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经济学研究论文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规划课题《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模式》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5C—274【摘要】随着企业财务管理内、外环境的变化，财务管理理论和方法在不断创新，而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却相对滞后，严重影响了该专业培养的人才质量。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税法的经济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税法的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1：

上游产品市场中的环境税机制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博弈模型，探讨下游市场特性如何影响上游污染企业环境税的制定。研究结果表明，下游市场最终产品差异性与上游企业环境税的征收起点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下游企业同时进入市场时，上游企业最优环境税低于“庇古税”。而当下游企业依次进入最终产品市场时，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的关系则取决于污染排放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当污染对社会福利损害比较小（大）时，最优环境税低（高）于“庇古税”。

关键词：环境税；“庇古税”；市场时序；纵向关联市场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税法》）。作为中国第一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环境保护税法》将于2018年起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不仅有助于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而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污染会对社会产生负的外部性，仅仅依靠市场进行调节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政府需要对企业的污染行为进行调控，通过征税、颁布法规等行政手段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矫正，将外部成本内部化，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环境税的制定有利于促进形成治污减排的内在约束机制，是改善环境的一种有效措施[1]。同时，环境税的征收应保持中性原则，兼顾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两方面因素。在中国，环境税征收所涉及的大多是资源、能源、造纸、建筑等寡头行业，且这些行业大多处于垂直产业链的上游，在生产中间品的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污染物，对环境造成危害。同时，Poterba等[2]研究表明，大多数环境税的征收对象都是中间品。政府对生产中间品的上游企业征收环境税，涉及上游企业、下游企业、消费者等多重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不仅要考虑征收环境税对垂直产业链中各个企业利润的影响，还要考虑污染对环境的危害以及消费权益问题，因此政府如何合理地制定环境税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构建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的博弈模型，尝试剖析下游市场特性对上游污染企业环境税的影响机制，并将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企业污染造成的社会边际损害）进行对比，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政府针对上游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的条件是什么；二是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最优环境税应该高于污染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边际损害还是低于污染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边际损害。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构建博弈模型；第四部分分析下游市场为古诺竞争条件下，最优环境税制定的问题；第五部分分析下游市场进行斯塔克伯格竞争情况下的最优环境税制定的问题；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论性评述。

二、 文献回顾

环境税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来的，他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系统地研究了税收与环境问题。由于环境污染存在一定的外部性，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成本，对社会福利造成一定损害，因此需要采取措施进行治理[3]。环境税将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进而通过市场机制合理分配环境资源，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举措。本文将对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最优环境税与污染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边际损害（“庇古税”）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如何对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上游污染企业合理征收环境税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因此，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大块内容：一是环境税与“庇古税”大小关系的研究，二是最优环境税影响因素的研究。

Pigou[4]认为，在完全竞争以及没有其他税收扭曲的市场环境下，最优的环境税等于“庇古税”，这为最优环境税的研究开启了一扇大门。后来有大量学者针对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的研究。Kneese等[56]认为，制定环境税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因此环境税高于“庇古税”可以改善社会福利水平。同样，Canton等[7]通过构建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的博弈模型，针对下游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的情形进行分析，发现最优环境税应高于污染对社会的边际损害。West等[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最优环境税应高于污染对社会的边际损害。而Ohori等[912]等研究发现，在私有化政策存在的情况下，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最优环境税应低于“庇古税”。张金灿等[13]通过构建涉及碳排放企业、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政府规制部门三方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发现碳排放企业和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的结构决定了最优碳税与污染对社会的边际损害的大小关系。因此，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存在不同的关系，现有研究并不能明确两者之间确切的关系。

在最优环境税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现有文献表明，地区发展程度、企业生产成本、企业私有化程度、减排活动效率、企业位置选择、企业竞争模式以及市场竞争程度等均会对最优环境税制定产生重要影响[7，1016]。Fullerton等[17]认为使经济增长率达到最大与使社会福利达到最优的环境税并不等价，最优环境税由经济体的目标函数和价值取向确定。刘晔等[18]通过对完全信息条件下寡占产品市场中的环境税效应进行研究，发现最优环境税在一定的技术分布条件下可能为负，环境税并非必然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环境税的环境效应取决于政府环保意识、寡头行业技术类型分布以及寡头企业相对地位。刘凤良等[19]通过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引入环境的外部效应构建了一个考虑环境质量和环境税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实际经济体特征的各参数刻画最优环境税税率，发现家庭的效用时间偏好率、污染的使用效率等指数上升倾向于提高最优環境税税率；而家庭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占要素收入比重、居民环境偏好程度、环境边际再生能力和环境外部效应水平等指数上升倾向于降低最优环境税税率。

与现有的关于最优环境税制定的理论研究相比，本文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拓展。第一，考虑了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下游企业进入最终产品市场的先后顺序如何影响环境税制定的问题，这更加符合现实生活中下游企业在最终产品市场中进行竞争的情形。第二，着重考虑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条件，以及影响这些条件的因素，这对政府合理征收环境税，有效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 基本模型

