的保护与利用[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0（8）：2-4.

[19] 王燕.黄河碑石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碑石档案为例[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21-25.

[20] 杨伦，闵庆文，刘某承，等.农业文化遗产视角下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J].环境生态学，2020（8）：1-8.

[21] 薛华.黄河水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型及其价值[J].黄河.黄土.黄种人，2020（14）：33-38.

[22] 游晓蔓.文化创意产品下黄河澄泥砚传统工艺的“再设计”研究[J].陶瓷研究，2020（4）：62-65.

[23] 张锟，杨春梅.黄河左岸文化遗存的挖掘与开发[N].河南日报，2020-08-05（08）.

[24] 潘汶奇.讲好黄河故事的时代价值与有效途径[N].河南日报，2020-08-22（04）.

[25] 刘晓静.讲好“黄河故事” 打造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高地[J].中国民族博览，2020（11）：4-7.

[26] 张志仁.延续历史文脉 讲好“黄河故事”[N].山西日报，2020-03-02（09）.

[27] 韩城市政协.弘扬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N].各界导报，2020-09-03（03）.

[28] 李孟舜.创新节日表达 讲好黄河故事[N].河南日报，2020-02-04（06）.

[29] 戴美玲.弘扬河湟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N].青海日报，2020-10-19（09）.

[30] 吴卫东.立足黄河档案 讲好黄河故事[N].河南日报，2020-01-05（04）.

[31] 张建松.讲好历史上黄河治理故事应关注的几个问题[J].新闻爱好者，2020（2）：37-40.

[32] 黄高锋.新时代如何以文学方式讲好“黄河故事”[N].中国艺术报，2020-08-14（03）.

[33] 徐宾，田卓明.“讲好黄河故事”：黄河纹样在现代文创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湖南包装，2019（5）：55-59.

[34] 吕东亮，秦越.荡气回肠的黄河故事：重读李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J].南腔北调，2020（3）：2-11.

[35] 杨志敏.银幕中流淌的黄河故事[N].河南日报，2020-09-18（31）.

[36] 周海涛.如何讲好“黄河故事”[N].河南日报，2020-09-02（10）.

[37] 兰苑，邢炎.弘揚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N].山西日报，2020-07-14（10）.

[38] 崔学军.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N].新乡日报，2020-07-27（03）.

[39] 许学深.浅论黄河文化的新时代价值[J].明日风尚，2020（11）：180-181.

[40] 苗长虹，艾少伟，喻忠磊.黄河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N].河南日报，2019-11-01（09）.

[41] 刘婵.为黄河文化注入新时代内涵[N].河南日报，2019-12-25（06）.

[42] 杨国龙.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20（1）：102-107.

[43] 李敬.黄河文化的三个价值维度[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0（2）：99-102.

（编校：徐黎娟）

收稿日期：2021-03-09

作者简介：李景文（1958— ），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王佳琦（1996— ），河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作者：李景文 王佳琦

齐鲁文化历史地位探析论文 篇2：

基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摘要：文章以传统文化资源的研究视角，在梳理山东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基础上，针对其文化产业发展中与地方文化资源不匹配、产业内发展不平衡、产业融合度低以及集聚效应弱等问题，提出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应从文化资源本体、客体视角，引导文化旅游发展模式;以政府驱动型模式转变，引领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自组织演化;以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实现文化产业链延伸与跨界发展。

关键词：文化资源;传统文化;市场演化;社会资本

文化产业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基础，以创意为灵魂，以资本为动力，以科技为引擎，以市场为平台的行业。伴随我国经济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也步入了迭代发展的全球化时期。自党的“十九大”以来，结合山东省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化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通过文化强省战略的引导，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等重大工程的实施，我省文化产业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新型文化业态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势态。

一、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

据山东省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7640.2亿元，增长8.7%，第三产业占比53%。截至201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已达到3018.0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4.2%，年均增长率高达12.9%，比2012年的1519亿元增加了1499亿元，增加了1.98倍。山东省现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项，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173项，省级非遗项目751项。

省级及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7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市场百花齐放，文化单位大量涌现，截至2018年末，文化及相关行业法人单位共15.9万个，文化产业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数高达142.0万人，其中文化服务业占比47.9%，成为推动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此外，山东省文化产业集聚效应逐渐凸显，目前拥有省级及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共188个（其中17个为国家级），标志着山东省文化产业走向集约化与规模化。

（二）政策体系日趋完善

为加快山东省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实现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近年来，山东省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促进全省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品牌效应逐步显现

