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研究论文

摘要：一稿多投是国内编辑出版行业和学术界研究、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国内相关研究经历了起步、缓慢发展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其内涵可以从强调行为、强调结果、强调时间限定、强调时间限定或获得准许等不同角度作出界定并有效区分相关概念；其外延可以按目的、出版行业认同、投稿形式、内容结构等作出不同分类；其成因涉及出版者、作者、编撰互动、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研究论文 篇1：

档案学理论前沿与学科发展

作者简介：

李财富，管理学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档案学会理事，中国档案学会基础理论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先后承担科研课题1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含合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全文转载、复印20余篇。曾荣获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作者简介：

丁华东，历史文献学(含档案学)硕士，教授，安徽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安徽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文献编纂学。先后主持、参与档案学科研与教改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教学类)三等奖、安徽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安徽大学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二次)、安徽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二等奖。

1、学科前景与民燕尾服趋势

李财富：关于档案学的发展前景，目前国内档案学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判断，其中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值得关注。一些人认为随着学科间、知识间的进一步交叉与融合，特别是随着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档案学将逐步边缘化，其学科特色将逐步丧失，最终将被其他学科所吞并，此所谓悲观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档案学的发展空间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其学科地位将日益显赫，此所谓乐观论。本人以为，对档案学发展前景的预期过于悲观、消极固然不对，盲目乐观、自信也不可取。档案学所依托的对象——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决定了档案学既不会灰头灰脸、走向灭亡，也不会大红大紫、成为显学。档案学是人类社会和档案工作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实践和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变化是档案学理论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源泉和动力。中外档案学的发展历史证明，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档案：工作实践越复杂多样，档案学理论就发展得越快。虽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单位实施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和开发，但图书、情报、档案三者之间与生俱来的本质差别并未消失，图书工作、情报工作、档案工作本身所固有的独特个性也没有改变，所以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仍将以三门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学科之林。其实，对档案学命运的争论与担心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要把档案学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合并为资料学的观点，结果遭到很多人的批驳和反对。这说明，档案学不仅是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学科分工的必然产物。只要档案工作持续存在，档案学这门学科就不会有生存之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工作是一项服务性、条件性的工作，它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只能扮演配角，这就决定了档案学不可能成为红极一时的显学。

关于档案学的发展趋势，我在相关文章中已经谈到。概括地讲，档案学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第一，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拓宽；第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入；第三，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不断提高；第四，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将更为明显；第五，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相互交错、相互转化的趋势将日渐突出；第六，档案学研究将逐步融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

丁华东：档案学的学术前景与学科发展趋势是每一个热爱、支持档案学研究，关心档案学学科发展的人所思考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情境下，人们都对之进行着探讨，以期鼓励和指导档案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早在20世纪80年代，吴宝康教授在其《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这一具有深刻历史反思与批判的杰出著作中，就对档案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灼见。此后吴老主编的《档案学概论》(1988年)，冯惠玲、张辑哲主编的《档案学概论》(2001年)等等都关注并探讨这一问题。在你(李财富)新近出版的《中国档案学史论》中也做了专章的阐述。这些理论成果不仅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档案学发展规律和趋势提供了指引，更为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研究者提供了精神动力。

在新世纪，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知档案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发展前景。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项事业发展对档案信息的巨大需求，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对档案事业发展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为档案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和广阔的学术舞台与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几代档案学者近百年的档案学术研究、学术积淀和当代档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层次的提高，特别是一批批具有博士学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加盟”，为档案学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学术资源与强大的学术力量，档案学界应该有充足的勇气和信心，承担自身的学术责任，有效履行自身的学术承诺，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学科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在档案学未来的发展上，笔者坚持两点看法：一是应注重解决现实问题，为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使档案工作更高效地实现其社会服务功能；二是应注重提升学科的理论层次，夯实理论基础，拓展学术视野，提高学术品位，从经验性的学科走向更具理性化的学科，使档案学屹立于学科之林。

2、理论创新与学科融合

李财富：“创新”可能是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概念，诸如“创新体制”、“创新国家”、“思维创新”、“制度创新”等经常见之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认识到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创新已经成为实现国家富强、事业兴旺的一条重要途径。那么，档案学理论要不要创新?回答是肯定的。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任何一门学科要想在科学百花园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根据社会实践及本专业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地推陈出新，在自身的理论结构中及时地注入意义深刻、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容。唯其如此，才能使该学科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更好地发挥该学科理论在相应的实践中的指导、规范作用。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年轻应用学科，其发展史在我同只有半个多世纪，其理论体系与学科建没还不够完善，尚有不少理论空白点亟待填补，近年来档案：工作实践中㈩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和说明。同时，由于一些研究者缺乏独立思考精神，不愿意从事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材料收集工作，满足于拼拼凑凑、摘摘抄抄，热衷于在既有的观点中飘来飘去，档案学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

现象还比较普遍。因此，对于档案学来说，创新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当然，档案学的理论创新并不等于一味的标新立异，更不是将以往档案学理论全盘推翻和颠覆，而是在继承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所以，我们对待理论创新应采取理性的态度，既要积极支持并参与档案学的创新，努力探索出新的档案学理论，又要维护既有档案学理论的合理内核，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即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前提下继承。

在档案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提高档案学的理论水平，这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发展呈现出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方面学科分化不断加快，新学科、新知识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学科发展的整合性特征逐渐突出，各个学科之间、各种知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利用的趋势日趋明显。在这种背景下，自二十世纪80年代起，我国档案学界积极引进与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部创立了一批分支学科，如档案法学、档案社会学、档案统计学等。可以说，移植与借鉴已成为我国档案学分支学科建设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加快我国档案学发展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档案学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自我发展，鲜明的学科特色只能出自自我创新，真正的动力也只能来源于档案学界内部而非其他学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移植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一定要结合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实际，做好消化和吸收工作，切忌生搬硬套、囫囵吞枣。我们在这方面有过不少教训，应该汲取。

丁华东：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一个领域的发展日益有赖于理论工作的优先发展，它汇集整理出已知的内容，同时为经验验证指明了方向。实际上，理论知识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理论创新是学科发展的普遍追求。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决定人们的意识、思想、观念、学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也决定了人们的认识必须与时俱进。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也是理论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思想之源。档案学研究者需要把握社会实践和学术发展的实践，探索新问题，建构新理论，引领新学术，为学科理论不断注入意义深刻、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容。

