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法治系统法学理论论文

2022-04-15

[摘要]行政权力具有自自裁量权,同时是一种主动性,广泛性,强制性并存的权力。对行政滥用职权进行科学的界定具有重要意义,是实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但行政滥用职权在理论界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说法不一,笔者解释和分析了产生这种问题的缘由并对几组相关概念进行了对比,进而对行政滥用职权做出了界定。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林业法治系统法学理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林业法治系统法学理论论文 篇1:

林业生物灾害理论研究的文献综合分析

摘要:通过对林业生物灾害理论研究文献统计分析表明,在年度分布方面,林业生物灾害研究文献发表数量逐年递增,2008年~2014年发表研究文献数量出现一个高峰期,最高年份为2014年;在作者与机构分布方面,发表4篇以上的作者研究文献数占总数的12.33%,主要机构研究文献数占总数的20.64%;在被引频次方面,梁军、张星耀和张国庆等学者研究文献被引频次较高;主要作者在林业生物灾害的灾害学理论研究以及宏观管理方面,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林业;生物灾害;管理;生态论;文献

1 我国林业生物灾害发生概况

林业生物灾害管理,就是将灾害学、管理学理论和生态健康理念引入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运用复杂系统的生态论方法,对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实施科学管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年均林业生物灾害发生面积在1100万平方公里以上,是造林面积的160倍以上,其中2007年林业生物灾害发生面积是造林面积的309.6倍,如表1所示。

开展林业生物灾害管理论研究,探讨林业生物灾害管理方式方法,可以对我国林业生物灾害实行科学的管理,减少林业生物灾害对我国森林的危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开展林业生物灾害管理文献统计分析研究,可以对林业生物灾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促进林业生物灾害理论研究成果交流、利用,从而推进林业生物灾害理论研究向更深、更广层次发展,并对其他行业生物灾害乃至灾害学理论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丰富了生物灾害学和灾害学学科内容。

2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通过对中国知网知识资源总库进行检索,检索条件为:

(主题=林业有害生物 并且 主题=生物灾害)或者(题名=林业有害生物 并且 题名=生物灾害)或者(主题=森林病虫害 并且 主题=生物灾害)或者(题名=森林病虫害 并且 题名=生物灾害)或者(主题=生物灾害管理 或者 题名=生物灾害管理)或者(关键词=林业有害生物 并且 关键词=生物灾害)或者(关键词=森林病虫害 并且 关键词=生物灾害)或者(关键词=生物灾害管理)(精确匹配),专辑导航:全部;数据库:文献跨库检索。

对1979年~2018年中国知网知识资源总库所有文件进行检索,检索得到文献总数为373 篇。

3 年度发文量分析

分析表明,1991年开始有灾害管理理论引入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研究,林业生物灾害研究文献发表数量逐年递增,1991年~2017年年均发表文献13.67篇,从2008年~2014年发表研究文献数量出现一个高峰期,最高年份为2014年,发表文献数量为49篇,如图1所示。

4 作者与机构分布分析(表2)

统计表明,张国庆、曲涛、骆有庆、郭瑞、于海英、李宁、才玉石、柴守权、刘萍9位学者在1991年~2017年间,共发表了46篇林业生物灾害研究论文,占发文总量12.33%,其中张国庆、曲涛、骆有庆、郭瑞、于海英共发表了30篇,占文献总数的8.04%。

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北京林业大学、安徽省潜山县林业局、东北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共发表林业生物灾害研究文献77篇,占文献总数的20.64%,其中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发表研究文献25篇,北京林业大学发表研究文献22篇,占文献总数的12.60%。

5 被引情况分析

被引排名前10主要是林业生物灾害研究文献,如表3所示。

表3数据表明,单篇文献梁军、张星耀的《森林有害生物生态控制》《森林有害生物的生态控制技术与措施》和张国庆的《生物灾害管理理论研究与生物灾害精确管理》被引频次较高,分别为75次、74次和66次。

