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控制探究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市化发展进程也持续推进，这对于建筑企业而言无疑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面临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工程订单减少，而国内人口红利不再，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等迅速增长，建筑企业成本压力巨大。如何加强成本控制已经成为当下各大建筑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盈利水平的关键。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国际战略控制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战略控制探究论文 篇1：

国际关系结构主义理论的控制论透视

[关键词]控制论；结构主义理论；系统层次

[摘要]控制论是从整体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它是有目的行为的动态分析工具，追求互动因果关系的本质以及重视通信过程。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与国际系统论、结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结构主义理论产生了较多契合，同时对结构主义理论的未来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

理性国家往往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假定，这意味着国家间几乎不存在没有目的的行为。所以，研究者可以在“国家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的基础上观察国际问题。对于有目的的行为，控制论是一个经典的分析视角。它的基本原理和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国家间行为的本质。因此，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控制论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现状，并概括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然后对与控制论密切相关的结构主义理论进行透视，最后初步探讨控制论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尤其是结构主义理论的启示。

一、控制论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

1.产生背景与发展历程。

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来自希腊语，原意为掌舵术，包含了调节、操纵、管理、指挥、监督等多方面的涵义。对这种思想的阐释与研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Plato）在《高尔吉亚》中使用Cybernetics形容航行技术和修辞技术。这两种活动中，目的都是“控制”，而技术的关键问题都是“信息反馈”。近代以来，物理学家安培（Ampfire）在19世纪30年代使用Cybernetics形容政治领域的控制、管理和统治的技术。1938年，罗马尼亚学者奥多布莱扎（Odobleja）在巴黎出版《协调心理学》，力图把心理学建立在协调概念的基础上，而这些协调靠不断反馈来保持。

1943年，维纳（Norbert Wiener）与他的同事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行为、目的和目的论》的论文，这可以说是维纳之后的《控制论》的一个纲。这篇论文目的有两个：一是强调目的概念的重要性；二是定义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即黑箱方法。1948年，维纳出版《控制论》。直到这时，人们才第一次把过去不同要素联系在一起，用哲学的而不是专门技术的观点来概括，从而使一门新领域正式诞生。

维纳的《控制论》出版之后，迅速出现一个传播热潮。主要的普及型书籍包括维纳自己的《人有人的用处》（1950）和英国学者阿什比（Ashby）的《控制论导论》（1956）。更为重要的是，控制论的思想和方法向各个学科领域渗透，产生出一系列冠以控制论之名的交叉学科，如生物控制论、经济控制论和社会控制论等。并且，控制论直接刺激了信息论和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的诞生，也推动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的建立和发展。但是，控制论只是带有普遍性的科学哲学思考，实践运用还存在着极多的技术性困难。20世纪70年代末，控制论在西方开始衰落，但它的智慧和预见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信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涉及控制论的各个学科领域独立地发展成为较小的专门分支，控制论的基本原理成为它们的共同基础。

控制论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学科群，其中每个学科都运用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并沿着各自的路线发展。控制论本身也有一些发展，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二阶控制论以及散布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理论等独立学科中的理论。以控制论为名的专业期刊，现有十余种，它们都在传播控制论思想中起到重大作用。

2.基本思想与研究方法。

维纳提出的控制论是一个集信息、反馈、通信、控制和稳态等概念为一体的数理哲学范畴，并包含较浓厚的目的论色彩。控制论对目的行为具有精密的解释力。例如，对于捡铅笔的行为，非控制论的解释是：眼睛确定距离，大脑指挥肌肉让手指拣到铅笔；而控制论的解释是：拣到铅笔是目的，眼睛将铅笔与手指的距离传输给大脑，大脑根据这个距离指挥手臂肌肉让手指不断靠近铅笔，再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达成目的（捡到铅笔）。由此可见，控制论的解释似乎更加详细和严密。如果排除控制论的哲学色彩，仅将它当作一种分析有目的行为的视角或者工具，可能意义更大。

作为一种分析视角，控制论的基本思想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控制论仅仅适用于有目的的行为。这是使用控制论分析问题的基本前提。与非控制论的分析工具相比，控制论将目的与行为分开，即行为本身不是目的。只有存在一个具体目的，行为体才能够据此不断调整行为，从而达成目的。借助控制论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分析每个具体行为对达成目的的影响以及目的达成过程当中具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没有目的的行为，是无意识的动作，行为体不会去调整，对此控制论不能适用。例如，我们无法知道也没有必要研究一个人散步的时候想走到哪里，连他（她）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又如何去分析她怎样走，走多快以及为什么这样走呢？

第二，控制论追求互动的因果关系的本质。控制论与一般的过程分析工具的区别正在于此。首先，一般的过程分析工具认为，在单一事件中，“有因必有果”，强调因果关系的继承性；而控制论认为，在单一事件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是互动的，即“原因导致结果，结果反过来也影响原因”，强调因果关系的互动性。更加重要的是，控制论追求这种互动关系的本质：行为体想要达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行为调整。所以，控制论摆脱了一般过程分析工具的局限性，上升到更加宏观的层次，更容易抓住行为的本质。

