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成本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民办高校管理现状,指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进行成本核算的必要性。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民办高校成本核算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分析了民办高校教育成本项目具体包含的内容,提出了一套相对容易、可操作的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程序和相对完善的我国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对策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教育成本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我国教育成本研究论文 篇1：

我国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研究综述

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在高校财务会计中逐渐显示出其举足轻重之地位。但纵观国内状况，目前我国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仍然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如此现状，实在堪忧。因此，本文以与“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研究有关的部分文献为基础，通过统计、对比的研究方法，对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希望借本文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对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相关问题的重视，为人们对于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校教育成本；成本核算；会计制度；作业成本法

高校教育成本不仅是国家制定财政拨款的重要标准，对于广大高校学子而言更是学费收费标准的依据，因此高校教育成本核算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大高校、广大学生、政府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并且，高等教育支出已在众多家庭的总开支中占据了极大的一部分，许多家长将此视为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同时它也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点项目之一。大多数高等学校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其自身并不像其他营利机构那样具有积极进行成本核算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故许多高等学校对成本核算一直缺乏重视。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如果只是妄想一味地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来求生存，对于高校来说绝非长久之计。对于高校而言，唯有积极进行成本核算与控制，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免遭淘汰。因此，如何加强高校教育成本的核算和控制已越来越成为学校及政府各方亟待解决的问题。

1.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理论研究概况

我国对于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已有二十余年的理论研究经验，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该研究领域仍然面临许多瓶颈。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检索，迄今为止，以“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为主题的文献共有347篇，其中期刊类文献有300篇，硕士学位论文有45篇，博士学位论文有1篇，重要会议论文有1篇，且绝大多数还是高等教育及会计学领域的学者所做的研究。本文就以从中选取的部分文献为研究对象，对与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相关的观点加以总结、综述。

2.高校教育成本的含义

“教育成本”这一概念原本是将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应用到教育领域所产生的，英国著名经济学教授约翰·维泽发表的《教育成本》和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最早对教育成本进行研究的文献。

我国学者对于“教育成本”这一概念也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其中，王善迈教授（1996）是这样定义“教育成本”的：高等教育成本分为人员成本、公用成本、固定资产成本三个成本项目。这对于我国教育成本的核算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北京师范大学的靳希斌教授在其《教育经济学》（2008）一书中则提到“教育成本指培养每名学生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即是指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在学期间所消耗的直接和间接活劳动和”。

虽然以上观点看似有所区别，但大多数学者对于“教育成本”的本质认识还是大体一致的，只是表达方式稍有差异而已。本人则更倾向于将教育成本认为是“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务而耗费的资源的价值”。

3.我国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现状

3.1我國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1

长期以来，我国在高校教育成本核算这一问题上的理论研究虽然在不断的深入，但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将较为完善的成本核算方式真正运用到各大高校中，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

大部分学者都将我国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大致分为以下两点：（1）核算基础不统一；（2）现行的高校会计制度不适合。梁茜在《我国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现状及对策研究》（2011）中就指出，根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第一部分第5条与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中“高等院校会计核算除经营性收支业务外，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的规定，目前，我国高校所采用的会计核算基础基本上仍然是收付实现制而非权责发生制。然而在收付实现制下只要是未实际收到或者支出的款项，即使确实发生，也不做收支处理，这样就会造成账务处理无法反映真实的财务情况。另外，现行的高校会计核算中并没有将基建会计核算包含在内，违背了会计制度要求反映会计主体的整体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使得进行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会计信息不够完整，自然其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也就难以保证。

3.2针对我国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无可否认，我国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我们目前应该做的是认清这些问题并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应对，只有这样我国的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才能取得新进展。

对于我国高校成本核算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曹苏铁（2007）、程华安（2008）、梁茜（2011）等为代表的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1）建立健全适合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和准则；（2）修正我国高等教育成本核算基础；（3）建立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制度。刘斌、陈洪萍、孟昊《中美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比较研究》（2009）认为我国应“选择性地执行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即各高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会计核算基础来进行成本核算。曹苏铁在《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初探》（2007）中更是提出“分设‘会计系统’和‘成本核算系统’， 同时增设成本核算科室及相关的会计岗位”的建议。

学者们提出的这些对策都是极具建设性的，可以说是针对我国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对症下药”。如果这些措施能真正予以施行，必定会对我国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4.结语

学术界及社会各方对于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探讨与研究其实从未停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其可操作性及可行性而言，其前进道路上仍有许多障碍。这些障碍也最终导致我国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始终没有寻求到一种较为完善的核算方法，并予以实践、应用。但本人相信，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会计制度的不断更新，我国找到一种适合本国高校发展的成本核算制度，并加以普及应用，应该也是指日可待的。

参考文献

[1]傅蕴英，张雪姣.会计制度改革下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研究综述[J]. 财会通讯，2012（6）：26-28.