山东省较好地结合本地的文化资源现状，以品牌塑造为引领，基本形成了孔子文化节、青岛啤酒节、潍坊风筝节等具有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文化节庆品牌;以影视剧为载体，形成了《闯关东》、《大染坊》等电视剧领域的闪动现象;还有以《大羽华裳》为代表的极具山东特色的旅游演艺品牌，以及具有中国风的动漫游戏《圆明园》等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品牌。此外，传统文化领域的企业龙头，如山东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出版集团等国有文化企业在全省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压力下，经过企业内部深化改革，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全省文化产业迅猛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

与此同时，以国际孔子文化节为标志的文化事业也成繁荣发展之势，成功举办了第三届文化惠民消费季、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作品展以及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篆书篆刻刻字展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具有浓厚山东地方特色的大型民族歌剧《沂蒙山》持续完成各类演出86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捧。山东各地在不断推出各级各类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的同时，公共文化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截至2019年末，全省各地城市影院达到575家，票房收益也增加到28.8亿元。省内各级公有艺术表演团体达到105家，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257家，另有美术馆、文化站分别为55个、1819个。出版各类图书共计17余万册。

二、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资源不匹配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众多制约因素中，发挥突出作用的分别的是资源、技术和创意。[1]其中文化资源禀赋的独特性以及文化存量盈缺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山东省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資源，包括遗址形态和器物形态为代表的自然文化资源;文献形态、名人文化形态、技能技艺形态以及节庆活动形态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及风俗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运河文化资源等。据统计数据显示，山东省现有4处世界级文化遗产，1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个;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8个，国家级名录173个，省级名录751个，国家级传承人51名，省级传承人296个。[2]但是这些资源开发和保护的系统性、协同性亟待提高。例如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泰山，除作为旅游景点外，所推出的实景演出项目《封禅大典》，与《梦回大唐》、《印象西湖》等大型实景演出项目就制作质量、效果等方面相去甚远。此外，山东省民俗技艺文化资源虽然总量较大，但地理位置较为分散，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因受固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创新意识和能力都有待提高，活态传承后继乏力。具体而言，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展的观念、层次和方法等方面。为此，从目前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来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尚处于较为低级的水平，文化资源的潜在优势并未转变成产业优势，与此相符的高端 IP 尚未形成，产业链的长尾效应没有显现，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更未形成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

（二）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

山东省文化产业及文化事业发展虽然体现出迅猛的势态，但是在发展区域、产业及产品结构、发展模式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难题。

首先，区域结构不平衡。胶东沿海地区的青岛、烟台等市和省会济南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和从业人数上较之其他地市优势明显，其营业收入总额占全省文化产业总收入的半数以上。而其他地区文化产业虽也有较快的发展，但是无论是在规模、总量和特色等方面，都与上述胶东沿海地区和济南等有明显差距。[3]

其次，产业结构中核心层占比过低。从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结构状态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等传统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实力虽然明显增强，新兴文化业态的发展也呈现较快发展，但在文化产业增加值中占比还很小。这反映出全省文化产业，尤其是新兴文化业态的原创力弱，原创水平不高。

再次，產品结构上低端制造占比过大。从现有资料整理中可以得出，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中文化用品、设备制造业等相关产品所占比重过大，占整个行业增加值的56%。文化产业增加值中高附加值占比太低，产品供给结构失衡比较严重。

最后，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的政府驱动型[4]仍呈强势。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主要依靠政府驱动型发展模式的推动和市场经济的诱致，其中，政府驱动型发展模式发挥了主体作用。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21世纪初我国加入 WTO 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趋势，必须转向系统的开放，也必定推动政府驱动型模式这一封闭系统走向开放。从全省文化产业运行模式的现状看，中小微文化企业占文化企业总数的九成以上。据对全省文化产业的有关数据测算，2018年底，新增文化企业共计64818家，大、中、小、微型企业各占0.01%、0.06%、3.32%和96.60%，涉及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等行业领域。[5]从数据分析来看，以市场驱动型为主的中小微企业占文化产业全行业企业总数的99%，然而，其对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和增收的贡献率与极高占比不相符，也难以满足文化消费需求的爆棚式增长。