假定在一国市场中存在两家上游企业U1和U2，分别为下游企业D1和D2的生产提供同质中间品该模型设置类似于Symeonidis（2003，2008）、Alipranti等（2014）、Basak和Wang（2016）的研究。。上游企業Ui在生产中间品的过程中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ei（≥0）。

命题3：当下游企业同时进入最终产品市场时，针对上游污染企业征收的最优环境税低于污染对社会福利的边际损害（“庇古税”）。

命题3说明，当下游企业同时进入最终产品市场进行数量竞争的时候，最优环境税低于“庇古税”，即污染对社会造成的边际损害。政府制定环境税时要权衡环境税给社会福利带来的影响，要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合理制定环境税。政府对上游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将对社会福利产生两个效应：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正向效应：降低环境污染对社会的损害和增加财政收入（环境税税收）。负向效应：降低上下游企业的行业利润，损害消费者剩余。如果环境税等于“庇古税”，此时税收等于污染对社会福利的损害。环境税征收带来的污染减排效果虽然降低了污染对社会福利损害，但是无法弥补环境税征收造成的行业利润降低所导致的社会福利下降。此时，环境税需低于“庇古税”，环境税征收给社会福利带来的正向效应抵消其带来的负向效应，社会福利得到最大值。

命题5：当下游企业依次进入最终产品市场进行斯塔克伯格竞争时，只有当φ比较高（φ>φ**φ**的具体形式为φ**=6144-3072γ-7808γ2+3328γ3+3552γ4-1168γ5-664γ6+132γ7+39γ8（64-16γ-32γ2+4γ3+3γ4）（320-16γ-240γ2+4γ3+43γ4）。）的时候，政府对上游企业的污染行为征收环境税会提高社会福祉，φ**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大而下降。

如图2所示，当污染物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比较高（φ≥φ**）的时候，政府应对上游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E2+E3区域）；而当污染物对环境损害程度比较低（φ<φ**）的时候，政府不应对上游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E1区域）。

命题5的证明类似于命题2，此处不再赘述。

命题6：下游企业进行斯塔克伯格竞争时，当φ比较大（φ>表达式过于烦琐，见附录。）的时候，最优环境税高于“庇古税”，当φ比较小（φ≤）的时候，最优环境税低于“庇古税”。

如图2所示，当污染物对环境的损害程度足够高（φ≥）的时候，征收环境税，且高于“庇古税”（E3区域）；而当污染物对环境的损害程度相对较低（φ**<φ<）的时候，征收环境税，且低于“庇古税”（E2区域）。命题6说明，下游企业依次进入最终产品市场进行斯塔克伯格竞争，当污染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边际损害较低的时候，最优环境税低于“庇古税”；当污染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边际损害较高的时候，最优环境税高于“庇古税”。类似于命题3的经济学解释，征收环境税会对社会福利产生两个效应：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当污染物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比较低（高）时，环境税等于“庇古税”使得税收等于污染对社会的损害，但环境税征收降低的污染对社会福利损害低（高）于环境税征收造成行业利润降低造成的社会福利的下降。此时，环境税需低（高）于“庇古税”，环境税征收给社会福利带来的正向效应抵消其带来的负向效应，使得社会福利得到最大值。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的理论博弈模型，对下游企业进入市场时序如何影响上游企业环境税制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发现，在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上游企业利润与环境税呈“U”形关系，而下游企业利润随环境税的增加而下降。环境税的征收可以使上游污染企业采取减排措施，有效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同时，环境税的征收不一定会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当单位污染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边际损害足够大时，政府对上游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会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否则对环境税的征收会损害社会福利。最后，下游企业进入最终产品市场的时序，会影响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之间的关系。当下游企业同时进入最终产品市场的时候，最优环境税应低于“庇古税”；当下游企业依次进入最终产品市场的时候，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大小关系取决于污染物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边际损害大小，当环境污染对社会福利损害比较大（小）的时候，最优环境税高（低）于“庇古税”。

基于本文的研究，对环境税的制定提出如下几点建议：第一，在信息完全的条件下，政府在征收环境税时，应充分考虑污染企业的特性，并非企业产生污染就必须进行征税，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可采取“一刀切”的方案。例如，本文所提到的针对上游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只有当上游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危害足够大的时候，征收环境税才会改善社会福利，否则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损害。第二，不仅环境税被征收者的特性会对环境税的制定产生影响，与被征收者利益相关者的特性也会影响最优环境税的制定。例如，本文考虑政府在针对上游污染企业制定环境税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上游污染企业的性质（例如企业排放污染物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等），还要考虑下游市场性质（例如最终产品的差异性等）。第三，虽然环境税的制定有利于治污减排内在约束机制的形成，将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是环境税与污染物对社会福利的边际损害之间的大小关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本文所考虑的下游企业进入最终产品市场的时序因素就对环境税与“庇古税”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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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劉晔， 周志波. 完全信息条件下寡占产品市场中的环境税效应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8）： 514.

