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治理论思考分析论文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做好新时代法学会工作必须牢牢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思考和谋划法学会工作不可偏离的根本指针。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和政法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是中国法学会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西方法治理论思考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西方法治理论思考分析论文 篇1：

从法应然与实然的二元对立透视“无讼”

摘 要：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之一，自然条件、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不同，使东西方法律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然而从西方法治理论中法之应然与实然的二元对立视角透视“无讼”，可以发现：不同的法律文化有着极为相似的法制机理和社会理想。当代中国应以理性的态度寻求法治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结合点。

关键词： 法律 应然 实然 二元对立 “无讼”

一、法应然与实然的二元对立的概述

西方法治理论中的应然之法即自然法，是天然寄于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之中的规则；实然之法则为现实存在的法律，即统治阶级以应然之法为基础结合自身利益需要而确认或创制的规则。具体来说，人都有一些事情可能已让它发生在别人身上而反过来绝对不愿意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基于这样对人自身缺陷的共同认知认识到必然存在着一些规则来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维护自己的生存状态，这就是自然法。但是这种应然的存在要靠理性的挖掘，用狄摩西尼的话讲：“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法律因正义而被人信服，而正义的法律必须是对自然法的发现。

二、从法治的二元对立性透视“无讼”

“无讼”，即“没有或者说不需要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①以秩序和稳定为核心的“无讼”理念不仅满足了人们普遍追求秩序稳定的心理欲望，而且为社会财富的产生和积累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无讼”毕竟只是一种理想境地，它建立在对人的“完人”要求之上，人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无讼”却创造了和谐、安宁、繁荣的“奇迹”，其中必然存在着不可跨越的矛盾鸿沟。笔者认为可以结合西方法治理论中法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立分析“无讼”。

（一）情理VS理性。

理性是应然之法的固然属性，更是实然之法的必备要素，总结原则，寻求规律，于法制的角角落落张扬着有棱有角的正义追求。当然这样的理性追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制度至上、条文至上的原则使法律无法摆脱僵化、冰冷甚至残酷的面孔，极有可能于个案中无法实现正义。但在中国古代，情理是衡量标准，“他们宁愿为了适应情理，把法律弄成千差萬别，支离破碎的形态去适应具体案件，而不愿把千差万别的案件统一于严格稳定的法律”。②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将中国人追求的情理精准的阐释为“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③感觉是不具有实定性的标准，缺乏制度性框架的约束，从而为人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增加了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可能性，使得中国古代司法根本无法从行政中独立出来。

（二）义务本位VS权利本位。

西方法治理论中应然的法是一种自然存在，以保护自然权利为根本使命，通过理性链接的实然之法必然也是以“权利”为本位而存在的。所以，人的权利是“属我性”的天然存在的。有应然之法的衡量、理性的制约、权利本位的保护性定位，西方法治必然延伸出严谨严格的程序性要求。中国古代的法没有了另一层力量的制约，更注重实然意义层面，浓重的工具性色彩使其以义务性本位存在，“权利”这一西化的概念在国人的脑海中根本不曾存在，无法产生对法律的认知和渴望，国人之于法律多的是惶恐，少的是敬畏。

（三）“无讼”和西方法治在对秩序追求上的殊途同归。

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对秩序和稳定的追求永远是各种社会制度的内在生命，“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及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④从理想状态上来说，“无讼”和近代西方法治都希望社会成员能从内心自觉遵守社会规则，使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更加有效持久。具有历史合理性的秩序都体现了时代公正，但“无讼”过于强调稳定和秩序，用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来规约和引导，必然会使这种社会理想变态发展。

（四）从社会理想角度，“无讼”与西方法治价值相似。

“无讼”核心的和谐与西方法治核心的正义自有差别，但同为应然层面的社会理想却同样给人以幸福，相信人们对幸福的感觉应是相似和相通的。所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和追求并没有违背人类文明价值的基本倾向，与现代法制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有一定的契合，只是他们设计的立足点——对人的认识——不同。“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法的社会理想，但同样有基于理想社会而对法的另一种思考”。⑤

三、现代中国之于“无讼”的应有态度

“无讼”的价值取向显然已经不合时代的要求，但是以西方文明为价值支撑的现代法治在中国还缺乏足够的文化支撑。“作为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来说，古老的法律文明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发生断裂，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以某种新的形势延续和传承，进而在一个新的法律系统中发挥新的作用”。⑥制度的构建如果脱离了文化的依托，就无法与现实结合。我们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寻求法治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结合点——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之上，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的法治精神相契合，在充分认识西方法治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把法治的原则与精神融为民众内心的信念，建立有机多元的法治制度。

注释：

①张中秋.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3：227.