第三，控制论是一种动态的分析工具。控制论认为达成目的绝不是瞬间的，而是一个过程。在整个过程当中，行为体需要根据变化着的情况重新调整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控制论是一种典型的过程分析工具。例如拣铅笔的行为，一般的分析认为这仅是一瞬间的行为，“拣”是一个瞬间动作；而控制论则将这一个看似瞬间的行为放大，“拣”是一个过程，不同时间行为体的行为都不完全一样。所以，控制论的分析当中加入了时域的因素，也同样注重事件的时间维度。总之，控制论的分析必然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

第四，控制论强调通信过程的重要性。上文谈到，控制过程得以进行的前提是结果与原因之间的有效互动，而这与两者之间的通信过程密切相关。良好的通信过程确保了互动因果关系的有效性，它使因果结合得更加紧密，因果关系的互动也运转得更加迅捷。例如，在拣铅笔的过程中，如果手臂肌肉神经失效，则拣铅笔的动作无法完成，捡铅笔的意志也得不到贯彻，即原因无法得到相应的结果，而这时的行为调整也就无从谈起。或者，如果眼睛失明，大脑无法判断手指与铅笔的距离，即结果无法传达至原因，有效的行为调整也无从做起。并且，这些信息传递得越快，行为调整也会更加准确和迅速，目的也会更快地达到。

控制论的研究方法是行为主义的黑箱方法。维纳控制论的出发点是从动物、人到机器如此不同的复杂对象中，抽取共同的概念并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通过全影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从这个观点出发，控制论的对象是从自然、社会、生物、人、工程、技术等对象中抽象出来的复杂系统。由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控制论的研究方法只能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维纳等人的行为主义方法是作为功能主义方法的对立面而被提出的。功能主义方法主要研究一个个体的内在结构或内在组织，研究其种种属性，而个体与环境之关系则处于次要地位。而行为主义的方法恰恰相反，主要考虑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不重视其内在结构与组织。由此可见，它们一个着眼于内在性质，一个着眼于外在变化，着眼点是根本不同的。

既然我们需要研究个体与环境的关系，首先要区分个体与环境，也就是要明确什么是个体，什么是它的环境。个体与环境之间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输入，一种是输出。输入是环境以某种方式使个体发生变化，而输出则是个体以某种方式使环境发生变化。黑箱方法的研究重点就是个体的各种可能输出，特别是这种输出与输入的种种关系。所谓“行为”就是施动者相对于它的环境做出的任何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因某种输入而引起的，因此一个个体可以从外部探知的任何改变都可以称之为“行为”。

那么，控制论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方法是否能够较好地适应于国际关系呢？首先，国家的行为绝大多数都是理性的，这也是绝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假定。如果国家间的行为有相当一部分是无目的的纯感性行为，那么展开控制论的分析就相当困难。而正是因为国家是理性的，并且追求特定战略目标，所以控制论的思想才能够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焕发光彩并且影响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其次，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绝大多数都服从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战略目标。而战略目标都是从长远出发的，不会随意变化的。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不会轻易变化的战略目标使控制论的分析得以进行。如果国家行为的战略目标并不固定，那么控制论分析的意义也必将骤降。最后，国际关系理论更多地关注国际因素而非国内因素。控制论的研究方法会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关注国家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而非仅仅国家本身，这正是控制论能够运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控制论研究方法达到了较大程度的契合。

总之，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国家的国际行为视为理性个体的有目的的行为，并且这一目的短时间内不会改变。这使得研究者对国家尤其是大国进行控制论的分析变得可行。

二、结构主义理论的控制论透视

根据上文分析，利用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分析国家间行为。而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知道目前已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控制论要素以及它们是如何利用这些要素来分析国际关系的。其中，结构主义理论与控制论有着诸多契合。所以，本节依次讨论国际系统论、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中所包含的控制论要素。

1.国际系统论。

国际系统论又称国际体系论，它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盛行于60年代以后。十分明显的是，就方法论而言，国际系统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控制论的研究方法。例如，在“系统环境论”中，盖布里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提出可以用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来表达国内和国际环境之间的互相影响。再如，莫顿·卡普兰（Morton A.Kaplan）明确谈到，“……我对科学很感兴趣，并买了一本罗斯·阿什比（Ross Ashby）所著的有关控制论的书——《为大脑而设计》。阿什比对系统论方法论的阐述使我很受启发……”，“《系统和过程》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与控制论一致”。

国际系统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际系统本身及其功能。其主要代表有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 McClelland）的“国际复合体系论”、理查德·罗斯克莱斯（Richard Rosecrance）的“国际体系行为结果模式”、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莫顿·卡普兰的“国际体系六模式”以及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世界政治体系论”。例如，卡普兰提出了六个系统模式，并且为每个模式设计了五套可用于计量和测定的内容；再如，麦克莱兰将国际系统分为总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分体系，并研究各自的特点以及两者的相互影响。由于国际系统论的研究者们仅仅涉及了黑箱方法的浅层，而根本没有应用完整的方法路径，所以他们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正如华尔兹批评到，“对霍夫曼，尤其是罗斯克兰斯来说，重要的解释存在于国家以及政治家这一层次；于是系统层次便全部成了结果，而根本不是原因”，“……卡普兰却像许多学者一样未能区分单元之间的互动及其排列，他把互动意义上的国家间关系视为系统层次的因素。”在控制论视野下，我们可以说，国际系统论的研究者们没有重视国际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即国际系统是如何作为一个结果存在的，以及这个结果是否影响其原因以及影响到什么程度。他们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不同系统的不同功能或者特性上，这是与控制论的方法路径相背离的。而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则恰恰是抓住了这一点。

