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老保险评价研究论文

摘要：以32篇国内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文章为研究样本，通过简单统计和归纳的方法，对我国学者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代表人物的研究情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整体总结情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价值研究情况和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应用情况进行总结。通过这种研究，力图说明目前我国学者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整体认识情况。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评价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养老保险评价研究论文 篇1：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

摘要：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关键词：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

风笑天先生曾在其《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一文中把1979年到1999年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分为“学习”、“实践”、“提高”三个阶段。如今跨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已经在“提高”的基础上有了更加长足的进步，因此，分析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总结成就、经验与不足，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以及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笔者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学研究》和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社会学》两种刊物，并以其中所有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文章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逐一研究了它们所用的具体方法、研究主题与地域等内容，并做了初步的统计。由于这两种刊物是国内社会学界的权威刊物，因此选择其中发表的文章作为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和研究水平。

一、社会学研究概况与分析

从1994年至2004年的《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中共摘录出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文章483篇，其中《社会学研究》中有174篇，《社会学》中有309篇。

(一)研究方法的视角

社会学研究有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具体是指社会学研究的两个关注点，其中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事实、政策措施的文章被归为“宏观”一类，有关个体生存状态、社会运行体系的一小部分的文章，被归为“微观”一类)，它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展示着社会和历史。目前在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宏观视角的使用频率约为58．0％，微观视角的使用频率稍少，约为37．3％。(见表1)由于“社会学研究方法”一词所涵盖的意义很广，所以有少许文章的内容过于分散，无法做出分类，这也是“宏观”和“微观”二者所占百分比之和不到100％的原因，在后面的总结中也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特作此说明。

由表1可以看出，宏观视角在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笔者个人认为这与我国国情有关。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之中，需要大量的宏观分析来做整体性把握，并且使用微观视角进行研究要受到更多的客观条件制约，因此，可以把“宏观视角所占比重很大”作为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之一。

(二)研究对象的层次(分析入手点)

研究对象的层次分为“整体”和“个体”两个部分。(整体和个体的归类是从社会学研究的分析人手点来划分的：分析的对象是3人以上的群体，则被归为“整体”；分析的对象是单个的个人，或把多个研究对象独立并分别进行分析则被归为“个体”。(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大多数都是整体，大约占到61．3％，以个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只占到32．9％。由于用整体来说明问题更具有代表性，只是在少数情况下需要以个人为研究对象，如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等等，所以，“以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较多于以个体为对象”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

(三)研究的性质

社会学研究从性质上可以分为解释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见表3)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给各种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说明。

由表3可以看出，描述性研究与其他两种性质的研究相比占有绝对的优势，占55．5％，解释性研究占34．6％，而探索性研究仅仅占到3．9％，这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值得重视的一个特点，即“描述性研究是主体，探索性研究则很少”。

(四)研究的时间跨度

时间跨度包括横剖式和纵贯式两种。(见表4)

横剖式所占的比重(70.8％)远远高于纵贯式(17．6％)，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在于纵贯式研究要耗费大量的物力、财力、精力和时间。除了研究特别需要，横剖式研究还是大多数研究者的选择。由此，“时间跨度以横剖式为主”，是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又一重要特点。

(五)研究的地城

我国社会学界一直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因此就需要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大量的实地研究，对地域的要求也很多元化，从乡村到城镇，从国内到国外，无处没有中国社会学工作者的足迹。1986年一1996年社会学实地研究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的实地研究多选择在农村进行，以研究农村的各种社会事实为主(农村56．4％，小城镇25．5％，城市18．2％)，而同期的国外社会学实地研究却更多地显示了对城市社会问题的关心，这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虽然这个结果是针对“实地研究”得出的，不能代表“社会学研究方法”这个整体，但是实地研究也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手段之一，因此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近十年的研究方法涉及的地域情况做一对比。(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地域集中在城市，大约占到30％，其次是农村，占到18．4％，小城镇则占比例最少，大约5％。表5中“整体地域”是指文章的研究对象并没有具体到城市、农村或城镇，而是泛指全国、全省等范围，比如2000年2月《社会学研究》中的《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而“其他”是指做宏观分析而没有体现地域的文章，比如2000年6月《社会学研究》中《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综上所述，我国社会学研究地点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向了城市，这是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又一特点，也是一项重大转变。对城市社会问题的关心，也从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

(六)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

从表6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1．调查研究是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中使用最多的方法，占69．6％，其中又以抽样调查所占比例最大，占61．3％，而个案调查和普查所占比例非常少，分别占7．7％和0．6％。2．实地研究的比重次之，大约占19％，但也没占到调查研究的1／3，其中观察法占9．7％，访问法占8．9％，量表法占0．4％。3．文献研究所占比重较少，大约占16．8％，在研究中文献的引用率非常高，它是对所研究的问题最有效的证明之一。4．实验研究并无一例，这和实验研究所需要的极高的设备、环境要求以及可信度不高不无关系。由表6可见，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是以调查研究为主的，总数占到所有方法的2／3还多。

(七)研究的主题

笔者通过对这483篇社会学研究方法文章的总结，得

出表7，这些研究主题的划分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研究领域的划分，只是对某些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的总结和提炼。

1．社会问题是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关注最多的领域，占总数的37．9％

我国正处于飞速发展之中，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国民生活相比上世纪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好的一面，难免就会有不好的一面，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突显出来，结合社会的需要，更多的社会学研究开始针对社会问题进行。1986年一1996年社会学实地研究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只是少数，并且只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工问题，一是农村社区中宗族与宗教研究。而近十年针对社会问题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①近十年我国社会学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仍不乏其例，占据重要地位，如唐灿、冯小双的《“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周大鸣的《“广州外来散工”的调查与分析》；①有关青少年的问题受到重视，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如黄成荣的《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现象以及成因——兼与大陆青年问题学者商榷》、张毅的《中同7－12岁儿童失学状况分析》；③妇女以及女权问题已经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如张秋俭的《女性就业现状与前景》、李银河的《中国女性的性观念》等；④有关社会与道德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学家们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如张仙桥的《公厕问题与公厕革命》、冷观的《中国人的失落：经济发展中分化的国民意识》；⑤环境问题也受到不小的关注，这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如卢淑华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本溪市的环境污染与居民的区位分布》、胡荣的《厦门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

