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平衡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西部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在当前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律制度对西部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其中，经济法对西部经济发展的促进尤其值得关注。从经济法基本功能、公平分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西部市场建设等不同视角都可以看出，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都存在着高度的契合。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税法的平衡问题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税法的平衡问题分析论文 篇1：

剔除“皇粮国税”的概念

赵国君：您最近好像在研究皇权专制制度与国家征税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吧？那么，什么是皇权专制呢？

李炜光：皇权专制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核心，是自秦始皇确立“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统治原则以后形成的。这以后至宋、明、清前期，皇权专制制度逐渐成熟和自我完善，并形成一种具有强烈中国特质的制度文化。它具备一切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只是把它们更加推向极端：完全集中于皇帝个人的、强有力的、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力和权力运作，不接受用法律限定的权力，反对权力分散，其一切政治主张几乎都是从皇帝自身及其所领导的最高统治集团的需要出发，代表的是“绝对皇权专制”、“普遍奴隶制”、“军事官僚专权”的政治力量，维护的是皇帝的私利和官僚系统的既得利益。

赵国君：这样一个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呢？

李炜光：皇权神授，皇权无限，皇权完美无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中国皇权专制文化规定的不可质疑的价值观。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的精神与权力体系，以便对君权进行任何有效的制约与均衡。在皇权专制制度下，皇帝本人就是权力的源泉，政权运用的最后的决定权操在皇帝一人手上，而且这种权力不允许任何法律及制度对其加以束缚和制约。在皇权专制制度下，民众以至士大夫阶层都失去了人身自由，也不再拥有任何政治、经济权利，人们统统成为皇帝的彻头彻尾的奴隶。整个国家，除了皇帝自己，没有一个人具有独立意志。在皇权专制制度下，思想文化处于被禁锢的状态，人们的精神活动被扼杀、被愚弄，民众长期被置于贫困和愚昧的境地。一旦有人敢于对帝王权力提出质疑，便会立即遭致杀戮，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个民族一切文化、制度创新的可能性。或者说，皇权专制制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走上了一条毫无生机的绝路。

在人类历史上，包括皇权专制在内的一切专制制度，往往确实能够暂时地制造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使社会资源能够迅速、及时、有效地集中于政府手中，由政府集中配置以实现经济增长。但专制政体也有明显的弊病，其权力不受约束的弱点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副作用，如经济结构失调、政治腐败丛生、社会资源利用的低效和大量浪费、市场缺乏公正性、社会成员贫富两极分化等。或者说，专制的高压统治并非能永远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相反，它经常制造出一些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的皇权专制在这些方面做的只是更加过分而已。

赵国君：“皇粮国税”也就是打这儿来的吧？

李炜光：是的。由于君主和官僚权力呈现一元化、绝对化的态势，整个社会缺乏有组织的力量对之实施制约和监督，其结果必然导致皇权专制国家可以畅行无阻地通过行政、司法、军事机构和各级官吏直接实施对农民的政治统治、赋税徭役征发、法律制裁乃至军事镇压。中国民间一向把农民向政府缴纳赋税称作“完纳皇粮”就准确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这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是一种贵族领主制，着重地方分权。在这种制度下，国王是封建等级的顶点，是领主们的共主。国王与农奴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征收赋税是通过领主这个中间环节进行的，王室责成领主向国王缴纳赋税和贡纳，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这是因为，欧洲封建国家的法律规定农奴隶属于领主，领主对农奴拥有直接的政治统治权、经济剥削权以及司法审判权。在中世纪西方农民（农奴）的心目中，真正的对立面是领主和收税官吏，并不十分痛恨国王。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秦以后，中国的中层阶级——政府与小农之间的缓冲地带便被消灭了，皇权专制的封建国家与农民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黄仁宇先生曾形象地把这种社会结构称为“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他指出：“中国的传统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

皇权专制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与皇权专制国家的赋税征收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或者说，皇权专制国家的赋税征收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折射出皇权专制制度的本质。而揭示这个本质与内涵对于当代中国推进政治文明建设，铸造属于自己的新文明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是这样认为的。

赵国君：说起义务的税收观，其实是有传统的，我们几千年来的观念不都就是“皇粮国税，不交有罪”吗？

李炜光：在皇权专制与农民的对立关系中，农民直接面对的是打着皇帝的旗号、代表专制皇权的各级官吏，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农民从来就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听天由命”。皇权专制社会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处于政府和农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或者有某种法律可以起到保护小农利益的作用（如西方社会约翰王时代的“大宪章”）。这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严重破坏了社会再生产过程，构成对小农经济的一种极度的杀伤。

由于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行政权力不经过任何缓冲地带直达普通农户，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赋税便也不必以基层行政单位，如庄园、村为单位，而是以户为单位征收，这是理解中国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财政专制体制的关键。黄仁宇先生对此解释说：“这也就是说大部分税收都是直接税，既不像封建制度一样由诸侯附庸进贡的方式支持皇室，也不像现代政府一样以公司所得税、间接税、累进税作收入的大宗。向中央政府直接供应人力物力的负担的乃是全部平民。这种特点，也是中国历史上顶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现在看来，这种措施是最近几百年来最能妨碍中国进步的一大主因。”

