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派犯罪学分析论文

[摘要]巴伦·拉斐尔·加罗法洛是刑事人类学派创立者之一，也是实证主义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加罗法洛将实证方法应用到犯罪学的研究，除此之外他还在著作《犯罪学》中提出了自然犯罪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犯罪人的特征与分类进行了全新的论述。《犯罪学》一书系统地阐述了犯罪学的原理体系，构建了犯罪学最初的学科框架，此书的出版也标志着犯罪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学科。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实证派犯罪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实证派犯罪学分析论文 篇1：

永无止境的追求真理之路

摘要 《实证派犯罪学》一书汇集了恩里科•菲利于1901年4月22日、23日和24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三次讲演的讲稿。虽仅仅只有短短四万余字,却是菲利刑法学说和犯罪学理论的高度浓缩。

关键词实证派犯罪学 犯罪社会学派 刑罚替代 区别对待

菲利和贝卡里亚虽然在刑法学上的观点相距甚远,但菲利在其著作中对贝卡里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切萨雷•贝卡里亚的小册子揭开了现代犯罪学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 “贝卡里亚手中握有真理的巨大力量,他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时代的电子储存器,他把时代气氛中即将到来的革命预兆——人类良心的震撼,统统收集起来了。”菲利正是想试图通过对古典学派刑法理论的批判,把人们从对刑罚的盲目崇拜中唤醒,向人们指出犯罪人也是“社会弊病”的受害者,社会没有理由让他们为自己的堕落承担道德责任,刑事制度应当把着眼点从“镇压”转向“预防”。

本书分三部分内容,分别讲述了实证派犯罪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实证派犯罪学的犯罪原因观和实证派犯罪学的犯罪对策论。也许是讲演稿的缘故,作者的论述可谓精练准确、生动形象,使读者深深感染于作者所提出的理论。其中最有影响之一的犯罪对策论,笔者在仔细阅读后,想就这部分内容做一简单回顾和发表一些感想。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刑罚被视为对付犯罪的唯一手段。古典学派的犯罪学家们把刑罚看作是规范社会最有力的工具。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犯罪不仅没有被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就在此时,以菲利为代表的犯罪社会学派开始改变只重视法的死规定、而不重视犯罪者实施犯罪的活情况的研究方法,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行为转向行为人,并从新角度揭示了犯罪者生理、心理和精神等方面的特征在犯罪防范对策上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菲利的犯罪对策论可以说是极具现代意义的刑事政策理论,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他的刑罚替代物理论和区别对待犯罪人理论。

(一)刑罚替代物理论

菲利指出,刑罚并不是简单的医治犯罪的万灵药,它对犯罪的威慑作用是很有限的,有时甚至是徒劳。因此预防犯罪不能仅依靠刑罚的效力,应该使刑罚成为社会用以防卫的次要手段,而应主要着眼于消除促使犯罪产生的各种因素——人类学的、地理的和社会的,并使医治犯罪疾患的措施与导致犯罪产生的实际因素相适应。

对于如何适用刑罚替代措施,菲利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包括经济、政治、科学、立法和行政以及教育等领域的替代措施。如欧洲国家通过“输出许多因不幸或能力不均等而容易犯罪的人”,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等;虽然菲利的这些替代措施只是对当时现行社会制度下的修补,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但从其所处社会对犯罪进行预防的角度以及从减少和消除犯罪的条件来说,是能够较快地收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的。因为减少和消除犯罪的条件比减少和消除犯罪的根本原因要更主动、更方便,也更容易。菲利的这种犯罪预防理论,对于我们今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二)区别对待犯罪人理论

菲利认为,“由于犯罪的原因不同,对各种人格的罪犯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由于人类学因素而导致犯罪与由于社会环境而导致犯罪的行为人根本不同”,他将犯罪人划分为天生犯罪人、精神病犯罪人、习惯性罪犯、偶犯和情感犯。在这五种罪犯中,主张对前三类采取不定期隔离的方式,直到其能够重返社会、适应社会正常生活为止;对于偶犯,要区分罪行轻重,决定适用赔偿损失或不定期隔离;对于情感犯,要区分激情的性质,决定是否宽恕。

由此可见,在菲利的犯罪对策理论中,处罚针对的不是犯罪行为,也不是抽象的犯罪人,而是具体的犯罪人。这种因人而异对犯罪者进行矫正的理论,可以说是现代刑事政策理论中刑罚个别化的先驱,对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具有积极意义。在诸多的处罚措施中,菲利比较欣赏不定期隔离的方式,主张不定期刑。还主张发挥犯罪者的主观能动性,视改造效果而决定刑期增减的制度。目前我国刑罚制度中的减刑、假释等制度的规定,也出于与此相同的考虑,可见他的犯罪对策理论给我们今天的刑罚理论也带来了启示。

