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探究论文

摘要：从1842年开埠走到现在，香江百年，香港几经兴衰。为探究香港未来的前景以及自身的地位有如何的变化，本文从香港过往发展的历史与近年来的经济下滑、社会撕裂状况出发，结合大量准确可靠的资料以及数据搜集的文献研究法并归纳汇总，得出了香港未来依然看好、香港地位不动摇的结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探究论文 篇1：

上海 2020:面向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

随着中国金融体系不断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上海拥有空前的机遇,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已经提出了目标:至202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对那是怎样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不明确。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对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理解,这些问题包括:中国以及全球社会至2020年的发展前景;作为金融中心,上海将如何对中国经济起到推动作用;目前的全球金融中心至2020年时的发展情况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这些因素将决定上海以何种方式建设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性”金融中心

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远大目标,这标志着上海金融产业的发展明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那么,2020年是否是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佳时机?

我们当然可以对目前全球各个金融中心的关键成功因素进行研究,分析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并为上海总结经验教训。然而,这样做还不具备前瞻性。仔细解读国务院在表述对上海的期望时所加上的两组定语,并探究其背后真正的意义,也许对规划上海的发展道路更有意义。

首先,目标是在2020年时,将上海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如何?上海在未来将怎样发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其次,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需要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相适应。在谈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时,同时被提及的往往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究竟有哪些备选方案?上海面临着哪些制约?

综合考虑以上两个问题,我们将能更好地确定上海应该如何发展、并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

2020年的中国

2020年,中国将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先回想一下中国在1998年时的情况,然后放眼当前,巨变几乎在各个层面发生。如中国在金融领域取得的一系列进步,体现在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扩张及盈利改善,中资企业在海内外资本市场大批上市等方面。

现在设想一下:至2020年时,将发生哪些更深层的变化?这些变化决定了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所必需具备的条件,以及其中的机遇和回报。

此外,全球经济未来10年的发展以及它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将产生深远影响。面对着诸多复杂变化及不确定因素,我们尝试着勾勒出中国在 2020年时的部分图景:

1.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从相对值角度而言,中国经济都更为庞大,并巩固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从目前显示出的迹象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仍保持、甚至扩大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无论全球经济从危机中复苏的步伐快还是慢,中国都会继续保持相对较快的上升趋势。

2.但因为人口众多,中国总体上仅能达到小康标准。同时,最发达的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及财富累积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与一些富裕小国相比,中国这一经济体有着截然不同的金融需求。

3.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有相对较高的储蓄率,中国国内有大量资金需要寻求投资机会。因此需要一套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适当的金融产品来引导正确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维持高速增长也需要保持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适当规模的投资,并且提高资本利用的效率,这也是完善金融体系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4.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养老体系及医疗保障更为成熟,业务模式及从业机构呈现多元化。这意味着养老金、企业年金的供给将大幅增加,国内机构投资者规模更大、能力更强,并寻求更为完善和多元化的投资方案。

5.除非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大规模、持续性抬头,否则,2020年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结合将更为紧密。对于大多数身处一般消费品、汽车、工业品、医疗卫生等行业的跨国企业而言,中国是最大的单一市场。同时,部分中资企业也成为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建立规模庞大、收益可观的业务。这将创造新的融资需求。

6.中国成为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新技术的商业化及实际应用方面。不断加速的城镇化及农村地区的改造,使得新技术能更快地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而在欧美成熟经济体中,原有基础设施对采用新技术构成制约。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促进了清洁技术和替代能源领域的创新。随着消费者及企业不断累积财富,他们跨越式地转变到更为现代的消费、生活以及经营方式。

上海的机遇

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对于上海而言意味着什么?

首先,上海需要保持与国内经济的良好整合,并进一步明确职责:在中国范围内,让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见面”。

2020年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重点仍将围绕特定经济环境展开。与美国经济紧密相连的纽约是毫无疑问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之下,伦敦的大部分业务则是满足欧洲国家的金融需求。

在中国,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角色也保持着明确界定: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以及增加金融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在资产泡沫导致金融危机出现并且严重拖累了实体经济之后,上述对金融行业正统且明确的定位重新得到欧美国家的认同。

尽管金融中心的核心特征到2020年时不大可能发生彻底改变,但上海可以通过技术变革,特别是在通信及网络方面的变革,以创新型金融中心的形象拥抱世界,并扩大其影响范围。

作为金融中心,上海需要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本地金融体系,吸引金融人才及金融机构进驻。个人要在理想的经济回报、做生意的轻松程度与令人神往的休闲生活三者间取得平衡。上海要吸引人才,必须经过与其他城市的竞争:我在上海做此类业务有哪些优势?政策法规和聚集效应是否允许我在上海而非香港从事此类工作?