2.结构现实主义。

华尔兹认为，系统论区别于以相对独立的实体和国家为出发点来考察和分析各种国际行为及其动因和影响的简化理论，它超越个别实体和国家，对国际体系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结构现实主义者对系统论的理论研究和应用也最为丰富。

首先，结构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否认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中包含控制论的因素。正如华尔兹所说：“我们可以尝试以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用法相一致的方式来构想政治系统。”于是，“系统就被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从一个层次来说，系统包含一个结构……在另一个层次上，系统包含互动的单元。”华尔兹将其称为系统方法（systemic approach），他清晰区分这两个层次，并且力图解释为什么即使个体行为随时间改变，而在系统中的行为却如此有规律。华尔兹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抛弃从国家层次即单元层次人手的幻想。其基本结论是，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根据自己属性的变化而变化。结构是系统中_系列约束条件，是系统中单元运转的原因，可以确定单元的形态，并最终使单元的运转产生某种性质相同的结果。

在控制论语境里，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释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为“环境”的系统结构决定着作为“个体”的国家的行为。相比于国际系统论，结构现实主义没有聚焦于分析各种不同系统的功能，而是强调系统结构（环境）对行为体（个体）的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方法论上，它运用并体现了黑箱方法中的输入关系，即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可以说，结构现实主义初步应用了控制论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

但是，在控制论视角下，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盲点也一目了然。首先，环境不应该仅仅是实力结构，或者说结构不应该仅仅是实力分布。华尔兹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定义的结构显然是不完整的。其次，环境与个体之间单向的输入关系也是不够的。完整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即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显然，结构现实主义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再次，结构现实主义进行的是静态的分析。这种静态不仅体现在结构现实主义对结构的定义，即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结构总是由主要国家的实力分配构成的，也同时体现在它对结构中行为体行为的分析。以上三点正是建构主义试图解答的问题。

3.建构主义。

针对第一点，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温和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sociological structure），它主要是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它的构成是行为体的共有观念，因此其核心内容不具物质主义性质。针对第二点，温特首先强调自己的理论是结构主义理论，是系统层次的理论，然后强调施动者造就结构，结构也建构施动者。行为体双方一经交往，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会使互动中的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不同观念的分布便产生了结构。反过来，结构不仅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也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于是温特认为，行为体与结构之间是根本互动的，这体现在互动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行为层面，并且深入到本体层面。针对第三点，温特提出建构主义的结构是动态的。他定义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观念构成的，而观念会因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结构也是动态的。

同样，在控制论的思想体系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建构主义的理论盲点。首先，建构主义虽然对结构提出了全新的定义，但仍未从更加宏观的层次认识到行为体环境的存在。建构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局限于结构与行为体的影响功能，而未重视到更宏观层次的环境。其次，建构主义没有意识到双向互动关系的目的。因为控制论不仅追求互动的因果关系，更加追求这种因果关系的本质，即这种因果关系的目的是什么。正如温特所说，没有互动就没有结构，但控制论迫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行为体为什么要第一次互动？如果不存在必须互动的理由，国家也未必会选择互动，如某些国家在某一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再次，建构主义的动态分析主要集中于施动者、观念结构和实践的永久性运动，缺乏对具体行为的动态认识。任何一个有目的行为本身都是动态的、不断调整的。或许，这与具体行为研究并不是建构主义的主要关注有关。

可以看到，虽然建构主义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但也仅此而已。它看到的也仅是结构与单元互动关系本身，而没有注意这种互动关系是为了什么。因为国家互动本身无法表征出目的是什么，即国家不会为了互动而互动。并且，建构主义将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如何去更好地丰富或重新定义“结构”这一概念，或是进行更加细致的行为研究。

总之，在以系统或结构为研究对象之一的所有国际关系理论和流派之中，控制论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个别学者也有一些理论探索与控制论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有关，如卡尔·多伊奇的“沟通理论”。控制论在方法论上与国际系统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有着深刻契合，并且对今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结构主义理论也有着重要启示。

三、控制论对结构主义理论的启示

从控制论视角来看，作为结构主义理论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建构主义仍有不少缺憾。这些缺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结构的局限性认识，对结构与行为体之间互动关系本质的忽视，对系统利益的实现路径缺乏思考。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对结构主义理论作出初步探索。

第一，作为环境的结构是否应该包括更多的因素，而非仅仅是实力分布或观念分配？如果结构仅仅是某种物质或者观念的外在分布，那么结构应该包含于环境之中，因为环境反映的是行为体的全部外在影响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环境的定义应该是国家外一切能够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因素。先不论国际系统结构对国家究竟能够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影响到什么程度，需要提出疑问的是，在国际社会中，能够从整体主义的角度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仅仅是所谓结构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恐怕并非如此。至少，科学技术就能够影响到国家对外行为。在同样的实力或观念结构下，在有核武器的时代，国家的对外行为比没有核武器的时代要谨慎得多。所以，结构主义理论不应该局限于结构对行为体产生的影响，应该从更加宽阔的视角去审视结构的定义范围。这样，结构与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与环境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研究两者彼此的互动关系和影响才更加有意义。