赵国君：“政府直接面对农户”，皇权真是一竿子插到底了，这种体制下的税，老百姓哪有说话的份儿啊？

李炜光：在中国，赋税问题从来都首先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在皇权专制的高压统治下，各级官吏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税，征收多少全凭一时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对纳税农民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征税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维护皇权专制制度。所以，皇权专制下的赋税征收实际上是毫无限制和毫无限度的，如北宋时期“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缺乏普遍的中层机构”，形成一种扁平式的、依靠从上至下施加压力的、“完成政治任务”式的征收，造成赋税征收极强的随意性。

《宋史·食货志》称：宋代田赋征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是征税权毫无限制的结果。明代税制规定，纳税人须将所缴税粮运送至指定地点、指定仓库，目的地有的远至千里之外，“因之计及运费及加耗‘米一石’，实质上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其价值千差万别。有时也可以折布折银，其折换率不因时价而高低，而系由政府凭己意而增减”，都是这种随意性的反映。

赵国君：民生之苦，尽在官府！

李炜光：是啊，中国历史上爆发过千百次农民起义，就其整体性质而言，没有一次不是“民”反抗“官”的斗争，用谭嗣同的话说，是人民“苦于君官，铤而走险”，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的话说就是“官逼民反”。人民革命的锋芒，都是对着皇权专制政府的。教科书上所谓“农民反抗地主”的结论，不过是学舌者的以讹传讹，始作俑者的想当然而已。在中国，农民与地主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哪怕是一场像样的战争，而“官逼民反”却比比皆是，这正是在“国”与“家”之间缺少一个缓冲地带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分散经营、“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为主体成分。自然经济与皇权专制相结合，这样的体制下，总是有这样一条规律在起作用：如果农民有一块稳定的土地可做生活资料的来源，他决不会造反；如果他失去了小块耕地，不得不去为人作佃，交纳高额地租，他决不会造反；如果他佃户也做不成，那他会逃荒要饭，半饥半饱只要能维持生存，他也不会造反。但如果一切机会都没有了，再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了，那他也就只有“揭竿而起”了。造反是死，饿死也是死，既然都是死，不如起来革命，也许能闯出一条活路来。这样，连最分散和最难以团结一致的农民阶级都组成起义大军与政府作对，这样的政府还能生存下去吗？所以，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地爆发全国性的反抗苛捐杂税、要求均平赋税负担的农民起义（只要皇权专制社会存在，这种农民的反抗斗争就不会终止），一次次地改朝换代，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而且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始终没有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这个怪圈。

显然，人们以往习惯用“封建主义”来概括中国皇权社会的性质是不恰当的，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有些历史学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马克思曾指出，封建社会是一种政治性的等级社会，中国的中间阶级被消灭了，所以不是这样的社会。直至十九世纪末西风东渐之前，中国也从来没有作为地租剥削者意义上的“地主”概念，中国人观察自己的社会分层，也从未将“地主”与“农民”作为基本范畴，而是区分为“官”与“民”（又分为士、农、工、商，所谓“四民”也）。中国也从没有爆发过一场像样的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战争。显然，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秦以后的制度演变都不具备“封建社会”的特质，用“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解释不了中国皇权专制下的基本社会分野，国家政治资源及物质财富的分配的决定性力量从来都是皇权，而不是其他。所以，在中国，秦朝以降并不存在什么“封建主义”，而是彻头彻尾的“皇权专制主义”。李慎之先生为它“杜撰”了一个英文名词，叫做emperorism。在对社会实施统治方面，中国的皇权专制较之西方的封建制度更为严密、更为强化，也更为残酷，这从以上我们对中国社会赋税征收过程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观察出来。而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就是无限政府的形成。由于国家政治权力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得不到来自法律和社会的任何有实质效力的限制与监督，呈无限扩展的趋势，久而久之，这个国家的民众和社会就逐渐失去了自主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人们再也没有能力甚至不会想到去抵制政府对社会、对私人领域的任意干预了，也不会有意识和有组织地抵制国家的横征暴敛行为，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人民不得不完全放弃对政府的权力，或者说，他们的权力已经被专制制度完全剥夺了。

毫无疑问，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政府就是一种典型的无限政府。皇权专制的政治结构意味着皇帝拥有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建立一个庞大的行政体系，包括众多的行政机构、专职官吏和职业军人，以充分体现皇权的威严和实现高度控制整个社会的需要。

赵国君：一个无限权力的皇帝，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其实不过是皇帝的雇佣兵或助手而已，也就是一张张伸向民间贪婪而蛮横的嘴，来势汹汹，咄咄逼人，谁来限制？