②陈秀平.殊途同归：“无讼”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9.

③［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比较法研究，1988，第三辑.

④［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6.

⑤张中秋.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3：10.

⑥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6.

作者：陈梦竹

西方法治理论思考分析论文 篇2：

加强对法学法律工作者的政治引领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做好新时代法学会工作必须牢牢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思考和谋划法学会工作不可偏离的根本指针。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和政法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是中国法学会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

【关键词】党的十九大精神 法治思想 政治引领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也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发挥法学会的政治引领作用，团结带领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切实肩负起全面依法治国实践者、推动者的重任。
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政治意义、实践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中国法学会结合自身实际，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研究中心，设立“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专项课题，采取多样形式，迅速掀起了学习、研究、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面向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权、安全、发展、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和不断提高的要求，面对任重道远的法治强国目标和依然繁重的全面依法治国任务，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运用于法治领域，使之成为推动法学会各项工作的思想指引和强大动力。

始终坚持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十四条的第一条。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就加强党对法治的领导进行了理论阐述、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工作安排。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涉及面十分广泛的系统工程，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落实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和推进宪法法律实施的具体实践中。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政治原则问题上，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更好地凝聚法治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合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将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

不断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今时代最具中国味、最具中国魂的科学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照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和发展方向，是我们的主心骨、定盘星和度量衡，对于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具有重要领航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厉行法治、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推进法治改革、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新的伟大实践中，围绕全面依法治國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内容涵盖了法治和依法治国的全部理论要素和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理论风格和实践特色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坚实的学理支撑、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学法律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牢牢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精髓和核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创造新高度、迈向新境界。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八个明确”精辟概括和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八个明确”中的每一项都与法治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都对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当前，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强化“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总方向总抓手，努力把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新部署、新任务落到实处。要增强“四个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位一体”的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实践的参与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做好新时代法学会工作必须牢牢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思考和谋划法学会工作不可偏离的根本指针。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和政法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是中国法学会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

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党对法学会工作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法学会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取得积极成效的政治保证，是一切工作的最高原则。各级法学会和研究会要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自觉坚持和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推进工作，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法学法律工作者政治引领的意见》，把牢法学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引导法学法律界自觉将党的领导贯彻到法学理论研究和法治实践全过程与各方面。要进一步密切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的联系，共同做好法学法律界特别是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工作。

坚定不移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宪法是立国之根基、富国之圭臬、强国之重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制度，明确国家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等，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有利于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根本宪法保障。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新时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必须坚定不移地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各级法学会和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大意义，全面准确领会和把握《宪法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带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紧紧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这一核心要求推动工作。中国法学会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团体，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政治性始终是推进新时期各项工作的灵魂和根本。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这一核心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群团改革的决策部署，深化法学会改革。要层层落实主体责任，深入研究政治引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提高工作主动性和针对性，建立常态化的传达学习机制、沟通联系机制和与有关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要将“政治过硬”始终作为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首要标准，引导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做到思想到位、行动对标、紧密跟随。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首要考核指标，建立科学的研究会评估指标体系。各级法学会要找准定位、靠前站位、振奋精神、积极作为，切实发挥好参谋助手、桥梁纽带、培养平台的职能作用，把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引领大家自觉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汇聚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强大正能量。

持续推动各研究会和各地方法学会党的建设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党建工作提出“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等要求。目前，中国法学会所属55个研究会已经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地方法学会及所属研究会党的组织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但基层法学会党组织建设和工作开展仍处在起步阶段。要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加强对法学会系统党建工作的领导，完善制度、强化考核，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并扩大有效覆盖，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确保法学法律工作者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要着力突破地方法学会党组织建设薄弱环节，在党委政法委的指导和支持下，加强与组织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力度，重点推进、逐个突破，确保完成改革方案提出的各级法学会全面建立党组织的目标任务。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结合实际，探索符合社会组织特点和工作规律的研究会党建工作新模式，在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社会法学等研究会开展“分党组”试点工作，制定《所属研究会党建工作实施意见》，推进研究会党组织工作规范化，依据党章党规正常开展活动，增强工作活力和实效。要抓好地方法学会所属研究会党建工作，总结先进经验，推进工作创新，适时召开研究会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推出一批先进典型，发挥研究会的重要平台和阵地作用。
做大做强法治领域的“两论”

