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信贷配给研究论文

摘要：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纳入信贷政策宏观调控框架，系统探讨信贷政策对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治理机制。研究发现：信贷政策在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以后，密集出台的信贷政策明显抑制了商业银行“脱实向虚”，并使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机得到明显提升。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资本市场信贷配给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资本市场信贷配给研究论文 篇1：

股权集中度与民营企业的信贷可得性

摘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关于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其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信贷可得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其面临的信贷约束增强。进一步的检验表明，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和企业信贷可得性之间的负向关系在较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在控制了内生性以及考虑到企业信贷水平可能面临自我选择等一系列问题的稳健性检验后，得出的基本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在我国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股权融资市场建设，扩展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信贷融资约束，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关键词： 股权集中度；信贷可得性；公司治理；民营企业融资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金融体系建设还不完善，针对各种规模和类型的企业多层次融资体系还未健全。Cull等[1]的研究指出，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在我国信贷融资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Manova等[2]的研究发现，这种现象并没有因近几年我国高速的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近来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民营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比重比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平均要高出5—10个百分点。因此，研究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民营企业所存在的融资难问题，部分学者认为这同我国的制度环境存在着密切关系。易纲[3]的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信贷市场经历了从管制到逐步放开的过程，金融抑制环境下的利率管制扭曲了信贷资源的配置。这种信贷资源配置的扭曲有两方面的表现：其一，正如Song等[4]所指出的，信贷配给在我国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以银行为主的金融部门倾向于向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造成国有部门资金的充裕，而具有较高效率的民营企业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资金的稀缺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其二，如余明桂等[5]的研究指出，“关系”因素在信贷资源的获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常常同寻租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损害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但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苟琴等[6]认为，对于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制度环境研究中忽视了对民营企业自身禀赋情况的考察，如果同时考虑到所有制歧视以及资源禀赋情况，则民营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自身的禀赋特点，而“歧视性制度”的影响并不突出。方军雄[7]也指出，民营企业的融资情况很可能是因为企业依据自身禀赋特点自主选择的结果。那么，具体是哪些禀赋因素造成了民营企业的这种融资现状呢？已有研究对此问题的讨论稍显不足。部分学者关注于企业的规模因素，白俊和连立帅[8]指出企业规模是影响银行信贷最重要的禀赋特征；而林毅夫和孙希芳[9]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担保和抵押品不足是其获得融资的主要障碍。这些研究均为从企业禀赋特征的角度来讨论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但这些研究均得出了具有否定性的结论，因为企业规模或者企业抵押担保品缺失这些因素更多的是民营企业受制于融资情况而造成的结果，也是企业寻求信贷融资而力图摆脱的困境，因此，从企业自身角度讲，很难通过改变这些因素来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束缚。笔者认为，对企业而言，作为直接融资的股权融资，是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的替代和补充，正是这种替代关系而不是像企业规模等因素同企业融资之间的互补关系，能为我们提供从企业自身禀赋因素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方法，而姚立杰等[10]的研究表明，除股权集中度指标外的公司治理状况对企业融资的作用有限。因此，本文延续以企业自身禀赋特点来考察民营企业信贷困境这一思路，创新性地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探究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于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影响。

公司治理中的“隧道效应”是解释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信贷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Johnson等[11]指出，控股大股东的存在，在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利益冲突的同时，却可能带来大股东与其它投资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加剧。当其它投资者是以債权形式投资企业时，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因此，股权集中现象的存在，可能会加剧大股东对于债权人的掠夺行为，大股东的道德风险增加了借款的风险成本，债权人势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回报或者主动规避风险。如Boubakri和Ghouma[12]的研究表明，管理层控股以及更宽泛意义上内部人控股的高集中度，会恶化企业的债务评级和信贷条件。An等[13]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会提高银行对企业的抵押担保要求，从而降低了企业外部融资的规模。Lin等[14]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带来的道德风险和管理成本，是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因此，正如Hu和Zheng[15]的研究所指出，股权集中更易引发企业的融资困境。这部分研究扩展了我们对股权集中和企业信贷之间关系的认识，但是也留下了一些问题有待补充和完善：首先，股权集中对企业的影响，现有研究多从企业业绩和企业效率的视角来加以分析，而从融资视角对于股权集中和企业信贷之间关系的讨论较少，并且仅有的这些研究对该问题的讨论呈现碎片化的现状，如关注某一特定类型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信贷的影响，没有从更一般意义上考察股权集中和企业信贷之间的关系。其次，实证研究中多采用上市公司数据，这可能会带来“选择性样本”问题，上市公司规模较大，融资工具和手段较为丰富，在信贷市场上也常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在我国企业中的占比较少，因此，并不能很好地代表我国大部分企业的融资现状。最后，基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较多，而使用我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因此，在金融和法制制度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背景下探讨此问题，是对原有研究的重要扩展。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研究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提出股权结构对于民营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为从企业自身禀赋特征考察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本文使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经营的微观调查数据，该数据中包含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能够克服采用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样本所造成的“选择性样本”问题。

采用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存在的“选择性样本”问题主要在于，一般来说，上市公司的规模较大，并且常具有较好的经营业绩，而其在资本市场上IPO和再融资等来筹集资金相比于其它企业要更为容易，其融资工具也更加丰富，因此，上市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弱，在研究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问题上的代表性不强。最后，本文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在股权集中度的改善能够带来民营企业信贷约束缓解的情况下，政府应该着力培育股权融资环境，继续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特别是鼓励发展以风险资本投资机构为代表的股权投资机构，促进民营企业直接融资的便利化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这些是缓解民营企业信贷融资约束的重要举措。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用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2年关于中国的企业调查问卷，该调查是世界银行针对企业经商环境的影响因素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微观企业调查，调查对象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私营企业，不包括“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部分，笔者使用的数据是该调查的中国数据部分。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所涉及的行业和城市所有多于5个雇员且未资不抵债的企业样本总体中抽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本文研究所选用的问卷数据来自2 700家民营企业。