李炜光：其实，为了维持庞大的宗法和官僚体系内的平衡，皇权专制制度在其自我调整空间比较充裕的时候，也会对自身过分专制化的趋向加以一定抑制，有一些对君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手段，如议、封驳、台谏制度等。但这种对自身过分专制的自我抑制实际上是失灵的，只能局限在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皇权的专制性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相反会随着自身逻辑规定的方向恶性发展。

由于政府的无限扩展和官本位文化的蔓延，社会中几乎一切事情都是“官”说了算，腐败便不可抑制了。人类历史无情地表明，尽管各种类型的社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现象，但只有无限政府下的腐败最为严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可抑制的腐败。在这样的社会中，官员们关心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公共事务或公益事业，而是如何保护自己的职位和利益，如何继续“往上爬”。即使他去做某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首先也是对他的“乌纱帽”负责；而他的上级在对他提出工作要求时也动辄以官职相威胁，官的需要第一，官的利益第一，官的权威第一，这就必然走上一条无限政府的路径，并且不可逆转地沿着其特定的路径继续演化下去。

赵国君：这么说，皇权专制的社会必然是机构膨胀、冗员繁多了，进而效率低下，腐败横行了？

李炜光：就是啊，在皇权专制社会中，整个社会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来养活一个职能上越来越不受限制、规模上越来越庞大的政府，这个无限扩张的政府对资源巨大的和无益的耗费，会带来大量的失业人口和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而不良的经济状况最终会妨碍、损害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作为皇权专制社会里生活的个人来说，当一名政府官员比从事任何职业都要来得稳妥可靠时，人们便会想尽办法挤入官员的行列，“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一职数官，一官数职”。文人读书目的是做官，商人经商赚钱是为了捐官，小官钻营取巧是为了做更大的官，人们活着就是为了做官，就必须一生围着官转来转去，由此形成全民性的“官文化”。不管是哪个民族，官文化一旦形成，是很难再用别的文化取代的。

赵国君：难怪官本位的思想这样根深蒂固！

李炜光：无限政府最明显的外在特征是机构膨胀、官员冗多，其飞快发展的趋势，使得任何改革措施都变得无济于事，最终成为社会和人民的一项无法摆脱更无法承受的负担。为了巩固皇权专制，历代王朝不断地分散削弱各级官僚机构的事权，使之上下相制，内外相维，叠床架屋，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的规模因而越来越庞大，以至于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宋英宗高皇后曾惊叹：“官冗之患，所从来尚矣。”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官冗”绝非某一王朝的特殊现象，而是皇权专制制度的通病！

随着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激增，官俸便成为历代财政数一数二的大项开支。但问题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并且越来越庞大的政府却是建立在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脆弱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用胡如雷先生的话说：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制造的庞大的政府“就好像一个还没有成年而且身体羸弱的人勉强穿上了一套不胜负担的铠甲”，表现出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与经济上的极端落后分散这一对中国皇权专制社会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

政治上的集中要求有大量的官员和军队为之服务，经济上就必然要求有大量的财政经费以供其消费，而自给自足的和脆弱的小农经济却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如果这时候皇帝的征税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事情也许还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是与西方的王权相比，偏偏中国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他所建立和以他为总代表的政府是“无限”的，这个政府所拥有的征税权也是“无限”的，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没有可能对他进行哪怕一点点的制约。于是，赋税、徭役的征收便越征越多，越征越重，就像一辆因失控而狂奔不止的马车，不到造成严重破坏的程度和受到外力的强力制止停不下来。皇权专制制度对于农民及其一切财产予夺生杀的“天然权力”在唐宋以后发展到赤裸裸的程度：毫无限制的权力体制通过赋税、税外加税、费外加费等名目，不断加重对农民的掠夺，通过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方式直接牟取暴利，如：通过“鼠雀耗”、“火耗”之类荒唐的名目进行公开掠夺，利用禁榷制度和垄断权如盐、茶、酒、醋课（专卖）等暗中掠夺，利用采办、进御、上供、采造、织造、采木等机会无偿征调和占有农民财富，占据通衢要道开设“皇店”和权贵的“家店”、“官店”以获取暴利，等等，于是赋税就越发像一个人间的怪物，成为残害人民、破坏社会再生产能力、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的根本因素。

赵国君：统治者们难道不想“自救”吗？

李炜光：问得好！当农民忍无可忍，社会面临动荡、战乱的危机时，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某种“自救”性质的改革运动，但由于整个官僚机器上上下下都“搭”着皇权专制制度的“便车”，官员们不论职位大小都有自己的利益与这个制度牢牢地“栓”在一起，所以这样的改革也就只能在保持已有的税、费征收总额的前提下进行，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改革，农民总的赋税负担是既定的，得不到任何减轻，成为满足权力阶层最大利益的工具和牺牲品。