[2]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 北京师范大学，2008.

[3]曹苏铁.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方法初探[J].会计之友（上旬刊），2007（6）：30-32.

作者：王蓉

我国教育成本研究论文 篇2：

我国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民办高校管理现状,指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进行成本核算的必要性。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民办高校成本核算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分析了民办高校教育成本项目具体包含的内容,提出了一套相对容易、可操作的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程序和相对完善的我国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办高校 教育成本

一、我国民办高校进行教育成本核算的必要性

(一)教育成本核算是民办教育产业化的前提,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民办学校作为公益性事业,当然不能全部以盈利为目的,然而它同时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教育新的需求的产物,因此民办高校必须有盈余。这种盈余是在坚持不以盈利为目的前提下的盈余,是在合理收取学费基础上的盈余,是学校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盈余。所以,一定要把民办教育当作产业发展。若不计成本地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是与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基本要求相悖的。因此,要有教育经营意识、效率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要考虑民办教育的投入和产出。

(二)教育成本核算是教育投资者的要求

从经济角度来讲,投资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从投资对象的盈余中取得投资收益,这就是投资的寻利性。教育投资也不例外,投资者对“合理回报”的寻利性要求民办高校对成本和盈余进行确认和核算。一方面,社会资金投入民办学校,是一项投入大、风险高、投资回收期长的长期投资;另一方面,学生家长认为教育子女是投资行为。这种投资不同于其他物质生产活动的投资,它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投资,是比物质生产投资更具效益的投资。但两种投资的最终目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获取投资回报。因此,作为投资就需要进行教育成本核算。

(三)教育成本核算是民办高校自身发展的要求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事业一直被视为由政府支出的公益性福利事业,政府办学依靠国家机制配置资源,学校的办学经费由国家财政拨款,作为出资人的国家没有计算利润的要求。学校也只是按预算的项目、内容和有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审核报销。教育本质的公益性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是民办教育也是如此,但民办高校办学资金来源的社会性,又使得民办高校不得不面对市场,这就要求民办高校既要坚持公益性,又要注意经济效益。由此,民办高校办学过程中必然需要加强对资金运作和资源运用的管理,进行成本核算,有效控制成本,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

二、我国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对象

教育的产品比较复杂,在教育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多种观点:如教育的产品是学生或毕业生;教育的产品是知识、能力、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教育的产品是学分、文凭;教育的产品是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等。从我国研究教育成本的文献看,大多数选择了第一种观点,即教育的产品是学生或毕业生。

笔者认为,学生无论是作为一个知识的载体,还是作为一个生命体,都不能单纯作为高校的产品,它是高校、社会、家庭共同的产品。至于知识、能力、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以及它们的提高或形成,还有学分和文凭也都是整个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作用的结果,把它们说成是教育或学校的产品,未免夸大了教育或学校的作用。从学校的宗旨和功能来看,它是一个服务组织,是一个向学生传授知识、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技能的服务组织,因此笔者认为,以一个学生接受的一年的教育服务作为成本核算对象较为恰当。确定成本核算对象以后,按照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开设教育成本明细账或教育成本计算单,将各具体教育成本核算对象上一年耗费的教育资源进行归集和分配,计算出一个学生接受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成本。

三、民办高校教育成本项目设置应坚持的原则

教育成本项目是指构成教育成本的费用类别。教育成本项目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准确的教育成本分析与控制的信息,以便于实施教育成本核算,提高财务管理效率和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民办高等学校在财务收支结构上与公办高校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经费来源单一,支出用途单一。为此,笔者认为民办高校教育成本项目的设置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有用性原则。即教育成本项目既要能准确反映出教育成本信息,又要便于教育成本预算与核算。

