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性金融归类影响论文

2022-04-21

【摘要】2014年,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了修订,即“非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活跃市场无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投资”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文章重点探讨了该类权益投资的初始计量和持股比例变化情况下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问题。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权益性金融归类影响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权益性金融归类影响论文 篇1:

金融资产的分类及其会计处理差异的探讨

【摘 要】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在颁布的38项准则中,涉及金融资产的分类及相关处理的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三项。本文依据这三项准则,从各类金融资产的纳入条件和被归类资产的特点出发,解决金融资产的正确分类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各类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差异进行了归纳,力求达到为企业正确计量、核算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提供依据的目的。

【关键词】 金融资产;分类;计量;会计处理差异

一、金融资产的分类

企业金融资产,从广义上讲,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贷款、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债权投资、股权投资、衍生工具形成的资产等。本文研究的金融资产有别于企业传统资产的“新型资产”,不包括货币资金和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以及在活跃市场没有报价的长期股权投资。

正确归类某项金融资产按以下三个步骤完成:首先,深刻理解并把握各类金融资产的纳入条件及其特点;其次,从金融资产的性质(股权或债券)、持有目的(投机或控制)等方面,剖析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最后,将判断标准与持有金融资产特点进行对比,归类持有金融资产。

企业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可将各种金融资产划分为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于四类金融资产在会计处理上存在很大差异,对所有者权益和损益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如何正确划分一项金融资产,成为对该项金融资产进行准确核算与反映的首要问题。

从持有意图角度分析,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两类金融资产都有明确的意图。前者的意图是为短期出售以获得差价收益;后者的持有意图是持有至到期才出售,除非不可抗力因素,否则企业在到期日前不会出售该项金融资产。如,企业购买了一项债券投资(3年期),若管理者的意图是很快将其出售,那么应将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若管理者的意图是为持有到3年后再出售,那么应将其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第三类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是属于与企业(包括金融企业)正常经营业务相关联的一种债权性质的金融资产,很容易与其他三类区别开来。第四类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它没有类似前三类金融资产的特殊条件与限制,如同为流浪者提供的“栖息地”,只要不能满足前三类金融资产的纳入条件的金融资产,均归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也就是说若管理者的意图不是很明确或者没有计划将其归类到前三类,那么就可以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如上述案例,假如管理者没有明确决定企业持有的这项金融资产的目的,那么就可以将其划归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从金融资产性质分析,第一类金融资产(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下同)不仅包括为了近期出售而持有的金融资产,还包括绝大部分衍生金融工具(有三种衍生金融工具应归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有效套期金融工具、财务担保合同的衍生金融工具和在活跃市场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以及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即,第一类资产可以是权益性质,也可以是债券性质。第二类金融资产,不仅需要有明确的持有意图,而且要有固定的到期日和固定的或可确定的回收额,同时企业必须要有持有该项金融资产到期的能力。这就将权益性金融资产拒之门外,因其没有固定的回收期,也没有固定或可确定的回收额。因为第二类进入的门槛高,所以一旦划归为该类资产,就不能轻易改变该项金融资产的计量规则。除非不可抗力因素,否则企业不能将该类金融资产提前处置。如果企业违背了这一原则,提前处置了该类金融资产,且其金额占处置前总额的比例较大,则会导致剩下的持有至到期投资必须全部重分类至第四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且其后两年内不得再将任何金融资产划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二、会计处理差异

通过对四类金融资产的透析,企业就可以很容易判断某项金融资产的归类问题。但要正确核算金融资产,还有一步重要工作就是熟练掌握各类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特点,特别是关注几类资产的会计处理差异。本文主要总结了以下三方面差异:

(一)初始成本计量差异

第一类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其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冲减投资收益);第二类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是债券面值,实际支付的价款(包括交易费用)与面值的差额计入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利息调整子目中;第三类资产直接按交易金额计量即可;第四类金融资产根据其是债权性质还是权益性质的金融资产而进行不同的处理。债权性质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处理类似,按面值计入初始成本,实际支付金额与面值的差值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利息调整子目中。权益性质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处理类似,以公允价值计量,但不同的是相关的交易费用也一起计入初始成本中。

