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法思想指导论文

2022-04-15

摘要：老子与庄子是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思想方面有创建性见解的著名哲学家，主张道统万物，道法自然，无为而为。他们一方面肯定科学技术的功用价值和认知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犀利抨击科学技术现实的与潜在的诸多危害。这两方面貌似“二律悖反”，实则目标一致，乃是使科学技术“法自然”、“为无为”地发展，预防和制约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使其更好地、可持续地发展。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政治科学法思想指导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政治科学法思想指导论文篇1：

谈高中思想政治科学法指导

一、根据思想政治学科特点指导学习方法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是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分别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尝试。教学中应根据各学科的特点进行学习方法指导。

根据学科研究对象指导学法,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对象的性质和规律是不同的。因此,不同学科的学习应联系不同的实际,采用不同的学习方法。哲学研究的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共同性质和共同规律,因此,教学中应指导学生从最普遍、最一般的意义上去学习和理解哲学常识的理论知识。

根据学科研究方法指导学法。学科研究对象不同,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了解了学科研究方法,有利于对学科知识的学习。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主要采用阶级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的,因此,政治常识教学中应指导学生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学习。

根据学科表达术语指导学法。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决定了学科的表述方式和表达术语不相同。有时虽然不同学科用了一个词语,但其含义往往也是不相同的。例如,经济学中的“价值”和哲学中的“价值”的含义就不一样。因此,掌握一个学科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术语的特点,也是学好该门学科的一个前提条件。教学中必须指导学生区别掌握不同学科的术语。

二、根据教材编写特点指导学习方法

中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中学教材要根据基础教育的需要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教学中必须根据教材编写的特点进行学习方法指导。

根据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指导学习法。课程标准的颁布实施实现了教材观的更新,确立了着眼于素质教育,以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为目标的崭新教材观。在这一教材观指导下编写的新教材,着眼于素质教育,力图给学生提供知识、技能和情感的全面教育。因此,教学中应指导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注意体验自己的思想、觉悟和各种能力的变化。

根据教材的体系结构指导学法。思想政治课教材是根据教材编写指导思想,按照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编写的,形成了自身的结构体系。例如,经济常识的教材结构体系是从市场经济一般入手,揭示市场经济特殊;又通过市场经济特殊体现市场经济一般。教学中必须指导学生了解教材的这一体系结构特点,以帮助学生掌握教材。

根据教材的叙述方式指导学法。课程标准中规定:课本作为教与学的基本工具,应采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叙述方式。新教材都较好的贯彻了这一要求,采用了从基本事实引出基本结论,对基本结论进行分析,从基本结论过渡到基本应用的编写体例。教学中应指导学生了解这一叙述方式,以促进学生顺利理解教材。

三、根据教材编序指导学习方法

利用标题掌握教材知识体系。高中思想政治的各册教材都列出了大大小小的标题。例如课标题、节标题、框标题,高三教材还在每一框题中列出了不同层次的小标题。教学中可以指导学生利用这些标题构成的教材提纲来理解教材的知识体系。

利用附加问题时只在学习过程中,针对学习材料的重点,向学生提供一些要求是口答的问题。教学中应指导学生利用教材中的各种附加问题帮助学习。

利用学习前的附加问题指导学习。教材中“学习前的附加问题”主要有每课课前的序言和部分框题正文前的引文。这些序言和引文在教材中不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还都以问题的形式指出了本课或本节、本框索要讲述的主要内容。因此,教学中可以指导学生利用这些附加问题把注意力引导到教材的重点上去。

利用“学习后的附加问题”巩固学习。教材中学习后的附加问题主要有阅读思考和课后练习。当然,教材中的一些小栏目也可以作为学习后的附加问题来处理。这些附加问题都是围绕教材中的重点内容设计的,题型多样化,并且大多数是提倡发散性思维的题目。教学中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它们来巩固知识,深化学习。

作者单位:河北省滦县第一中学

作者：杨华

政治科学法思想指导论文篇2：

老庄科学技术思想的现代审视

摘要：老子与庄子是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思想方面有创建性见解的著名哲学家，主张道统万物，道法自然，无为而为。他们一方面肯定科学技术的功用价值和认知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犀利抨击科学技术现实的与潜在的诸多危害。这两方面貌似“二律悖反”，实则目标一致，乃是使科学技术“法自然”、“为无为”地发展，预防和制约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使其更好地、可持续地发展。老庄科学技术思想是处理现代科学技术问题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宝库。