[19]刘凤良， 吕志华. 经济增长框架下的最优环境税及其配套政策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模拟运算 [J]. 管理世界， 2009（6）： 4051.

责任编辑、 校对： 高原

作者：王兴棠

税法的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2：

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优化问题研究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规划课题《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模式》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5C—274

【摘要】随着企业财务管理内、外环境的变化，财务管理理论和方法在不断创新，而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却相对滞后，严重影响了该专业培养的人才质量。本文拟就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合理定位及与此相适应的课程体系优化问题进行有益探讨。

一、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分析

笔者认为，面对财务管理所处的环境，结合其自身发展的需要，在确定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时，应遵循方向性、前瞻性、统一性、创新性、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及国际化等原则。专业培养目标是专业教育思想及教育观念的综合体现，它决定着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培养模式的建立与运行、课程体系的构建与优化、教学内容的选择与重组等，无不依据培养目标而确定。对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予以分析。

（一）人才层次定位要求

目前大学本科教育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教育是中学教育的延续，本科大学生目前已逐步成为一般的专业人才，而不是精英人才。从目前我国“五大”专业教育层次（即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大学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分工来看，大学本科教育是培养具有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并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的专门人才。与此相适应，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层次定位应为财务管理专门人才，而非传统定位的财务管理高级专门人才。

（二）职业岗位定位要求

目前我国多数高校确定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职业定位是能在企业、事业和机关等相关单位从事实际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职业定位较为广泛。然而加入WTO之后，对各类专业人才的知识层次、能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大学本科期间学生所学习的专业知识比较有限，实践经验也比较匮乏，难以满足高级专门人才的能力要求。因此，作为大学本科阶段培养的财务管理专门人才，主要应从事较为复杂的财务管理实务工作，而不是直接从事高级专门人才所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

（三）知识结构定位要求

虽然现代高等教育强调“通才”教育，但由于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客观存在，这就决定了教育领域中专业设置的必要性，同时也决定了所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一定的专长，即“通才+专才”。由于财务管理是对财务主体的筹资、投资、运营和收益分配等的管理，是一项专业性与技巧性都很强的业务管理活动，因此，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必须体现出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在复杂的财务环境中从事财务管理活动应具备的专业知识要求。财务管理专业应按照“财务活动论”来设置核心课程，即根据财务活动的筹资、投资、运营、分配等活动相应设置“财务管理原理”“财务管理实务”“财务分析学”“跨国公司财务管理”以及“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等课程。

（四）素質能力定位要求

面对财务管理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的现实状况，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从整体要求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必须具有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香港特区教育统筹局局长罗范淑芬女士认为，教育改革的目标，是着重个人本质的发展和发挥创意，需要发展九种能力，即协作能力、批判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运用资讯科技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创造力、运算能力及研习能力。具体地讲，其素质体系和能力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思想政治素质、身心素质、智能素质、人文素质和社会协作素质。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高校本科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确定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理财、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富有创造性，对未来复杂多变的财务管理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在工商、金融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财务、金融管理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课程体系优化的结构层次及设置原则

（一）课程体系结构层次

培养财务管理本科毕业生的目标要与21世纪经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需要考虑经济、信息技术和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发展对财务管理教育目标定位的影响。财务管理专业教育定位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采用高级、中级、初级专门人才定位；二是采用应用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定位。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研究型人才是指能够运用所积累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特别是专业实践经验，研究和解决问题，进行知识的创新。高校本科财务管理专业是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教育，根据其目标定位，应建立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为了实现素质教育的目的，我们认为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层次结构应该是：设置基础课程，着重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目的；设置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其中专业课分为专业主干课和专业选修课，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为目的。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和专业选修课之间的关系应是基础课程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判断分析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增强表达能力；专业基础课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为学习专业主干课打下一定的基础；专业主干课在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使学生进一步掌握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具备财务管理工作的基本技能；专业选修课的学习，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更好的适应今后工作所面临的环境。

（二）课程体系优化设置的原则

要达到素质教育的要求，课程体系的设置是至关重要的，应建立面向21世纪以财务管理素质教育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为此，课程体系设置原则是：

１.加强基础课程的教育

21世纪所需的人才是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财务管理要突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要注重学生智力潜能的开发，重视个性教育，以此达到锻炼能力的目的，使学生具备长期发展的能力。为此，基础课程应包括思想政治课、通用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其内容要丰富，涉及面要宽，使学生通过学习后能具备深厚的基本功底，并在课时的安排上要适当加大。