(二)后续计量差异

第一类金融资产在公允价值发生变动时要调整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并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中,直接影响当期损益。第二类金融资产不随公允价值的变动而调整账面价值,但有将利息调整进行摊销的过程,即在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各期投资收益的同时,将初始成本与实际支付价的差额进行摊销。第三类金融资产的特殊后续计量是关于应收票据的贴现问题。其中要注意贴现类型,看银行是否享有追索权。如果银行享有追索权,则将贴现资金计入“短期借款”,否则直接抵销“应收票据”。第四类金融资产与第一类金融资产的处理类似,其账面价值要随公允价值的变动进行调整。但不同的是,其计入的是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中,影响的是所有者权益,不影响损益。另外,债权性质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与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后续计量,还有类似处理就是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各期投资收益,并摊销期初的利息调整。

(三)资产减值差异

第一类金融资产因为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不计提减值。后三类金融资产均需要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其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依据表明其发生减值时,应该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而其区别在于第二、三类金融资产计入的减值损失在公允价值回升时可以转回;第四类金融资产需要分类处理,如果是债权性质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其计提的减值损失就可以转回,但如果是权益性质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计提的减值损失则不可以转回,公允价值回升计入资本公积科目。

各种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在一般情况下的会计处理列示如下:

a 交易性金融资产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买价,即公允价值)

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

投资收益(交易费用)

贷:银行存款

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余额(低于账面价值计相反方向)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b 持有至到期投资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购买债券的面值)

——利息调整(入账价值与债券面值的差额)

应收利息

贷:银行存款

持有至到期投资,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按照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确认投资收益并作相应的会计处理。

借:应收利息(债券面值×票面利率)(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债券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投资)

借(或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差额)

贷:投资收益(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

c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公允价值和交易费用之和或债券面值)

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如果是股票投资则没有这一项)

贷:银行存款

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应收利息和投资收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余额(低于做相反方向):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三、影响差异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各项金融资产都必须在财务报表中进行披露,但由于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会计处理、披露区域和披露内容均存在差异,这就会对会计报表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报表使用者的投资、管理决策。本文主要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角度讨论其影响。

(一)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该影响即对企业资产负债、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所承担的现实义务和所有者对净资产的要求权的影响。交易性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划分到流动资产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划分到非流动资产。管理者和投资者在使用财务报表的过程中要通过计算各种财务指标来决定是否应该改善管理或者改变投资决策。比如:管理者要计算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就需要计算企业的营运资本(营运资本=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如果企业将所有的金融资产都划分到交易性金融资产,那么流动资产就会相对较高,营运资本也就较高,说明企业有相对多的流动资产以备偿还流动负债,因此企业就有更强的偿债能力。如果企业将金融资产划分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那么结论相反。然而非流动资产的增加在另一个角度上影响了企业的非流动资产周转率(非流动资产周转次数=销售收入/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周转天数=365/非流动资产次数),非流动资产周转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非流动资产的管理效率,主要分析投资预算和项目的管理,非流动资产越多,周转次数越低,周转天数越高。周转率的高低虽然不能直接反应企业的管理效率,但是可以给管理者以指导性的作用。除营运比率和非流动资产周转比率外,还有很多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指标,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销售利润率、存货周转率,产权比率等。报表使用者通常利用各种财务指标进行管理、投资决策,因此金融资产的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表使用者的投资决策。

(二)对损益表的影响

该影响即对当期经营成果的影响。第一类金融资产,初始直接费用和股利(或债券利息)直接影响交易当期投资收益,此类金融资产具有短期投资的性质,其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其余额对企业当期利润会形成直接影响,具体反映在损益表的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科目。第二类金融资产一般只按照实际利率法对投资收益进行计算,从而影响当期的损益。第四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不影响当期的损益,仅仅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所有者权益部分。当出售或者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时候,将以前会计期间计入资本公积的部分转出,从而影响处置当期的损益报表,对净利润产生影响。

四、总结

本文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及其会计处理的主要差异进行了探讨,从中发现关于金融资产的分类仍存在问题。如第四类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归入问题,只要不符合其他三类金融资产的要求就列入该类别,这会导致该类金融资产的膨胀,难以对其进行会计的细化处理,不能达到通过分类准确反映企业金融资产及收益的目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会计人员更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提出更加详尽的分类标准和更加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

【参考文献】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43-77.