（一）调查企业的行业分布

调查所采用的行业分类标准是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ISIC）31版，调查中涉及到的行业包括制造业的所有门类、建筑业、服务业及交通、仓储、通信业和IT产业，但不包括第一产业、公用事业部门、金融中介和房地产及相关租赁业务，调查问卷中的行业分布较为平均，除了较为突出的金属合成业和较为少量的金属材料业，大体每个行业的企业数量在140家左右。

（二）调查企业的地域分布

调查所涉及企业，涵盖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的25个较大型城市，具体包括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以及成都、大连、东莞、佛山、广州、杭州、合肥、济南、洛阳、南京、南通、宁波、青岛、沈阳、深圳、石家庄、苏州、唐山、温州、武汉、无锡、烟台和郑州。调查问卷所选择的城市至少都是区域性代表城市，在其所在省份的GDP份额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相对于上市公司样本而言，能够较好地代表整个国家微观企业层面的民营经济状况。调查问卷样本中的企业分布也大体平均，每个城市的企业数量大体在100—110家，只有上海和杭州的企业数量偏少。

三、变量说明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选取的是问卷中如下的两个问题：其一，企业在现阶段是否有透支便利（Overdraft Facility）；其二，企业在现阶段是否有来自金融机构的借款，本文通过把这两个问题综合起来反映企业的信贷状况。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二值变量，如果企业在现阶段有透支便利和金融机构借款任意一种，就将被解释变量所代表的企业信贷情况设为1，否则设为0。

在一定限度内，企业增加其自身负债会带来税收利益，从而能够提高企业自身价值，减少其资本成本。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企业在追求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都会在适当限度内负债经营。而如果企业没有获取任何的负债，那么，我们认为企业在信贷层面存在约束。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只要增加一点负债就会带来自身价值的提高，此时与负债相关的破产和代理成本极小，企业管理者没有理由不去试图采取这一举措（这一假设较强，后文放松这一假设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并不改变本文的结论）。因此，本文选取该被解释变量作为企业信贷可得性的代理变量。

（二）解释变量

在研究企业的股权集中度问题时，通常会选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前五（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或者赫芬达尔指数以及最终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等作为股权集中度的度量指标。在本文的调查问卷中，除对第一大股东外的其它股东持股情况均未做统计，因此，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只采用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衡量股权集中度的代理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控制变量

1企業规模

企业规模因素在本文中主要用两个指标来加以衡量：一个是按照调查问卷中的问题“企业规模”来对企业进行分类，该问题将调查企业按照员工人数划分成小型企业（5—19人）、中型企业（20—99人）和大型企业（大于99人），按此方法划分，本文的大中小型企业分布较为平均，大约均占1/3左右，本文通过设置虚拟变量的方法用以控制由员工数来划分的企业规模特征。另一个是采用员工人数的对数作为替代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采用设置虚拟变量分组的方法还是使用对数值作为代理变量的方法，均不影响本文结论。反映企业规模的另一指标选取的是调查问卷中的问题“企业是否存在分支机构”，规模较大的企业，才会通过设立分支结构来扩大其生产和经营，因此，本文通过企业分支机构的存在情况进一步控制企业规模。若对该问题回答“是”，变量值设为1，否则为0。

2企业业绩

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为企业的还款能力提供了稳定的保障，经营业绩得不到提升的企业，往往表现为盈利能力不足，企业内部现金积累逐渐下降，从而加剧其还款负担，因此，这类企业常不被债权人所看好。

由于调查问卷中没有利润方面的数据，选择能够替代该指标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企业2011财年的销售收入”，企业的销售收入是企业经营业绩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缺少现金流量数据和企业盈利能力数据的情况下，选择企业销售收入作为企业经营状况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中采用的是其对数值。第二个问题是“企业过去三年中是否引进新产品和服务”来反映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不同于企业的销售收入，创新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未来的经营情况，并且业绩较好的企业，也常有意愿和资源去投资和应用技术创新，使得企业不断保持竞争的优势地位，因此，本文采用这一问题作为企业业绩的另一代理变量，该变量设置为二值变量，若回答“是”则变量值为1，否则为0。

3企业信用风险状况

本文选用调查问卷中“企业产品赊销的比例”和“企业财务报表是否经过审计”这两个问题来作为企业信用状况的反映。企业产品的销售条件，反映了企業对其日常现金的管理能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企业的现金流量特性，从而也能使得债权人对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做以判断。赊销比例越高，企业面临的未能按时收回款项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因此，企业相对应的信用风险也就越大。在本文中，这一比例直接来自于调查问卷中的数据。“企业财务报表是否经过审计”，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了企业良好的会计信息质量，使得债权人对于企业经营的会计数据的真实度获得了一定的信任，审计机构的信誉无疑提高了企业的信用等级，更有利于获得债权人的信赖和投资，而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可信度上会大打折扣。若对该问题的回答为“是”，则设为1，否则为0。

除此之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经营年限因素作为企业与银行等信贷主体关系的代理变量，良好的银企关系能够缓解企业逆向选择问题，从而打消债权人对企业的贷款顾虑，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企业的组织形式）、行业和地域固定效应等因素。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

