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转型途径探究论文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各种理论和政策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深入到更高的层面对世界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问题作出总体性思考。范式作为系统的科学知识的观念母体或思想源头，它对金融业的发展与未来走向具有根本性影响。当代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而要实现这种转换必须超越西方金融理论的局限，树立“大金融”的视野。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中国金融转型途径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金融转型途径探究论文 篇1：

新疆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摘 要：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金融系统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提供等方而发挥着核心作用。改善新疆区域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将是金融体制改革及新疆区域经济增长而面临的难题。文章通过研究新疆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效应并运用于二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分析得出新疆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新疆区域金融结构依然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扭曲现象，主要体现为新疆区域金融机构集中度过高、新疆区域金融工具集中度过高和新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扭曲等。

关键词：金融系统 新疆区域金融结构 经济增长

一、引言

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管理体制下，呈现有不同的特点。钱随物走，实物流导向价值流，金融结构依附于经济结构，这是产品经济运行状态的特征；在经济商品化、货币化、信用化发展阶段，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逐步转变为物随钱走，价值流、资金流导向实物流，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引导作用。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与区域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体系依附于经济结构，当金融发展水平日益提高，金融体系对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发展就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尤其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可以通过融资效率的提升促使经济结构合理化。金融体系是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整体。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一个地区动员储蓄、吸纳并配置资本的能力和效率提升。金融体系作为资金的融通体系已经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环境因素，决定着一个城市动员储蓄、吸纳并配置资本的能力与效率。随着金融开放步伐和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金融体系竞争力在城市或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更加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九五”期间，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使得地区性经济增幅差距缩小，新疆地区经济“亮点”不断生成。然而，由于区域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中存在着障碍性因素，造成新疆与内地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由此可见，改善新疆区域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将是新疆区域经济发展与金融体制改革而临的重要难题。本文将在界定金融结构与新疆区域金融结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新疆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以新疆区域经济有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二、金融系统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金融系统中一定点的工具、机构和市场的组合构成金融结构。金融结构，按照Goldsmith(1969,1987)的定义，一般指由所有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形成的完整组织（complete organization）或体系(interdependent universe),也称为金融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具体指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在一定点的形式、性质及其构成，也称为金融相对结构(mixture).

金融上层结构的规模可以用金融相关比率，即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的比率衡量，反映金融上层结构相对与实体经济的规模。金融相对结构则用金融分量相对于相应金融总量的比率衡量，反映具体金融机构、金融工具或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构成。无论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还是金融相对结构，都可以在存量和流量两个层次上进行。结合考虑金融上层结构和金融相对结构，可以对金融结构进行分类。

把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发展的要素进行理论与对策研究，在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当为优秀成果的代表，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在8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展开，国内也开始了金融结构理论与优化结构的改革研究，并取得有价值的实际进展，为我国金融结构的理论探讨开辟了新的途径。

研究金融结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探究一国的金融上层结构和相对结构在某一点上的现状、在不同时点间的变迁和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要在把握金融体系功能的基础上，探究金融体系与经济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特别是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和传导机制的影响。

在金融领域中，金融结构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不是唯一的重要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戈德史密斯，1969）。戈德史密斯提供了关于金融结构和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开创性研究框架，但他并没有区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而且也没有使用这样的理论框架对不同代表性的国家和时期进行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戈德史密斯（1969）开创的关于金融结构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获得的较大的进展。King and Levine(1993a,1993b)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vine(1999)强调了法律对金融发展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关系，Levine and Zervos(1998)强调了股票市场、银行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特别地，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1)在其主持的世界银行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课题最终成果中，根据其对世界150个国家有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如果将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区分开来，那么，总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似乎并不十分显著。这意味这决策者重要的是建立能使银行和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法律基础，而不是倾斜支持发展某种金融结构。

研究金融结构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政策含义，强调了金融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这种研究的基本假设是：金融结构从供给方面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换效率，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但另一条研究路线则强调金融结构及其对货币传导效率和宏观经济稳定的短期影响。这条研究道理的基本假设是：金融结构从需求方面影响货币传导效率，如货币流通速度和资产流动程度，从而影响综合经济稳定，即通货膨胀-产出波动前沿（inflation-output variability frontier）。本论文选择第一条路线展开，研究新疆区域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三、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新疆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我们从新疆区域经济层次建立一个回归模型。由于收集整个新疆区域经济的相关数据相当困难，这里仅以新疆金融业（银行）1999- 2001年间的有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