关键词：老子；庄子；科学技术思想

自近代以来，在发端于古希腊“原子论”的自然哲学思想的主导下，在文艺复兴倡导的“自由”人文精神的指导下，自然科学与技术突飞猛进，硕果累累；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盛行，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的发展遭遇了“瓶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困境重重，而且严重偏离了“为人”的目标，背离了“属人”的本性，使其与自然、人文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剧。这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新的指导思想。“可能是由印欧语系统所决定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明显地不适合处理整体和形式问题。”[1]从20世纪的40年代开始，世界上很多学者积极寻求“救世良药”，最后找到了中国道家。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于1968年指出，“老子是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今天人类文明缺陷的先知。”[2]21耗散结构的创立者普里高津认为，“中国（道家）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3]

在中国道家学说中，《老子》与《庄子》分别是记载道家重要代表人物老子与庄子思想的著作。《老子》是一部中国历史上最早论及科学技术史料、思想与哲学的著作，《庄子》也是一部该方面很有价值的著作。“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早记载科学技术的著作，也是最早论及工程技术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的重要文献。”[4]这两部著作探讨了诸多科学技术问题，提出了大量有创建性的科学技术思想。老庄思想乃至道家学说中最高的哲学范畴和思想核心均是“道”。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老子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科学思想，因此道家在中国科学史上非常重要。”[5]对于老庄，“道”既是世界的本原，又是世界的普遍规律；既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又是人类社会道德的最高准则；既是机械运作的基本原理，也是高超技艺的最高境界。

一、道统万物：蕴含科学技术思想

在老子与庄子的思想中，“道”统摄万物。“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老子·第三十四章》）“道者，万物之奥。”（《老子·第六十二章》）“（道）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道无始终”（《庄子·秋水》）。老庄之“道”首重“天道”，即自然之道。“在老子和庄子那儿，自然界却一直占据着他们思维的中心。”[6]47“道家所说的道……乃是宇宙运行的天道；换言之，即自然的法则。”[7]42-43因此，老庄之“道”蕴含着丰富的、很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思想。李约瑟指出：“道家的心理状态在根本上就是科学的。”[8]“道家思想体系是一种独特的哲学与宗教的混合体，还包含了原始的科学与方技，是世界上唯一并不极度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9]

第一，老子与庄子力求从自然本身去寻求自然现象的原因，这是近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得以进行的首要前提。老子摒弃了人格神的存在，明确指出：“道”存在于自然之中。“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曰。孰为此者？天地。”（《老子·第二十三章》）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明确给定了“道”的物质性——道即气，并试图用气的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产生与发展。“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知北游》）“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虽“道统万物”，但万物各有特性，各有长短，需要充分认识和因顺万物。“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庄子·至乐》）

第二，老子与庄子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功用价值。老子以橐龠（风箱）、车毂、陶器、居室等为例，阐述了“道”的“有”、“无”之用，表明了机械原理、建筑学原理、陶器制作原理等都蕴含和体现了“道”，实质上也肯定了科学技术的价值。“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庄子也以具体事例或寓言故事等表明科学技术可以增强劳动技能，提高工作效率，并对庖丁、梓庆等杰出工匠的高超技艺极为推崇。“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天下》）。“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庄子·徐无鬼》）。“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庄子·天运》）

第三，老子与庄子非常赞赏自然规律和技术创作原则。老庄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有一个“先天地生”的“道”支配着万物的运行。“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其中的“常”、“道”都有自然规律的含义。老庄抓住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实质。“反倒是《庄子》将它（技术）描述为一种合目的性、个体性、手艺主导型、经验与灵感——体悟相辉映的活动，抓住了古代技术的实质。”[10]老庄还提出了技术创作的一般原则。“朴散则为器……大制不割。”（《老子·第二十八章》）意指要制造各种器物工具需要将物质材料进行分解，而完美的创造和制造是不需要割制的。

第四，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认为“道进乎技”，“技”中有“道”，以“道”驭“技”，“道”“技”交融，从而保持着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及人的身心和谐。实质上，这是“道法自然”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科学技术求善、求美回归人性的路径。《庄子》以庖丁解牛、大马捶钩等寓言故事刻画了庖丁“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之技术和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之技术（《庄子·知北游》）。不难发现，对行为主体而言，这些“技”不仅是工匠们的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展现，而且是工匠们实施技术时的心理体验与精神体验；不仅是工匠们改造和变革活动对象的操作技能的展示，而且是追求“道”与体悟“道”的一个过程；不仅是与世俗功利相联系的谋生工具，而且是“法自然”而求“道”得“道”的途径。“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