如果说理论创新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之源，那么学术借鉴与融合则是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之流。就像泾河、渭河，只有汇聚在一起才能构成滚滚黄河。我常思考档案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它们存在不同层次的关联。第一层次是档案学为社会学提供学术资料，社会学为档案学提供研究方法；第二层次是档案学为社会学提供学术场域，社会学为档案学提供理论思想；第三层次是两者走向融合，即走向“档案社会学”。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指出：“在组织内部，档案是强化监视的关键。对于空间是关注过去的事件或是组织本身成员行动的问题，该组织可以通过档案这一手段将其自身进入过去，并可以确保对未来的某种控制尺度。”从管理层面的意义看，档案记录是监视或社会控制在组织内部得以实行的一个基本手段，它使个体处于“永久性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之下。这样的论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点和学术思想，也为档案社会学提供了知识范例。只有在更高层面上，才能理解这些论述的深刻的社会意涵。因此，可以说没有理论创新，档案学成为无源之水；没有学术借鉴与融合，档案学不能成为浩浩江河。

3、学术主体与学术自觉

李财富：所谓学术主体，我的理解是直接参与档案学研究的一切机构和个人，包括各级档案研究所、档案学会、档案学院(系、教研室)、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档案实体管理部门及档案学研究者。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国际、国内学术环境的影响下，我国档案学研究逐步打破封闭、沉寂状态，学术气氛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理论研究，一支由档案专业教育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工作者、档案实际工作者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的档案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此外，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行业先后成立了档案学会，国家档案局和部分省、市档案局还设置了档案科研(研究)所，全国近30所高校创办了档案专业。但是，表面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迄今为止，我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的、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整个档案学研究带有明显的分散性和自发性，绝大部分研究课题都是由各研究机构、研究者个人按照研究兴趣自己选题、分散进行的，研究什么、怎么研究都是由各研究机构、研究者个人自行决定的。这种家庭作坊式的研究格局导致档案学研究者的团结、协作精神普遍较差，大家对于组建科研共同体开展重大课题的集体攻关认识不足，许多为实际部门所急需的档案学理论迟迟不能问世。第二，档案学研究者的业务素质、实践和研究能力参差不齐。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档案教育工作者和专职档案科研工作者往往不能亲自深人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只能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于是一些貌似深刻实则肤浅的档案学理论便相继出台。而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由于长期沉湎于具体事务，容易被档案工作实践牵着鼻子走，不能将感性材料升华为理性认识。第三，不少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研究者喜欢跟风，特别是“西风”(即国外的档案学理论、观点)，心甘情愿地充当国外学者的“传声筒”，而对本国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档案工作实践缺乏研究的激情和欲望，因此在体系相对完备的中国档案学理论中真正属于原创性的东西并不多。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缺乏学术自觉和学术自律。何为学术自觉?学术自觉就是大胆质疑，勇于探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新知识，追求真理，不盲从迷信，不人云亦云，不为名利所俘虏，不为权威所压服。学术自律就是要遵守学术规范，维护学术尊严，加强学术道德修养，遏制学术腐败。

丁华东：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档案学研究者(即研究主体)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现象(研究客体)反复加以抽象、概括、检验和积累的产物，是人们创造或建构的“属于人的对象世界”或知识系统。作为构建这一知识体系的活动，档案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主体性的认知(认识)实践活动。在档案学知识或理论形成、建构的认知实践中，主体不是创造具有实在结构和特性的客体本身，而是在创造具有实在结构和特性的客体的观念。因此它是主体以一定精神或观念的形式把握

客体的活动，而不像实践那样是主体的客观的物质形式把握客体的活动。因此，主体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人格主义者鲍曼认为：“认识绝不是一种存在的、秩序的、被动的反映，更不是现成知识的被动的接受，而必须把它看作是在我们思想内部，为了我们的思想并由我们的思想本身所进行的对于对象的一种积极的创造。”如胡鸿杰教授所言：“真正能够最终决定学科发展状况的只能是一种智力活动的‘主体’——学人”。

在档案学研究中，反思性地把握研究主体的意识、思维及其内在结构在理论和知识建构中的作用与影响，提高自身的学术自觉，对档案学学科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个体层面，认识主体内部精神世界所包含的世界观、理论倾向、价值观念、实践经验、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对其研究行为和研究结果的影响，可以引导我们的学术思路，推进研究者自身的自我改造和研究程度，形成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特色。在群体层面，认识学术共同体所秉持的理论假设和理论框架，整合研究的力量和成果，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或学术流派，繁荣学科发展；同时也使学者们认清学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克服学术研究中“自发性有余而自觉性不足”之弊，增强学科建设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学科“添砖加瓦”，共同构建档案学未来的“大厦”。

4、学术范式与学科建构

李财富：学术范式通常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自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提出这个概念以后，很快便风行于科学哲学界，同时也为各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吸收采纳。在库恩看来，“范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范例”)，既开启新的治学门径(有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并奉之为研究指南)，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依照库恩的思路，科学进步的图景可以这样描述：范式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在调适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范式的确立。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档案学界还无人系统地研究档案学的学术范式，但中国档案学的演进、发展历程与库恩所描绘的图景大体相符。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创立，但还算不上是完备形态的学科，主要表现为：学科体系不完整，研究水平不高，研究范围狭窄，缺乏大家普遍接受的公认的理论(范式)。换言之，近代中国档案学还停留在“经验科学”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档案学者们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档案学问题，并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达成共识，学术范式逐步确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档案学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此过程中，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档案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不断涌现，这无疑对既有的档案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档案学界积极探索应变之策，旧的学术范式逐渐被打破，新的学术范式(如走一级学科发展战略、“大档案”观的提出等)取而代之。学术范式直接影响着学科建设，学科建设的内容、结构、速度、规模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范式的选择及其优劣。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历史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丁华东：研究范式既是学术研究个体主体性的体现，更是学术共同体群体主体性的体现。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描述了研究范式的意念：“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范式是团体承诺的结合”，“范式是共有的范例”等等。一般地对范式的理解是指一个科学(研究)共同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不言而喻的理论信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概念系统和技术手段的总和，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认识实践活动的理论框架或研究取向。