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GROWTHi为新疆人均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用二阶段人均收入、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回归系数); OTHER.表示与经济增长率相关的其他可能要素的矩阵(如初始、通货膨胀率、货币、财政及外贸政策等);FSi则是新疆金融结构指标，包括新疆金融相关比率AFIR、新疆内资本形成率CAPI、新疆融资结构FIN、新疆金融资产的集中度RA、新疆金融工具的集中度Ri、εi为随机误差项。

2.线性回归模型的检验和拟合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区域经济迅速发展，譬如在20年的时间里，新疆GDP由1980年的53.21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517亿元;资本形成总额由1980年的23.15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618. 12亿元。与此同时，新疆区域金融资产的总量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从1980年至2000年，新疆的金融资产总量增加了25. 72倍，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区域金融结构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货币和准货币几乎是惟一的金融资产形式;8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相继出现并迅速发展;90年代以来，随着深、沪两个证券市场的先后建立，各地区内证券公司迅猛发展，如新疆2000年A股市价总值608亿元，新发行筹资额122亿元。表一中的区域金融相关比率(AFIR)系数0.765和区域内资本形成率(CAPI)系数0.574表明，随着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和金融工具的不

断创新，专业化、细分化的各类区域金融市场出现并发展，区域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然而，由表一中的区域融资结构(FIR)系数-0.127.区域金融资产的集中度(RA)系数-0.364和区域金融工具的集中度(RI)系数-0.314看出，现有金融体制下，区域金融结构依然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扭曲现象，区域内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过度集中，与发展市场经济和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的要求相距甚远，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率有下滑的趋势。这种区域金融体制的结构性扭曲主要体现在:

1.尽管新疆区域金融相关率不断提高，区域金融深化、经济货币化程度逐步加深，但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区域金融结构尚未根本变革。从区域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来看，区域金融资产集中度及区域金融工具集中度过高，新疆地区的金融资产种类中，80%～90%为债权形式，只有10%左右为股权形式;在对金融部门的债权结构中，货币和准货币是绝对主体，而保险准备金和金融机构债券的比例可忽略不计。由此可见，目前新疆区域金融工具处于深度压抑状态，间接金融仍占统治地位，今后如何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多元化来改善区域金融微观结构，也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2.新疆区域金融机构结构过度集中，竞争性的区域金融市场结构尚未形成。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占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比重过大，其他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比重依然较小，而在2003年新疆银行业的资产、存款、贷款和营业收入的前4个银行集中度指数分别为0.91,0.90,0.93和0.94。这表明，尽管金融机构数量不断增加，但仍未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寡头垄断格局，中小股份制银行依然实力不济，其他民间资本则基本上被排斥在金融部门之外。

3.新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扭曲，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率下滑。区域金融机构结构决定区域金融资源在不同区域经济部门(不同产业及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配置结构。目前，中国新疆区域经济处于转型时期，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区域金融结构，要求金融资源配置必然偏重于国有企业，而高成长性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这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扭曲必然导致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四、政策建议

针对新疆区域金融发展被动的适应经济增长以及新疆地区金融结构水平低下的现状，我们应进行新疆区域金融结构的调整。实行新疆区域金融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是加快新疆金融体制改革，重新构建与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结构体系，合理配置新疆区域金融资源，培育新疆区域金融中心，加快新疆区域金融机制的协调发展。首先，要重点发展政策性银行改善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资本结构，提高新疆地区的贷款比率。政策性银行要切实履行“政策性转移支付”和发展经济的职责，应重点支持新疆地区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如支持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扶植新疆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为解决新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提供金融支持等。其次，要发挥民间金融在新疆地区的特殊作用，吸收民营和外资成分，在充实资本金和优化产权结构的同时，将其改造成总行控股或参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时组建新疆区域发展银行、合作银行、地方性金融组织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新疆地区，从而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创造多元的金融组织体系。再者，要大力发展产业基金，设立专门对新疆发展提供资金渠道的“发展”基金。我国应加大新疆区域金融结构调整，以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总而言之，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新疆区域资本市场和加强金融创新，使新疆区域内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多元化，不断理顺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和提升区域金融相关率，才能改善新疆区域金融结构和提高金融效率，从而促进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和达成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参考文献：