老子与庄子的科学技术思想可谓贯通古今、契合东西。“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11]1。“道家思想是现代科学思想的先驱。”[7]55美国著名科学家卡普拉将道家的“道”与现代物理学联系起来。曾获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曾言《庄子·内篇·应帝王第七》对他进行粒子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并认为《庄子·秋水》中惠子的经验论立场似乎更接近传统的科学，而庄子的观点更接近量子力学中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12]21-24。

二、“道法自然”：指引科学技术走向

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受到科学技术思想的指导，实际上主要是受到西方科学技术思想的指导。如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财富的发展与积累可谓居功至伟；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对自然、人类社会的破坏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要保持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发扬其积极作用，减弱其消极作用，就需要新的指导思想。老庄的科学技术思想可谓是指导未来科学技术走向的一个思想资源宝库。

老子与庄子不仅肯定自然事物中存在规律及其认知价值，赞叹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功用价值，同时，也看到了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并提出了诸多批判。李泽厚认为，老庄的这种观点表明他们是反对技术异化的“先觉者”。老子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导致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堕落、道德的沦丧。“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老子·第五十七章》）他进而提出“三绝”：“绝圣”、“绝仁”、“绝巧”和“三去”：“去甚”、“去奢”、“去泰”。同时，他还给出了“济世之方”：“道”要“法自然”，要“为无为”。“自然”与“无为”乃是“道”的具象化。所谓“自然”并非意指现代汉语中自然界，而是指事物的原本状态、本性或法则。“道法自然”是指“道”以它本来的样子为依据，它的内在原因决定了它的存在。李约瑟认为，“这种作为大自然秩序的‘道’，使得万物发生并且支配万物的一切活动，而这种支配更多地不是靠强制力，而是靠时间与空间的一种自然曲率。”[11]39 澳大利亚哲学家西尔万（R. Sylvan）和贝内特（D. Bennett）指出：“道家思想……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13]。所谓“无为”，对于儒家和法家，是指消极而无所作为；但对于老子，则是指以“法自然”的方式而为，以遵循自然规律的方式去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也。”（《老子·第六十四章》）“‘道法自然’的准确意思是：‘道遵循万物的自然’。”[14]“无为”就是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道德经·第三十八章》）卡普拉认为，“‘无为’不是戒绝活动，而是戒绝某类活动……戒绝反自然的活动。”[2]72 所以，老子用“道”来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要阻碍科学技术发展，而是要在科学技术因循自然发展的同时，注意科学技术的危害并设法予以减少或者杜绝，不要任意妄为。“为者败之”（《老子·第十九章》），“妄作则凶”（《老子·第十六章》）。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这一思想，肯定了“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他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他倡导“以鸟养养鸟”《庄子·外篇·至乐》，“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庄子·天运》）“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庄子·达生》）“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在宥》）庄子还多次谈到科学技术及其带来的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物性摧残与生态失衡等种种人被物役、被异化的现象。“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感乱，无以后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缮性》）“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地》）“绝圣弃知，大盗乃止；玉毁珠，小盗不起。”（《庄子·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庄子·缮性》）但是，大多数学者只强调庄子的这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庄子给出的解救之方——“道技合一”。“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技术要经由合于事、合于义、合于德而实现合于天道。技术“不仅仅是手段”，而且是“天道的一种展现的方式”[15]。

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讲，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发展共同推动着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弱走向强盛。特别是在14—18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所倡导的“自由”之人文精神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与人文联合击溃了神学世界观。但是，到19世纪，科学技术与人文之间出现裂痕，科学主义渐成大势，技术主义甚嚣尘上。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作为“生产性”的力量，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了福祉；作为“破坏性”的力量，科学技术以违背“物之自然”——自然规律的方式的任意妄为，以违背“人之自然”——人之本性的方式给人类造成灾害。科学技术，就其本性而言，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类理性的具象化形式，应该具有“为人”、“属人”的特性。但是，现如今，人不再是科学技术的主体，好似科学技术网络上的一个部件。科学技术成为与人类相异的、敌对的力量，成为操控和奴役人的力量，而不再是“属人”的、“为人”的力量。换言之，科学技术发生了“异化”。科学技术不仅使“自然异化”，造成了诸如资源枯竭、生态恶化与物种灭绝等问题，而且使“社会异化”，造成了能源问题、人口问题、核军备问题与社会安定问题等，还使“人异化”，使人在物质层面上习惯性地追求物欲的最大化，在精神层面上经常性地陷入焦虑感、危机感和无意义感。霍克海默认为，“人类已经被科学抛弃了……反过来人类为科学服务，并且作为外在于科学的东西从属于科学。”[16]吴国盛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技术对于今日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决定性影响，但技术却不是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因而未得到深入而全面的反思。人们对于技术的看法，相当程度上仍然囿于技术中性论和人类中心论，认为技术只是人手中随意摆弄的工具。”[17]