2．“社会变迁与现代化”位居次席，占总数的16．1％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变迁速度加快，探讨我国社会变迁尤其是改革带来的农村地区社会变迁的动因、过程以及出现的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四点。

①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如王晓毅的《村庄内外——温州宜一村调查》、张雨林的《从苏南的一个村庄看社会全面发展问题》；②农村城市化问题。如张锋等的《城市化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济南市北源镇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城市化的研究报告》、李培林的《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③社区的发展。如王雅林、张汝立的《农村家庭功能与家庭形式——昌五社区研究》、王铭铭的《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④网络社会的崛起。近年，网络日益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虚拟社会蓬勃发展。白淑英的《BBS互动的结构与过程》、唐丽的《网络的生产——以一个地方性黑市经济的演化为关键案例》对此进行了研究。

3．“学术总结”总共46篇，占总数的9．5％

社会学研究不仅仅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同时也对各种理论、流派、成果进行分析、评价和归纳，这些研究者大多都是社会学界的权威人士。如风笑天的《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李冬莉的《简评典型组讨论方法的应用》，风笑大、田凯的《近十年我国社会学实地研究评析》等。这些文章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使我们能够从宏观上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研究方法。

4. 农村生活的话题总共40篇，占总数的8．3％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绝大部分，农村生活自然会成为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该项本可以归为“社会变迁与现代化”、“乡镇建设与区域发展”等类，但笔者考虑到这部分文章的数量较多，加之其中一部分硬分为其他类别有些牵强，因此把这些文章如王铭铭的《一个中国村落中“福”的概念》，麻国庆的《宗族的结合与人群结合——以闽北樟湖镇的田野调查为中心》，郭正林的《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以及社会效应》等归类为“农村生活”。在统计中可以发现，反映农村生活的文章，其研究地点大多集中于我国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如苏南、浙南、闽南以及广东南部的乡村。

5．“乡镇建设与区域发展”总共39篇，占总数的8．1％

小城镇研究是我国社会学恢复以后一直倡导的影响较大的研究，它是费孝通倡导的由乡村——城镇——区域这样一个研究视野的拓展，而区域性的发展也是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主题。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胡福明的《苏南现代化研究》，李鹤鸣的《三峡库区移民社会生态类型初探》，张敏杰的《“温州第二次创业”考察》等。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乡镇与区域的发展问题所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于我国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该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与我国农村社区需要发展的客观现实不无关系。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乡镇(或区域)发展问题还将会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6．家庭婚姻方面的研究总共19篇，占总数的3．9％

城市社区的家庭婚姻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离婚现象、性观念、家庭暴力、经济与婚姻状况问题，而其中又以针对上海市婚姻状况的研究居多，如徐安琪的《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来自上海的调查》、《家庭暴力的发端——上海夫妻攻击行为的现状及特征》。这方面研究在农村社区则集中于农村家庭组织、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如王金玲的《非农化与农民家庭观念的变迁——浙江省芝村乡调查》，陈益龙的《户籍隔离与二元化通婚圈的形成——基于一个城郊镇的分析》。

7。有关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和人口问题的文章分别为15篇、10篇，分别占总数的3．1％、2．1％。

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主要集中于对养老和贫困人口状况两方面问题的研究。如刘书鹤的《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看法及建议》，唐均、朱耀根、任振兴的《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等。人口问题则主要关注由人口迁移和流动等引出的问题，如乔晓春的《从“五普”数据分析城市外来人口状况》，严善平《中国九十年代地区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杨桃源的《都市里的编外村：北京市外来人口聚居区采访实录》。

8. 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共8篇，占总数的1．7％

对于民族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①民族文化。如庄孔韶的《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目控过程》；②婚姻。如徐平的《西藏农村的婚姻家庭}；③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王金洪的《社会现代化并非是遥远的神话——西藏山南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调查》；④民族的组织制度。如刘援朝的《云南元江县白族的宗族组织与制度》；⑤民族交往。如马宗宝的《银川市区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

二、总结与评价

笔者根据对近500篇论文的整体浏览。总结出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几点发展和进步。

(一)针对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有所

增多，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成为近十年社会学研究的主题

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张华的《城市青年生存状况与社会需求研究》和郑洁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通过对样本的调查分析，考察了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众多问题、对人们的影响以及人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影响的。

(二)对各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合理使用，使很多文章难以单纯地归为某一类

如使用宏观的理论视角，具体分析采用个案进行研究；又如描述性、探索性研究相结合，同时使用合理的时间跨度；再如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的结合使用。具体来说，对社会养老问题，有的研究者采用样本分析，对样本进行调查，有的研究者选择个体进行深入访谈，有的研究者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对两代人的养老问题进行对比。这使研究者对问题的分析更加精辟，也更具有说服力。

(三)电脑的普及应用让社会学研究增色不少

当前，大部分的资料分析工作都是通过电脑来完成的，从大型网络系统电脑主机到小型的个人电脑都可以进行这项工作，社会学的研究更是如此，电脑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已远远不只是被用来做一些简单的计算和分类，而是用于很多复杂的编码和统计等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电脑的普及使我国社会学研究也随之有了更强有力的工具，同时SPSS等统计软件的大规模应用也给我国社会学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

笔者在对这些文章进行剖析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存在的不足。

(一)我国的社会学研究还是没有突破人文社会研究的难题，即以人、事物为研究对象，测量的困难性——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关于个人的态度、看法、行为等并没有具体的统计资料，无法定量研究

