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充足率监管银行信贷论文

摘要本文拓展了巴塞尔资本约束的内涵，在资本充足率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回报率约束。通过构建拨备后利润最大化模型，分析了经济波动、货币政策对调整银行信贷行为的微观影响，以及信贷行为的变化所产生的宏观效应。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资本充足率监管银行信贷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资本充足率监管银行信贷论文 篇1：

2004年至2006年银行信贷增速变化的实证分析

摘 要：从贷款需求和资本约束两个角度对2004年至2006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贷款低速扩张”的实证分析表明：从经济增长、货币松紧程度、替代融资方式发展等需求因素难以对该时期贷款增速大幅度回落做出合理的解释；严格资本监管为银行信贷扩张设置了额外的约束条件，不同资本监管环境下银行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货币松紧程度的反应方式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资本约束是银行贷款扩张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一措施有效地配合了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银行主要通过增加监管资本的方式提高资本充足率，因而严格资本约束并未导致严重信贷紧缩。

关键词：资本监管；信贷供给；信贷需求；资本调整

作者简介：王胜邦（1968— ），男，安徽凤阳人，中国银监会国际部副研究员，巴塞尔委员会政策制定工作组成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

一、 引言

2002年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增长时期，2002年至2006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1%、10%、10.1%、10.4%和11.6%，经济增长持续提速，但银行贷款并未呈现出同步扩张的趋势。与2003年相比，2004年、2005年、2006年的贷款增速大幅度回落。这种“经济高速增长、贷款低速扩张”的现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是首次出现。

2004年我国开始实行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信贷扩张是本轮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2004年至2006年，中央银行实行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为有效对冲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过度投放和流动性过剩，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净对冲流动性3万亿元，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共计3个百分点，冻结流动性1万亿元，3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目的在于防止货币信贷过度膨胀，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控制经济过快增长。

2004年2月，顺应我国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趋势，为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我国银行监管当局废止了1995年开始实施的资本监管制度，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要求银行2007年1月1日前达到8%的最低资本要求。

2004年至2006年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过渡期。由于2004年初银行体系平均资本充足率很低，为确保过渡期内实现资本充足率达标，避免过渡期结束后被监管当局采取监管措施，商业银行必须调整经营行为，并进而影响到总体信贷运行乃至经济增长。

分析过渡期内银行经营行为特征对于理解银行监管变革的宏观经济影响具有特殊意义。所以本文以2004年至2006年贷款增速和经济增速为研究对象，分析“经济高增长、贷款低扩张”的产生原因，以准确把握后转轨时期银行信贷运行和信贷调控机制的特点，揭示资本监管对银行业务的影响。

二、 银行贷款增速下降：一个典型事实

根据GDP增速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1994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至1997年，经济高速增长，GDP增长率年均超过10%，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促使经济软着陆。第二阶段是1998年至2001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在8%左右徘徊，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三是2002年至2006年，经济增长持续提速，2004年开始实行新一轮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政策逐步趋紧。如表1所示，第一阶段内，由于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银行存贷款增长速度逐年回落，但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银行信贷仍维持快速扩张的势头，新增存贷比都在70%以上，1997年接近100%。第二阶段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银行存贷款增速都明显下降，新增存贷比也逐年下降，除2001年以外，都维持在70%以上。第三阶段的前两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回升，2002年和2003年银行存贷款扩张加快，贷款增速明显高于存款增速，2002年存款增速比2001年提高3个百分点，但贷款增速提高5.6个百分点，新增存贷比提高6.1个百分点；2003年贷款增长率高达21.4%，超过当年存款增速1.2个百分点，比2002年贷款增速提高了5.4个百分点，新增存贷比提高了13.9个百分点。2004年至2006年银行存贷款运行却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提高，但与2003年相比贷款增速出现较大回落，各年贷款增速都低于存款增速，且各年之间存贷款扩张特征有所差异。2004年存贷款增速都明显回落，贷款增长率比2003年下降7.1个百分点，比存款增速多回落2.2个百分点；2005年在存款增速上升的情况下，贷款增速进一步回落到12.8%，新增存贷比大幅度下降；2006年银行存款增速比上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但贷款增速却提高1.8个百分点，当年存贷比甚至没有恢复到第二阶段的水平。赵锡军和王胜邦的实证分析表明，1995年至2003年期间，影响银行贷款扩张速度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存款增长速度和GDP增速，从信贷运行数据来看，2004年至2006年贷款增长可能还面临其他重要的约束条件［1］。

三、 文献综述

一定时期内银行信贷规模和增速是贷款需求与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理论上分析，影响信贷需求的因素包括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松紧程度、利率水平、企业利润率、替代融资方式的发展水平等。中国人民银行专题小组对1979年至2000年间我国银行贷款需求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所有影响贷款需求的解释变量中，GDP及其增长率对贷款需求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当时利率未市场化，贷款需求对利率变化反应不敏感；企业资本边际效率与贷款需求负相关（与理论假设正好相反）［2］。Podepiera对1997年至2004年间我国4家国有银行贷款增长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的盈利性与贷款增长不相关或负相关，经济转轨期间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是导致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3］。

在市场化的银行体制下，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是制约贷款扩张能力的重要因素。最低资本要求通过三个渠道影响银行信贷供给水平。一是银行信贷渠道。给定银行资本水平，超额准备金上升虽然能够增加银行的可用资金，但受制于资本约束，额外的资金无法用来发放贷款。二是银行资本渠道。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存贷款利差缩小和贷款盈利能力下降，降低了银行发行新股的积极性甚至使银行回购股票，会导致银行信贷供给减少，即紧缩的货币政策对银行资本的影响导致信贷紧缩效应进一步被放大［4］。由于银行资产期限长于负债期限，货币当局提高短期利率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将导致银行盈利能力下降，银行资本充足率随之下降，这会降低银行信贷供给能力，放大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5］。三是利率渠道。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信贷资产损失上升，为避免违反最低资本要求而遭受监管当局的处罚，银行贷款供给对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降低变得不再敏感，在IS-LM模型中表现为IS曲线斜率增加，变得更加陡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制约［6］。Kopecky和Vanhoose认为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要求对货币政策实施产生了预料以外、不可避免的效果，货币政策仍然能够对银行的信贷运行产生影响，但其行为方式已不再是标准的信贷扩张乘数模型［7］。

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取决于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资本监管的严厉程度等许多方面。在严格资本监管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的水平决定了银行面临的监管压力的大小。银行资本充足率高面临的监管压力小，信贷规模可以保持适当的扩张速度；反之，会导致信贷扩张速度降低，甚至被迫压缩信贷规模。Bernanke和Lown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银行贷款的低增长与资本约束有关，资本约束导致的信贷紧缩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8］。Haubrich和Wachtel发现风险资本要求对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有明显的影响［9］。Brinkmann和Horvitz发现风险加权资本对美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具有明显的约束效应，但不限制政府债券等低风险权重资产的增长［10］。

Kim和Moreno认为股票价格变化与80年代后期日本银行贷款的迅速扩张和90年代初期贷款意外下降具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因为该阶段股票价格下滑导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限制了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形成了“股票价格下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信贷供给能力下降”的影响链条［11］。Peek和Rosengren发现日资银行海外分行信贷供给能力的下降使得资本监管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实现了跨国传导，资本约束导致日资银行在美国信贷市场的份额持续下降［12］。Ito和Sasaki也认为由于股市的持续下跌导致商业银行附属资本下降，资本短缺严重制约着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使得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陷入长期停滞状况［13］。Woo认为90年代前期日本资本监管不严格，当时最低资本要求对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约束效应并不明显，1997年以后随着日本资本监管制度日趋审慎，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开始显现，监管宽容（放松最低资本要求）短期内可能缓解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但长期内有损于有效信贷供给的维护，这延缓了日本经济恢复的进程［14］。