２.扩展专业课程的内容

专业课程包括专业主干课和专业选修课，其内容不能只限于涉及本专业的课程。对于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都应体现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中，通过学习使学生能较全面地掌握财务管理专业应具备的知识。在课程设置上，适当将专业课归并和改革，减少必修课的数量，增加选修课的数量，并对其内容进行优化调整，以注重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扩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其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

３.开展案例教学，增强实际操作能力

财务管理是一项技术性、实务性很强的管理工作。熟练的进行实务操作是一项衡量学生专业素质的重要标准，应作为财务管理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采取启发式教育，多让学生了解实际情况，多接触实际业务，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此应做到：对部分专业课按有关章节的内容增设章节案例，在教学中让学生通过案例分析来掌握章节的有关内容，并在课程的最后设置综合案例，在课程的设置中增加财务案例分析课程。通过案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以加深和巩固有关专业基础知识及对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操作掌握，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４.适应社会发展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

在课程设置上应是面向新世纪，满足社会的需求。为此应根据未来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需求，将21世纪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发展趋向充实到课程体系中，以适应理财环境的变化。在课程体系构成上，按财务管理教育目标从总体上考虑各门课程之间的联系，以及各门课程对学生素质发展的整体效应，建立合理的课程结构，以达到最佳课程组合。在各门课程的设置上，要符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合理安排各门课程的顺序和课时，找出各科课程之间的结合点，合理分工，防止不必要的内容重复。以有限的课程门类来满足日益扩展的知识领域，以增加学生的知识量，满足新时期对理财人员的需求，有利于引导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专业知识结构的合理优化。

５.注重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

职业道德教育是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一项管理工作，涉及到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财务管理工作的特点要求每一个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具备很高的职业道德水准，熟知并能够遵循一定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规范，以适应企业面临的复杂经营环境的需要。因此，应将职业道德教育贯穿到整个课程体系中去，培养学生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

三、财务管理专业课程的优化设置

为了体现高等本科财务管理专业厚基础、高素质、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向，适应21世纪大经济、大市场和大科学的环境，根据文理知识兼容与专业之间合理交叉渗透的要求，去旧立新，应建立一个各类课程之间有机联系、配置合理、结构优化的课程体系。财务管理是工商管理学科下的一个专业，无论从理论研究的内容上还是从实践人才的培养上同相关的其他学科相对比，均有其特殊性。因此，财务管理专业课的优化设置，要根据财务管理的知識体系内容上的特点及对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的目标来优化设置。

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可分为五部分：基础教育课程组、专业基础课程组、专业主干课程组、实践课程组和专业选修课程组。

（一）基础性学科课程组应建立两个分支

１.政治、法律、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的课程

①政治理论课程，包括：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概论、政治经济学、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思想修养与职业道德、法律基础；②哲学类课程，包括：哲学、逻辑学、研究方法论、伦理道德学；③文学艺术课程，包括：财经应用文写作、英语、中外文学名著欣赏，中外名曲名画欣赏等，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开设一些小语种的课程；④自然科学课程，包括：微积分与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网络基础、多媒体技术、信息高速公路、运筹学、管理心理学、经济地理等；⑤其他课程，包括：法律基础、教育学、经济发展史和体育等。

２.专业基础课的课程

包括：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金融、投资学、财政学、管理学基础、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经济法、税法、会计原理、财务会计学和专业外语等。

（二）专业主干课程组的课程

主要研究不同层次财务主体的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收益分配管理等内容与方法，以及企业财务管理中涉及到的其他有关方面的内容。包括理财学基础、财务管理实务、高级财务管理、跨国公司财务、成本管理学、财务经济分析、资产评估学、企业税收筹划、财务管理电算化、财务案例分析及双语教学和财务制度设计等。

（三）实践课程组的课程

主要根据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程来相应设置，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包括会计实验、企业会计综合实验、数据库实验、财务信息系统试验、财务管理课程设计（基础型、综合型、研究型）、税收筹划课程设计、创业能力及专业辩论训练（以说为主）、认识实习（假期）、投资模拟设计、沙盘模拟对抗、成本管理流程设计、岗位调查（假期）、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等。

（四）专业选修课程组的课程

属于财务拓展学科范围。着重研究特殊行业、特殊情况下的财务问题，如金融、保险、铁道、邮电、非盈利组织等特殊行业的财务问题。包括系统工程学、国际会计与财务管理。还可以开设一些与财务管理密切相关的课程如：证券市场与证券投资分析、项目可行性研究、保险学、高级财务会计、内部控制、财务理论专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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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玉兴

税法的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3：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税收遵从问题研究

摘要：行为经济学以科学的方法研究非理性行为的行为模型取代了基于严格理性的简化模型，在解释异常现象和进行预测等方面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损失规避效应、确定性效应、心理賬户效应、框架效应和羊群效应。本文以此分别对影响税收遵从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提高税收遵从度的建议，在税制制定中更多注重公平原则；税制要素的设计应达到“隐性增长”的目标；税收管理手段应更多采取预缴和源泉扣缴的方式；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减少遵从成本；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充分发挥公民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作用。