(二)简单性原则。即教育成本项目设置要做到既简洁又明了,不要将项目设得太多太复杂,要便于教育成本核算时操作。

(三)完整性原则。即教育成本项目设置的内容必须是当期为提供教育服务所发生的资源耗费,所有的应计入教育成本的费用都能在教育成本项目中反映出来。

(四)继承与发展的原则。既要与现行的会计制度规定的教育经费支出项目有一定的连贯性,便于向教育主管部门提供报表,又要有所创新,符合教育成本核算的要求。

四、民办高校教育成本项目的内容

根据国家发改委制定的《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试行)》中关于高校教育培养成本构成规定,结合民办高校的财务特点,从财务成本实际出发,笔者认为民办高校教育成本项目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一)人员费用。包括教职工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等;其他人员支出,指上述项目未包括的各种加班工资、病假两个月以上期间的人员工资、编制在外长期聘用人员及临时工工资等人员支出。

(二)公用支出。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取暖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福利费、劳务费、租赁费、物业管理费、维修费、招待费等;其他公用支出,指高等学校用于上述以外的必要日常公用支出,包括诉讼费、会员费、工会经费、其他杂费等。

(三)折旧费。折旧费是指学校教学用固定资产耗费的价值,是教育成本的重要项目。用于教育的固定资产和设备主要包括:房屋和建筑物以及附属设施、一般设备、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体育器材、为教学购买的土地使用或其他长期资产等。

(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是指高等学校支出的对个人和家庭的无偿性补助支出。包括离退休费、抚恤和生活补助、医疗费、住房补贴、助学金等。其中,离退休费包括离休费和退休费;助学金,指高等学校按国家规定对各类在校学生发放的助学金、奖学金、学生贷款贴息、勤工助学金、困难补助、出国留学人员生活费、青少年业余体校学员伙食补助费和生活费补贴,以及按照协议由我方负担或享受我方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进修生生活费等。

(五)其他费用。主要是贷款利息。作为非财政资金投资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不少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特别是启动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而作为贷款必然附加的条件,贷款利息与贷款本金是相伴而生的,应该计入教育成本。

五、我国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程序

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就是将发生的各种费用按照成本对象进行归集和分配,从而计算出教育总成本及生均成本。具体程序如下:

(一)要素费用的分配。我国民办高校在日常开展教学及其他活动中发生的各种要素费用,要根据其具体的发生时间和用途,编制各种要素费用分配表,据以编制记账凭证,计入各有关的成本、费用账户中。

(二)分配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对于归集于“待摊费用”科目中的各项费用,其中属于本期负担的部分通过编制“待摊费用摊销表”的方式计入各有关成本费用账户中;对于应由本期负担但尚未发生的费用,则应通过编制“预提费用分配表”的方式计入有关的成本费用账户中。

(三)分配管理费用。期末应将归集于“管理费用”明细账中的费用,采用适当的分配方法,通过编制“管理费用分配表”的方式计入教育成本账户中。

(四)计算合格毕业生及未毕业学生的教育成本。通过上述步骤计算和分配之后,民办高校所发生的各种费用,都集中于“教育成本”科目中。民办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编制“合格毕业生教育成本计算表”。

六、我国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理论的研究。无论是进行教育成本研究和分析,以加强教育管理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还是确定学校的经费开支标准和学费标准,以防止学校的营利倾向,进行教育成本核算都是必要的。这就要求我国教育主管部门从民办高校的实际出发,制定统一规范的教育成本核算方法,加强教育成本核算,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二)重视核算的方法。随着高校办学向多元化发展,许多学校出现了国家学历教育、自考、职业培训等多种办学形式共存以及本科教育、专科教育等多层次教育共存的格局。从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来看,教育活动具有批次性特征。在选择成本计算方法时,可根据分批法核算成本的原理,分批计算培养人才的总成本和生均培养成本。

(三)加强财务管理的战略规划。加强财务管理战略规划应做到:学校各级领导要加强成本管理知识的学习;建立健全合理的组织机构,减少冗员;进一步提高师生比,降低辅助工勤人员经费;加强财产物资管理,合理配置资源,实行校有资产有偿使用;加强收费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国家收费政策,提高收费服务质量。

(四)强化成本管理意识。应加强学校领导的成本管理意识,使之充分认识到学校成本降低的潜力,还应把降低成本的工作从管理部门扩展到其他各个部门,形成全校全员式的降低成本格局,形成纵横贯穿学校各部门的“组织化成本意识”,并将降低成本从战略布局的高度加以定位,确定具有长期发展观的“战略性成本意识”。J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构成及测算办法探析”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554160)

参考文献:

1.杨耀.高校作业成本核算探析[J].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1).