（一）回归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如下实证回归模型：

loan_conseic=α+βowner_streic+X′eicξ+λei+μec+εeic（1）

其中，loan_conseic为城市c、行业i的企业e是否获得银行信贷的企业信贷可得性情况，owner_streic为企业的股权集中度，Xeic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λei为城市固定效应，μec为行业固定效应，εeic为残差项。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回归中采用异方差稳健的标准差。

（二）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信贷可得性

根据式（1）实证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股权集中度与民营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之间有着显著的负向关系，无论第（1）列是用虚拟变量“企业是否为大型企业”和“企业是否为中型企业”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还是第（2）列是用企业现有员工人数的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股权集中度对民营企业信贷可得性均有显著的负效应，股权集中度越高的民营企业，越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这一结果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其它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影响方向也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越弱，这一结果同苟琴等[6]的结论一致，证实了企业规模这一企业自身的禀赋特征对信贷约束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的销售收入和企业的创新活动对于企业信贷的帮助作用均很显著，企业销售收入越高，企业创新活动越强，企业就越容易获得贷款。可见债权人在评估是否发放贷款时，企业业绩占有较大的考量比重，其原因在于，企业业绩是确保债务人有能力归还贷款的重要依据，现阶段企业的销售收入和企业创新能够带来未来可能的业绩增长共同担保了企业的现金流收入，从而使得债权人对于发放贷款给企业更有信心，本文的实证结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产品的赊销比例，反映了企业对于现金流的管理能力，若企业产品赊销比例高，会给企业带来现金管理的财务压力，履行贷款的难度就会增加，因此，我们预期，企业产品赊销比例越高，企业获得信贷的可能性越低。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产品赊销比例与企业信贷获得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企业的现金流资金压力可能在企业业绩等因素中已经控制，因此，该控制变量在此表现得并不显著。若企业的财务报表经过审计，则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相比没有经过审计的企业要高，债权人对于其能观察到的企业财务报表的数据更加有把握，从而，也对企业的信用有了更好的评价，增强了企业获得信贷的可能性，实证结果显示，企业财报是否经过审计对于企业的信贷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企业规模分样本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的信贷可得性

正如前文所述，企业规模是造成民营企业信贷约束的重要禀赋特征，因此，在探究股权集中度与民营企业信贷可得性之间的关系时，应该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按照企业规模对样本进行分组，来考察在不同的企业规模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于企业获得信贷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按照对调查问卷中“企业规模”问题的回答将企业分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三组，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为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对于大型民营企业还是中型民营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越会存在信贷约束现象，且均在5%水平下显著。表3中第（3）列为小型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该结果表明在小型民营企业中，股权集中并不构成企业获得信贷的阻碍，对于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并不显著。之所以在不同的企业规模下，股权集中对于民营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不同，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较小的企业规模下，企业通常依赖自有资金积累来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因此对于外部信贷的依赖程度不高，而在企业经营达到一定规模以后，融资需求逐渐增加，自有资金的积累不足以满足此时企业的需要，因此，在企业更依赖于外部的信贷融资条件下，股权集中对于民营企业获得信贷的阻碍作用就逐渐显现出来。另外，表3中的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对于民营企业获得信贷的影响，在中型企业中要强于大型企业，这可能在于大型企业因规模原因可能更受到资本市场以及信贷主体的青睐，而中型企业面临信贷融资的需求更为迫切，却因不具有大型企业的规模而得不到相应的外部资金支持，从而股权集中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四）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本文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与企业的信贷约束之间可能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面临信贷约束的企业，为了筹集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金，在自有资金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不得不向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寻求资金帮助，这一举措无疑会增加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这一影响路径的存在可能对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造成干扰；其二，遗漏变量问题可能导致的内生性，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通过控制企业、行业和城市的固定效应，削弱了遗漏变量问题对结果造成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地减弱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回归的方法对结果进行进一步地分析。本文借鉴Fisman和Svensson[16]的研究，采用的股权集中程度的工具變量是各个城市每个行业的企业股权集中程度的平均值，这一工具变量的选取方法在微观计量的实证分析中被广泛采用。这里采用各个城市每个行业股权集中度的平均值来作为股权集中度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与原有解释变量的相关性是不言自明的，而个别企业所面临的信贷约束或许会造成其股权集中度的变化，但个别企业的信贷约束情况对于各个城市整个行业的股权集中度的平均情况来说，难以造成显著的影响，可以认为，这一工具变量是外生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可知，在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对于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变得更为显著，程度也更强，可见，在表2的实证分析中，实证结果关于股权集中对民营企业信贷获得的阻碍作用有所低估。根据第一阶段回归的F值可知，本文的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关于内生性的DWH检验结果表明，内生性问题在原有实证分析中是存在的，从而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更可信。因此，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笔者发现，股权集中对于企业获得信贷的阻碍作用有所增强。

（五）Probit模型估计及信贷约束动机检验

因为本文所选择的被解释变量信贷约束情况为二值变量，而在被解释变量离散情况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可能带来结果的偏差，为了获得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信贷可得性影响的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建立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并将所得结果与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本文建立如下的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loan_conseic=α+βowner_streic+X′eicξ+λei+μec+εeicp=F（loan_conseic）=12π∫loan_conseic-∞e-t22dt（2）

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5第（2）列所示，表5中第（1）列是复制了表2第（2）列的回归结果，均采用员工人数的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表5中第（2）列是Probit模型估计下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这一边际效应反映了各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

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出，Probit模型下的实证结果与我们的基本回归结果相差不大，并且主要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具体来说，在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信贷的影响性上，Probit模型所得的实证结果显示，若企业股权从充分分散（接近0%）到独资（100%）的情况下，会使得企业获得信贷的概率降低约23%，考虑到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平均值为80%左右，因此，在经济意义上，企业的信贷约束情况还有很大程度的缓解空间。因此，Pr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仍支持原有的结论，即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和企业信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

