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失业保险理论探讨论文

2022-04-15

摘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不可或缺的选择,体现了这一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保障实施的障碍除了制度设计的技术手段不成熟之外,理论上的欠缺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西方失业保险理论探讨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西方失业保险理论探讨论文篇1：

试论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

摘要:在1993年第三次失业浪潮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失业网结,即大学毕业生求职困难,昔日的天之骄子——当代大学生也成了失业群体中的新成员｡在中国的国情下当代失业大学生可以享受失业保险,这里所指的失业保险是包括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在内的广义的失业保险｡

关键词:失业大学生;失业保险;就业促进

一、大学生失业的内涵

失业是与就业相对而存在的｡根据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就业是一定年龄阶段内的人们所从事的为获取报酬或为赚取利润所进行的活动｡失业是就业的对称,即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这一社会现象,其实是劳动者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是一种经济资源的浪费｡

在对大学生统一分配的年代,大学生与失业问题无缘,他们毕业之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根本不存在就业难,失业的问题｡近几年,对大学毕业生的统一分配政策逐步收紧,只限于对较少的若干专业的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其他大学毕业生需要在职业市场上供求见面､双向选择来挑选自己合意的职位｡前几年,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大学生群体基本上都能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到2004年开始,出现了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现象｡

大学生失业是“知识失业”,即有知识的人或称知识分子的失业,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拿到了毕业文凭和学位的人,具有劳动能力特别是脑力劳动能力,想找工作而在一定时期内找不到的这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1]｡大学生失业并不意味着整个知识阶层的过剩,而是与劳动力总量过剩有联系,它是构成总量过剩和失业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并随着总量失业的起伏而同步同幅变化｡

这种大学生失业是由于供求错位助推而成的,人才市场需求发生变化了,而高校扩招并一味追求所谓的热门专业,结果就导致了大量“产品”不能适销对路,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某些专业人才培育过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种产业的发展不协调,与社会的就业需求结构不相适应,这在经济增长过快和产业升级较快的时期就更加剧了大学生失业现象的诞生｡

二、大学生失业的消极影响及原因分析

在2006年3月社科院发表的教育蓝皮书《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应届高校毕业生真正签约率只有33.7%[2]｡

1.大学生失业的消极影响

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大学生失业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无法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回报,造成社会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2)大学毕业生失业的突然性不断冲击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会对人们产生重大的社会心理影响｡由于昔日的天之骄子突然失业,人们开始有了“读书无用论”和“大学生过剩论”;就业难会给大学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有一些失业大学生心理失衡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3)大学生失业加剧,学历竞争畸形化,教育过度化,因受教育程度的分化带来的就业机会和获取财富数量的分化会使人们丧失追求公正和平等的信心｡

2.大学生失业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的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是处于供过于求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1)企业角度考虑｡现在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企业不需要大学生,而是因为许多大学生在大学里不努力学习有用知识和真本事,还自我感觉良好,在择业时期望过高,而企业所需要的是能真正为之创造效益的劳动者｡(2)教育角度考虑｡大学生就业难与近年来扩招结构不当有关系｡在我国,一边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客观存在,一边却大量培养高端人才,萎缩职业人才,于是形成了企业需要的人才找不到,企业不需要的人才到处都是｡(3)经济角度考虑｡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资源错配,资源配置没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较少地向知识型服务产业方向流动,较多地片面地流向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产业结构失衡,使劳动力需求结构错位,致使知识型服务业岗位即所谓“白领”岗位需求相对减弱,而“蓝领”型岗位却出现旺盛需求,于是大学生找不到合适工作,而不少企业又出现“技工荒”､“民工荒”｡

三、境外对青年及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治理

大学生失业现象不仅在我国存在,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也存在大学生失业现象｡针对青年和大学生失业现象,各国采取的治理措施有主动的减少劳动力的供给,修复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功能,调整产业结构以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此外,针对失业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一特点,各国都普遍采取了被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即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四、大学生失业保险在我国的可行性

大学生失业是我国最近几年才产生的现象,我国也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治理大学生失业,关于能否在我国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是可以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的｡失业保险是运用大数法则集中建立失业保险基金,分散失业这一劳动风险,使暂时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者生活获得基本保障,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安全制度｡

1.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的不利因素

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劳动保障局认为大学生从未参加过失业保险,是不能享受由失业保险基金提供的失业保险的｡因为根据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有关规定,只有参加失业保险四年以上的人员,在其失业后方能享受一个月的失业保险,以后每多参加一年,增加两个月的享受期限｡失业保险是劳动者在工作期间购买的,但是大学毕业生以前的身份一直是学生,没有购买失业保险,主管部门没有权力动用全体参保人的社保统筹基金解决这部分大学生的问题｡因此,需要大学生在入读大学期间就开始购买失业保险｡

大学毕业生失业了,他们面临着生活困境,拿到失业证明又符合低保条件的大学生提出低保申请,经居委会调查,最后再去民政局公示,这些申请程序很繁杂,有些毕业生即使特别需要这些钱也感觉很没面子,所以宁可不要｡为了让失业大学生过了面子这道坎,我们不妨改变失业救济金的名字为就业扶助金｡