自范式理论提出以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更为各学科的学者所“乐道”。这不仅因为范式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范式理论从总体而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的)，而且正显示着日益增强的学术生命力，它对规范和指导科学研究，引发科学研究的革命，促发研究主体意识的觉醒都具有重要意义。

库恩说：“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我国档案学研究现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水平，能否在此基础上明确地建构范式，仍有待学者们的共同探讨和努力，但就目前而言，笔者认为运用范式理论可以增强理论的整合力度，准确把握隐含在具体理论背后的科学逻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对档案、档案管理的认识有了拓展和深化，丰富了档案学知识。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们的档案学是在不同领域内展开的，档案史料管理、档案实体管理、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知识管理，都是我们在不同阶段研究的主题。现在档案作为“社会记忆”又进入学者的话语，而且在中外一系列重大学术事项中日渐彰显。这些探讨，使我们不免感到我们在不断地给档案、档案管理贴上新的“标签”。由于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使用着不同的概念和话语，因而使档案管理的知识体系呈现出“碎片化”的隐忧。然而运用范式理论，我们便可透过这些研究现象，看清不同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是基于什么样的现实假设、理论参照在从事其所进行的研究，找出其间的共同点和逻辑关系，使档案学在此基础上关联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由是观之，档案学研究主体(群体主体)在明确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定位的基础上，按范式的指引和规范展开研究，我相信档案学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构建自己的研究范式或学术流派。

5、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

李财富：近年来，有关学术腐败、科研造假的案件经常被曝光，一时间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整个学术界为此而蒙羞。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一再强调要遵守学术规范，捍卫学术道德。2004年1月5日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学者“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自觉维护学者和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形象。教育部印发的栓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勤也明确指出：“科研人员应正确认识学术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尊重他人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遵守学术规范，切实扭转无引文、无视前人研究基础、无新鲜经验和事实材料的空谈之风。”可见，遵守学术规范、维护学术尊严，对于净化学术空气，防范学术流弊，

营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真正的学者对学术腐败一向深恶痛绝，那么它为何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其原因十分复杂，学术教育的缺失、学术研究所处的不良外部环境、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浸染、学术评估体系不完善、学术批评机制不健全、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短视行为、学术主体的功利心态等都是酝酿并滋生学术腐败的肥沃的土壤。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研究者的学风不正、学术道德滑坡。

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研究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能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但是，毋庸讳言，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一稿多投、买卖文章等。对此，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克服和解决。各有关部门要引导档案学研究者正确看待名利问题，督促他们遵守学术规范，严惩不良学术行为，努力构建买文者无处可买，卖文者无处可卖，抄袭者人人喊打，一稿多投者无脸见人的良好学术氛围。档案学研究者更要加强学术自律，牢固树立严谨、严格、严肃的科学精神和自尊、自强、自立的科学态度，争做道德文章的楷模。

丁华东：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中，强调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是学科发展的生命线。笔者曾在《档案管理》2005年第6期上著文强调学术品格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学术品格决定着学术研究的品位，决定着学术研究的风气。有一流的学术品格，才有一流的学术成果；有一流的学术成果，才有一流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学术品格是学科的灵魂，高尚的学术品格是学科发展的根基。而严谨的学术规范、良好的学术道德，既是学术品格的核心内容，同时更是铸就崇高学术品格、捍卫学术尊严、培养优良学风的根本保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术规范缺失，学术道德沦丧，学术研究主体便失去追求真理的勇气，在社会欲利面前随波逐流，失去自我，学科的生命必将枯萎。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完善，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的过程中，少数研究者心态浮躁，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档案学界给予了激烈地批评、抨击，并对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建设提出了看法和措施，保证了档案学健康稳步地发展。

在加强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建设的过程中，笔者认为首先应倡导主体自律，研究者应当具有清醒的学人意识和学术责任，为学科发展多做实事，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以开拓创新为荣，以“投机取巧”为耻。二是强调制度保障，建立学术评价和制约机制，以“硬”的一手对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行为予以裁治，净化纯洁学术队伍，使档案学研究在新世纪的曙光中茁壮成长。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大学教务处)

作者：李财富　丁华东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研究论文 篇2：

一稿多投：研究概况、概念与成因分析

摘要：一稿多投是国内编辑出版行业和学术界研究、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国内相关研究经历了起步、缓慢发展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其内涵可以从强调行为、强调结果、强调时间限定、强调时间限定或获得准许等不同角度作出界定并有效区分相关概念；其外延可以按目的、出版行业认同、投稿形式、内容结构等作出不同分类；其成因涉及出版者、作者、编撰互动、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关键词：一稿多投；概况；内涵；外延；成因

一、一稿多投的研究概况

一稿多投是报刊、图书等知识、资讯传播媒介编辑出版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并伴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而愈演愈烈。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现象及其发展态势争论不断，渺无定论。截止到2012年4月，利用百度和Google搜索引擎搜索的“一稿多投”相关资讯记录分别达到210万条、220万条，利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进行“一稿多投”的全文搜索和主题搜索，分别获得记录38782条、2458条。通过CNKI获得的相关主题文献包括573篇论文和1885篇非论文文献（指涉及一稿多投的稿约、声明、公告等），文献分布广泛，基本覆盖各大学科门类和众多具体学科领域。可以说，一稿多投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和学术界研究、讨论的又一个重要话题。

据CNKI提供的文献记录，国内关于一稿多投的相关探讨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增多，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可以分为起步（20世纪80年代）、缓慢发展（20世纪90年代）和快速发展（2000年迄今）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探讨视野比较狭窄，集中于对一稿多投现象的批评与辩护，成果数量较少且普遍篇幅不大，论述比较简单。在第三个阶段，对于一稿多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表相关论文，文献数量超过历年总和的75%，尤其是体现业界实践探索水平的非论文文献数量从2005年开始超过论文数量并逐年递增。此阶段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选题更加广泛，研究内容更加系统，法学、编辑学、情报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和不同的价值立场在众多研究中体现出来，有组织的合作研究与协同攻关频繁出现，不断产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和质量水准有所提高。