第二，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合作的目的与动力。毫无疑问，国家互动的目的是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但是，国家互动形成系统（结构）之后便有了另一种国家利益，这种国家利益是处于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仅靠国家单方面的行为是无法获得的，而必须依靠系统层次的国家互动行为。可以说，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是系统内国家的共同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利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单元层次的国家利益，一个是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两者的受益点都是国家，区别在于实现方式不同。单元层次的利益可以依靠国家单方面行为获得，而系统层次的利益只能依靠国际合作，即所涉国家的集体行动。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形成的动力和目的。国家间的互动不可避免会产生国际系统结构，但国际系统结构并不是国家互动的目的，而仅是其衍生品。例如，我们不能说三大国为了建立雅尔塔体系而争取国家利益，而只能说为了争取国家利益而建立了雅尔塔体系。可是系统一旦建立，系统的独立功能随之也会逐渐展现，而国家也逐渐认识到系统层次的利益，如国际稳定。系统层次的利益并不是依靠单元内部或单元层次的多边互动就能够解决的，即并不能靠某一个或几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确定，而必须依靠系统层次的力量，即国际社会的所有行为体。而这恰与国际系统建立的原因相悖：国家出于单元层次的利益考虑进行互动，产生了国际结构，却希望这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结构在系统层次上符合单元的利益。

第三，控制论为国际机制理论进而为系统层次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在明确了系统层次利益之后，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追求系统层次的国家利益？由于单元国家的个体行为往往无法保证集体行动的实现，为此国际机制理论试图在系统层次解决这个问题。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认为，国际机制是指“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里组织和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由此可见，机制具有“规范”的功能，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指出，规范是行为体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也认为，规范本身就是国家间共识在某种程度上的体现，它的存在使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理解——什么是善的和合适的——来认识”。这说明，国际机制理论试图通过凝聚共识、凸显国际共有利益的方式来推动国家约束个体行为，加强全球合作，为集体行动的实现进而为实现国家在系统层次上的国家利益提供路径。

不过，单元国家与系统结构总是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背离的困境。一方面，大国凭借个体能力损害国际机制。实际上，大国及其建立的秩序具有等级结构的特征，大国建立和维持国际系统的意愿和行动，出自大国对自身国家利益和相对权力的考虑。所以，至少在三种情况下，大国不能发挥稳定秩序的作用：第一，大国非常乐意维护那种可以凌驾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的秩序的稳定，但是当体系内出现了新兴强国或者其他挑战国时，大国会自觉不自觉地动用一切手段去防范和遏制这种威胁。第二，在国际体系内，大国要维护的是相对优势的地位，只要不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领导地位，即使体系内出现局部的动荡，大国也不会表现出应有的责任心。第三，当大国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挑战无力应对时，大国则会主动放弃自己创立的体系，带头破坏国际机制，或者制定新的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以致造成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国际机制主要是由追求自我利益最强大的国家所塑造（在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初期尤其如此）”，所以，大国主导的现实使在特殊情况下不惜牺牲或破坏国际机制成为弱小国家不得已的选择，这是“一种不合法但合理的困境”。

然而，以上两种困境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实现系统层次上的国家（共有）利益。结构主义理论总体上没有告诉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共有利益，也没有指导国家寻求系统利益的实现路径。针对这一点，控制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控制论告诉我们应该专注于如何使国际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即如何使国际机制确保共同利益的实现。就目前来看，一些控制论的问题亟需我们解决：如何在国家间实现更快的信息互动，如何确保国家不会因为单元层次的利益而放弃系统层次的利益，如何使干扰处在可控范围内，如何使反馈更加完善，等等。

四、余论

本文就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特点，并就其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契合作了初步探索。本文认为，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能够运用于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而且结构主义理论的诸多分支已经证实了控制论的运用价值。另外，结构主义理论自身的缺陷也再一次证明控制论更为广阔的启示意义。因此，未来的控制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可以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探究控制论的理论内核和方法特征，相比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尤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基本缺失对控制论的关注和探讨。第二，通过更加详实的文本阅读，进一步探究控制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契合，加深对控制论与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的关联性研究。第三，根据控制论本身的启示，重点关注“国际环境”的再定义和系统层次上国家共有利益的实现路径两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 刘蔚然]

作者：黄真　曾亚勇

国际战略控制探究论文 篇2：

建筑企业成本控制困境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市化发展进程也持续推进，这对于建筑企业而言无疑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面临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工程订单减少，而国内人口红利不再，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等迅速增长，建筑企业成本压力巨大。如何加强成本控制已经成为当下各大建筑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盈利水平的关键。虽然很多建筑企业都有展开成本控制工作，但是成本控制效果甚微。基于此，深入分析建筑企业成本控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更好地帮助企业提高成本控制效益、提高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建筑企业;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效果