2.我国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切实可行

大学生就业每年都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来自重庆的吴江林代表含着眼泪提出建议,有财政拨款帮大学生购买失业保险､交纳失业保障金,毕业后不能就业的大学生可以到劳动就业机构进行失业登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失业大学生的家庭和想创业或自学手艺的失业大学生希望政府可以让失业的大学生领取失业保险,希望政府能逐步将他们纳入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或许他们不能完全享受通常意义上的失业保险,但是他们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基金给予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的就业促进职能｡

中组部､中宣部､中编办､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团中央等十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各地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离校后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工作｡离校后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到各类人才和职业中介机构登记求职,政府举办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应提供免费职业介绍服务｡有就业愿望的应届毕业生9月1日后仍未就业的,可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城市或县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失业登记,劳动保障部门和人事部门应免费提供专门的就业服务,组织其参加职业培训或就业见习｡高校毕业生因短期无法就业或就业后生活仍有困难的,民政部门要及时按照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或临时救助｡《通知》明确把大学生纳入到了失业保险范围内,没有缴纳失业保险金的大学生,之所以毕业后能享受失业保险,是与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建设的成果紧密相关的,在国有企业改革遗留的历史问题逐步缓解,失业保险基金有所盈余,因此才能在整体经济持续发展､财政余力增强的情况下惠及更多的就业困难群体｡

3.我国大学生失业保险的试行模式

我国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具体模式可以为: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将大学生纳入失业保障管理体系,采取财政拨款,政府在大学生进校时,帮大学生购买失业保险,同时也鼓励大学生的家庭出小部分资金,一起购买大学生失业保险,毕业后不能就业的大学生,可到劳动就业机构进行失业登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在我国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是可行的,但是我们要秉着治病救人的原则,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失业保险的就业促进功能,国家为大学生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只是为了缓解大学生一时的压力,更多的是鼓励大学生参加政府机构提供的免费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服务以及一定的工作见习服务,增强大学生自己的工作能力,促进大学生早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薇辉.对“知识失业”问题的理论探讨[J].上海经济研究,2005(3).

[2] 姚晓晓.大学生就业难令人忧[J].金融经济,2006(6).

作者：彭燕飞

西方失业保险理论探讨论文篇2：

两种社会保障观与政府责任的定位

摘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不可或缺的选择,体现了这一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保障实施的障碍除了制度设计的技术手段不成熟之外,理论上的欠缺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文中提出构建社会保障的两种观点——“权力观”和“权利观”,主要目的在于以此为切入点,试图从更新的角度论证政府在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地位以及由此衍生的政府责任的定位这一具有启发性的基础理论问题。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力观;权利观;政府责任

国际劳动组织1980年在组织发达国家社会保障领域的专家进行战后近40年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情况调查以及对未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展望中所言:社会保障是一种促使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手段,理应得到保护、支持和发展。而且,它决不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是社会进步的羁绊;相反,在坚实健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保障将推进社会进步。而在工业化建设日趋稳定的现代中国。我们也同样面临着工业化发展给劳动者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证社会公平和建立稳定和谐社会的重要的“调节器”。因此构建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势在必行。同时,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建设中国社会保障的宏伟目标以及实施步骤,这就为这一重要制度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向和保障。但是,面对理论界对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与否的激烈争论。实践中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成熟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被淘汰和重新设计的命运这一境况。构建怎样的中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既能吸取前车之鉴。又能适合本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历史发展国情。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这个制度中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在构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是整个制度设计的核心。在实践中,我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两类观点——“权利观”和“权力观”。也影响着我们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和确定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和推行中的角色定位。

一、社会保障的“权利观”

我国《宪法》第45条明文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因此,从作为母法地位的《宪法》的条文规定中我们必然可以做此推论——对社会保障的享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同样在国外,西方经济学家将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物品”,这是与“市场失灵”概念和理论的确立和流行使福利的公共提供问题的研究是同步的,不完全的竞争市场、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和外部性现象的存在成为经济学证明公共提供社会服务的合理性来源之一,因此政府理应成为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主体。因此,从权利义务的范畴分析,国家成为提供社会保障的义务主体,而一国公民成为了享受该“公共物品”的权利主体。

同样在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研究的理论界定中,也是凸显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义务”主体的地位。例如李珍教授在其《社会保障理论》一书中是这样界定的: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并依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对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及因各种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分散个人的风险。以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安定、经济有序进行的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社会保险学家的论证也认为,社会保险本身所具有的刚性决定了其随经济水平的变化缺乏弹性,这是因为。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说,人们普遍把社会保险视为自己的社会基本权利,削减社会保险给付,等于剥夺了人们部分社会权利,这在民主意识较强的国家是很难办到的。其次,社会保险是以履行义务作为享受权利的前提,这就使人们把社会保险给付看做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减少这种成果,自然会引起人们普遍不满和强烈反对……。

