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司法改革目标研究论文

摘要：作为当前的热门性话题，司法制度改革已经受到重视，更在学术领域引发了大量研究和探讨。而我国的司法改革也已经正式提升到建设法治国家的日程，在实际改革过程中要求必须坚持独立、公正、高效以及廉洁和程序公开的基本原则。而我国学术界当前的主流观点是：以权力制衡的方式推动司法制度的改革。而本文则期待通过分工视角下对司法制度改革进行分析，从而推动司法改革。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司法改革目标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我国司法改革目标研究论文 篇1：

刑事三审制与法院司法功能的重新配置

摘 要： 在权利保障与救济、法院职能分层设置及程序安定等众多理论基础的支持下，刑事三审制不仅具有建立的必要性也同时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在重构三审制时，应重新界定与配置各审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和司法管辖权的行使范围。

关键词：三审制；权利救济；司法资源；司法功能

作者简介：尹丽华（1964-），女，黑龙江富锦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事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学研究。

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刑事审级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007d101

公正与效率既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主题，也是现代司法的基本价值目标，而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抽象的理论更新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赖于一套科学合理的诉讼制度的建构及其有效实施。因此，建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和运作原理的三审终审的刑事审级制度，完善不同审级法院的司法功能及在上诉审程序中的作用，是我国司法改革应当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

一、 刑事三审终审制建构之理论基础

审级制度是一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构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终局性和权威性，也影响到对案件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救济的充分性等价值目标的实现。考察世界各国刑事审级制度不难发现，尽管存在着三级法院和四级法院、单一制法院和双轨制法院的区别，但是三审制的格局则是趋于一致的制度设计。司法资源有限，刑事案件又逐年增长，是各国刑事司法共同面临的课题，但是各国在审级制度方面普遍选择三审终审制而不选择更有效率的两审终审制，显然有其支撑三审制建构的理论基础。

（一）权利保障与救济理论

现代法治理念遵循这样一项原则：权利需要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对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比宣示人的权利更为重要和实在。”[1]（P31）而实现权利保障与救济的基本方式是司法裁判，其核心是由法官通过一系列的审判程序来完成。在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一种主要的方式是寻求司法救济。在现代社会，公正司法与保障权利的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加强诉讼中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作用，强调国家专门机关严格遵循诉讼程序构成刑事诉讼的重要内容。为防止国家权力的过于强大和恣意擅行，各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较为广泛的诉讼权利，并将一些与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密切相关的重要权利上升到宪法性权利的高度，以期通过宪法和其他具体法律程序的设定，为权利遭到侵害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济。

在刑事上诉审程序中对当事人权利救济的特点体现得更为明显，它是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的重要制度装置，尤其是被告人因其诉讼地位所决定而成为最为重要的上诉救济主体，当他认为原审法官的裁判违法侵犯其实体权利，或者认为原审程序违法而没有获得公正审判等，都可以通过提起上诉以实现权利救济的目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便是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实现对被告人权利充分救济而确立的重要原则。与两审制相比，三审制可以为被告人等提供更多一次权利救济的机会，在大陆法国家中，被告人就法律问题都可以提起第二次上诉，在英美法国家中，虽然对被告人上诉到第三审法院的限制较多，但因宪法性权利受到侵犯的被告人仍然具有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的权利。

（二）法院职能分层设置理论

理想的审级制度既要保证正确及时地认定案件事实，又能够恰当地适用法律；既要树立法院裁判的权威性、维护法的安定性，又要确保当事人的利益；既要保证司法公正，又要体现诉讼效率。因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和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在法院制度的设置和诉讼程序的设计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是就普通诉讼案件的审判而言，以三审终审建构的审级制度格局可以说是各国立法之通例。在法院审级功能的划分上，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是审级制度的典型特征，各级法院之间实行职能分层，其中第一审为刑事审判的核心，以解决纠纷为主，注重事实认定并将现行法律正确适用于所认定的事实，而上诉审法院的功能，一则“在于防止法官裁判的错误，以保障当事人之权益，另一则在于统一法律之见解”[2]。

在公正、效率和权利救济等诉讼价值目标下，以审级制度为基础配置的上诉程序兼具为当事人权利提供救济的作用以服务当事人的私人目的和为下级法院提供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上的统一作用以服务于社会公共目的的双重目的与功能，并为实现两者间的平衡，遵循金字塔形的技术原理建构了三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和法院体制，不同级别的法院在高居塔尖的最高法院的统摄下构成层级分明的司法等级体制。在这种司法体制之下，不同层级的上诉法院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也有所区别。尽管刑事上诉审程序都同时承担纠错和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但是理想的制度设计遵照法院职能分层设置理论，将这两大功能在不同上诉法院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以避免功能的重复或缺失，其中第二审法院侧重于纠错功能的发挥以救济个案当事人，第三审法院则以统一法律适用为主要功能，相应地通过纠正错误裁判以救济个案当事人的私人目的处于次要的地位。在第三审统一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功能方面，各国司法制度的安排突出了最高法院的地位，以保证最高法院通过直接裁判上诉案件，来达成整个司法领域内的法制统一。因而，第三审作为法律审的制度设置具有第二审程序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使命。