2.李泰然.基于作业成本法的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应用——以重庆RZ学院为例[J].财务与金融,2011,(02).

作者：刘静　辜梅

我国教育成本研究论文 篇3：

构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对策研究

摘 要:目前，在我国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的实践中，存在着政府投入不足、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分担比例过高、企业分担比例较低、高职院校分担能力有限等问题。构建一个由政府、企业、社会、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等主体共同分担高职教育成本的合理机制是缓解高职院校办学经费不足、促进高职教育良性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作者简介：李博（1983－），男，河南经贸职业学院科研外事处处长，讲师，主要从事成本管理、高职教学管理研究。

2009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达964.8万人,比1999年增长了8.2倍，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虽然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急剧扩张，但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致使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问题在此背景下产生，其本质是要解决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由谁支付、支付多少以及如何支付的问题。针对目前的国情，我国应构建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政策的演变过程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高等职业教育免费阶段。改革开放后，为缓解经济快速发展与技能型人才紧缺的矛盾，最先富起来的发达地区提出创办职业大学的设想。1980年，原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了南京金陵职业大学、江汉大学等13所短期职业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和职业大学诞生后至1985年我国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均实行免费政策，由政府承担全部的教育成本。

第二阶段（1985——1992年），过渡性“双轨制”收费初始阶段。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国家财政不能完全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我国高校开始实行过渡性“双轨制”收费政策，个人开始分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

第三阶段（1993——1997年），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的推进阶段。1993年我国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革上大学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逐步实行收费制度。”1994年高等学校实行学费并轨改革，开始对所有高校学生收取统一的学费。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1997年开始全国所有高校基本完成招生并轨和学生缴费上学改革，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全面实施。[1]

第四阶段（1998年——至今），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多元主体分担阶段。1999年以来，高校实施扩招政策，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由当年的275.45万人提高至2009年的639.49万人。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张，我国高等教育的财政压力也随之加大，高等学校只能以提高学费的方式来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尤其是获得财政拨款较少的高等职业院校学费上涨速度更快，学生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分担者，个人、国家和学校逐步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不可或缺的角色，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制度正式形成。

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财政投入不足,政府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不到位

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我国提出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要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然而，时至今日这一目标仍未实现，尽管2005年至2009年这一比重呈逐年递增趋势，分别达到2.82％、3％、3.32％、3.48％、3.59％，但仍然未达到4%的目标，致使我国高等教育预算内教育经费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在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内部的预算财政拨款分配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据调查，我国高职院校的生均事业性经费远低于普通本科院校的平均经费，甚至有的地区尚不足本科院校的一半，有的省、市属高等职业教育经费甚至低于发达地区的普通高中水平，大部分高职院校主要依靠收取学费来维持运转，学费收入占到高职院校总收入的60％以上。[2]由于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和教育资源在分配上的不合理，造成了高职教育办学经费的严重紧张，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培养目标的实现，也直接影响了社会对高职的认可度和学生入学的积极性。同时最终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目前理论研究设计人员偏多，而实用型、技能应用型人才缺少这种不合理的社会人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受教育者个人及家庭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比例过高

根据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受教育者个人收取一定学费，由其分担部分教育成本是合理的。[3]但从中国近年来的高等教育学费改革来看，受教育者个人承担的教育成本逐年提高，已经超过了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的支付能力。数据显示，从1989年到现在，大学学费从每年200元上涨到每年5000元以上，至少增加了25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左右，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左右，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是居民收入增长的10倍。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在很多场合说过“现在的大学学费己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2010年4月份，在关于河南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及家庭年学习费用的调查中，统计显示，高职院校学生一年的学习成本大约为：文科生平均10000元，理科生平均12000元，而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17175元和5000元，河南省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0.7年左右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近2.5年的纯收入，负债求学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包袱，因此，学生及家庭承担的学习成本明显偏高。

（三）企业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比例较低

企业是职业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企业应是高职教育成本的重要承担者。[4]但现实的情况是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非常有限。在企业内部，根据国家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可提取工资总额的2.5％作为职工教育经费，专门用于职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教育，但由于企业管理层对教育投资的认识不够，很多企业不予提取，或即使提取也挪作它用。从外部来看，虽然国家大力提倡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倡导高职院校与企业共同开展订单培养、共同开发课程和教材、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等，但由于缺乏政策的扶持和制度约束，除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有行业依托背景的高职院校外，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处于单相情愿的处境，企业对高校，尤其是对高等职业院校的捐赠还十分有限，由此可见企业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比例很少。