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呈现的是一种“二元化”结构模式,即在农村和城镇国家实施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包括失业、伤残、疾病、生育、年老、死亡等项目及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有关待遇,同时经过逐步发展,企业职工还享有各种福利待遇,如交通补贴、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独生子女补贴及各种优惠乃至免费的社会服务。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基本依靠“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保障模式加上以土地为基础的集体社会保障模式——农村合作医疗和集体“五保”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儿童保教)。直至2002年10月,我国才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在广大农村社会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社会保障模式。但是,无论在农村社会实施何种社会保障模式,这种农村保障模式难逃以身份即我国现有的户籍定性作为社会保障享有的基准,而随着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作为新兴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即使在城镇生活多年,也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

而更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应对2008年金融风暴的各种措施中,社会保障金的迟延缴纳和费率下调都成为了各地政府帮助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利好政策”,社会保险显然成为了与经济风暴对抗的“盾牌”。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了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是政府扩大内需,转变和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下发了《关于做好当前失业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主要是针对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大量的企业裁员失业人数激增的现实情况,国家要求各地政府“切实发挥失业保险保障生活、促进就业、预防失业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同时除了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外,还把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实施联动机制,……”。这些规定在人情这一角度而言,是国家适时的经济政策调整,但是这些政策规定与我国2008年1月1日颁布生效的《劳动合同法》的理念是相悖的,在《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中,社会保障基金的缴纳辅之以法律强制责任的承担实质上是用法律的强制力强调用人单位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障金的义务。

因此,上述两个现象证明了:如果社会保障作为宪法赋予的人权,权利理应人人享有;如果权利是较高阶层的规范性文件来规定和确立的,那么权利不容任意的“侵犯”。所以在实践中社会保障的“权利观”的理论被现实所颠覆。

二、社会保障的“权力观”

社会保障制度是在工业化社会发展中,国家解决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社会风险—疾病、失业、生育、长期丧失工作能力或残疾时构建的一项社会制度。因此,从制度实施的主体而言,政府实施的是对社会生活的公共管理职能,这种管理职能来源于法律的授权,是一种“权力”模式——权力行使具有单方性、强制性等特征。同样,“权力”

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也得到凸显。

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历史无不伴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尽管资产阶级在其启蒙思想中宣扬“人生而自由”,倡导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是当资本家们在进行了一系列掠夺式的资本积累的行动之后,“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被迫进入到工厂去工作。他们并没有获得所谓的公平和正义的对待,超长时间的工作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不得不让产业工人在争取权利的过程中和国家产生暴力冲突,以付出生命和鲜血的成本来获得作为公民的社会权利。在当时严峻的社会形势和激烈的阶级矛盾冲突的现实状况下,德国新历史主义学派认为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来源于产业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国家不应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应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主张向劳动者事实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以缓和劳资关系。1883年德国颁布实施《疾病社会保险法》,这部法律的诞生标志着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纳入了国家的正式制度中,但是透过制度产生的历史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推行·‘铁血政策”的俾斯麦政府是用社会保障制度来安抚劳动者群体,更为重要的是缓和劳资矛盾,稳定刚刚建立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国家政权。因此这实质是“权力社会”的国家运行模式。

那么,即便是现代民主社会,社会保障仍然体现了国家作为政治主体的管理职能,“政治管理的各种形式,如社会保险,将个人带进了与国家的具体关系中,通过正式确认需求,将个人巩固成为管理客体。即便是未来的需求也得到了国家的正式确认。”而且这种手段因为受到民主的牵制,而变得更加顺应民情和民意。例如1941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所著的《公民与教徒》一书,第一次提出用“福利国家”代替“权力国家”,认为改进人民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同样,美国学者Neil Gilbert和Paul Terrell在《社会福利政策导论》中也认为,现代福利国家传达了政府对社会保护负有重要责任这样一种观念,这些国家都运用政府干预来保证市民的生活机会既不完全取决于运气不佳或经济不景气,也不完全取决于社会弱势。”他认为美国福利国家的发展中“民主和繁荣”现象是比智性基础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现象。那么这里的“民主”即“没有普遍的选举,统治阶级的政治手法就不会宽容接受这样的思想,即政府的目标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在政治上,福利国家与选举和民主携手并进,尤其是工人和妇女的选举权的扩张增添了对社会保护和经济公平对待的要求”。

以笔者浅见,民主的存在并不是要否认国家权力的存在和使用,而是需要约束的“权力”,两者是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所以正是有了“民主”,政府的“权力”运作不是作威作福的工具,而是变得更加温情和人性化,“政府的主要政务是尊重个人尊严和提供物质福利”。总而言之,社会保障制度无论怎样发展和改革,其本质仍旧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职能的体现。

三、以社会保障“权力观”为导向的政府地位的确立

“权力观”模式之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实施凸显了政府的主导型地位。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机构,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市场失灵”的理论又为政府作为公共福利提供的主体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政府是一种责任,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福利”。各国政府推行的各种强制性的社会保险计划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合法诉求的途径,使其成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不可获取的权利。公共福利体现为社会全体人员能从社会整体繁荣与进步上普遍受惠,尤其表现为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福利能从社会整体繁荣中得到坚定保障和普遍关怀,以体现社会公正。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把保护弱势群体作为每一个政府的核心使命之一,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理当受到政府的更多关注与保护。