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诱人的经济回报远远超过轻松或舒适等其他因素。如果能在经济上获得补偿,人们可以到远在非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去忍受糟糕的餐厅和质量欠佳的空调设备。仅靠硬件的接轨并不能吸引那些金融界的精英。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盈利的关键在于开发与众不同的新产品,并在一个稳定的监管环境中满足投资者和融资者双方的需求。而对于监管者而言,则需要确保创新趋势不会造成无法收拾的系统性风险。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达成两者间的微妙平衡,这是一项艰巨任务。所以,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不断强化监管能力也是金融中心必备的成功因素之一。

全球经济危机过后,明晰的监管法规和可靠的法律程序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迪拜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聘请外部监管机构和法官,建立独特的法律体系。但迪拜的经济规模较小,因此它更像是一个离岸金融中心。而对于上海而言,主要依靠的是本土法律基础和监管力量。上海应着眼于两个目标来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一是上海要在国内发挥金融创新领头羊的作用;二是作为金融中心,上海也要满足国际投资者的需求并接受其对金融监管的要求。

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影响

上海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并紧密地与国内经济相联系?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如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协助?

首先要将上海的金融能力提升至世界级水平,这几乎是一个先决条件。这意味着要改善债券市场的深度及流动性,更广泛地应用金融衍生品,提高信息透明度及合规程度以改善市场信息的质量,建立规模更大、更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群体,强化以市场为导向的IPO方式等。这些措施能够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从而为满足 2020年时的各种需求提供支持。

在推动中国金融创新的同时,上海也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金融创新的领导作用。这包括:农村金融业务创新(如农村信贷资产证券化);推出新型的基础设施融资及租赁服务;根据贸易及商品流向变化,在中国、非洲、中东及拉美地区建立新的金融联系。

通过“经济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上海有望以全球金融领导者形象晋身金融中心,并吸引各种需求:一方面推动与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相关的金融业务创新;另外在利用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方面给发达经济体提供范例。

不过,在规划国际金融中心时,以下一些问题也会浮现在脑海中:国际金融机构将在上海发挥怎样的作用?上海有多少外籍金融从业人员,能满足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需求吗?在跨国金融交易中,特别是当中资企业进行海外拓展时,上海将发挥什么作用?在整个亚洲地区上海将起什么作用?怎样让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将上海视为必然的金融中心?

以上问题的答案将部分取决于国务院文中第二个界定,即2020年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有评论家认为,如果不能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人民币自由兑换,上海将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伦敦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仍然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尽管其大多数国际业务均与欧洲离岸债券市场(以美元债券交易为主)相关。

目前迹象显示,人民币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正在逐步推进。这是又一次“摸着石头过河”,多久才能实现完全市场化并不明朗。考虑到这一不确定因素,上海需要对不同汇率环境下2020年时的“国际化”有一个清晰认识,并采取灵活方式来实现发展。

考虑到香港在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并为交易结算提供支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香港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市场开放的实现,香港在迅速利用其现有能力和基础设施方面将处于有利地位,并能在人民币市场整合以及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上海面临的一个阻碍。

多种方式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然而,即使人民币的全面国际化不能实现,上海也可以通过灵活方式实现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1.放宽外资参股限制

某种意义上说,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外资金融机构占据重要地位,拥有大规模的市场份额,并且与本地机构展开公平竞争。在商业银行领域,许多外资银行已经在国内注册成立,并以这种方式参与竞争。在证券领域,领先的国际投行正积极地行动起来。即使在资本管制并无松动的情况下,只要中国政府进一步放宽监管,鼓励外资机构加大投资力度,都将使上海更具国际化色彩。这样做带来的利益是:双向信息流量加大,金融创新得到加强,中资机构迫于竞争压力而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2.鼓励外籍人士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

外籍人士能为本土机构带来创新能力和不同观点,在如何有效地进行整合及运营方面,中外双方通常面临着重大的文化挑战。但这种融合过程中所发生的挑战通常体现在个人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借助于“成功案例”的展示,并且向外籍人士全面提供经济效益、生活方式及职业经验方面的优惠措施。