[2] 刘敏,刘云.新会计准则中“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分类”的诠释[J].会计之友,2007(12).

[3] 李锡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核算的若干问题[J].绿色财会,2008(07).

[4] 莫春兰.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及监管问题研究[J].财会月刊,2008(26).

[5] 王碧秀.金融资产会计核算的改进及纳税调整[J].财会月刊,2008(10).

[6] 唐俊男,谭志军,王茵.财务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42-51.

作者:孙红梅 胡安琴

权益性金融归类影响论文 篇2:

持股比例变化下权益性投资的会计处理

【摘 要】 2014年,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了修订,即“非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活跃市场无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投资”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文章重点探讨了该类权益投资的初始计量和持股比例变化情况下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问题。

【关键词】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性投资; 共同控制; 重大影响

一、引言

近年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做了较大的修订,其中2014年对第2号准则《长期股权投资》的修订使会计行业的财务处理产生了一些分歧。根据新修订的第2号准则《长期股权投资》规定,企业的“子公司(控制)、合营(共同控制)、联营(重大影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通过新规定可以发现,“非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活跃市场无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投资”(下文简称“三非”)将不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由于新准则将企业参股偏少的权益性投资排除在外,此类参股偏少的权益投资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将面临不同的选择;同时,与此相关的各种股权投资的份额变化也将面临不同的选择。本文通过分析,重点探讨了该“三非”类权益投资与“控制或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方法。

二、“非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投资初始与后期计量

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针对这种“三非”权益性投资,初始计量中的成本确定原则是,有公允价值的则按公允价值计量、若无可靠公允价值则按成本计量。至于初始计量归类毫无疑问属于金融资产。综合会计准则第22号可以看出,此类权益性股权投资分为以下三类情形,并分别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非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下文对此简称为“三非”权益类投资)且活跃市场无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按照现在2014年新修订的会计准则规定,将无条件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成本初始计量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后续计量将面临两种选择:其一,若后续该“三非”权益性投资有公允价值,则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其二,若后续该“三非”权益性投资依旧在活跃市场无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则按照第22号准则规定以成本进行后续计量,但需要披露其中无公允价值原因。

2.“三非”类权益投资但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企业在购入时就确定短期的获利性目标,并不准备长期持有而是短期内在二级市场再次售出,此类“三非”权益投资按照第22号准则需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计量,以公允价值计量,但交易的相关成本支出计入当期损益。后续计量,每个期末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同时调整“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处置时获得的收益计入“投资收益”。

3.“三非”类权益投资但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企业在购入时相关持有意图或期限尚未考虑周全,则此类“三非”权益投资按照第22号准则需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计量,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但区别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是购入时相关的交易费用支出作为公允价值的一部分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后续计量,每个期末公允价值变动按照新准则规定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而非此前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等待后期处置该资产时,收到的价款扣除账面价值与相关交易费用支出后的余额计入“投资收益”。最后还需要将此前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部分转入“投资收益”,一并确认该项资产的增值情况。

对比三类“三非”权益性投资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来看,主要的区别在于:初始计量时交易费用的归属;后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归属,一个计入当期损益,一个计入所有者权益;处置时计入投资收益。下文重点探讨“三非”类权益投资与“控制或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之间相互转换的账务处理程序。

三、增持至“控制或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权益性投资的账务处理

(一)“三非”权益性投资增加持股至“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

针对此类权益性投资的持股份额变化导致的账务处理变化将面临适用会计准则的变化,为此带来的账务处理难度不言而喻。按照现行会计准则规定,转换后则需要按照第2号会计准则规定,利用权益法进行后续计量确认工作。其一,若期初“三非”类权益性投资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转换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初始计量将由两部分组成:此前交易性金融资产在该日的公允价值和本次投资成本;若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此前的账面价值有差额,该部分计入“投资收益”。其二,若期初“三非”类权益性投资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换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初始计量将由两部分组成:此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该日的公允价值和本次投资成本;若转换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此前的账面价值有差额,该部分计入“投资收益”;与此同时,之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要在该日一并转入“投资收益”。相关账务处理见案例1(本文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例进行分析)。