6 讨论

文献统计分析表明,在当前林业生物灾害研究文献中,张国庆将复杂系统生态论理念与方法引入到生物灾害学中,在《生物灾害学》中,运用灾害学中的风险分析與风险管理、应急管理等理论,提出了生物灾害的精确管理、健康管理、PDCS管理(Plan,Do,Check,Study)、灾因链与防治关键期分析、灾因管理、GCSP管理(分级管理Graded management、分类管理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分区管理Subarea management、分期管理Phased management)、生物灾害时间管理与空间管理等理论,并将之应用于林业生物灾害管理,对林业有害生物实施精细化监测、精细化预报、精细化(防治作业)设计、精细化(防治作业)施工、精细化(防治作业)监理。梁军、张星耀等则将生态控制理论引入林业生物灾害管理,对林业生物灾害实施持续控制。宋玉双、骆有庆、闫峻、才玉石等则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林业生物灾害防控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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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张韩林.从PDCS理论探讨我国林业行政工程化管理[J].现代农业科技,2014,(12).

作者简介:王杏兰,大专学历,工程师,研究方向:林业生产技术。

作者:王杏兰

林业法治系统法学理论论文 篇2:

试论“行政滥用职权”的界定

[摘 要]行政权力具有自自裁量权,同时是一种主动性,广泛性,强制性并存的权力。对行政滥用职权进行科学的界定具有重要意义,是实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但行政滥用职权在理论界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说法不一,笔者解释和分析了产生这种问题的缘由并对几组相关概念进行了对比,进而对行政滥用职权做出了界定。

[关键词]行政滥用职权;自由裁量;显失公正

引言

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强调:“法制的实质是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 自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行政滥用职权一词在司法实践中频频出现,但滥用职权如何界定,理论上尚未形成统一的系统论述,由于法律条文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表达,法律解释上也没有相应的界定,造成司法实践中认定行政滥用职权的困扰,直接影响行政审判权和行政复议权的准确使用,以及对行政主体的责任追究。

一、行政滥用职权的含义

所谓行政职权,即是行政机关、公务员享有的依法律羁束性规定作为或不作为、肯定或否定的权力,以及在羁束性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在法律的积极授权或消极默许的范围内,行政机关或公务员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评价,确定该行政行为适当的范围、方式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那么,行政滥用职权,就是指在行政职权权限范围内不依法或不依法定目的,不依公正合理原则滥用以上权力。要界定行政滥用职权的定义,需要厘清以下关系。

二、行政滥用职权的界定

(一)滥用职权是否等同于滥用自由裁量权

比较有影响力的占主流的观点是将“滥用职权”等同于“滥用自由裁量权”,应松年教授认为“滥用职权,即滥用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职务权限范围内违反合理性原则的自由裁量行为”。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如果行政机关并不是唯一根据裁量规定的法律目的进行裁量,或者在具体案件上,进行利益衡量时,未充分的考虑有关行使裁量权的基准性观点(根据该裁量规定,应就各种公益及私益妥为衡量),漏未斟酌涉案因素,或追求不当目的,即均构成裁量滥用。

我们知道,行政职权分为羁束性行政职权与自由裁量性行政职权。所谓羁束性行政职权,就是行政机关在法律规范对其行为范围、条件、标准、形式、程序等作出较详细、具体、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而为行政行为的权力。羁束性行政职权很难存在被滥用的问题,违法行使羁束性行政职权应当属于超越职权的范畴。而自由裁量性行政职权则是指行政机关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在法律、法规无明文规定,亦无习惯法可循,或在法律、法规的授权下,由行政机关以自由判断作出适当处理的权利。

羁束行政行为由于法律规定详细明确,行为人实施该行为只得严格依法办事,不存在自由选择的可能,所以羁束行政行为不会导致滥用职权,只有在法律、法规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范围、形式、实施方法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自行判断自行选择、自行决定的自由裁量行为中,才有滥用职权的余地。该观点是有道理的。然而一个案例又引发了新的争论:某林区年采伐限额已满,但该市财政局要急于在年底前修建礼堂,就和林业局说情,林业局发放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采伐一百立方木头给财政局修礼堂用,很显然林业局是为了照顾同级单位而滥用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发放权,这种超过批准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是《森林法》第29条明文禁止的。《森林法》第29条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不得超过批准的年限采伐限额发放采伐许可证”。有学者认为在此事例中,并没有涉及自由裁量,不应该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而且林业局的此种行为也不能归于越权或行政失当等其他行政违法行为种类,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羁束性权力的滥用。