（三）程序安定理论

程序安定的内涵包括程序的有序性、程序的不可逆性、程序的时限性、程序的终结性、程序的法定性等基本要素[3]，其中程序的不可逆转性和程序的终结性是建立审级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审级制度设立的目的之一在于及时获得法院裁判的确定力和稳定性，朝令夕改的裁判程序是对法院判决权威的损害。三审制与两审制相比，从应然的意义上说，两审制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似乎更符合程序安定理论，然而法院的裁判需要建立在能够为当事人提供充分法律保障和权利救济的程序基础之上，为此各国构建了三审终审的刑事审级制度。而对审级制度外的权利救济尽管也有再审程序的设置却又被确定为非常例外的救济程序，法律上严格限制再审程序的启动以维护法的程序安定和法院裁判的权威。

自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始，我国现行审级制度几经变化，并最终于1954年制定了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确定为两审终审制。应当承认，我国审级制度在设立之时较多地考虑了诉讼经济和“两便原则”，为了方便当事人的诉讼，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使案件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获得尽快的处理，便成为当时设立两审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受建国初期国情和客观条件所限，来解释两审制的设置理由还有些许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话，那么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仍旧维系这一审级制度，并仍然以死刑复核程序和再审程序作为补充性防错纠错程序的设计思路，则明显地丧失其科学性和正当性依据。当我们以现代法治理论来重新审视时，就会发现立法之时就没有将再审程序设置为非常救济程序，而是作为补救和补充上诉审程序在救济和防错与纠错功能上的不足而设置的一种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不符合审级制度建构所要遵循的司法权运作的分层设置和维护程序安定理论，给司法的终局性造成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同时，也难以满足当事人寻求权利救济与保障目标的追求。

而建立三审终审制，不仅可以实现当事人对司法公正和权利有效救济的合理期待，还可以将死刑复核程序和部分再审案件纳入审级制度中，由于第三审是以原判决未生效为前提，是对不确定判决进行的审查和审理，因此不论结果如何都不存在破坏法院裁判稳定性的问题，不会损害生效判决的严肃性、权威性。由于三审制的设立，诉讼公正程度提高，再审的提出当然将受到严格限制，而使其真正成为非常的例外启动程序，从而有利于实现法院终审裁判的既判力，提升刑事司法权威。同时第三审程序的设置更有利于发挥高审级法院在维护法律统一正确适用方面的重要功能。我国台湾学者在比较两岸的审级制度时就曾指出：“在大陆的制度下，如何借以第三审的法律审来统一全国各级法院的法律见解不无问题”[4]（P369）。建立三审终审制后，将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定位为专门的上诉法院，实现初审法院、二审法院和三审法院的职能上分层设置和程序制约作用，尤其建立专门审理法律问题的第三审程序，可以消除两审制下终审法院难以承担统一法律适用这一功能上的明显缺陷。

二、建立三审终审制的可行性分析

建构一项新的法律制度，仅论证设置的理论基础与必要性还不够，还需要考虑设置的现实可行性。如果各方面条件不成熟，也会影响到该制度有效的运转和发挥真正的作用。笔者认为在我国建构三审终审制已经具备了可行的各项条件：

其一，国际三审制的建构和改革为我国建立刑事三审制及其运作提供了参照依据。尽管世界各国的诉讼模式有所不同，法律价值观念也有差异，但审级制度的设置以及审级制度改革的方向却是基本相同，原来一些实行两审制的国家也在改革中改采三审制，如罗马尼亚于1994年变两审制为三审制，法国2000年随着重罪上诉制度的设立，也实现了重罪案件的三审制。因此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看，三审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级制度，尽管各国都面临刑事案件的普遍攀升和国家司法资源有限的实际问题，却都在采行三审制而不是减少审级，充分说明了三审制具有其制度建构上的合理性和实际运行中的科学性。当然，各国在平衡公正和效率方面也采取了应对措施，如限制一些案件的第三审上诉等，而这也为我国三审制的具体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系数。