这是全世界社会学界需要共同解决的难题，因此研究者们尽量少地针对具体化的个体进行研究，具体说来就是针对“整体”的研究多于“个人”，“宏观”的视角多于“微观”，“横剖研究”多于“纵贯研究”。体现在本次统计中就是个案研究、深入访谈太少。笔者认为更多地针对个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当然，要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二)研究共同体的知识结构有待完善

我国的社会学引自西方，其理论基础相当薄弱，研究水平有限，社会学家所掌握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来自西方，但它们只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更多地只能适应西方社会，不能及时而有效地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同时，老一辈的学者们在旧的时代背景下，养成了“一览众山小”的思维定势，喜欢从整体看问题，喜欢总结概括，往往站得很高，这样的做法忽视了实际情况，忽视了个别性与典型性，表现在本次内容分析中就是宏观性研究多于微观研究，以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远多于以个体作为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典型调查、深入访谈数量很少，如果更多的是从点出发，从细节看起，以点带面，就能够更深入更准确地看待问题。

(三)学科自主性还不太明显

在我国目前，社会学这一学科只是在配合政府政策的前提下发挥一定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它的产生只是为了适应政策的需要，而目前的学科发展状况并不能在社会中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一些敏感问题。因此，众多的论文并没有给更多的社会问题带来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和结果。

三、对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深刻理解“实证研究”的内涵

习惯上，人们将社会学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部分内容，社会学研究方法当然归属于后者的范围，于是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理论就被很多学者抛在了脑后，认为“实证”就仅仅是实际的操作，但事实上这是“经验研究”的特点。实证研究并不排斥理论，它应该是在准确、扎实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思考、假设，进而通过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验证，得出结论，证明假设。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鼻祖孔德就明确指出：“如果从一方面说，任何实证的理论都一定要建立在一些观察上面，那么另一方面也同样很明显，人类精神必须有某种理论，才能进行观察。从科学上看，一切孤立的，唯经验的观察都是不确定的，无用的，科学必须将观察同某一个规律(至少是假设的规律)联系起来。”因此，社会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就是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研究者应当学会应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来分析社会的变革，知道社会互动论能解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明确社会有机论和本土方法论的缺陷。只有这样，面对社会问题时，才能在理论和规律的基础上，展开实证分析，超越“概括”的经验层次，使得研究成果也可以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否则，我国的社会学研究难以达到完全的科学性、规范性。

(二)社会学研究应该从调查开始，但不能一味依靠调查

社会调查是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它能够取得大量的资料、数据，并根据实际情况，运用数学原理和统计软件计算出相应的数据，从而达到研究的目的。但社会调查并不完全代表着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如访谈、个案研究、实验室研究、文献研究等，这么多的方法如果能够全部发扬光大并且综合应用，那么我们的研究会拥有更多的信度和效度。在这次资料收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调查方法占了所有方法的绝大多数，像个案法、量表法、访谈法的使用少之又少，实验法更是没有。另外，在调查方法的使用过程小，由于方法本身的缺陷，调查结果存在很大偏差，比如调查的真实性、抽样的科学性、访员的积极性、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看法使用有倾向性的论据等都会产生上述问题。也就是说，光靠调查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来进行互补，才能让社会学研究的结论更加翔实可靠，更具说服力。

(三)要更加注重“人”的因素

“人”在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社会科学是区别于自然科学的“软科学”，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早成了社会学研究中的特殊困难。因为各种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是以人的活动为基础的，因此对人的各种特征的测量就是必然的任务了，但人的很多特征都无法测量、量化，如性格、观点等，这就造成了资料的粗略、肤浅、牵强，使读者难以把握其中细微的差别，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当格外仔细地对有关“人”的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使误差尽可能地小。另外一层意思，是指作为研究者的“人”，从研究的设计者、执行者到更具体的访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素质。在此次分析中，笔者发现有些文章的作者仍然很少对所选个案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进行说明，也很少详细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只简单说“我们通过对……的调查，研究了……”，对研究单位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只字不提，对研究时间、地点、方法和样本等基本信息不作说明。研究者避而不谈具体的研究过程，只把研究的结果告诉读者，使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多访员也是抱着应付的心态去进行调查访问，有的甚至做假。因此，对研究者的研究素质的训练和提高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可以开设各种学习班，强化社会学教育，各个学校也可增设该专业，并采取适当的鼓励措施，从根本上提高研究者的素质。

(四)加强纵向的回顾和横向的比较

本次研究共总结出涉及中国历史的文章13篇，占总数的2．7％，涉及中外社会问题比较以及中外社会学研究方法比较的文章24篇，占总数的5．0％。从这些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中，读者和研究者甚至社会学本身都能获益。我们能够看到生动的历史画面，了解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也能感受到不同思维不同国情下的社会状况。唯一的遗憾是，这样的文章数量有限，给我们展示的视野有限，我们应该鼓励这些回顾和比较，加强文献收集与研究(这对文献本身的管理和保护有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五)注重电脑应用的规范和深入

在当今时代，电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有力助手，社会学研究更是需要大规模地使用电脑，进行各项数据的储存、编码、分类、统计、分析。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象都是随机的，需要使用统计学和概率论的理论，因此SPSS和SAS等统计分析软件得到了广大社会研究者的青睐。在本次分析中也可以看到一定数量的文章的分析和结论都是基于详细的电脑分析和统计得出的。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对于数据的精确而仔细的分析是很少见的，很多文章都仅仅是在少量甚至表面化地使用了SPSS统计软件后得出结论的，更多的文章甚至在得到数据后凭借主观印象来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在社会工作者和研究者中推广和普及电脑以及统计软件的应用，提高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水平，让分析的结果更加规范、令人信服。

(致谢：本文有幸得到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社会学系Peter S．Li教授和宗力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吕学文

作者：陈启春

社会养老保险评价研究论文 篇2：

国内学者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综述

摘 要：以32篇国内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文章为研究样本，通过简单统计和归纳的方法，对我国学者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代表人物的研究情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整体总结情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价值研究情况和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应用情况进行总结。通过这种研究，力图说明目前我国学者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整体认识情况。