除此之外，本文还对造成企业信贷约束的动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被解释变量的说明部分假定，企业均有意愿负债经营，因而无负债企业即为存在信贷约束，但是，企业的融资情况可能并不只是受制于债权人，而也可能是出于企业自身的决策选择。为了排除企业信贷约束是出于自身意愿决策的这一假设，本文使用问卷中的如下问题“企业未申请信贷便利和借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调查问卷中，该问题的回答有七个选项：企业具有充足的资本而不需要贷款；申请程序复杂；贷款利率高；担保要求高；贷款规模和期限不足；不认为申请会通过；其他原因。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先剔除了回答“企业具有充足的资本而不需要贷款”和“其他原因”的样本，再利用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5第（3）列和第（4）列所示。

表5中第（3）列是剔除部分样本后的稳健检验结果。该结果表明，民营企业股权集中程度对于信贷约束而言，仍有着显著的影响，虽然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第（4）列是采用工具变量回归的方法对剔除后的样本进行的回归结果。从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对于民营企业信贷约束具有显著的影响，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显著性水平从未解决内生性时的10%提高到1%，因此，本文的基本结论保持稳健，即民营企业股权集中会阻碍企业的信贷获得。

五、结论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关于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建立实证模型来检验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信贷可得性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我国的民营企业中，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伴随着企业获得信贷可能性的减少，在控制了企业、地域和行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这种显著的负向影响依然存在。在对企业规模分组进行的分样本回归中，笔者发现，较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对于企业获取信贷的阻碍效应更为显著，而小规模企业这一效应并不明显。针对内生性等问题所做的一系列检验，证明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首先，本文的结论揭示了股权融资渠道的不畅可能造成企业在信贷市场上也面临着融资约束，因此，政府应着力培育良好的股权融资环境，特别是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渠道。这种渠道建设，不仅能够使得民营中小企业资金来源多样化，丰富了资金充裕部门的投资方式，还能够促进民营中小企业获得信贷资金，从而能够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渠道上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其次，本文的实证结果还体现了债权人对于公司治理问题的担忧，股权集中可能带来的治理问题形成了企业在信贷市场上的融资约束，因此，政府应通过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来规范企业的大股东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这样才能确保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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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Fisman，R，Svensson，J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Firm Level Evi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3（1）：63-75

（責任编辑：杨全山）

作者：陈兴

资本市场信贷配给研究论文 篇2：

信贷政策抑制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吗冉渝

摘 要：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纳入信贷政策宏观调控框架，系统探讨信贷政策对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治理机制。研究发现：信贷政策在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以后，密集出台的信贷政策明显抑制了商业银行“脱实向虚”，并使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机得到明显提升。进一步的，基于宏观审慎管理视角，通过分组检验观察到城市商业银行、成长性及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银行面对“脱实向虚”信贷政策时表现更为积极。商业银行基于政策导向、风险权衡等要求，通过其信贷资源配置管理实现了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抑制作用，这种能力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高及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在主要以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经济结构失范等特殊情况时，采取信贷政策这种结构调控手段，有助于经济快速回归到健康发展的路径上来。

关键词：信贷政策;脱实向虚;信贷资源配置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明显。图1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M2/GDP）逐年上升，在2017年达到2.03倍，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美国的水平。2008-2017年国内M2同比年均增长16.4%，但GDP增速整体呈现放缓态势。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没有带来相应GDP增长，这意味着货币沉淀在传导过程中。没有充分进入生产部門循环。国内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提前进入“脱实向虚”阶段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有放缓趋势，而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则不断加剧[1]。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进入过度发展阶段后，就会与实体经济争夺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补关系就会向替代关系转变，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2]。

时任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自2012年起，央行即开始采取信贷政策调控手段，引导规范商业银行及非金融企业的资金投向，以期达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及经济“脱实向虚”的要求。但是，基于法律规制、政策传导渠道、金融市场环境等原因，理论及实务界普遍认为我国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等市场主体是一项宏观“松弛约束”。信贷政策实践中，对于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中的各类市场主体同信贷政策是协同还是拮抗作用，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这一角度看，探讨信贷政策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且迫切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也是理解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拒绝“大水漫灌”后，如何实现结构调整目标的关键切入点。

实际上，“脱实向虚”的情况并非中国的特例。Epstein and Jayadev以OECD国家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企业开始倾向于金融资产投资而逐渐降低对固定资产的投资[3]。Demir研究了土耳其、阿根廷及墨西哥的NFRE上市公司投资状况，发现这些公司的投资状况也存在同样的现象[4]。Foster对比分析了美国金融企业和制造业GDP贡献率，发现前者呈增长态势，而后者则逐渐降低，表明美国经济活动正趋于金融化[5]。2016年，美国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行业相对于全行业总产出高达20.6% 。针对经济“脱实向虚”的情况，美国政府自奥巴马时期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动解决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 。在其政策集合中，四轮量化宽松（QE）计划增强了资产流动性，为美国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融资环境[6]。而在我国，2008年天量信贷供给并没有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反而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金空转”和“过度金融化”现象 。这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判断是矛盾的。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经济“脱实向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部分，现有研究主要从不确定性、税收、企业现金流、融资约束、管理者过度自信等不同角度展开了探索 [7-11]。不过，这些研究主要从企业投资需求，即传统投资理论框架的视角观察企业投资行为，并没有从资金供给环境约束考察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关于金融机构“脱实向虚”，汪舟远指出，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资金空转的额外收益和流动性冲击发生概率是我国商业银行资金空转的主要成因[12]。 沈坤荣、赵亮则从构建多元融资体系、扶持各金融主体、培植健康的政金生态、深化“穿透式监管”四个维度提出抑制资金空转的方法措施[13]。现有文献较少结合信贷政策、银行异质性等因素系统讨论经济“脱实向虚”问题，而经济“脱实向虚”的直接原因来自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扭曲效应。因此，牢牢抓住央行、商业银行、非金融企业等信贷渠道主体的“牛鼻子”，能够较好地厘清我国经济“脱实向虚”产生的主要原因。本文拟从信贷政策出发，结合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涉及的商业银行及非金融企业两类主体，探讨信贷政策对其“脱实向虚”资产配置行为的作用机理，为抑制我国经济“脱实向虚”提出建议与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我国信贷政策作用机制

