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及其影响论文

20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前后一系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表明，“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发端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应对，将使世界经济形势、全球治理模式、国际关系格局等都出现新的变化，并产生远远超出危机应对本身的影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危机及其影响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金融危机及其影响论文 篇1：

论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影响

【摘 要】本文从经济与人文两个方面着重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出口业及内地企业的影响。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反映了国际尤其是美国金融政策和监管法制的重大缺陷及其背后的秩序失范。

【关键词】金融危机;成因;影响;金融监管

2006年开始初见端倪,2007年全面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几乎一夜间席卷全球,成为所有人关心、谈论的话题。到目前为止,发生于美国进而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经济体,并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各国都在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以期尽量减小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但危机仍在持续。

1 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

1.1 经济原因

金融危机的产生,首先是个经济问题,因为经济是基础,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1)房地产市场危机是直接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引发从表面上看是次级贷款的借款人无力偿还引起的,而引发的导火索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下跌。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就在于次级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引发了房市下跌,房市下跌引发了次贷危机,由次债危机再引发了信贷危机。在经济景气的时候,那些收入情况不甚良好的借款者可以通过消费信用而买房还贷。然而,当房地产开始降温时,这些次级信用者的资产开始缩水,与此同时,他们的收入也可能下降,一旦出现这两方面的原因,就有可能无法偿还房贷,这又影响到那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的收入,从而影响其还款能力,如此环环相套,恶性循环,便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因此说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是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金融的发展和创新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保守估计,2006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的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2006年美国GDP的36倍左右。另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GDP总量为13.84万亿美元,而2007年12月初,美国股市总市值约为17.8万亿美元。截至2007年底,美国居民、政府、金融机构等未到期债务的资产总额为50万亿美元;美国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约为12万亿美元;美国债券市场总值为27.4万亿美元。此外,美国的期货、期权以及保险领域等金融衍生品所涉及的金额更是十分巨大。众所周知,虚拟经济是金融深化的产物,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此,它的发展应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并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但是,如果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违背了这一基本目的,任由虚拟经济不断自我膨胀而脱离实体经济,就会冲击实体经济,那么,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之上的虚拟经济也不会长久。

(3)美国金融监管不利、监管缺位。

在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的同时,政府也在不断的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但是,一味的强调创新而放松监管,势必要达到物极必反的效果。在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创新产生问题的最初,金融监管部门并未及时推出有力的监管指引,直到问题的缺口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才开始着手制订监管计划。但直到现在,监管部门的反映仍是不完整的。因此监管缺失,也是次债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2 人文原因

金融危机至今还未触底,整个世界经济一片低迷,这其中除了经济的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1) 美国人长久以来的消费模式存在弊端。

美国是典型的透支型社会,美国人崇尚的是用明天的钱过今天的生活。在这种过度消费模式下,美国储蓄率从1984年的10.08%下降到2007年的-1.7%;与此相反,我们中国的储蓄率是百分之五十,日本的储蓄率则是百分之六十左右。到2007年底,美国家庭部门负债率增至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33%,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48万亿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3.7倍。在这种庞大财政赤字压力下的美国财政体系的失衡问题已日益严峻,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很深的祸根。

(2) 重经济、轻道德的错误倾向。

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道德是最高科学。人有了高尚的思想道德,才能正确应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而道德是经济学的灵魂。道德重于经济,高于经济,没有道德的经济学是贪婪的经济学,没有道德护航的经济学家是贪得无厌的经济学家。若为发展经济而损害道德,那就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2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2.1 直接影响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直接影响主要是金融资产的损失。据目前公布的数字,中投买入了美国的国债4000多亿,各家银行也程度不等的持有一些美国国债,大约共计不超过十个亿。我国持有的这些美国国债初步估计占到我国金融机构体系资产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对我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伤及根本。