读罢本书,深深折服于作者深刻的论证,但在赞叹之余也应持客观的立场来看待作者观点中的不足。菲利仅仅只是把我们带到了犯罪研究科学长河的入口。真理向前跨出半步就是谬误,菲利的犯罪原因论是一种决定论,主张对犯罪原因进行科学分析,这是他的优点,但是菲利全面否认自由意志,在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他认为任何现象都是一定原因的结果,似乎一切决定都是确定不移的,只能是一种结果,不可能是另一种结果,这种主张实际上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决定行为中的作用,是一种机械决定论。因此,在评价菲利的犯罪原因观时,我们不得不说其观点仍是片面的。

面对菲利的成就,我们仍然要看到其犯罪学思想深深影响了现代犯罪学的发展,几乎遍及了整个西方世界。荷尔在提及菲利对于美国刑事制度的影响时说,“许多倡导刑事制度改革运动的著作和活动,都是直接导源于菲利,有时甚至是直接引用他的话。”

然而本书给我触动最大的还是菲利勇于挑战和尊重社会现实的精神。菲利继承了龙勃罗梭观点中的合理成分,但同时也清晰地发现了龙勃罗梭理论的局限性。菲利看到犯罪学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仅要研究犯罪行为,还要研究犯罪人的个性,更要研究犯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和控制犯罪的产生。菲利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做到了这一点。在研究犯罪人个性的过程中,他不仅仅局限在个人因素上,而且更关注社会因素对犯罪人犯罪行为的影响,这使他又超越了龙勃罗梭,在探求犯罪原因的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正所谓追求真理的道路永无止境,从菲利身上我看到了他热情追求的精神,本着对真理的热爱,发奋而立言。如今我们也许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缺乏追求真理、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但任何思想的产生和理论的创立都需要坚厚的积累,敏而好学,勤于思考也许是现在的我们所应该做的!

作者：王　珏

实证派犯罪学分析论文 篇2：

加罗法洛法律思想探析

[摘 要]巴伦·拉斐尔·加罗法洛是刑事人类学派创立者之一，也是实证主义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加罗法洛将实证方法应用到犯罪学的研究，除此之外他还在著作《犯罪学》中提出了自然犯罪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犯罪人的特征与分类进行了全新的论述。《犯罪学》一书系统地阐述了犯罪学的原理体系，构建了犯罪学最初的学科框架，此书的出版也标志着犯罪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学科。

[关键词]实证；自然犯罪；犯罪人；刑罚功能

一、加罗法洛与刑事实证学派。

刑事实证学派，是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刑法学派，是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的统称。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除加罗法洛外還有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和菲利。

实证主义犯罪学派是在19世纪后半期为了反对古典犯罪学派的严苛，同时也是针对有关犯罪行为原因的研究的欠缺和当时犯罪对策的乏力而产生的。[1]在刑事实证学派产生之前，刑事古典学派在刑法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但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像垄断资本主义开始过渡，在此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化、社会治安明显恶化、犯罪率持续上升、青少年犯罪比例大幅增加。而古典学派将犯罪和犯罪人抽象化理解，其构建的刑法理论难以针对犯罪人的特殊之处采取有针对性的犯罪预防措施。所以在犯罪率持续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刑事古典学派的学说及观点已经不能够地解释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其一贯倡导的罪行均衡原则在解决惯犯、累犯问题上也已经变得无能为力。也是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取得了迅速发展，自然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于法学特别是刑法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刑事实证学派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加罗法洛认为意欲揭示犯罪的本质特征、挖掘犯罪的真实原因、对犯罪人进行科学的分类以及在此基础上找到治理犯罪的最佳方法，必须将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证的方法，引入到犯罪学的研究中来。当时的立法者在立法时根本就不曾考虑刑罚的种类、期限以及它与犯罪性质以及犯罪人本性的关系以及对于社会方位以及犯罪人的改造究竟有多少作用。他对这种抽象的刑罚观进行了批判，并提出犯罪是一种呈现出不同形式且根据个人情况而变化的社会疾病的观点。他认为必须从一开始就确立是否存在能够消除犯罪的刑罚，如果存在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使用这种刑罚。而研究这些问题都必须用试验才能确定，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理论变得徒劳无益。[2]

二、自然犯罪理论

（一）产生背景

在实证学派诞生之前，古典学派是历史悠久并且拥有广大影响力的刑法学派。古典学派将犯罪与刑罚均建立在行为的基础上。认为人类犯罪的原因是因为“自由意志”，即一个人有自由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当他选择去做的事情触犯了刑法，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在古典学派论述体系中“无论是刑法原则论，犯罪论还是刑罚论都是以犯罪行为为主线形成的，犯罪行为构成其第一块基石”。[3]古典学派所提出的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法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欧洲传统封建法律的不平等性、干涉性以及残酷性，恰好反映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所以古典学派的理论和观点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半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推行。