其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建立三审制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方便条件。建国初期，考虑到经济情况比较落后，地域辽阔、很多地区交通不便的现实状况，过多的审级会增加当事人讼累，造成双方在人力、物力、时间上的过多耗费，也不方便法院审判案件的客观实际，因而设立了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如果说因当时经济状况和国情所限尚有必要的话，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国家社会物质财富迅猛增长，交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加之通讯和信息技术的日益更新，这些都为我国建构三审终审制提供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保证，实行三审制的经济和物质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其三，法院组织体系提供了机构和人力资源上的保障。我国现有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机构设置，使得三审制下的终审法院可以直接获得较高审级法院终审的机构保障，而不需要投入专门的司法资源，同时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中汇集了一批优秀法官和法律专家，为三审程序发挥统一法律适用和解释功能直接提供了人力资源上的优势。我国现行的两审终审制下，中级法院作为终审法院不仅难当统一法律解释的重任，而且也不利于摆脱地方上各种势力对审判公正性的滋扰，由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为终审法院则能够有效地脱离审判上的干扰，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这样建立三审制不仅取得了司法资源上的保障，更能够实现司法独立和审级独立的目的，与司法改革的目标相吻合。因此把终审权赋予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行使才是切实可行的。

最后，三审制的设立对司法资源和效率并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司法资源和效率因素恐怕是我国能否建立三审制及其是否具有可行性的最大顾虑，不可否认，与两审终审制相比，三审终审制因多了一个审级，可能会对审判效率有一定影响，也可能会增加国家司法资源的投入，但是只要制度设计得合理、科学，将不会较大地损及诉讼效率，甚至有可能提高审判效率。我国以再审程序为必要补充形式的两审终审制从表面上看似乎简便快捷，审判效率很高。然而正是由于缺少一道审判上的审级保障，案件终审后一部分案件又流入再审程序，进行实际上的“三审”甚至多级审理，这样就整个司法体制的运作看，实质上并没有减少审级和法院的工作负担，反而以牺牲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审权为代价，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审判效率。而如果将部分再审案件纳入到三审程序之中，借鉴国外三审程序的运行模式，通过审级程序处理案件，裁判一经发生法律效力后，除非有法律规定的重大错误，将不再启动再审程序。这样法院的审判工作的效率不但不会降低，而且还可能高于现行的两审终审制下的二审程序加申诉与再审程序的效率。三审制虽然增加了一个审级，但是限制了一个范围宽泛、压力更大的申诉再审程序的启动，实际上等于没有增加审级。

单就我国现行的上诉程序看，其审判效率也不见得有多高：二审法院对所有案件都要进行全面审查而影响审判的效率；遇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又采取发回重新审理的做法而影响诉讼效率；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请示汇报制度及院、庭长审批案件和审判委员会讨论等多种形式，更直接影响到刑事二审效率价值的实现。如果实行三审制，将会使这些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的法律规定和实践做法得到改善或者消除。由于两审终审难保案件质量，于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对各级法院设置了多重监督机制，如检察监督、人大个案监督、纪委监督等，一旦发现案件有误，将会采取各种方式促使法院再审。这种弃三审而搞多渠道的监督与再审，其结果既损害法院权威，司法独立难行，也使裁判的既判力被动摇。监督渠道过多且不说本身就加大了司法成本，最终案件还得由法院进行审判，为此所有监督机关的作用也只是设法责令法院再一次审理案件而已。可以说设置各种监督结构的成本远大于三审的成本。

有人会担心，实行三审制将使大量的案件涌入三审法院，这将大大增加三审法院的工作负担，影响审判效率。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设立三审制并不等于所有的案件都会进入第三审，正像不是所有案件都会进入第二审一样，而且第三审是一种有限审的制度设计，也将使一部分案件排除在法院审查范围之外。我们设想的三审制是在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管辖权的三审，大部分案件的第三审将消化在高级法院而不会到达最高法院的三审层面上。根据《中国法律年鉴》公布的最近几年各级法院受理的刑事一审与二审案件的数量情况来看，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的上诉率约为15%①，二审后的再审率这几年也呈下降趋势，没有高到上诉案件的比例，因此，即使将一部分的申诉案件纳入三审范围，三审案件的数量也不应有较大的增多。笔者认为，司法改革应当是通盘权衡和考虑下的整体改革，为提高刑事审判的效率，在第一审中实行繁简程序的分流是最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因此在第一审中可以进一步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并借鉴外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对被告人主动认罪案件在量刑上给予“优惠”和“折扣”，在此基础上对上诉权进行适当限制，这样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也会大大降低，高级法院的三审案件的工作量也自然不会有较大增加，司法投入也不需要大量增多。相应地，采取上诉许可制和法律审的第三审制度设置，也必然控制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数量，从而能够减轻最高法院的工作压力。