2.2 间接影响

2007年,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下降,中国对外贸易条件的大幅度恶化,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已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09年2月的-25.7%。随着这一趋势的扩大,海外企业的违约率也开始上升,出口企业的外部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东部地区所受影响最为明显,如广东近期有2万至3万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倒闭;失业的农民工引起返乡高潮,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原籍,由于家庭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家庭医疗保健的支出、消费品的购买,这也间接引起生活质量的降低,如果农民工失业在家的状况长期得不到解决,也将会给农村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对内地企业来说,由于国内外经济都处于一片低迷状态,目前已经使内地的企业走入了低谷。

3 结语

根据预测,整个世界经济的低迷期也许到2011年初才能走出衰退,危机至今仍未见底,悲观的估计也不排除还有二、三波的余震。但是,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上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所说,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虽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只是局部和暂时的,是可以逆转的。因此,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去,在行使国际事务话语权的同时,应意识到本国国内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秩序的稳定是基础和前提。在国际经济整体衰退之际,我们的任务是增强我们的金融软实力,提升竞争力。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1] 王晓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成因[J]. 中国转型金融,2007,(10).

[2] 王莉. 浅谈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对中国的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9,(2).

[3] 王紫零 李国波.当前金融危机的经济法路径[J].法制与经济,2009,(6).

[4] 王岩.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法,美萍创业经营管理网, http://www.mpsoft.net,2009-5-11.

[5]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宋 晶

金融危机及其影响论文 篇2：

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应对及其影响

20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前后一系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表明，“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发端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应对，将使世界经济形势、全球治理模式、国际关系格局等都出现新的变化，并产生远远超出危机应对本身的影响。

一、国际合作的新进展及其局限性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各国进一步认识到，危机已经“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男女老少的生活。所有国家必须携手进行解决”。与此相对应，各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协调行动。伦敦峰会同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支持2500亿美元的最新特别提款权(SDR)配额；支持多边发展银行(MDB)至少100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确保为贸易融资提供2500亿美元的支持；为最贫穷国家提供优惠融资。这些协议共同组成了一万多亿美元的扶持计划，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事实上，在推出上述扶持计划以前，各国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各项举措的国际合作程度也日益提高。所有这些行动，共同组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复苏计划。

在伦敦峰会上，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拒绝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成为各国的共识。峰会重申：不得针对投资或商品及服务贸易设置新的障碍，不对出口施加新的限制，不得推行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来刺激出口。各国承诺，以“合作的、负责任的态度来实施所有经济政策，顾及这些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防止货币竞相贬值，继续致力于达成一个积极和兼顾各方的多哈谈判协议。

当然，国际合作远不能代替主权国家自身复苏经济的努力。即使是引人注目的超过万亿美元的注资计划，基本上也是通过国际组织给受影响最大的不发达国家使用的，在解决特定国家非常紧迫的银行危机和财政危机方面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是，对于各主要国家有毒资产的剥离、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重建，特别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复苏，目前国际合作的新进展和现实水平，其意义也更多地在于向市场注入信心而非资金。

此外，国际合作并未消除国际竞争。在伦敦峰会召开前夕，各国诉求和利益的冲突被一览无余：美国和英国希望各国政府增加刺激经济的支出，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希望对金融部门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新兴经济体则希望获得更大发言权。尽管峰会期间与会者做出了几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但是没有人会相信大国的分歧自此烟消云散。

面对大约25年来首次全球性衰退，保护主义也更具滋生的土壤。伦敦峰会后，欧美国家仍然可能利用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社会责任，以及WTO允许的例外条款等各种不同形式保护本国贸易。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峰会领导人声明在承诺不会退而奉行保护主义的同时，特别强调“不能采取限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特别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的措施”，相对而言，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向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这样的细节也反映了当今世界话语主导权的现实，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来说，也的确具有深意。

二、全球治理的新动向及其矛盾性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问题逐步浮出水面。

但是，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存在着内在矛盾。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称，为确保受援国偿还贷款的能力，要求受援国必须推进私有化、市场经济体制和自由贸易，甚至建立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状态”，包括政治合法性、社会秩序和行政效率，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实行的“(贷款)条件性”(conditionality)要求，事实上将全球治理与善治(good governance)挂上了钩。问题在于，这样的挂钩非但没有带来“善治”，反而常常加深借款国家的危机程度，甚至造成社会动荡。上世纪90年代，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广泛争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也一度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臭名昭著。