然而时间进入到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社会从前期的自由竞争逐步向垄断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城市人口大规模增加，由此带来的失业，社会治安一系列问题也愈发严重。当古典学派犯罪理论发展到顶峰时，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却存在着过去从未出现的数量极大的犯罪行为和不光彩状况。[4]人们意识到刑法客观主义并不是在任何历史背景下都能解决所有犯罪问题的良方，作为一种统治策略和法律技巧，它的作用只有在相对平稳，缓和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很好地发挥。犯罪的增长说明了刑事古典学派关于刑罚心理强制学说的虚幻与失败，以往刑法制度在治理犯罪方面的无所作为便成为新学派产生的有利突破口。[5]

（二）人类道德的基本情感

在19世纪后半期，犯罪学家们开始逐渐利用自然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犯罪人，如龙勃罗梭将犯罪人归入到人类学遗传的角度去研究等。加罗法洛试图用一种科学的实证的方式，用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对犯罪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使得同样的一种行为在同一时期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同样的评价。于是，加罗法洛在他的著作《犯罪学》中第一次提出了自然犯罪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与法定犯罪相区别。

加罗法洛对组成道德各种情感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包括：宗教情感、爱国情感、仁慈、怜悯、仁慈、正直，其中怜悯和正直是最基本的道德情感。怜悯感是人类社会中一种广泛存在的情感，它来源于我们对于自己同胞的同情与仁爱，所以怜悯是一种利己主义情感，但是当怜悯的对象是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人时，怜悯就成为了一种利他情感。而在所有利他主义情感中，正直最被加罗法洛所看重，他认为正义感是最能表现一个人利他本能的情感。因此，加罗法洛总结出凡是触犯怜悯和正直这两种人类道德最基本情感的行为便是犯罪。在一个行为被公众认为是犯罪前所必需的不道德的因素是对道德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有绝对表现为对怜悯和政治这样两种基本的利他情感的伤害，且对这些情感的伤害是在个人适应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程度来看的。我们可以准确地把伤害以上两种情感之一的行为成为自然犯罪。[6]

（三）犯罪分类

根据被侵犯和伤害的人类道德的基本情感的不同，加罗法洛又将犯罪分为了两类。第一类是伤害怜悯感的犯罪，包括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故意侵害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为自己私利而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对他人直接造成精神痛苦的行为。第二类是伤害正直感的犯罪，包括使用暴力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如抢劫、抢夺；虚构事实欺骗他人财产的行为，如诈骗；虚构事实损害他人名誉以及合法权利的行为，如伪证。

从以上的举例不难看出，这种按照被伤害的人类道德的基本情感分类出的犯罪种类，实际上将犯罪划分了两种：即侵犯人身的犯罪和侵犯财产的犯罪。但这种划分犯罪的方式不能穷尽所有的犯罪种类；作为划分标准的道德情感本身之间就没有明确的界限，一般人很难区分；除此之外，道德情感毕竟是人类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感情因素，难以用言语或者文字对其下定义或者做出解释，若采用它作为划分标准，那么很多犯罪便不能得到文字上的规范与限制，很难仅仅凭借不具有稳定性的道德思想去长期约束人类的行为，这就为预防和治理犯罪带来的难度。

（四）犯罪人的研究

在实证主义学派产生之前，关于谁是犯罪人这个问题是不存在什么争论的，古典主义学派一直强调凡是触犯刑法的人就是犯罪人。但是随着欧洲犯罪率的提升以及治安环境的恶化，无法根据这一概念针对特殊群体进行犯罪预防，古典学派的犯罪人概念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最先对犯罪人进行研究的是实证主义法学的先驱，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龙勃罗梭提出的著名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虽然遭到了学界以及社会的质疑，但却开辟了对犯罪人研究的先河。加罗法洛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龙勃罗梭的观点，但是在某些方面他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加罗法洛承认谋杀犯，暴力犯都存在某种共同的面相特征，这种特征使得他们很容易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但是经过研究，加罗法洛发现虽然这种相似的身体结构或者面部特征在某一犯罪群体中出现的比例较高，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种条件。所以他同时又强调这种观察具有很强的主管意识，并不能保证完全客观，也没有具体的论证。此外，加罗法洛还认为犯罪人是心理某方面异常的人，他认为犯罪人心理异常的最突出表现就是道德或是利他情绪的缺失。