从农民的角度来说，由于始终被皇权专制制度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早已吃够了“旬输月送无休息”的苦头，现在能够在重税、重役的压迫下喘一口气，因此还是欢迎统治者的某种“改革”措施的，社会秩序甚至可能由此暂时安定下来。但问题是，在皇权专制的无限政府的强力冲击之下，“改革”的那一条脆弱的“防线”根本无法阻挡“正税”之外再次出现新的杂税浪潮，在正税、杂税和不知什么名目的税、费的强力冲击之下，农民哪里还有生路？于是，新的农民革命就又在酝酿之中了，它标志着中国皇权专制和财政专制制度在越来越走向极端的同时也越来越走向灭亡，最后，整个社会无可逃遁地坠入灭顶的深渊。

赵国君：西欧封建制形态对税的重要作用是什么？

李炜光：西欧封建时代和近代西方社会对王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对君主征税权和预算权的制约上。在英国议会制度确立之前，赋税征收已形成事先征求王国社团意见的原则。１２１５年《大宪章》特别强调了这一原则。为了确保《大宪章》的贯彻实施，英国议会又于１２９７年迫使爱德华一世签署了《大宪章确认令》，规定“如无全国公众之同意并为了王国之共同利益，除了古代应交纳协助金外，将不再征收协助金、税金等”。十三世纪末，英国就出现了下议院，此后，治税权、预算权便牢牢地掌握在议会手中了。法国赋税也必须经议会的批准方能征收。腓力六世于1338年签署文件，规定“除非有紧急需要，而且经过各等级人民同意，国王无权征收任何新税”。

到了专制王权时期，君主的征税权虽然明显强于此前的国王们，但这种权力仍受到各种形式的制约，其中主要是来自地方村镇居民的抗税运动。英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从抗税开始的，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从酝酿到形成，无不是以治税权、预算权和财产权的争夺为进步动力的。

而中国在皇权统治下，整个社会缺乏中间力量和体制内部对皇权及其赋税体制的有效制约，人民承担的赋税名目和数量，必然随着庞大无比的官僚机构体系的无止境的扩张而无限递增，特别是各种非法加征的苛捐杂税常常以“变法”的名义走向合法化，走向重税和竭泽而渔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这就是秦晖先生所说的“黄宗羲定律”。

赵国君：可怕的就是这种治乱循环。

李炜光：可以肯定地说，皇权专制为秦以后中国政治与财政制度的演变预设了极为危险的模式和自我毁灭的“路径”。对于后人来说，历史的环境和具体的事件可能变更，但是只要是皇权专制的基本制度和文化不改变，无限政府的趋势就不可避免，为维持无限政府的生存苛捐杂税就会层出不穷，致命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就肯定会出现。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深刻的道理，不可小觑。

现在，虽然皇权专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势力却还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令人无法不感到忧虑。

赵国君：我们的农业税免除后，许多人说：几千年的皇粮国税走到了终点。

李炜光：一定要破除“皇粮国税”的观念！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中央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明显地存在着政府规模过大、官员过多、财政的紧运行状态，所谓经济运行出现轻度衰退时只能“增支”、不能“减收”，不得不继续强调税收的“刚性”，仍然不得不维持税收的高速增长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政府规模过于庞大的结果。

在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下层官吏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和关系网的扩展上，却没有看到中央集权思维和政治运作这一结构性因素对于机构膨胀的影响。绝对权力运作和极力强化税收收入的政策取向的两极藕合，必然导致政府体系（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和政府控制企业）的结构性膨胀和赋税收入规模的超常规增长。机构和人员恶性膨胀的问题甚至成了一座“铜墙铁壁”，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使得任何改革在它面前总是无功而返，反倒需要为此支付更大的成本。虽然我国政府已经实行取消农业税的重大改革，但由于无限政府的阴影挥之不去，此举究竟是不是理想的改革路径，能否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观察。

赵国君：您还是坚持您在2002年提出的“财政、赋税问题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的观点吗？

李炜光：是的。目前还没有学者能推翻这个观点。中国的问题主要出在体制上，我们却没有从根本上对这种体制进行认真反思和实质性的改革，我认为，这是我国近三十年的改革需要总结的最大的教训。

纳税问题的实质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它表面上是个财政概念实际上却是个政治范畴。减轻纳税人负担不应当被认为是政治威权对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民主法治社会中平等交易的题中应有之意。要确保公平在先，首先要给纳税人以真正的公民待遇，破除“皇粮国税”观念，实行公民权利平等基础上的非身份性税法，建立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强化公民作为纳税人的现代公民意识；要在现代税制的基础上实现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统一。

理性的制度安排就是政府的规模、职能和权力以及财政税收的制度与政策受到法律的限制和人民的监督，人民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注：选自《真正体现纳税人意志的税收才是好税收——访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本文是该访谈录的其中一部分内容。采访者赵国君。该文及其他访谈录一起结集成书，即将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作者：李炜光

税法的平衡问题分析论文 篇2：

试论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的契合

摘要：西部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在当前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律制度对西部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其中，经济法对西部经济发展的促进尤其值得关注。从经济法基本功能、公平分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西部市场建设等不同视角都可以看出，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都存在着高度的契合。经济法中的财税法、金融法等具体法律制度，都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关键词：西部经济发展；经济法；促进；财税法；金融法

