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理论探析论文

电视文化理论探析论文 篇1：

文化研究何为？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方面对何卫华撰写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2017）一书进行了评析。该著作分析了文化研究作为政治事件出现了历史语境，探讨了文化中蕴藏的政治和革命要素和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揭示了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运用威廉斯的观点论述分析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本文认为，通过文化研究理论的比较和对比，该著作清晰地阐明了威廉斯理论的独到之处和现实意义；以威廉斯的文化批评为视角，对一些经典文学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引介了威廉斯的独特的文化研究术语，加深和拓展了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希望的资源”

作者简介：桂宏军，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文化是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依靠的不仅仅是其经济和军事力量，也是由于其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文化影响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凝聚力，中华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中就有文化自信。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的内涵和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何卫华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可以说是应时之作。正如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一样，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和多样，文化理论的兴起与当代社会转型以及相关知识生产有紧密联系，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和观察角度的改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變化（王逢振 1）。在当前全球化趋势和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原有的界定不足以解释这些新的文化现象，而互联网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众性，而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的重要观点就是文化的大众性，因此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对于评判当前的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包括导论和结语共七章，该书分析了文化研究作为政治事件出现了历史语境，探讨了文化中蕴藏的政治和革命要素；探析了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论述了文学评论中“文化批评”方法，从“情感结构”、“惯例”和“可知共同体”的角度揭示了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运用威廉斯的观点论述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大众文化，指出大众文化具有颠覆性、民主性、娱乐性、介入性的特点，中国的文化研究可以从威廉斯的思想中汲取养分，成为威廉斯意义上的“希望的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的文化民主化及和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何卫华 229）。在当今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如何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如何让大众传播不受资本逻辑的控制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潜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威廉斯的理念对以上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一、文化研究使命的再省思

“文化研究”的定义犹如“文化”一样，也是难以简单确定的，因为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多重文化背景交织的结果。通俗文化各种新形式、青年文化、反传统、新媒体等，加之由于移民和散居现象出现的跨文化特征，这一切使得文化固有的边界和传统的定义被不断打破，因此文化研究理论随着时代在不断继承和发展中。本书作者立足当前的历史语境，研究了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探索了威廉斯的思想渊源，既有和马克思、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思想、福柯、鲍德里亚的比较和对比，既有纵向的追溯，也有横向的梳理，作者通过这些比较和对比论述了威廉斯的文化理论。

作者首先论述了对文化内涵的政治和革命的重构，威廉斯对他所认为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行了重新建构，重新阐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二者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不可分的、相对的（229），这为文化的政治介入提供了理论依据。威廉斯将文化重新定义“一整套生活方式”，这一定义将利维斯的精英文化所忽略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引入到学术殿堂内，从而强调了文化的能动性和介入性，威廉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部分地寄托在包括大众文化的“文化”上。这里作者用“霸权”、“主导文化”、“残存文化”和“新兴文化”（85）等概念清楚地论述了威廉斯的文化观，威廉斯用类似解构主义的方法，消解了文化的霸权表象，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大众都参与的“共同文化”，“共同文化”是由差异性的个体共同参与建构的，这与以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反抗类似。作者通过与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比较论述了威廉斯所认为的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威廉斯认为当时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一方面会成为利益阶层的新的、强有力的和高效的操控手段，在鲍德里亚所描绘的后现代社会中，媒体制造的各种影像逐渐取代了现实，能指和所指已脱节，“真实”的内容已不复存在，人们接触到的只是各种“漂移”的符号。另一方面，新的传播技术不仅可以将信息更高效传播给更多人，也能让更多人更便捷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之中，促进了民主的实现。

从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的大众性和介入性的特点对于当前中国文化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底层文化和各种非主流文化不断走向前台，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化，这一进程可以被认为是威廉斯意义上的“文化民主化”。当今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更加开明，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传播手段更加多样便捷，这些使得文化生产、文化需求和消费有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因此在当今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中，大众文化的崛起有其必然性。从威廉斯文化理论的大众性和介入性的视角看，中国的大众文化中有以下特征：大众文化的颠覆性，文化民主性不断增强，受众的主体性，政治性。