由于各国普遍认为，金融业的重大衰退以及金融监管措施的重大失误，是导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而，在构建更加强有力的本国监管系统的同时，为全球金融系统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更加具有全球一致性和系统性的、通过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高标准的监管框架，以重建信任，走出危机，就成为各国领导人的共识。由此，全球治理思想可能再次受到青睐。

作为伦敦峰会后的一项直接行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不久前发布最新税收表现评估报告，将菲律宾、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4国列入“避税天堂”的“黑名单”，认为他们拒绝履行国际通用税收标准，包括金融信息及税收体制不透明，税率极低甚至不征税，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组织和个人避税、洗钱提供方便。损害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等。该报告还将38个国家和地区列入“灰名单”。由于伦敦峰会同意对拒不合作的“避税天堂”实施强硬的制裁措施——包括撤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投资，所以该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不小震动。作为目前银行保密最严格的国家，列支敦士登和瑞士也不得不表示，将逐步适应伦敦峰会的决议。

伦敦峰会决定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稳定工作组(FSB)。作为金融稳定论坛的继任者，这个工作组包括所有20国集团的国家、金融稳定论坛成员、西班牙和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工作组的职能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就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提出预警，并提出必要的解决方案：尤其是要加强对所有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监督，这里首当其冲的是对重要的对冲基金的监督与监管。

当然，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言：“在围绕G20会议展开的政策论战中，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少数几个确定无疑的胜利者之一，该组织正一边获取更多资金。一边降低贷款申请的难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增强贷款能力的同时，伦敦峰会决定大力巩固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对这些机构进行现代化改革，包括其授权、规模和治理，增强其长期相关度、执行效力和合法性，使之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战，有效帮助成员国和股东管理危机并防范未来的危机。峰会决定，通过提高战略远见和决策水平来增强这些机构的信誉和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也可能被给予更高的参与度。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的最新进展来看，包括它新推出的灵活信贷安排(FCL)以及对贷款和限制条件框架的改革等，都有助于它适应各国的需求，尤其是外部资本从银行和企业部门回撤时面临的问题。伦敦峰会表示支持墨西哥寻求灵活信贷安排的决定，其实，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门口的队伍可能还会加长。

如同“新干涉主义”理论曾经为失去对手的“北约”赋予新的使命一样，再度受到青睐的全球治理思想也可能为失去“革命方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新的

生机。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包括新建立的金融稳定工作组，以及被赋予监督各国摈弃保护主义情况责任的“老牌”国际贸易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履行各自全球治理职能的展开。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可能会有新的表现。

伦敦峰会领导人声明称，一方面是“基于市场原则”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强有力的全球机构”的“有效监管”。这是“可持续性全球化发展和所有各国日益繁荣增长的唯一可靠基础”。照此看来，设想中对于国际金融危机始作俑者的“全球监管”，搞不好最后变成了大国通过全球治理来“监管全球”。

三、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及其复杂性

伦敦峰会领导人声明有一段充满感性的表述：“我们相信，繁荣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增长，如要持续下去，就需要共享；我们的全球复兴计划，其核心包括那些勤奋工作家庭的需求和就业，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也在新兴市场和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不仅要反映今天人们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

这就是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适应全球化的新挑战，促使各国领导人正在就有关经济活动可持续性的一些关键价值和原则，达成某种全球性共识。各国领导人表示，将支持就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形成一个“宪章”，并就此问题在下一次会议上做进一步讨论。这是一个常常被人忽略、其实相当重要的动向。

从目前情况看，美国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遭受损失首当其冲；但另一方面，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可能倒是“震中”之外的地区，比如传统的西方大国、新兴经济体和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特别是最贫穷国家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过重的冲击，促使各国领导人承认，“共同负有减轻本次危机对社会影响的责任”。在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提供500亿美元来支持低收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促进贸易和安全发展，加大对低收入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的扶持力度。