中文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西部经济发展首先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西部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并将继续做出重要贡献。西部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出现，与西部地区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等特殊因素，长期处于交通不便的状态，很难实行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化程度方面远远落后于交通便利的东部沿海地区。同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经济政策，虽然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2000年10月以来，中央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经济战略举措，对我国西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经济均衡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一国际背景下，我国西部经济发展仍然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西部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问题。

西部经济发展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西部地区多属于边疆地区，与多个国家接壤，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部经济发展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西部地区还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民族成分比较复杂，问题较为集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有助于各种民族问题的妥善解决。从这种意义上讲，西部经济发展远远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已经成为我们迫切需要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

从法学的视角来看，西部经济发展问题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法律制度始终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当今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西部经济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中央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决策，同时还需要考虑把这些在实践检验中被认为是正确的方针政策，采用法律的形式严格固定下来，并且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可以说，从长远来看，西部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与西部法律制度建设的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深入研究西部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法律促进问题，尤为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西部经济发展需要各个部门法的综合协调作用。例如，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从基本法的层面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宏观构架和保障；行政法作为行政管理基本依据的部门法，从依法行政的角度严格规范西部地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刑法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武器，从预防和惩治犯罪的角度确保西部地区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基石，通过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市场责任的方式，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法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法律部门，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各项法律制度为西部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解决的依据；环境法作为调整环境关系的基本法律，通过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等方面的具体法律制度为西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可以说，这些法律部门，都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主旨所限，主要探讨西部经济发展的经济法促进问题。

二、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的内在契合

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存在高度的内在契合，这一点可以从经济法基本功能、公平分配、西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西部市场建设等多个角度得以印证。

首先，从经济法的基本功能来看，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是“调整在现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34经济法直接作用于整个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调控和规制本国经济的重要工具。传统的民法、商法侧重于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个体行为，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运用市场机制自动实现权益的均衡。而经济法则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干预，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运行和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显然，西部经济发展所必需面对的现实就是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而这一差距显然不能仅仅靠市场的自动调节得以实现，必须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能实现。同时，当前我国西部经济发展还面临着现代市场经济共同的“市场失灵”问题，必须通过国家的合理干预才能予以解决。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经济法能够对西部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次，从公平分配的角度来看，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同样具有内在的契合。分配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始终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分配的实质就是一种利益的分割，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环节。公平分配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划分，因而也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西部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和实现公平分配。实际上，公平分配不仅涉及到东西部之间利益划分，同时还涉及到西部地区内部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分割，因而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经济法通常被认定为是典型的“分配法”，分配是“贯穿整个经济法制度建设的一条重要经脉”。[2]经济法通过转移支付、税收优惠、金融调控等法律手段，能够在宏观上把握全国的经济形势并依法进行合理调控，实现公平合理分配各种经济利益的目的。因此，以分配为主线，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出，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

再次，从西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来看，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也具有内在的契合。西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先是面对的突出矛盾。一方面，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另一方面，西部生态环境又极为脆弱。如何在保证西部生态环境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均衡，始终是当前西部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传统民商法注重对个体利益和个人权益的保护，不能从宏观层面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张力，不能有效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因而难以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与传统民商法不同的是，经济法不仅重视公共利益，同时还特别强调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关注”，重视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之间的协调平衡，因而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同样具有内在的契合。

最后，从西部市场建设的角度来看，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同样具有内在的契合。西部市场秩序对于西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一种有序经济，各种竞争性经济活动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法有序地进行。唯有如此，市场经济才能够得到有效发展。当前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完善有序的市场，完善的市场秩序建设始终是西部经济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法在其本质上具有明显的“规制性”，这种规制性不仅体现在对市场经济中的无序状态进行规范，同时还对有序市场交易进行鼓励，从正面和反面进行规范，能够真正实现“令行禁止”的目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也具有内在的契合。

以上只是从宏观上大致解析了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主要契合点。实际上，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各项具体制度之间同样存在密切的联系，经济法各项具体制度都会对西部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结合经济法的具体制度来分析经济法各个领域对西部经济发展之间的促进作用，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之间的内在契合。经济法从其体系结构来看主要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宏观调控法，另一个市场规制法。其中，宏观调控法通过宏观调控在宏观上对西部经济发展进行保障，市场规制法通过市场规制在微观上对西部经济发展进行保障，二者密切配合、相互补充，共同作用于西部市场经济。从现阶段西部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宏观调控法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意义更加明显，因此，下文主要选取宏观调控法中的财税法、金融法两个重要领域，具体分析经济法对西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西部经济发展的财税法促进