（四）高等职业院校收入能力有限，分担教育成本比例有待提高

由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晚、基础弱、自身创收能力低，再加上近年来为了响应国家高校扩招政策，满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许多高职院校在政府投入有限、办学经费紧缺的情况下通过举债的方式建设新校区、引进“双师型”教师，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严重影响到了高职院校自身的创收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致使其分担教育成本的能力也非常有限。

三、构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一）以家庭和受教育者个人收入能力为依据，合理确定高职院校学费

高职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兼具公共物品和私人产品性质的特征，受教育者个人接受高职教育后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未来的预期收益，并能较大地改善家庭的经济收益状况。因此，依据权益和义务对等原则，受教育者个人应是高职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和承担者。[5]但在我国由于受教育者个人大多未参加工作，不具备承担教育成本的实际能力，受教育者的家庭则是教育成本的实际承担者，受教育者个人只能通过未来就业取得收入来弥补自己受教育期间家庭代自己分担的成本。因此，在我国受教育者个人和其家庭应该是合二为一的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分担者。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校学费开始上涨以来，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负担的高教成本比例迅速提高，到目前为止，高校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已接近50％，已超过大多数居民的承受能力，如果继续上涨将不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也势必影响我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长远发展。目前，我国受教育者个人分担和补偿高职教育成本的比例不宜过高，应该以受教育者所在家庭的户均可支配收入和其个人未来就业的预期收入为依据来确定成本分担的比例和学费标准，使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承担高职教育成本的比例控制在25％这样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具体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政府制定高等职业院校学费时要充分考虑本地区居民的支出承受能力，尤其是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经济承受能力情况。居民的支出承受能力取决于居民的支出结构和水平，最终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而我国目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实际支付能力都不容乐观。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居民储备总额绝对数虽然较大，但居民个人存款的60％为20％的人所有，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用来描述收入整体差距程度的重要措施，其经济意义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总占收入的百分比。国际上通常认为，当它处于0.3-0.8时表文收入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级分化）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己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居民贫富差距大。同时考虑到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较高(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为0.37，农村居民家庭为0.43)，我国家庭户均整体收入水平和实际支付能力都不高，更何况我国高职院校约80％的学生来自相对贫困的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因此，高职学费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居民和家庭的实际收入状况、恩格尔系数状况等，将标准控制在居民实际支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均能够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2.建立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收入跟踪和预测机制。由于高职教育兼具“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属性，那么，高职教育的学费就是受教育者个人接受教育服务而支出的价格或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学生及其家庭均会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权衡是否要接受高职教育，也就是说，只要其预期收益高于成本，接受高职教育就是经济理性的。因此，受教育者个人的收益率应是高职教育确定学费标准的重要依据。教育经济学通常以受教育者的收入和受教育年限等数据为基本依据，借助数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估算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或收益率，即明瑟收益率（受教育者个人平均多接受一年教育可引起的个人收入提高的比率）。在现实工作中，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专业类别、就业岗位、就业地域等标准定期对本地区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收入情况进行抽样跟踪和统计，建立高职院校毕业生收入情况的样本数据库，并依据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情况，对未来几年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收入变动状况进行预测，进而为合理确定高等职业院校的学费标准提供科学的参考数据。

3.建立高职学费价格听证制度。高职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费标准的高低涉及千千万万学生及其家长的利益，具有公益性的特点。对高职院校的学费标准实行价格听证，既是对社会各界教育知情权的尊重，也是教育公平和教育民主化的重要体现。价格听证会不以确立一个具体的高职学费标准为目的，而在于提高高职学费形成机制中民主参与的程度，为相关利益各方提供一个申诉的平台。政府公开、公正地举行高职学费听证会，由学生及其家长代表、行业协会代表、高职院校的法人和社会有关方面人士参加，就影响高职学费标准的各方面因素进行探讨，以确定一个本地区高职学费的指导价格或价格范围，作为本地区政府制定高职院校学费标准的参考依据。