要解释这个案例必须先说明一个概念,即行政滥用职权与行政越权,行政越权是指行政主体超越其法定行政职权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越权主要可分为行政权限逾越和行政权能逾越两大类。行政权限逾越是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层次、地域和事务的一方面或几方面逾越该主体职权的情形。而行政权能逾越,是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超出了其法定权力主体限度的情形。基于权能性质的差异,由此可得出行政滥用职权与行政超越职权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行政滥用职权只发生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领域,行政超越职权则可以发生在所有行政权领域;(2)以行政主体的客观职权为界,逾越职权属于行政超越职权,在职权内违反合理性原则的行为属于行政滥用职权。

所以关于上文中的案例笔者认为是行政越权里超越行政权能的表现,即行政主体有用某项行政权能,但其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该行政权能的法定幅度或限度。此外,某些事实不清,证据不明的行为一样可以归属于行政权能越权。

(二)行政滥用职权与显示公正的关系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判决变更”的理由。一般认为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管理时,在行政处罚幅度内明显地偏袒一部分人而歧视另一部分人,是对公民平等权利的侵犯。在实践中,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l)畸轻或畸重;(2)同责不同罚;(3)不同责而同罚。

关于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的关系,学者们的看法不一。而主流观点认为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反映的实际上是同一事物。如胡建淼认为:“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表述。滥用职权是从主体和行为着眼,显失公正则是从行为的结果着眼。行政滥用职权实际上是行政主体不正当行使权力而造成显失公正的结果的行为。如果行政主体行为虽有不当,但尚未达到显失公正之结果,那么便不属于滥用职权违法,而是行政不当。”’

笔者认为,显失公正与行政滥用职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从概念的外延上看,二者是交叉或部分重合关系。因为,显失公正的概念是从行政行为的客观结果上对行政行为所作的一种评价,它反映的是行政行为的结果明显不公正的状态;而行政滥用职权则主要是从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主观心理层面对行政行为所作的一种评价,它反映的是行政主体故意违背法律的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其次,从现实情况看,行政主体故意违背法律的目的、原则、精神行使自由裁量权既可能导致行政行为显失公正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其他结果显示公正应该是滥用职权的一个子标准,而不是并列关系。而行政行为的显失公正既可能是因为行政主体滥用自由裁量权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如行政主体的过失)造成的。因此,将显失公正与滥用自由裁量权完全分割开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将显失公正归结为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者将二者完全等同的观点也是不科学的。

(三)滥用职权是违法行为还是不当行为

行政滥用职权属于有瑕疵的行政行为,这一点毋庸质疑。行政法学理论将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分为违法行为与不当行为两种基本类型。那么行政滥用职权该如何定性呢?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行政滥用职权是一种违法行为。如:“行政滥用职权,已被我国的立法和行政法理确定为行政违法行为之一,从而构成行政审判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予以撤销的理由。”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滥用职权属于不当行政,是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而不是违法行为。

笔者认为,行政滥用职权应是一种符合合法性原则要求但不符合合理性原则要求的不当行政行为。在现有的行政法治理论中,合法与违法,合理与不当(不合理)是两组相对应的各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形式上符合法律规范的具体要求,只有当行政主体实施的职权行为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具体要求时,才发生违法行政问题。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时在内容上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当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为符合法律规范的具体要求,但不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时,则属于不当行政或不合理行政。行政滥用职权是在法定范围内产生的行政瑕疵,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职权行为没有超越其法定职权,没有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也不存在明显错误。行政滥用职权的瑕疵主要在于行政主体行使法定职权时故意违背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罗豪才教授主编的《行政法学》教材中列举了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要求:“(1)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基础上;(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情理。”同时指出“一般说来,具有不正当的动机(目的)、不相关的考虑或不合理的内容的行政决定,就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决定。”由此可见将行政滥用职权定性为不当行政行为可谓顺理成章。