关键词：税收遵从；行为经济学；损失规避

收稿日期：2011-01-16

作者简介：吴旭东（1956-），男，辽宁铁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与税收理论方面的研究。E-mail:edwxd@dufe.edu.cn

姚巧燕（1977-），女，安徽安庆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aqiao197753@yahoo.cn

提高税收遵从度是当前提高税收征收效率、优化税收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广义的税收遵从一般包括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政府的征税遵从和用税遵从等，但在理论探讨和实务操作中，目前更被关注的则是纳税遵从，因此，税收遵从与纳税遵从一般做同义看待。目前在我国，关于纳税遵从的研究日益丰富，学者们对纳税遵从的分类、影响因素、纳税遵从成本和不遵从的识别等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也经历了从最初的理论基础分析到以A-S模型为基础的系统性研究的发展，并引入了博弈论等现代经济分析手段，得出了一些具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从目前国外经济学发展的态势来看，行为经济学日益成为极大拓展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围与解释能力的新兴经济学范式，在税收遵从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

一、文献评述

在税收遵从问题方面，Allingham和Sandmo［1］以理性人的假设建立了纳税人预期效用（收入）最大化的A-S模型，该模型探讨了在某一静止时点和固定税率条件下，个人决定申报多少所得或者隐瞒所得，即是否选择纳税遵从，与其预期收益最大化有关，并论证了罚款率、稽查的概率与纳税遵从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A-S模型严格的假设使其对现实的解释力欠缺，后续的研究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Witte 和 Woodbury［2］引进了累进所得税，认为累进所得税率对收入申报有一个反向的激励，而更大的惩罚概率会起到相反方向的激励作用。Kirchler 和 Maciejovsky［3］发现，提出运用动态的稽查率来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针对自私的、独立的纳税人假设，Bobek等人［4］的研究表明，社会规范及社会交互作用会影响纳税遵从行为。Marchese和Cassone［5］评述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一种税收征管实践——税收特赦（tax amnesty）的理论与实践。

但以上研究都建立在预期效用理论框架上，对现实中产生的一些异常现象难以解释：一是在实际中税率越高纳税遵从度越低；二是现实中纳税遵从度远高于理论推导的结果；三是纳税人预缴的税额低于实际应纳税额时的纳税遵从度将低于预缴的税额高于实际应纳税额时的纳税遵从度。

这种异常现象的根源实际上在于传统的经济学框架对心理和制度等方面的忽视，以及严格的经济假设，对于在实际中的日常经济现象的解释力被大大减弱。随着行为经济学的逐步发展，以科学的方法研究非理性行为的行为模型取代了基于严格理性的简化模型，在解释异常现象和进行预测等方面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也更符合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直观理解。

强大的解释力使得行为经济学逐渐向各种应用经济学领域延伸，在财政与税收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与行为金融和行为消费等领域相比，在内容与框架体系等方面均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McCaffrey和Slemrod［6］首次提出行为财政学概念，并将行为财政学的研究方向主要界定为人的有限理性对税制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跨期选择不一致导致的不同偏好和税收遵从等3个方面。其中，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税收遵从的研究，成为行为经济学在公共经济领域的主要内容。在税收遵从方面，被稽查次数、社会道德和心理负罪感等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研究都广泛地体现在税收遵从的研究中。

但是，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发展的时间较短，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其基础理论与框架的建立，而其应用则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学与储蓄、消费、劳动经济学、金融与法学等，未能充分而系统地对税收遵从进行研究。尤其是在我国，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引进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更是缺乏以行为经济学这一更具有操作性的手段进行税收遵从研究的成果出现。目前，只有孙玉霞和珊丹［7］及陈平路［8］以前景理论分析了个人逃税模型，许评和王韬［9］对国外税收遵从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进行了述评，姚涛［10］在其构建的行为税收的框架中，对纳税遵从进行了基于心理与文化的分析。本文将以行为经济学理论对影响税收遵从的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税收遵从做出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探索。

二、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

税收遵从可以从遵从和不遵从两个相对而相辅相成的角度进行理解，西方学者将纳税人的遵从行为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自我服务性遵从、习惯性遵从、忠诚性遵从、社会性遵从、代理性遵从和懒惰性遵从8种。将纳税人不遵从行为划分为程序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懒惰性不遵从、自私性不遵从、象征性不遵从、社会性不遵从、经纪人不遵从和习惯性不遵从8种。我国学者马国强［11］整理和提炼了西方学者在税收遵从问题上的一些研究成果，将原来重复的分类形式进行集中性的归纳，对决定税收遵从的因素较宽泛的表述进行了符合中国“本土化”的解释，最终将税收遵从归纳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和忠诚性遵从，将不遵从划分为自私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和情感性不遵从。从而影响税收遵从的因素至少包括税收制度设计、税收激励与惩罚机制、社会文化环境与纳税意识、纳税遵从成本和对政府的满意程度等。