赵锡军和王胜邦对1995年至2003年间我国银行杠杆比例和资产增长率、资本充足率和信贷增长率两组比例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行贷款增长率和存款增长率显著正相关，银行贷款扩张主要受制于存款增长；90年代资本监管制度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失效；国有银行体制缺陷、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间接融资主导的融资结构和资本监管制度本身的缺陷共同导致了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软约束［1］。

四、 银行贷款增速下降的原因：贷款需求角度的分析

根据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化程度，分析信贷需求时，本文考虑经济规模及其增长率、货币松紧程度和替代融资方式发展三方面因素。本文没有考虑贷款利率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虽然近年来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加快，银行贷款利率定价权增加，但贷款需求的利率敏感性仍不高；二是虽然2004年至2006年期间中央银行3次提高贷款基准利率计81个基本点，但考虑通货膨胀率后，实际贷款利率反而下降，因此利率变化无法解释贷款增速下降。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至2006年工业企业收益率逐步提高。随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贷款需求应更加旺盛，而不应导致信贷萎缩。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无助于解释贷款增速下降，所以本文也没有考察企业盈利能力对贷款需求的影响。

（一） 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

经济增长是贷款需求的最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银行信贷扩张速度正相关，经济增长越快，非金融部门融资需求越旺盛，相应地银行贷款供给增加。由于银行贷款在我国社会融资体系中长期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经济总量的增加，银行贷款规模以更高的速度扩张，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60%迅速提高到1990的100%。如图1所示，90年代以来，虽然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上升的速度有所下降，但仍缓慢上升。2003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占当年GDP的比重高达125%，随后3年逐年下降，2006年下降到106%。假定该比例保持不变，按照当年GDP测算，2004年至2006年年末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规模应该分别为19.98万亿、22.75万亿和26.49万亿元，而2004年至2006年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分别为18.85万亿、20.68万亿和23.83万亿元，分别比理论数量少1.13万亿、2.07万亿和2.66万亿文中数据未考虑中行、建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财务重组期间不良贷款的政策性剥离和核销因素，若考虑这些因素，2004、2005、2006年年末实际贷款规模分别为19.40万亿元、21.88万亿元和25.11万亿元，分别比理论数量少0.58万亿元、0.89万亿元和1.48万亿元。如根据90年代以来贷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的运动规律，经济繁荣时期贷款应以更高的速度增长，那么实际贷款规模与理论规模之间的缺口将更大。。若按照1995年至2003年间贷款平均增长率超过GDP增速8.3个百分点计算，2004年至2006年的贷款增速应分别为17.8%、18.2%和19.9%，而实际贷款增速分别为14.3%、12.8%和14.6%。由此可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难以对贷款增速下降做出合理解释。

（二） 货币松紧程度的影响

货币当局通过吞吐基础货币，放松或收缩银根，影响非金融部门的融资需求，调节全社会总需求。2004年以来，为遏制经济过快增长，我国中央银行为有效缓解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冲击，在人民币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回笼基础货币。如图2所示，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广义货币（M2）增速与贷款增速的变化基本是同向的，但在不同年度两者变化的幅度有所差异。2004年至2006年的M2分别增长14.6%、17.6%和16.9%，比2003年分别回落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2.7个百分点。同期贷款增速也保持总体回落的态势，但各年之间M2与贷款增速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存在明显不同，2004银行贷款增长速度比M2增速回落的幅度更大，2005年货币供应量增速回升，但贷款增长速度继续回落，2006年M2增速小幅回落，但贷款增长速度却有所提高。这说明了虽然该时期货币收缩对贷款增速回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贷款扩张表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特征。

（三） 替代融资方式发展的影响

理论上分析，不同融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替代，随着股票、债券等融资方式的发展，非金融部门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将减弱，贷款需求下降。如表2所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贷款占国内非金融部门融资总量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不可否认，直接融资特别是2005年推出的短期融资券以及2006年股市筹资增加对银行贷款具有一定置换作用。理论上讲，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非金融部门的融资总量应随之增加，但2004年、2005年的融资总量却低于2003年；虽然2006年的非金融部门融资总量比2003年增加了13%，但远低于同期GDP增幅。这说明非金融部门的融资需求并未得到充分的满足，而这部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银行贷款，因为能够满足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以及股票条件的企业毕竟有限。因此，虽然直接融资的发展对贷款需求有一定的影响，但在短期内对贷款替代效应非常有限。银行贷款占非金融部门融资总量比例的降低，主要是由于贷款增速下降而不是直接融资发展造成的。

五、 银行贷款增速下降的原因：资本约束角度的分析

2004年2月开始实施的《办法》按照资本充足率的高低，将银行分为资本充足（资产充足率达到8%且核心资本充足率超过4%）、资本不足（资本充足率高于4%但低于8%或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4%）、资本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低于4%或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2%）三大类，实行分类监管，对后两类银行规定了由松到紧严厉程度逐步增强的11条纠正措施。这些规定导致按照《办法》计算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大幅度降低，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甚至变为负值。2003年底，我国全部130家银行中只有8家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资本充足银行资产占全部银行总资产比例仅为0.6%。《办法》发布后，银监会要求银行制定2004年至2006年资本充足率达标规划，并根据过渡期内达标规划执行情况对银行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资本监管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显著增强。

为分析2004年至2006年期间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笔者根据2002年至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贷收支报表、银监会非现场监管报表以及4家国有银行和排名前10位的股份制银行的各年年报，分别整理计算得到2003年至2006年期间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和资本充足率情况（分别见表3和表4）。

如表3所示，2003年至2006年期间4家国有银行的存款增长和贷款扩张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总体上看，《办法》实施前的2003年农业银行的存款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余3家银行，但贷款增长率却最低。2004年，随着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强化，为保证财务重组后资本充足率能尽快并持续达到8%的最低资本要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2003年底注资）的贷款增长率大幅度回落，由于当年中国银行需继续冲销不良贷款，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压力较大，因此贷款增长率比建设银行更低。与其他3家银行不同，农业银行贷款仍高速增长。由于2004年底建设银行资本充足率已远远超过8%（11.32%），以及将于2005年境外上市，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充分缓解，2005年它的贷款增长率达到了10.5%，居4家银行之首。而中国银行为达到8%的最低资本要求，贷款仅增长3.87%。2005年中央政府决定启动工商银行改制，为保证财务重组后资本充足率能达到8%，工商银行2005年贷款仅增长5.85%，而改制时间表尚未明确的农业银行当年贷款增速也有所放缓。由于2005年底3家改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明显高于8%，并且随着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上市时间表的明确，最低资本要求的约束明显弱化，2006年3家银行的贷款扩张明显加快，资本充足率最高的建设银行贷款扩张也最快，由于存款增幅下降，2006年农业银行贷款增速最低。对该时期4家银行贷款扩张速度的比较分析表明：对于已改制的3家银行而言，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具有明显约束效应，面临的资本压力越小（资本充足率越高），贷款扩张越快，吸收的存款可以得到充分运用；而对于尚未改制的、不受资本约束的农业银行，其信贷扩张则主要受制于存款增长速度。