关键词：发展型社会政策；代表人物；理论价值；理论应用

本文选取了32篇国内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文章，这其中主要是中国知网上被引用率靠前的文章。以这32篇文章为研究样本，通过简单统计和归纳的方法，对国内学者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国内学者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代表人物研究

在所考察的32篇文章中，国内学者提到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代表人物有米奇利（James Midgley）、吉登斯（Athony Giddens）、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古比（Peter Taylor-Gooby）和艾伦·沃克（Alan Walker）。

关于这些学者的人名翻译，吉登斯和阿马蒂亚·森比较统一，艾伦·沃克只出现在一篇文章当中[1]，不能看出对他的人名翻译是否统一。其他几位学者在所考察的文章当中，都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或称呼方法。

米奇利也被经常称为梅志里[2]，这是与米奇利的出现次数几乎同样多的翻译方法。除此之外，米奇利也被称为米哲利[3]、米基利[4]，也有的学者直接写英文Midgley[5]。谢若登还被称为谢诺登[1]，除此之外，还有的学者称其为谢夫里[4]和谢拉登[6]。古比也被称为古柏[6]，同样也有的学者直接写英文P.Taylor-Gooby[7]或Taylor-Gooby[5]。

这些代表人物在所考察的32篇文章中，出现次数最高的是米奇利，共在26篇文章中被提及 [1-26]。吉登斯的被提及次数排第二位，共在19篇文章中被提及 [1，3-7，10-15，18，20-24，26]。阿马蒂亚·森被提及的次数也比较多，共在12篇文章中被提及 [1，3，10，11，13，16， 21-24，26，27]。谢若登共在6篇文章中被提及 [1，4， 7，11，17，25]。古比也共在4篇文章中被提及 [1，5， 6，11]。艾伦·沃克在1篇文章中被提及[1]。

关于米奇利对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贡献，钱宁和陈立周认为是他真正明确及系统地提出了发展型社会政策[1]，王思斌认为是他对发展型社会政策做了框架性说明[2]。对于其他学者国内学者没有给出这么高的理论评价。

对于米奇利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在所考察的文章当中，国内学者的总结并不是十分一致，出现次数比较多的总结有四种。有12篇文章认为米奇利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重要理念是要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要融合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2-4，7，10，12-15，17-19]。有7篇文章从发展的角度總结米奇利的发展型社会政策，认为米奇利给社会政策带来发展观的革新，有的学者则直接称米奇利的理论为社会发展主义理论 [1，4，7，11，12，18，22]。有7篇文章认为米奇利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主要理论是社会发展的制度理论，认为米奇利主要提出了一种动员各种制度的社会发展的制度视角[3，5，10，13，14，16，23]。其中1篇文章中虽没出现“制度视角”或“制度理论”这几个字[16]，但所要表达的含义与其他6篇文章类似。有9篇文章从实践策略的角度总结米奇利的发展型社会政策，认为米奇利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主要实践策略是社会投资[1，2，4，10，12，13，15，18，19]。

对于吉登斯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在所考察的文章当中，国内学者主要把它总结为第三条道路理论[1，5，12，15，18，20]、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1，4，7，10，11，13，22，23，26]、福利社会理论和积极福利理论[1，3，4，6，7，12，14]。由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建立福利社会和发展积极福利，所以在所考察的文章当中，国内学者对于吉登斯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基本上是有比较一致的理解的。

对于阿马蒂亚·森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在所考察的文章当中，国内学者的观点非常一致，认为他的思想以自由为核心，认为他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提高实质自由即可行能力[1，3，10，11，13，16， 21-24，26，27]。

对于谢若登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在所考察的文章当中，国内学者基本上把它总结为资产为本的理论[1， 7，11，17，25]，只有一篇文章没有从这个角度讲谢若登的思想[4]。

对于古比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在所考察的4篇提到他的文章当中，有3篇文章把他的理论总结为新福利主义[1， 6，11]，有一篇文章从社会风险管理的角度总结他的理论[5]。

对于艾伦·沃克的，在所考察的仅有的1篇提到他的文章中，认为他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是社会质量化理论[1]。

二、国内学者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整体总结

在所考察的文章中，学者张秀兰和徐月宾[28]、方巍[17]、张伟兵[7]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整体总结相对比较详细深入。

张秀兰和徐月宾从基本理念、新增的价值基石和思维模式的转变三个方面总结了发展型社会政策[28]。方巍从社会发展观和发展策略两个方面总结了发展型社会政策，他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社会发展观有三个方面，发展策略有五种[17]。张伟兵主要总结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实践策略。他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实践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融入经济政策的社会政策和融入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7]。

在所考察的32篇论文中，除了以上四位学者的三篇文章，还有18篇文章对发展型社会政策进行了或详细或简单的整体总结。

在这些文章中，有11篇文章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或相似的角度总结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4，6，8，9，12，13，23，24，26，29，30]。虽然都提到了经济社会应协调发展，但有的学者是偏重于强调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不要忽视社会的发展，而有的学者是偏重于强调社会政策要有生产性。比如：唐兴霖和周幼平在他们的总结中特意提到发展型社会政策要注重福利项目的生产性和投资性取向[29]。从社会政策是生产力、社会政策对经济有重要贡献的角度总结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观点的文章有5篇[14，15，18，20，26]。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重要理念是社会政策应惠及所有阶层的文章有4篇[6，8，15，29]。

在可以被归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实践策略方面的总结当中，“人力资本投资”是最多被提到的，有11篇文章[4，8，12，13，18，20，23，26，30，31，32]。