政府的主导性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现代行政主体的特点,政府在形式行政权力时应该依法行政,而社会保障作为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的机制,只能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责。而不是约束公民责任的另一道权力机制。第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应当明确行政权力干预和保护市场竞争机制的界限。社会保障作为公民收入的再分配方式必然具有强制性,这时需要政府应该发挥“暴力潜力”。把富人手中的财富适当转移到穷人手中,而且要承受转移过程中的成本和损失,但是另一方面这样也会损害市场竞争的效率性,因此政府应该明确,在协调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中,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问题,同时防止在社会保障过程中出现的搭便车的道德风险,重蹈福利国家“福利危机”的覆辙。第三。第三方主体的引入,使得政府在社会保障的组织和管理中高效化。社会保障作为公共物品由谁来提供的论证在经历了几代经济学家的争论后。我们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市场和政府都无法全权承担起这种责任。市场的“经济人的理性”使这种不能产生效益和利润的生产逐渐退出市场,但是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时,无法避免其低效和寻租所引发的“政府失灵”,因此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三方主体是在市场和政府都失灵的背景下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一股力量。作为一种介于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公共组织。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成功例子在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和社会保障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乏见。

四、以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现状

实践中,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和完善。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实施以及作为经济发展的调节器。再到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无不渗透了政府的管理作用。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

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确是按照“二元化”社会结构分类来进行的制度设计,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社会保障制度与一国经济唇齿相依的特性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依赖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坚持的是“高覆盖、低标准”的方针。例如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缴纳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险种是按照“比例原则”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三方分担。这样的制度设计吸取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社会保障模式而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公民个人也因此患上“福利病”,缺乏寻找和从事工作的积极性的教训。当然,制度设计中也突显了政府的主导型地位。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比例更多,例如在农村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的筹资比例上,个人筹资为每人每年10元,而中央、省、市、区各级财政补助20元,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在相应的政策中规定了筹资标准随经济发展上涨的内容。很多省市相应调整了基金的筹集标准,为每人lOO元,其中个人缴纳为20元/人,中央、省、市、区各级财政补助80元/人,因此,据卫生部通报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补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269.62亿元,地方财政补助资金471.98亿元,农民个人缴费194.17亿元,全国人均筹资水平比2008年提高了17.12

元。前两项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资金投人达到了近八百亿,而另一方面也践行了中央设定的“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在全国基本推行,2010年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的目标”的政策。同时,基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国家社会保障资源分配不均,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中仍然保留了“家庭养老”、“家族养老”的传统模式。同时吸收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社会的核心作用。这样的保障结构对农村社会缺失的社会养老保障起到了替代性的作用。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

在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高的基础上,我国在城镇实施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覆盖了所有城镇人口,同时逐步解决了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对接问题。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尽管中国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政府实施的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各地政府根据人力资源部、财政部等部委下达的《关于采取积极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都利用社会保险的功能制定了各自的应对措施,例如武汉市政府就出台了“服务企业09新政”,其中规定:2009年,全市企业的失业保险费率一律由2%下调为1%;企业工伤保险费率再不上浮:困难企业可在一定期限内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不超过六个月。缓缴期限内不征收滞纳金。四川省政府实施了“五缓、四减、三补贴”的政策,其中“五缓、四减”都是针对社会保险金的措施。那么,不管是缓缴还是降低缴费费率,这些利好政策无疑给作为用工主体的企业提供了一笔巨额的无息贷款。帮助有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同时也解决了失业率和就业率的问题,不至于使一场经济危机演变成社会危机。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

2006年陈良宇挪用社保基金案在我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应该来说这也暴露了我国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上的漏洞。社会保险基金,例如养老保险在很多国家被称作国家的“第二财政”,这是因为社会保险金缴纳数额巨大,加之年年沉积下来的资金总量可观;而另一方面。社会保险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如养老保险,对公民个人而言,资金收、付的时间跨度往往达到几十年,这是一个巨大的“时间差”。因此。社保基金被一些资金大、周转时间长的重大投资项目青睐,即便是社保基金被挪用后。由于不需借用者短时间偿还,因此这也导致全国各地挪用社保资金的事例频频出现。政府应该以陈良宇案作为反思和改革我国社会保障管理的契机,应该设计一整套事后监督、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的监管体系。尤其是要改革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模式,积极引入第三方非行政组织,让管理权和经营权有效分离,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应有的效益。

总之,不管是“权力观”还是“权利观”,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要以人为本,要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宗旨,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中,秉持科学务实的态度,让广大人民真正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中“得实惠”,实现中国人民在国家富强后的“民富”。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之根本。

参考文献:

[1]国际劳工局,展望二十一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M],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

[2]西方经济学对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及其借鉴意义——郑秉文教授访谈叫罔外理论研究动态12004,(9)。

[3]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4]侯文若,孔泾源,社会保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马克·尼奥克里尔斯,管理市民社会一国家权力理论探讨[M],陈小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6]穆怀中主鳊,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7][8]Neil Gilberr,Paul Terrell,社会福利政策导论[M]黄晨熹,周烨,刘红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9]刘群,从新型合作医疗试点成效初显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困境的突破[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