然而在实然法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一条规定被普遍认为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即合法性审查原则。“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只审合法性,不审合理性,被广泛认为是行政诉讼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又将“是否滥用职权”与“是否超越职权”、“主要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错误”、“是否违反法定程序”、“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是否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等一起作为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评价的标准。因此有学者特别指出:“我国行政诉讼法也确认了滥用职权的违法性。《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确立了合法性审查原则,第五十四条确认了人民法院对滥用职权行为的审查权,据此不难发现,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滥用职权包含在违法这一概念之中,它是实质行政违法的一种形式。”那么,如果坚持把行政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理解为具有合法性的不当行政行为,似乎就会使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规定只能审查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又把属于合理性范畴的滥用职权、显失公正作为审查的标准。

三、结语

现代行政是能动的行政、积极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广泛存在已成必然,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自由裁量权成了行政权的核心。因此,正确界定行政滥用职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立法提供指导,从而对行政滥用职权进行法律定性和规制。正确界定行政滥用职权是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要求。民主与法治是国家发展的潮流与方向,要以保护和实现人权为出发点和最高目标,必然要求各种权力行使民主化、法治化,以防其构成对公民权利的威胁。只有正确地界定了“滥用职权”,才能更有效地监督和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进一步清除腐败现象,促进法治行政和法治国家的实现。面对现代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和扩大的现实,要使其符合授权目的,必须进行适当的规制。

[作者简介]任雪菲,广西大学法学院。

作者:任雪菲

林业法治系统法学理论论文 篇3:

我国房地产税立法问题研究

【摘要】伴随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足,房地产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的必需品和美好生活的消费品。鉴于土地资源有限、购房金额巨大,居民在房地产是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越来越重,也因此成为涉及民生的重大问题。随着房地产税收试点在上海和重庆的实施,房地产税收改革热出现。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相关学者、专家在也已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笔者希望探究其中的争议焦点、讨论改革重点,为改革进言献策。

【关键词】房地产税;立法

1、概念辨析:房产税与房地产税

1.1从逻辑内涵上看

“房产税”与“房地产税”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房产税,是指以房屋为课税对象,纳税人在保有房产环节,对于非出租房按照房产原值一次性减除10%~30%的后的余值为计税依据,对于出租房按租金计税征的一种财产税。

房地产税,是指房地产开发、流通、保有环节中所有税种的统称。也就是说,所有与房地产经济运动过程有关的税收种类,都是房地产税的内容。其中包括房地产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

因此,房产税是房地产税中的保有环节,包含在房地产税范畴中,而房地产税是系统的、全面的税收体系。

1.2从立法历程上看

从“房产税”到“房地产税”是房地产税收体系逐渐完善的过程。

1950年《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全国税政实施要则》,1951年《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规定对房产征收房产税,对土地征收地产税;对房价、地价不易划分的,征收房地产税,房地产税收制度初步建立了起来。

1973年,受“非税论”和“税收无用论”的影响,我国开始简化税制,将国有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吸收进工商税,居民私有的房地产仍受《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规范,从而形成“公私分明”的房地产税制。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下,1983年、1984年“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1986年《房产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仍按原规定缴纳城市房地产税,而国内的企业按照新规定缴纳,自此形成了一套“内外有别”的房地产税制度。

1994年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税收制度、建立了房地产税收体系,由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契税、印花税等税收种类,共同形成了复合型税收体系。

从2004到2010年,我国的税制改革逐步简化,税率降低、征管从严。取消了城市房地产税,将对内征收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也可对外适用,消除了内外有别的征收差异,体现了税收平等。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逐渐富裕,出现了房地产热、价格飙升、城乡差距拉大的情况。政府提出新一轮的房地产税制改革。2011年1月28日,重庆和上海两座城市首先进行了房地产税收制度的试点改革,对个人住宅部分有一定的规范,以此标准征收房地产税,从此真正的房地产税收改革开始。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在完善税收制度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房地产税收立法的改革,同时确定了“税收法定原则”。2015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房地产税名列其中。另外,房地产税还在2016年和2015年同时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年立法工作计划,属于立法预备项目。