（三）产业融合度低，产业集聚效应弱

行业间的融合及跨界融合是市场竞争的自然选择，新技术的迭代发展加速了跨界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以动漫产业发展为例，省域内的动漫企业和动漫原创品牌经过近十几年融合发展，动漫产业链已显雏形，并于2015年联合成立了山东省动漫行业协会。2018年省内10余家动漫企业组团参加了中国国际动漫节，产业融合的效果初步显现。2017年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牵头构建全省重大文化项目投融资平台、国有文化资本运营平台、文化基金管理运营平台和文化金融服务支持平台，致力于打造“全国领先的跨系统、跨行业、跨区域的大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并于年底成立了山东省文化创意设计行业协会，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然而，文化产业与金融、科技、旅游等行业的融合尚处起步阶段，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文化产业科技利用层次浅，旅游产品的文化附加值较低等问题仍较为突出。

产业融合的起步虽对山东及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发挥助推作用，但产业集聚效应仍不明显。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快速增长也近二十余年。二十余年间全国各省区的文化产业园区增长迅速。山东省内的文化产业园区也经历了快速增长期，发展势头时至今日不减。文化产业园区的建立和增长是市场竞争的自发结果和产业集聚的重要标志。然而，园区建设和发展的行政属性和市场主体缺位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表现出现有文化产业园区的规模小、位置分散，园区房地产化、缺乏市场化的运营机制，园区间同质化、同构化竞争严重，园区本应具有的集聚效应更无从谈及。如青岛的1919文化创意产业园从成立之初的盛况，短短几年间迅速由盛转衰;济南市的长清大学城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也在建立之后的几年内呈现出势衰的走向。文化产业园区内企业缺乏差异化，地域性文化资源的原创设计更是凤毛麟角，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力尚需培育，导致园区缺乏核心竞争力，其集聚效应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三、转变观念，创新机制，提升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作为文化资源大省，只有在资源占有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文化创意作为文化资源开发保护利用的原动力，以科学技术作为其开发保护利用的驱动力，以社会资本作为其开发保护利用实施的重要保障，激发文化产业发展潜力及增强其竞争力的发展思路，才能够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优势，实现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实现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为此，本文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尝试着从文化产业演化模式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以文化资源本体和客体视角，引导文化旅游发展模式

从国内外文化旅游发展的实际观察，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最普遍的形式是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及市场演化的自适应性过程。山东省丰富而独特的地方文化，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等文化资源，只有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和文旅产品的整合及包装，才有可能使其成为齐鲁文化旅游的独特形象和核心竞争力。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需要深入挖掘山东的本地文化元素，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齐鲁文化进行有效挖掘和创意包装，提升文化资源的利用水平和品位。如“好客山东”的创意在整合了滨海、观光、度假和节事等旅游产品的十余年实践中，初步形成了本地的旅游品牌和文化标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山东文化旅游的品牌认知度和社会影响力。目前，我省文化旅游项目多以文物古迹、自然风光等静态展示为主，游客缺少深度体验和参与互动，文化旅游业的长尾效应还没有形成。虽有诸如泰山方特欢乐世界将文化资源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文化旅游深度体验和互动参与的尝试，但真正的具有山东文化特色的文化 IP 还没形成。体验经济作为21世纪全世界文化旅游业发展的蓝海，必须在充分和科学地挖掘、阐释山东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遗存的前提下，通过再创造，衍生出更多且极具山东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培育出齐鲁文化 IP，才能够为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文化基础，也才能够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以政府驱动型模式引领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自组织演化

山东省在经过了几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目前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只有体制改革上实现新突破和新进展，才能够实现文化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要实现按照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去改革文化市场，通过市场配置文化资源，加大文化体制机制的深入改革及创新是关键。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实践，验证了政府驱动型和市场演化型双主体并存发展模式的有效性。当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出现失灵时，政府驱动型能够通过宏观调控加以弥补，同时市场演化环境下文化产业发展也能够及时纠正政府的政策失效等情况的发生，只有两种发展模式互相融合，才能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深入推进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完善文化市场体系，落实和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和基础作用。目前我國及各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正处在由成长期向成熟期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文化产业发展始终是在政府驱动型发展模式的主导下前行的，再加之政府驱动型惯性思维的锁定，以及文化产业系统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压力，其“先天性优势”的思维惯性必定会阻碍文化产业市场演化模式的形成和运行。要实现市场演化型发展模式自适应性运行，以诱致文化产业及文化企业的自组织发展，必须要打破和限制政府驱动型模式的不良阻碍。以市场演化的利益驱动，激发文化产业主体提供更多的有效的文化消费产品，增加和丰富文化产品供给，满足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要，增强海内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三）以产业集聚延伸产业链，以产业融合实现跨界发展