当然，任何一项制度的设计不可能尽善尽美，而是利弊共存。三审制的设置和实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效率价值有所丧失，但是关键看这种丧失是否属于“必要的丧失”，也就是说这种丧失是否能够为随之而来的其他利益所取代，而且这样获得的利益是否足以抵偿付出的代价[5]（P387）。为实现司法公正这一上位价值目标，宁愿在效率方面有所牺牲，只要这种牺牲不过度，控制在国家和民众都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即可。在具体建构三审程序时应最大限度地协调和平衡公正和效率两者的关系，如果两者不能包容时，我们只能选择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在不过度损及效率的前提下，选择三审制而放弃两审终审制显然更具有可行性和正当性。

三、各级法院司法功能与审判管辖权的重新配置

我国现行的法院结构无论是从程序目的、还是从职能配置及运作方式来看，都没有形成塔形的结构，存在着各级法院功能定位不准，上下级法院之间缺少职能分层，使得各级法院在实际动作中，不利于发挥其在审判中的功能与作用，也满足不了上诉审在服务于个人目的和服务于社会公共目的上的职能配置，更难以实现最高法院在统一国家法制准则方面的特殊作用。因而在重构三审制下的上诉制度时，应重新界定与配置各审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和司法管辖权的行使范围。

（一）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与管辖权

世界各国的最高法院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和承担的司法功能有所差异，但都是通过具体行使审判权来实现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职责和作用的。由于最高法院位居司法金字塔的顶端，原则上只作为终审法院，通过对上诉案件的审理承担全国范围内统一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这一重要的司法功能。

我国的最高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多样化的功能：既是一审法院，也是上诉审法院，对属于由其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和第二审案件行使初审管辖权和二审管辖权；承担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功能；再审的审判功能；监督和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能。除此之外，最高法院承担对在审判过程中就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进行司法解释的功能。但在上诉审法院审判案件时，最高法院又与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一样，承担相同的事实审功能。由于我国不存在专门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程序的划分，最高法院也与其他上诉法院一样侧重服务于个案当事人的私人目的而非服务于社会公共目的，因而在上诉权行使方面又体现出明显的同质性与单一性的特点。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的初审功能基本上已经废止，而由于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能够上诉到最高法院的第二审案件的数量极为有限， 因此可以说在我国由最高法院通过个案的审判保证全国范围内法律的解释与适用上的统一功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其主要的职责与职权应当是承担终审法院的司法活动，但是受两审终审制所限，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审级的法院却未能依据当事人的上诉来实现统一法律适用和解释的功能与作用。

当然，我国的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另外的一种形式——就审判过程中应用法律和法令等问题作出抽象的司法解释，并统一贯彻到各下级法院来达到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这是最高法院唯一区别于下级法院的职能设置。最高法院除了自行作出某些实施细则和规定外，还会同其他部门联合作出相关规定与联合通知，或者对下级法院就某一具体审判中遇到的问题以批示、批复的方式进行抽象的解释。但最高法院行使的这项职能，与其他法治国家被动地借上诉案件的审理宣示法律见解，以实现法律适用上的统一功能是明显不同的。事实上，在我国这项职能也不应属于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因为司法解释是由最高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统一行使的，法院组织法将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过程与法律适用的过程分离开来，应该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工作不具有司法功能的性质。更何况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适用到具体的案件中仍旧涉及法官针对具体案件的事实对其条款再进行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为此这种超越具体个案作出法律解释的做法应当逐步废止，代之以最高法院通过对上诉案件的审判来统一解释法律，并通过判例的形式保证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的同类案件产生法律约束力，实现最高法院作为终审法院在统一法律适用和解释上的重要作用。

因此，应当对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进行重新划定和归位，即将最高法院定位于专门审理上诉案件的最高审级法院，即第三审法院，通过直接审理刑事上诉案件实现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和解释法律的功能，维护国家司法的统一。与此相适应，在司法权的划分上，对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作出合理的划分，将上诉到最高法院的三审案件的数量进行适当的限制。在最高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限上，取消最高法院的一审和二审的管辖权，除对死刑案件的第三审可以进行事实审外，最高法院只作为对重大刑事案件进行法律审的法院。由最高法院作第一审，实际上完全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也与联合国的有关人权保护的公约精神相违背，而取消其二审的管辖权，也是考虑到实行三审制后可能会增加进入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数量，加大最高法院的工作压力。取消最高法院一审和二审管辖权，使其在司法管辖权方面与其他主要法治国家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相适应。

在司法管辖权范围上，最高法院应承担两大类案件的三审，一是死刑案件的三审，对这部分案件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既可以审理事实问题，也可以审理法律问题，以保证案件的质量。另一大类案件是完全的法律审案件，最高法院采取上诉许可制，通过具有指导意义的法律审程序来保证在全国的司法区内法律统一适用，从而实现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公共目的。