总的来说，相关研究在方法上以文献研究居多，实证研究较少（不足10篇），规范严密的量化研究尤其少见，研究内容紧紧围绕如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解决一稿多投的问题，主要涉及如何认识一稿多投、如何厘清其范围与类型、成因如何、应持何种价值态度或立场、如何防范处理等不同方面，以此构成了一稿多投研究的多个向度。

二、一稿多投的内涵分析

关于一稿多投的定义并未获得统一的认识，依据定义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强调行为——多次投稿，从广义上界定为著作权人将同一作品的同一项使用权授予多家使用单位的行为，①而不考虑是否符合规范。狭义的界定则仅指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二是强调结果——多次发表。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定义属于这种情况，国内学者的类似见解认为“多家刊物发表”是狭义的理解，是大多数读者、作者和编辑理解的一稿多投行为。②三是强调时间限定——发生于禁止期限内。有研究者定义为在法定或约定的禁止再投期内将同一文稿或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稿同时或先后投向两家或两家以上媒体的行为。③四是强调时间限定和获得准许。认为一稿多投有一定的时间和条件限制，并非所有的同一文稿投向不同期刊的行为都属一稿多投。一稿多投发生于著作权法规定的30日或双方另有约定的时间之内，在没有收到是否被录用通知之前另投他刊，或已收到录用通知且不撤稿的情况下另投他刊。这一定义与教育部、科技部等政府部门规章的界定基本一致。

第一种强调行为的广义定义指征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一稿多投现象。其狭义定义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实际上是与强调时间限定和获得准许的第四种定义等价的。第二种定义以行为导致结果为由，将一稿多投的行为等同于一稿多发的结果，从这一定义出发，人们甚至于将一稿多投与一稿多发、重复发表等混为一谈。第三种定义与第四种定义均强调多次投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区别在于前者仅强调时间限定，后者同时强调获得准许的程序性要求。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了恶性一稿多投的概念，特指作者采用隐瞒、欺骗等手段导致作品被多家期刊发表的恶劣行为。④

基于不同的概念理解，研究者提出认定投稿行为是否属于一稿多投有一些基本的认定要件，提出了三要件說（同一或相似作品，同一权利，同一时期）、四要件说（相同作者，同一论文或其不同版本，故意多投，编辑未知）。为了有效防范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CNKI“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将同一作者不同文献文字重合度大于40%的界定为学术不端，重合度在90%以上的为一稿多发，重合度在40%以上、90%以下的为疑似自抄，不同作者的文献重合度在40%以上的为疑似抄袭。还有研究者提出了判定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的新标准：不重复的内容不能构成一篇完整的论文。⑤

从行为和结果的关系出发，可以对一稿多投、一稿多发和重复发表作出有效区分。研究者一般认为一稿多投、一稿多发有着根本区别，投而未发的现象普遍存在，难以被编辑部和读者发现，其危害微乎其微。⑥事实上人们往往是在多发结果发生之后才能发现作者的多投行为，且多发未必一定是多投的结果，⑦因此二者是相互交叉的关系。而一稿多投可以导致重复发表，但不是所有的一稿多投最终都会引起重复发表，也不是所有的重复发表都由一稿多投引起，二者也是相互交叉的关系。一稿多发和重复发表都强调多次发表的结果，但前者指同一文稿或其基本内容多次发表，后者包括全部重复和部分重复多次发表，可见重复发表包含一稿多发。三者关系可图示如下：

三、一稿多投的范围及分类

国内对一稿多投概念外延的把握经历了一个由混沌而逐步澄明的发展过程。早期的一稿多投实际上将多投与多发混为一谈，由多发的结果被发现引发对多投行为的批判，凡出版物的多投现象基本囊括其中。后来，随着对一稿多投的批判与反批判、辩护与反辩护的持续深入，探讨的范围逐步缩小。首先是通稿作为新闻传播的专门术语被排除在外，继而是图书出版的多投是否合法以出版合同为准，最后，由于普通文章和学术论文的性质存在很大差异，普通文章只需编辑或出版商同意即可多投多发和重复发表，而学术论文的一稿多投多发、重复发表则被视为自我剽窃、自我抄袭的学术不端行为。

按一稿多投的不同表现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一是按目的分两类（接到录用通知主动撤稿不造成一稿多发的多投，有目的有计划的多投⑧）；二是按出版行业的认同分三类（作者署名顺序变化，半数以上内容相同，题名变化⑨）；三是按投稿形式分四类（一稿同时多投，一稿交叉投寄，一稿多次投寄，一次批发多稿⑩）；四是按内容结构分五类（完全相同型、支解型、改头换面型、组合型、语种变化型）；五是按投稿内容、作者署名、投稿时间分五类（同一篇文章多投，改变题名和作者顺序多投，隔一段时间的多投，70%以上内容已发表，已发文章重新投稿）；六是按多种表征分六类（完全一样，略作修改，作者人数不同，署名不同，标题不同，译文或署著者名或译者名）。据调查，一稿多投中直接拿来式的同稿多投最为常见，对内容结构作局部调整和包装的也比较多，作者再次投稿普遍发生在期刊约定的时限内。

从促进学术交流和信息传播出发，研究者提出有些一稿多投行为应认定为合理。有的研究者将此范围认定为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组资料的研究、不同文字语种发表、在内部资料与正式刊物上分别发表。有的认定为同一作品出版权的不同部分转让给不同的对象、间歇性地每次投一家。教育部、科技部颁发的学术规范则根据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定为会议纪要、疾病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指南、有关组织达成的共识性文件、新闻报道类文稿，以及在一种杂志发表过摘要而将全文投向另一种杂志，充实了50%或以上数据的学术论文并自引，论文在同一种期刊不同版本上再次发表，已发非英语文字论文在国际英文学术期刊再次发表，内部资料刊登后再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等。

四、一稿多投的成因剖析

一稿多投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期刊出版者方面分析，包括信息不畅通、出版长时滞等。问卷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期刊没有明确的审稿终止时间，各类期刊都存在审稿回复延期的现象。从作者方面分析，包括功利驱动投机取巧、缺乏投稿的规则性常识胡乱投稿、定位不准多投以增大命中率、追求时效性、学术伦理意识淡薄等多种情况。

从编撰互动角度分析，作者与期刊编辑部之间存在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作者投稿之后无法及时知晓稿件的处理情况，编辑部也往往采用免责声明推卸编审结果公开或告知的责任，作者只能被动等待并且经常等待无果。