有别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信贷政策属于选择性金融控制，主要针对行业、地区等经济社会目标定向进行结构性调整 。金融约束论认为，由于市场机制功效不高、经济发展不平衡、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存在差异等原因，以选择性金融控制为代表的政府引导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约束市场进入、资本市场竞争，为金融和生产等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能够激发其投资的积极性，从而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意愿，有助于整个经济环境变得更加稳定。

1998年以前，央行主要通过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实施限额控制以实现信贷导向意图。贷款规模限额控制取消后，我国信贷政策主要采取“窗口指导”“道义劝说”等市场化调控方式[14]。尤其是2003年银监会分设以后，央行监管职能弱化，信贷政策调控效果更多取决于与商业银行的配合程度，温和的“道义劝说”普遍存在约束力较低的情况。鉴于此，基于“激励相容”的原则，2008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推动实施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制度。该制度针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建立了评估体系、评估标准、评估方法、评估反馈及评估通报等一套完整的机制。2011年及2016年，央行进一步通过制度设计提升了信贷政策的有效性 。

依据政策目标差异，我国信贷政策作用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激励方式。央行制定信贷政策，银保监等其他部门协同配合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追逐租金，在租金分配过程中实现调控目标。如支持战略新兴产业信贷政策，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的个人贷款等。二是约束方式。由于选择性金融控制原则上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实施的，可能产生部门和居民逐利导致市场失序的情况，根据调控力度及市场与政策导向的平衡关系，约束性信贷政策存在“松弛约束”和“强约束”两种情况。“松弛约束”的信贷政策主要表现为以市场为基础的单纯政策引导，比如《能效信贷指引》。“强约束”是指在经济结构亟待调整时，采取政策叠加及其他政府干预手段，通过对部门和居民资金价格与数量的调整实现信贷政策目标，比如房地产信贷政策。三是管制手段。本文称之为“信贷管制”。而信贷管制主要针对金融市场失效、部门资源配置失灵等特殊情况采取限制性、准入性或禁止性的信贷控制。然而，信贷管制也受到金融市场化理论的批评。彭玉镏（2004）认为信贷管制可能产生效率损失，且可能管制越大，腐败越大[15]。信贷实践中，我国针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进行过限制性信贷投放，对于列入产业政策禁止性目录的企业，则不予贷款。

综上，信贷政策是以央行为代表 的宏观金融管理部门制定的，引导银行信贷投向，进而调整实体经济产出的政策工具组合。由于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仍然为银行信贷，信贷政策可以通过直接调控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影响企业融资成本、规模及期限，进而作用企业投资及经营行为，达到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目的。图2为我国信贷政策作用机制。

（二）信贷政策与商业银行脱实向虚

我国信贷政策制定主要以央行为主，银保监会、职能部委等部门协同执行。信贷政策主要以市场化为基础采取窗口指导的方式进行，但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扭曲甚至失灵情况下，信贷政策可能采取“强约束”或者“信贷管制”的措施。商业银行信贷决策主要取决于期望报酬与风险的权衡，但其资产配置行为也会受到银行监管机构的影响。信贷政策制定部门可以通过显性制度或者隐性行政的方式影响商业银行资产管理政策。从央行来看，可以利用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法人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限额管理等金融监管权力对商业银行保持威胁，使其服从窗口指导[16]。从银监会来看，其最主要职责是通过行政许可完成对商业银行的管理与监督。比如机构设置、业务品种审批、人事任免、管理评级等。另外，由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涉及不同类型的行业与企业，涉及其他职能部委的信贷政策，在信贷实践中需要得到各类政府部门的关照与支持。因此，其他政府部门参与执行的信贷政策同样能够对商业银行产生影响。

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央行及银监会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文件、会议、专项督查等形式对商业银行“脱实向虚”的情况进行了引导与督查 。通过查询银监会网站，自2012年起，截止2019年2月，出现“实体经济”关键词的新闻多达3937条。全国几乎所有省区及其下属银监机构，都组织了针对商业银行“脱实向虚”违规资产配置行为的专项行动。2012年起，央行陆续出台信贷政策对旅游业、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科创企业进行金融支持。2014年5月，央行与银监会共同出台了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管理规定。2016年，银监会召开的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议指出重点严查资金“脱实向虚”行为。当银行面临资产价格冲击和风险约束改变时，其风险偏好会通过资产管理行为来进行调整[17]，在信贷政策效用演化为“强约束”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脱实向虚”的资产管理政策面臨更多风险。附表2为我国抑制经济“脱实向虚”的主要信贷政策。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对中国银行业而言，信贷政策抑制了商业银行“脱实向虚”的资产配置行为。