股份制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对监管政策的调整也最为敏感。如表4所示，《办法》实施前的2003年10家股份制银行的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与资本充足水平没有任何关系，资本充足率最低的E银行2003年存款和贷款增长率分别高达41.97%和51.63%，而资本充足率最高的G银行存款和贷款增长率分别为32.97%和43.80%。但2004年至2006年，随着资本监管力度的加大，为保证过渡期内达到最低资本要求，面临资本压力不同银行的存款和贷款增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资本充足率最低的E银行2005年、2006年存款增速分别为1.67%和4.96%，2005年贷款竟然出现负增长，2006年也仅增长2.24%。如表5所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资本充足银行、资本不足银行和资本严重不足银行的存款增长率和贷款增长率依次递减，差异很大。资本充足率未达标银行的存款增长率低不仅不能解释贷款增长率低这个事实，而且进一步证明，资本缺口的存在降低了银行最优存款水平，并且随着资本缺口扩大，资本约束对最优存款水平的影响更加强烈。银监会课题组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典型调查结果表明：资本严重不足的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贷款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资本充足银行。2004年全部112家城市商业银行中资本充足率排名前10位的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和信贷扩张速度分别为13.3%和11.82%，而资本充足率排名后10位的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和贷款增幅分别为8.2%和5.9%［15］。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年年报显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持续大幅度提高，2004年底、2005年底、2006年底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分别为30家、53家和100家，资本充足银行的资产占银行总资产比例分别为47.53%、75.12%和77.42%。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银行面临的资本压力逐步减弱，特别是2005年底大部分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都达到8%以后，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有所缓解。因此，如表1所示，2004年贷款增速降幅最大，2005年贷款增速进一步小幅下降，而2006年银行贷款增速有所回升。但由于一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未达标以及部分资本充足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是刚刚达标，资本约束的效应依然存在，因此2006年贷款增速与2002年和2003年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资产结构调整也为贷款增速下降提供了佐证。由于银行不同类别的资产风险权重不同（贷款风险权重为100%，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风险权重为0%），监管资本要求有所差异，因此银行的资产结构与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配比关系。如表6所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各类银行都一定程度上通过调整资产结构、拓展资本节约型业务、降低资产风险权重的方法提高资本充足率，缓解资本补充压力。国有银行资产风险度降低了11个百分点，证券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2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证券类资产占比提高了3个百分点，资产风险度降低了6个百分点；而城市商业银行证券类资产占比始终在20%左右徘徊，资产风险度降低了4个百分点。

与2003年相比，2004年至2006年国有银行年均证券类资产增长速度为30%，比2003年证券类资产增长速度提高了19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证券类资产年均资产增长速度为24%，高于2003年22%的增长速度；而城市商业银行证券类资产增长速度与2003年持平。从表7也可以看出，随着2005年底大部分银行资产充足率达到8%，2006年银行贷款投放增加，资产结构的调整基本停止，各类银行的资产风险度不再降低。城市商业银行之所以资产结构调整的效应不显著，一方面是由于其贷款对象多为中小企业，对信贷的依赖性强，存量资产的刚性较强；另一方面城市商业银行规模小，在银行间市场的影响力小，增量资产调整面临着相对严格制约条件。

六、 为什么严格的资本监管未导致信贷过度紧缩？

如前文所述，2003年底我国只有8家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作为信贷供给主体的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远未达标，根据当时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实施严格的资本监管将导致信贷收缩。然而如表1所示，虽然2004年至2006年银行信贷扩张速度明显回落，但银行信贷供给仍保持年均12%至15%的较高增长速度。

资本监管对信贷扩张的抑制程度取决于银行的反应方式，若银行采取“分母”对策，资产配置向非信贷项目倾斜或直接压缩资产规模，这将导致信贷供给水平的下降；若银行通过扩大“分子”的方式提高资本充足率，则不会引起贷款供给的下降。2004年至2006年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大幅度提高主要归因于主动的积极的资本补充，而不是被动的信贷收缩。《办法》实施以来，政府部门和监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银行多渠道筹集资本：（1）动用外汇储备对国有银行进行注资；（2）中央政府动用公共资金对国有银行实施不良资产剥离，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实施不良资产置换，大幅度减少贷款损失准备缺口；（3）鼓励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4）支持银行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补充资本；（5）允许银行发行可转债、混合债务资本工具和长期次级债务工具补充附属资本，拓宽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6）放松对银行入股的规定，鼓励各类合格投资主体参股银行；（7）利用经营利润补充资本，增强银行内部资本积累能力。

中国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2006年年报显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的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分别比2003年底增长了1.05倍和3.85倍，贷款损失准备金缺口（监管资本的扣减项目）下降了45%，而银行表内外风险加权资产仅增加了49%，彻底扭转了90年代资本监管制度实施期间银行贷款增速持续高于资本增速、资本充足率单边下降的局面。由于监管资本增幅明显超过风险加权资产增幅，使得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高，同时信贷规模保持适度扩张。严格的资本监管未对信贷供给造成过度冲击。

七、 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贷款扩张速度明显下降，为研究最低资本要求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提供了案例。本文实证分析表明：仅从经济增长、货币松紧程度、替代融资方式发展等需求因素进行分析，难以对该时期贷款增速大幅度回落做出合理的解释；严格的资本监管为银行信贷扩张设置了额外的约束条件，不受最低资本要求约束的银行信贷供给水平主要受贷款需求因素和存款增长速度的影响，而受资本约束的银行贷款供给还受制于资本充足水平；资本监管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由于银行主要采取“分子”对策（即调整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因此银行信贷扩张速度虽然明显回落，但资本约束并未造成严重的信贷收缩。

本文的结论为解释2009年我国信贷过快增长以及信贷调控提供了新的视角。2008年11月，随着中央政府公布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方案，国内银行信贷高速增长，2009年银行业人民币新增贷款9.59万亿，增速高达31.7%；2010年上半年新增贷款4.98万亿，同比增速17.8%，仍维持较高的水平。2009年的贷款高速增长说明，随着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甚至远远超过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要求，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约束效应明显弱化。伴随着国内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降低贷款增长速度、调整资产结构，2008年底国内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远远高于8%的最低资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信贷需求和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观察2009年贷款增长的季度变化可以发现，资本监管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依然存在。2009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银行贷款分别增长4.58万亿和2.8万亿，远远超过政策预期，并带动资本充足率迅速下降。面对如此迅猛的信贷增长以及潜在的信贷风险，2009年7月份银监会宣布将大型、中小型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由8%分别提高到11%和10%，银行的信贷增速随之下降。2009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新增贷款1.3万亿和0.93万亿，比上半年大幅度下降。从长期来看，2009年信贷高速扩张将通过信贷损失和信贷供给两个相互联系的渠道影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使得银行信贷在较长时期难以回归常态化的扩张路径，扩大了未来几年我国信贷调控的不确定性和调控的难度。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来说，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等审慎监管工具可以谨慎地被用来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都应关注资本监管对信贷运行的影响，以改进信贷调控。第二，当相当一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时，强化资本监管有助于治理经济过热，为防止信贷突然收缩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此时监管当局应为银行补充资本创造条件，以缓解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当大部分银行都达到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时，资本约束效应将明显弱化，经济增长导致的信贷需求将对信贷扩张起到主导性作用，调控信贷应主要借助于其他政策工具，监管当局应通过逆风向调整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以平滑信贷供给的过度波动，这也是巴塞尔委员会正在研究的反周期资本监管框架的目标所在。第三，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要求有助于促进银行行为理性化，是防止银行信贷盲目扩张和风险累积的重要机制，一定意义上银行资本的功能已超越了“吸收损失”的传统认识，对于大型银行尤其如此。因此，监管当局的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应适用于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各类银行，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单个银行持续经营期间的风险吸收能力和倒闭时的清偿能力，还有利于控制信贷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降低处置银行危机的最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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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凤春）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Loan Growth From 2004 to 2006