（二）高级法院的司法功能与管辖权

我国的高级法院是地方法院中的最高审级，既是重大刑事案件的一审法院，也是二审法院，还是死刑核准法院和再审法院，同时负有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能。但是作为上诉法院，因其受理上诉案件的范围有限，所以由高级法院承担的在较大的司法辖区范围内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也受到很大的制约。为此，对高级法院的司法功能和司法管辖权也应当重新进行定位。

在我国的四级法院中，高级法院靠近司法金字塔的顶端，应当在实现审级法院的职能分层和职能转换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承担来自中级法院初审的重大刑事案件的二审功能，为个案当事人提供事实和法律上的全面救济，实现上诉审法院服务于个案当事人的私人目的；另一方面承担对基层法院初审案件的终审功能，只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救济，以保证在其司法辖区范围内适用和解释范围上的统一，因此高级法院通过对三审案件的法律审能够实现审级制度由救济个案当事人的私人目的向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目的的职能上的过渡，也能够在审级上分担和缓解最高法院审判案件的压力。实行三审制后，可能会有一部分三审案件涌入高级法院，因此应取消高级法院第一审的司法管辖权，将所有的一审案件分别交由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行使，也就是将高级法院的功能和管辖权限定位重大刑事案件的二审上诉法院和一般刑事案件的三审终审法院，使高级法院成为专门的上诉法院，同时发挥纠错功能和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

（三）中级法院的司法功能与管辖权

目前，中级法院的定位严重失当，在四级法院的审级体制中，它是靠近司法金字塔的塔基部分，属于地方法院中的中间层级法院，然而却是绝大部分案件的终审法院。作为掌管终审权的法院，其裁判的权威性、法官的现状等还没达到足以受社会的普遍尊重和获得当事人的普遍信服和可接纳的程度，因此中级法院难当终审法院所承担的统一司法使命的重任。要实现法律解释和适用上的统一，从技术的角度和制度设置规则的角度上看，就必须遵循“终审法院规模控制”的原则，即将终审法院控制在较小的数量和较高的审级范围之内，而我国的中级法院有三百三十余个，如此庞大的法院数目和较低的审级，自然难以承担统一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在三审制下中级法院的功能应定位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重大刑事案件的初审法院，承担查明事实和直接解决纠纷的审判职责；二是承接来自基层法院的上诉案件，通过事实和法律上的全面审查纠正一审裁判的错误，实现上诉法院对个案当事人的救济目的。

现行法律将中级法院管辖的初审案件分为三类：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案件；外国人犯罪的案件。进行审级制度的改革，应采取的措施有：首先，应当废除外国人犯罪案件由中级法院初审的规定，这种规定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6]。其次，适当扩大中级法院初审案件的管辖权，笔者认为可能判处10年以上刑罚的案件划归到中级法院第一审比较合适，这样既可以平衡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初审的工作量，减轻基层法院的工作负担，也可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终审法院过低产生的纠错功能的限制和地方干预问题，保证重大刑事案件的初审质量。

（四）基层法院的司法功能与管辖权

基层法院是司法金字塔中宽阔的塔基部分，其司法功能定位于处理普通刑事案件的一审法院。与其他各级法院不同，它只具有初审的管辖权，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和将法律正确适用于个案的处理是其基本职能。重新调整管辖权后，基层法院将受理可能判处10年以下刑罚的案件，但仍是承担大量刑事案件的初审法院。

有学者建议借鉴外国法院的设置来改革我国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将基层法院设置为简易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公诉案件,如引进在辩诉交易制度的情况下达成辩诉交易的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以提高审判的效率。而将中级法院改造为初审法院（地区法院），适用普通审判程序审理第一审案件，同时作为简易法院裁判案件的上诉法院进行第二审 [7]。笔者认为，这种法院结构的调整在我国不大具有现实性，我国地域的状况决定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参与诉讼的不便，更重要的是我国属于重刑化的国家，判处重刑的案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果将三年以上的案件都归中级法院第一审，将大大增加中级法院一审的工作量，相应地涌入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上诉案件都将大大增多。即使辩诉交易能够引进，也很难预测可接受该程序进行审判的比例。而且将基层法院设置为简易法院，其法官的判刑权限也要作出适当的限制。

从国外法院设置看，日本的简易法院一般只适用于非监禁刑和部分三年以下刑罚的案件；英国治安法院审理的案件虽然高达95%，但是治安法官只有6个月以下刑罚的判刑权；俄罗斯的治安法官只管辖3年以下刑罚的部分案件。德国也是四级法院建制，但是第一审级的地方法院却不是简易法院，而且地方法院只受理4年以下刑罚的案件。如果按照国外的通行做法，将可能判处4年或者3年以上的刑罚都交由中级法院初审是不现实的。如果从审判效率来讲，也无须将我国基层法院设置为简易法院，因为现行的基层法院本身就设有简易程序和普通审判程序，同样能实现效率价值。

通过四级法院的司法功能与管辖权的重新界定，形成四级法院的职能分层并随审级的提高，审级功能由关注个案的当事人救济的私人目的向统一法律适用这一服务于社会公共的目的逐步转换，更符合现代法院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以发挥各级法院在审级制度中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三审制所体现的各级法院的层级关系和职能划分，不仅符合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而且也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刑事上诉制度所应承担的维护司法公正、充分救济当事人权利和实现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 王人博，程燎原. 法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2] 王娣，王德新. 我国民事审级制度之重构与优化[J] .政法论坛，2002，（4）.