从表面看，老子与庄子在科学技术价值观上存在“二律悖反”。一方面，他们观察自然与生活中的大量科学技术现象，肯定自然规律，赞扬科学技术在生活中的功用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也批评了科学技术给社会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李约瑟认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根本，但由于道家对知识的自相矛盾的态度，以致这一点往往不能为人所理解。”[11]149实际上，老庄并非要取消一切科学技术的应用，而是要使科学技术“法自然”地发展，要预防、限制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要用“道”来认识、规范与评价一切事物，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18]

虽然老庄的科学技术思想，针对的是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社会混乱”的时代背景，针对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大转型、社会大转变与文化大危机，针对的是中国古代的“现代化”[19]；但是，它们可谓是处理现代科学技术问题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宝库。就科学技术活动而言，相关因素主要有四个：科学技术本身、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科学技术的应用及相关的政策与法律法规等。首先，“道法自然”可以使科学技术自身的人文本性归位，使科学技术能够顺“其”自然去“为”、去发展。其次，“道法自然”可以使科学技术活动者顺应事物本性的人文精神，更多地关注其内在的人性自觉，规避不端研究与行为。前苏联著名科学家谢苗诺夫曾经指出：“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生物学家或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不能对他工作成果究竟使人民情况变好还是变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玩世不恭。” [20]“在一个受到败坏的时代，一种责任伦理是必不可少的。”[21]1再次，“道法自然”可以使科学技术为社会服务，可以使科学技术使用者更深刻地理解科学“双刃剑”的含义，树立“自然”的理念，实施“无为”的行动。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22]最后，“道法自然”可以使相关的政策与法律法规更加符合人类之本性。“任意一个技术领域中向任何一个方向的每个新进展绝不会为了在手段与预定目标的符合中达到一种平衡点或饱和点而努力，而是——相反地——在成功的情况下，诱因导致了向任何可能的方向的不断进步。”[21]19对于科学技术研究者与工作者，由于他们所独有的专业知识，要承担“通告与预防的责任”。科学技术研究者与工作者有责任确保科研成果运用于非破坏性的目的，不仅要为其研究的直接后果负责，而且还要顾及到研究的间接后果，包括某些难以预知的后果。

三、结语

面对科学技术异化的种种表征，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呼吁世人关注。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宣称“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预言“文明的冲突”，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从具体层面上讲，科学技术异化与现代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活等诸多层面的人类中心主义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异化是人类价值观念的危机，是人类科学技术活动中人文缺位、精神失衡所致；从根源上讲，科学技术异化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所致。实际上，科学技术的“求实”、“求真”与人文的“求善”、“求美”的完美结合才是人类所应该追求的。科学技术越发达，就越需要科学精神、技术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老庄的科学技术思想不是在人与物（对象）对立的方式下考究事物，而是在人与事物相合的关系中洞察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不是“见物不见人”、“见理不见情”，而是具有科学精神、技术精神与人文精神。“撇开其思想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老子所提倡的主体处置他物他人的这种实践方式所蕴涵的技术活动理念堪称是‘双向度’的，因为其中充分照顾了技术对象的自在本性及其生存欲求之实现。”[23]所以，老庄的科学技术思想用以矫正现代社会的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观念，将日益显现出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汤川秀树曾经说过：“人们常说，希腊思想，从广义上说提供了一切科学赖以发展的基础……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将来时，肯定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希腊思想应该仍然是科学思想发展的唯一源泉。”[6]50-51“它（道家思想）是现代社会的不尽的思想源泉，也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不尽的思想源泉。”[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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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浩明

Modern Scrutinizing of Lao Zi and Zhuang Z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ought

ZHI Guangyuan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Key Word: Lao Zi, Zhuang Z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ought

作者：智广元

政治科学法思想指导论文篇3：

论杜亚泉的科学教育观

摘要：作为科学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杜亚泉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科学传播事业。他力主科学教育不仅重在传播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要介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及其之间的关系，并将科学知识运用于人生指导；呼吁重视科学实验等科学方法的训练；倡导培育理性科学精神。其科学教育观沿循“温和渐进”的路线，彰显出理性的“调和”智慧，开创了迥异于文化激进主义的“另一种启蒙”。