WANG Sheng-bang

Key words:capital regulation; credit supply; credit demand; capital adjustment

作者：王胜邦

资本充足率监管银行信贷论文 篇2：

巴塞尔资本约束：微观影响及其宏观效应研究

摘要

本文拓展了巴塞尔资本约束的内涵，在资本充足率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回报率约束。通过构建拨备后利润最大化模型，分析了经济波动、货币政策对调整银行信贷行为的微观影响，以及信贷行为的变化所产生的宏观效应。

关键词资本约束 信贷供给 货币政策 实体经济

一、引言

银行体系是我国融资体系的主渠道，在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背景下，研究新监管标准对银行信贷的微观影响和对实体经济、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避免新监管标准实施对信贷供给及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有利于加强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经济政策的协调，提高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在全球统一资本监管标准的背景下提升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竞争力。

Diamond（1984）在借鉴Townsend（1979）状态证实成本理论分析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是存款人的利益代表，代表存款人监督借款人。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这种代表行为节约了成本，从而证明了商业银行的内生性。那么，谁来监督银行？他认为银行不需要被监督，比较分散的银行资产组合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该问题。然而，该结论需要一个很强的前提假设，即银行自身运作是良好的。Bernanke、Gertler（1987a）证明了一个良好的银行部门对实体经济很重要，同时，银行资本对保持银行良好状态又很重要。周小川认为：“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中，资本充足率要求是最重要的约束机制之一，此次危机表明，良好的资本实力对于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更广泛的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自2004年3月1日起，《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资本充足率指标被正式引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中，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外部约束之一。该办法规定：“本办法中的资本充足率，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这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我国银行业逐步采用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 ， EVA）与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 ， RAROC）等考虑风险成本的考核指标，在信贷投放上考虑贷款风险，在经营利润上考虑预期损失，在绩效考核上重视拨备后利润。可以看出，除存款准备金约束之外，资本协议的实施给银行业增加了资本充足率约束，在此基础上也衍生了资本回报率约束。尤其是，随着2010年7月农业银行成功上市，我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都成为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融资取代政府注资成为银行利润之外的另一重要资本来源。资本是稀缺的，是有投资回报要求的，因此可以说，资本约束的内涵并不是大家普遍理解的仅包括资本充足率这一监管约束，也包括资本回报率这一市场约束。

从资本充足率和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的计算公式看，贷款的风险权重、预期损失分别是资本充足率、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二者同时又是与实体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给定信贷传导渠道，研究资本约束的引入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微观影响，分析信贷行为的变化所产生的货币政策、实体经济等宏观效应。与即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扩展了巴塞尔资本约束的内涵，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的基礎上增加了资本回报率市场约束；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考核实践，从银行自身的视角构建了考虑风险成本后的利润最大化（也就是通常所指的拨备后利润最大化）模型，不同于以往的从银行投资者视角的现金流回报最大化模型；本文从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两个方面的综合视角构建了数理模型，不同于以往的单一货币政策视角或实体经济视角。

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有关资本约束与信贷行为的文献做了简单的回顾和评述；第三部分在分析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假定短期内银行资源，即权益资本K、存款负债D不变的情况下，将资本回报率约束条件引入，尝试构建一个拨备后利润最大化模型，区分资本充足率松约束、紧约束两种情形，分别分析了银行的信贷行为；第四部分利用模型分析了当资本约束存在的情况下，实体经济波动、货币政策调整等冲击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微观影响，以及信贷行为的变化所产生的实体经济、货币政策等宏观效应；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研究银行信贷行为与货币政策、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献比较多，既有从借款人的视角研究实体经济波动对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状况的影响，从而分析银行信贷行为的资产负债表效应，也有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视角，研究货币政策或实体经济对信息不对称状况的影响，从而分析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

Fisher（1933）提出“债务紧缩”理论，认为通货紧缩导致财富向贷款人的重新分配，加剧了借款人的债务负担，恶化了其资产负债表净值，迫使其缩减开支，从而推动了进一步地经济衰退。Bernanke（1983）研究认为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会导致其担保品的大幅缩减，从而引起融资能力的大幅降低，信贷市场的萎缩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波动并形成恶性循环。关于借款人资产负债表效应的研究，多是基于信贷需求的角度，没有分析外部冲击对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

Akerlof（1969）发现市场中存在“柠檬现象”，即市场买卖双方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该信息问题扭曲了市场价格，影响了市场交易水平。该文献推动了对银行信贷供给的研究。借鉴该文献提供的思路，Jaffee、Russell（1976）研究了信贷市场中的柠檬问题，并证明了信贷配给的存在。Stiglitz、Weiss（1981）也证明了信贷配给的存在，并认为在信贷市场中，资金价格即利率已经不能使市场出清，进一步地提高利率只会导致信贷供给减少。在此基础上，大量的类似研究认为信息问题通常导致银行信贷供给不足，加剧了信贷供给对货币政策、经济波动等外部冲击的反应。Mankiw（1986）研究认为无风险利率的些微提高会引起贷款的大幅减少，进一步提高利率甚至有可能引起信贷市场的崩溃。

上述研究基本上均是研究信贷市场的增量行为，但是实体经济或货币政策不仅会对新增信贷供给产生影响，也会对银行存量信贷资产产生影响。1988年、2004年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实施，推动了资本充足率约束的广泛运用，这给银行资本与信贷行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由于资本约束的存在，外部冲击会引起存量信贷资产风险状况的变化，进而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进一步影响新增信贷供给的变化。尤其是有些学者研究认为资本协议的实施促进了信贷收缩，加剧了经济波动，这引起了对资本约束研究的广泛关注。研究结果普遍认为，银行存在资本融资成本的假设条件是资本约束产生上述微观影响和宏观效应的前提。在银行不存在股权资本筹集成本的假设下，Labadie（1994）通过一个迭代模型证明了资本约束条件对银行行为没有实际影响。也就是说，资本约束不存在微观影响，银行信贷行为没有因为资本约束的存在而发生变化，因而也就不存在对货币政策或实体经济的宏观效应。在“竞争性的银行业中银行权益成本是递增的”假设下，Kopecky 和VanHoose（1999）区分了短期、长期两种情形进行了研究，认为资本约束是有实际效应的，而且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VanDer den Heuvel（2001）利用动态模型，分析了“银行资本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构建不完全竞争信贷市场与Basel Ⅰ资本约束条件下的银行投资者现金流现值最大化模型，即C-C模型，Chami 和Cosimano（2001）从货币政策的视角，证实了“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存在，并进一步分析了货币政策通过对银行持有资本的期权价值和银行权益决策的影响，对银行信贷供给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在贷款供需两个层面产生影响，即有效需求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和在贷款有效供给层面的“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两种效应结合放大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进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随着2004年6月新资本协议的实施，C-C模型凸显了两个不足，既没有考虑银行信贷资产的违约损失和账面减值，也没有考虑信贷资产风险权重的可变性。基于此，Zicchino（2005）在新资本协议的背景下从上述两个不足拓展了C-C模型，将信贷资产的违约率和风险权重与实体经济状况联系起来，分析了实体经济状况变化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约束的影响，进而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江曙霞和何建勇（2011）在Zicchino（2005）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通过加入存贷比约束进一步拓展了C-C模型，并對比分析了在旧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之下，资本充足率紧约束、松约束两种情形下实体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行为造成的冲击，研究了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问题。