[10][11]困难企业不裁员按每人600元补贴[N],楚天都市报。2009-2-24(A02)。

[12]社保大案惊全国　中共反腐再显威[DB/OL],中国评论新闻网,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m/news/2006/09/2551.html.2006-9-28(访问)。

责任编辑　王友海

作者：陈敏莉

西方失业保险理论探讨论文篇3：

居民幸福感最大化目标下的公共支出政策改革

【摘要】近年来我国正陷入“幸福悖论”，这引发人们对公共政策目标定位的重新思考。政府公共政策目标应该由经济增长向居民幸福感最大化转变;公共支出政策主要是通过提供能有效满足居民幸福生活需求的公共产品来提升其幸福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居民幸福生活的公共需求变化要求支出政策公平与效率的最佳权重相应变化。以公共支出结构变化过程中居民幸福感变化的数据为基础，从居民幸福感视角对我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合理性进行评价，提出建议：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幸福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切实解决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消除不合理收入差距。

【关键词】公共支出政策;公共支出结构;居民幸福感;幸福绩效管理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城乡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然而，近年来我国正陷入“幸福悖论”，人们普遍感到由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加速递减，收入虽然增加了，但幸福感并没有增强。世界上幸福水平最高的国家并非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根据联合国2016年发布的世界幸福调查报告，丹麦、瑞士、冰岛、挪威和芬兰是排名世界前五位的最幸福国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16年世界各地人均GDP排名前五的则是卢森堡、瑞士、挪威、我国澳门特区、爱尔兰，只有瑞士和挪威是经济排名和幸福感排名均靠前的国家。

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伴随着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只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同时，社会不平等性低、社会诚信度高、社会福利好，民众对政府的能力充满信心等，其民众的幸福水平才会比较高。有钱人也并不都比穷人更幸福，“幸福悖论”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居民幸福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及各级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法国、英国和巴西等国家开始以实际行动促进居民幸福水平提升，不丹更是早就将国民幸福总值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我国从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开始，2011年全国两会和我国的“十二五”规划都释放出了淡化GDP指标的信号，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为人民谋幸福正式界定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居民幸福感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地方政府相继把提升居民幸福感列入本地发展计划，“幸福省（市）”的建设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财税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幸福中国的建设离不开财税政策的运用。公共支出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公共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民众的公共需要，提升居民幸福感。然而，现阶段我国政府公共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不高，各类公共支出的效率和结构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国的公共支出政策经历了诸多改革，但民众并没有明显感觉自己比过去更幸福。因此，有必要基于居民幸福感视角对我国公共支出结构优化问题进行研究。

关于各类公共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已有理论研究表明，教育、社保、环保和安全等方面的支出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1]。实证研究则表明，除社保支出之外[2]，教育[3]、健康[4]、环保、安全[5]、失业[6]、科教、文化和卫生[7]等方面的支出都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从公共支出对不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来看，卫生保健支出给不同收入群体[4]，科教、文化、卫生和社保支出给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7]、给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民[8]幸福感带来的影响不一样。近期学者们还专门研究了教育[9]、社保支出[10]等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已有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不同公共支出对居民整体和不同居民群体幸福感的影响，而较少探讨政府是否应该以居民幸福感最大化作为其公共政策目标，较少分析公共支出政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没有从居民幸福感视角对我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合理性进行评价，较少提出幸福感最大化目标下我国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

二、公共政策与幸福最大化目标

（一）居民幸福感最大化比全社会福利更适合作为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标

现有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目标选择的文献认为，传统的政府经济目标有经济增长、充分就业[11]、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12];但是经过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后，政府应该以改善民生[13]，均衡社会多元利益[14]，社会公平、公正和正义[15，16]作為其政策目标。汪彤[15]建立了一个公共政策目标利益函数及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认为公共政策的目标利益可分为政府自身利益和全社会福利两类。其中，全社会福利是一个较抽象的概念，是指以国家为代表的全体民众的福利，包括辖区内居民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各方面利益在内的综合体。

本文认为居民幸福感最大化比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更适合作为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标，原因是：其一，两者的内涵基本一致。若公共政策实现了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民众必定对公共政策比较满意，其幸福感自然较高;而一个居民幸福感水平很高的社会，政府的公共政策必定是促进了全社会福利提升的。其二，居民幸福感最大化比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更具体、更适合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目标。居民是否幸福的感受可以被调查或测量，而公共政策的全社会福利则包罗万象，作为一个各种利益的综合体不太容易被量化。

政府自身利益包括政府官员利益和政府组织利益，而政府组织利益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利益和各级地方政府利益两类。可见，公共政策利益主体包括全体民众、政府官员、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各级政府。公共政策代表主体的这种多重性导致公共政策利益目标的不一致，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首先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与居民幸福感最大化目标相偏离。因此，如果能通过制度设计来规定和确保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居民幸福感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目标，则居民幸福感最大化的公共政策目标是可行的。