作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各国在不断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以最佳方式使用资金，以达成帮助经济有活力、可持续且绿色复苏的目标”。在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重申“在化解气候不可逆变化威胁方面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达成有关协议。

伦敦峰会结束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方案或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并不仅仅着眼于传统产业的救助或同质的重复，而是试图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或者说，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并不仅仅着眼于目前的脱困和走出危机，而是试图在救助之中为各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持久繁荣奠定基础。

从国际机制的角度说，不仅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作用得以凸显，各国还设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建立有效机制，监控当前危机对最贫穷和最脆弱国家的影响，包括设想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工作，对涉及促进就业的各项行动进行评估。伦敦就业会议和罗马社会峰会发布的公报和它们所提出的基本原则也得到了各国领导人的认同。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及其可能达成的有关协议也蕴涵深意。联合国“全球契约”近日甚至在中国部分城市和企业取得进展。

迄今为止，对于类似的国际机制安排，对于相关国际文件中的“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一类看似原则性的表述及其背后可能暗含的实质内容，我们认识和研究得相当不够。如果放在更大的视野中，一个涉及政府、国际组织、国际公民社会等各方在内的全球治理结构正在隐然形成。这样的全球治理结构对于国际事务的处理，甚至对于传统上属于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处理，都将以我们不曾料想的速度，产生我们可能不曾料想的重大影响。

四、权力转移的新趋势及其长期性

在协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穷国在内，必须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代表权，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各国承诺坚决执行2008年4月达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和话语权改革的方案，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1年1月之前完成下一次配额审查；承诺大力实施2008年10月通过的世界银行改革方案，争取在2010年春季会议上，就发言权和会议代表改革的问题有进一步的推进：同意国际金融机构的首脑和高级领导层必须履行公开、透明的选举过程；就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反应速度和适应能力进行深入改革；等等。一项直接的结果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由欧美国家执掌的惯例在理论上将被打破，新成立的金融稳定机构也可望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但是，权力转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舆论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伦敦峰会获得增资，大量分摊注资义务的国家肯定会提出在该组织扩大发言权的诉求，并要求加快改革进程。事实上中国在伦敦峰会前就发出了一系列改革的声音。按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表决规则，对重大事项的表决必须得到85％以上的赞成票才能通过。作为该组织最大的份额拥有者，美国占有16.77％的投票权。这意味着美国事实上享有一票否决权。美、日、德、英、法五国共计更是达到了近40％。中国仅为3.66％。伦敦峰会决定的注资是否和投票权挂钩、如何挂钩，目前还没有细节性的东西。包括中国在内，即使一些国家的投票权因此而有所提高，现存的权力分配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出现根本性改变。针对份额和投票权的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不可能因此而迅速从根本上撼动现存国际金融秩序。

如果这样的判断成立，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越强大、地位越提高，实际上美国以及西方大国对于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的控制力也就越强化，只不过这样的控制和“领导”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形势、大背景下得以增强的。而且打上了全球治理的旗号。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

除发言权问题外，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呼声在伦敦峰会前后也一度成为舆论跟踪的热点。美元一定意义上堪称“世界货币”，但美国的货币政策却过多地考虑自身利益，而不顾及美元贬值或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可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元资产的债权国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美国政府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增发美元，在市场上一度引发恐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呼吁改革美元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提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设想，这当然具有其合理性，也起到了让世界各国更加重视这一问题的作用。不过，美元的地位短期内依然无法被取代，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从理论上说，美联储大规模扩张基础货币当然会转化为美元贬值的压力，进而可能危及美元地位。但是，货币供应量只是货币币值的决定因素之一。在当前形势下，美元仍然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政治、军事霸权所支撑。在全球危机之中仍然比其他货币具有更强势的地位，得到更多的追捧。从长期来看，如果美国和世界经济进一步复苏，则包括美国以外国家的经济增长、全球贸易的增长、对储备资产的选择等，都会不断产生庞大的美元需求。并对美元形成支撑。从国际政治角力的角度看，西方大国对超主权储备货币基本上持抵制态度，这和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一定程度的呼应形成了对比。