案例1:甲公司2013年10月20日以179万元在二级市场购入乙公司的8%股权,不具有重大影响,且购入时持有意图及持有期限均不确定。2013年12月31日,该股权投资公允价值197万元。2014年3月8日,甲公司继续在二级市场购入18%的乙公司股票,所有相关支出合计285万元,28%持股,此时具有重大影响;同时,此前8%的股权投资公允价值218万元。相关处理如下(单位:万元,下文同此,不再赘述)。

分析:本例题甲公司在2013年的权益投资属于较小影响计入金融资产核算的投资,但2014年甲公司又追加了投资,而该投资因对乙公司有重大影响,因此核算应从金融资产的核算改为由权益法进行后续计量。2014年3月的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应该按照追加当日持有的原股权8%的公允价值加上285万元支出进行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3月进行权益法核算时,应考虑到追溯调整,2013年持有8%的股权时,就应考虑到增加日的公允价值变动,其变动计入相应的投资收益,即218-197=21(万元)。

1.2013年10月20日购入时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入账。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乙 179万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179万

2.2013年12月31日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乙 18万

贷:其他综合收益——乙 18万

3.2014年3月8日持股增加形成重大影响。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乙 503万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乙 179万

——公允价值变动——乙18万

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285万

投资收益 21万

4.2014年3月8日将此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18万元转入“投资收益”。

借:其他综合收益——乙 18万

贷:投资收益 18万

(二)进一步增加持股至“控制”的权益性投资

在此情形下,此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将从权益法再次转换成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若此前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后续进一步转换成控制性权益投资的话,转换日处理类似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均是以成本法进行确认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但并不会将公允价值的变动有关部分在转换日计入当期损益科目。若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理类似,不过此前累计的其他综合收益仍需转入“投资收益”。详细见案例2。

案例2:接案例1,若2013年乙公司共实现净收益 500万元,其他综合收益50万元。而在2014年1月1日,甲公司又通过举牌支付738万取得乙公司42%的股份,形成控制。假设2014年1月8日至12月31日,乙公司实现净收益350万元,其中10%用于提取盈余公积。

1.2013年12月31日,甲公司按照权益法确认相应的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 154万

贷:投资收益 140万

其他综合收益 14万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权益法增加的14万元,在本例中将不再处理,而是在最终处置时进行处理。

2.2014年12月1日,继续追加投资形成控制权,则需要按照成本法后续计量,调整“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乙”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乙 738万

贷:银行存款 738万

3.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需要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账面价值调整,按照甲公司持股28%的比例予以调整。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乙 98万

贷:投资收益 88.2万

其他综合收益——盈余公积 9.8万

四、减持至“三非”权益性投资的账务处理

(一)“控制”权益性投资减持至“三非”的权益性投资

若一企业对另一企业的控制性权益投资,通过减持至“三非”类权益性投资,同样账务处理适用的相关会计准则则由此前第2号会计准则《长期股权投资》转换成第22号会计准则《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转换当日,按照此前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计量的账面价值与该日的公允价值差计入“投资收益即可”,具体账务处理见案例3。

案例3:A公司在2013年2月4日,通过二级市场举牌购入B公司84%股份,相关支出成本合计为3 130万元,B公司2013年2月4日至12月31日实现净利润合计483万元,次年三月经董事会决议股利98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2014年5月28日,A公司从战略角度考虑,在二级市场卖出持有的76%B公司股份,合计净收入为3 201万元,剩余8%股权不具有重大影响且A集团公司持有目的不明,当日该部分股份市值841万元。

1.2013年2月4日3 130万元购入的84%股份,以实际取得成本入账,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B”。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B 3 130万

贷:其他货币资金 3 130万

2.2014年3月宣布现金股利:98×84%=82.32(万元),计入“投资收益”。注意,由于以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故2013年2月4日至12月31日取得的净利润A公司并不入账。

借:应收股利——B 82.32万

贷:投资收益 82.32万

后续收到股利: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82.32万

贷:应收股利——B 82.32万

3.2014年5月28日,A公司从战略角度考虑,在二级市场卖出持有的76%B公司股份,合计净收入为3 201万元。处置过程中,需要确定“投资收益”:3 201-3 130×76%=822.2(万元)。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3 201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B 2 378.8万