（三）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脱实向虚

商业银行自身的信贷管理需要迎合宏观政策导向，满足信贷政策评估指标要求。自2012年起，央行高密度的出台了抑制经济“脱实向虚”的信贷政策，使得该政策呈现出“强约束”的特征，对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可能产生两个影响：一是信贷投放方向;二是信贷投放规模及节奏。这使得企业的资金使用受到银行的监督，在实体经济发展方向能够得到信贷支持，而在企业进行金融化投资行为时的信贷资金来源则会受到抑制。另外，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信贷管理的核心，“脱实向虚”企业的资产稳定性与收益预期区别于实体项目投资的企业，也是商业银行信贷客户选择的重要考量。商业银行需要制定自身的信贷管理政策，选择适宜的客户对象实现信贷经济收益与社会价值。从微观层面来看，具有融资约束特征的企业，其现金流显著影响其投资行为[18]。在一般意义上，银行贷款不仅是企业持有现金供给的最终来源，也是企业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这意味着企业的资产配置会受到商业银行信贷管理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信贷政策背景下，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会抑制我国企业“脱实向虚”的投资行为。

三、数据及变量说明

（一）信贷政策与商业银行脱实向虚

1.样本构成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7～2017年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共137家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宏观经济数据来自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央行网站以及国家统计数据库，商业银行层面的报表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另外，对所有连续变量的异常值，按1%～99%的水平进行Winsorize处理。采用stata15.1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2.变量说明与定义

（1）商业银行“脱实向虚”。资金的“脱实向虚”是指大量资金滞留于金融层面运作，未能落到实体经济[19]。而同业业务是银行进行资金虚拟化的主要渠道，这一方式使得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生产部门，而是通过持续加杠杆的金融运作方式后，变成“钱生钱”的虚拟游戏。因此，我们采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同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净额”并用总资产予以标准化表示商业银行“脱实向虚”的资产配置行为。

（2）信贷政策。信贷政策的主要功能是结构调整，且信贷政策是由央行等银行监管机构引导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工具，在不同政策强度下与商业银行市场化的信贷配置行为可能存在协同或者拮抗作用。因此，本文借鉴于泽（2017）的研究设计[16]，设置时间Dummy变量表达“脱实向虚”信贷政策（Time），2012年及以后Time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控制变量。本文将影响银行借贷行为的其他因素考虑到模型之中，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3.模型设定

本部分是为了研究信贷政策与商业银行“脱实向虚”资产配置行为的关系，根据已有的研究，本文设定模型（1）进行检验。由于银行当期的资产配置行为主要受到上期财务及风险状况的影响，同时为了缓解内生性影响，除解释变量信贷政策（Time）外，其余变量均滞后一期。

（1） 4.描述性统计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银行“脱实向虚”（BankFinance）均值为0.14，中位数为0.12，表明样本期间内，商业银行“脱实向虚”资产配置存在趋同倾向。拨备覆盖率（Coverage）均值为3.37，大于中位数2.61，标准误为2.86，说明商业银行计提较多的坏账准备，但是不同银行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股东权益占比（Equity）的均值为0.07，略大于中位数0.06，表明我国商业银行权益资本呈缓慢上升趋势，某种程度上体现监管机构对资本水平的监管。资金供给（Supply）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0.74，表明存款占商业银行资产的比重较高，一般来说，存款增加银行也会相应的增加信贷投放。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不再赘述。

（二）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脱实向虚

1.样本构成与数据来源

为检验假设2，考虑到“脱实向虚”信贷政策的作用时间，同时避免“统计上的显著性与经济上的显著性”带来的误判，我们选择2007-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A股公司年度数据研究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对研究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样本。由于投资性房地产具有“类金融”性，对其也予以剔除。（2）剔除ST和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样本。（3）对于所有连续变量的异常值，按1%～99%的水平进行Winsorize处理。

2.变量说明与定义

（1）企业“脱实向虚”。本文借鉴王红建等研究[20]，通过构建“（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净额）/资产总额”来测度实体企业资金“脱实向虚”程度，并且以CorpFinance表示。

（2）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商业银行信貸资源配置实质上是商业银行基于自身的信贷政策表现出的信贷管理行为，因此本文使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率来衡量银行对企业的信贷投放。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样本公司财务特征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影响。变量定义如表3所示。

3.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文春晖的研究[21]，设定模型（2）对假设2进行检验。由于企业当期的资产配置行为主要受到上期财务及风险状况的影响，同时为了缓解内生性影响，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中，除“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Credit）、企业年龄（Age）两个变量以外，其余变量均滞后一期。

（2）

其中，λit和?it分别为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εit为随机扰动项。当β1显著为负时表明银行

信贷资源配置能够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

4.描述性统计

表4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企业“脱实向虚”资产配置的均值为0.05，大于中位数0.02，标准差为0.06，说明样本总体的差异性较小。另外，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均值为0.14，中位数为0.13，标准差为0.09，说明商业银行在进行信贷业务的配给总量较稳定。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在此不再赘述。