关键词：杜亚泉；科学教育；温和渐进；另一种启蒙

杜亚泉（1873-1933年），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高劳。1873年9月14日生于浙江会稽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镇），近代著名科普出版家、翻译家。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教员。1900年秋到上海，创办中国近代首家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半月刊。编辑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文学初阶》。主编《东方杂志》，改为大开本，增加篇幅和插图，从东西文报刊选译最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潮，并开设“科学杂俎”栏目，对于国际时事，论述详备，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杂志。1932年，在淞沪战役中，他的寓所与商务印书馆俱被焚毁，全家回乡避难；在家中指导商务同仁及侄儿编辑《小学自然科学辞书》及大量的各類教科书，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奠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1933年12月6日在家乡逝世。著有《人生哲学》、《博史》，译有叔本华的《处世哲学》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亚泉秉持“中西文化调和论”，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开展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一度被主流意识认为是“落伍者”。同时其一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尊为“中国科学界的先驱”[1]。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人们对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检省，他在科学教育史上的贡献才倍受关注。尤其是王元化先生的《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等论文发表以后，早逝的杜亚泉才被重新恢复了在近代科学教育史中应有的位置。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回望汲取先贤杜亚泉的科学教育观精髓，不仅可以真实地揭示杜亚泉科学教育家的思想原貌，深化拓展杜亚泉研究，而且对于反思当下我国科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不乏现实启迪之功。科学教育蕴涵科学知识传授、科学方法训练以及科学精神培育等三大核心要素。为此，深入探究杜亚泉的科学教育观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科学知识的传授

受甲午战败刺激，杜亚泉认为，在中国社会陷入全面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危机之际，科学技术是中国御侮图强的根本和国人现代生活的必备：“但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印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借艺术以成之。……果如是，吾国之士，潜心实际，熟悉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独为不败之基础也。二十世纪者，工艺时代。吾恐我国之人，嚣嚣然争进于一国之中，而忽争存于万国之实也。”[2]他强调指出，受欧风美雨影响，国人的社会知识远远落后，其中又以常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最为缺乏。有鉴于此，杜亚泉特别建议学校传授科学知识技能，以便学生毕业后能马上适应社会生活和劳动，能够独立自营。杜亚泉坚信，“依科学及机械学之进步，新发明之武器，其势力远在意向以外。制造者与使用者，皆非专门不办。……自农业、工艺、交通、运输诸事业，土木、机械、电气诸工程，几经研究改良，无一不须精密之知识，与熟练之技能。于是社会中发生一有力之新阶级，即有科学的素养而任劳动之业务者。此等科学的劳动家，以社会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国家社会间一切机关、职业，悉落于劳动家之手。……吾尤望吾朦胧无意之国民，注目于未来之大势，预备为科学的劳动家，以作二十一世纪之主人焉”[3]，励志陶铸“科学的劳动家”。纵观杜亚泉的科学传播实践，自然科学知识占据较大分量，主要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心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涉及领域相当广泛。正如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评价道：“杜亚泉先生提倡自然科学最早，三四十年来编著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百数十种。”[4]

值得一提的是，杜亚泉不仅倡导重点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主张介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及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宇宙中的一切自然现象可分为三类，即物质、生命和心灵，“此三象者”，是一切学术之根据，这“三象”关系密切，不能分离，由此“三象”产生的三大学科领域及统合三大学科领域的哲学，彼此之间也不可分离。[5]杜亚泉涉猎、传播各领域、各层次的科学知识，是近代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启蒙者，但他却自谦道：“非也，特科学家的介绍者耳。”[6]

作为长期坚守在一线传播科学知识的教师，杜亚泉从自身的亲身经历中切实体悟到，运用科学知识对学生进行人生指导和教育，尤为必要和重要，即实施人生科学教育，其突出表现就是编著并向学生讲授《人生哲学》。该书作为高级中学教科书，最初是由对中学生谈论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而成。它综合中西各派观点，选择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的精要之处，以人的一生发展贯穿始终，为杜亚泉晚年倾力之作。[7]他在该书卷首自述道：“鄙人就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科学中，搜辑新颖警切的理论，撷取各科学的精义，加以扩充与整理，编为此书，名《人生哲学》。而以人生的发展为中心，把此等科学，联成一片，使青年学生，于万有科学中，得约略窥见其根柢。”[8]此作一经出版，就受到世人赞誉与推崇。“先生此书，说机体生活及精神生活，占全书三分之一，以先生所治者为科学的哲学，与悬想哲学家当然不同也。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余终觉先生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9]“其曾费三十余年心力，著《人生哲学》一书，搜集各家之说而参以己意，颇为士林所推重。”[10]

胡愈之先生对杜亚泉科学知识传授的这一特点作了“盖棺”评价：“先生是中国科学界的先驱。不但在其早年生活中，对于自然科学的介绍，尽了当时最大的任务，此外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方面，先生亦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11]