从社会环境影响方面分析，一是学术评价体系不合理。强制性的学术人才评价机制要求作者快发多发论文，重数量而轻质量，迫使体系内的成员以不正常的手法来应对量化考核。二是客观上存在有限的期刊资源与发表论文的庞大需求之间的矛盾。三是法律规定和科研规范缺失。著作权法没有对一稿多投作明文禁止，约束力不强，同时我国科研规范和学术伦理建设起步较晚，存在种种规范性缺失，难以对学术失范、学术不端行为形成有效约束。四是技术手段的进步助长了一稿多投行为。随着信息技术时代计算机网络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作者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投稿已经取代了邮寄投稿方式，低成本高效率，从技术上为一稿多投的蔓延提供了极大便利。

（作者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

注释：

① 常青.怎样理解“一稿多投”？[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1（2）.

② 王桂珍.关于一稿多投的法律思考[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

③ 汤代国，喻俊.一稿多投、重复发表情况分析及防范措施[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1（3）.

④ 李飞跃.期刊编辑部应对恶性一稿多投的策略[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⑤ 汤代国，喻俊.一稿多投?重复发表情况分析及防范措施[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1（3）.

⑥ 曾果果，刘宇.反思国内学术期刊失范之“一稿多投”[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8）.

⑦ 刘延玲.“一稿多投”的背后——从“一稿两投”“一稿多投”到“一稿多发”“重复发表”[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1）.

⑧ 邱亮斌，曾乔松.也谈一稿多投及其防止对策[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9（2）.

⑨ 许传桂，张秀丽.浅议网络时代一稿多投与科学道德建设[A].2008年第四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论文集[C].2008：489-493.

⑩ 尚庄.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一稿多投现象透析[J].新世纪图书馆，2005（3）.

（11）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2）《材料保护》編辑部重要公告（Ⅱ）——关于一稿多投的处理[J].材料保护，2004（3）.

（13）张玉芳.一稿多投不容忽视[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1993（3）.

（14）薛万新.图书馆学期刊一稿多投14例的比较分析[J].图书馆杂志，2000（2）.

（15）许传桂，张秀丽.浅议网络时代一稿多投与科学道德建设[A].2008年第四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论文集[C].2008：489-493.

（16）赵群.从《著作权法》看“一稿多投”[J].中国农业会计，1991（5）.

（17）郭志新.医学期刊审稿回复期限与一稿多投时间的界定[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06（3）.

作者：黄新斌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研究论文 篇3：

面向知识服务的引文索引数据组织研究（Ⅰ）

摘 要：文章以知识服务为背景，对引用过程中涉及的各项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总结了数据的特征，重点阐述了这些数据在知识服务中将起到什么作用，要注意什么问题。

关键词：知识服务 引文索引 引用形式 引用角色

编者按：知识服务是高级阶段的信息服务，是图书情报工作从传统的文献信息服务阶段，转变和提升到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信息服务阶段。知识服务对信息组织有很高的要求，强调数据间的有机关联，尤其要求通过数据间的联系从而形成相关知识。信息组织的发展，与用户的要求和信息服务的深入相伴随的，随着人们对知识需求的迫切，信息组织已逐渐提升到知识组织的高度，满足知识服务的知识组织已成为学术界和信息服务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对数据、信息、知识的科学、有效的组织，是实现知识服务最基础、最关键的工作，也是通过知识组织来提升知识服务质量时常遇到的瓶颈问题。目前在知识组织的理论方面已经有诸如语义网、知识地图、本体论等理论的出现，但如何根据上述理论系统化地实现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有效组织，以满足知识服务需求，不但在组织模式上缺乏相应的实证性的探讨，同时也缺乏在相应知识服务应用平台上的展现。本刊开设“面向知识服务的知识组织”专题栏目，目的在于汇集国内知识组织方面的优秀成果，解决知识组织研究领域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升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知识组织能力，进而提升我国知识服务的整体水平。

本专题领衔学者苏新宁，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情报学报》等多家学术期刊编委，我国唯一一位情报学学科长江学者，创建了我国第一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主要从事信息处理和智能检索等领域研究，主持并完成了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科、国家社科与省部级科研项目及企事业委托项目40余项。本专题所发表的一组文章，是苏新宁教授及其所带领的团队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知识服务的知识组织模式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71273126）部分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凝练了知识服务中知识组织模式的特点，结合不同专业领域及不同行业背景探讨了应用实践；探讨了面向知识服务的知识组织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包括质量控制、评价机制、服务模式等管理方面的難题。这组文章对我国知识组织的研究与实践有着极大的指导和帮助作用。

1 引言

学术引用体现了学术的继承性，反映了学术成果之间的关联性，引用中的细节信息对我们研究学科发展的态势，分析学科研究特点，了解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习惯，把握不同领域学术资源分布和各学科重要学术资源都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因此，在构建引文数据的数据组织之前，首先应当深入分析学术引用过程中的各类信息，总结文献数据所反映出来的特征，探求这些特征所能呈现的规律，以帮助我们更科学地组织引文索引，使引文索引在知识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研究背景

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大量信息产生的同时，人们却发现很难从信息中获得需要的知识。在我国，知识服务的概念从上世纪90年代初被提出，至今一直都是科技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张晓林[1]先生在《走进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一文中明确提出知识服务的十项特征，并对知识服务的运营模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为图书情报领域树立了新的研究方向。

引文索引是对学术引用最有力的表达工具。引文索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73年美国出版的供律师查阅法律判例的检索工具《谢泼德引文》。1927年格鲁斯等人即采用了引文分析法分析了化学中某些科技期刊论文的参考文献[2]。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在加菲尔德的带领下先后研制了SCI、SSCI、A&HCI等一批优秀的引文索引。我国从80年代末期开始陆续开发了CSCD、ISTP、CSSCI等引文索引。

在当前知识服务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引文索引逐渐暴露出功能单一、分析预测能力缺乏、缺少个性化服务等不足，对文献知识服务工作的开展造成阻碍。因此我们在创建引文索引之前，需要深入分析引用过程中的各项数据以及这些数据之间的关联，挖掘其深层次的含义，充分发挥各项数据的效用。目前国内对引用过程中具体信息分析的文章并不多见，且主要是针对文后参考文献的作用[3-6]，对其他数据的分析则基本没有涉及。因此笔者希望本文的分析研究能对今后引文索引的开发与设计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3 引用关系分析