投资收益 822.2万

4.最后8%的剩余的长期股股权投资由于持有意图不明则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且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部分计入“投资收益”,而非其他综合收益。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B 841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B 751.2万

投资收益 89.8万

(二)“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权益性投资减持至“三非”的权益性投资

此种类型随着持股比例的减持,应由适用的第2号准则权益法后续计量转化为参照第22号准则来进行处理。转换日,相关收益计入当期损益,最后剩余部分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理情形与本部分1类似,详细举例见案例4。

案例4:A公司在2013年2月4日,通过二级市场举牌购入B公司24%股份,相关支出成本合计为2 130万元,B公司2013年2月4日至12月31日实现净利润合计329万元,提取15%盈余公积;2014年3月宣布发放现金股利100万元。2014年5月28日,A公司从战略角度考虑,在二级市场卖出持有的20%B公司股份,合计净收入为2 108万元,剩余4%股权不具有重大影响且A集团公司持有目的不明,当日该部分股份市值300万元。

1.2013年2月4日2 130万元购入的24%股份,以实际取得成本入账,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B”。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B 2 130万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2 130万

2.2013年净利润按照权益法后续计量,故需要确认投资收益与所有者权益的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329×24%=78.96(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B 78.96万

贷:投资收益 67.116万

其他综合收益——盈余公积 11.844万

3.2014年3月宣布现金股利:100×24%=24(万元),计入“投资收益”。由于以成本法后续计量,故2013年2月4日至12月31日取得的净利润A公司并不入账。

借:应收股利——B 24万

贷:投资收益 24万

后续到股利: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24万

贷:应收股利——B 24万

4.2014年5月28日,A公司从战略角度考虑,出售所持有B公司的20%股份,获得2 108万元。需要确定“投资收益”:2 108-(2 130+78.96)×20%/24%=267.2(万元);同时需将此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转入“投资收益”。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2 108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 1 840.8万

投资收益 267.2万

借:其他综合收益 11.844万

贷:投资收益 11.844万

5.最后4%的剩余的长期股股权投资由于持有意图不明则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且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部分计入“投资收益”,而非“其他综合收益”。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B 300万

投资收益 68.16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 368.16万

【参考文献】

[1] 吴保忠,孙丽娜.持股比例变化的权益性投资会计处理分析[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4(9):103-106.

[2] 王涵.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对比[J].财会月刊,2014(13):112-113.

[3] 冯丽艳.企业权益性投资收益所得税处理[J].财会通讯,2012(4):125-126.

作者:李石

权益性金融归类影响论文 篇3:

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形式与实质

【摘 要】 通过操纵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调节利润、掩盖核心业务亏损的目的,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新型方式。文章对“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亿元”的事件进行研究,利用董事委派方(投资方)2015—2019年期间披露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公告,发现董事辞职与投资方核心业务亏损存在关联。董事辞职形式上是个人原因,实质上是构造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的会计政策差异,达到变更会计核算方法,增加投资收益的目的。对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差异操纵业绩的行为,建议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加大问询函持续追踪力度、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与操作指南等措施压缩会计准则操纵空间,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关键词】 董事辞职; 重大影响; 权益性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瑞幸咖啡

一、引言

瑞幸咖啡虚假信息披露不仅损害投资者利益,严重影响中概股声誉和证券市场信任机制,也让虚假信息披露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上市公司业绩造假呈系统化、专业化、常态化趋势,业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大公害[1]。上市公司业绩造假不断“转型升级”,由过去的应计项目操纵,逐渐升级到真实活动操纵[2]、分类转移操纵[3]、核心费用向下转移操纵[4]、线上线下项目间转移操纵[5]以及会计科目归类操纵[6]等更为隐蔽的方式。近年来,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构造交易或事项创造适应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判断条件,利用资产重分类和非经常性损益(如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掩盖核心业务亏损成为上市公司新型盈余操纵方式。这种符合准则导向的盈余管理方式,具有形式上的合规性、实质上的操纵性,由于较强的隐蔽性,对资本市场和外部投资者危害更大。

新浪财经(2019-10-23)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深交所质疑权益工具投资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①,董事辞职案例讲述的是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61,投资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508,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拥有一个外部非独立董事席位,代表投资方在被投资公司董事会行使表决权的董事因个人原因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