二、科学方法的训练

從自身科学传播实践中，杜亚泉深感科学知识的获得离不开科学实验等各种科学方法。他在《科学世界》等杂志上撰文，呼吁开展科学实验研究，认为进行科学实验不仅能帮助个体获得并检验科学认识，而且还能培养求真和实证的科学精神。因此，杜亚泉在科学教育中一直很重视开展科学实验，包括仪器设备建设。正如他回忆道：“购造粗拙之瓶钵，搜罗纷杂之材料，水溶火煅，昏瞀终日，丧财耗精，千失一得。丁酉，越中设郡学，予承乏以算学课诸弟，暇则读分原辨质之书，知分类定性之理。乃专备考质之器材以治之。复得学堂所备之小学理化器材而试验之。于是，前所读之书始有条理而得纲领也。旋，复以小学化学课诸弟。”[12]

饶有意思的是，杜亚泉竭力倡导实业界开展科学调研、统计实验。他认为，清廷农商部在劝业委员会内设立工业试验所，既可借助试验明了物料的功用及其成分，使之为生产利用，又可给工商业者以科技知识，有裨于实业界。民初实业人才并不缺乏，可农工商仍不发达，原因就在于国人对国内外商业、经济态势不够了解。为此，他建议政府不仅需重视详考国内发展现状与需求，而且要在驻外使馆添设商务专员，调查海外商业。在调查时，对于“调查事项，不宜百端并举，应择其最关紧要者，先事考察，然后递及其余。调查方针，宜注重于实情，有疑宁阙，毋意造以淆观听”[13]。而且他还时常留心授以学生具体学科的学习方法，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譬如，在介绍怎样利用珠算开平方和立方时，就明确指出：“我国向有之普通算学，即珠算是也。但珠算中仅于加、减、乘、除四事，立有成法，其他则未闻。若添一开方一门，以期完备，不亦善乎。”[14]在科学著述时，杜亚泉十分注意根据学习者的身心特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安排学科的知识内容，力图结合国情加以熔铸，而不是照搬西方教材内容。由他主编的《文学初阶》，第1册第9课之前不用虚词，全部用儿童身边常见的浅近事物作为识字内容，如第1课生字为“大、小、牛、羊”，课文是“大牛、小羊、大小、牛羊”，全书力求字的重复出现，一改传统教材很少顾及儿童心理的弊端。总之，在杜亚泉看来，地理矿物之考察、工艺品之精密试验、农商业之调查统计、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是对国民进行科学方法训练的必要举措。[15]

清末民初，“科学”在国人心目中居于无上至尊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16]。而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则迥异其趣。从对科学的理解和实际运用来看，陈独秀等新青年派把科学当作一种新的社会或者宇宙哲学，他们所看重的并非科学本身或者科学理性，而是科学所衍生出来的伦理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含义。尽管陈独秀对科学也有十分精当的定义，“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17]，强调理性、客观和实证，而在实践中却背离了科学原则，仅仅在科学的名义下推崇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孔德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社会理论或者非理论形态的社会思潮。“个人主义，乃希腊、罗马遗传之思想，至近今而大昌。一变为达尔文之物竞学说，再变为尼采之超人论，三变为德意志之军国主义，皆此思想之递蜕也。”[18]在此，个人主义借用了达尔文学说的名义，堂而皇之成为了科学，而陈独秀却并未直接说“个人主义=达尔文学说=科学”，但他实际上让个人主义打了科学的牌子。“科学这种文化新要素的力量虽表现为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却依靠科学方法来保证；而科学方法本身则置身于具体的科学知识体系建立过程之中，依靠科学知识的实践去保证。换句话说，如果离开具体科学，科学方法便是空中楼阁；离开科学方法去谈论科学精神，便只是贩卖江郎货色。这样，任何反科学、反文明都可以打着科学的旗号行事。”[19]杜亚泉对新青年派远离科学的空洞、玄虚和浮躁之风深不以为然，评价道：“知识明敏感情热烈者，常为革新之魁。至知识蒙昧感情热列者，表面上为革新之先锋，而浅尝浮慕，宗旨恒不坚定，或转为守旧者之傀儡。”[20]并较为伤感地痛言：“吾以为今日之主张一切旧习惯者，实因其心意中并未发生新思想之故。”[21]对新青年派打着科学的招牌却违背科学原则的“随意挥杀”作了鞭辟入里的揭示。