财税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系结构上有可以分为财政法和税法两部分。其中，财政法是“调整在国家为了满足公共欲望而取得、使用和管理资财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552，具体又包括预算法、国债法、转移支付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制度。税法是“调整在税收活动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580，具体又包括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总体上来看，财税法具有促进分配、保障稳定、实现调控三大职能，因而对西部经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从预算法的角度来看，预算法对西部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预算法是“调整国家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57，涉及到预算权分配、预算收支范围界定、预算编审制度、预算执行制度、决算制度、预算监督、预算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西部经济发展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因而对西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从预算层级的角度来看，预算包括中央财政预算和地方财政预算，无论是中央财政预算还是地方财政预算都会对西部经济发展产生实际的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央通过财政预算对西部财政转移支付进行合理规划，从而有力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西部地方政府同样需要依法进行合理的预算，对地方的各项支出进行合理规划，保证地方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均衡。

第二，从国债法的角度来看，国债法对西部经济发展同样起到促进作用。国债法是“调整在国债的发行、使用、偿还和管理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96，涉及到国债的发行、偿还和管理的全过程。国债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能够为西部经济发展筹措资金，对促进西部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尤其是在当前西部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的背景下，使得国债法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2009年我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由财政部代为发行2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部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还起到了调节西部地区国民收入使用结构、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推动西部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调整的重要作用。从这种角度来看，国债法对西部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第三，从政府采购法的角度来看，政府采购法同样能够起到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采购法是“调整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117，内容涉及政府采购体制、政府采购支出、政府采购管理等各个环节。政府采购法能够强化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管理，提高财政资金流向的透明度和使用的效率，从而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采购法还可以通过与相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密切配合，达到优化经济结构、保护民族经济的目的。因而，政府采购法同样可以对西部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第四，从转移支付法的角度来看，转移支付法能够更加直接地促进西部经济发展。转移支付法是“调整在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130，在强化政府财政职能、解决财政失衡、维护国家安定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广义的转移支付包括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双向转移支付，狭义的转移支付仅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原因，西部地区疆域辽阔，在基础设施、国土保护等方面支出较大，迫切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提供相应的资金。此外，西部地区多为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国家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以促进其经济发展。因此，转移支付法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更直接的作用和意义，能够直接促进西部经济发的发展。

第五，从税法的角度来看，税法也能对西部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简而言之，税法就是“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9，在调解收入分配、优化资源配置、保障经济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税收还是中央与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因而对西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西部经济发展需要中央政府通过税收调节的方式平衡东西部地区收入差异；另一方面，西部经济发展还需要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的方式调节本地区收入差距、优化资源配置、维护经济稳定。因而，就中央政府而言，通过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法律对西部经济发展进行倾斜性保护，能够有力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就地方政府而言，通过税收杠杆也可以适时合理调节地方经济。从这种意义上讲，税法可以对西部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西部经济发展的金融法促进

金融法同样也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6]9，从体系结构上来看包括金融主体法、金融规制法、金融监管法、金融调控法，从具体内容上来看包括银行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期货法和信托法等具体法律制度。在当今社会，金融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金融还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核心手段。西部经济要想取得快速平稳的发展，必须重视金融法制建设，强化金融调控职能。因此，金融法对于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

首先，从银行法的角度来看，银行法能够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促进作用。银行法是“调整货币银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7]2，具体又包括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具体内容。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企业，对于西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央银行通过对西部经济的金融调控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商业银行法通过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规范，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通过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因此，要发展西部经济，必须重视银行法律制度建设。

其次，从保险法的角度来看，保险法也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促进作用。保险法是“以保险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称”[7]176，包括保险合同法、保险业法和保险特别法。保险制度与现代社会的经济风险紧密相连，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等多种功能。保险法对于西部经济发展具有双重的作用和意义。一方面，保险法通过经济补偿功能分散转移了西部经济发展中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保险法通过资金融通的方式为西部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西部经济发展需要保险法的保障和促进。

再次，从证券法的角度来看，证券法同样也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证券法是“调整证券发行、交易及证券监管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34，内容涉及到证券发行、交易和监管的各个环节。证券市场具有筹资、资本定价、资本配置、宏观调控的多重职能，对西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西部地区可以通过证券市场向其他地区进行融资，为西部经济发展注入必要的资金，这对当前西部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可以通过证券市场实现资产的流通，从而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由此可见，从长远来看，西部经济发展离不开证券法的促进。

此外，随着西部经济水平的提高，期货法、信托法、票据法这些金融领域的法律对于西部经济发展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小结

西部经济发展关系到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到我国经济平衡与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党中央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正确决策。然而，西部经济发展不仅需要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同时还需要法律制度的促进与保障，惟有如此，才能确保西部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整个法律制度体系中，经济法与西部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直接，也最为紧密，因此也更应当值得关注。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初步论证了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法的契合，并通过财税法和金融法这些具体的法律制度，梳理了经济法对西部经济发展的促进与保障作用，以期引起法学界对西部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关注。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经济法总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张守文.贯通中国经济法学发展的经脉——以分配为视角[J].政法论坛，2009，（6）.