加罗法洛认为只有实施了“自然犯罪”的犯罪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人，于是犯罪人被分为了两种：“自然犯罪人”与“法定犯罪人”。法定犯罪人即是没有侵害怜悯和道德这两种基本利他情感，仅仅与特定的时代的环境，事件相关或者由立法者的观点所决定的、与行为人道德异常无关的、或不能表明行为人道德异常的行为。[7]加罗法洛认为法定犯罪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人，他们实施的行为并没有伤害怜悯和正直这两种道德情感，法定犯罪人之所以犯罪，主要在于违反了法律，行为人不表现为任何道德低下。[8]因此他們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犯罪，只是借“犯罪”一次将其表达。

根据在道德上的缺失程度将犯罪人分为了四个类型：1、谋杀犯罪人，这是最典型的犯罪人。他们极度自私自利，缺乏人类道德的基本情绪，即缺少怜悯与正直。2、暴力犯罪人，是指为了获得某种精神上或物质上的满足而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犯罪人。加罗法洛又把暴力犯罪人分为激情犯罪人和地方犯罪人两种。激情犯罪人是指犯罪是在某种激情下完成，而这种激情可能是外部影响所造成，也可能是自身的原因。地方犯罪人是指在某些地区从事流行犯罪的犯罪人。3、财产犯罪人和缺乏正义感的犯罪人，这类人往往只是缺少正义感和怜悯感，但一般不会从事很严重的犯罪。4、色情犯罪人，这是指由于性冲动而导致的色情犯罪，这类犯罪的原因往往是一时的性冲动，加上犯罪人的自控能力较差而发生的。由于这类犯罪往往针对的只是个人，所以加罗法洛认为这类犯罪人并不是很缺乏怜悯和正直这两种基本情绪。

三、刑罚的功能

古典学派认为犯罪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人在意志上是自由的，一个人可以决定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当一个人决定要做的事情触犯了法律，那么他这种行为便是犯罪。犯罪人本来可以选择不犯罪，但是他却选择了犯罪，从道德的层面讲，他这种选择作恶的行为必须受到惩罚。所以在古典学派看来，之所以对犯罪人施以刑罚是因为犯罪人在主观道德上具有恶性，是对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做出不恰当行为的惩罚。作为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加罗法洛则更重视对犯罪人危险性格的研究，他则认为刑罚的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惩罚犯罪人，而是预防犯罪。他在著作《犯罪学》的“刑罚的合理体系”这一章中论述了社会防卫论。提出刑罚不是私人报复的工具，做出刑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不再受到犯罪人的侵害。刑罚的作用则是慢慢改变他们的动机，引导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刑罚结束时对社会不再具有危险性。

加罗法洛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有犯罪预防替代犯罪威慑：消除和赔偿。消除是将罪犯不仅排除出国家，而且排除出社会生活的方法。死刑是消除犯罪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加罗法洛不认为死刑是可以广泛运用的反映形式。加罗法洛认为只有当个人成为社会的有机体有害的源泉的时候，他才不再享有成为社会一分子的权利。只有这个时候对他实行死刑才是必须的。如果犯罪人只是表现为对社会道德侵犯的一种不健康的心态时，这时候只需剥夺犯罪人进行社会生活的权利，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剥夺犯罪人的生命。另外，关于驱除与终身监禁，加洛法罗觉得这样的两种方式都可以视为是死刑的等值物，但是这样的两种刑罚的方式都各自有着自己的残酷与特点。赔偿是遏制犯罪的另一种途径，它是指强迫罪犯对被侵害者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损失作出补偿。加罗法洛认为赔偿是一种能够适应于多种罪行的方式。总而言之，关于刑罚方面，加罗法洛从自然犯罪的角度出发，主张用自然性的角度来考量刑罚的目的与形式，得出了遏制罪犯的功利主义刑罚理论。[9]

四、总述

罗法洛深受斯宾塞社会有机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其以情感分析为代表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方法对犯罪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不少到现在都仍未过时。但他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完美和谐的有机体，把人类道德现象过于简单化，这实际上忽视了社会的多元化与复杂性。由此可见，任何一个犯罪学理论均无法解释犯罪行为的全部，犯罪问题与现实的错综复杂，绝非单一的因素或单一的学科能单独研究与解释。[10]

注释：

[1]吴忠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苏再居：《自然犯罪理论探析——以加罗法洛〈犯罪学〉为视角》

[3]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第680页

[4]菲利：《实证派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53页

作者：赵健雄

实证派犯罪学分析论文 篇3：

世界著名犯罪学家排名及相关问题

[摘要]对著名犯罪学家的学术影响的评价和排名，是犯罪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在英语国家的犯罪学界中，已经进行了这样的研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这类研究的结果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可夸大其作用。尚未见到对全世界的犯罪学家们进行排名研究的成果。英语世界的犯罪学研究并不等于全世界的犯罪学研箩芒。对外国著名犯罪学家的评价要准确、客观；应当恰当对待外国犯罪学家及其研究成果。