3.为全球企业提供资金

对于多数跨国公司而言,2020年时的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而且还在不断增长。这种增长正需要资金的支持。此外,2020年时中国的储蓄额可能会位于全球第一。这为金融中心提供了充分条件,金融机构中介服务的规模也因之不断扩大。面对“正面”的资本管制,如果条件合适而且允许跨国企业在华IPO,这些企业将寻求从中国融资,以满足其在华业务对资金的需求。

事实上,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正在成为跨国企业致力于中国业务的一个重要标志。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以及西门子集团等跨国公司正在考虑这样做。显然,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在为跨国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方面,上海能够发挥的作用反而比放开资本管制时要大。

当资本管制放开时,为外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渠道将更加多元化,并且覆盖面更广。但是届时上海与其他金融中心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随着中国的储蓄存款流入全球经济体,跨国企业将可以在伦敦、纽约、香港或上海当中挑选融资地点。而亚洲其他国家(除日本)的企业很可能因其融资需求超出本国市场的供给能力而转向上海寻求资金。

在这样一个更趋国际化、竞争更为激烈的环境中,上海的优势取决于其为金融机构提供支持的能力,即在上海这个平台上企业更能获得中国投资者的青睐,以及设计并推广金融产品的能力,以同时满足投融资双方的需求。

4.为中资企业获取国际资金

协助中资企业获取国际资金反而是上海最为艰巨的挑战。在这一领域,香港已经走在了上海的前面。在资本管制的现实下,上海需要获得许可,来建立一个有效的离岸市场,然后鼓励金融机构汇聚在上海进行各项交易,而不是前往香港或其他国际金融中心。考虑到其他金融中心在能力、网络及声誉方面的巨大优势,这一任务看来极为艰巨。而且上海也不太可能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开,上海就可以更自由地参与竞争,但它需要更紧密地与中国的工业基础相结合,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特别是在与香港的竞争中。上海需要提供创新型产品,并且比香港更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

综合考虑这些机遇和限制,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仍大有可为。■

作者为博斯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作者：柯安德(Andrew Cainey)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探究论文 篇2：

香港未来金融中心地位争议与前景的探讨

摘要：从1842年开埠走到现在，香江百年，香港几经兴衰。为探究香港未来的前景以及自身的地位有如何的变化，本文从香港过往发展的历史与近年来的经济下滑、社会撕裂状况出发，结合大量准确可靠的资料以及数据搜集的文献研究法并归纳汇总，得出了香港未来依然看好、香港地位不动摇的结论。

关键词：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 社会撕裂

一、引言

近年来，带有不良影响的事件牵动着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的金融中心，在大浪淘沙中，见证着香江这短暂而又沧桑的时刻。而“香港无用论”也在这段时间为部分人所呐喊。命运的齿轮牵连着香港的过去以及推动着香港的机遇与未来。面对内地城市的崛起以及香港社会内部撕裂，香港又有着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呢？

二、香江经济社会历史与发展必然

1.1 开埠之前

史书最早有记载，可追溯至距今约6000年前，香港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痕迹。至清朝统治1840年前，香港保持着与广州十分紧密的关系，扮演着在对外开放中的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

1.2开埠之后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派兵入侵当时清朝。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岛正式被英国“租借”（及后各种条约与战争，使得现在的整个香港地区落入英国手里）。而当时，英军对于香港地区的实地调查，记载了当地状况：极度贫瘠，荒无人烟，总人口不过万的一个小渔港。

那么，这个昔日的小渔村，是怎么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乃至国际大都市呢？

1.3转机与腾飞

1.3.1二战后二十载

战争时期的难民潮，也为香港地区带去人才、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助力香港今后的转机以及腾飞。并且，也为香港金融市场带去“第一桶金”。1948年的《银行条例》，更是为香港在殖民时代的外资、华商银行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经营与管理的环境。而香港也于这个历史转机中，与中国内地的商贸活动不断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不断蓬勃的各行各业，为这个城市带来生机。

而其中突出的制造业，让香港当时在纺织、玩具、塑胶等轻工业发展迅速而闻名并支柱支撑着香港的发展。与制造业相关联的贸易，在香港二战后二十年当中，也因其自由、开放的商贸环境，把进出口与制造业相关联——并且作为国外与中国内地的“窗口”，占据着外贸的红利。

这些制造业所积累的资金、与海外国家或地区所建立的长期良好贸易关系，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1.3.2国际金融中心的炼成