四、经验结果

（一）信贷政策与商业银行脱实向虚

由表5模型（1）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信贷政策（Time）的回归系数为-0.06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信贷政策确实抑制了商业银行“脱实向虚”行为，假设1得到验证。商业银行存贷比（LoanDeposit）、不良贷款率（NonPerLoan）、资金供给（Supply）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237、-0.0356和-0.164，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对于存贷比越高、不良贷款率越高以及资金越充裕的商业银行而言，面对“脱实向虚”信贷政策时，往往会降低其“脱实向虚”的资产配置行为。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主要做了以下检验：（1）考虑异方差情形。在回归中加入Robust选项，表明标准误经过怀特异方差修正，结合表5模型（2）可知回归结果与主效应基本一致。（2）改变信贷政策作用区间。考虑到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因素可能影响到抑制“脱实向虚”类信贷政策的作用效果，我们采用反事实检验，将2009～2017年划分为信贷政策作用的区间，并将信贷政策（Time）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从表5模型（3）可知信贷政策（Time）的系数为-0.0131且不显著。进一步表明本文划分的时间合理，结论具有稳健性。（3）改变商业银行“脱实向虚”金融资产的度量。借鉴王永钦的研究，利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相关性来识别企业金融化[22]。在此，采用“同业负债+投资性房地产”衡量商业银行“脱实向虚”（BankFinance1）的金融资产配置，如表5模型（4）所示，信贷政策（Time）的回归系数为-0.0332，在1%的水平上显著，改变商业银行“脱实向虚”行为的衡量方式时依然得到与主检验一致的研究结论。

（二）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商业银行异质性影响

宏观审慎监管关注因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与同质性而产生的共同风险敞口问题，这对考察商业银行应对信贷政策调控的异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商业银行的特点，本文从产权性质、成长能力及银行风险承担等宏观审慎管理视角观察央行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脱实向虚”行为的异质性影响。一般而言，城市商业银行相对规模更小，在面对“脱实向虚”信贷政策调控时，其拮抗能力较弱，而成长性较高和风险较大的商业银行更容易引起监管机构的关注。由此，本文推断城市商业银行、成长性及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银行面对“脱实向虚”信贷政策时表现更为积极。

为此，本文将样本银行按照银监会分类、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商业银行损失贷款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可见结果支持本文的推断。

（三）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脱实向虚

表7模型（1）报告了银行信贷对企业“脱实向虚”资产配置行为的回归结果。Credit的回归系数为-0.162，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假设2无法被拒绝。同时，资产负债率（Leverge）、成长能力（Growth）、无形资产占比（IntangAsset）和员工人数（Labor）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63、-0.231、-0.114和-0.0012，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即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时，企业会减少金融资产的投资。对于成长能力较高（无形资产占比较高或者员工人数越多）的企业，其资金更多用于主业投资的需要，会出现收缩金融类资产的投资的现象。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完成了以下检验：（1）改变金融资产的范畴。本文借鉴杜勇（2017）[23]的研究，将“长期股权投资”排除在金融资产的范畴之外（表7中以CorpFinance1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如果企业是为了获得子公司的技术、产品或者固定资产等而持有子公司的股权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那么其就不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回归结果如表7模型（2）所示，可以看出银行信贷资源配置（Credit）的回归系数为-0.147，在5%水平上显著，与主检验结论一致。（2）改变研究区间。本文选择2012-2017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表7模型（3）可知，银行信贷资源配置（Credit）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2012年信贷政策实施后，信贷政策对企业“脱实向虚”具有抑制作用。（3）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2SLS回归以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选取解释变量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滞后一期（L.Credit）作为工具变量，通过检验发现其F统计量显著大于经验值10，因此不存在弱识别问题。从表7模型（4）可以看出银行信贷资源配置（L.Credit）回归系数为-0.0681，在1%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表明样本期间内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的资产配置行为。

（四）不同内外部环境下企业异质性的影响

相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与银行的信贷关系主要表现为“预算松弛”约束及“隐形担保”带来的融资便利。在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管理过程中，国有企业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小，“脫实向虚”的资产配置惯性更大。其次，从成长性来看，成长能力较高的企业由于面临更好的投资机会，对于金融资产的投资诉求不像成长能力差的企业那么强烈;而成长能力较差的企业，其投资动机正好相反。最后，当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以及资本流通不畅等问题比较严重，企业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满足程度低。同时，在“脱实向虚”信贷政策背景下，企业面临的金融资产投资机会也会更少，此时企业可能会收缩金融资产的配置。由此本文推断，信贷资源配置管理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高及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

为此，本文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地区信贷余额占GDP的比重年度行业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8，基本符合本文的推断。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我国信贷政策调控框架出发，重点分析了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以及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经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信贷政策在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以后，由于政府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约束及引导，密集出台的信贷政策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脱实向虚”，使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机得到明显提升，通过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管理，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资产配置行为也得到了抑制。进一步的，从宏观审慎管理视角选取了商业银行产权性质、成长性及风险承担水平观察“脱实向虚”信贷政策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比国有及股份制银行，信贷政策对城市商业银行“脱实向虚”的资金配置行为抑制效果更显著，对成长性较高、风险较大的银行亦存在同样的趋势。从企业“脱实向虚”来看，商业银行基于政策导向、风险权衡等信贷管理要求，可以通过信贷对象筛选，信贷投向控制，信贷过程管理等方式实现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的抑制作用，这种能力对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差以及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在主要以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经济结构失范等特殊情况时，采取“强约束”信贷政策的政府干预式调控手段，有助于经济快速回到健康发展的路径上来。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两点政策建议：一是继续优化信贷政策。本文研究表明了我国信贷政策增强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效性。这对于我国金融政策避免“大水漫灌”，实施结构化精准调控具有重大意义。信贷政策实施后，金融机构自身的资产配置行为得到了抑制，其信贷投放也实现了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意图，在实体经济投资方面给予了企业显著的支持，意味着我国信贷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的政策效果。另外，商业银行及非金融企业在信贷政策调控过程中的异质性特征表明信贷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关注政策差异性。以央行为代表的金融监管机构，可以考虑进一步配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精准制定信贷政策，助力经济高质量增长。二是企业应把握产业发展机遇。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宏观政策导向能够产生积极的微观经济后果，企业能够获得来自信贷等各方面的具体支持。企业发展不仅要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将企业行为与宏观政策导向相协调，实现顺周期共振，这能够为企业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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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秋月