在威廉斯那里，作为“介入性”知识，文化研究承载着重新激活英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以理论话语的形式存在，也能够不断介入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213）。在威廉斯那里，文化研究的目标是为底层代言，在关注边缘人群文化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深入分析其中的政治潜能，通过对边缘群体文化的关注，可以更好地让整个社会关注到这些群体。同样，在当下中国，通过各种新型文化媒体对一些弱势群体的曝光，引发社会和政府关注，从而有可能使他们的生活改善。

二、经典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

文学作品的解读有多种理论，有的聚焦于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容或形式，如新批评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有的强调作者一方，如现象学批评文本的本质是作者写作时头脑中的纯粹的意识，与作者的生平无关；有的关注的是读者一方，如英伽登认为读者在阅读中确定作品中的未定点和填补其中的空白；有的关注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如解构主义。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文本的含义发生了蔓延，新的文本尤其是纸质文本以各种形式出现，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学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研究的兴起使人们不再拘泥于对传统定义的文本进行单一的内部研究，即那种依据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层面，从语言结构、语义、修辞方法等角度对文本内部的构成性因素逐层加以分析的方法，而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对文本的生产机制、传播、移植、旅行和接受的全过程进行扫描，从中透视出问题所在（王逢振 105）。这种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角度观察文本的演化的文学评论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原有研究方式的不足。

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方法，“文化批评”探索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何卫华 27），这种批评有特定的政治使命和现世关怀，这种发掘文本的字里行间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暗流的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角度，很多经典作品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重新解读。《傲慢与偏见》描写的是作者生活的乡村的绅士的日常爱情婚姻故事，没有提及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但小说中的悠闲宁静温文尔雅的乡村生活是建立在作者所忽略的对社会底层的剥削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的基礎之上的，小说中描写的“可知共同体”实际上是作者有意选择建构的结果。 亨利·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将美国人的“天真”和“纯洁”与欧洲人的世故和颓废进行了对比，但实际上去欧洲的美国人都是百万富翁，他们的“纯真”是建立在以不纯真的手段获取的金钱上面的，因此詹姆斯笔下的人物缺乏现实基础，是作者有意选择和建构的。同样，简·奥斯丁小说中呈现的田园风光和悠闲的乡绅生活所掩盖的是社会底层生活，《简·爱》中的爱情故事中罗彻斯特的财产也来自于他在牙买加的殖民产业。《呼啸山庄》讲的是炽烈的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的爱情故事，并不涉及政治经济制度，从威廉斯的“文化批评”的角度看，作品中对强烈的情感的描写的表征下面是对“可知共同体”所体现的压制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反叛。《远大前程》描写了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发展，揭示了主人公对进入上流社会的期望以及幻想破灭后的道德感受和精神反思过程，然而故事中主人公的成长是以海外殖民为背景和基础的，小说中的殖民被赋予了魔力，为现实矛盾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式；殖民地可以神奇地改变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借助这一戏剧性因素，小说中的各种矛盾和现实社会问题得以解决。在诗歌中，田园诗将乡村理想化，呈现的是虚饰的、被扭曲的和充满着意识形态的乡村图景，“反田园诗”展示的则是对抗性的想象乡村的方式，通过描写乡村生活中的苦难、剥削和压榨，揭露和批判田园诗所传达的虚假意识形态。

三、关键理论术语的重新探析

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威廉斯的一些文化研究术语进行了重新探析，术语是理论的凝练和现象的抽象，这些术语对于提高文化批评的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具有很大意义。上面提到的“可知共同体”是文本呈现给读者的社会空间，对读者而言，这一空间中的人物、情景和事件是真切的、实在的和可知可感的存在。实际上，“可知共同体”往往不能反映碎片化的现代社会，“可知共同体”受到作者主观因素的限制，是作者有意的选择和建构（178）。“可知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的辩证性、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观点。詹姆逊认为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例如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是不可分割地同一个更大的整体（如更为广阔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是和作者的思想意识联系的，而作者的思想意识又是历史语境的一部分（Selden 113）。因此作品的内容必然有主观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威廉斯的“可知共同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观点。