（二）外部环境约束条件变化要求现行公共政策目标由经济增长向居民幸福感最大化转变

一般来说，政府选择公共政策目标时面临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条件的约束。首先，公共政策的选择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政治稳定主要来自政府部门，这要求公共政策的决策不触动政府部门的利益，并且公共政策的改革应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不动摇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以获得职能部门对改革的支持。其次，公共政策的选择要考虑社会稳定的需要。政府要让民众普遍相信，其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以获得基层民众的支持。最后，公共政策的选择会受到财力是否充足的约束[15]。这意味着要有足够的资金来保障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1949年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当时政治稳定比经济发展更重要，于是政府采用了政治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目标，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等都严格服从于政治目标。该目标的具体实现方式是：当资源有限时，政府通过垄断整个社会的财产所有权，限制企业、个人财产自主权的方式进行非公平交易，以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目标。

计划经济时期片面追求政治利益目标的做法导致了经济增长低效和财力严重不足，当财力不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时，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让位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自此经济增长成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实践工作的重心。经济增长了，政府税收会增加，民众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官员有望向上升迁。该目标的具体实现方式是：通过政府向市场分权、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方式，调动企业、民众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通过价格“双轨制”等渐进式改革方式，降低改革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减少改革阻力。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5]。

市场经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过度追求也带来了社会不公问题。渐进式改革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部门为增加自身利益而开展的“寻租”活动等，导致了社会不公，进而也造成了效率损失，长此以往还会使民众对政府的承诺丧失信心，导致社会不稳定。在政局基本稳定、人均GDP仍然较低但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阶段，政府应该选择一个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政策目标——居民幸福感最大化。因为如果公共政策的居民幸福感最大化目标实现了，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也必定会得到改善;如果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的目标有一个未实现，公共政策就无法实现居民幸福感最大化。

首先，若经济效率提升但收入差距加剧，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个体收入增长，但收入差距拉大使大多数居民的相对收入地位下降，由于攀比心理的存在，个体会觉得别人的收入也在同等程度增加或者增加更多，其幸福感几乎不会增加甚至会下降，因而居民幸福感的整体水平不会提升。我国过去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次，若收入分配公平但经济增长低效，由于我国目前尚未达到收入增长不再提升国民整体幸福感的拐点（在美国，这个拐点是人均GDP达1.5万美元，或个人年收入达7.5万美元[17]），以牺牲效率的方式过度追求公平会限制居民收入增长，进而会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可见，居民幸福感最大化目标可兼顾公平和效率，比经济增长更适合成为现阶段公共政策制定的目标。

三、公共支出政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机理

（一）公共支出通过提供能有效满足居民幸福生活需求的公共产品来提升其幸福感

居民幸福生活引致的公共需求决定公共支出的范围，如果公共支出所形成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正好满足居民的公共需求，并对其幸福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公共支出就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

居民幸福生活主要涉及健康生活、收入保障、情感支持、生活環境和价值实现五个方面[18]。健康生活意味着居民有安全的食品、合适的体育设施、健康的娱乐场所、良好的免疫营养保障和优良的心理咨询服务等;收入保障意味着居民能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职业技能培训、失业保险、失业救助和住房保障等;情感支持意味着民众能获得更多的婚介信息、社交场所、传统文化教育、情感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等服务;美好的生活环境意味着居民有便利的交通、优良的治安服务，有洁净的环境和平衡的生态，有更大程度的基层民主和更多的地方自治，低通胀和低失业;个人价值的实现意味着社会提供给居民更多展示才华和发展自我的机会。

由此，政府应在以下方面加大支出，通过为居民提供满足其幸福生活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来提升其幸福感：公共安全和司法支出，健康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文体、医疗卫生和食品监督等方面的支出，低收入群体的低保、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支出，失业者的就业和培训支出，社会福利和住房保障支出，环保支出，社区管理事务支出，公共设施支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经济建设支出。

（二）不同阶段居民幸福生活的公共需求变化要求支出政策公平与效率的最佳权重相应变化

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居民幸福生活追求的重点内容会发生变化，从而形成的公共支出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只有公共支出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以满足公共需求，居民幸福感才会提升，这就要求不同阶段公共支出政策公平与效率的最佳权重相应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需要发展经济使物质更为丰富，以满足人们对基本生存的消费需求。但资源有限，政府进行更多的投资意味着居民需要减少当下的消费，才能换取未来消费的增加。此阶段政府支出安排更侧重经济效率，将更多资金用于经济建设，这符合人们的需求、有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物质产品大大丰富，然而收入差距也很大，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经得到充分满足，开始更多地关注生活质量，期待有更公平的制度环境、更高的文化层次、更好的医疗条件、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更洁净的生活环境等，此阶段政府支出安排应更侧重公平目标，增加转移性支出以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增加医疗卫生和社保支出以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增加教育支出以提升低收入者的未来竞争力，增加文化支出以满足居民精神方面的需求，增加环保支出以期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最终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在经济社会由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过渡的这个较长时期，居民幸福生活形成的公共需求会因经济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从而对政府公共支出的公平和效率要求有不同的侧重。因此，公共支出政策需要通过调整公平和效率的权重组合，来尽可能地满足居民对幸福生活各个方面的需求，以实现幸福感最大化。