（二）以校企合作机制为平台由企业多形式分担高职教育成本

校企合作的目的是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让学校和企业的人力资源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切实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企业通过接收受过高职教育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可以充分运用高职院校的专利成果，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因此，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企业应是高职教育成本的重要分担者。企业可以采取以下形式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1）直接捐赠。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发展规划和人才筹备需要，对专业对口的高职院校直接资助办学经费、捐赠教学仪器和实训设备、援建教学或实训场所、赞助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等，分担高职院校的办学运行成本。（2）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室）。依托企业优势，大力推行由学校提供场地和管理，企业提供设备、技术和师资支持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模式。同时，与高职院校共同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积极为高职院校的学生提供专业对口的顶岗实习、毕业实习岗位，分担高职院校开展校内、外实验实训教学的成本。（3）设立企业奖学金和助学金。企业可在高职院校设立综合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助学金，每年对品学兼优的高职学生进行资助和奖励，帮助其完成学业，并在就业时予以优先录用，分担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和就业成本。（4）积极参与高职教学过程和共同培养教师。企业应积极动员内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到高职院校担任兼职教师，参与高职院校的专业开发论证、课程改革，并承担一定的实训教学或指导任务，帮助高职院校推进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企业可以设立“教师工作站”，为高职院校教师开展社会实践、专业技能进修、教学研究等提供平台和条件，分担高职院校教学管理和师资培养的成本。

由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特性使然，要使企业自觉分担高职教育的成本还必须有国家法律和政策作保障，才能落到实处。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完善各种税收征管措施使企业依法纳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补偿高职教育培养成本；二是探索通过立法手段对受益企业开征高等教育税或人力资源享受费，用法律手段明确企业对教育的投入义务；三是通过舆论导向和政策激励，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比如，在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中，要增加企业对高职院校捐赠、设立助学基金、优先录用高职院校毕业生等方面的具体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通过资助和捐赠等多种办法和途径来补偿或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

（三）高等职业院校应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提高分担教育成本的能力

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教育资源和广阔的专业培训市场，开拓多种筹资渠道，以获取充足的办学经费。（1）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争取横向科研经费。高职院校要紧紧围绕行业企业的最新需求，主动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和渠道，构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学体制机制，积极参与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职工和社会成员提供多样化的继续教育和管理咨询服务，争取更多的企业科研经费和资助，实现互利共赢，不断提高自身的办学实力和水平。（2）依托专业特色优势和先进的实训基地，按照市场规律兴办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型校办产业，依据社会需求举办各类各级学历与技能培训。这样不仅可以形成稳定的校产收入和培训收入，弥补办学经费不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学生的顶岗实习和就业实习问题。（3）加强质量工程建设，完善法制制度，积极争取社会捐赠。在发达国家，企业捐赠是社会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我国高职院校目前获得的社会捐赠比例很小。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加强质量工程建设，提高内涵水平，办出品牌特色，以优良的质量，赢得社会的认可和捐赠。同时，政府应尽快建立与完善对高等职业院校的捐赠机制和制度，制订并完善更积极的促进捐赠的相关政策与法规，如提高社会捐赠的税收优惠比例，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捐赠，进而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6]

（四）以财政收入为依据由政府作为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的最终主体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投入水平和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承担着高等教育成本的50％—60％，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中充当最主要的角色。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相比，在实训基地建设、实习设备购置等方面所需经费更多，发展高职教育需要更大的投入。因此，政府应按照《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将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列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切实保障职业院校的教育经费，真正扮演起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最终主体的角色，并要做到以下三点：（1）建立公共教育经费与财政收入增长的联动机制，确保公共教育经费的增长与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同步，使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同时，加大对贫困地区高职教育经费的保障力度，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2）调整高等教育内部公共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和结构，逐步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使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能够享受相对公平的教育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应依照《职业教育法》、《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等文件的有关要求，合理制定本地区高职院校的生均经费标准，并应足额负担部分公共教育经费。（3）增加财政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把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等与政府拨款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那些评估优秀、建设成效突出的高等职业院校加大专项经费投入，以优化职业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

总之，构建一个合理、科学的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不仅是缓解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紧张的需要，更是推动高等职业院校加快适应市场、实现开放办学、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秦福利，刘玉芳.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问题与对策[J].学术论坛，2009（4）.

[2]黄比超，杜远阳.我国高职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错位分析及对策[J]．浙江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

[3]彭红玉，我国高职教育学是形式机制研究[D].华中科技学硕士论文，2006.

[4]杜家龙，高职教育成本及成本分担问题研究[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7）.

[5]孙羽迪．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及国际比较[D]．北京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8.

[6]李蜀湘，高职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主体的定位问题探析[J].高业时代，2009（14）.

责任编辑 肖称萍

作者：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