“情感结构”和“惯例”等文化研究术语的引介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常研究文学作品往往是把作品放在政治经济的背景下考查，而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不同于这种政治经济背景，政治经济背景的角度是一种简单机械的决定论，即文学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也是作品的时代背景，但它强调的是通常所用的分析概念所不能传达出的那种独特的对时代的感受、情感和切身体验，其中有“客观的”整体生活方式，也有个体的现实体验，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是林林总总的生活整体（何卫华 152）。“情感结构”比经济基础的内涵更丰富细腻，而经济基础角度的文学作品研究所看到的往往是一种被动的简单的粗线条的反映。“情感结构”和文学作品的意义能更好地契合，例如埃德蒙·斯宾塞的《仙后》中表现的勇敢忠诚的骑士精神和《爱情小唱》中用色彩绚丽的形象对真挚热烈爱情的描绘与伊丽莎白一世的太平盛世文化繁荣的“情感结构”有很好的契合，而马修·阿诺德的诗“多佛海滩”的景物描写中流露出的低沉忧郁的心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当时社会的市侩风气的“情感结构”有紧密的联系。

在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惯例”是指“艺术和文学中某种也已确定的关系或这种关系的背景”，例如在戏剧中，观众和演员的类型、戏剧中人物的打扮装束、人物对话、角色出场和介绍都有章可循，威廉斯用“惯例”来剖析文学形式中隐藏的意识形态的操控（158）。例如萧伯纳的戏剧把握各种社会问题，描写各种社会腐败堕落现象，其内容的中心是社会批判，但由于其中的机智俏皮风趣的对话和传统的戏剧形式等“惯例”，读者往往不一定能充分感受到作者的社会批判性，而荒诞派戏剧的内容所揭露的社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虽然不及萧伯纳的戏剧，但因其戏剧形式对“惯例”的突破，给读者的社会批判性感觉更强烈。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研究了形式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称之为“形式的内容”或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即文学作品的形式中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马新国 569），威廉斯的“惯例”体现了这种观点。

此外“城市”和“乡村”也被威廉斯作为文化研究术语，用来阐释当下世界格局中的等级秩序，这是威廉斯最富创新的分析之一（何卫华 172），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似乎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已经消失。但威廉斯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全新阶段，各种压制和剥削表现得更为赤裸和强烈，这种本质同样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为了攫取市场、原材料和势力范围，通过政治、文化和军事干预，遥远的异国他乡演化为工业化了的英国的“乡村”，例如爱·摩·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行》中的印度。这一理解新型殖民关系的视角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更为广阔的视角。

在威廉斯的思想中，威廉斯不断将目光转向现实社会，将大众文化的民主化和各种现代传播手段视为“希望的资源”。正是对文化研究精髓的精准把握，何卫华因此在这本著作中始终强调，文化研究不应该仅仅描叙文化现状，还应该介入社会，烛照未来（217）。对代表大众文化和蕴含意识形态的“希望的资源”的研究对于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本评论所選取标题之意义所在。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何卫华：《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He， Weihua.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Studies and “Resources of Hop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Ma， Xingu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ture Theor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2.]

Selden， Rame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王逢振：《文化研究选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Wang， Fengzhen. Cultural Studies： A Selected Read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责任编辑：刘晓燕

作者：桂宏军

电视文化理论探析论文 篇2：

“入戏的观众”：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文化研究

在这个被称为“理论之后”和“后革命”的年代，列维斯特劳斯、乔万尼·阿里吉、哈维尔、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一批叱咤风云的思想巨擘相继离世，笔者近日又从英国《卫报》获悉英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病逝的噩耗，痛悼又一颗思想巨星陨落了！这个时代不再盛产理论和思想，20世纪喧嚣繁芜的文化理论盛景渐趋沉寂，伴随着“短20世纪的终结”，当今世界的思想知识图景在后冷战、新自由主义和金融海啸等多维坐标的参照下，正在经历着又一场“拼图游戏”。

斯图亚特·霍尔是一位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集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公共知识分子、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等众多殊荣于一身。霍尔穿行在文学批评、媒体研究、青年亚文化、族裔政治、多元文化主义等学术领域，始终保持学术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与介入，常常借助BBC等公共媒体发表见解、激活思想论争，开辟了一种以跨学科和学术政治化为特色的“文化研究”，堪称名副其实的“当代文化研究之父”。

一

作为一名身处“家国以外”的流散知识分子，霍尔占据的发言位置相当独特，这个位置就是他所谓的“双重流散”：移民英国之前，霍尔生活在牙买加一个受英国政治和文化影响比较明显的地区，无疑是相对于牙买加本土性的“他者”；移民英国之后又成为游荡在宗主