四、幸福视角下我国公共支出政策的现状及问题

（一）公共支出结构变化过程中的居民幸福感变化

公共支出政策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但公共支出政策的执行结果从财政角度来看最终体现在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上，各项具体的政策及其变化直接体现在公共支出结构及其演变上。因此，本文选择采用公共支出结构及其变化来替代公共支出政策及其演变。

因为目前关于中国居民幸福感状况最齐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价值调查数据（CGSS），该调查提供了2003～2015年中的2003、2005、2006、2008、2010、2011、2012、2013和2015年共9年的中国居民幸福感数据。由于我国2007年对公共支出统计口径进行了重大调整，2007年前后的数据变得不可比，本文用2008～2015年间的数据，对公共支出结构变化过程中的幸福感变化进行分析。具体情况见表1。

从整体上看，随着我国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大，居民的幸福感有所提升，但2011年达到最大值后幸福感开始下降，直到2015年才又有所回升。在此期间，行政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经济性支出占比在2010年达到最大，社会性支出占比

在2011年达到最大后下降，到2015年又有所上升，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与社会性支出占比保持较为一致的变化趋势。当然这只是从公共支出的大类结构来分析此期间公共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的变化关系，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公共支出政策在促进居民幸福感提升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效和仍然存在的问题。

（二）幸福感最大化目标下公共支出政策的合理性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下降有利于居民幸福感水平提升。表2整理了2008～2015年间我国主要的公共支出情况。2008～2015年，我国政府一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由于我国一直以来行政机构臃肿、人员规模庞大、行政运行成本较高，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下降有利于居民幸福感提升。国防、外交和安全支出总体有所下降，鉴于和平、安全、有秩序的环境有利于居民幸福感提升，未来可以在保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继续下降的前提下提高此类支出尤其是国防与安全支出的比重。另外，行政性支出占比的下降意味着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这也有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2.各类社会性支出占比均没有降低，有利于居民幸福感水平提升。由表2可见，2008～2015年，我国政府公共支出中教育、医疗卫生、环保和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占比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文体传媒支出和社保就业支出占比没有提升。

教育支出有一定程度增长，但增长速度不如医疗卫生支出快。此期间教育支出的具体增长情况是：由于2008年我国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在教育支出未达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目标以前（2012年以前），我国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增长较快，之后教育支出的增速明显放缓。由于教育指标，不管是民众的教育程度还是教育支出，对居民幸福感都有着积极的影响[19]，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增加健康和传统文化等方面教育的支出，增加向农村、普通学校、大众化教育和中小学的教育支出，提升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可以促进居民幸福感提升。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增长较快。由于更全面的营养和免疫、更好的心理咨询服务有利于居民身心健康，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我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一直以来在世界排名都比较靠后，未来有必要在继续增加医疗卫生支出的同时优化医疗卫生支出结构。

环保支出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需要干净的水、空气和土壤，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多年来发展经济所破坏的生态环境需要修复，被污染的环境需要治理，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可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其幸福感。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增加。政府提供更多、更符合社区居民需求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有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婚介信息服务和社交平台，优良的社区情感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服务，可增加居民的情感支持，从而提升居民幸福感，未来有必要继续增加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文体传媒支出占比在此期间没有增长。鉴于可锻炼的体育设施、可供消遣的健康娱乐场所和传统文化熏陶等有利于居民的身心健康，并促进居民幸福感提升，未来有必要增加这些方面的支出。

社保就业支出占比也没有提升。根据表2，2011年社保就业支出占比增长到12%，之后又回落到11%的水平，较高的社保就业支出对应的幸福感处于比较高位的水平，可见，社保就业支出与居民幸福感是正相关的关系。鉴于失业保险、失业救助和社会救济有助于解决失业者和低收入者的实际生活困难，充分的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可以帮助失业者更快地找到工作，因而，增加针对低收入者的社保就业支出，帮助失业者和低收入者走出生活困境，有利于其幸福感提升。一项由联合国支持的独立报告《世界幸福报告2017》的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该观点，报告显示，失业和社会保障是过去二十多年对中国民众幸福水平影响最大的因素，其次才是房价、分配不公、腐败、社会信任和环境污染等。

3.萧条时期经济建设支出增加符合民众需求，科技支出减少不利于居民幸福感水平提升。经济建设支出增加，一方面在经济萧条时期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提升居民幸福感;另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时期要加以控制，否則会加剧经济过热。可见，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只有在经济低迷时期和经济落后地区才有利于居民幸福感提升。此期间经济建设支出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低迷，政府投入了4万亿来刺激经济，扩大内需，这是符合民众需求的。

科技支出减少。科技发展是经济增长、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前提，假设科研经费的使用是有效率的，则科技支出能促进居民幸福感提升，但此期间科技支出占比却在下降，这个变化不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五、促进我国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公共支出政策改革建议