1． 刘湘云,杜金岷.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M］.哲学社会科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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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地区经济增长司.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年度报告［R］.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2001

5． 李茂生.中国金融结构研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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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兆星.中国金融结构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9． 李量.现代金融结构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0． 袁卫，庞皓,曾五一.统计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1． 李连友.国民经济核算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经济系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2)

（责编：贾伟）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杨志伟

中国金融转型途径探究论文 篇2：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

摘 要：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各种理论和政策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深入到更高的层面对世界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问题作出总体性思考。范式作为系统的科学知识的观念母体或思想源头，它对金融业的发展与未来走向具有根本性影响。当代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而要实现这种转换必须超越西方金融理论的局限，树立“大金融”的视野。具体而言，我们要在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和审慎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协作等五个方面构筑范式转换的深层根基。

关键词：金融监管；范式转变；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环境持续动荡，发达经济体系纷纷陷入衰退境地而难以自拔。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审慎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全面反思和彻底自省亟须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追问制度设计的理念建构和价值选择的基本定位，甚至需要对监管的范式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范式：金融监管变革的深层理念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用语，最早于1959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出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大量使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范式是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系列成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一套话语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它不表现为具体的理论本身，而是不同理论所组成的理论群内在共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认识世界，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的限制下进行创造。

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思维框架，体现这种思维传统的就是范式。范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单个事实通常不能证实或推翻一种范式。只有当出现更好的范式替代它，并成为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替换的局面。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描述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所以，范式的变革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推进和发展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范式的转化和更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体系，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中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一次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了牛顿力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说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中就确认了经济学也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的引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性质而论，金融监管范式同其他实验科学领域的范式并无任何不同。在监管活动中，必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种总的观点或框架去统摄、解释客观而零乱的风险面相，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正是由于运用了现有范式所包含的理论信念及其衍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才使得监管者得以精细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的各个部分。实际上，由于监管理念的形成、选择和最终被共同接受的过程都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发展形态中运用范式概念甚至要比在其他学科中运用更为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往往会滥用“范式”这个概念。范式不是方法，而是构成理论的方法之方法。如果对监管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内涵缺乏认识，则往往不能在恰当的逻辑层次上合理地运用这个范畴。范式不同于模式，不是对所有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逻辑的回答，尤其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基石的价值论的思考。任何学科思想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首先在价值理论的逻辑层次形成主流的判断或规范，然后再在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中构成变革和发展。一旦某种价值理论问题的公理性基础假设得以确立，它就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支配学科思想的常规发展。所以，凡是不能够深入到价值论逻辑层次的思想，都不应被视作范式问题。

二、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

引起范式转变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经济金融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中，无论是金融现象还是作为其理论表现的金融学在内容、题材、方式和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监管方式、应对政策甚至监管范式也都要相应改变。

1.对金融监管范式的视阈拓宽根植于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对金融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它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去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去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千方百计去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甚至把经济问题归结为烦琐的数学公式。根据马克思的认识，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产业资本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只有在促进产业资本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时候，才有正面的作用。而当金融资本过度挤占了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其自身的存在基础自然会受到动摇。一旦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现有金融监管范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资本家的贪婪本性、金融监管不力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再一次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如果人们只是把矛头对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不是针对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有自觉地反思、检讨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3.对金融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重新界定呼唤新的范式引导以重构金融价值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真实本质。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脱离了实际需求。另外，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与金融监管目标也往往是矛盾的。現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只能把“内在的统一性”理解为“抽象的同一性”，无法把事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外部表现正确地归结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因而难以达到对本质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4.对实在论的反思要在范式层面上对金融研究方法进行总体性把握。目前我们的监管方法主要还是科学主义的，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实在论，其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二元论、独断论等形式。当代金融学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至大多数金融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和构建，似乎一旦没有了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证明形式，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但现实世界往往要比这些“完美”的模型复杂得多。金融危机是经济学主客二分和数理崇拜的代价，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总之，要达到对当代金融的批判性理解，停留在西方金融理论的水平上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讲，转变金融监管范式是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的历史实践和逻辑演进的真实反映。只有诉诸对既有学科范式的批判性改造，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