国的“他者”。霍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已经接受了殖民教育，内心对英国非常熟悉。但是，我不是而且从来也不能成为‘英国人’。我谙熟两个地方，但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张亮编：《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

如果说，霍尔的双重流散身份赋予他一种观照英国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想位置，使他相较于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等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们，更容易突破缔结已久的英国“常识”；那么，霍尔本人所遭遇的“种族政治”则是催发其激进思想的重要原因。霍尔童年时遭受了来自家庭内部的“肤色歧视”，他是这个混血家庭中肤色最黑的，以至于多年以后仍然记得这样一次创伤经历：他姐姐迷惑不解地问父母：“你们从哪里领来这么个苦力小子？”霍尔在接受罗杰·布鲁姆利的访谈时坦言，直到18岁时赴英国留学，他才彻底摆脱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紧张不安”。同样，霍尔辗转到帝国求学，原本打算以研习英国文学为业，但由于英国文学批评以建构“英国特性”为旨归，本土白人学者掌控了这一学科的话语霸权，霍尔只能沮丧地放弃了以亨利·詹姆斯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写作，借用后来伯明翰学派门徒吉尔罗伊的说法，那就是“米字旗上无黑色”！

霍尔的这种双重流散处境和种族创伤记忆，一方面使得他比英国本土知识分子具备更加宏阔的视野，不但率先在成教机构开创“大众文化的教学法”，将关注视域投向媒体文化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主动吸收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建构起一种英国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霍尔坚持将族裔政治纳入当代文化研究的课题，突破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阶级维度，强调身份政治和差异政治。

霍尔是英帝国思想地形和话语机制之中的“游牧者”，扮演着雷蒙·阿隆意义上的“入戏的观众”（committed observer），他深刻审视帝国衰落及其战后英国社会结构变迁所裹挟的文化政治，关注边缘群落的文化再现与身份认同，积极介入当代英国社会文化问题，成为战后流散写作和流散文化理论的旗手。

二

霍尔的研究领域庞杂多元，很难将之归入任何一个传统学科，这种跨学科、后学科甚至反学科的取向铺就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发展走向。霍尔既赞赏威廉斯关于“文化是日常的”论断，也自觉突破英国文化主义者的藩篱，吸收符号学、福柯的权力—话语、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文化是一种再现和意指实践的建构、一个阐释意义的场域，它关涉话语内部的权力运作。霍尔对当代文化问题的考察，始终接合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密切关联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尤其是英国当代政治历史的变迁，自觉摈弃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凭借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测绘，策略性地介入批评实践。

从谱系学的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播撒，贯穿其内在思想系脉的一根主线就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现代性的后果扩及发展主义、第三世界问题、族裔与性别议题、文化与媒介帝国主义等诸多面向。霍尔的《现代性的多重建构》尝试探析“现代”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显影之途，他从文化、认同等角度思考现代性的多元化，认为现代社会的构建是多重耦合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霍尔反对历史目的论，批判罗斯托等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应当说，霍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发言，呈现出一种重视现代化道路语境性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这显然与他后来强调差异政治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霍尔从来未曾承认自己是“英国人”，与英国本土学者所张扬的“英国特性”之间刻意保持一种距离，但霍尔考量当代文化问题的坐标始终围绕着英国当代政治历史，比如，工党执政、撒切尔主义、爱尔兰和种族问题等，可以说，霍尔文化理论的投射对象涵盖了战后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面向。

霍尔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代表人物。1956年的三大政治事件催生了英国新左派的出场，苏共二十大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苏联入侵匈牙利透露出国际共产主义的危机，英法占领苏伊士运河则进一步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性，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同时拒绝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尝试探寻“第三条道路”，英国新左派因此浮现地表。霍尔当时是学生运动一派的代表，与查尔斯·泰勒、拉斐尔·萨缪尔等在牛津大学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该刊编辑队伍相对年轻，尤其关注战后新生文化现象与消费主义，标榜一种介入当下社会的姿态，鼓励开放创新的问题意识，这种办刊理念吸引了左派阵营的各阶层。与E.P.汤普森领导的《新理性者》相比，霍尔这一时期的成功经验，或者说是霍尔对于英国新左派的重要意义，主要基于三个方面：（1）对战后英国社会文化的认知测绘，尤其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化透视；（2）纠偏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彰显文化的主体性；（3）强调消费与身份问题。