[3] 陈桂明，李仕春.程序安定论——以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J] .政法论坛，1999,（5）.

[4] 蔡墩铭.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

[5] 张建伟.刑事司法体制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6] 陈卫东，李训虎. 公正、效率与审级制度的改革——从刑事程序法的视角分析[J] .政法论坛，2003,（5）.

[7] 姚莉.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审判组织重构[J] .法学研究，2004，（5）.

[责任编辑李宏弢]

作者：尹丽华

我国司法改革目标研究论文 篇2：

基于分工视阈下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摘 要：作为当前的热门性话题，司法制度改革已经受到重视，更在学术领域引发了大量研究和探讨。而我国的司法改革也已经正式提升到建设法治国家的日程，在实际改革过程中要求必须坚持独立、公正、高效以及廉洁和程序公开的基本原则。而我国学术界当前的主流观点是：以权力制衡的方式推动司法制度的改革。而本文则期待通过分工视角下对司法制度改革进行分析，从而推动司法改革。

关键词：分工；司法制度；改革

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开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截至目前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其在学术领域也获得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在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大量学术研究报告，该种现象说明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理论和改革都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其实，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必须以实际需求为基础，我国关于所有司法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也能够有效展现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所有全新的理念和理论都有可能促使司法制度改革向着正确的方向进步，而本文内容主要以分工视角为基础完成对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方向的探讨。

一、当前我国的基本国体和整体都决定了分工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基本国体和国家性质都说明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政体则是人民代表大会机制。自从改革开放开始，在我国关于司法制度改革的学术研究和讨论过程中，绝大多数学者都提出了司法制度改革三权分立的基本理念，通过权力制衡的方式确保司法权的独立性，而该种理念在司法机制改革研究和谈论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笔者认为该种理论具有极高的水准，但是所形成的理论并不是以我国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其并不符合我国的政治需求，属于舍本逐末的理念。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理念探索是在中央政府的不断干预下才回归到正确的方向。而就理论层面进行分析，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显著表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一切事务开展过程中都必须保证所有权利属于广大人民，在此过程中主要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以及司法权等多种权利。司法机关作为人民行使司法权的重要代表，该种现象说明我国政治得到了极大的尊重，更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分工将会成为必然需求。基于此，在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过程中必须实现国体和政体的分工。

二、我国的社会资源分配情况展现了分工的必然需求

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其改革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应该说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在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下，其理论发展已经实现了与当前的司法制度改革的同步。因此，认真做好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传承工作，不仅是中央到地方保持高度一致的态度，更是促进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有效手段。当前来说，在我国的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绝大多数司法资源都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该种现象是在我国长期的社会资源分配影响下形成的，其也是物质现实中的实际需求。而司法机关自身所掌握的资源相对于其他社会团体或者个人掌握的资源而言其自身具有极大地优势。以长期被社会所诟病的律师机制为例，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介入的时间和权限等都存在极为显著的不合理性。但是回归当前的现实发现律师所掌握的仅仅是法律知识，而侦察技术等多方面的资源都掌握在侦察机关之中，因此由侦察组织首先完成取证调查才是合法合理的。另外，因为我国和国外技术之间存在极大的水准差异，倘若律师过早进入取证阶段则会使得取证难度大大增加，进而使得证据不足使得本应当受到惩戒的罪犯逃脱，该种现象与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完全相违背。对于涉及到律师关于案卷查阅的规定时，因为案卷材料的保存属于责任负担，而司法机关因为承担着保存的基本责任，因此律师在实际查阅过程中递交相关申请也是合法合理的，由此可以发现，律师进行案卷的查阅并不代表其地位的低下，相反是社会资源在司法领域中合理分配的最终结果。由上可知，通过资源分配的角度对我国的司法机制改革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社会资源分配展现了分工的必然需求。