理论和舆论“两论当家”，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两论”中，“理论”管全局、管方向，“舆论”管导向、聚能量。加强法学法律界的政治引领，要加强法治理论引领、学术引领，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加快构建形成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增强法学界的理论认同，巩固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导地位。

着力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他同时指出，要“对复杂现实进行深入分析、作出科学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这为我们深刻理解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辩证关系提供了遵循。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正确解读中国现实、回答中国问题，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引领和繁荣法学研究。要充分发挥人才密集、联系面广、组织有力的特点，密切与所属研究会、高校院所和实务部门的联系合作，通过多种方式组织引领各研究会、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在不同学科专业领域开展研究。要在宪法修改的解读和宣传、弘扬宪法精神、普及宪法知识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积极参与宪法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宣传好这次宪法修改的重点内容和主要考虑，提高宪法理论研究深度和现实回应力，为宪法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舆论保障。要组织专家学者和相关研究会，积极参与法治人才培养、法学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法学课程体系設计、法学教材编写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大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和重大飞跃，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法治思想，切实将其贯彻落实到法治建设的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法学会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讲话、文章、谈话、批示，开展持续跟进研究，完成了《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总结》等重大课题任务，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专题论文，较早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并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有力推动了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阐释和宣传。2017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以“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为重大宣讲主题，举办报告会261场。下一步，要更好發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的平台作用，整合研究资源和力量，深入阐释这一创新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不断推出高水平的学习、研究成果。要继续通过“双百”活动，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重大宣讲工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统领，引领和推动各学科专业研究会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建立工作协同机制，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成果权威发布平台。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意识形态领域是政治安全的前沿阵地，具有极端重要性。法学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各级法学会处于维护法学意识形态安全的“第一线”，要切实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确保把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要求贯彻到法学会工作各方面。要准确把握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定力，切实履行好加强政治引领、维护法学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职责。要认真落实中国法学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等，坚决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不断巩固壮大法学主流思想舆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绝不能被西方设置的议题和抛出的理论所左右，警惕“政治陷阱”“法律陷阱”“话语陷阱”。要深化改革、完善制度、补齐短板、敢于亮剑，加强对法学会及所属研究会举办的论坛、年会、刊物、网络媒体等阵地的管理，决不给错误思想言论提供发声的机会和平台。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推进“两微一端”新媒体矩阵平台建设，加强宣传解读和网络舆论引导，维护法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作者：陈冀平

西方法治理论思考分析论文 篇3：

给人启发的四个法治理论贡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系统规划了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伟大宏图。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权力运行方式、国家治理方式的一种全方位革故鼎新，其价值可横亘时空，但其难度亦超乎想象。面对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每一个法律人都不应置身其外，而应当对其做出思考。然而两年来，几经翻来覆去，我却很难获得一本给人带来惊喜的法治理论书籍，直到一天发现了《法治的中国道路》这本书。从前到后，细细品读，在深邃而清新的文字中，仿佛享受一场思想大餐，更加读懂了法治的前世今生。那么，这本书究竟有什么贡献？在我看来，它至少有四大贡献。

第一大贡献是作者提出了转型法治的基本理念。转型社会的判断早已为社会共识，转型社会也需要一种与之适应的法治观念和法治方法。可惜的是，在本书出现之前，还没有人提出转型法治这一概念———体制精英们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工具论来看待法治，学术精英们总是以西方自有资本主义法学为圭臬，他们都是静态而对立的，两者很难开展实质性对话，而他们中的不少人没有看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多元性、变动性。本书作者敏锐地发现了转型法治这一概念并加以阐述。他所认为的转型法治，是一种中道、务实的法治观，理论起点是中国处于的转型社会，工具目标是有效疏导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矛盾，根本目标是希望这种法治观能够引导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转型法治意蕴非常丰富，相信作者也只是抛砖引玉，期冀引起人们的思考吧。比如，作者认为，由于中国没有经历充分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须直接走向现代市场经济，那么转型法治就要既能解决放松市场管制、管束政府权力的问题，也要回应进入现代社会后要求坚持社会本位、建立有效政府的问题。比如，由于中国没有经过充分的思想启蒙和个人本位阶段，旋即需要建立现代法治，这就需要转型法治既要弥补中国数千年个人权利断档的历史空白，也要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新趋势，在塑造理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基础上，确立富有平衡性、包容性的现代价值，建立起全新的人和国家、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比如，由于中国在很短时间里就要经历西方发达国家数个社会发展阶段，那就需要转型法治既要解决贫困、发展不平衡等前工业化问题，努力通过法治方式促进经济发展，也要解决两极分化、环境污染、权力腐败的一系列后工业化问题。再比如，由于社会急速变动带来了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转型型法治既要符合一般法治的诸多形式标准，更必须满足代表正义的实质标准。能够发现这些问题，足以证明作者具有非常敏锐的眼光，这也告诉读者，在中国实施法治，没有绝对的一元化标准，没有静态的法治，法治的理想虽在前方感召我们，但中国的法治必须接地气，必须实实在在解决中国的转型问题，这样的法治才有生命力。