资本市场信贷配给研究论文 篇3：

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摘 要：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实现中国经济在高质量的发展，必须使中小企业的经济貢献与其从金融系统获得的支持相匹配。但银行对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信贷区别对待，使得中小企业受到信贷配给影响十分突出。只有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优化信息传导机制，加快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才能有效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关键词：中小企业；信贷配给；融资

信贷配给理论是由斯蒂格利茨和韦斯于1981年通过建模分析形成的。信贷配给分为二种：第一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只对申请贷款的一部分企业和人群发放贷款（在我国主要为国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即使其他企业和人群（在我国主要为小微企业）愿意支付比均衡的贷款利率更高的利息，银行也不会对其发放贷款；第二种情况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只满足贷款申请者的部分贷款需求，而不是对贷款申请者的全部贷款需求进行满足。

目前我国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集中体现在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歧视上，我国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向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碰到的最大阻碍是银行拒绝企业的贷款申请而实施的“银行信贷配给”。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发展，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打破现在的制度约束，增强中小企业在信贷配给中的优势，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的内因及形成机制

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信息的非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贷后的道德风险是商业银行对中小型企业实行信贷配给的本质。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本金少，企业治理结构不规范、企业的社会信用偏低，容易产生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贷款违约。银行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歧视、信贷配给的内因。

1.基于违约风险的信贷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和国有企业、大中型上市公司相比，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经营风险高，银行为了避免或减少违约风险，要求在更高的利率水平r2上实现平衡，而在过去的20多年计划经济时代，在金融领域，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严禁高利贷和高息揽储，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有企业对贷款的超额需求，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现象和融资难问题也日益突出。

2.我国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在向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无法提供有效担保和抵押物。这样就造成放贷后的道德风险，再加之一些中小企业鱼目混珠、逃贷骗贷而使银行计提损失。银行等金融机构谈虎色变从而逆向选择，加重了信贷配给的取向。中小企业只有不断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资金周转，增强企业实力，牢固树立借债必还的思想，才能为融资方解除后顾之忧，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益。

二、中小企业存在信贷配给现象的外因及形成机制

1.在银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承担着“准财政”的职能，直接导致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对中小企业的“所有制歧视”。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在银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承担着政府的一部分政策性贷款的任务，国家为了实行金融管制，对银行部门进行了政府干预和控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大量的政府政策性贷款和为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任务。政策性财政信贷支持的任务主要为：为促进我国的地方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发展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发放的政策性贷款、为支持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和调整向地方政府发放的低息借款、承担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成本发放的政策性贷款和为地方政府提供的财政信贷支持职能等等，这些建设都需要国有银行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进行政策性的财政信贷支持。并直接导致国有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配给和所有制歧视以及在发放贷款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地方政府部门的信贷倾斜。

2.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不健全的经济时代，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规定了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由于官方的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平衡利率，导致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超额的贷款需求和中、小型企业的信贷配给现象。在金融市场化不是很发达、政府对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直接行政干预、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政策倾斜、以及政府要求银行完成的政策性贷款任务等等，促使四大国有银行在地方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优先满足国有企业的超额的政策性贷款需求，对小微企业实行信贷配给。

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不健全的金融市场中，人民银行、银监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利率进行政策性指导和限制，政府的政策指导性信贷贷款的利率i1远远低于信贷市场由信贷供给曲线和信贷需求曲线决定的均衡利率i2，导致国有大中型企业、地方政府超额的贷款需求区域（B）和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中一个严重现象是国有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债务比例过高，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发放的很多贷款收不回来，形成坏账，导致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不得不将催收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发放的不良贷款作为首要目标，从宏观经济金融信贷政策面上加强了银行对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的“惜贷”和所有制岐视。由于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事前资质审查、贷款到期前管理、贷款到期后的收回和催收都是有成本的，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发放的小规模贷款，需要更高的贷款审核成本，而长期以来，银行与小微企业之间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导致我国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信贷配给的现象长期存在。

三、缓解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的对策

在银行信贷市场上，由于银企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的抵押品不足，缺乏有效显示银行认可的信用资质，逆向选择使得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信贷配给成为银行的理性选择。

1.改善企业生态环境。2010年以来，我国以金融市场化为导向，对原有的金融体制进行了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许多不合理的金融政策、信贷贷款制度，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对其重新进行了改革设计、调整和创新。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政策性干预、实行金融利率市场化改革等等。金融市场化的推行极大地改善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和遭遇的信贷配给的困难，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了中小企业的生态环境。

2.促进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发展。伴随着我国金融改革深化的进程，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后国际银行业《巴塞尔协议Ⅲ》的推行，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准入金融市场政策管理的限制，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股份制银行、担保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的产生，同时给予金融政策上的扶持与金融规范的引导，鼓励发展区域性的专业银行，建立中小金融机构，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国有银行业一枝独大的局面，不断促进资本市场多层次化的发展。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有利于扩大我国间接融资的比例，中小企业做大做强，通过股份上市、发债，可以有效缓解资金需求。

3.减少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导致的所有制歧视。商业银行与小微企业之间因信息不透明、不对称而导致的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规模歧视、所有制歧视和小微企业的贷后的道德风险是信贷配给产生的本质。在社会中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小企业的新的资信评级体系，让中小企业的相关信息透明化，以便于及时处理违约和失信。金融市场不断深化以及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立，有利于解决信息的不对称，有效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群体，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只有不断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的环境和机制，加快我国金融深化和改革，才能不断发展壮大中小企业，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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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献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