三、推进我国司法改革

应当始终将公正二字根植于我国司法体系中，坚持以“公正”作为执法的主要依据。其中追求公正是法律法规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法律法规程序中充分体现公正原则。公正作为司法执法的重要标准，在司法程序中充分体现公正原则。司法法官应当先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执法，然后再去崇尚实体公正，始终将程序公正作为实体公正的重要载体。只有司法法官严格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执行个性工作，才能保证全民通过国家统一的司法程序来寻求公正，制定完善的司法程序与制度，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还要确保司法和法官的独立，只有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虽然当前我国司法权容易产生腐败现象，但是确保司法权独立能够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其中司法独立的主要载体是司法法官独立，应当根据司法史的经验教训来正确看待司法法官的独立人格与职业素养。司法法官应当具有专业水平和高超素养，不会受到外界高薪或者金钱的诱惑，明确法官自身的独立立场。

四、结束语

总之，在充分保证我国社会主体政治现实和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角度对司法机制改革进行尝试，在实际改革过程中应当更多的引入群众理念，参考国外先进司法机制，全面落实司法保障机制，确保各级部门态度的一致性，确保全国上下都能够对司法制度改革形成重视，最终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水准的提升。

參考文献：

[1]迟日大.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司法改革[D].东北师范大学，2003：11.

[2]李瑶.浅论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法制博览，2015，（30）.

[3]蒋惠岭.司法制度改革与法院组织法修改论丛之一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J].人民司法 1995（01）

[4]王晓锋，冷霞.司法制度改革：世界与中国——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综述[J].外国法制史研究. 2002（00）

作者简介：

高嘉澄（1995.2～），男，汉族，江苏省南通市人，本科在读，刑事科学技术专业。

作者：高嘉澄

我国司法改革目标研究论文 篇3：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困境及其出路

作者简介：杨静（1988-），女，福建人，本科，福建省沙县人民检察院干警，研究方向：刑法、刑诉法；汤丽萍（1988-），女，福建人，本科，福建省沙县人民检察院干警，研究方向：刑法、刑诉法。沙县检察院，福建沙县365500

【摘要】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产物。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主诉制的优点也日趋显现，进一步深化、推进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在实践和鄢惠凤林楸玲理论上基本取得一致。但是，建立在社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该项制度受现存固有体制和社会矛盾的影响、此项改革的非全面性以及认识和实践深化发展的固有规律性，该制度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科学、合理的处理这些问题对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主诉制；社会转型升级；办案模式；检察队伍建设

所谓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指在检察长的领导下，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在审查起诉部门实施的，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负责人，相对独立承担刑事案件办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的一种办案制度。①1998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工作设想，全国各地的检察院先后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②主诉制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明确办案责任、符合检察工作的客观规律，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合理性。实践地看，该制度对我国缺少检察官办案制度的实际和司法改革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十多年的司法实践和理论探索证明，主诉制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但是，建立在社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主诉制受现存固有体制和社会矛盾的影响、主诉制的司法改革的非全面性以及认识和实践深化发展的固有规律，该制度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进一步深化、推进、完善主诉制改革对规范刑事案件办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进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主诉制改革面临的困境

（一）放权与收权的矛盾

主诉制，无论是改革的需要，还是制度建设的需要，核心在于放权。对于改革而言，仍和改革都是从放权开始的。对于制度建设而言，任何制度的建设都必然涉及权力的扩张。主诉制的改革即使如此，放权是改革的核心。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体制长期积聚的矛盾的综合性、复杂性和既得利益群体的过分强大，主诉制的改革面临放权较少、权力不足的困境。在实践中，一方面，严格的问责机制使部分检察机关领导对主诉检察官独立办案“不放心”，对于主诉检察官能否适应主诉制下的办案机制的要求尚不确信，对主诉检察官能否合理、合法的运用手中的权力而不滥用权力或以权谋私等心存顾虑。另一方面，在主诉制尚不健全、权力配置不明确、责任承担较严格以及要求主诉检察官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的情况下，部分检察人员也不愿意承担如此大的责任，在办案中部分主诉检察官仍然按照既有的请示、报告、指示的方式工作，怠于或难于行使本应行使的权利。这使得主诉制的改革在放权与收权之间徘徊不定，难以确定。十多年的实践也是收权与放权不断变化调整。

（二）现有人事制度下的稳定与流动

司法工作特别强调实务经验积累。合格的、优秀的检察官需要长期的培养和锻炼，主诉检察官就更需要长期的司法实务训练和理论教育，需要付出大量的资源成本。每一个培养出来的主诉检察官都应当在其职位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现有人事制度下，职务升迁、岗位变动与每一个主诉检察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检察院内部的人事调整可能会使得主诉检察官流动，部分检察院没有或缺少主诉检察官而部分检察院又过多的不均衡局面。相比美国、日本、德国，我国检察官的待遇较低而工作量较大，收入与付出不完全成比例，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对于主诉检察官更是增加压力。加之，主诉制要求主诉检察官独立办案、对案件办理承担严格的责任。这些因素使部分主诉检察官脱离工作岗位，转而从事律师、教师等工作或者经商，现有人事制度下的主诉检察官的流动已成为明显的趋势。如何解决主诉检察官流失问题，稳定高素质的主诉检察官队伍是检察院面临的重要困难。