1.税收制度设计

税收制度是税务机关征税和纳税人纳税的基本依据，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设计可以使纳税人明确自己的纳税义务，也有助于减少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对其所承担的征纳税范围和数额之间的分歧，有利于减少无知性不遵从状况。同时，由于税收制度设计合理，即使纳税人有逃税的企图，也难以找到逃税的机会，可以促使纳税人的制度性遵从。即便纳税人由于自私或情感而倾向于采取不遵从的做法，严密的税收制度设计也减少了税务机关进行管理和检查的难度，促使纳税人做出防卫性遵从的选择。但过于繁复的税收制度设计可能会引起纳税人的反感，从而采取情感性不遵从对策。

2.税收激励与惩罚机制

税收激励是指当纳税人遵守税法时，税务机关给予一定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物质激励在税收管理中实行的较少，毕竟纳税本来就是其应尽的义务，而且税务机关也不能脱离税法规定随意减免税款。但目前大量使用的有奖税务发票可以视为一种物质奖励，确实提高了消费者索取发票的比例，有助于减轻饮食服务业企业自私性不遵从的程度。精神激励的手段较多，也较为常见，如纳税光荣户的评比、纳税诚信度的评比与媒体公布等，这些激励使纳税人感受到荣誉以及自己依法纳税努力的被肯定，有助于提高忠诚性遵从度。

同样，严格的惩罚措施也会影响到税收遵从度，惩罚对不同类型的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作用不同，惩罚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的防卫性遵从度，降低自私性不遵从的倾向，但过于严厉的惩罚措施可能会引起纳税人的反感，导致其情感性不遵从的行为。

3.社會文化环境与纳税意识

从理论上说，纳税意识的强弱是直接影响纳税遵从度的因素，因为纳税是否选择遵从必须是在个人意识的驱动之下进行的。如果全部国民都具有强烈的纳税意识，纳税遵从度应该是很高的，但似乎也有例外：我国自古以来都强调对君主和政府的服从，“皇粮国税”更是广大民众思想上所背负的一个烙印，可是自古以来偷、逃、抗税事件也屡见不鲜。这些不遵从也许只是为了满足其与众不同的虚荣感的情感需求，可视为情感性不遵从的一种表现。而这种不正常的情感需求正是由于在我国长期具有一定影响的“特权”思想作祟所致。

4.纳税遵从成本

在纳税人缴纳税款的过程中，为遵循税法、税收规章制度以及税务机关的要求，除应纳税款之外，还需为办理纳税事宜发生其他的支出费用，如个人需要了解其纳税义务而学习的时间与货币成本；企业需聘请专门的人员进行税款计算缴纳、个人需要委托相关的税务代理机构和人员为其纳税的货币成本等。纳税遵从成本越高，出于自私性的动机，纳税遵从度越低。

5.对政府的满意程度

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公众是否选择税收遵从与其从税收所形成的公共支出中的受益具有较大的关系。当政府的公共支出决策过程较为民主、支出过程较为透明、支出效率较高时，公共支出也就更符合公众的意愿与利益需求，纳税人出于情感和忠诚的纳税遵从度越高。但是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当一个人是完全“理性”时，无论政府提供了多好的公共产品，他依然会选择“免费搭车”，这实际就是自私性不遵从的表现。

综上可见，对于影响税收遵从的各因素而言，按照传统经济学可以部分地解释，但总会有一些用其理论难以解释的部分，因此，需要我们使用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理论进行重新诠释。

三、行为经济学假设、论题及其在税收遵从中的应用

行为经济学不仅将心理学引入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而且对传统经济学假设放宽，从而使传统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行为中的特例，使其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更一般化，也更符合现实。

1.行为经济学假设与论题

传统经济学假设人是完全理性、自私的，具有充分的信息和完备的认知能力，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与传统经济学不同，行为经济学假设人具有有限理性、部分利他以及偏好异质性等特征。Camerer和Loewenstein［12］将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议题归纳为以下方面：参照依赖和损失厌恶；对风险和不确定结果的偏好；跨期选择；时间贴现；公平问题和社会偏好；行为博弈论。为方便分析，本文将以其所表现出的一些效应予以表述。

（1）损失规避效应

按照传统消费理论的假定，人们对不同商品束的偏好不受其个人现有的禀赋（资产）或消费的影响。但从现实中可以看到，个体对决策损益的评价依赖于参考点的选择，即个体决策仅仅在乎相对于参考点的损

图1 价值函数

益水平，而不在意损益的绝对水平。在此基础上，个体的期望预期不是由效用函数决定的，而是由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联合决定的。价值函数如图1所示，表示损失和收益的心理效用并不一致，损失100元所带来的效用减少要远大于等量收益所带来的效用。权重函数则是以某一前景发生的客观概率p为自变量，是发生概率p的增函数，表示个人会存在对低概率事件高估的倾向。