我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建筑市场，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建筑项目崛起，建筑行业在发展上迎来了重大机遇，但同时所面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人力资源成本以及生产材料等方面的成本迅速增长，在低价格竞争白热化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建筑企业开始失去经营优势。提高成本控制水平、提高成本控制效果，无疑能够帮助建筑企业有效提高竞争实力、提高经营效益、提高盈利水平。在满足质量、安全、进度的前提下，谁最具有成本领先优势，运用低价竞争优势就能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该角度而言，建设项目成本决定了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但是目前仍然有很多建筑企业存在不够注重成本控制以及成本控制难以精细化等问题，以致企业在成本控制工作开展中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用，无法帮助企业有效控制成本。基于此，本文将围绕建筑企业成本控制的困境及对策展开研究，以A建筑企业为例深入探讨，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建筑企业改善其存在的问题，提高成本控制效果，促进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成本控制的概念及作用

厘清成本控制概念是有效进行成本控制工作的逻辑起点。搞好企业成本控制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益，提高企业整体竞争水平。

（一）成本控制的概念

成本控制所指的是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针对每一个业务环节乃至每一项经济活动所涉及到的成本进行有计划地管理与控制，帮助企业有效控制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空间。成本控制主要是对影响成本的各项因素进行有效地管控，[1]一旦发现某一项成本超出预期目标，此时便可采取有效的成本控制举措，帮助企业有效地控制某一项成本的支出，从而达到开源节流、合理控制成本的目的。

成本控制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展开，其中，从广义层面出发，成本控制主要是对企业各项经济活动展开事前、事中乃至事后控制。从狭义层面出发，成本控制是指采取具体的成本控制方法，针对某一项成本的控制责任落实到具体责任岗位，对具体成本进行有效管控。

（二）成本控制的作用

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过程中，成本控制属于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企业针对每一项经营过程展开成本控制时，需要明确预算目标，采取合适的成本控制方法，从成本预算目标出发展开具体的成本控制活动。[2]有效的成本控制，一是可以帮助企业更高效地控制每一项成本支出，从而达到提高生产经营效益、提高企业盈利水平的目的;二是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内部管理水平，更规范地开展每一项经济活动;三是随着成本控制活动的不断细化，企业的整体经营实力不断增强，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建筑企业成本控制现状

为了解剖建筑企业成本控制状况，本文以A建筑企业为例进行剖析。A建筑企业主要经营业务包括房屋建筑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河道清淤工程等等。该企业在当地行业发展中虽然不具备最强的竞争优势，但企业内部经营组织结构合理、注重内部管理，所以，A建筑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仍然具有一定的发展实力和竞争力。但是在开展成本控制工作中，礙于A建筑企业管理层重视不够，成本控制管理制度也没有随着企业不断发展、业务类型不断拓宽而细化，因此，其成本控制工作的开展略显滞后，甚至影响了A建筑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下的核心竞争优势。

（一）成本控制人员专业技能不高

A建筑企业在成本控制工作开展过程中，虽然安排了商务成控人员展开成本控制工作，但由于所招聘的成控人员专业水平有限，成本控制意识不强，所以成本控制工作开展也十分有限，导致A建筑企业在可持续经营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财务风险。再加上A建筑企业不够注重成本控制人员的培训，一旦在工作中出现问题时临时抱佛脚，虽然很多时候能够事后处理好问题，但无法提高A建筑企业的成本控制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二）成本控制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A建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展开成本控制工作，但是成本控制作用却难以有效发挥。例如在成本核算方面，虽然财务人员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展开了成本核算，但碍于专业水平有限而并未真正做到细化的成本核算与分析，成本不能有效掌控。在当前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因为A建筑企业成本核算项目、方法过于粗糙，企业成本核算过程难以实现精细化，无法为企业提高成本控制水平、优化成本控制过程提供有效依据，所以，导致A建筑企业的整个成本控制质量水平长期难以提高，无法达到成本控制目的。

三、建筑企业成本控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企业成本控制效果不佳，既有企业管理层及成本控制人员的主观原因，也有企业成本控制制度和控制机制的深层原因。

（一）企业领导对成本控制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

这几年来正处于建筑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企业管理层往往过于注重追求业绩、利益，而对成本控制工作重视程度不够，A建筑企业就是如此。企业领导认为将这一项工作交由成本控制人员负责即可，管理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不强。正因为A建筑企业管理层对成本控制重视不够，企业成本控制人员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必然也会因此下降。在缺乏管理层的高度重视下，A建筑企业成本控制工作人员碍于专业素质的欠缺，在专业工作开展中也较为随意，故无法真正帮助企业提高成本控制水平。

与此同时，A建筑企业管理层对成本控制相关理论认识不足，并且成本控制观念不强，过于注重业绩追求、利益追求，忽略了高效开展成本控制是有效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在此情况下必然影响到A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成本核算过于简单，难以实现精细化成本控制

A建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业务范围不断扩展，各项不同业务的成本支出情况不同，成本控制特点也不同。成本控制人员本应该在成本核算过程中针对每一项业务的具体成本进行调查、核算与分析，但由于A建筑企业成本控制工作人员在成本控制方面专业性不强，因此在成本核算过程中，一是仅仅只为了满足编制财务报表的需要，而没有细化地针对各项成本费用展开调查、核算与分析;二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粗略地控制表面上能发现的成本费用，成本控制工作没有精细化，以致于在成本控制过程中缺乏依据，成本控制质量自然无法保证，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下也必然难以有效提高经营发展水平;三是企业成本控制人员在成本核算过程中，采取的成本核算方法较为单一，并不能针对业务的特殊性而选择合适的成本核算方法。[3]整个成本核算过程过于粗糙，难以为A建筑企业成本控制决策以及相关工作开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依据。在成本预算编制、成本费用控制、成本决策中缺乏有效的基础数据作为支撑依据，最终导致成本控制精细化难以实现。若A建筑企业成本控制人员不对此问题给予重视，必然会严重降低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竞争优势。