（三）主诉检察官：权力与责任、待遇与风险不相匹配

主诉制的初衷是实现权责统一，即在赋予主诉检察官相应权力的同时要求主诉检察官承担更大的责任。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出现了权力与责任不匹配的情况，即就是说，现在主诉检察官面临的是问责机制完整、责任设置严密，但实际所享有的办案权力确比较小的矛盾。在放权上，收支与诸多要素各地区放权并不完整、区域间的主诉检察官权力配置不缺乏内在统一性和均衡性。主诉检察官享有较小的权力而要承担较大的利益。主诉制设计之初也未能考虑到主诉检察官利益需求增长和风险加大的问题。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对主诉检察官办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诉检察官也因此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然而，主诉检察官的待遇，包括待遇、升职、出国培训等并未显著提高，也未与费主诉检察官相区别，既违背多劳多得的分配规律，又不能体现风险与利益相匹配的原则。权力与责任、待遇与风险不相匹配使得很多检察官不愿意到主诉检察官岗位，不愿意承担更多的任务和更重的责任。

（四）司法行政化趋势仍然明显

从权力属性上看，公诉权属国家权的一种，是司法权的重要组成，具有其独特的规律和运行的机制。主诉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按照司法规律办案。但由于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强大惯性，挥之不去的行政管理思维和行政管理模式成为制约主诉制发展的瓶颈。③在人事管理上，仍然是以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僵化，主诉检察官处于被领导的地位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司法、行政级别的提升与待遇密切相关导致部分主诉检察官过分侧重职务晋升而忽略司法职务。在办案上，审批制仍然占据多数，主诉制的行政审批化趋势明显。

二、走出改革困境的出路

（一）充分放权，实现权责统一

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主诉制在对犯罪事实的把握、证据审核、案件处理上并没有明显的、重大的制度缺陷，主诉制对保障当事人权益、提高办案质量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赋予主诉检察官以充分、全面的办案权力并不必然发生权力滥用、滋生腐败的现象。事实上，主诉制明确了办案责任、强化了主诉检察官的责任意识反而对权力滥用和腐败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十多年的实践，也确实培养了一批合格的主诉检察官，主诉制也日趋得到完善。因此，应当全面推行主诉制，充分放权。同时，应当加强监管，使问责机制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应有之作用。在整体上实现权责统一。为推进主诉制和加强监督，保障主诉检察官的权利运用，可采取小组办案的模式，在小组内有主诉检察官主要负责并配置书记员、辅助检察官等人员，通过小组内部的分工提高效率，强化监督。使主诉制具有明确的组织形式、责任承担形式和运行机制。

（二）重视保障，提高待遇，稳定队伍

在放权的基础上实现权责统一，保障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权力。应当提高主诉检察官的待遇，要使主诉检察官的待遇与一般行政人员、社会群体明显区别，也要是检察院内部主诉检察官与一般工作人员的待遇明显区别。在分配上，按照多劳多得和风险收益原则分配资源。在待遇上，不仅仅是工资待遇的增长，也应包括职务、晋升、发展机会的增加。着重治理人才流失的问题，既要通过待遇留住人才，也要通过待遇吸引人才，改革现有的人事录用机制，按需要并依据岗位特征招录人才。

（三）加强司法去行政化工作

目前，主诉制行政化倾向依然明显。这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因素所致：检察系统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固有权力体系对司法的影响。因此，司法去行政化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1）检察院设置应逐步与行政区划分离，实行大区制的检察院设置；（2）检察院的财政应于地方财政分离，实行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④（3）改革检察官考核制度，应以办案质量、岗位性质等因素确定考核结果。

三、结语

主诉制符合检察工作的客观规律、明确并强化了主诉检察官的责任、提高了办案效率，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司法公信力，具有制度上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优越性。从实践层面看，主诉制完善了我国的檢察官办案机制，使检察官办案具有了可供操作的组织形式、办案模式。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主诉制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符合我国国情和实践的需要。但是，也应看到建立在社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该项制度受现存固有体制和社会矛盾的影响、此项改革的非全面性以及认识和实践深化发展的固有规律性，该制度仍一些问题和不足，应当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和推进以主诉制为重要组成的检察工作改革和司法改革。

注释：

①陆文奕我国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与完善思考[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②刘湘凌浅议如何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办案制度[J]法制与经济，201012

③吴祥义，熊正，石晶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困境及出路[J]中国检察官，2010（12）

④以上（1）、（2）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已有体现

参考文献：

[1]陆文奕我国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与完善思考[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吴祥义，熊正，石晶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困境及出路[J]中国检察官，2010（12）

作者：杨静汤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