尽管杜亚泉没有对科学作出具体明确的界定，但纵观他对科学知识传授和科学方法训练的主张和对新青年派的批判，足见其笃信建基于具体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之上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诚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势下，新青年派高举“科学”大旗固然有其适合时代潮流的“深刻性”。正如陈旭麓先生所指出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用“科学”的精神打破“宗法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义、不合理的信仰”，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真理、探索中国致富致强之道所达到的最高成果，也是对此前的启蒙要求的总结，它真切地反映了“辛亥”后的时代焦渴与需求，因而成为五四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横扫愚昧的所向披靡的旗帜，对中国人起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大启蒙、精神大解放的作用，为建立近代国家、近代民族和做一个近代人找到了奋斗目标。[22]但他们的“科学”内涵也不乏“片面性”。救亡必然压倒启蒙，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启蒙之路变得更加艰难漫长。

三、科学精神的培育

（一）痛斥迷信，倡言科学

杜亚泉疾言厉色地痛斥当时各种迷信活动，直指官厅，“近世科学昌明，谶纬之谈，已为多数所摈斥。旧时迷信及传说之讹误，一时固未能全除，然官厅文告，则不宜再行唱导，致人民愈滋迷误，深愿各官署机关之加以审慎也”[23]，猛烈抨击“假托名义，因缘为奸，依附鬼神，欺蒙渔利”[24]的恶劣之举；为破除流行的“龙之复活”说，他特意撰文解释龙和蝾螈的关系，以“欲祛世人关于龙之迷信”[25]。

（二）培育国人“科学认知有限”和“科学调和”观

杜亚泉认为，人类的科学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故万有包含于无极之中，而吾于无极之内，截取其地段若干，而立为太极。太者大也，最大之至境也。人类所取之太极，即在人类思想能力所已及者为界，谓太极界。太极界之愈扩而愈大，即人类之进步矣。”[26]強调宇宙是无限的，而人类对宇宙间科学的认知能力却是有限的。人类的认知能力可以不断发展，不断扩大对宇宙的认知，但是永远不能穷尽对宇宙的认知。“近世科学，进步甚著，往往侵入命运之领土内，扩张知能之区域。然知能所及之区域，无论如何扩张，常为知能不及之区域所包围，以知能为有限性，自然界为无限性也。故科学虽与命运为仇敌，然谓科学能战胜命运，则决无是理。彼持科学万能说而蔑视命运者，犹于室内燃电灯、置风扇，而谓自然界之昼夜寒暑，皆为吾人知能所管辖，亦多见其不知量矣。”[27]显而易见，杜亚泉这种凸显低调、对人类知能有限性的判断，与新青年派尊科学为神明大相迳庭，充分体现了其怀疑谨慎的科学理性精神，与其早期科学救国的乐观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打破了“科学万能说”，无疑是对科学主义僭妄的矫正。

随着时间的推移，杜亚泉的科学教育观渐生转变。“从一个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到崇拜西方科学技术的学者；又醉心于西方文化，推崇西方物质文明转变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中西融合，提倡精神文明，这是我父亲思想上的两次重大飞跃。”[28]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清末民初中国着力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但终归还是给国人留下了失望，甚至绝望。中国文化频陷危机之中。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巨，使欧人对自己的前途与命运痛失信心，陷于悲观、混乱、迷茫之境。“欧人危疑彷徨，不知所措，杂药乱投，实陷于理性危机之中。”[29]尤其是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更表征了欧人对自己文化的惆怅。杜亚泉有感于时代的变迁，告诫国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30]并强调指出，“平情而论，则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战后之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以适于人类生活者为归”[31]，主张建立西方科学与东西方道德相融合的新文明，认为西洋文明的基础和菁华是发达的自然科学，这为东洋文明所缺乏，因此在教育中“第一当研求科学以补东洋文明之不足，第二研究固有之文明，与西洋之文明包含而化合之”[32]，寄望学生能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鉴于救亡的压力，新青年派出于急迫心理，而无法深入从事科学启蒙事业，于是选择了以批判传统代替科学启蒙。尽管陈独秀宣称是为了拥护德、赛先生才去反儒家礼教道德的，但在实际的伦理革命中却恰恰翻了个个——拥护德、赛先生是为了要去反旧传统。“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33]德、赛先生被陈独秀请来保护了《新青年》对传统的批判而遭致的非难。其实，《新青年》杂志论及“科学”的字眼比比皆是，但真正讨论科学或者科学方法的却寥寥无几。“《新青年》所讨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的问题”[34]，根本未对赛先生下功夫，其真正目的在于为反旧礼教，倡白话文，与疑古史旧书。对此，杜亚泉却认为，传统并非科学的死敌，二者可以互融共存，倡导国人要科学地对待传统，并作出了鲜明、系统的阐述。