“上游干预、事先预防”、“社会投资”、“中长期战略”和“多元主体”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实践策略方面的总结。从“上游干预、事先预防”的角度总结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文章有6篇[15，20，23，24，26，32]。从“社会投资”的角度总结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文章有9篇[4，6，8，12-15，18，24]。从“中长期战略”的角度总结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文章有6篇[12，13，18，20，24，32]。有6篇文章虽然在总结中没有用“主体多元化”这几个字，但实际上也表达了相同的含义[6，8，12-15]。

三、国内学者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价值研究

所考察的32篇论文，绝大多数的观点是发展型社会政策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对我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宁、陈立周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价值理念、实践策略和社会目标三个方面[1]。唐兴霖、周幼平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创新性贡献有三点：第一，致力于消除社会问题的根源；第二，拓展了社会政策的领域；第三，社会和经济从对立走向协调[29]。

除了以上两篇论文，还有13篇论文比较具体地讲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启示意义。在这13篇论文中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启示意义有两类。一类是认为启示意义在于从投资和资产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源分配的新思路，比如认为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投资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重要启示意义[11，12，16，17，21，23，28，32]。另一类认为启示意义在于社会政策要有中长期眼光[6，7，12，18，22，28]。

有3篇文章提到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局限性或不足，虽然这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但是也体现出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洞见。

唐兴霖和周幼平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力资本理念的条件性约束；第二，对社会问题理解片面，容易掩盖其他类型的不平等问题；第三，对特定文化和结构背景的依赖[29]。

方巍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的生产性或投资取向，特别是表现在它的促使社会福利对象自立自强的做法。方巍認为促使社会福利对象自立自强的做法是以服务对象一定的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个人能力的提升是有限的[17]。

徐道稳认为米奇利的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缓和或消除各种发展战略之间的冲突。关于吉登斯，徐道稳认为第三条道路对我国的启示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新思维，不能过度夸大它的价值[3]。

四、国内学者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应用研究

在所考察的32篇论文中，有23篇是从理论应用的角度研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其中4篇的理论应用领域比较宏观，这4篇的应用领域是我国社会政策的构建或建设方面[15，16]、我国政府政策制定方面[32]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方面[6]。

其余19篇的理论应用领域相对比较具体，当下社会的重要问题、热点问题都有所涉及。这些理论应用领域有：城市贫困治理[10]、城市贫困问题[13]、城市老龄化[27]、新农村建设[21]、农村反贫困战略[25]、农村反贫困路径问题[26]、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4]、广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2]、失地农民政策[20]、留守儿童问题[18]、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23]、师范生免费教育问题[9]、中国失业保险制度[8]、青年失业[5]、残疾人福利[12]、民生保障[19]、福利依赖问题[11]、志愿者参与动机问题[31]、社会工作介入问题[14]。

在应用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具体方法或思路方面，国内学者所提出的某些方法或思路具有一定的共性。有10篇文章认为运用发展型社会政策解决某领域问题的重要方法是建立多元行动主体或发展多元福利主体[5，10，11，13，19-24]。有8篇文章认为运用发展型社会政策解决某领域问题的重要方法是投资人力资本[5，8，11，20，22，26，27，31]。有7篇文章认为要解决某领域当中的问题，就要在制定政策时具有发展型社会政策所要求的中长期战略眼光，要进行上游干预[13，19-23，31]。有6篇文章认为运用发展型社会政策解决某领域问题的重要方法是投资社会资本[10，13，22，24-26]。

此外，学者李棉管在文章中认为运用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同时要协调社会保护与社会投资，不能忽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这个重要任务[21]，学者张友庭也在文章中强调运用发展型社会政策不是替代现有政策，应该以现行政策为基础，首先建立多层次的福利制度[27]。这两位学者的这种强调实际上与唐兴霖、周幼平[29]和方巍[17]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局限性的强调有某种共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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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心凯　李精华　王威

社会养老保险评价研究论文 篇3：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路径

摘要：随迁老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之后必然要经历社会融入的过程。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选取苏州市J社区23位随迁老人展开半结构式访谈，从经济参与、文化接纳、社会适应及心理整合四个维度对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随迁老人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存在着文化接纳能力较弱、社会支持网络匮乏、自我效能感较低等问题。面对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结构性困境，建议着力培育随迁老人的个人社会资本，巩固家庭支持的基础地位，努力营造友好信任的社区氛围，构建互助支持的关系网络，创新文化习得方式，构建本土化社区组织规范，呼吁加快社区组织培育，打造持续社区参与平台。

关键词：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社会资本；社工介入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地区及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就业机会、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带来了地区及城乡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众多的流动人口中出现了很多老年人群体。2015年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显示，我国流动老人数量高达2000万人，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苏州作为长三角重要的经济强市，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同样也包括随迁老人群体。苏州市2016年一项流动人口专项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3月，苏州市60岁以上的流动人口近20万人。

随迁老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面临着诸如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社会支持网络断裂、文化冲突等问题，社会融入是多数随迁老人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随迁老人能否实现社会融入，不仅关系到他们晚年的生活幸福和质量，也与实现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的目标密切相关。由此，深入了解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现状及需求、探索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的有效解决路径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可为随迁老人相关服务的提供以及未来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完善提供指导。本研究以苏州市J社区的随迁老人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视角，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了解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探讨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路径。