上述文献主要从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的视角进行研究，虽然也考虑到了银行是存在资本融资成本的现实情况，然而，该假设并没有全面地揭示资本融资成本的内涵，融资成本并不仅指融资行为的交易成本。从投资者来看，投资者对银行进行资本投资是有回报要求的；从银行来看，银行持有资本是要创造效益的，资本回报率是银行面临的一项重要市场竞争约束。资本回报率高的银行社会声誉高，后续融资能力强，投资者认可程度高。因此，所谓的资本约束并不仅指资本充足率约束，也包括资本回报率约束，这也与我国实践相符。

由于本文主要是受Chami 和Cosimano（2001）、Zicchino（2005）等文献的启发，因此着重介绍这些文献。Chami 和Cosimano（2001）主要从货币政策的视角，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信贷供给的直接影响，从而对下一期资本充足率约束变紧的可能性概率的影响，分析了资本的期权价值以及银行资本决策，证明了“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存在。Zicchino（2005）主要从实体经济的视角，在新资本协议的背景下，认为实体经济的波动会影响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权重和减值损失，从而影响银行经营利润和资本充足状况。这些研究偏重于某一个视角，或是货币政策视角，或是实体经济视角，没有综合两个视角略有缺憾。另外，Chami 和Cosimano（2001）、Zicchino（2005）、江曙霞和何建勇（2011）基本上是采用同一个动态模型，即C-C模型，除了一些假设、约束略有不同，构建模型的目标函数基本上完全一致。其目标函数是从银行的股票和次级债即银行资本投资者视角，通过采用现金流贴现法分析银行股权分红和次级债本息偿还所产生的现金流回报，建立投资者现金流回报即银行价值最大化模型。该目标函数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分析的视角是投资者视角，而不是商业银行自身，似乎略有牵强；其次，分析的对象是投资者的现金流回报，而投资者的投资回报除了股权分红和债券利息以外，还有股票或债券价格波动造成的资本利得；第三，银行发行的股票和次级债作为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其价格走势除了受银行基本面的影响以外，还有受金融市场供需状况影响的独立性；第四，随着资本协议的实施，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已经较为普遍的采用了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或拨备后利润的绩效考核体系，原分析与我国实际情况不符，也不能直接体现对信贷资产违约损失或账面减值的考虑，不利于分析资本充足率约束的作用机理；第五，该目标函数相当于给银行外在的增加了一个定期分红约束，但是我国上市银行的分红可能更偏向于一个软约束；第六，C-C模型用银行资本的市场价值来代表银行资本的账面价值，并用资本的市场价值来计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状况，这也与我国监管实践不相符。

三、数理模型

（一）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分析

本文借鉴Chami和Cosiman（2001）的C-C模型，分析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关于资本充足率，该办法实际规定了三个约束条件。第一个约束条件是“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也就是说商业银行核心资本余额（一级资本， C1）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余额的4%，以θ1表示核心资本C1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即4%，下图中的点A表示该约束。第二个约束条件是“商业银行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100%”，也就是说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中，附属资本余额（二级资本，C2）不得超过核心资本余额，即C2﹤C1，下图中的C1+C2﹤2C1。第三个约束条件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也就是说商业银行资本余额（C1+C2）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余额的8%，以θ1+θ2表示总资本（C1+C2）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即8%，下图中的点B表示该约束。

从上图中可以清晰看出，只要满足第二个约束条件“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100%”，8%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将是银行在贷款增长过程中首先触及的约束条件。如果第一个约束条件被首先触及时，则银行附属资本将违背第二个约束条件。因此，在分析银行资本充足率约束时，本文只分析8%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

（二）模型假设

1.假设商业银行存在两种融资渠道，包括内部融资，即通过留存收益的自我积累，以及外部融资。外部融资假设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负债资金融资，主要表现为存款负债D；二是权益资本融资，主要表现为股权资本K。

2.假设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只存在两种类型，一是用于发放贷款L，二是用于同业资金拆借T。假设贷款风险权重为ωL，拆借资金风险权重为0，ωL﹥0，dωLdY﹤0。Y是指实体经济状况，Y变大代表实体经济向好，Y变小代表实体经济向差。dωLdY﹤0是指贷款风险权重与实体经济状况负相关。假设贷款资产流动性弱于拆借资金流动性。依据资产需求理论，银行对贷款、拆借资金的资产配置结构安排主要取决于两种资产相对收益、流动性的变化。当某类资产的相对收益提高时，银行会增加对该类资产的配置；当银行流动性趋紧时，银行会增加对拆借资金的配置。

3.假设存款市场与拆借市场均为完全竞争市场，则存款利率rD、资金拆借利率rT均为外生给定变量。

4.假设商业银行拨备前利润函数为：π=rLL+rTT-rDD-cLL，拨备后利润函数为：V=π-eL。其中，rL为贷款利率；cL为在银行与客户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银行所承担的信息识别与监测等管理成本，dcLdY﹤0是指银行贷款管理成本与实体经济状况负相关；eL为贷款的预期损失，e为单位贷款预期损失率， dedY﹤0是指银行单位贷款预期损失率与实体经济状况负相关。

5.假设所有银行都面临着资本约束；一是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

其中θ为监管部门外生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值，假设为8%；二是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K。后者决定了银行下浮贷款利率的竞争行为是存在“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约束的，过度的下浮贷款利率，很有可能导致收益率变薄，对该银行的社会声誉、股权融资等带来不利影响，不仅削弱了自身资本积累能力，也削弱了未来的社会融资能力，这是一种市场约束。

6.假设银行信贷市场是垄断的。该假设借鉴了Chami 和Cosimano（2001）、Zicchino（2005）的做法，另外这些文献也证明了巴塞尔资本约束的引入促进了银行之间的合作意愿和程度，强化了银行业的垄断行业特征。同时，也应考虑到我国银行业内存在很高的行业集中度。

（三）建模与求解

基于现实，可以假设短期内银行的资本K和存款负债D是不变的，长期内K和D是可变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考察银行在资源即定的情况下，如何做到平衡收益和风险，如何做到资源最优配置。

（一）当资本充足率约束是松约束时

命题1：受经济波动的影响，银行信贷行为呈现顺周期特征。实体经济波动导致银行最优资本充足率高于监管要求θ。

当实体经济向好时，依据式（12），刺激了信贷需求的增加，推动需求曲线右移，同时推动信贷成本cL、e下降，提高了信贷资产边际收益，刺激了信贷供给的增加，因此均衡信贷量增加。当实体经济向差时，均衡信贷量减少，证明略。

实体经济波动不仅会影响均衡信贷量，也会影响均衡贷款利率。从式（13）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当信贷成本cL、e受经济向好影响而下降时，由于资金拆借利率rT不变，由式（5）rT=rL-cL-e决定的银行信贷资产相对收益提高，因此银行会减少对拆借资金的配置，用于增加信贷供给。在这个过程中，拆借市场由于资金的逐步减少，rT会逐步提高，同时rL会随着贷款供给的增加逐步下降，直至重新恢复式（5）的平衡。