2018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2、我国房地产税立法过程个中争议

2.1土地国有与房屋私有下双重税负之争

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属国家或集体,而房屋的所有权属个人。国家在出让土地时征收土地出让金,而对房产征税是否属于重复征税是学界的争议。所谓重复征税,是对同一对象多次征收相同性质的税收。 从法学理论上看,土地出让金的在性质上与房地产税不同。土地出让金属物权法上的用益物权,是出租的概念,受让者拥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房产税是针对房屋的所有权征税,二者性质不同,不属于双重征税。但是从经济支出上看,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均在房屋保有的环节支出,税负实际上是重叠的。但这一争议会伴随房地产税收体系的完善而消失。

2.2财政收入与调节分配的立法目的之争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的一大收入来源于“土地財政”。但土地一次租赁周期长、土地资源有限,以出让土地使用权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已不现实。房地产税收改革中,有部分呼声希望通过税制改革,使房地产税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并通过立法确保收入的合法、持续、稳定。而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呼吁通过税收调节分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东、中、西部差距不断拉大,城乡收入差异明显,贫富差距大。富有的人持有更多、价值更高的房产,同时享受更多的社会服务,希望通过征收房地产税,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稳定社会关系的目的。

2.3量能课税与受益原则的立法原理之争

量能课税,是指以纳税人的能力为课税标准,收入越高、消费越多的人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负税,反之则承担较少。具体到房地产税,量能课税考虑一个房产拥有者的负税能力,综合收入、财产、消费等因素,考虑对这个房产所有人进行纳税。因此,他需要将个人在整个社会的资金活动情况综合在一个体系内考量。例如家中人口数量、是否需赡养老人、抚育儿童、该房主房屋登记数量等因素,综合考虑负税能力。

而受益原则,是指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多少为标准进行课税。具体体现在房地产税上,是指根据该套房产所在的地区的自然环境、配套教育资源、交通便利程度等,对房产所有人进行纳税。而受益原则易体现在房价上,因为影响受益大小的因素可由市场调节,通过由市场考量而出的房价进行课税。

3、对于推进房地产税的立法展望

3.1加快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这是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出。同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国土资源部、住房建筑设部、农业部、林业部等部委的相关权责整合,统一由国土资源部负责。从国家的角度、文件的形式,将不等产登记制度归于一个机构,使得国土资源部行事合规、各部委按文件配合、责任担当明确。

2016年《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实施,我国以《物权法》为统领、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为核心、以《细则》等配套规章规范为支撑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依据和坚实的法治保障。 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自2016年开始督促地方的政策落实情况,并督促加快实施。截至2016年,全国已有170个地市、1400多个县区开始不动产登记。 这样的行政力度可以推测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将加快进程、尽早实现。

3.2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鼓励综合个人在社会中所有的收入与开支情况,进行房地产征税计算。国务院发布《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提出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正在修订中的《税收征管法》已经明确建立自然人纳税识别号,这将归集个人工资、薪酬、证券、不动产、保险、银行存款信息,推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立。

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系统不是为满足一个单一的登记功能而存在的,其建立是要为房地产税收服务,再进一步可以作为政府建立全民大数据库的一部分。所以其自身算法的科学性、内容的真实性、信息的全面性、系统的安全性都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数据稍有差池,对于后续的統计、计算、分析将产生巨大影响。这需要财政予以鼓励和支持,对相关项目开设科研基金,予以经费保障,并要求科研项目与实际需求相符合,在实地调研、考察、模拟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经过模拟实验成熟后,投入实际使用。这种关乎民生的政策,定是要科学性强、操作性强,切实实现二次调整收入、平衡收入分配的税收目的。

结语:

加速不动产登记制度、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两个系统的建立,统计房地产信息,明确房地产税的征收对象,全面掌握个人的收入、财产、消费情况,同时加大经费投入相关技术、算法研究,为税收征管时考虑量能课税提供保障,为加速建立房地产税的立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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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体富,葛静.关于房地产税立法的几个相关问题研究.财贸经济,2014,8.

[6]安体富,葛静.关于房产税改革的若干问题探讨——基于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的启示.经济研究参考,2014,45.

[7]安体富.房地产税立法的法理依据与相关政策建议.地方财政研究,2015,2.

[8]施正文.房地产税改革不光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中国商报,2015,8,11.

作者:贾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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