一、文献回顾

（一）随迁老人

随迁老人也称老漂族[引、漂族老人、流动老人，一般是指农村户籍的老年人跟随自己的子女或其他亲属迁移到城市，并在城市中生活半年以上的老年人群体。随迁老人是我国当前社会结构急剧变迁过程中，由于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多重结构性力量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一类家庭生命周期历程中的特殊群体。进入老年阶段之后，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衰退，随迁老人在这个时期离开生活已久的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一方面，面临着生理上诸如身体机能衰退、饮食气候迥异等挑战，另一方面，面临着由于社会环境变迁带来的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冲突与碰撞、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与破损等问题。随迁老人往往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教育、养老、卫生、医疗等公共福利，在城市中处于弱势地位。可以说，不管是在微观（个体）层面和中观（家庭、社区）层面，还是宏观（社会文化、制度建构）层面，随迁老人都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二）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是指社会中的特定流动人口通过个体不断地进行自我结构的调整与适应，逐渐获得、享受迁入地居民的基本经济、文化、社会及政治权利，最终能够平等参与及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学界有关社会融入的研究较多。社会融入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概念，Maxwell最先把社会融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加以界定，他认为，社会融入是流动人口逐渐建立起共享的价值观念、不断缩减经济差距，让其他个体感受到他们是共同体中的成员的过程。Bemard将社会融入区分为形式及本质两个层面，包含经济、文化、社会及政治等测量指标。风笑天在对三峡移民迁入地融入状况进行研究时，从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经济、心理四个维度九个指标进行测量。畅菊华把社会融入分为显性客观、隐性主观两个层次，以及经济层面上的整合、行为层面上的适应、文化层面上的接纳、身份层面上的认同四个维度。社会融入是一个循序渐进、双向互动的过程，社会融入的实现涉及多个层面的调试与平衡。流动人口需通过不断的自我调适与整合，逐渐适应迁入地的主流价值观念、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主动参与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与迁入地居民建立基本人际交往，从而逐步实现主流社会的适应、参与和融入。本研究综合以上对社会融入的界定与区分，将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状况分为经济参与、文化接纳、社会适应及心理整合四个维度。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一）社会资本理论框架

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借助其所拥有的较稳定的关系网络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是由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衍生出的相互之间的规范和信任组成，其中，信任、规范和网络被认为是社会资本核心要素。社会资本理论被引入我国后，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借鉴国外一些学者有关社会资本的论述进行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二是结合不同的专业学科背景尝试将社会资本的理念运用到具体社会问题中，如推进居家养老、發展残障人士的长期照护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尝试探索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入问题的解决路径，如李亚忻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提出了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完善组织型社会资本的利益代表功能、强化制度社会资本的保障功能等几个策略；张炜提出通过构建外来务工人员的关系性、制度性及家庭社会资本来促进该群体的社会融入；但鲜有针对随迁老人融入困境开展的研究。

探讨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的解决途径具有迫切性。随迁老人兼具老年和流动两种特性，相对于一般流动人口而言，该群体处于生命历程的老年阶段，而相对于一般老年人而言，随迁老人的生命历程则具有断裂性及不连续性。已有研究多是基于社会学、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学科视角从制度调整、政策设计、社会治理领域等提出建议。目前，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探索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及社会工作介入路径和服务提供的研究较少见，本研究即以此为研究方向，在借鉴相关理论和实证测量指标的基础上，运用半结构式访谈从经济、文化、社会及心理四个维度对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状况进行评估，描述该群体社会融入现状；并运用主题分析法对随迁老人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的问题和需求进行归纳和总结，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结合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技巧，探索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的社工介入路径。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包括几个方面：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现状如何；随迁老人在社会融入过程中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如何针对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社会工作介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遵循定性研究的方法与思路，根据立意抽样原则，选取了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典型社区J社区作为研究地点。J社区位于苏州市工业园区某高教创新区内，是苏州市工业园区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优租房社区，是苏州市政府为吸引高知技术人才于2010年联合园区管委会共同打造的优惠住房项目。社区附近坐落着多家国家级科技信息公司和众多服务密集型企业，便利的交通、舒适的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每年都吸引着大规模的外来人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社区很多青年居民结婚生子，他们的父母也因此随迁至本社区承担照顾家庭的工作。本研究对象的选择标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年龄要求：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第二，户籍性质：农村户口；第三，随迁时长：半年以上。同时，为使研究对象更为多样化，本文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兼顾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迁出地、随迁时长、随迁原因等因素，最终通过滚雪球抽样选择23位随迁老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中有10位男性、13位女性，具体社会人口特征详见表l。

本研究全部访谈于2017年4月至6月间完成，平均每例访谈用时39分钟，访谈主要在社区活动室、社区开放活动区域以及随迁老人家中完成，访谈涉及随迁老人基本信息以及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维度上的融入状况等内容；同时为确保信息资料准确，在访谈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表述不清、模棱两可处进行立即和侧面追问。为维护研究对象的隐私，笔者在访谈过程中避免问询随迁老人姓名及其他隐私，并在资料分析时使用个案编码代替，以保证研究的匿名性。本研究还使用了向研究对象复述部分访谈记录要点等技巧来保证研究资料的可信度。

三、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现状分析

研究者在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从经济参与、文化接纳、社会适应以及心理整合四个维度对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状况进行分析和整理，并通过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对随迁老人在各个社会融入维度上的问题和需求进行归纳和总结（见表2）。

（一）经济参与

对于随迁老人经济参与维度的考量主要通过对基本生活条件、社会福利保障以及日常经济生活三个指标的测量来获得。

首先，随迁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但在日常出行上仍存在一定问题。研究发现，23位随迁老人均有稳定的住所，基本穿衣及饮食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但因多数随迁老人随迁前生活在农村，出行方式主要依靠步行和骑车，同时因受教育程度所限，4位随迁老人表示在刚来城市初期并不习惯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

以前在老家不怎么买东西，实在要的话就和老伴骑电瓶车去镇上，来这儿以后什么都得买，可我又不知道要坐哪路车、哪路车能到哪里，刚来那一会儿都是儿媳妇下班之后买好菜带回来。（C14）

这儿路上哪哪都是车子，从早到晚都没有停的时候，一到晚上下班了小区楼下车子都停满了，在老家哪有这么多车子啊。（C5）

其次，随迁老人以参与农村的社会福利保障为主，城市相关的社会保障及商业保险的参与率很低。研究发现绝大多数随迁老人在随迁前都参加了‘新农合”和“新农保”，2位随迁老人仅参加了“新农合”，但未参加“新农保”，1位随迁老人因身体状况不佳，进入城市后其子女为其购买了某商业医疗保险。严苛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乡间的福利保障脱节，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后既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相应的福利待遇，也无法享受农村医疗及养老保险的即时保障。