（2）确定性效应

由于风险厌恶的存在，相对于可能的结果，人们更愿意选择确定的结果。实验证明，在（A）100％的概率得到800元和（B）80％的可能性得到1 000元，20%的可能性什么都得不到的选择之间，大多数人一般更倾向于（A）。同样，个人也就具有了强烈的维持现状的倾向，只有当个人认为改变给其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放弃现状可能造成的损失时，才愿意进行改变。

（3）心理账户效应

Thaler［13］提出了决策行为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理论。与传统的会计账户不同，心理账户最本质的特征是“非替代性”，也就是说不同账户的金钱不能完全替代，由此使人们产生“此钱非彼钱”的认知错觉，从而导致一系列的非理性经济决策行为。

（4）框架效应

又称文字表述效应，即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表述会使个人做出不同的选择。如某物品的本身价格是1 000元，送货费100元，现在有两种定价方式：一是定价1 000元，要送货需另外支付100元；二是定价1 100元包送货上门，不需送货则退100元，对于传统经济学来说，这两种定价是无差异的，但实际上更多的商家会选择后者。

（5）羊群效应

根据传统经济理论，人们的决策是基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条件下做出的，即在消费约束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处是个人的最优决策，但在实际中，经济主体往往明显存在着对他人行为的模仿和跟从现象，而且这种跟从往往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决策。这种现象被称为羊群效应，羊群效应在社会心理学中是最早被研究的主题之一，大量实验研究已经证实，在面临高度不确定问题和问题的判明是模棱两可的情况时，个体的知觉与判断更容易以他人的认知和判断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

2.在税收遵从中的应用

（1）在税制设计中的体现

税制设计中的基本要素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和税率等。对于纳税人而言，由于权重函数所引起的高估低概率事件效应会形成税收的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美国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税收立法者Long有这样的名言：“不要向他（她）征税，不要向我征税，向大树后面的家伙征税”，就是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真实写照。因此，间接税及扣缴义务人的存在，对于减少纳税人的抵触情绪、降低纳税人在其权重函数中的地位，从而减少其对自身损失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作用，在个人收入较低时尤其如此。

对课税对象而言，所影响的则是纳税人对于纳税进行收益与损失衡量的参考点。Chang和Schultz［14］将当前资产位置和对未来退税（补缴）额的期望值看做两类参考点，纳税人在决策时如果以当前资产位置为参考点，可能出现的退税额或补缴额将被视为收益或损失；如果以对未来退税额或补缴额的期望值为参考点，高于期望值的退税额或低于期望值的补缴额将被视为收益，反之则为损失。

（2）在税收激励与惩罚中的体现

传统的税收遵从研究强调通过改进稽查率、罚款率和税率等经济因素来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而行为经济学则更加注重纳税人的心理因素，认为在同样的经济环境下，不同的征管方式可能会导致纳税人不同的风险倾向。Dhami和al-Nowaihi［15］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中使用权重函数形式，比较了该模型同期望效用理论模型在相同的稽查率下为获得同样的税收遵从度所需要的罚款力度，计算结果表明，前景理论模型更符合实际情况，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纳税的问题。

纳税人会将税收激励作为收益看待，而当这种激励（如有奖税务发票）较为常见时，消费者往往将其看做是每次消费所减少的餐费，会使消费者对饭店不给发票的行为变得更为敏感，从而会促使服务行业企业选择纳税遵从。精神激励同样会被纳税人视为收益，因此纳税人可能会用更大的努力保证自己不失去这个属于自己的收益。

（3）在社会文化环境与纳税意识中的体现

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人在收益和损失的衡量上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不是以经济意义进行衡量的。第一，在我国，虽然“皇粮国税”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轻徭薄赋”也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贯主张，如孟子就认为“彻”是最好的税收方式。但是，统治阶级往往随意征税，就引发了“苛政猛于虎”的对抗意识，使人们对于政府征税有着近乎先天的不合作态度。第二，我国是一个“关系”、“面子”在社会关系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部分人不纳税的用意不是在逃避税负，而是为了向其他人显示和炫耀，因此会出现花费高于税款以逃避税收的不理性行为。第三，我国是一个转轨国家，而大多数转轨国家存在严重的税收文化滞后现象。在以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所需要筹集的资金主要是以国有企业利润形式出现，而公民并没有意识到要承担纳税的义务。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税收成为政府收入的绝对主体，纳税人自然会习惯性地将纳税看做是一种损失，从而会出现情感性和自私性动机的不遵从行为。

（4）在纳税遵从成本中的体现

不适当的遵从成本容易使纳税人对纳税产生不满情绪，进而可能直接导致偷、逃税行为。法律条文过于详细和计算复杂的税制，税务部门不规范的征管、服务方式，较为繁复的纳税程序，较长的纳税时间以及与纳税并不直接相关的不合理成本负担都会被纳税人看做是自己时间的机会成本的损失，为降低遵从成本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纳税人有很强烈的动机选择纳税不遵从。