由于形势尚在急遽演变之中，因而去做关于美元地位的判断，无论结论如何，都多少有些“不明智”。不过，考虑到中国庞大外汇资产的结构，即使我们判定美元的最终崩溃不可避免，现实的和明智的博弈策略也仍然是在“维稳”之后再择机化解风险。而不是急于“推倒重来”。试设想，就算我们真能迅速建立一种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不管是以特别提款权还是以别的什么方式，对于中国式的庞大外储来说，它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局面。套用最近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来说，中国人可以“不高兴”，但中国人不可以“不理智”。

事实上，中国有着很多更具现实性的选择。中国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可望从2010年启动。其规模将超过欧共体和北美洲。成为全球第一。这样的机制安排当然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货币互换，也会有助于亚洲各国有效规避金融风险。类似格局如果进一步向亚太地区或者更广的区域扩展，则中国的回旋余地和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就可望大大改观。近一时期来，推动周边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试点，推进人民币和有关国家货币互换等进展顺利，证明上述路线图是可行的。

结论是，从基础性工作做起，渐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扩大人民币的地区影响力，不断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逐步形成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格局，直至水到渠成，最终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既可以为我们化解外储风险赢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也从根本上有利于实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软着陆”。

(本文责任编辑　李红)

作者：刘　明

金融危机及其影响论文 篇3：

金融危机下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及其影响

一、金融危机使国际资本流动趋势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1．全球FDI总量显著下滑，前景黯淡

据联合国贸发会预测，2008年全球FDI流量会降至1.6－1.2万亿美元，比2007年下降10%-30%。2007年发达国家FDI流出占全球FDI流出的85%，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FDI流出的减缓必然导致全球FDI流动的放缓。根据OECD 2008年11月份发布的报告，2008年FDI流入估计下降13%，流出下降6%。与2001年FDI流入和流出分别下降了49%和43%相比，此次下跌虽较为缓和，但预计2009年将延续2008年后半年金融危机深化后FDI急剧下挫的趋势。

2．全球并购形势发生重大转折

2007年，全球跨国并购达到创纪录的1.64万亿美元，占全球FDI总量90%。金融危机导致持续近五年的全球并购交易额增长态势宣告结束。金融危机对并购活动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各金融机构收缩信用导致企业资金筹集告急，难以保证并购所需巨额资金；二是由于市场状况恶化，并购双方就并购条件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增多。Dealogic数据显示，2008年共有1309宗并购交易被取消，价值9110亿美元，而2007年被取消的交易只有870宗。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企业并购活动下跌30%，其中，加拿大企业并购交易金额下跌50%。以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的企业并购浪潮正面临重大转折，提高竞争力所必需的重组或将陷入停滞状态，而且这种形势在2009年中期前难见好转。

3．金融危机加速改变全球投资格局

作为金融危机中的资本运送渠道，FDI正从资本充裕的地区流向资本稀缺的地区。在全球FDI总流量急剧下降的背景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2008年非OECD国家跨国公司在OECD国家的并购将增加25%，成为金融危机下少有的亮点。从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额50%的100起最大的跨国并购交易趋势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国家源自非OECD国家的跨国并购已达到710亿美元，相当于OECD国家100起最大跨国并购交易额的15%，而2007年仅为9%。

4．商业信心下降使跨国公司放慢海外投资步伐

2008年上半年，公司利润及吸收银行贷款仅为2008年同期的一半，商业周期敏感型企业的财务状况明显恶化。普华永道调查指出，世界范围内公司领导人信心指数下降，跨国公司对经济前景普遍表示悲观，尤其是欧美国家的CEO们对海外投资正变得越来越谨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2008年上半年调查显示，拟增加投资额超过30％的跨国公司比例从2007年的32％下降为21％，拟减少投资的企业比例则由10％上升为16％。即使计划在未来3年增加投资，但规模会低于预期。50%的公司认为，全球经济下滑对其正在进行的投资计划构成重大威胁。39%的公司认为，金融危机对其未来3年的投资计划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5.热钱大量抽离金融市场