第二大贡献是提出并系统回答了法治领域的“李约瑟之问”，即，现代法治为什么没有首先在中国产生？科学史界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我国法学界似乎并没有提出法学界的“李约瑟之问”。事实上，看完本书后，我也赞同，这个问题是具有设问前提的，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个任务交给了本书作者完成，作者提出和回答了法学界的“李约瑟之问”，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和欧洲启蒙运动的时间大体相同，中国在明末清初也具备了诞生近代法治的经济、思想与制度资源，但是，这些资源未能让近代法治在古老的中国落地开花。当西方经过近两百年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近代法治得以落地扎根之时，中国却朝着强化封建君主专制的反方向发展，专制程度甚至达到了历史顶峰。作者在用翔实的数据分析了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之上，详细对比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与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的相近之处。比如，深刻鞭笞封建专制，提出以民为本、限制君权的思想。承认“人各有私”，坚持“私有常情”，肯定人对自身利益追求的合理性；主张法治，反对人治，认为皇权也应当服从法律；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他们都赞同社会契约的思想。富有创意的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则是中国法治的制度资源。作者认为，一方面，传统中国呈现明显的单一政治结构，皇权一元独大，使得法律不可能成为束缚皇权的工具，只可能成为皇权推行专制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国封建制度在几千年里不断自我完善，大体上适应了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统治阶级丧失了刮骨疗伤式的改革动力。西方政治传统则不然，君主在多元政治结构中并不能长期占支配地位，每个国家都处于相对均衡的、多元政治力量的管理体系之中，以至于法律成为多元利益平衡的结合点，从而将君主权力束缚于法治之下。从中央和地方关系、君权和教权关系、儒家理论和自然法的关系、皇权和相权关系、制定法与习惯法的不同影响等多个方面，说明彼时中国文明的内核是支持专制制度的，而这背后，则是中国的自然经济传统和重农抑商政策。

第三个理论贡献是在法治理论中打通了“中”“马”“西”三条路线。具体来讲，该书在此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传统法治资源和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的有机融合。中国的法治研究历来存在着文化隔绝，比如，中国法律史界总是习惯于通过中国法治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总是排斥西方法治对于法治文明的贡献，而西方法治理论总是不善于吸收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精髓。该书有机地打通了“中”“马”“西”，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提出了更加有效的研究成果。比如，法治的核心要义是公平正义，那么什么是公平正义？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就是“结果平等”优先，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不患寡而患不均，与实质正义相对应。源自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冀则是“机会均等”优先，强调程序和规则的公平，不患不均而患不公，与程序正义相对应。作者敏锐地发现，西方法治正在由传统的形式正义，越来越注重实质正义，中国的路径则是必须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注重形式正义，实现形式和实质、效率和公平的兼顾，而不是僵化地偏重一方。

第四个理论贡献是作者理性而让人信服地回答了法治为什么是最优的国家治理方式。作者认为，在人类的国家治理史上，曾经形成了多种治国方式，其中最基本的有德治、神治、法治。作者系统地分析每一种治理方式的特征与优劣对比后，认为法治是最优的国家治理方式。作者认为，德治在现代社会已经无法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了，但在我们强调法治的同时，应当发挥德治在道德教化、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法治是建立在承认人性缺陷和认识局限基础上的，它构建了人性趋恶的制约机制、导人向善的监督机制和人性行恶的救济措施。法治也是建立在民主价值基础之上的，这使得法治比德治和神治更容易兼容正义、自由、秩序、平等、人权等一系列重要的现代价值，法治具有稳定性、明确性、全局性、公开性、预见性、权威性的特点，从而很好地从操作层面上解决了德治或者神治无法解决的多變性、模糊性、地方性、神秘性、操作性、无力性等问题。法治的直接来源出自人类对权力滥用的恐惧，法治最大的成就在于有效地驯服了公权力，这是人类为什么选择法治的最根本原因。

本书还有不少理论贡献，比如对中国共产党法治理论发展的追踪，对现代法治基本要素的概括，对中西方人权理念差异的分析，都深刻而独到，需要在品读中发现其思想的魅力。

作者：金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