第一，现代科学与宗教传统互融共存。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针就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他认为，西方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可以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历史观等方面全面取代宗教，作为现代社会的新信仰。杜亚泉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资源，具有凝聚民族精神和维系社会秩序的伟大力量，因而现代化不宜蔑弃宗教传统。“夫宗教伦理，为民族组成之要素，其支配社会维持治安之潜力，至为伟大。若被破坏，则善恶无所遵循，是非莫由辨别，人民必将彷徨歧路，靡所适从，精神界之俶扰，有不堪设想者矣。”[35]在一定意义上，宗教具有其他资源不可替代的，与科学互补调剂的不可或缺的精神价值。正如罗素所言：“世界需要一种能促进生活的哲学或宗教。如果要使生活成为完全是人的生活，它必须为某种目标服务，这种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在人的生活以外的，就是某种目标，它是非个人的超出于人类的，有如上帝或真理或美。这一种对于不朽事物的幸福的默想，就是斯宾诺莎所称的对于上帝的理智的爱。”[36]同时杜亚泉还认为，一种主义绝对不可能包涵世间万理，宗教也是如此。“夫以千百年各筑藩篱之宗教，乃有接近之一日，此亦足见一种主义之不能包涵万理，而矛盾之决非不可和协者矣”[37]，力主现代科学与宗教传统互融共存。

现代科学与宗教传统的关系，是五四时期中西新旧之争的焦点问题之一。科学主义“以科学代宗教”的激进方针、“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准则乃是“以西评中”、“以新衡旧”的单向文化批判，显然源于寻求富强的“现代化情结”。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指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重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38]五四思想的内在困境和危机，在于其匮缺作为欧洲启蒙传统之基础的“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理性方法，而仅仅立基于一种“态度”[39]。而杜亚泉对于现代科学与宗教传统的互融共存态度，恰恰弥补了文化激进主义理性建构不足的缺陷，切中了五四启蒙思想的偏弊，其“温和渐进”之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现代科学与中医传统互融共存。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就提出了“中医非科学”的观点[40]，表现出明显的西化主义倾向。与陈独秀相呼应，余云岫对中医也持鄙薄蔑弃之见，认为中医不仅解剖学落后，而且其医学理论也是非科学的；中医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皆立基于阴阳五行学说，而阴阳五行说只是古代哲学家的空想，到了今日科学时代，已全无科学的价值，必须将其彻底摒弃。[41]杜亚泉决不赞同对中医价值全盘否定的论调，奋而争之。“中西医学，大同小异。……习西医者诋諆中医，谓中医专重阴阳五行之说，凭臆想而不求实验；信中医者排斥西医，谓西医多用金石剧烈之药，精外科而不善内治。是皆一孔之见，偏执之论也。”[42]强调中西医学理法不同，二者互有优长。“世界事物，在现世科学的范围以内者，不过一部分”[43]，并以西医的“血液循环”和“神经作用”学说阐释中医的“血气”，以西方病理学的“循环障碍”理论解释中医的“血气不和”与诊脉方法，以温度作用和气压作用诠解中医的“风火寒热燥湿”（六淫）为例证，深刻阐述二者可以互融共存。

毋容置疑，这种对待科学价值的“温和”态度，显然比宣判式的无情批判传统更符合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也更利于对传统的扬弃和接纳科学。

四、评价

民初中国新思潮伴随着“调和”与“激进”两种路线的日形抵牾而彼此消长地演进着。陈独秀痛斥“调和”：“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44]视“调和”为“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人类惰性的恶德”。[45]胡适也将“调和”看作“懒人懦夫”所为。[46]他们坚持矫枉过正的激进路线，以“石条压驼背”为方针，实现国民性改造，由此在科学启蒙上奉行科学主义，对科学过度信任，推崇科学为万能的现代神话。而杜亚泉虑及激进的革命易导致社会伦理的失范和国民心理的非理性倾向所难免的破坏性后果，而主张温和理性的思想启蒙。

诚然，文化激进主义合乎时代潮流，固然不乏其矫枉过正的深刻的历史合理性，而杜亚泉的“科学调和论”则以其稳健的姿态，防避了其矫枉过正的破坏性流弊，其实质是会通中西、融合新旧，体现了多元、开放的思想特征。“假如我们不再持有一元论心态的话，就无法否认这也是一种启蒙。不过是另一种启蒙，一种温和的、中庸的启蒙。”[47]反映运用在科学教育上，他给予我们的启迪是：温和渐进乃科学教育之要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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