[关键词]世界著名犯罪学家；排名；相关问题

一、引言

在近期举行的一个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方面的高层次学术会议上，有发言者在文章中出现了这样的表述：“……已故的前世界最著名的犯罪学家马汶·E·沃尔夫冈……”。笔者作为会议主办方安排的点评人，在对该发言者的发言内容进行了实质性的点评之后顺便提到，这样的表述可能是不恰当的；同时建议，假如将这位美国犯罪学家称为“世界最著名的犯罪学家之一”可能是恰当的。由此引发如何对这位美国犯罪学家乃至其他著名犯罪学家进行排名和评价的问题，本文探讨这方面的有关问题，介绍已有的相关研究。

毫无疑问，沃尔夫冈是世界知名的美国犯罪学家。笔者虽然无缘与他见面，但是，对于他本人及他的犯罪学研究，并不陌生。这位1924年11月14日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勒斯堡(Millersburg)、1998年4月12日逝世于该州费城的著名犯罪学家，曾经对杀人犯罪及其被害人、犯罪及其严重性测量、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同生群中的少年犯罪(delinquency in a birthcohort)、评价犯罪学、性犯罪人处遇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当代犯罪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笔者曾在多本书籍中介绍了他本人及其犯罪学研究情况。例如，在1994年出版的《法律心理学大辞典》中，收录了“沃尔夫冈”、

“暴力亚文化理论”、“同生群少年犯罪研究”、

“被害人推动”等条目；在1997年出版的《西方犯罪学史》中，设专节论述了沃尔夫冈等人的暴力犯罪亚文化研究，在2010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中，做了更详细的论述；在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西方犯罪学》以及该书的第二版中，都对沃尔夫冈的犯罪学研究做了介绍。

同时，沃尔夫冈与中国犯罪学界有密切的关系。他曾与多位中国犯罪学家进有过直接交往，曾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曾与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等单位合作在武汉开展过同生群中的犯罪调查。

但是，能否因此可以将他称为“前世界最著名的犯罪学家”呢?笔者认为有加以探讨的必要。尽管在中国，犯罪学远未成为“显学”，专业研究人员并不很多，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犯罪学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有众多的专业研究者，其中不乏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犯罪学家，而且，一些国家的犯罪学研究者还对一定范围内的著名犯罪学家进行了排名方面的评价研究，力图通过这样的研究，对著名犯罪学家们的学术影响力进行最为概括的评价、对他们在犯罪学界的地位进行最为简洁的描述。根据笔者了解的信息，在英语国家的犯罪学界中，已经进行了这样的研究；这类研究是犯罪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了解这些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我国的犯罪学研究者认识在不同时期活跃的犯罪学家们对于犯罪学发展的贡献，了解世界上一些地区的犯罪学家在犯罪学领域中的学术影响力。

二、对英语世界中犯罪学家们的评价研究与排名

从笔者所接触到的英语文献来看，已经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评价英语世界中著名犯罪学家的学术影响力的排名研究成果，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研究有两项，下面简要加以介绍。

(一)沃尔夫冈等人的评价研究

马汶·E·沃尔夫冈本人曾与罗伯特·费格利奥(Robert Figlio)、特伦斯·索恩伯里(Terence P，Thornberry)合作，进行了重要的犯罪学评价研究。他们对1945-1972年间美国的犯罪学研究和犯罪学理论的科学价值(scientific merits)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的评价研究，力图评价美国犯罪学的科学质量(scientific quality)。这项研究的结果，最终被写成《评价犯罪学》(Evaluating criminology)一书在1978出版。在这部340多页的专著中，分8章论述了这项研究的结果，其中包括了70多个表格。由于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评价犯罪学的科学质量，而不是评价犯罪学家的影响力，因此，它通过严密的调查和科学的测定，评出了犯罪学中的最佳论著(the best works in criminology)。由于这些评价和测定的结果是根据犯罪学研究的不同主题进行的，涉及到将近90个主题，因此，犯罪学家们的论著的排名比较分散，不同犯罪学家的不同论著在不同主题上的排名是不同的。例如，在对犯罪学学科的定义方面，排在前5名的是萨瑟兰(E.H.Sutherland)、沃尔夫冈(M，E，Wolfgang)、格尔(T，R，Gurr)、格卢克(S.Glueck)、克雷西(D.R.Cressey)撰写的论著；而在一般统计研究方面，排在前5名的是沃尔夫冈、赫希(T.Hirschi)、赖斯(A.J.Reiss)、奈(F.I.Nye)、克拉克(I.P.Clark)撰写的论著。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些论著的撰写者的学术影响力。