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港英政府发展服务业，并向服务业进行转变——这个金融中心迎来的它的明天。而能够吸收大量资本的，不得不提的是：金融和房地产。经过数十年来资本的积累以及当时利益需要，20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提出了要将香港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种发展思路。在当时港英政府治下，香港货币制度变革、外汇和黄金管制的取消、银行结构多元化、国际银团贷款的发展、不断完善的金融法律都为香港迈向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而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春风一度，大量港资通过直接投资在将制造业和工厂首先转移到珠三角地区， “前店后厂”垂直产业分工体系得以建立。大量资本、人力等要素充分在广东地区并逐渐扩散到其他开放地区聚集，并为香港金融业发展提供相当部分资金。回归之后，2000年3月6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化合并的成立，成为香港金融史上一标志性事件。

三、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优势

香港历史沿革告诉了我们“狮子山下”的精神，也告诉了我们国际金融中心的如何一步一步建成的。的确，香港遭遇了困境。而以深圳为例的内地城市崛起对香港地位的挑战；一连串事件，都让人对这个繁华的国际金融大都会地位保持产生了怀疑。对于目前舆论上的一些观点，我抱有以下观点：香港仍有其独特且重大的作用。

1.金融中心的定义

金融中心，据笔者多方考究，选择根据香港大学饶余庆教授所著的《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所定义：金融中心是一个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群集，它进行着进行各种金融活动与交易，并且在資本流通中国际化。

香港能成为金融中心，乃至国际金融中心，离不开以上根据定义所言的，也离不开以下第二点香港的特点优势。

2.金融中心香港的腾飞因素

2.1历史际遇

从上一部分中香港的历史沿革，以及香港行业转型，我们不难看出历史这双“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香港的兴衰、让香港迅速融入20、21世纪全球历史浪潮中。从商品的转口港、再到南下资本利用以及制造业的腾飞，最后到现今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奠定，香港把握着一个又一个的机遇、不断迎接世界潮流的变化。这种灵敏的触觉，让香港不断勇争潮头、蓬勃发展——狮子山下的精神，作为香港都市前进的内核永不过时。

2.2地理区位优越

香港处于太平洋西岸中央、东亚南端，背靠中国内地，面向东南亚，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位于珠江口东岸，靠近广东省，与经济活跃发展的中国内地联系十分紧密；作为亚洲地区少数天然深水良港，集装箱的运输枢纽港的优势明显。而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东半球需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市场24小时不间断运行。在0经度的伦敦、西半球的纽约，满足经度线的均匀分布需求成为必要。在航运转口贸易和金融业的结合发展中，逐步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2.3制度优势

有的香港学者，把香港崛起成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可以归纳为四个字、两个词：“自由”“法治”——这不难联系到上文第二部分所提到的： 货币制度、银行体系、法律法治。

以银行业为例，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长最快的是海外贷款。1986年以前，海外贷款占总贷款的40%以下，而到了九十年代年占近60%。向海外银行的放款量增长更是迅速——从1970年的70.99亿港元，到1987年的14938.05亿港元，比1970年足足增长了近210倍。这种资本的积累、流动增长速度，足以侧面看出银行体系构建的成功。

而在法律法治的建设上，香港从港英时期的殖民体系法律到回归后的基本法，英美法系贯穿其中，并根据香港的发展实际不断发展、修正。香港法律的变化，本文主要聚焦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

四、狮子山下的远眺

从狮子山上向北边望，面朝的正是中国内地——一个保持数十年发展、市场庞大、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后香港回归，香港面对沙士疫情的影响，尚能以大量内地游客为基础的旅游业等相关产业助力香港经济继续稳步增长。

1.阴霾、阴霾

时过境迁，近数年的香港内部问题给香港经济数据蒙上了一层阴霾。香港统计处5月4日消息：香港本地一季度生产总值（GDP）同比实际下跌8.9%，比市场预期的6.5%还差，环比下跌5.3%，超过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创下自1974年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金融业在香港与其他零售、餐饮等行业密切相连，受到消极影响大。

种种疲弱的经济指标，在给这座国际大都会蒙上一层阴霾的同时，“香港无用论”也见诸各大社交平台。回应第三部分的观点，我将尽量给出以下观点说明：纵然在中国内地城市崛起挑战下、香港社会撕裂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于中国而言，意义仍十分重大。