科学文献间的引用与被引用构成了一种引证关系，这种引证关系不仅体现在文献之间存在关联，其中还蕴含着大量的知识和规律。本文将从引用关系中的被引对象、引用形式、引用关联和引用角色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3.1 被引文献分析

3.1.1 被引文献类型分析

图书情报领域将文献类型划分为：图书、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报告、报纸、专利、标准、参考工具、网络资源等。从学术角度来看，每一种类型的文献都有其鲜明的学术特征，例如，网络资源（如学术博客、学术论坛）时效性最快，但其资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又受到一定的质疑；论文反映了学术热点和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相对图书而言，出版及时，能更快地反映学术研究前沿领域，尤其是会议论文（特别是各领域学界顶级会议论文）更是各学术领域学术前沿和重要研究成果的代表；图书的学术性表现在其成果更加成熟；最具权威性的文献无疑是标准和政府报告；最具科技创新性的文献应属专利等等。

另一方面，从被引文献类型分析也可以发现不同学科学者的阅读习惯和他们研究所倚仗的主要学术资源，深入分析还可以发现不同学科学者对研究资料获取手段的差异。正如上段所述，图书的学术观点相对论文而言更加成熟一些，而论文较图书体现的是更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通过一个学科或一个领域研究成果引用图书或论文的比例，考察学科的成长性、成熟度和活跃度。例如，较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自然科学整体上发展迅速，其引用的论文占整个引用文献的70%以上，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引用文献中55%以上是图书[7]。如果细致考察各种类型的被引文献比例，可以验证许多猜想和发现学科更多特征。

通过被引文献的类型分析，我们可以从被引文献类型的信息中探究学科和有关研究领域的成熟度、发展趋势和研究特征，了解学者对学术资源的趋向和获取手段等，同时还能够从这类信息中挖掘出尚未被人们意识到的有关规律。同样也可以发现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文献（如，对学术研究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或经典著作、高被引论文等）。所以，在引用信息的数据组织上我们应当关注被引文献类型信息的标注和编码，促进引文索引在知识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3.1.2 被引文献语种分析

被引文献语种是指学者在研究中引用了哪些语种的文献，通过被引文献的语种可以发现各学科的学者对国际研究成果的关注程度，对国际文献的获取能力以及对外语文献的阅读能力等等。从学科角度来看，可以分析学科或领域研究是否与国外研究接轨，国际上科学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是否被引入到其研究领域。一般说来，国外文献引用较多的学科，该学科研究的发展较为迅速，与国外研究接轨的能力也越强，学科地域开放度越大。因此，如果将被引文献语种在引文索引系统中反映出来，势必将增加引文索引的效能，使之帮助我们分析各学科研究的国际化程度。

外文文献语种众多，我们不仅要重视主流外语语种（如英、法、德、日、俄等语种），也要关注其他如斯拉夫语系、阿拉伯语等非主流但在某些研究领域有着重要作用的语种，因为这些语言文献对学界研究历史、民族、宗教等有很大帮助。一般而言，被引文献语言标注的越全面，其引用分析就能更全面的把握国外各类语种文献对我国各研究领域的影响。

另外，如果我们从横向比较学科，我们了解到各学科学者对国外文献的获取能力、阅读能力、关注度的差异，以提请落后学科的重视。从纵向角度分析，可以看到各学科多年来对国外文献利用的变化轨迹，从这一轨迹中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某些学术领域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总之，在引用信息的组织上标注语种，并非只是简单地对被引文献的语种统计，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挖掘隐藏于被引文献中、具有很大学术指导作用的信息。因此，在引文索引的组织中，细致标注语种信息将能从某一角度提升引文索引的知识服务能力。

3.2 引用形式分析

在科学论文的撰写中，针对引用的文献有多种形式：①文中注，指作者文章中直接标出引用文章的出处、内容和观点的引用；②脚注，指在文章每页的底部对文中某些内容所做的注释，一般是解释说明；③尾注，指在文后给出的引用，和脚注相似，但主要是以参考文献形式给出。一般来说，三种引用形式各有偏重，文中注主要引用的是一句话或一段文字，引用较为直接，并且与所述内容联系更加紧密；脚注更侧重于数据来源和资料引用；尾注更多的表现为参考文献。因此，对引用形式的分析，可以探索人们的引用习惯，发现学科之间的引用差异，对规范学术引用有一定的帮助。

从目前的学者引用来看，许多人易混淆了这三种引用形式。例如，文章的脚注中既有资料来源又有参考文献，有的甚至在尾注中除了参考文献外，还有文字解释性注释，这些都应属于行文规范性的缺失。虽然，目前少数文献的引用存在一定的不规范，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绝大多数引用中分析出许多端倪。如学科之间的引用形式差异，历史学、古文献领域较多使用文中注，自然科学领域主要表现为参考文献形式（尾注），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则是脚注、尾注均具。

因此，研究引文索引的引用形式的编码和组织，并通过分析其引用形式，可以探索学科之间的引用习惯和差异，发现学术引用中尚不规范的引用行為，从而促进学科之间的引用行为趋于规范和统一。当然，也可以根据引用形式的数据分析，了解各学科学者的研究习惯和引用行为，找到各学科学者的引用行为规律。更重要的是，引用形式的统计分析结果为学界提供了又一条知识服务的新路径。

3.3 引用关联分析

文献的引用行为虽然都是个体行为，但无数的个体引用行为在无形中却形成一张庞大的引文网络，这个网络可以为我们探索文献间的关系，从而发现隐藏在引用中对科学研究和文献规律非常有价值的知识。在这个引文网络中，大量的文献存在着关联，根据关联强度和形式，将其分为直接引用、引用耦合和同被引三种类型。不同的关联形式对应不同的分析方法，对知识服务而言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