在这儿你是一点毛病都不能有，去年上半年搬东西的时候没留神手被钉子划开了，去医院缝了几针，拿了几盒消炎药，前前后后花了两三千块钱，老家的医保在这儿报不了，都要自己掏。（C21）

最后，在日常经济生活方面，大多数随迁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来自于子女，2位随迁老人来自于自己或配偶的退休金，家庭的日常衣食住行以及孙辈的休闲娱乐是随迁老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支出项，但鲜有在个人发展以及休闲娱乐上的支出。

（二）文化接纳

在文化接纳维度的考量方面，主要通过对语言、社会生活方式及主流价值观念两个指标的测量来获得。

首先，对于多数随迁老人来说，语言是阻碍其与其他社区居民顺畅沟通交流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4位随迁老人表示在随迁初期语言确实是与他人交流的一个障碍，但伴随随迁时长的增加，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障碍逐渐消减，只有2位随迁老人表示在与其他社区居民交流上有一定的困难，在对其进行访谈时也反映出此问题。

小时候家里面小孩多，又穷，没上过学，不太会讲普通话，我也就连说带比划的跟别人说话，现在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C2）

其次，多位随迁老人表示对苏州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主流价值观念存在不适应。研究发现，由于随迁老人遷出地与苏州存在较大的地理差异，5位随迁老人表示不太适应苏州的气候状况及饮食习惯，4位表示不太适应苏州的地方风俗习惯，同时因为农村与城市的差别，4位随迁老人对于城市的作息规律及消费方式表示不能适应，也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与家庭成员发生摩擦。

这边的人都爱吃大米，在我们老家吃面食比较多，刚来那会儿胃天天都不舒服，而且苏州这儿还经常下雨，有时候一下就是连着好几天，我的膝盖关节经常疼得厉害。（C11）

儿子在吴中上班，儿媳妇在石路上班，晚上都要六七点才能到家，吃完饭收拾完都要九十点了，再洗洗弄弄要十点十一点才能睡觉，在老家都睡了一觉了；儿媳妇比较讲究，早上要梳洗打扮好长时间，你还不能催，有时候要上厕所都要跑到居委会的公共厕所去。（C10）

（三）社会适应

对于随迁老人社会适应维度的考量主要通过对家庭关系、人际交往以及社会参与三个指标的测量来获得。

首先，家庭关系的考量主要把随迁老人对与家庭成员关系的主观评价作为依据。研究发现，由于家庭成员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念，再加上缺乏有效的代际沟通，4位随迁老人表示曾与儿子（女儿）或儿媳（女婿）发生过争执，且在一段时间内家庭关系较为紧张，3位随迁老人表示因考虑到城市生活不易等因素，在多数情况下会选择隐忍，但也因此面临着较大的精神压力。

他们哪里知道节约啊，以为钱是偷来的，用起来一点不心疼，上一次因为买衣服的事和媳妇说了几句她就不高兴了，几天没给我好脸色看。（C5）

儿子是我养的，他能结了婚、买了房，现在还生了孩子，我已经很满足了，再说他上了一天班我再去给他添堵，哪忍心啊。（C18）

其次，绝大多数随迁老人人际交往的对象、规模、频率均较为有限，社会支持的来源较为单一。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老人随迁的原因是照顾孙辈，他们日常生活的重心完全放在照顾孙辈及子女的日常生活上，再加上语言、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差异，随迁老人在随迁初期较少与社区其他居民交流，日常休闲娱乐方式较为单一，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较小。同时，新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受到多重阻碍，建构过程漫长且低效，有20位随遷老人在访谈中表示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

在这儿也没啥朋友，平时要是有空就收拾收拾屋子，打扫打扫，有时候也织织毛衣啥的，就是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C15）

别说在这儿了，在家里也一样，你还指望别人能帮你忙啊？也就只有家里人才能帮你一把。（C6）

最后，多数随迁老人在社区内、外活动的参与率很低，社区归属感及认同感较低。研究发现，多数随迁老人在随迁初期极少参与社区组织和举办的活动，随着随迁时间的增长，相关活动的参与度有所提升，但多是以观众或旁观者的角色出现，社区治理以及社区外相关活动的参与度更低，对于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较低。

哪儿还有那个心思去参加那个啊，平常最多也就是闲下来吃完饭推着孩子在小区里逛逛。（C1）

（四）心理整合

对于随迁老人心理整合维度的考量主要通过对自我效能感和对自我身份认同两个指标的测量来获得。

首先，随迁老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可程度降低，边缘无助感强烈，孤独和失落感上升。随迁老人离开生活多年的熟人社会，原来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多数老人在心理上经历不同程度的孤独、失落和无助。同时，随迁老人在老年阶段也经历着社会角色的转变以及价值理念、文化风俗的碰撞，再加上在语言及教育水平上的弱势，更是导致随迁老人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否定，自我效能感降低。

在家我还能和老伴养养牲口、种个几亩地，到了这儿之后每天除了带带孙女烧烧饭别的啥也干不了，没什么大用，闲人一个；来这儿后一年到头也没回几次家，孩子这儿丢不开，只有趁孩子们休息回去看看，以前在家洗衣做饭都是我来，现在老伴一个人在家又要自己洗衣做饭，还要把几亩地给忙了去。（C10）

其次，在自我身份认同方面，研究发现虽面临着生活方式、文化冲突等诸多挑战，但绝大多数随迁老人仍认为自己能够在家庭里扮演适当的角色，能够妥善地处理好家庭中的日常事务。相反，鲜有随迁老人认为自己能够在社区和社会中扮演好恰当的角色，同时在对留苏意愿这一指标进行测量时，仅3位随迁老人表示有在苏州长期居住的计划，剩余20位均表示有返回老家的打算。