（三）成本控制制度不健全

虽然A建筑企业已经构建了成本控制制度，但是成本控制制度并未随着企业成本控制范围以及成本控制内容的增多而逐步健全。例如，为控制成本而采取的大宗材料、劳务、机械分包工程招投标制度，在实际执行中，或是采用邀标，或是未實行招标，基本都是由招标前已内定的单位中标，有的单位甚至已进场开展业务后才走招标流程，成本控制名存实亡。成本控制制度的不健全，使企业成本控制人员在缺乏健全制度规定约束下的工作变得随意。正因为没有健全的成本控制制度，所以，很多需要细化的成本控制工作并没有开展，成本控制人员只为了自己工作的方便，成本控制效果甚微，A建筑企业的成本控制工作质量也一直难以有效提高。

（四）成本控制监督机制不完善

A建筑企业在成本控制工作开展过程中，由于管理层对成本控制工作重视不够，导致企业成本控制监督机制并不完善。虽然A建筑企业借鉴其他同行企业的成本监督机制进一步构建起了属于企业内部的成本监督机制，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经营业务越来越复杂、业务规模也在逐步扩大，此时企业成本控制的内容也开始呈现多样化。例如A建筑企业当前每一项业务所涉及到的人员以及材料类型、材料数量均有所不同，其中的费用支出也有所不同，然而现有的监督机制中并未提及到针对具体业务成本支出的有效监督。可见A建筑企业在成本监督方面，成本控制监督机制并不完善。在不完善的监督机制下成本控制过程缺乏有效监管，成本控制开展也变得更为随意。企业成本控制机制不健全、制度规范与约束力不强，从而使成本控制工作的开展过于表面化、形式化。这对于A建筑企业而言，必然无法有效提高成本控制经济效果、无法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实力。

四、建筑企业加强成本控制的对策

当前，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订单减少、国内人口红利不再，建筑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领市场，加强企业成本控制是其必然选择。

（一）增强成本控制意识

首先，借鉴学习同行企业成本控制的经验。建筑企业管理层可以参考一些成本控制经验丰富的同行企业，了解这些企业经过成本控制之后对于提高内部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效果。唯有让企业管理层意识到成本控制的优势以及成本控制在提高企业竞争力中的作用，企业管理层才会更加注重成本控制，加强对成本控制人员的培养、监督与管理，企业成本控制质量才能得到提升。

其次，定期参加成本控制知识讲座。建筑企业管理层必须定期参加一些关于成本控制方面的知识讲座，全面认识成本控制。[4]只有让企业管理层加深对成本控制的认识，才会使管理层更加注重成本控制工作，并且将成本控制提升到战略层面。在此前提下，企业每一项经营业务的成本控制工作才会得到更加重视，成本控制工作也才会更为高效，从而帮助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逐步提高竞争优势。

（二）优化成本核算过程

有效优化成本核算过程，细化成本控制工作，为成本控制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财务数据支持。[5]首先，聘请懂工程造价的概预算专业管理人员。建筑企业可以在人才市场上物色有工程造价专业职称并有实践经验的优秀人才，在人才招聘条件中应当明确规定具备丰富的工程造价专业知识、成本控制经验，以确保所招聘的人才能够满足建筑企业内部成本控制工作开展的需要，帮助企业逐步提高成本控制专业水平。唯有如此，企业成本核算工作才能够逐步细化，为成本控制工作提供更多财务信息依据，提高成本控制过程的质量，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实力。

其次，细化成本核算过程。精细化管理是现代建筑企业的发展趋势。建筑企业应将成本的可控部分进行分解，进行内部管理成本测算，每种都制定出相应的成本控制方案，实现成本控制的精细化。例如可以针对每一项业务具体的成本控制特点与具体情况，针对该业务的成本费用情况进行具体成本分解核算，采用招标、议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并展开具体细化的成本费用对比分析，从而逐步细化成本核算过程、提高成本核算的整体质量。在此情况下，细化成本核算过程能够为成本控制工作的高效开展打下重要基础。

（三）健全成本控制制度

基于权责利原则考量，企业应该将成本控制制度化。首先，邀请行业专家健全成本控制制度。一方面，考虑到建筑企业成本控制人员专业水平有限，企业可以通过邀请行业专家来帮助企业健全成本控制制度。例如企业管理层邀请行业专家来企业内部召开成本控制制度健全会议，让成本控制人员以及管理层反映当下成本控制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健全成本控制制度。另一方面，企业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应该主动研究这些经验，尽可能地将其转化为企业制度，实现成本控制制度化管理。[6]唯有如此，才能够切实有效地帮助企业改善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成本控制质量。

其次，邀请全体员工参与成本控制制度健全工作。建筑企业可以邀请全体员工参与到成本控制制度健全的过程中，因为成本控制与全体员工都有着紧密联系，让全体员工参与到成本控制制度健全过程，可以提高他们的成本控制意识，提高对成本控制制度的认识。在此前提下，成本控制制度才能够得到全体员工的认可，并有效贯彻成本控制制度，建筑企业的成本控制质量才能够逐步提高，从而为企业创造出更高的经营效益，促使企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完善成本控制监督机制