文献中的引用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文献间的关系，这些施引和被引用文献的联系关系形成了引用网络，通过这个引用网络可以得到与引用相关的统计、分析和评价数据，例如文献被引量、作者被引量、期刊被引量统计等等。文献的被引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和学术影响，可以根据被引量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同样可以利用被引量对作者、机构、期刊以及国家和地区的科研状况、学术影响力等进行分析评价。另外，通过引用网络的引用链我们可以发现一项研究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轨迹，根据网络中被引量高的结点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得到在某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或高影响力的文献。

引用网络中，多被引结点说明有多篇文献引用该结点所代表的文献，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引用耦合。具有引用耦合关系的多篇文献，普遍认为存在一定的关联，耦合的强度通过文献之间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数量来测定[8]。文献之间耦合强度越高，研究主题越接近，文献也越相似，这一思想对文献的聚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9]。将文献耦合的思想进一步推广，我们还可以进行作者耦合、机构耦合、期刊耦合分析等等。

所谓同被引是指两篇或多篇论文同时被其他文献引用的现象，同被引强度一般通过同被引的次数来测度[10]。同文献耦合相似，同被引次数越高的文献被认为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越接近，文献的相关度越高。与引用耦合相比同被引分析更为客观，因为文献被引用完全是一种被动性行为，作者本人很难控制，此外引用耦合的强度是固定不变的，同被引强度则具有动态变化性，因此同被引分析常常用于学科前沿的探测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引文网络的构建过程中，需注意数据匹配的粒度问题。由于参考文献是由各个作者自己标注的，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信息误差，例如书籍改版前后页码的不一致，多位作者合著文章被引时作者信息标注的差异问题等等，如果采用细粒度的精确的字符匹配算法，则往往会引起数据分析的不准确。因此在对引用网络以及引用关联进行分析时，为得到更准确的数据，既要考虑数据的组织问题，也要考虑匹配算法问题，在信息主体一致的情况下，应根据客观需要，灵活的设置数据匹配的粒度。

3.4 引用角色分析

根据作者写作需要和写作目的的不同，在引证过程中，引文充当的引用角色也各不相同，大体上引用角色可以分为以下四种：①综述性引用，也称罗列式引用，作者通过引文列举出目前的研究现状，但不表达自己的观点；②学术观点的引用，是继承式引用，指作者对该观点持有赞同意见并在文章中进行表述；③学术启发式引用，是一种发展式引用，作者不仅赞同此观点，而且该观点对作者新思想的形成具有启发意义；④批评性引用，也称为否定性引用，作者引用文献的目的是为了批评和否定，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同一文献中的引文常常具有不同的引用角色，同一篇引文在不同的文献中也往往会充当不同的被引用角色。通过文献引用角色的分析，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引用关系中隐藏的知识。例如，一篇文献多次作为学术启发式引用，说明了该文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对之后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相反，一篇文献若被多位作者作为批评性引用，说明该文章可能真的存在一些问题。同理，对于学科分析也是如此，学术启发式引用多的学科思维更加活跃，发展迅速；批评性引用多的学科则思想对撞激烈，可能存在多個观点对立的学派。

引用角色为引文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在引文索引中若能对每一篇参考文献标注其引用角色，则可以利用这些标注信息，分析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研究习惯，以及各学科间的发展对比，继而可从更深层面发现研究领域内重要的学术文献，而不是仅仅从文献的被引次数来衡量。

4 引用主体分析

在引文分析过程中，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应不同类型的元素，有些元素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对象，并在引用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我们称之为引用的主体。对引用主体的分析能够使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并挖掘出由此产生的多个主体间的关联。

4.1 来源文献分析

根据文章的具体内容，可以将来源文献的类型分为研究型、评论型和综述型三种，进一步细分，研究型文章可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等类型；评论型又可分为学术评论、图书评论和学术批评等类型；综述型可分为会议综述和学术综述等类型。每种类型都具有其鲜明的特点，从学科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对文章类型的统计看出某个学科的研究特征，如评论型文章较多，说明这一学科注重学术批评、学术思想活跃；综述型文章则可以帮助学界进行学术回顾和总结[7]。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文章的类型可以看出研究者的专业特长，如发表论文多为应用型说明该学者在平时的科研工作中更注重实践，一般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此外，从文章的类型还可以看出一个期刊的收录偏好，是偏重理论研究还是偏重于应用实践，能否接受不同意见，等等。

从来源文献的引文数量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规律，例如学术综述型文章的引文数量要普遍高于其他类型的文献。从学科角度分析，引文数量能够反映一个学科研究的整体学术规范程度和学者的学风。因此，在引文索引中需要考虑对来源文献的文章类型和引文的数量进行标注，通过文章类型的统计分析以及不同类型文章的引文数量的考察，可以帮助用户发现学科研究的主流成果和研究成果中尚缺完备的方面。

4.2 作者分析

一个学科要发展，根本动力在于学科的研究群体，在于每一位科研人员的努力。文献作者是引用行为的施动者，在引证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与作者相关的数据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隐含的知识：例如，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分析，发文作者的数量能反映一个学科的研究实力；作者的年龄分布反映了学科研究的人员结构与学科发展前景；通过作者的性别统计可以分析出不同学科研究中性别的差异性；分析作者的研究领域还可以发现哪些方向是学科研究的热点，主要有哪些学者在研究，结合时间数据还可以考察学科研究热点的变化情况，这些都可以帮助年轻学者尽快找准研究方向，确定研究目标。

一篇文章可能有多个作者，同一作者也会发表多篇文章；一个作者常常需要引用多位作者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也同时被其他人引用，因此文献与作者、作者与作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网状关联。目前在图书情报领域，针对作者合著和作者引用网络的分析文章非常多，但由于对作者背景资料的缺乏，对作者以及作者之间关联的分析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在传统的引文索引数据库中，仅存储了发文作者的姓名、地区和所在机构这几项简单的信息，如果能将作者的出生日期、性别、研究方向等详细的背景资料也在数据库中进行组织和存放，用户通过引文索引就可以获得更深层面的知识服务，例如可以查看某领域年轻学者都在研究哪些内容，可以分析和对比不同年龄段学者的研究特点如何，可以比较哪些学科更适合女性学者的发展，甚至可以对学科的发展前景作出预测。