2.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下香港的机遇

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里，明确指出：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金融中心，在大湾区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现代服务业上，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作用，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香港，相信将在“自由”和“法治”的“四字真言”中，继续发挥自由港的作用。作为特区，讓投融资、外汇交易、期货买卖等方面与大湾区各市协力，发挥好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而同时，香港经济结构以金融业航运业等高端服务业为主，近年来的“再工业化”目标，力争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回到一个平衡点——粤港澳大湾区为一个产业链完善的地区、产业密集的地区，与香港现代服务业的优势互补，的同时，大湾区其他各市亦可享受在与香港不断互联互通紧密中金融业外溢的红利。

3.时机

“中美渐行渐远，香港更加重要。”现任港交所CEO李小加先生于今年5月18日接受采访时说道。中美渐行渐远，越来越多“中概股”赴港上市——远的有2018年小米获批上市；前有阿里巴巴2019年获批上市港股市场的从沪港通、深港通，再到现在未来可期的“新股通”，二级市场的互通、到一级市场，内地股市与香港资本金融市场同呼吸的氛围愈演愈浓。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稳步推进，香港凭借着多年来现代服务业的精耕细作、金融专业人才的的积累，在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和资本流通中有着可以期待的前景。

五、结论

百年香江，从开埠走到回归的香港，经历风雨，成长为现今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国际大都会。纵然近年来因各种事件给这座城市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霾，但香港势必能凭借过往“狮子山下精神”以及自身在制度、法律、地理位置等优势，回应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与大湾区各方多地携手并进，继续在国际大都会的位置上前进。

参考文献：

[1]参见刘蜀永先生著：《香港的历史》，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傅思明著：《香港金融制度与香港基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3]陈广汉，刘洋.从“前店后厂”到粤港澳大湾区[J].国际经贸探索，2018，34（11）：19-24.

作者：何梓熙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探究论文 篇3：

金融开放：从我国金融体系特征出发

金融开放是未来我国经济领域开放的焦点和重头戏。众所周知，金融要素的自由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潜在的风险也很显见，全球多个国家的实践证明，盲目放开金融大门后果非常严重。我国金融体系从计划经济下的行政体系衍化而来，大型金融机构以国有控股为主，金融运行的市场化运行程度不高，利率、汇率等金融要素的定价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构架以及法律体系，与目前以英美为代表的国际主流金融监管和法律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从我国金融体系特征出发，稳妥推进金融的进一步开放。

首先，立足金融开放，不能忽视香港金融中心的重要战略意义。在“一国两制”背景下，我国金融体系除了内地的金融体系外，还涵盖与国际主流金融体系高度对接的香港金融体系。作为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金融体系从法律体系、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均直接脱胎于英国金融体系，市场和语言环境国际化程度非常之高，以金融资本和金融人才为代表的金融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度自由流动，为我国内地金融体系对接国际金融体系架构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枢纽通道。改革开放40多年来，香港是内地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市场融资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未来，香港金融市场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有著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拓宽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的联通通道，加强两地金融体系的沟通融合，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稳定繁荣香港金融市场，仍是我国金融开放的重要举措。

其次，以开放促改革，加快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市场的顶层设计中，我国主要的证券交易所都是市场监管部门的事业单位，一定程度上存在“裁判员、运动员”一肩挑，以及直接融资占比较低、市场运行效率不高、投资者权益保护不到位、执法力度不足等问题。积极稳妥推进资本市场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加快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设，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日韩资本市场开放以及国际知名证券交易所国际化经验，在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基本国情与整体风险敞口相适应，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国际间不同市场联运所带来的风险。总体来看，加强证券交易所改革，提高国际化程度，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核心。只有从组织性质改革、监管制度优化、上市机制完善等多方面入手，推进我国证券交易所与国际主流证券交易所相对接，才能真正带动我国证券市场融入国际资本市场。

再次，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软硬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开放相适应是推进金融开放的重要条件和策略。一方面，需要着力提升我国法律法规体系、信用信息体系、会计标准等多方面金融基础软设施的国际化相适应程度，另一方面，需要加强金融科技应用，加快以人民币支付结算清算体系为核心，以资产登记托管系统、交易设施、基础征信系统等为支撑的金融基础硬设施建设，为我们金融开放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期一组论题从上述角度以及银行业开放等方面展开探究，并附日本知名专家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相关观点，以期为加快推动我国金融进一步开放提供相关参考。

[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总监]

作者：张建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