为了较为集中地了解犯罪学家们的排名情况，可以从这项研究中抽取一些方面来分析。例如，可以通过引用指数(citation index)考察犯罪学家们的论著被引用的排名情况。沃尔夫冈等人通过对犯罪学领域的3134篇论文和556本书籍中引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列出了论著被引用数量的排名，这个排名共包括58种书籍和24篇论文，表1显示了其中被引用最多的前10种论著，这个排名实际上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论著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又如，在该研究中，也采用了同行调查(peer survey)的评价方法，让500名同行从287本书籍和791篇论文中推荐最好的20本书和20篇论文；接受调查的同行具有博士学位并从事犯罪学方面的职业，其中推荐人数最多的前10本书和前10篇文章见表2和表3；在给每个同行的评价问卷中，还让他们对每种论著从“有创造性的”(germinal)、“有革新精神的”(innovative)到“广泛知名度”(widely known)等10个方面进行评价，评价所推荐论著在哪个方面是最好的。这样，就得出了在10个方面最好的论著。其中，在“广泛知名度”方面最好的10本书的排各情况参见表4。这些表格中的书籍和论文的作者，也应当是具有很高学术影响力的犯罪学家。

(二)科恩等人的评价研究

在沃尔夫冈等人的评价研究之后，从1990年开始，美国学者埃伦·科恩(EUen G.Cohen)等人进行了以引用分析(citation analysis)为途径的著名犯罪学家排名研究。1994年，科思和英国著名犯罪学家戴维·法林顿(David P.Farrington)合作，在《英国犯罪学杂志》发表题目

为《谁是英语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犯罪学家》的文章，报告了他们对英语世界中的5种期刊在1986-1990年间刊登的论文的引用情况的调查，报告了根据调查结果对犯罪学家们所作的排名。他们调查的5种期刊，包括《英国犯罪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犯罪学》(Criminology)、《加拿大犯罪学杂志》(CanadianJournal ofCriminology)、《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犯罪学杂志》(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以及《司法季刊》(Justice Quarterly)，这些期刊是英语世界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犯罪学与刑事司法期刊，能够代表英语国家中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研究的基本情况。这项调查发现了在5种期刊论文中被引用得最多的犯罪学家的名单(参见表5)。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认为，论著被引用得最多的犯罪学家，就是“英语世界中最有影响的犯罪学家”(the most influential criminologist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而沃尔夫冈排名第一，因此，他是“英语世界中最有影响的犯罪学家”。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这项评价是根据特定时间(1986-1990)的素材进行的，而不是对整个历史上发表的所有研究论著进行的；第二，这项评价的人物是英语世界中的犯罪学家，而不是全世界的犯罪学家。

此后，科恩等人继续进行研究，又发表了若干篇这方面的论文。1998年，他们出版了综合性的评价研究著作《评价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全面论述了他们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结果。在这本书中，、披露了很多犯罪学家排名信息，例如，1991-1995年间在9种杂志论文中被引用得最多的犯罪学家排名(参见表6)。从表4中可以看出，由于评价素材和评价时间的不同，犯罪学家们的排名会发生变化，甚至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三、相关问题讨论

(一)犯罪学家的学术影响力评价和排名受多种因素影响

对于犯罪学家们的学术影响力等方面的排名评价研究，可以从多方面进行。例如，可以从这些犯罪学家们在重要的专业期刊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所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影响力、研究成果被其他人在学术论著中引用的情况、所获得的学术奖项、同行们给予的评价、培养学生的情况，甚至担任学术团体和其他组织等的领导人等维度，衡量著名犯罪学家们的学术影响力。在进行学术评价和排名时，对于评价维度的不同选择，肯定会影响评价和排名结果。

同时，评价和排名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评价时间的选择，就会影响评价结果。每个犯罪学家都有发表学术成果的高峰时期，对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学术影响力进行的评价和排名，肯定会高于对他们在其他时期的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和排名。又如，对评价素材的选择，也会影响评价结果。一些犯罪学家出版了有影响力的专著，而另一些犯罪学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因此，如果在评价时不能兼顾专著和论文两类素材，就有可能产生评价偏差。

此外，犯罪学家们的生涯特征也是影响评价结果的重要因素。根据犯罪学家们的生涯特征，大体上可以区分出两类犯罪学家：一类是学术型犯罪学家。这是指用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犯罪学家。这类犯罪学家的典型职位可能是大学教授或者其他机构的专职研究人员，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从事学术研究方面的活动，终其一生中可能进行了很多的学术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另一类是政治型犯罪学家。这是指用职业生涯中的很多时间从事组织领导等工作的犯罪学家。这类犯罪学家可能担任很多学术团体、行业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很多专业(家)委员会、专门小组等的领导职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政治型犯罪学家在获取学术资源、扩展学术影响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犯罪学家的学术影响力主要应当根据他们的学术成果来评价，但是，毫无疑问，犯罪学家的政治型活动肯定会对学术影响力的评价产生影响；如果学术评价工作科学性不足，甚至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由于学术评价可能会受到多种学术性和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所以，学术评价和排名仅有相对意义，不司夸大其作用。