首先，有效规范成本控制监督管理工作。建筑企业必须要进一步补充当前成本控制监督机制中所缺失的内容，例如交给管理层具体的成本控制监督任务，明确管理层针对每一项成本控制任务应当做到的监督工作，从而有效规范成本控制监督管理工作。与此同时，成本控制监督机制的构建还应当贯穿于整个企业，要完善补充不同岗位之间相互监督的内容。因为成本控制工作涉及每一项经济业务，其中与企业每一位员工都息息相关，并非只是成本控制工作人员的任务，唯有将成本控制监督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岗位，这样，建筑企业成本控制水平才能够逐步提高，并确保企业提高成本效益，提高整体竞争实力。

其次，严格贯彻执行成本控制监督机制。建筑企业在完善成本控制监督机制的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严格贯彻机制的执行，使事前预算、事中控制、事后审计监督并反馈，形成一个闭合环，从而确保成本控制过程能够得到更为全面的监督，并且使监督机制的监督效用得到发挥，这样，成本控制工作才会更加细致、更加到位。唯有在成本控制监督机制的全面贯彻下，才能更有效地帮助建筑企业提高成本控制水平，提高企业成本控制效果。

五、结论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工程订单减少，国内人口红利不再，建筑企业成本压力巨大，这些都迫使建筑企业进行严格的成本控制。对于建筑企业而言，有效的成本控制不仅能够规范每一项业务的开展、提高内部经营管理水平，而且还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市场竞争优势。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建筑企业唯有提高成本控制水平，才能有效地提高经营发展实力。基于此，本文以A建筑企业为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可以帮助建筑企业更好地改善成本控制中存在问题，提高成本控制整体质量水平，促使企业有效提高经营发展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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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吝杏.建筑工程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J].城市周刊，2019（20）：71-71.

[4]周鲁端.试析“营改增”对国有建筑企业成本控制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中国集体经济，2020（18）：90-91.

[5]许生明.建筑企业成本控制管理存在的問题及对策[J].农家参谋，2020（23）：82.

[6]莫似影.浅谈中小企业成本控制的问题及对策[J].商讯，2020（29）：117-118.

责任编辑：詹花秀

作者：陈丹

国际战略控制探究论文 篇3：

管理控制在企业中的应用

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不断增强，管理控制作为一种企业内部管理职能在国际各大企业中担当起日益重要的角色。反观中国，大多数的企业往往因为企业结构不够完善、经营理念不够成熟、社会文化难以接轨，未能将管理控制的思想落实到企业管理实务的应用中，使得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偏离目标而难以及时纠正，企业运营缺乏效率和成果。文章通过厘清管理控制的核心观点，并比较其在两种模型下的框架，以作为借鉴，使管理控制成为我国企业经济管理的有效工具。

一、管理控制概念的厘清

（一）管理控制的定义

当今西方学界主要认为有两种解释：广义的管理控制即通过对组织流程、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的控制来确保员工能够实现组织目标的方法和手段。而狭义的管理控制则是由确定标准、评价业绩、纠正偏差构成的一种信息反馈系统 。本文以广义概念为讨论背景，认为其在企业实务中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在确立目标定位、计划编制和报告反馈的基础上加以协调和控制，使得战略、财务和组织流程富有经济效率。基于此，管理控制在企业管理实务中所负责的内容有：预算、运营计划编制和监控、战略计划编制和监控、内部报表、投资管理控制、成本核算、管理咨询等。

（二）与财务管理的关系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控制较为宏观，包括人力资源、生产、资金等多种管理控制活动，保证企业整体经营活动的有效性，而财务管理是通过对资金的管理让企业在财务活动上实现利益最大化。由于两者的包含关系，在管理对象和实施办法上管理控制相较于财务管理也更为宽泛。管理控制的职能是管理者对于企业的整体经营活动进行监督与控制，可以通过货币计量和评估报告相结合的手段进行管理。而財务管理的职能是仅面向于企业财务活动的预算、核算、投资等进行管理，主要是以会计信息系统为手段。

（三）与风险管理的关系

管理控制与风险管理都以实现战略目标为立足点，同时也具有共同的控制活动。但两者在具体目标和实现方式上具有显著差异。管理控制的目标是控制如何落实战略的过程，它是以业绩目标为导向来引导员工有效执行任务。而风险管理是将影响既定目标达成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之内，是通过减少控制薄弱环节来尽可能降低风险对于目标达成的损害。可以说，管理控制是对企业施加积极作用力以促进其实现战略，而风险管理是通过减少企业内外部的消极作用力以保证其实现战略。