监管范式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监管活动的。正确的金融监管范式能够推动金融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支撑。同样，落后的监管范式也会给金融监管带来消极和保守的影响。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型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建立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一种停留于过去范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它呈现出了一种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现有的各种监管模式（如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等）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监管方法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制度化要素。而我们这里讲的监管范式的转变是对各种现有监管模式的层次上的超越，以达成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传统的监管方式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通过监管行为来使监管效果不断接近这一目标，这就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结构主义方式强调技术与效率，忽视社会结构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忽视金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特征。而新的监管方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畴体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范式转变的伟大意义。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人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金融资本的逻辑中，现有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修正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带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金融学家尝试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来解释金融现实。在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行为主义认为金融行为是通过主体的理解而社会地建构的。该方法修正了机械简单的决定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行为的社会性，加深了人们对金融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监管范式的转型，而范式转型也符合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金融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刻反思监管范式的问题，推动监管思路和范式的转变。

诚然，中国的金融监管在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先进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其根本性缺陷。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成长，国际金融监管界已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以全面丰富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监管文化更好地兼容。世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提供新的借鉴，也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金融监管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范式转型”的新阶段，即“引领创新”的阶段。显然，这种范式转变是中国金融监管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竞争，进而推动中国金融监管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

然而，要真正实现范式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金融业，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当然，这个“重新发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监管措施，而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关系体。为了重新发现这个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金融业，我们必须在相关论题上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比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确定更深层更重要。新的金融监管范式必须有效推动市场运行，并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监管政策和保护措施。无论从国际经济金融背景，还是从金融自身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角度看，监管范式的转换都具有战略意义。

监管新范式的确立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金融现象，全面认识金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应对新形势、新发展。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推动监管工作有效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并认真加以研究：

1.对金融本质和监管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转换监管范式只有真正落实到转变监管理念上才能使监管发挥其应有作用。范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演进过程。我们要在坚持“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的分析框架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在采用多元的方法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倡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另一方面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目标。金融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是动态监管。新的金融监管范式不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监管模版，而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可能根据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而进行相应调整。

2.加强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金融监管是调节生存状态的艺术和科学，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新的监管范式应以社会相关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只有当它成为共同接受的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作用。监管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适度保护”。监管者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以要在监管者的目标中更加凸显精神目标的价值，防止市场逻辑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要重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酿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监管者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管文化建设，强化监管者的责任和伦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

3.加快金融体制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从整体上构筑持久的安全应对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绝不仅仅是顶层设计和加强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市场效率、法律环境、监管模式等全方位的改革。良好的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外部前提条件。没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几乎不可能有良好金融机构的存在。除了金融部门自身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等之外，未来来自更广泛的各类非金融环境，如法治意识、行政干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金融的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和统合监管模式，如何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活力。

4.进一步发挥公共监督和自律约束的作用，推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监管部门要破除对干预主义的依赖，回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本原导向，增强金融机构的自觉意识和自愈能力，增强实质性公众参与。要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治理模式，建立监管部门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最大限（下转96页）（上接89页）度地吸引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参与监管行为的监督与检验，在平等对话、共同磋商基础上，加强彼此意向交换、信任协作，推动和谐共生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形成。要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提高市场透明度，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渐形成统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从而保障监管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强化监管工作的独立性，防止外界其他因素对监管工作的影响，保证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依法、公开、公正实施监管职责。

5.审慎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协作，不断提升国际化条件下风险防控能力。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金融风险在國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变得日益迫切。中国应加快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进程，加快中国金融监管法律与国际接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话与合作，妥善解决金融活动的国际化与金融监管的属地化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增强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进行具有自己学术话语特色的深度问题分析。中国金融理论应当摆脱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尽早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自我定位，进行理论主体性建构，完成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角色转换，从自身的价值尺度出发，创造性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逻辑。中国要及早参与、争取主动、确立规则，筑起金融长城，不断增强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综合能力，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总之，新的监管范式的确立必须能够开拓新的认识领域，扩大和深化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解决现有范式不能解决的问题。新的金融监管范式是一切立足于现实，开创一种新的金融文明存在方式的伟大探索，是在扬弃传统和发展创新的基础上对如何建设金融监管体系的务实而又创新的回答，更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进行的一切革命性建设实践。以新的金融监管范式来统领中国金融业发展大局和引领整个金融发展潮流，蕴涵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识。