根据摩根斯坦利和汇丰银行统计数据，2007年8月全球金融市场热钱达到峰值，总量近12万亿美元。2008年年初热钱总量降为1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境内约6万亿美元，亚洲境内约2万亿美元，欧洲境内约1万亿美元，其他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约1万亿美元。随着金融动荡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大量热钱抽离金融市场，转而投向政府债券等低风险领域。据韩联社报道，2008年年初以来，外国投资者在韩国KOSPI市场和KOSDAQ市场分别净抛售40.7万亿韩元和1.9万亿韩元市价股票，合计净抛售额约为42.6万亿韩元。据美国一家金融研究机构预测，2009年外国投资者将继续从韩国股市撤出约250亿美元。

6. 中国依然是最受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但领先优势受到挑战

UNCTAD调查表明，未来两年，最受跨国公司青睐的前10大投资国依次为：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巴西、越南、德国、印尼、澳大利亚、加拿大。金砖四国均进入前五，而欧盟国家仅德国进入前10名。市场的规模和增长潜力是最重要的选择标准，其次是包括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供应链、政府效率等在内的资源和商业环境质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虽然依然位居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榜首，但从受访公司引用数量来看，比2008年有所下降，而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吸引力相对增强。日本国际合作银行调查发现，计划在中国扩大市场的公司数量持续下降，长期来看，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日本跨国公司商业运作的首选地。

7. 服务业投资受危机影响程度相对较低

UNCTAD调查表明，对服务业的投资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低。该部门27％的公司表示在未来2年将努力增加其投资，高于20％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电信、运输、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领域，70％的公司表示将增加其FDI支出。与此相反，跨国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则相对谨慎，仅有17％的公司表示将实质性增加其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纺织和服装等中低技术领域，投资前景远低于总的平均水平。此外，UNCTAD认为，生命科学、健康方便食品业、运输设备、商业服务、个人服务、机械设备、信息和通讯技术、能源、化学和塑料，环境保护等领域将可能成为未来投资的热点，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市场增长、组织变化或这三种因素的结合可能导致FDI流动的迅速增长。

8. 矿产能源仍是全球资本竞逐的主要领域

受金融动荡和美元升值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和部分矿产品价格一直呈下降趋势。然而从中长期看，矿产能源类产品供求仍整体偏紧。尽管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预期看低，但在新兴市场国家拉动下，全球对资源类产品的需求仍然强劲。影响油价的地缘政治风险仍可能增大。因此，资源富集国的矿产能源部门仍将是国际资本十分看重并将长期投资的重点部门。尤其在网络科技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相继破裂后，矿产能源部门将成为国际资本的首选。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吸收外资和海外投资的影响

1. 金融危机对我国吸收外资影响尚未全面显现，今后两年吸收外资形势不容乐观

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我国吸收外资呈现回落态势，2008年10月以来实际使用外资连续出现同比负增长。11月和12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同比下降36.52%和5.73%。金融危机对投资影响的滞后期一般为一年左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5％，达到453亿美元的记录水平，高于当年出口增速，但1998年形势急转直下，实际使用外资出现零增长，并连续两年下滑。2000年实际利用外资比1997年减少10％，2001年才开始缓慢回升。目前，金融危机对吸收外资的影响虽已显露弥端，但尚未完全显现。由于投资信心短期内难以恢复，可以预测，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吸收外资将面临严峻挑战。

2. 金融危机对国际投资的流向和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对我国开展以研发、市场网络、品牌为目的的海外投资提供不少机遇

2008年，在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我国海外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63.6%；其中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05亿美元，占同期我国投资总额的50.4%。今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还将面临很多新的机遇。例如，危机使华尔街减少数万个工作机会，大量金融人才面临重新就业。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适时实施“人才采购”，将是有效提升我国企业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各国资产价格不断大幅缩水，众多能矿企业利润骤减，经营陷入困境，为我国有准备有条件的企业适时进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流动性不足使发达国家对外资并购的排斥心理有所减轻，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偏见也正在扭转，“中国威胁论”有所淡化。

作者：孙中和　王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