(二)尚未见到对全世界的犯罪学家们进行评价研究的成果

从笔者接触到的英语文献来看，尚未见到对全世界的犯罪学家们进行评价和排名的研究成果。同时，由于笔者语言能力所限(不能阅读其他语种的文献)，因此，也不能确定是否已经发表了其他语种的、对全世界的犯罪学家们进行排名研究的成果。如果没有这样的评价研究和排名，那么，就无法得出“前世界最著名的犯罪学家”方面的评价结果，就不能认为哪一位犯罪学家是“前世界最著名的犯罪学家”。

(三)英语世界中的犯罪学研究并不等于全世界的犯罪学研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以及范围更加广泛的英语世界(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在很多方面居于强势地位，既表现在令全世界很多人感到不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也表现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学术研究方面，包括犯罪学乃至刑事司法研究方面。可以说，英语世界的犯罪学研究在全世界的犯罪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决不能因此讲，英语世界的犯罪学研究就是全世界的犯罪学研究。艾伦等人提出，“在美国最有影响的犯罪学家也往往在其他地区有影响，而在其他国家最有影响的犯罪学家可能在任何别的地区没有影响。”这种论断未必完全符合事实!根据笔者的粗浅了解，除了英语世界的犯罪学研究之外，德语世界(德国、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法语世界(法国及其他主要讲法语的国家和地区)、西班牙语世界(西班牙和拉美地区)、意大利语地区的犯罪学研究、俄语世界(俄罗斯及其他主要讲俄语的国家和地区)的犯罪学研究，甚至日本的犯罪学研究等，也在全世界的犯罪学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从西方犯罪学史来看，沃尔夫冈并不是“已故的前世界最著名的犯罪学家”

沃尔夫冈虽然对犯罪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仅仅从西方国家的犯罪学历史来看，贡献更大、名声更响的犯罪学家大有人在。根据笔者20多年来的了解和学习，起码有这样几位犯罪学家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不低于沃尔夫冈：

1.贝卡里亚。意大利犯罪学家和经济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1738-1794)不仅是古典犯罪学学派(classical school of criminology)的创始人，甚至被看成是犯罪学的创始人。在西方文献中，一些学者明确地把贝卡里亚称为“犯罪学之父”(father ofcriminology)；一些西方犯罪学家把贝卡里亚看成是“现代犯罪学之父”(father of moderncriminology)，正如纽曼(Graeme Newman，1990)等人指出的，“人们几乎不可能发现一本不赞誉‘现代犯罪学之父’——切萨雷·贝卡利亚的犯罪学教科书。”另一些学者虽然没有

给贝卡里亚某种头衔，但是，也通过别的方式表明了贝卡里亚在创建犯罪学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例如，德国出生的英国犯罪学家赫尔曼·曼海姆(Hermann Mannheim)所编的《犯罪学中的先驱者》一书，已经成为英语国家犯罪学界具有极其广泛影响的经典性著作，在这部著作的第二版中介绍的23位犯罪学家中，第一位就是贝卡里亚。他的代表作《论犯罪与刑罚》被看成是犯罪学等学科的最为经典在著作之一。

2.龙勃罗梭。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和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也对犯罪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被看成是实证主义犯罪学学派(positiveschool of criminology)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甚至被赋予更高的地位。从一些英语文献来看，人们给予龙勃罗梭的、表明其学术地位的头衔很多，例如：

(1)“犯罪学之父”(father of criminology)。给予这种头衔的犯罪学家包括美国犯罪学家戴维·马茨阿(DavidMatza，1964)、格雷沙姆·赛克斯(Gresham M，Sykes，1978)、英国犯罪学家戴维·加兰(David Garland，1985)、法国犯罪学家帕奎勒·帕基诺(Pasquale Pasquino)、以及美国犯罪学家弗兰克·哈根(Frank E.Hagan，1998)拉里·西格尔(Larry J.Siegel,2004)等人。(2)“现代犯罪学之父”(father of modern criminology)。给予这种头衔的人包括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犯罪学家斯蒂芬·谢弗(Stephen Schafer，1969)等。(3)“现代犯罪学创始人”(founder of modem criminology)。给予这种头衔是美国出生的加拿大犯罪学家约翰·哈根(Tohn Hagan，1985)。(4)“生物实证主义学派的创建之父”(the foundingfather of the biological positivist school)。给予这种头衔的是英国犯罪学家伊恩·泰勒(Ian Taylor,1973)等人。(5)“意大利学派之父”(father of the Italian School)。给予这种头衔的是沃尔夫冈本人。