4.3 机构分析

经初步统计，文献的发文机构主要来自于教育科研机构、党政机关、军队系统以及以医院、图书馆、报社、出版社为代表的企事业单位，其中以教育科研机构（如高等院校、研究所）最为普遍，从发文的内容以及期刊名称上也能看出不同类型机构的发文具有鲜明的职业和专业特色。对发文机构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我们从中也能发现一些隐藏的知识和规律，比如从发文量和文章级别可以看出机构的科研人数、科研力量，以及该机构的研究特色等等；从发文数据可以分析各领域跨机构合作状况，对加强学者间的交流和学科的交叉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传统引文索引中，对于机构信息的标注往往存在一些不足和误区，具体分析如下：

（1）作者的区分问题。一般来说，发文作者都会标注机构信息，但因工作或学习需要，同一作者常常会标注多个机构，另外由于机构名称标注的不规范，有人用全称有人用简称，以及机构合并、更名等因素，相同的机构会出现多个不同的名称，这些都给基本的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带来了困难，常常导致错误的分析结果。

（2）跨机构合作问题。所谓跨机构应该是指处于不同机构的不同学者之间的合作，若同一个作者标注多个机构的情况则不属于真正跨机构合作的范畴。在目前的引文索引数据库中，对于跨机构合作并没有进行很好的数据组织与标注，研究人员需要自己完成数据采集和处理工作，工作量大，并且各研究者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也会因处理方式问题，造成分析结果的不准确。

（3）不同类型机构的表示问题。如何对机构进行分类并有效地表示是提供深层次知识服务的前提，例如要“检索全国‘985’高校十年来的发文量和被引量”，在目前的引文索引中需要首先知道全国“985”高校是哪些学校，然后根据名单依次进行检索，最后还需将所有信息进行汇总，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还容易出现差错。解决的方法是对机构的类型进行科学的编码，依据编码信息可以快速的获取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继而为用户提供所需的知识服务。

因此，面向知识服务的新型引文索引需要克服上述不足之处，在引文索引数据的组织过程中，要充分做好机构信息的编码和标注工作，要克服机构名称变化引起的问题。

5 引用过程中其他信息的分析

除上述引用主体外，在引文索引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信息，如期刊、地区、关键词、基金、发文时间等，这些信息在引文知识服务同样起到重要的作用。

期刊选刊的标准问题，同样是引文索引建设的重要研究内容。对期刊分类的优点在于，通过期刊的遴选帮助用户有目的的寻找到需要的信息，并能有效的控制期刊的质量，有利于学科的不断发展进步。通常我们将期刊分为核心和非核心两大类，而伴随着不同引文索引系统的诞生，也产生出了多种分类方法和评价指标，这些都为全面客观的反映学科发展全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对于期刊还需注意期刊名称的变革问题，通过考察期刊名称的历史沿革，用户不仅能够获取更全面的期刊数据，而且能对期刊的发展历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通过发文的地区信息可以对比分析不同区域的科研实力，研究地区之间的合作情况以及科研人员的区域流动性等社会化问题。目前，在文献中对于作者的地区标识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大部分期刊采用了地名标注的方式，但地名标注同样存在很多问题：有的用全称有的用简称，有的标注省和市甚至到县区，而有的只标注市或从市到县区，另外还有地名变更等情况。因此在引文索引中，同样需要对地区信息设置编码，通过建立发文地区对照字典，将不同的地名按照地区进行合并、归类，避免数据分析时产生错误。

关键词是文献研究内容的的涉及主题体现，结合文献引用关系的关键词统计，可以用来跟踪学科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具体包括关键词的出现总频次与各年度频次变化两个方面。在一段时间内，出现频次高的关键词一般可以认为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对于出现频次是逐年上升的关键词，结合关键词最早出现的时间和学科半衰期数据可以判断该关键词是否是学科新的发展方向。

从发文的基金标注中我们大致也能判断文章研究范畴和研究深度，一般来说，有基金资助的文章质量要高于非基金文章，国家级项目、重点项目文章的质量普遍要高于一般性项目文章。不同类型的基金在学科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如“863”、“973”等科研项目代表了国家重点资助的科技攻关方向；国家级的基金項目，通常代表了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方向和科研动态；专项基金一般为特殊地区、特殊行业或部门所设；此外还有各单位自己设置的各类基金项目。因各类基金项目种类繁多，在引文索引中需要对基金信息进行科学的分类组织和有效的编码标识。

时间是文献资料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同时也是提供知识服务的必备属性。例如，从不同时间段的发文量和被引量数据中可以跟踪学科的发展路径；从被引文献的发文时间可以分析对比不同学科的特点；从时间刻度上跟踪关键词的变化可以对学科的研究热点进行全面的分析；此外，众多的分析评价指标也都与时间特征相关。

6 结语

知识服务概念的提出是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子数据资源的极大丰富，为引文索引的创建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条件和数据基础，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知识服务的需求对引文索引的数据组织与架构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据依然是服务的源泉，为了给用户提供更有效更优质的服务，必须深入分析数据，总结数据的特征和数据之间的关联，掌握其呈现的规律，在引文索引的数据组织过程中注意将这些方面进行标引，为面向知识服务的引文索引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数据保障。

参考文献：

[1]张晓林.走进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26（129）：32-37.

[2]王崇德.我国科技期刊文献的引文分析[J].情报科学，1981，（5）：35-41.

[3]张敏，陈友萱.文后参考文献的作用与规范著录[J].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育研究，2004，（3）：44-46.

[4]朱大明.参考文献的主要作用与学术论文的创新性评审[J].编辑学报，2004，16（2）：91-92.

[5]朱大明.参考文献引用的学术评价作用[J].编辑学报，2005，17（5）：324-325.

[6]赵芙蓉.参考文献在科技论文中的作用与引用[J].焦作大学学报，2008，（4）：115-116.

[7]苏新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设计与应用价值[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5）：95-102.

[8]Kessler M M. Bibliographic Coupling Between Scientific Papers[J].American Documentation，1963，14（1）：10-25.

[9]Morris S A，Yen G，Wu Z. Time Line Visualization of Research Fronts[J].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2003，54（5）：413-422.

[10]Small H. Co-citation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A New Meas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Documents[J].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1973，24（7）：256-269.

作者简介：苏新宁，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信息智能处理与检索、情报分析与科学评价；朱云霞，女，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据挖掘、信息分析与科学评价。

作者：苏新宁　朱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