就算在这儿呆了四五年了，但是这儿终究不是家啊，等孙女大了我就回去，老话不是还说得好，百岁还要个家嘛。（C22）

四、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路径探究

以上研究表明，苏州市J社区随迁老人的经济参与方面融入度较好，文化接纳、社会适应及心理整合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其中文化接纳能力较弱、社会支持网络匮乏、自我效能感低较为突出。基于以上发现，研究者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的框架出发，针对随迁老人的微观、中观及宏观系统探索有效的社会工作介入路径。

（一）培育个人社会资本，巩固家庭支持的基础地位

随迁老人离开生活多年的农村进入城市，身体机能衰退、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孤独、自卑等消极情绪逐渐上升，自尊感、身份认同感逐渐降低。对此，社工可着眼于随迁老人的个人系统，通过个案辅导，培育随迁老人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帮助随迁老人解决心理认知和情绪的问题，增强其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提升自我效能。具体而言，面对随迁老人出现的非理性信念和消极情绪，社工可运用认知行为以及怀旧疗法，引导协助随迁老人意识到自己所存在的非理性信念，让老人回顾自己生命历程中难忘和光辉的事件。同时，社工可通过资源链接等方式，引导他们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协助其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变，让随迁老人重新体验成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者大多强调家庭在随迁老人社会融入过程中的支撑和中介作用。面对随迁老人家庭中出现的沟通不畅、关系紧张等问题，社工可运用联合家庭治疗方法等进行干预，促进家庭代际间的有效沟通，缓解家庭矛盾；同时可通过一些家庭活动和游戏，培育和强化随迁老人的个人社会资本以及先赋性关系网络，强化家庭成员的整体意识，恢复弱化的家庭功能。

在专业服务的提供过程中，社工应努力营造相互信任的工作氛围，运用倾听、同理、接纳等技巧拉近与随迁老人的关系，积极耐心地与他们沟通交流；社工也需要关注到家庭成员在随迁老人社会融入过程中的重要性，与他们保持稳定持续的沟通。

（二）营造友好信任氛围，构建互助支持的关系网络

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农村熟人社会不同，城市社会中的亲缘意识相对淡薄，随迁老人进入城市之后原来所建构的社会支持网络往往出现断裂，其社会支持主要源自家庭成员等强关系。另外，随迁老人鲜与社区内的其他居民接触交流，日常休闲娱乐方式较为单一，社区活动的参与意识薄弱，人际交往的对象、频率、规模均十分有限，社会支持网络较窄，对于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较低。

解决此类问题，社工可着眼于社区随迁老人的中观系统，即小组和社区。一方面社工可为随迁老人提供诸如支持、互助、成长小组等团体辅导，推进随迁老人的社会交往；另一方面社工还可依托社区工作模式，充分挖掘和调动社会资源，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引导随迁老人加强社会交往。社区工作的开展，有助于拓宽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增强随迁老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利于构建社区居民之间互助互惠的关系网络，营造友好信任的社区生活氛围。

（三）创新文化习得方式，构建本土化社区组织规范

迁出地与迁入地较大的地理区隔，城乡间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随迁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常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冲突与碰撞，逐渐衰退的学习能力也加剧了随迁老人的无助感。对此，社工可引入互动参与体验的方式，让随迁老人近距离地了解城市社会中的风俗习惯及伦理规范，通过常态化的社区宣传与社区教育，向随迁老人传输生活相关的契约型及行政型規范，提升随迁老人对生活环境中规范、制度的了解。与此同时，社工还可结合社区特点与需要，在社区内宣传树立尊老、孝亲、敬老的社会风气，以缓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因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的碰撞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加快社区组织培育，打造持续社区参与平台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及政府职能的转型，社区内大规模随迁老人群体的出现对日常社区治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此，社工可在社区日常活动中挖掘及培养热心居民，推进社区居民领袖队伍建设，结合社区实际，发展培育出更符合居民兴趣、需求的社区组织，丰富随迁老人及其他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随迁老人及其他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通过为随迁老人及社区居民搭建持续社区参与的平台，营造互助友好、团结友爱、邻里共融的社区生活氛围。

在团体辅导和社区活动开展的过程中，社工应尽力着眼于随迁老人及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活动设置本身需考虑到老年人本身的特性及活动能力等诸多因素，使活动内容贴近日常生活，同时也应尽力减少“标签化”给随迁老人带来的影响。

五、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在对苏州市J社区23位随迁老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的基础之上，运用主题分析方法，从经济参与、文化接纳、社会适应以及心理整合四个维度对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随迁老人在经济参与方面融入度较好，在文化接纳、社会适应及心理整合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其中文化接纳能力较弱、社会支持网络匮乏、自我效能感低较为突出。面对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困境，研究者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分别从微观（个人及家庭）、中观（社区）和宏观（社会系统）视角提出建议，即通过培育随迁老人的个人社会资本，构建互助支持的关系网络，创新文化习得方式，构建本土化社区组织规范，加快社区组织培育，打造持续参与的社区平台等方式助力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

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仅针对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现状进行描述研究，并未对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困境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其次，本研究仅选取苏州市一个社区，样本群体的数量及多样性有限，未来研究可考虑在多个典型社区选择较大绝对数量的样本以提升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再次，社会融入是一个循序渐进、动态变化的过程，横截面的研究设计无法呈现出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困境及需求的变化过程。

随迁老人是特定时代背景和社会制度的产物。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困境的产生揭示的不仅仅是城乡医疗、养老服务等社会保障体系的脱节，也揭示了现行社会化服务功能的不足以及儿童福利保障的缺位。大规模随迁老人群体的产生不仅为随迁老人的家庭及所在社区带来挑战，也深刻考验着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公共服务的提供与保障。在人口流动不断加速、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面对大规模随迁老人群体的产生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融入困境，如何挖掘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动员各方力量为随迁老人提供多层次的物质支持和情感慰藉、提高他们晚年的生活质量将是接下来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刘素素　张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