根据山东各地区的文化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情况，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和布局全省的文化产业发展，以政策引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或集聚区的发展演化。以各地独有文化资源为底蕴，通过文化产业园区或集聚区的市场化运行，吸引社会资本的注入，实现其差异化发展。如以山东动漫行业协会等组织为载体，以文化创意核心企业为动力源，吸引相近相邻的企业进入，引领区域文化产业资源的整合，以及园区、集聚区或产业集群的分工协作，构筑和延长文化产业链，提升其产业园区或集群的集聚效应。以“文化创意 +”的思维为牵引，助力地方性传统企业入驻文化产业园区或集聚区等群落，以新技术为动力，鼓励和扶持传统文化企业的转型升级。以“互联网 +”思维，鼓励不同行业企业的跨界融合，促进新兴文化业态及新兴产业集群或集聚区的的兴起和发展，培育我省文化产业的新兴市场竞争力;通过新旧文化产业园区或集群的竞争合作，培育和增强全省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王亚川.论文化产业内部结构的划分与演进——基于核心要素的视角[J].北京社会科学，2007（6）

[2]    胡爱敏.探析山东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路径[J].中国国情国力，2019（11）

[3]    王丽梅，宋春燕.山东省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工业技术经济，2011（6）

[4]    夏春红，章军杰.山东省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综合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5（3）

[5]    孙吉国.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山东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研究[J].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2020（1）

作者简介：

王田（1990—），女，山东聊城人，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助教，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产业管理。

本文系2016年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基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16WF38

作者：王田

齐鲁文化历史地位探析论文 篇3：

乡村振兴与传统乡土庄园空间文化保护

摘   要： 通过对“石氏庄园”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进行详细阐述，了解国家级传统村落大七村“石氏庄园”的概况，探寻“石氏庄园”极具丰富的建筑艺术、物质精神、历史文化价值，形成“四个以”的石氏庄园空间文化保护和发展框架思路，打造“四个相结合”的庄園文化保护发展新策略新方法，解决“空心村”“村落经济发展滞缓”和“文化保护不足”的问题，增强对“石氏庄园”和乡土庄园文化的保护性和发展性。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乡土庄园   文化保护   石氏庄园

一、引言

“乡土庄园”是乡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的一种形式，但在国内外期刊上并无详细记载“乡土庄园”一词相关文献。“乡土建筑”一词最早于十九世纪中叶在英国逐渐认知，学术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叶成型，意为“包含住宅及人民的所有其他建筑，与周遭文脉，与可获得的资源相关联”，即具有自发性、本土性、民俗性和传统性。以上总结，乡土庄园可以定义为由劳动人民创造，为了满足精神和物质等多层面、多方面的需求，自发设计的一种乡土建筑。乡土庄园既继承着民间最本源的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基因特征，以及许多传统优秀的文化行为和文化装饰，又保持这个地区最原始的文化思维及最本色的艺术叙事传统。“石氏庄园”是鲁中地区少有的保存完好的乡土庄园建筑群，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和保护本地区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二、“石氏庄园”概况

石氏庄园坐落于淄博经济开发区北郊镇大七村，济青高速以北，孝妇河东岸，北邻邹平石县长山镇。石氏庄园是鲁中地区少有的保存完好的乡土庄园建筑群，始建于清朝末年，是知名乡绅富贾石廷绪、石廷升、石廷继三兄弟的家宅。它在当地占地规模为13340平方米，共有4个宅区、1个书房、2座家庙、2处墓地。另外，外村还有3处小庄园，4个宅区共有19套四合院。大七村是淄博市乡村记忆试点单位，2015年5月列入山东省第二批省级传统村落，2016年11月列入全国第四批国家级传统村落，2015年石氏庄园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石氏庄园”的空间文化保护的意义

（一）具有丰富的建筑艺术文化价值。

石氏庄园为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建筑风格，院落方方正正，随处可见青砖黛瓦的景象，建筑形式为砖木混合结构。原石氏庄园总占地26亩，分南北两大部分，中间被一条长约一公里的东西大街分隔，共8处宅院，2处场院，1处祠堂，1处家庙，1处义校，房屋数百间，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

石氏庄园保存比较丰富精美的装饰样式和图案，大门两侧墙上现保存数量众多的拴马桩，大门口有雕刻精美的上马石。庄园东南角建有堡式二层小楼，为整个庄园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庄园，东侧和南侧的瞭望窗依然保存安好。房屋建筑采用木结构三开间四梁八柱式结构，砖木结构，结实美观。屋脊、屋檐有大量雕刻精美的砖雕图案，门窗和影壁装饰极具匠心，富有艺术表现力。