首先，霍尔认识到二战重塑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文化地图，英帝国持续衰落，在雅尔塔体系中位置旁落，沦为冷战结构中美国一极的附庸。与此同时，受惠于战时动员和战后福利政策的实施，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迎来了短暂的“富裕社会”，一方面，工党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推行强有力的经济复兴策略有效缓解了失业率，工人工资大幅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从物质消费的意义上说，工人阶级拥有了较强的购买力，可以分享一些原本只有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才有机会获取的消费对象，这种消费模式的变迁，很容易造成蓝领工人白领化，甚至阶级界限消弭的假象；另一方面，战后英国政府加大对社会公共福利的投入，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和社区服务明显改观，英国步入了所谓的（准）福利社会。那么应当如何透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这一表面现象的内在实质？福利政策与富裕社会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也注定了英国老左派所倡导的阶级斗争主题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英国工人阶级不再是一个具有历史连贯性的能指，此工人阶级已然迥异于彼工人阶级。霍尔专门撰写《无阶级感》一文来探讨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社会主义蓝图之间的关联。有意思的是，霍尔的文章极易遭到断章取义式的误读，因此，在由牛津大学社会主义讨论小组主办的“英国新左派三十年回顾”研讨会上，霍尔详细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并且对“无阶级感”的内在意涵做了着重澄清，即阶级并没有消失，但是阶级构成与阶级关系经历了巨大变革。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肯尼高度评价这篇文章，“无阶级感是战后英国左派所经历的危机的核心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阶级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不真实。霍尔更多地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解释了这种联系……”（迈克尔·肯尼：《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李永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其次，霍尔从战后英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经验出发，对福特主义和消费问题展开细察，坚持“语境化”原则，尝试纠偏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误断，一是重估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反驳以阿诺德和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文明”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念，将“文化”的命题扩展到日常生活，强调大众文化的内在权力运作机制，发掘这一文化形态的激进潜能。霍尔反复提到，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研究的“重要”但并非“唯一”的理论资源，经济在社会结构性因素中起着“首先”但不是“唯一”和“最终”的作用，简言之，霍尔“不做担保”，他只是反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化、语境化，要注重多重因素的耦合（articulate）情境。霍尔对阿尔都塞理论的吸收，也同样体现出历史化/语境化的原则，比如说，自觉警惕阿尔都塞理论中僵化的结构决定论，后来发现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更加贴近可用，于是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工程。霍尔后期更加广泛吸收后结构、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理论话语，开启了一种身份认同研究的文化政治范式。

再者，霍尔常常容易被简化为媒体理论家或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主要归结于霍尔对媒体文化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霍尔离开《新左派评论》后，执教于切尔西学院，专门教授媒体与大众文化课程，创建了一种“大众文化教学法”。70年代霍尔主持CCCS工作，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体文化成为中心研究的重要课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霍尔与托尼·本内特在英国开放大学联合主持一项代号为U203的“大众文化小组”课程，这也使得开放大学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继伯明翰中心之后的又一重镇。霍尔之于媒介文化理论的贡献，一则归为其创立的“编码—解码”模式，有效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媒介文本的读解被视为一个权力协商的过程，“主导—协商—抵抗”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的发现，有助于建构起一种积极受众论，这种受众研究范式经过伯明翰传人大卫·莫利的发扬光大，已经成为传播学受众研究的经典范式。此外，霍尔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引入媒介文化研究，重点考察传媒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比如说，媒体是如何与撒切尔政权共谋以服务于建构一种“威权民粹主义”的，这种重视意识形态分析和症候阅读的媒介研究范式显然迥异于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派，另辟了一种根植于批判理论的传播学研究路径。