[3]杨紫烜.经济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张守文.财税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徐孟洲.税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强力，王志诚.中国金融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7]李玫.金融法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8]范健，王建文.证券法[M].法律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肖京（1977—），男，河南泌阳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经济法与社会法理论、财税法、产业法。

（责任编辑：陈合营）

作者：肖京

税法的平衡问题分析论文 篇3：

我国开征物业税浅析

摘 要 近年来,是否开征物业税已经成为了广大民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本文就物业税开征的必要性、所面临的难题以及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展望物业税前景。开征物业税是大势所需,只要合理设计,充分发挥其抑制投机、维护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功能,物业税必将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内在“稳压器”,实现“住有所居”,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物业税 房地产 房价 地方财政 难题 对策 前景展望

一、物业税

物业税(Property Tax)又称房地产物业税、不动产税(Real Estate Tax),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所有者或承租人每年都缴付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不动产市场价值的升高而提高。从理论上说,物业税是一种财产税,是针对国民的财产所征收的一种赋税,政府必须尊重和保护国民的财产。同时,作为国民的一项义务,必须缴纳一定的赋税,以确保政府相应的支出。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对房地产征收物业税,并以财产的持有作为课税前提、以财产的价值为计税依据。依据国际惯例,物业税多属于地方税,是国家财政稳定而重要的来源。物业税不仅可以充当促进经济转轨的推进器,还可以用来化解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也是筹集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手段。

二、出台背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此外,在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稳步推行物业税并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可以看出,物业税的开征已经列入到中央政府决策的议事日程。

目前,我国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税收手段主要集中于住房交易环节的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在供求紧张的市场环境下,这些税收成本最终多是转嫁到购房者身上。较高的交易税和零持有税使得“囤积”房地产的机会成本较低,少数消费者投机性增强,利用手中持有的大量资金购买并持有房屋,造成房地产业的虚假繁荣。而实际上,大部分消费者仍存在着“购房难”的难题。物业税的征收能够有效的刺激房产投机者出售手中闲置的“二套房”“,三套房”等。简而言之,物业税的出台可谓大势所需,更是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剂良药。

三、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必要性

1.规范和完善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

目前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最突出的特点是流通交易环节税费项目繁多、程序繁瑣,不仅不利于税收征管工作的进行,而且加重各方税负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其次,房产保有环节税负轻,一方面使财政收入流失严重,另一方面,房产持有的低成本导致炒卖房屋等非消费性住房需求拉升房价,造成房价畸高的现状。开征物业税,整合现行财产税税种,合并或取消部分税费,从而简化税种,有利于规范和改善现行房地产税收体系。

2.平抑房价,改善中低收入阶层住房状况,使消费趋于理性

开征物业税后,由于房产保有成本的增加使非消费性房产投资需求减少,加之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改为年租制,大大降低了建房成本,两方共同作用,平抑甚至降低房价,有利于中低收入阶层早日购房;同时,征收物业税,通过实行差别税率,对豪华房产和第二套以上的房产施以高税率,可相对加大这些不动产的保有成本,促使消费者根据自身实际理性、节约消费。

3.调控房地产市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物业税开征后,通过调整物业税税率可影响住房需求:当经济过热、需求过多时,可提高税率以抑制需求、稳定房价;当经济萎缩、需求减少时,可降低税率来刺激需求,使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物业税加大不动产的保有成本,可抑制房地产投机,减少房屋空置率,激活“二手房”市场,提高不动产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加中小户型住房需求,减少豪华高档大面积住宅需求,开发商根据这种需求结构和量的改变相应调整供给,改善当前住房结构性过剩与不足并存的状况。

4.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由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物业税可实行差别税率,对别墅豪宅及第二套以上的房产采用累进税率或高比例税率,对普通用户的普通住宅采用优惠税率甚至免税,以此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的。同时,物业税收入用于改善地方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普通百姓得到更多实惠,缓和由于收入不均造成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稳定。

5.改变土地管理现状,实现地方财政收入长期稳步增加

目前我国土地资源紧缺与土地闲置浪费现象并存,开征物业税后,由于保有成本的增加迫使不动产所有者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小户型需求趋向也将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及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物业税开征后,地方财政将改变过去过分依赖土地批租以取得“土地财政”收入的短期行为,形成长期稳定收入,而且,由于物业税税额与不动产评估价值正相关,这会促使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物业税收入随着不动产价值的提高而增加,实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四、我国开征物业税面临的难题

1.物业税征税对象问题

物业税的征税对象,是对于超过人均住房面积的房产价值征税,还是对第二处住房以上的房产价值或高档房产价值征税,还是对所有房产价值征税,是开征物业税面临的问题之一。从物业税的性质来看,应统一以房产的价值为征税对象。因为,在现阶段我国的城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住房是维持生存基本需要的消费品,还不能纯粹作为财产,因此在实行物业税时还应考虑设立人均房产价值的物业税税收起征点。