实体经济波动决定了银行最优资本充足率应为松约束，高于监管要求。假设银行处于资本紧约束状态，则信贷供给量为极值KθωL，则当实体经济向差时，在信贷资产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仅仅由于风险权重的上升，就会直接导致不能满足监管约束。考虑到短期内信贷资产难以出售以及资本难以增加的现实，因此银行一般不会按极值供给信贷，而是处于资本充足率松约束状态，以应对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Bernanke、Gertler （1987a）认为银行贷款是信息密集型的，信息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信贷资产的对外出售。

命题2：受经济波动的影响，银行拨备后利润与资本需求也呈現顺周期特征，并具有“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

依据式（5）（7），可知银行资本回报率rK也是顺周期的，在资本K短期不变的假设下，依据公式拨备后利润为rKK，可以发现银行的拨备后利润也是顺周期的。

当实体经济向好时，银行拨备后利润顺周期增加，一方面增加了银行资本的自我供给，另一方面受资本回报率rK提高的驱动，银行资本需求也相应增加。同时，随着银行贷款供给的顺周期增加，源于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逐步趋紧的驱动，也推动银行资本需求的增加。一旦银行资本需求得到满足，则将推动信贷供给的进一步顺周期增加，放大了实体经济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反之，银行资本顺周期减少，进一步加剧了信贷供给的顺周期减少，也就是存在Zicchino（2005）所谓的“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

命题3：受货币政策的影响，银行信贷行为呈现“顺政策风向”特征。

当货币政策收紧时，即存款利率提高或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时，从式（12）（13）可以直接得出贷款减少、贷款利率上升的结论。其影响机理是：存款利率的提高一般会推动拆借利率rT的提高，从而导致式（5）rT=rL-cL-e的失衡。因此，银行在资金拆借收益相对上升的驱动下减少信贷供给，在信贷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导致贷款利率的上升。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一般会导致银行流动性紧张，受流动性偏好的驱动，银行增加配置流动性相对较好的拆借资金，减少流动性相对较差的信贷资产，在贷款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贷款利率上升。当货币政策放松时，贷款利率降低，证明略。

命题4：与经济波动相比，货币政策对银行拨备后利润的影响是不同的，但对银行资本需求的影响比较类似，呈现“顺政策风向”特征并具有“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

受货币政策影响，在银行调整信贷行为的过程中，依据式（7），银行资本回报率一方面与rT同向变化，另一方面与rD或α逆向变化，最终影响难以确定，在银行资本不变的假設下，拨备后利润的增减也难以确定。

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会推动信贷供给的增加，进而促使资本充足率约束逐步趋紧，导致银行资本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宽裕的市场资金面会增加资本的供给，资本供需两方面的同时增加会推动银行资本的“顺风向”增加。反之，从紧的货币政策会推动银行资本的“顺风向”减少。银行资本的“顺风向”变化会进一步加剧信贷行为的波动，即具有Chami 和Cosimano（2001）所谓的“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

（二）当资本充足率约束是紧约束时

命题5：资本回报率成为软约束，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增强。

从式（12）（13）和（14）可以看出，资本回报率既没有影响到银行在信贷资产、拆借资金之间的资产配置，也没有影响到银行的贷款利率等，成了软约束。这是因为违反资本充足率约束将带来巨大的监管惩罚和声誉损失，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则退而求其次。

命题6：与松约束相比，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出现差异，信贷供给呈现顺周期特征，对贷款利率的影响不能确定。

当实体经济向好时，依据式（9），会引起贷款风险权重的下降，进而引起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放松，推动信贷供给曲线右移，银行最大信贷供给量增加。反之，银行信贷供给减少，证明略。

当实体经济向好时，依据式（10），贷款利率一方面受贷款需求增加的影响而提高，另一方面受贷款供给增加的影响而下降，因此其实际变化取决于两者的强弱，不能确定。

命题7：受经济波动的影响，银行资本需求未呈现顺周期特征。

依据命题1，可知银行的最优资本充足率应当高于监管要求，因此无论是受经济繁荣时信贷供给增加的驱动，还是受经济衰退时风险权重上升的驱动，银行始终有着巨大的资本需求，未呈现顺周期特征。

命题8：受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银行信贷行为呈现“顺政策风向”特征。宽松的货币政策达不到政策预期。

在紧约束状态下，虽然本模型不能直接分析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但是结合资产需求理论与资本回报率约束，依然可以分析信贷变化。

一般而言，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引起资金拆借收益的相对上升或流动性的逐步趋紧，相对收益或流动性的变化将导致银行在资产配置中减少信贷供给、增加配置拆借资金，在贷款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贷款利率也会上升。此时，银行信贷行为呈现“顺政策风向”特征。然而，受限于资本充足率约束的存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推动银行信贷供给的增加，银行信贷行为不受影响。

（三）资本充足率约束对银行借款人客户结构的影响

假设银行贷款客户分为两类，即大企业和小企业，对应贷款分别为LB、LS，对应贷款的风险权重分别为ωB、ωS。Fazzari、Hubbard和Peterson（1987）的实证研究发现小企业对经济波动的敏感度更高，受信贷配给的程度更深，这是因为大企业多为成熟型企业，而且银行在大企业上存在信息收集的规模经济。因此假设经济衰退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的影响比较大，此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变更为

命题9：当实体经济向差时，银行贷款供给对小客户的信贷配给程度进一步加剧。

当实体经济向差时，贷款风险权重的上升促使银行资本充足率约束趋紧。此时，虽然风险权重ωB、ωS同时上升，但是ωS的上升程度更高一些，因此银行会通过调整客户结构来应对资本充足率约束趋紧，增加对大企业的贷款供给，减少对小企业的贷款供给。

综上所述，由于实体经济波动的存在，决定了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应当高于监管要求；受经济波动的影响，银行信贷行为呈现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同时银行资本也发生顺周期变动，进一步加强了信贷供给的顺周期特征，存在“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资本充足率约束有可能会阻碍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达不到政策预期。

五、结论和建议

从上文可以看出，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实际包括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两种约束。显然，回报率约束的刚性相对弱于充足率约束，但是该约束也是银行信贷供给、资本需求以及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的重要推动因素，尤其是在实体经济向好的时候。而充足率约束既是银行信贷、资本需求顺周期性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

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大幅波动既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平稳运行，也不利于金融体系的风险稳健，因此本文主要从保持实体经济平稳运行、维持金融体系风险稳健两个角度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一）建议采取反周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

所谓反周期的监管约束是指在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基础上，增加周期性资本要求，通过对该要求的适当调整，平滑银行信贷供给的顺周期特征。在经济上行周期，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在经济下行周期，适度降低资本充足监管约束。这样在经济上行周期，可以抑制银行的放贷冲动，避免实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减轻物价上涨压力，避免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在经济下行周期，可以配合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有效刺激经济复苏，避免经济持续衰退。

（二）建议实施动态拨备制度，平滑银行利润

所谓动态拨备制度，是指在经济上行周期，提高拨备计提比例；在经济下行周期，降低拨备计提比例。拨备后利润是银行资本的内部来源，顺周期的动态计提信贷资产减值准备，可以弱化银行资本的加速器效应，既可以平滑银行经营利润的大幅波动，又可以缓解银行信贷供给的顺周期特征。