作者：詹晶

中国金融转型途径探究论文 篇3：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相杀相爱”

2012年下半年以来，模式各异、种类多样的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呈“井喷”式发展。特别是2013年之后，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远超各方预期，互联网金融及其相关问题由此成为学界、业界以及金融监管当局关注的焦点。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拥有发达和完善的金融体系。其在1990年初便开始率先普及民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美国的发展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金融模式都能够在美国找到“样板”。探究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各界在不同时期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和讨论，无疑将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一、P2P借贷和众筹融资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最新业态，并迅速在全球扩展开来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互联网金融最早发源于美国，但由于其并未在美国形成独立的金融业态，因此在美国一般并不直接使用“互联网金融”（Internet Finance） 这一专有名词，而是有着与之相类似的“电子金融”、“电子银行”、“网络银行”（也译为“在线银行”）等多种称谓。这里不加区分，统一使用“互联网金融”这一术语。

民用互联网技术于1990年初在美国率先取得了突破并被迅速商用，由此引发了互联网投资的热潮并助推美国“新经济”的强劲增长。在互联网的带动下，大量风险投资和产业资本涌入这一新兴产业，互联网技术开始向传统产业扩散。在此背景下，向来对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有着高度依赖的金融部门自然成为应用和推广互联网技术的先驱，互联网金融也由此应运而生并飞速发展。

美国1990年以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90年的蓬勃发展时期、2000—2006年的平稳发展时期以及2007年以来的新发展时期。

具体来看，1990年初，在互联网投资热潮的带动下，美国率先出现了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以及网络理财等互联网金融模式。1992年，美国第一家互联网经纪商E-Trade成立，由此迅速推动了整个证券经纪行业的信息化和网络化。1995年，美国及全球第一家互联网银行———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成立，并在短短三年内一跃成为美国第六大银行。同年成立的INSWEB则成为第一家利用互联网销售传统保险产品的网络保险电子商务公司。1998年，美国出现了第一只与电子支付对接的货币市场基金，从而开创了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的先河。到1990年末，美国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2000年美国高科技股票泡沫破灭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理性和平稳的时期。在2006年即次贷危机爆发前这一期间，美国的传统金融机构加快了信息化和网络化升级的步伐。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开始加大对于网络设施的投资和布局。这一时期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传统金融机构的网络化升级和改造。例如，以“对市场先知先觉”而著称的美国摩根银行集团在这一时期启动了一项名为E-Finance的战略。这项耗资高达1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迈出了传统金融机构探索网络金融的第一步。其率先建立了一个网络金融风险投资的小型孵化器———“60实验室”，并就大量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思路和产品进行探索，从而为其后来大举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次贷危机前后，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以p2p（peer to peer，个人对个人）借贷（国内也译为“人人贷”）和众筹融资模式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融资模式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p2p借贷和众筹融资表现出了与传统金融模式明显不同的特征，并迅速在全球扩展开来，由此也构成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最新业态。

二、在其发源地美国，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最终形成了共生、融合的基本格局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打破了地理距离与区域对开展金融业务的限制，极大地提高了美国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的规模经济，进而使得商业银行通过并购的方式迅速扩大资产规模从而谋取规模经济在技术上变得可行；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传播成本，使得基于标准化信息（信用评分和分级）的资产证券化和各种衍生金融交易成为可能，从而史无前例地提高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显然，没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就不会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银行部门的并购潮、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以及由过度创新最终引发的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