（5）在对政府的满意程度中的体现

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契约关系的维持，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的重复博弈，纳税人纳税后，政府不能为公众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在纳税人下一期选择中，就可能消极对待自己的纳税义务。而这种满意不仅是对自身获得公共产品收益的衡量，还包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行为经济学的实验证明，即使是被认为更为“功利”的经济和商学专业的学生，对同一笔经费，在帮助一个残疾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资助一个天才儿童受到良好教育之间，大多数人选择前者［16］。我国目前存在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城乡分割、地区间不均衡及收入分配差距等状况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事实上正在影响着纳税人对社会公平及税收公平以致政府的态度，进而决定其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选择纳税遵从。

四、提高纳税遵从度的行为经济学建议

1.税制的制定应更多注重公平原则

在众多的税收原则中，对公民而言，感受最为强烈和直接的是公平性问题，公民评判税制的好坏，一般很少从是否能够筹集足够的财政收入、能否维持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等方面出发，更多的是从税制设计对自己和他人尤其是身边的人是否公平出发。若是感觉到明显的不公正，此时公民个体的抵触情绪会相当大，往往会选择不遵从的行为。但若是感觉较为公平，“别人都交这么多”，由于羊群效应的作用，公民个体往往选择从众的行为，其纳税遵从度会大为提高。

2.税制要素的设计应达到“隐性增长”的目标

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大，各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呈现出持续较快的增长态势，我国同样如此。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大幅增长，不断跨越万亿元大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税务部门的工作成绩，但也凸显了民众税收负担的增加，因此会带来民众的不满，从而会影响纳税遵从度的提高。宏观上税收的增长难以隐藏，但对于每个纳税人而言，只要认为增加的税收不是由自己付出的，就不会影响其遵从度。因此，可以通过合理的税制要素设计使税收实现“隐性增长”。第一，应降低而非提高边际税率，在现实中，人们往往片面地根据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判断税负程度。当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达到50％，而这一税率适用于超过200万元的年收入，真正适用这一税率的人非常少。但最高边际税率等级会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最高边际税率大幅度提高时，民众可能会不正确地认为税收制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纳税人通常会高估与他们有关的边际税率等级。也就是说，那些适用最高边际税率50％等级的纳税者通常会认为将他们所有收入的50％都用来交税了。因此，在制定税收制度时，最好是通过拓展税率的适用范围，而不是通过提高最高税率等级来增加税收。第二，在税制设计中增加合理的税前扣除内容，人们会将其视为额外的收益，从而有利于提高纳税人制度性遵从和情感性遵从度。

3.税收管理手段应更多采取预缴和源泉扣缴的方式

预缴税款的方式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较多采用，预缴制度可以替代高成本的税务稽查，对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具有实际的作用。根据心理账户效应，纳税人在预缴税款时，就将这笔支出当作缴纳税款的账户，当税款预缴多于纳税人应缴税款时，纳税人在年底计算税款时预计自己会得到偿还额，他是处在“收益”的范畴中，这时他会选择安全的、没有风险的战略来获得预期的收益。但当纳税人在年底计算税款时预计还需补缴税款时，他是处在“损失”的范畴中，这时他会选择高风险的策略，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弥补他的“损失”。因此，预缴税款的方式能够降低纳税人因损失规避所造成的偷、逃税现象的发生。

4.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减少遵从成本

纳税人可能对纳税的各个方面进行价值评价，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税务机关所提供的服务。当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时获得良好的服务，如及时的咨询、较好的服务态度、简便的纳税方式和流程等，会使纳税人对纳税遵从的评价较高，因此会倾向于更为积极地及时纳税，提高其情感性遵从与忠诚性遵从度。同时，良好的纳税服务有助于减少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在其损失与收益的对比中，将减少其对损失的过高估计，降低其自私性不遵从的可能。

5.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充分发挥公民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作用

作为公共产品的价格，税收对于单个个人来说是无偿的，但是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是有偿的。财政公平度越高就越能体现这种有偿性。政府通过公布各纳税人的纳税额、税收优惠待遇、出口退税和税务检查处理等办税信息对于提高纳税遵从度大有裨益。

在政府将税收用于公共产品提供时，由于损失厌恶的原因，居民虽然也获得了与税收等量的公共产品，但其所获得的效用却要小于其所付出的税收所能给其带来的效用，而在公款吃喝、公务消费等不合理支出尚存在的情况下，居民更是认为自己的支出（税收）与收益（公共产品）是严重不对称的。因此，提高财政透明度，发挥居民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作用，将使公众感受到的公共产品的收益提高，从而减少其损失规避的不遵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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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

作者：吴旭东 姚巧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