（二）具有多样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价值。

石氏庄园保存比较完好的原因之一是大七村远离闹市，受外界影响因素较少。遗留的物质文化不仅是鲁中地区独具特色的乡土庄园建筑群，还有很多传统的家具、摆设等实用性民俗老物件。比如庄园驯马的马嚼子、漆盘、石槽、磨盘、米斗、六合隔扇门、雕花片、供桌、老花窗、绿釉罐等。这些传统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反映出大七村及周边地区极具丰富的文化活动和风俗习惯，在研究乡土文化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石氏庄园精神层面同样是展现大七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体现。从庄园的布局和装饰上看，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庄园主人推崇儒家思想，又夹杂对佛教和道教的信仰。庄园的门窗、屋脊展现的精美图案代表着本地“民俗”的真实面貌，即体现出日常起居、礼仪节日、宗教信仰、岁时节令、娱乐劳作等精神文化。

（三）具有研究可考的历史文化价值。

石氏庄园的兴衰史是一部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时代变迁的历史，也是一部生动记载石氏家族的兴衰变迁史，从清朝名震乡里的五品奉直大夫到名震八方、繁荣昌盛的“八大鸿”（鸿昌泰、鸿昌福、鸿昌义、鸿昌元、鸿昌久、鸿昌恒、鸿来福和鸿源），再从举办赈灾慈善、建立学堂的庄园主到被日军洗劫，以至于后来族人分道扬镳、四海为家。石氏家族的发展不像红楼梦四大家族那样声名显赫，但过程性发展命途多舛。如果说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兴衰是描述一部贵族阶层封建社会衰落的话，那么石氏庄园的兴衰就是真实描述乡绅阶层仕途的辛酸史。

四、“石氏庄园”的保护和发展的框架思路

（一）以文物保护为基础，深入进行生态修缮。

目前石氏庄园保存比较完好的是大七村原石氏庄园北侧建筑，自西向东分别为西宅、中宅、东宅三大宅区，东侧为祠堂和家庙。4个大院落，共9套小四合院落，3个壁墙，2座大门，房屋百余间，占地16亩。尽管部分保存完好，依然有很多被人为破坏。针对庄园的保护，要开展生态、和谐、合理的修缮，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对于不可修复的建筑，利用VR技术情景式体验展示，避免人为二次性破坏。

（二）以旅游文创为重点，深入进行传承创新。

石氏庄园是鲁中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乡土建筑群，加上附近周村古城的影响力，可以促进大七村等周边乡村旅游文化的发展。单一的旅游量既不能满足庄园的维护管理费用，又不能更好地传播弘扬中华传统乡土文化。文创产品的流通既能弥补乡土文化上的信息阻隔和物品使用阻碍的不足，又能发展形成本地旅游产品“设计—生产—制作—销售”产业链，带动乡土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

（三）以内外驱动为核心，深入进行“技”“艺”融合。

“空心村”和“文化保护不足”是包括庄园所在的大七村面临的困局，主要原因是内驱力不足和外驱力被动牵制。将大七村石氏庄园打造成一张“石氏庄园八大鸿商品城”旅游名片，全面振兴以“八大鸿”为主题的内驱动力，展现当年“八大鸿”商业“技术”，发展本地区商业旅游文化。利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外部“艺术”驱动，引进新一代乡村旅游创新创业人才，协同“技”“艺”的深度融合。

（四）以乡村振兴为目标，深入进行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提出的重要战略，是国家为解决实施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方针，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乡土庄园是乡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镌刻在乡村传承基因中侧面乡土文化肌理的表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乡土建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石氏庄园为主的旅游文化圈将带动周边地区乡村“农业、农村、农民”高质量发展，打造新时代全面小康的新农村。

五、“石氏庄园”的保护和发展的实施策略

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石氏庄园的保护要与发展相结合，不仅要在保护中修缮好石氏庄园的历史遗迹，还要在发展中放大石氏庄园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一）数字化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