（一）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应增加民生支出。适度增加教育支出，加大对健康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投入，经费向农村、普通学校、大众化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倾斜。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的安排要转变“重医疗、轻预防保健”的观念，重视公共卫生、保健和医疗救助，逐步取消对大医院的财政拨款，增加对初级和基层医疗机构的补贴，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医疗支出力度。增加环保支出，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在现代社会，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饮用水和没有被污染的土壤是稀缺资源，而这些却是人们饮食安全、身体健康的前提条件。未来要增加环保支出，治理环境污染，修复被破坏的生态。优化社保支出结构，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服务，帮助失业者尽快走出失业困境;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社保支持力度，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增加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养老服务、婚介服务、情感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服务，打造更好的社交平台，增加居民的情感支持。优化文体传媒支出结构，加大对公共体育设施、健康娱乐场所和传统文化活动的投入。增加经济低迷时期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建设支出;增加科技支出，创新科技产品，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发出更多更好的节能环保产品，为居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从而提升居民幸福感。

（二）建立幸福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居民幸福生活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15个方面的影响因素[18]，借鉴不丹的做法[20]，可将幸福生活评价细化为如下36项具体指标：睡眠时间、健康状况、健康知識、健康障碍、心理压抑、情感平衡、灵性;工作时间、职业收入、职业技能、职业稳定、住房状况、社会支持、制度保障;家庭活动、亲属关系、社区活力、邻里和睦、安全、互惠、信任;社会化、通勤时间、生态退化、生态支持、绿化造林、制度信任、政府表现;教育程度、民俗历史素养、方言使用、传统体育、社区节目、工艺技能、价值传递、基本戒律。居民在幸福生活方面的公共需求最终要求政府在食品监督、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就业与补贴、住房保障、城乡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城乡交通基础设施、社区管理事务、环保、司法和安全等方面增加支出，因此，公共支出的幸福绩效评价可以基于这些支出对居民幸福生活各项指标的影响来进行。

在支出预算决策过程中，引入幸福绩效的考核因素，以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居民幸福感提升作为评价支出预算（尤其是项目预算）的标准。借鉴不丹的做法[20]，在进行项目支出决策时，开发一种居民幸福感政策筛查工具，对即将进入项目库的备选项目进行幸福影响的评估与筛查，摒弃那些与居民幸福感目标相背离的项目，对入选项目按评分高低进行立项排序;对已实施的政策项目进行跟踪调研，实现真正的幸福绩效评估。

为了加强幸福绩效管理，确保各级地方政府将居民幸福感目标落实到支出的预算编制和资金的使用中，可以自上而下建立一个幸福绩效考核机制，替代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考核办法。只有从制度上让政府官员利益、政府职能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保持一致，公共支出的居民幸福感最大化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三）促进我国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其他保障措施

1.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切实解决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改革医疗卫生供给机制，确保城乡居民更为公平地获得医疗卫生服务。为解决大医院看病难、小医院无人问津的状况，有必要重新规划大、中、小型医院的职能。大医院只看大病、疑难杂症等，所有普通病、常见病和养生病等能在级别更低的医院得到治疗的就不允许转去级别更高的医院;把大医院真正有水平的医生、专家的精力节约出来，为疑难杂症和重症患者提供服务，同时开展更多的科学研究以攻克人类新的健康问题，这也能充分利用小医院甚至社区医院的闲置资源。可把区域内的中小医院或医疗机构置于大医院的管辖范围内，如作为其下设分支机构，在医疗机械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方面对小医院进行对口支援与管理，社区医院、小医院“背靠”三甲医院，小医院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由大医院提供解决方案，如此有利于引导患者小病去小医院就医，改变大医院过度拥挤的局面。

现阶段居民看病（哪怕是普通病）贵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医院医疗服务贵。小病去大医院看，即使是感冒也可花去上千元，该问题可通过大、中、小医院职责功能调整和病员分流进行解决。第二，检查费高。医生往往是采取排除法，要求患者进行各种仪器设备的检查，实际上如果医生能在不拥挤的情况下给患者仔细看病，许多检查是不必要的，当然这里不排除有些医生没有职业道德、多安排不必要的检查以获取利益的行为。第三，药费高。因为医生看完病后可能会开很多药，以药养医一直以来就是我国医疗体制存在的一个顽症。可借鉴美国经验，医院不设药房，严格控制医生开处方药，药店独立于医院，切断高药价和医生高收入之间的利益链。

城乡居民普通病的治疗费用降下来后，再要求其参加全面的大病医疗保险，或要求其购买相关的商业保险作为补充。财政可集中财力对医院的主要科研攻关项目进行重点支持，对城乡居民进行大病救助或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医疗救助。这样，城乡居民基本上都可以获得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而大病、特病等有专门的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和政府救助，看病贵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消除不合理收入差距。由于经济社会中人们的初始禀赋存在差异，这可能是来自父辈留下的财富差异，也可能是个体体力、智力差异所致，还有可能来自后天的教育、培训导致的能力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即使是在有效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人们也会面临不一样的财富结果，即出现结果不公平。并非所有的结果不公平都应该被消除，经济过程公平带来的收入差距就体现了效率，对经济社会是有益的，可以适当保留。而降低居民幸福感的收入差距，往往是那些由制度和政策的不公平引起的收入差距，这就需要政府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提高劳动的初次分配份额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行政透明度以减少寻租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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