（三）重视分母对策，不依赖分子对策

商业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约束，既可以采取分子对策即增加资本，也可以采取分母对策即控制风险加权资产。单纯地依赖分子对策，通过增加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可能会诱发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高估借款人信用等级，高估抵押资产价值，提高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形态，少提损失准备金，虚增当期拨备后利润等各种方法，人为做高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从而为进一步实施资本融资提供便利，而忽视了风险控制。这种做法如果具有了循环累积效应或示范效应，表面上看银行业金融资产将大幅增加，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也将迅速扩大，经济增长也将一度繁荣，而实质上整个经济体系的金融风险、经济风险将急剧累积。一旦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发生断裂，带来的危害将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应以风险控制为基础，监管当局应着力控制风险加权资产，市场约束应加强银行信息披露，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银行信贷经营模式，促进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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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宋沐川）

作者：李庆国　葛扬

资本充足率监管银行信贷论文 篇3：

银行信贷顺周期性特征与逆监管有效性研究

摘 要：以2007～2017年381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对信贷行为周期性和监管有效性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普遍存在顺周期性，此特征在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间表现更为明显。随着资本充足率的提高，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效应出现减弱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逆周期性监管是有效的。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应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银行，采取不同的措施，在不同经济周期下应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设定合理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建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理念。

关键词：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监管

宏观经济冲击如何加剧金融市场摩擦是理论界持续关注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策制定者都开始重视金融市场信贷风险。[1]由于信贷增长的杠杆效应会放大金融摩擦，延长商业周期，为了防止新一轮的信贷风险，在各国政府的协调下新的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Ⅲ应运而生。协议中提出商业银行须计提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事实上，所谓逆周期超额资本是针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而言的。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是指金融市场伴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而随之同向波动，在经济繁荣时信贷规模扩张，在经济萧条时信贷规模收緊，放大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增加，最终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因此，从防风险角度出发，对银行信贷行为，尤其是其顺周期性行为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国在过去的十年中，金融市场融资杠杆成比例上升，违约风险不断加大，导致银行业累积了许多的不良资产。短期来看，资产价格偏离资产价值，出现更多层面的资产错估造成的过度损失;长期来看，资产价格异常波动与经济发展脱轨，出现资源配置失衡的趋势，一旦金融体系出现不稳定的状况，金融市场对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出现惯性反应，经济上行时夸大金融杠杆的作用，经济下行时造成货币紧缩，风险不断扩大致使商业银行对经济波动引起的风险过度承担。银行信贷强调银行和银行信贷在实体部门的作用，信贷市场中机构之间信息不完善和市场失灵的结果致使契约的性质发生变化。在经济繁荣期，信贷行为不断扩张信贷风险加剧;在经济衰退期，信贷行为出现收紧，加剧经济下行。综上所述，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会伴随经济周期变动出现不同程度的周期性变化。

目前，已有学者对银行信贷行为的研究大多从资本约束、内部评级法、信贷可得性、信贷货币政策、融资规模、银行竞争程度等角度研究顺周期性的形成机制[2-7]，金融危机、商业周期和信贷风险之间的关系性质尚未建立[8]。与之前的研究有所不同，本文以维护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的关系为出发点，围绕信贷市场展开讨论。从供给侧信贷的角度讨论宏观经济波动对其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具体分析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在不同周期下的表现，最后通过银行内部指标——资本充足率来论证对于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周期性行为的影响，以期能给监管部门提供一些建议。

一、理论框架和假设提出

商业银行顺周期性可以描述为三个部分：围绕趋势值波动、趋势本身的变化、均衡值可能出现累计性偏离。归结到一起就是周期性波动可能导致两种不一样的结果，其一是趋势的变动致使经济周期的扩大，其二是累计的偏离引发经济功能的丧失。那么，宏观经济波动如何引起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运行呢？一方面，大量研究着眼于经济波动对金融周期和实体部门的放大作用，这些研究人员认为，金融资产和抵押品的冲击和变化影响实体部门获得贷款的机会，Bernanke & Gertler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提出了在经济周期阶段中，银行信贷行为会引起对宏观经济运行放大的信号，它同时强调了金融领域基本面冲击可能被放大从而引发危机的方式。[9]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从商业银行自身资产和贷款角度展开讨论，王晓婷和马斌研究发现银行杠杆比率具有顺周期性特征，但杠杆比率对经济周期和信贷周期不敏感。[10]李志辉等从企业违约的角度研究了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论证了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的形成机制。[11]Misra对银行资本和银行流动性相互作用对信贷增长影响的分析表明，银行资本对信贷增长的影响对流动性较低的银行比流动性较高的银行更大。[12]顾海峰和杨立翔则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传导机理，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规模可以有效抑制信贷增长。[13]政策和规定对总需求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会对经济实体也产生重大影响，通常情况下，央行通过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将增加借贷成本，使得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的费用增加，账面资产减少，这将反过来降低经济活动水平，从而减少总需求和产出。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在金融市场中会表现出有限理性，在经济上行周期，贷款人会过于高估投资潜力和偿债能力，而对于一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进行融资，承担更多的风险，导致信贷风险的加剧;在经济下行周期，筹资成本高，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拒绝有正的投资收益的项目，减少贷款量，供给侧信贷行为随着宏观经济波动呈现顺周期性。为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与宏观经济之间呈现顺周期效应。

宏观经济波动对于金融类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和银行资本累计的影响也成为研究的热门，余雪飞发现银行资本约束上升增大了各项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顺周期性。[14]然而不同类型的银行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别，商业银行考虑企业间网络相互影响，会出现“羊群效应”，短期来看，在标杆作用下跟随行为势必会刺激放贷最终致使经济不断扩张。在宽松货币环境下，银行发展状况差且流动性强的银行倾向“加杠杆”，且杠杆越高，顺周期性越强。[15]张琳和廉永辉通过分析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发现我国城商行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16]大型和股份制银行的经营评价体系会驱使银行获取短期利润，从而放弃长远战略，同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银行信贷行为风险度量指标在经济繁荣时期比较宽松，违约和贷款损失的可能性降低，银行会采用更加激进的经营方针，例如改变利率标准和拓宽风险业务等，实现利润最大化，使得银行会提供更多的贷款。而对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存在滞后效应，对政策的解读和实施会迟缓，敏感性较差，加之资本的原始积累较少，市场份额所占比重较低，经济繁荣时期公司更偏向于向大型银行借款，而经济低迷时，公司从大型银行融资困难，更可能转向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这样会导致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在经济周期中不一定会呈现信贷行为顺周期性，为此提出假设2。

假设2：相对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大型和股份制银行在宏观经济波动下有更强的顺周期性。

商业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的存在可能会加剧金融系统的摩擦，将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扩大，对于不同类型的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举措，为了进行有效控制，应着重从借款费用、银行利润、资本净值上给予限制和监管，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相关数据规定最低要求。以往文献研究中，毛昊翔等从监管的角度构建了全新的逆周期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有助于辨别商业银行的金融稳定性强弱以及具备有效的风险预测能力，能够提前发出风险预警信号。[17]况伟大和王琪琳从实体经济上考虑，发现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在房价波动上呈现顺周期性，且房价波动项对于银行资本充足率具有非对称性影响。[18]李文泓和罗猛从宏观审慎政策角度出发，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会伴随着经济波动而同向波动。[19]综上所述，在不同时期外在融资溢价水平存在差异，会对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正如Foluso & Sylvanus所分析的一样[20]，如下所示：