本文以董事辞职事件为研究案例,结合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投资方的业绩趋势与业绩特征,分析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的实质原因,研究发现董事辞职导致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由《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资产归类由“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因会计政策变更调整会计核算方法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为规避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创造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营业利润、净利润的目的,本文建议从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披露、发布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以及加大交易所追踪问询力度等方面压缩会计准则的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一)权益性投资的会计准则差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管理业务模式和现金流特征,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②可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类型划分不同则适用的会计政策与业绩影响会有较大差异。同类资产因准则差异采用不一样的会计核算方法,这种差异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根据《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工具转移》等准则,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按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分类,在会计政策、投资收益、重分类等方面的差异如表1。

董事辞职是否产生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发生表1“A→B/C”类重分类、是否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取决于投资方持有的权益性投资能否对被投资方实施重大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重大影响定义为“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长期股权投资》应用指南对重大影响的判断,一方面考虑“投资方直接或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表决权股份”,即持有被投资方表决权股份比例大于20%但低于50%;另一方面考虑“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通过在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实施重大影响”。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投资方的董事代表是否辞去被投资方的董事职务,成为投资方能否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表决的关键,决定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影响权益性投资是否由表1中A1类资产重分类为B类资产,进而影响是否合理确认重分类收益。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前,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符合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条件,遵循《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后续计量采用权益法;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后,丧失了董事会的参与表决权,投资方持有的8.37%权益性投资不再符合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条件,重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遵循《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高管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引起会计政策变更。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具有较强的经济后果[7]。

根据《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投资方丧失对被投资公司的重大影响后,发生表1“A1→B”型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事项主要有:(1)重分类日(或转换日),冲销对被投资方按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按重分类日或转换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对权益性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計入当期“投资收益”;(2)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采用与被投资公司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由“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投资收益”;(3)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的其他权益变动,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全部转入当期投资收益,即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需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根据投资方“关于2019年第3季度财务报告报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和公司公告(2019-109、2020-039),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涉及当期“投资收益”调整为:(1)重分类日持有被投资方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338 424 313.42元③;(2)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应享有的份额,由“其他综合收益”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71 050 644.9元;(3)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权益变动应享有的份额,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107 978 109.55元;(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134 079 210.07元,会计核算方法变更累计增加当期收益658 665 331.3元④(2019年报披露经审计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董事辞职引起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为投资方带来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一)投资方的业绩压力

投资方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代表企业,专注射频识别技术与产品研发,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本文选择2015—2019年投资方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其经营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利润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绘制成利润趋势图。经营利润反映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用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后的净额来衡量。

图1的业绩趋势表明:营业利润与净利润趋势线基本重合,说明公司营业外收支对净利润影响较小,表征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长期亏损(零值线下)、投资收益较好(零值线上),营业利润呈年中亏、年末盈的盈亏交错趋势,投资收益则年中低、年末高与营业利润保持同方向波动。2018年投资方营业利润出现巨额亏损、投资收益却出现异常增长,2019年两者均异常增长。图1的业绩趋势反映投资方的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净利润贡献突出,且投资方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一直存在交错扭亏为盈的业绩趋势。

(二)投资方的业绩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投资收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选择投资方2015—2019年的半年报、年报以及公司公告,计算出经营毛利、经营性利润、投资收益、权益法投资收益及占比、投资收益贡献率等业绩信息(见表2)。经营毛利反映投资方主(兼)营业务的盈利情况,由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的净额表征,期间费用由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构成。

如表2,公司期间费用高于经营毛利,表征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即经常性损益长期亏损,投资收益的贡献突出,业绩特征表现为:

1.过度依赖投资收益弥补经营性亏损

投资方的经营利润2015—2019年均为亏损状态,其中:投资收益金额在2015—2017年期间均大于经营性亏损,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3 586%、267%、688%,对净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543%、228%、2 723%,说明在经营性业绩持续亏损状态下,投资收益成为投资方公司调节营业利润、净利润的主要手段,投资收益成为掩盖经营性亏损的工具。