3.萨瑟兰。沃尔夫冈的同胞、著名美国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埃德温·萨瑟兰(Edwin H，Sutherland，1883-1950)，也对犯罪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不同交往理论(differentialassociation theory)、他提出的“白领犯罪”(white conar crime)概念及对这类犯罪的系统化研究、他对职业犯罪人(professional criminal)的深入研究等，都已经成为当代犯罪学基本原理的组成部分。由于他对美国犯罪学的巨大贡献，人们给予了他很高的学术荣誉或者称号，例如，萨瑟兰“被许多人看成是美国犯罪学的一位创建人物(a founding figure)”，是“美国犯罪学的创始学者(founding scholar)之一”，是“美国现代犯罪社会学之父”，是“美国犯罪学的教长(dean of Amefican criminologist)”，“到1950年他去世时，把他称为‘美国犯罪学的教长’已经成为社会学界的一种口头语(colloquialism)”，是“杰出的美国犯罪学家”，“往往被看成是美国犯罪学的教长，他的著作已经对美国的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犯罪学专业最著名的毕业生”，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犯罪学家之一”，在发展犯罪的“社会学观点”和降低生物学理论与心理学特质理论的地位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出生的英国犯罪学家赫尔曼·曼海姆(HermannMannheim，1889-1974)曾指出，“如果有犯罪学方面的诺贝尔奖的话，萨瑟兰应当因为他的这些贡献而接受这个奖”。笔者本人认为，萨瑟兰“是美国最著名的现代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之一，或许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犯罪学家。”

与人们对上述几位犯罪学家的高度评价相比，人们对于沃尔夫冈的评价高度显然是有限的。例如，人们给予上述几位犯罪学家的“……之父”一类的头衔，未见到有人给过沃尔夫冈。笔者所见到的英语文献中对沃尔夫冈的最高评价，或许就是艾伦·科恩根据1994年发表的一项关于英语世界中最有影响的犯罪学家的调查结果中给予的：在这项调查中，把英语国家的主要犯罪学期刊中被引用最多的犯罪学家，看成是最有影响的犯罪学家；由于沃尔夫冈的论著在这些期刊中被引用得最多(名列第一)，所以，他就被看成是1986—1990年间“英语世界主要国家中最有影响的犯罪学家”(the most influential criminologist in the major countries in theEnglish-speaking world)。这项评价研究结果中的确出现了“最有影响的犯罪学家”的字样，但是，必须注意相关的限制性条件：第一，这里明确指出是“英语世界主要国家中最有影响的犯罪学家”，而不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犯罪学家”。第二，这项调查有时间期间，调查结果只能说明在所调查的这个时间阶段(1986-1990年)中，沃尔夫冈名列第一或者“最著名”，而不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名列第一或者“最著名”。在上述“……已故的前世界最著名的犯罪学家……”表述中，首先没有地域限制；其次，对“已故”没有时间限制，按照字面意思分析，应当是指“在过去的所有时间中”或者“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因此，这个表述显然是不准确的。

(五)对于著名犯罪学家的评价要准确、客观

不同学科中的著名学者往往对于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后学应当尊重他们，这是一个专业研究者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学术素养。但是，对于著名学者们的评价应当尽可能准确、客观。这在犯罪学领域也是如此。对于著名犯罪学家们的评价，首先应当准确。对他们的评价应当以他们的实际贡献为基础，而不能忘记这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同时，引用别人对他们的评价时，应当完整准确，而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曲解别人的论述或者观点。其次，应当客观。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对于著名犯罪学家们进行非常客观的评价往往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也应当朝着这个方向认真努力，而不能在评价时忽视客观性。例如，不能因为某个外国犯罪学家是否与中国学者有交往，就据此对他们进行臧否；不能因为某个外国犯罪学家对中国是否友好，就据此对他们的学术贡献进行褒贬。学术评价中不能参杂感情等非学术性的因素。

(六)应当恰当对待外国犯罪学家及其研究成果

犯罪学是一门在外国产生的学科，当代西方国家中的犯罪学研究也很发达。与他们相比，中国犯罪学的发展状况还不很理想，因此，中国的犯罪学研究者应当抱着谦虚的态度，认真了解外国犯罪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汲取他们的理论观点，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从而提高中国犯罪学研究和应用的水平。这是我们吸收全人类文明结晶以推动中国发展的组成部分。但是，“谦虚”并不意味着不顾事实地对外国犯罪学家“仰视”、“溢美”、“拔高”，甚至“崇洋媚外”、“拉大旗作虎皮”，挟洋人以自重。如果专业研究人员有这种心态和作为，那么，他们的专业素养何在?

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我国从事犯罪学研究的人员中，能够熟练地利用外语文献的人较少，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熟练地利用外语文献的人负有特殊的学术使命：他们应当采取负认真责任的态度，尽可能准确地把外语文献中的内容介绍过来，而不能在介绍的过程中“走样”甚至歪曲原意，否则，就会误导他人。

作者：吴宗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