梁思成先生曾说：“对古建筑要整旧如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使它面目一新，并不是修古建筑的目的。”石氏庄园是反映大七村及周边地区历史信息的载体，如果强行人为干预拆除修复，把载体换成新的，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需要加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通过采取全方位的研究方针，对石氏庄园的历史文化、周边环境、建筑艺术、文物保护等各方面进行整合，运用数字多媒体技术全方位展示乡土庄园，应用VR三维虚拟技术投射并还原石氏庄园古建筑，使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实时检测周边环境，利用大数据平台获取、分析和处理繁杂信息、享用5G信息技术全天候报告线上线下相关参观展览信息，结合传统技术，比如网站、微信、微博、抖音等PC端或移动端等程序，第一时间发布相关宣传和报道，带动数字化技术和传统技术完美融合，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弊端。

（二）旅游文化与民俗文化相结合。

石氏庄园出自石氏祖先出资筹划，民间建筑师和工艺师设计，它的设计不仅形成独特的网络和体系，还形成地域性的范畴和文化圈。在乡村，民间设计师和工艺师不受集约土地的限制，不受时间等条件限制，根据生活的真实需要，结合社会流行的建筑风格，创造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这些独特的艺术以建筑和装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形成独特的民俗文化。当今社会，“保护”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代考题，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发展传统村落，必须恢复经济功能，增强造血能力，在保持传统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两者结合可以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石氏庄园的空间文化保护是以发展旅游业服务广大村民为重点，形成以石氏庄园为中心的传统古村落乡村旅游新模式，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让传统村落更加有活力，让原住民自愿乐意留下来并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同时解决传统村落“空心化”“老龄化”问题。

（三）文创设计与乡土文化相结合。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齐鲁地区部分传统乡村现阶段已经初步具备了支撑自我进一步发展的能力。我们要延续齐鲁大地传统乡土庄园的良性发展与生态延伸，创造性地利用现代化的理论思维与营造技法重现乡土庄园的往昔光辉，使之成为传统乡村建筑文化肌理的展示平台，形成“以文化点带动经济面”的乡村振兴凝心丸、助力剂，“文创和乡土文化”结合，对推进乡村振兴的独特化、现代化、创新化發展进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文化创新早在多年前实行并推广，在各行各业中展现出价值。但是在乡村旅游文化创新中，应该保护、传承、发展乡土、乡俗、乡情文化。推进乡土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石氏庄园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在推动文化与产品发展的同时，借助科技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移动互联、云技术、大数据、虚拟现实技术等新技术逐渐形成产业化的旅游产品产业链。比如在未来的大七村石氏庄园乡村旅游区进行精准营销，迅速掌握市场动态;利用VR技术展现石氏家族的兴衰历史;利用无人机技术随时保障旅客旅游安全等。

（四）治理体系与保护体系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在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着眼石氏庄园文化区保护的发展建设，有必要发展和健全文化旅游保护区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机制。同时鼓励人民群众对文化旅游保护区发展建设建言献策，积极采纳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对举报的不良行为坚决查处，不断健全石氏庄园文化区治理体系现代化。

六、结语

“乡土庄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普遍性和民族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之一。鲁中地区的乡土庄园不仅是齐鲁传统乡村建筑文化的侧面体现，更是延续齐鲁地区传统乡村建筑理念的重要表现形式。面对我国乡村建设的发展前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以石氏庄园空间文化保护为主，以石氏庄园为旅游开发中心辐射周边地区的“旅游文化+民宿文化+文创设计+乡土文化”现代乡村文化产业链，将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良态发展，逐渐形成多元化的乡土庄园建筑保护模式。

参考文献：

[1]保罗·奥利弗.世界风土建筑百科全书[M].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

[2]张政.伟乡土建筑遗产自治保护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1.

[3]朱靖江.村落影像志：从乡愁标本到乡建助力[J].民族艺术，2020，24（4）：89-95.

[4]潘玥.保罗·奥利弗《世界风土建筑百科全书》评述[J].时代建筑，2019，30（2）：172.

[5]潘玥.向风土建筑学习，重读约翰·拉丝金《建筑的诗意》[J].时代建筑，2020，30（1）：188.

[6]赖振敏.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19，38（2）：11-18.

[7]曹振鑫.基于三乡组合模式美丽乡村建设探析[J].中国科技博览，2018，12（12）：175.

[8]徐可誉，刘进红面向旅游产业的乡土建筑的改造设计与研究[J].中外建筑，2019，30（2）：133-135.

[9]陈静，郝昕奕，杨莉豫.西地坑院型村落空间形态研究[J].工业建筑，2020，12（5）：8-12.

[10]杨秋婷.贵州山地旅游农业发展综合评价研究——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20，24（5）：93-96.

基金项目：山东华宇工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乡土庄园空间文化保护研究——以石氏庄园为例》（2019RW05）。

作者：曹振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