2.投资收益随营业利润盈亏呈规律性变动

公司年报与半年报中营业利润(净利润)盈亏交错,投资收益随之升降起伏,而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则反方向波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重在2015—2019年期间均超过50%(2016年为100%),且在2016—2019年期间呈现规律性波动,即分别由半年报的100%、96%、88%、53%下降到年报的36%、30%、2%、7%,同期投资收益总额分别增长794%、365%、6 338%、828%⑤,说明终止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会导致投资收益逆势增长,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处置,或者创造资产重分类条件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获取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收益,或者因资产重分类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获取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

3.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

当投资方核心业务亏损时,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或重分类增加投资收益,达到增加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通过操纵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条件,设计《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适用条件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适用条件,达到资产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进而“合规性”地确认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通过“投资收益”达到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尤其是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調节利润的工具。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1.投资方公司股票存在ST警示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修订)中关于“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对股票交易实行退市警示,股票将被ST预警。辞职董事所在的投资方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亏损19 547万元,如果2019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在2018年财报对投资收益说明中提到“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业绩表现”⑥,通过出售被投资方股份获得投资收益7 396.08万元、占净利润的41.31%, 2018年投资收益的特殊表现仍无法扭转业绩亏损。投资方2019年3季报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项目亏损1 507.77万元,如果经审计的2019年财报净利润继续亏损,就会触发退市预警条件,股票将被ST警示。因此,投资方2019年存在巨大的业绩扭亏压力。

2.董事辞职导致确认巨额投资收益

投资方在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已经亏损,2019年核心业务继续亏损的趋势下,若2019年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不能扭亏,其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再次选择利用投资收益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通过减少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获取投资收益:一是全部或部分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获得处置收益或减持收益,二是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发生如表1“A→B/C”型交易或事项,创造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实质条件,将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金融资产,获取资产重分类收益。在2019年业绩压力的推动下,投资方为了确认投资收益,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一系列转让和重分类,包括:(1)减持被投资方股份(公告2019-031、043、125),减持股份获得税前投资收益约3 719.27万元;(2)出让全资子公司获得投资收益14 192.13万元(公告2019-077);(3)投资方高管选择2019年10月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丧失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79 274万元,扣除终止权益法核算导致的投资收益减少6 360.7万元,投资方2019年3季报增加投资收益71 485万元。2019年报中剔除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董事辞职最终为投资方增加收益约6.59亿元,审计认定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⑦。

3.董事辞职的实质是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投资方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判断条件,通过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ST预警风险。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的目的是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通过形式上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丧失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的表决权,构造因重大影响丧失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其目的是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获取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因此,投资方在面临ST警示压力下,为了扭转业绩连续亏损的趋势,董事辞职成为改善投资方业绩的操纵方式,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间的差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且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认定的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剔除对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2019年报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成功实现业绩反转和规避股票被ST警示的风险。

四、规避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操纵利润的措施

投资方利用高管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达到将权益性投资由具有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利用《长期股权按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条件,通过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退市风险。这种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在准则范围内创造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条件,通过会计政策变更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为了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信息透明度和规避上市公司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需要各方协同监管、识别上市公司的各种操纵行为。

(一)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指标的披露

董事辞职带来巨额投资收益,表面上營业利润和净利润实现了扭亏为盈,实质上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能力没有得到改善,这种会计信息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业绩,容易误导投资者理性决策。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有鉴别功能[8],有助于识别高管的行为动机,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财富分配效率的重要依据。魏涛等[9]发现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的上市公司都倚重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董事辞职实质上是利用投资收益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披露的会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对资本市场具有价值解释能力[10]。《企业会计准则》(2006)之前,投资收益的披露方式在营业利润之后,投资收益不影响营业利润,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后,投资收益成为营业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包括经常性损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经常性损益反映企业的核心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涵盖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项目。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不代表企业的经营业绩,大量非经常性损益的出现导致营业利润的决策有用性日益下降。