2.物业税征税范围问题

物业税的征税范围,是对全部房地产价值征税,还是只针对新增加的房地产价值征税,是开征物业税面临的问题之二。对于物业税开征前期在商品房市场上已取得的房产所有者来讲,他们已经足额缴纳了未来60—70年的各项税费和土地出让金,因此,对这一部分房产征收物业税是显然不合理的;对于占存量房屋主体部分的房改售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来说,这部分房产因没有或没有足额缴纳像商品房那样的税费,对这部分房产征收物业税显然是似乎合理的。然而,这些住房的所有者多为中低收入者,人数较多,如果征收明显有悖于公平原则,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对此,如何确定物业税的征税范围,维护税法的统一和规范化,是开征物业税时应考虑的一大问题。

3.物业税是调整现行税种还是开征新税问题

从降低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物业税主要是改革现行涉及房地产的税制,变复杂为简单,变差异为统一,变无章为规范;而从财税部门的角度出发,物业税的改革要有利于拓展新税源,因此,更加重视调整现行税制覆盖范围过窄、房地产增值后的税收增幅等问题。目前涉及房地产的税收在房价中的比重已经很大,近期不宜再提高购房者的税负。

4.物业税何时开征问题

尽管物业税改革已经在加快步伐,由于物业税是一个新的税种,开征物业税需经过立法程序,由全国人大审批。而除了必要的立法程序外,物业税的开征尚受限于明晰产权、理顺产权关系、整顿房地产评估中介市场、清理房地产税费、确定调整房地产税种的主体、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先期试点等多方面因素。物业税的开征在产权、关系、体制等方面进行理顺,准备期还需要一段时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近两年在部分城市实行了物业税“空转”,其结果是开征物业税的时机尚不成熟。

5.缺乏科学的房地产评估体系,开征物业税缺乏技术支撑

假设上述问题解决之后,那么只要开征就必须定期开展评估工作,这样才能保证物业税平稳健康的发展。这就需要一个专业、公正的评估体系,包括相应的评估法规、细则,以及大量专业的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目前我国这方面状况并不乐观。现有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人员素质难以适应税收征管的需要。此外,房地产评估行业的评估法规、细则的制定相对滞后,配套措施不健全,对房地产进行低成本估价的科学方法缺乏等也是当前我国房地产评估体系的欠缺所在,而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善的。

五、解决的对策

开征物业税,将房地产开发阶段的税费后至,增加了持有阶段的成本,对现有的房地产价格会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开征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牵涉面广,不仅牵涉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如国土、规划、房管、环境保护、园林绿化、市政、防空、卫生消防等),还牵动着十几亿普通居民的心,应该特别注意平稳过渡。因此,需要研究制定开征物业税的具体方案,并在权衡各方利弊的基础上,处理好以下几点:

1.明确物业税的征税对象与纳税义务人

我国的不动产为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物业税的征税对象也相应体现为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对于征税的范围,应该是我国境内所有的不动产,包括城市与农村地区,避免以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弊端,农村非农用地利用管理的混乱,造成土地利用的粗放与浪费。

物业税的纳税义务人,应该仅限于房地产持有者。对于城市土地,由于只有使用者,应该对使用者或租用人征税。但对于房屋承租人,不应纳入物业税的征税范围。

2.确定计税依据

按现行税法规定,房产税的课征方法是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计税价值是房地产的交易价值和净收益。物业税是对持有物业的所有者进行征税,计税价值应为房地产的评估价值。评估值的确定非常重要。

3.制定合适的征税税率

税率问题,应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物业税征收成熟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房地产税费情况、地方政府目前的财政收入状况、物业税的税额目标以及我国居民承受能力的基础上确定。但税率不能定的过高,税率宜采用累进税率,以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但不能以影响居民持有物业的愿望为前提。

4.免税范围

为了更好地发挥物业税的二次分配功能,应当确定合适的免税范围与起征点。对于城市范围的房地产,应从总价和面积大小两个标准确定起征点,另外对于首套房与二套房和三套房应区别对待。对于农村地区的自住房地产应该免征,但对于城郊结合部的用于出租的物业不能免征。

六、发展前景

总而言之,物业税正成为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砝码,擔负着“居者有其屋”的天平平衡。开征物业税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思路的确定应当以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成本、顺利推进改革为原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征收物业税还处于探讨研究阶段,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可以预见,它的出台之路不会平坦,必然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是住房制度的另一次改革。尽管物业税改革并不是“救世主”,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是面对我国房地产税费制度弊病丛生的局面,物业税有理由作为“领头羊”先行一步,从而以点带面,最终推进整个房地产业税费制度的全面改革。合理设计,充分发挥其抑制投机,维护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功能,物业税必将真正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内在“稳压器”,实现“住有所居”,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钟晓敏,叶宁.关于物业税几个问题的探讨.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2005(02).

[2]陈立,肖传志.关于我国开征物业税的探讨.重庆社会科学.2005(04).

[3]杨豪,秦强.关于开征物业税的若干思考.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1).

[4]阿斯哈尔•吐尔逊.规范我国房地产税收征管的思考.当代财经.2006(05).

[5]胡芳.我国房地产税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当代经理人.2005(06).

[6]肖俊涛.论我国房地产税制的改革.湖北社会科学.2005(06).

作者：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