Boom：EFP↓-COB↓-π↑-NW↑

Recession：EFP↑-COB↑-π↓-NW↓

其中EFP表示外在融资溢价，COB表示借款费用，π表示银行利润，NW表示资本净值。在经济低迷时期，由于銀行的审慎监管负担以及资产价格不断下降和较低的偿付能力，使得大部分银行收紧信贷，将减少信贷的供应量，也可以理解为：当贷款人的净资产较低时，银行利润也会下降，他们通常会被迫降低资产的风险敞口，提高外在融资溢价，导致信贷紧缩，反之相反。可以看出资本净值在不同时期银行信贷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资本总额和风险加权资产比例的调整和控制成为重要的监管措施，在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情况下可以通过对资本充足率指标的控制来进行逆周期监管，为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管制，可以达到信贷行为逆周期性监管的效果。

二、信贷行为周期性以及实证设计

（一）我国银行信贷行为与经济周期的整体走势

如图1所示，总的来看，我国银行信贷行为在2000年之前信贷总额增长速率低于经济增长;在2001～2007年出现波动，维持一定的增长水平;2008～2017信贷水平增速不断提高，信贷占GDP的比率远超过100%，存在着更大的弹性。在此期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货币贬值，股价崩盘，企业大量倒闭，银行违约率上升，金融市场受到很大的影响，信贷占GDP比率快速上升，为了对商业银行金融资产进行有效的规范化管理，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借鉴新的监管框架——2010年9月《巴塞尔协议Ⅲ》，引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来进行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不断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但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风险资产依然出现了过度膨胀，信贷总额出现了大幅提升。

（二）模型和变量设定

借鉴Bertay（2015）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ΔLoan表示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作为信贷行为的代理变量，参照张琳和廉永辉（2015）的研究使用Δ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用来衡量宏观经济的波动状况。主要的控制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ΔCPI），物价水平的变动会对信贷行为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借款人在通胀期间获利，但贷款人则出现相反的效果，所以需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银行资产规模（Size），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净资产收益率（ROE），这是持有资金的潜在机会成本，能反映银行对资金持有意愿的强弱。拨备覆盖率（Cover），是指实际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与不良贷款的比率，拨备覆盖率的高低决定了商业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强弱。在控制了物价水平、银行规模、资本成本和银行风险之后，本文研究信贷行为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首先利用霍斯曼检验来确定模型适用于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回归检验，接下来根据时间序列分析形成动态面板模型（Dynamic Panel），出于内生性问题的考虑，模型中引入动态广义矩估计（GMM）的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使得结果更加具有信服力。对于分析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在不同周期下的表现，本文根据银行的类型将其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检验，更进一步，透过资本补充的视角，从供给侧信贷的角度出发，模型中加入了资本充足率（CAR）与GDP增长率的交互项，用来研究监管政策对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特征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的商业银行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首先，本文在银行业财务数据和专项数据合并过程中删除了部分缺失数据。其次，剔除异常值和非连续样本。最终本文选取以2007～2017年381家商业银行，主要包含5家大型商业银行、30家股份制银行、346家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共计2049个银行一年度观测值。

（二）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平均值为0.221，最小值为-0.303，最大值为12.58，变化范围比较广，且其离散系数1.710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离散系数0.397，说明贷款增长率的离散程度大，存在着较大的波动性。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的均值都偏高，反映出我国商业银行有一定的风险抵御能力，说明我国银行财务总体上是稳健的，资本收益率有正有负说明样本选择涵盖得比较全面，银行资产自然对数平均值和最大值最小值相差不大，说明我国银行规模整体分布比较均匀。

（三）信贷行为与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

表2模型（2）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周期对信贷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3）动态面板回归中，由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系数是有偏的，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接受原假设使用随机效应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表明，经济上行贷款量会增加，经济下行贷款量会收缩，经济周期显著影响信贷行为的变化，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信贷行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物价的上升，通货膨胀情况下反而会导致贷款量的下降，信贷紧缩。模型（4）结果表明GDP增长率与贷款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充分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存在一定的顺周期性，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对金融市场前景看好，更加激进地开拓市场，信贷放宽，信贷行为显著上升。模型（5）中，为了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周期对信贷行为的影响，文中滞后了五期，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上一期的经济波动会对当期的信贷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分样本下信贷行为与经济周期实证分析

在总样本中，根据银行类型展开分类，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对于国家政策方针的解读快慢不一致，大型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不单单是为了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还是金融市场的支柱，需要积极配合政府主导的大政方针以发展经济造福社会，而中小型银行更可能是由于公司融资困难才为其提供了生存空间，目的是为了解决企业筹资问题，对于政策的把控存在时滞性。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主体下宏观经济波动对于信贷行为周期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两组，在控制了拨备覆盖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的情况下比较他们在经济周期下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的强弱。

在表3中，我们将样本分为两组，模型（1）和模型（2）是对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分别采用OLS和GMM的估计结果，模型（3）和模型（4）是对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分别采用OLS和GMM的估计结果。实证结果表明，在使用动态面板随机效应回归的结果中，两者都呈现出1%水平下显著的正相关，即宏观经济波动下银行信贷行为呈现顺周期性。但是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可以看到在广义矩估计检验结果中，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分组中GDP增长率与贷款增长率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银行对宏观经济波动存在差异性，大型银行与宏观经济波动更加密切相关，更能响应国家的经济刺激和产业扶持政策等，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中小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表现得并不明显，经济上行时企业可能偏向大型和股份制银行借贷，而在经济下行时，大型和股份制银行信贷政策收紧，致使企业倒向中小企业为其提供融资。所以相对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大型和股份制银行在宏观经济波动下有更强的顺周期性。

（五）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信贷行为周期性实证分析

在不同时期，外在融资溢价水平的差异会对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而对于风险的抵御能力决定了银行用自由资产承担损失的程度，为了抑制风险资产的过度膨胀，基于风险加权而设定监管标准显得格外重要。为了考察我国商业银行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资本充足率的设定是否能起到监管效果而对银行信贷行为周期性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充足率与经济周期交互项进一步研究。其中，ΔGDPCAR表示GDP增长率与资本充足率的交乘;Car是虚拟变量，表示资本充足率大于均值取1，反之，取0;ΔGDPCar表示GDP增长率与虚拟变量的交乘。模型（1）和模型（3）为动态面板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模型（2）和模型（4）为广义矩估计的结果。

从表4前两列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加入GDP增长率与资本充足率的交互项后，在宏观经济波动中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显著性下降，仅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宏观经济波动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对于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模型（4）中明显看出交乘项显著为负，反映了资本充足率在经济上行时期能够显著降低信贷行为顺周期性，回归结果支持了审慎监管政策的正确性，这说明在不同经济周期下需要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进行设定，逆周期性监管的有效性得到了验证，起到了风险控制和财务稳健的作用，发挥了逆周期监管的功能。通过进一步分析，将资本充足率按照均值高低分为两组，模型（4）中可以看到，高资本充足率下，宏观经济繁荣时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显著下降，资本充足率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商業银行信贷行为在经济周期下的顺周期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首先，将原本回归中信贷行为的代理变量由贷款增长率，换成风险加权资产增长率（ΔRisk），回归结果见表5;其次，将资本充足率换成核心资本充足率（Core），估计结果见表6。从表5、表6中可以看出在宏观经济波动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表现出显著的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时期核心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起到抑制作用，与前文研究保持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以及监管效果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呈现顺周期效应。在分样本的情况下，相对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我国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信贷行为具有更为显著的顺周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引入资本充足率与经济周期的交互项，与贷款增长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证实了逆周期性监管的有效性。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建议，对于银行而言，需做好银行资本规模性补充的准备，同时具备抵御风险的能力。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监管部门要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监管部门须在不同经济周期下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设定合理的资本充足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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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建明 董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