为了规避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实施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如董事辞职案例中通过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丧失条件,确认巨额投资收益达到提高营业利润的目的,建议调整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的构成内容,将营业利润分解为核心业务利润、投资利润和筹资利润,排除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相关损益对核心业务利润的影响,核心业务利润由企业经营活动利润构成。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核心业务利润,即使出现董事辞职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也无法调节核心业务利润指标。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有助于投资者评价企业的内生性增长、经常性损益情况,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二)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过度原则导向[11],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提供了巨大的操纵空间[1]。为了规避业绩预警风险和退市风险,核心业务连续亏损类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操纵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掩盖真实业绩亏损的事实。过度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交易或事项的确认存在会计政策选择差异,如持股比例没有达到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从持股比例的形式上不能归属于长期股权投资,若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委派外部非独立董事,参与被投资方的权力机构表决,实质上对被投资方的财务与经营政策制定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持股比例低于20%的权益性投资选择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若投资方没有委派董事,则视为不具有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作为金融资产核算。同样的权益性投资,投资方是否外派董事成为遵循不同会计准则的重要考量因素,依据不同的会计准则对会计利润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提供了选择空间和机会,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缺少系统化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给上市公司设计资产重分类条件实施盈余操纵提供了辩解的合规性理由,也是我国资本市场上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原因。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围绕《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了13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对会计政策选择或调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但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和解释仍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交易或事项确认要求。为了规避监管,有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准则选择的判断条件,通过复杂交易或事项,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复杂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依据和指引日益模糊,建议在企业会计准则原则导向的基础上,对存在差异或漏洞、运用会计判断或会计估计的会计准则辅助以更多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如权益性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资产重分类损益的确认与计量、会计政策变更损益的披露方式等给予指引和指导,压缩会计准则差异的操纵空间。

(三)加大交易所的持续追踪问询力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采用反复发监管工作函进行追踪问询,要求华仪电气对历次问询事项与历次回复内容的一致性、合理性进行详细说明,华仪电气在重复问询、持续问询压力下回复内容自相矛盾,自曝20亿元的财务黑洞⑧。上海交易所通过持续追踪问询制度揭露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的成功案例,值得监管机构学习和推广。监管机构问询函是以政府为主体要求上市公司对一些操纵行为、误导投资者的不合理行为加以解释,为资本市场提供增量信息。交易所问询函“以披露促合规”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其监管效果和经济后果也得到理论界的肯定,如交易所问询函制度不仅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12],还可以提高年报的披露质量[13]。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或事项,通过问询函方式可以促使上市公司披露增量信息,让投资者了解企业内部人的行为动机,增加内部人操纵业绩的难度。对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净利润与实际经营状况长期背离、严重偏离的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应将其纳入长期监管的范围,给予持续的重点关注。对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借助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非经常性损益操纵行为,建议监管部门采用“穿透式”的持续追踪问询方式,通过“重复问询”“持续追踪”等方式要求被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对引起业绩变化的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详细的说明,还要求其对过去的类似操作、未来可能的类似操作以及业绩影响进行详细说明,除了促使公司披露更多的增量信息和前瞻信息之外,还可能会使上市公司自爆问题、戳穿自己编织的谎言。

对媒体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的案例,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时发出问询函(深交所关注函〔2019〕第362号)质疑权益工具投資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投资方对深交所关注函回复公告(2019-106)中详细解释了董事辞职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和合理性,实质是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论证因董事个人原因辞职导致对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不再具有重大影响,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该项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理性。如果深交所在2019年报披露前追加问询、持续问询,对董事辞职事项重复问询对2019年报的影响、以前期间及未来期间的类似操作事项,将导致投资方披露更多类似操作的增量信息,不仅对上市公司起到警示作用,也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年报的披露质量。

五、研究结论

本文对媒体报道“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亿元”的社会关注事件进行研究,利用辞职董事的委派方(投资方)2015—2019年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公告,分析投资方公司的业绩趋势和业绩特征,研究发现:(1)公司核心业务,即经常性业务长期亏损,投资收益成为公司弥补核心业务亏损,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重要手段;(2)投资收益作为损益的调整工具,主要依赖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即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设计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变更,达到会计政策变更的目的,进而确认会计政策变更收益;(3)董事辞职的形式是个人原因,实质是操纵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达到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达到扭转2018年净利润持续亏损的趋势。

根据投资方对外公布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指出“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列为“关键审计事项”“不对该事项单独发表意见”,关键审计事项中详细列出了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持股比例的变化过程,以及经审计的“对持有思维列控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影响当期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⑨(未考虑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对利用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业绩的行为,除了注册会计师加强审计监督外,建议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加大问询函持续追踪力度,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与操作指南等措施压缩会计准则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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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冉春芳 贺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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