90年代末，霍尔从开放大学荣休后，更加频繁地活跃在公共媒体，通过参与BBC谈话节目和一些少数族裔的艺术团体，一方面保持对英国社会文化事件发言，他在2012年接受《卫报》长篇访谈时，专门就2011年伦敦骚乱事件发表了意见；另一方面，霍尔与平民和边缘群体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关注视域转向视觉文化、少数族裔再现美学和博物馆政治。霍尔后期积极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这一议题事实上在霍尔当初编辑《大学与左派评论》时就已经浮现出来了，霍尔身处边缘，却始终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学术上的悲观主义，精神上的乐观主义”，即便只是一种乌托邦式愿景，霍尔也从未动摇过，以至于我们无法简单用“左”或“右”的标签来描述霍尔后期的文化思想。

三

作为CCCS第二任掌门，霍尔任职期间率领中心成员广泛关注文化政治、大众传媒、青年亚文化、先锋艺术、历史编纂、身份认同、女性、种族、文本与权力话语、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等议题，伯明翰门徒蔚成一大流派，涌现出一批叱咤在今日文化理论界的重量级学者，比如，吉尔罗伊的族裔政治研究，迈克罗比的后现代女性文化研究，保罗·威利斯和迪克·赫伯迪格的亚文化研究等。

霍尔主政中心期间，恰逢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60年代激进文化的影响更加强化了CCCS学术工作政治化的倾向，霍尔顶住汤普森等人施加的压力，主动跳出英伦的狭隘视野，吸纳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霍尔本人曾撰文评价“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阐释了“经验/理论”“能动性/社会结构”各自具备的优势和缺陷，但霍尔客观上支持结构主义，这一阶段霍尔本人有关电视、广播、媒体图片的批评文章《应对英国电视文化的创新与衰退》《广播的局限性》《新闻图片的测定》《媒介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都呈现出浓厚的理论色彩。但据此给霍尔贴上“理论主义”的标签，显然有失公允，霍尔曾明确提到自己对于理论的态度，“英语和英语文化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概念性理论的现象，这确实很成问题”，“我不反对理论，某些方面说，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理论化的人，但我不认为理论是自给自足的，我不希望像生产物品那样生产理论。理论为思想保驾护航，但却并非终端产品。”（Roger Bromley 1995，pp.668—772）这段话基本表明了霍尔对待理论的态度，或可纠偏某些将霍尔草率归为“理论主义者”的误识。

霍尔的文化研究教学研讨模式颇具典范效应，但又几乎无法复制，CCCS一边向学生传授批判理论，一边鼓励学生关切社会现实问题、参与社会文化现象的批判实践，同时将教学、研讨与成果出版密切结合起来，除了编辑“文化研究工作报告”，还以油印文集的方式定期汇编研究成果，其中部分文章被哈钦森出版社结集出版，如《仪式的抵抗》《意识形态》《工人阶级文化》等，这些文章的分析视角融汇了民族志方法、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呈现出理论分析与在场经验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也正是这些成果的影响以及格罗斯伯格、本内特等伯明翰传人的大力推介，文化研究开始围绕3A（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轴心向全球播撒，终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活力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霍尔可谓厥功至伟！

从CCCS伊始，文化研究与学院体制之间的张力关系始终未能消解，这也是当下文化研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霍尔认为，文化研究难以摆脱与体制之间的纠缠，CCCS尽管积极介入当代英国社会文化问题，但它终归是在学院内部运作，远非一个推动阶级革命的政治行动实体，“如果中心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么它就不得不与大学脱离关系，财政资助也将因此而被撤销”（张亮编：《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在新自由主义及其余波的影响下，有着粉红底色的批判理论与文化研究面临着相当恶劣的思想文化生态，因此，如何认知测绘当下世界，利用有限的空间展开游击战术，在保持批判姿态和张扬介入意识的同时，思考并寻找别样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纪念霍尔的意义。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昕亭）

作者：邹赞

电视文化理论探析论文 篇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国际传播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具有理论指导价值，同时对于世界范围而言，也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这就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问题。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并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进行了路径分析。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制约因素；路径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是我国经济领域的“走出去”战略在文化领域的自我延伸，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市场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否进行很好的国际传播，直接影响到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效果和水平。因此，找到目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外传播中的制约因素以及改进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就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实际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命题，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根据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一个僵化的理论体系，它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和借鉴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以及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还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在不断地丰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先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国内发生深刻变化的实际，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发展实际，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观愿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会焕发出更大的生机和活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价值及其国际传播