二、管理控制理念在两种框架下的运用

（一）COSO模型

由于目前在实务中大多数美国上市企业及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国际企业在所披露的报告中仍然遵循2013年COSO （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发布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进行企业内部管理控制，因此将其作为本文探讨的模型。这一内部控制框架面对五大要素提出了17项基本原则，并给出了具体的规范和指导，使企业在实务中更易执行和操作。在控制环境方面，对公司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进行严格的规定，同时要求具有独立性的审计委员会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控制负责;在风险评估方面，同时对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与企业总风险进行识别和应对，并强调要将风险降到可接受的水平以下;在控制活动方面，企业通常以风险评估的结果为基础，运用规章制度和信息系统对企业的预算、财产保护、运营和绩效进行预防的事前控制或及时的事后控制;在信息与沟通方面，要求信息具有及时性、可靠性和合规性，并认为反映企业经营管理的非财务信息也应在报告中进行披露;在监督方面，要求企业进行持续监控活动和内部审计，同时确认了外部监管主体在内控监督中的角色 。

（二）GRC模型

GRC（integrated governance，risk management and compliance model）是由SAP率先提出并由内部控制管理的体系，企业通过建立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识别并设计受法规影响的流程、识别及评估风险、设计并实施内部控制系统、监督并改进内部控制系统有效性等工作使得企业满足内部和外部的法定要求和标准 。同样地，该模型以设定的战略计划为指引，以企业风险偏好为前提，将企业内部管理控制活动分解为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合规活动，并构建了三道防线以明确企业在每条防线内的管理控制任务。同时，在此模型下衍生出了各类GRC系统以支持企业内部运营和管理控制，SAP、普华永道和德勤等咨询部门都在此模型上提供了成熟的实施方案和软件应用，为企业实务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三、管理控制理念在我国企业中的运用

在我国，所有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内部管理控制报告都是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进行描述的，主要由控制范围、评价工作依据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的适用与否构成。但整个企业管理控制体系的逻辑和实际控制标准与流程难以体现，难免流于形式。上市公司已然如此，其他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控制更是难以落实。明显地，中国企业在内部管理控制实务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缺乏统一的控制评价系统

在实际执行中，《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对于企业缺乏有效的指引，各企业纳入评价的范围不尽相同，遵循的评价标准并不统一，无论是定量指标还是定性指标的认定，企业都有较大的自主选择的空间和自由解释的余地。因此，对内来说不能有效服务于企业管理层有效实施和持续改进内部控制，对外来说对于企业间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无法进行分析比较。

（二）缺乏与企业战略接轨的控制系统

国内现有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往往是基于会计系统构建的，管理控制的逻辑是从会计工作出发，再到业务流程的监控，主要是在运营活动上实施。然而建立内部控制体系的关键在于如何让管理控制从企业活动中创造价值，使得企业的管理控制制度作为综合战略的一部分与之相互依存。仅仅从业务运营出发的财务管理与公司战略是不适应的，这样的内部控制只是一种公式化的流程。

（三）缺乏有效的执行主体

在绝大多数德国企业中都设有独立的管理控制部门，在其中工作的管理控制师担负信息供给者、计划编制者以及监控者的多重职责。而在美国企业内部则建立了以外部监督为主的监事会制度和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利用审计机构和投资者作为强有力的监督主体来规范公司运作。而在中国企业内部通常仅仅依靠内部審计和财务控制部门进行财务活动上的管理控制，而对于企业战略和运营上的控制则主要依赖于管理层进行简单决策，这同时也是上文提到的管理控制系统脱节的表现。

针对以上问题，基于之前分析的COSO模型和GRC模型，笔者对完善我国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系统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重塑管理控制逻辑。《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主要是在借鉴COSO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适当修改完善后形成的。然而COSO 模型本身存在着五要素并行且难以划分的问题，其具体细则又无法一一对应中国企业的经营规则进行实施，因此有学者提出重构内部控制要素框架，将内部环境作为第一层次，将内部控制实施的过程作为第二层次。第二层次保留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形成“依据—行为—反馈”的闭环。最后，将信息系统构建作为内部控制运行的基础，将其并入内部环境，而将其他信息和沟通的内容按其发生环节并入其他要素。

第二，完善规章制度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只对中国企业建立内部管理控制制度的基本原则、目标、及18个主要控制内容进行了一般性规定，而对于各个内容具体的评估指标和认定标准缺乏统一的界定。因此，为了使得各企业在进行管理控制体系建设和内控制度披露时有据可依，政府应细化对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并尽可能地定量化其评价标准。在统一明确的制度地指引下，企业才能够通过建立健全并持续改进内部控制制度及评价体系，合理规避经营风险，保证资产安全，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

第三，加强企业部门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在企业实务中，可以引入借鉴整合的GRC模型，建立GRC管理的流程和机制。这给予了中国企业两条思路，一是建立相关部门与业务运营进行同步协调由于涉及到公司各个部门，只有建立明确的工作协调机制，才能确保各项工作的有序、高效开展。二是提高信息化水平，当今社会信息系统支持的支持对企业内部管理控制体系的建立至关重要。如果企业在管理中能够运用好GRC系统的解决方案，不仅能提升管理控制工作的效率，也能降低随之产生的成本。

四、结语

身处中国市场而面向全球经济，无论是上市公司或是中小型企业，都必须面临如何有效进行企业管理的挑战。然而，如果没有统一的综合治理观念来指导管理控制实务，企业就无法有效监控运营合规性和经营风险，也无法调整业务流程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趋势和政府监管要求，更无法有效实现企业战略。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应该积极修缮法律制度以引导企业成功“转型”，而对于企业来说则应该将重心放在更新管理理念并且优化管理控制的手段，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稳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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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同济大学）

作者：顾沁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