但是，尽管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便出现了互联网金融模式，种类各异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也确实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大多数互联网金融模式却并未形成独立、完整的金融业态，而主要是作为传统金融模式的辅助和补充而存在。美国互联网金融模式最终与传统金融模式形成了共生、融合的基本格局。究其原因，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美国金融体系高度灵活。传统金融市场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和演进，不仅市场规模庞大，而且分工细化、竞争充分。因此，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具有非常强的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化视角来看，美国的传统商业银行先后经历了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传统金融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历了大洗牌。一些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市场变化的金融机构（例如储蓄贷款协会）在危机中倒下，而商业银行则通过积极开展金融创新等方式有效应对了市场环境变化对自身的冲击。因此，90年代初，面对互联网金融模式迅速发展所日益加剧的金融脱媒压力，美国的大型商业银行通过主动进行信息网络升级、有针对性地推出网络金融服务、开展灵活多样的金融创新以及直接并购新兴的网络银行等多种途径，有效地化解了互联网金融模式对自身的冲击。此外，美国传统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繁多，服务多元化，运营管理和治理结构灵活，也是其能够在与互联网金融模式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的重要原因。

美国互联网金融模式存在缺陷。从互联网金融模式本身来看，其存在的一些固有的缺陷使得其难以从根本上取代传统金融。尽管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实践以及大量实证研究都表明，在诸如余额查询和转账支付等交易型银行业务方面，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效率要明显高于依托物理网点和柜台交易的传统金融模式。但是在一些核心业务领域，特别是发放贷款等对私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要求较高的关系型银行业务，纯粹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则难以发挥作用。此外，在私人客户的维护、复杂金融产品的设计与交易等业务领域，传统金融机构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因此，尽管网络银行能够凭借成本优势迅速扩大资产规模，但如何将其线上优势最终转化为盈利，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当传统金融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业务时，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比较优势便不再突出。因此，其难以从根本上取代传统的金融模式。

三、我们要打破之前的一些思维定式，调整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以适应创新活跃、融合发展的“大金融时代”

美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历程说明，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是竞争与融合并存的关系，其中融合是主流。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固然对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冲击，特别是加剧了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形成了一定压力。但是美国的大型商业银行能够顺势而为，主动化解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冲击。其经验表明，互联网金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冲击传统金融模式，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如何应对与转型，传统金融机构完全有能力在与互联网金融的竞争中占据主动。

正确认识中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差异，是中国借鉴美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经验的前提。相比较而言，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背景和情况较美国更加复杂和多变。由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此前并未经历过金融脱媒的冲击，缺乏创新意识和市场应变能力。因此，现阶段不能低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中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传统金融业态的冲击。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金融当局对于这一过程的管控，从而在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同时，缓释其对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业态的冲击，最终起到规范竞争、加速融合进而因势利导地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的。目前我国应当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推动和规范中国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

打破互联网金融的思维定式，以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推动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

从目前国内各界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和讨论中能够看到一些明显的思维定式。例如，很多对于互联网金融地讨论，很自然地将互联网金融特别是P2P借贷等创新性很强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与金融风险的累积乃至系统性风险相关联并认为，游离于现行监管框架之外的互联网金融模式蕴藏着极大的风险。还有一些研究则集中探讨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事实上，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和讨论应当走出这些思维定式。应当看到，互联网金融模式在降低融资成本、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促进中国传统金融业转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互联网金融并未改变传统金融的本质这一问题，不应当成为阻碍和抑制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由。我国金融业应当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创造一个开放、公平的环境，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突破口，继续推动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

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探索适应大金融时代的、更加灵活的、高效的新型金融监管框架。

从美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历程能够清晰地看到，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深深地根植于特定的金融发展阶段，是一系列宏微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互联网金融的井喷式发展，正是当前中国金融创新活跃和混业经营时代来临的一个缩影。在这样一个金融边界不断延展、金融内涵日益丰富的大金融时代，如何调整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中国金融当局面临的一个挑战。事实上，传统的以“一行三会”为代表的分业监管模式愈发难以适应创新浪潮日益高涨的金融发展趋势。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特别是对于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型金融业务以及新兴的第三方支付等网络支付业务的监管。事实上，也只有赋予央行更多的监管权，才能够实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匹配，进而避免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另一方面，应当夯实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各分业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对于创新性极强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审慎监管，从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然，互联网金融在中国方兴未艾，仍然有众多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有待国内学术界予以深入研究和探索。我们要合理借鉴国外经验，妥善解决中国问题。

作者简介

王达，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

（责任编辑：李 健）

作者：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