我国自从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中国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指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成为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属于社会主义，但其中所蕴含的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科学发展思想等等，不仅对于中国的发展实践有理论指导价值，同时对世界范围来讲，也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些先进的、对人类社会有价值的文化理论，是不分国界的，最终会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到的瓶颈之一就是没有掌握国际话语权、没有掌握价值标准的制定权。这些权利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际传播进程中一定会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定会大放光彩。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中的制约因素

1、中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

中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的根本所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占指导地位，中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明显的分歧。这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对外传播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2、没有掌握国际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际传播中遇西方国家所掌握，对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等的定位都是西方国家说了算，凡是符合他们要求的才算民主，不符合他们要求的就是践踏民主、有悖人权，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不断发展的，它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中西方文化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这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带来一定影响。

3、跨文化传播问题

各国由于地理位置、宗教信仰、历史风俗等因素，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分类，且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思想价值观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同文化在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冲突，这会造成对文化理论的误读。当一国的文化理论在另一国不被接受，有时候甚至会引起强烈的抵制时，这就严重阻碍了本国文化理论在别国的有效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同样遇到了跨文化传播所带来的这些问题。

4、文化安全问题

199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提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软实力”包括一国的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文化等。他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诉求，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了“软实力”是一种无形资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利用其先进的大众传媒工具，不断地以文化为外包装，其中夹杂着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借助本国强大的文化力量，对别国进行文化输出，从而达到其政治经济的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别国会考虑到本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害怕中国对其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造成很大影响。

5、中国国际传播实力弱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对外传播机构的投入和支持，对人民网、新华网等重点网站进行扶持。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在内的对外传播体系。但是在国际社会中，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媒介始终处于支配地位，我国的国际传播实力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处于弱势，这就会造成社会信息不平衡流动，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的效果。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路径分析

1、综合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虽然有自身发展的规律，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重视其背后的经济力量。中国综合国力是否强大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因为一国经济建设的成功会引起别国文明对其发展模式和文化传统的关注。综合国力是否强大也影响文化的开放程度，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往往会采取开放的文化政策，而综合国力衰落的国家往往选择保守的文化政策。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需要我国的积极对外传播，更需要他国的主动接受，其根本要求就是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提供基础性条件。

2、积极主动的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是其国际传播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成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只有对它具备坚定的信心，才会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对外传播中才会有足够的底气。即使在对外传播中遇到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我们也能够从容的面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2]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要求全党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不仅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进行很好的国际传播的必然要求。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重在说明解释，旨在获得世界的认可和理解

对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的不是向西方国家那样输出价值观念，或者是推广我国的发展模式，而是为了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让别国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进而消解误会，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一个较好的世界舆论环境。还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适应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理论选择，是历史的安排。邓小平曾说过：“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所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照中国的实际办事，别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3]“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理念”，[4]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不同国家都要秉持这种“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理解和尊重，才能实现更好的国际传播。

4、提高传播实力，对不同国家进行有针对的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必须建立起现代化的传播网络，完善对外传播的硬件设施。采用由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组成的现代网络系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国际传播，形成优势互补，提升对外传播效果。同时，由于中西文化存在很大不同，对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深入研究不同国家的认识方式和接受规律，有选择、有侧重的对不同国家进行不同方式的传播，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很好的传播效果。

5、多领域、宽渠道、多形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

第一，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需要培养一批扎实掌握理论、高素质的人才。这些人需要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国际眼光，让他们来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对外传播者，向国外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要点，减少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读，消除可能产生的文化折扣现象。第二，通过积极主动开展文化交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如举办文化年、文化周等活动，创办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内涵嵌入到这些活动中去，使别国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积极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向别国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分利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来有效的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等；注重对外传播的广泛性，不仅要与广大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以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要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重视对其进行传播。第三，搞好结合渗透。要善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包含的价值理念等巧妙的融入到各种文化产品和物质产品之中，恰当的渗透在各种人文景观、文艺影视作品中来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若干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修正了他的观点，他指出：“历史终结论还是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这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其独特的魅力。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传播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我们只有不断思考，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握传播规律，才能更好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

[参考文献]

[1][2]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人民日报，2012-11-18.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9.

[4]江泽民.江泽民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0.

[5]王国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3）.

[6]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N].光明日报，2009-09-01（9）.

作者：李竞 谢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