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合作模式论文

[关键词]东亚货币合作；新发展；未来前景[摘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给东亚地区提出了一个现实的紧迫课题：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东亚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东亚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与趋势。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货币合作模式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货币合作模式论文 篇1：

欧洲模式借鉴：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协调

摘 要：本文对欧盟由“准平行货币”向“单一货币”逐步推进的货币合作路径及其政策协调机制进行了探索。从中得到了5点启示，并结合东亚经济金融合作的状况，提出了东亚金融合作应实施渐进式、梯度推进的多重平行货币合作、宏观经济政策逐步协调趋同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欧洲模式；东亚金融合作；路径演进；政策协调

作者：李富有　于　静

货币合作模式论文 篇2：

东亚货币合作的新发展及未来前景

[关键词] 东亚货币合作；新发展；未来前景

[摘 要]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给东亚地区提出了一个现实的紧迫课题：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东亚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东亚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与趋势。本文从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状况和特点出发，分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原因及其可行性，以此为基础提出要发展和推动东亚货币合作，应当走先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再实行汇率联动机制，最后过渡到东亚单一货币区的循序渐进之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切实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己成为东亚地区各国的共识。东亚货币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已取得积极的进展。面对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东亚各国都有了新举措，使东亚货币合作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全面了解推动东亚货币合作新的变化特点及发展趋势，分析其发展的原因和可行性，对未来如何发展和推动东亚货币合作提出对策建议，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状况和特点

1．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现状。

东亚一般是指中、日、韩三国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十国。东亚货币合作的提议始于APEC成立的1989年，当时APEC一些附属委员会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1991年，由11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的中央银行组成的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成立。该会议旨在加强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最初的活动侧重于信息交流，这几年来则更多地关注地区金融稳定与货币合作等事宜。APEC和EMEAP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关注只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个苗头，真正的讨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东亚各国或地区对传统观念和思想进行了反思。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最早认为东亚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1990年他提议建立东亚经济决策委员会(EAEC)。当时，美国政府公开反对他的这个提议。在美国的反对下，EAEC终于流产。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整个东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各国和地区认识到区域货币合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东亚国家痛定思痛，决定致力于加强本地区的区域货币合作。1997年9月，日本政府提议由亚洲国家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来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的职能，当亚洲出现危机时，由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首先进行救援。他们提议，该组织拥有1 000亿美元，其中日本出资500亿美元，中国内地和香港、韩国、新加坡共出资500亿美元。这个提议遭到了美国政府以及一些东亚国家的反对，美国和IMF都认为，拟议中的基金组织与IMF的职能相似，可能会削弱IMF在亚洲的影响力，是没有必要的机构重复。此事因而未果。1998年8月，马来西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递交了对东盟各国在国际清算中使用统一货币的可行性论证申请，IMF决定对此进行研究，自此东盟建立统一货币的设想进入论证阶段。

1999年11月东盟国家及中、日、韩三国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决定推进东亚货币合作与协调。接着于2000年，在亚行年会之后召开了第一次同行意见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加强东亚的金融合作。为了促进持续的增长，与会者一致同意加强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包括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建立自助和支持机制、促进国际金融改革。同年5月，东盟10十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协议。按照清迈协议，截至2003年12月底，中、日、韩与东盟十国共签署16个双边互换协议，累积金额达440亿美元。迄今为止，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为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

2003年6月，由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出资10亿美元设立的“亚洲债券基金”，为催生东亚货币合作搭建了平台。

2005年5月10日，借亚洲发展银行(ADB)召开年会的时机，东南亚国家、日本、中国和韩国的财政部长们在上海召开会议，评估本地区货币合作的进展，并表示希望“尽早得出成功的结论”，以建立本地区的“货币危机预警系统”(EWS)。建立该系统的建议是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最新设想。亚洲开发银行也表示将从2006年开始编制和公布显示东亚货币加权平均值的亚洲货币单位(英文缩写为ACU)，亚洲货币单位的出现将进一步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

2．东亚货币合作的特点。

从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进程来看，东亚货币合作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灵活性，由于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社会经济制度有别，东亚货币合作格外强调灵活性，强调合作的多重性和多样化。一是双边与多边合作的相互交叉重叠，东亚经济合作既包括东盟十国之间、东盟与中日韩的两个大的多边合作，同时，又包含着中日韩三国的三边及双边合作、10+1的多双边合作及东亚各国之间的许多双边合作。二是合作机制程度上的多样化。目前从制度一体化程度的强弱来看呈现出不同的程度差别：制度建设相对较好的是东盟内部，而后是东盟与中国，其次是中日韩，最后是10+3。由此可见，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是按照多层次、多机制、多形式的组合进行的，东亚货币合作也将是这样。

第二，渐进性。一是东亚货币合作的起点宜低不宜高，以尽量照顾所有东亚国家都能参加。二是东亚货币合作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推进和转换要稳妥，要照顾到大多数成员的接受能力。三是不要求东亚各国一次性全部参加东亚货币合作，具备条件的可以先参加，不具备条件的可以暂时不参加。

第三，非制度性。从合作的性质来看，目前东亚经济合作总体上还处于一种对话机制的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过程。东亚货币合作的国家之间按照不干预原则，仅强调自愿而不强调义务。尽管也存在APEC等区域合作组织，但APEC这些组织一直强调其论坛性质，反对像欧洲那样让渡一部分主权，各成员国在合作发展的目标上还有争议，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合作发展的总体目标，也没有为实现总体发展的统一目标建立的制度安排，推进东亚经济区域合作的统一组织机构也还没有形成。

二、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原因分析

1.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东亚各国加强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实行区域货币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的依赖性也

不断加强。全球化导致各国庄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将成为新的潮流，亚洲不可能一直孤立于潮流之外。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形势下，为避免金融动荡，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区域货币联盟。专家预见，在本世纪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区域货币联盟的迅速发展将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届时世界很可能出现一个类似目前以几大区域一体化组织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以区域货币联盟为主的世界货币体系。被誉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在2001年曾预言，为了对付金融动荡，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区域性货币联盟，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称为“稳定性三岛”。不管蒙代尔的预言正确性如何，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深化的未来，货币合作确实重’要。当前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走在前面的是欧洲，欧盟在建成统一的大市场之后实观了单一货币；北美建成了自由贸易区，计划向整个美洲扩展。随着欧元影响力的扩大，欧洲货币联盟的形成，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出现欧元与美元“二元化”现象。与皿；相比东亚的货币合作却仍然在讨论和交换观点的阶段，这使得东亚各国(地区)产生了危机感。作为世界经济三大重心之一的东亚，若不加强本地区的货币合作，将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境地。经济联系十分密切的东亚国家深刻地认识到，弱小经济体的货币难以独自抵挡国际游资的冲击，就东亚国家或地区而言，或者成为其他两个货币区的附庸，或者成立自己的货币区。要想同国际游资的冲击相抗衡，东亚国家必须加强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创立一个稳定的东亚统一货币，从而稳定亚洲金融市场，促进亚洲经济健康发展。因此，东亚各国或地区致；勺于建立本地区金融、货币协调与合作机制并完善它，是自然的、理性的选择。

2．IMF反危机政策的不力促使东亚各国协调货币金融政策抵御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显现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作用。传染效应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实体陷入金融危机，危机将迅速向其他国家(经济实体)和地区传播，导致相邻国家(经济实体)也随之陷入危机。这场货币危机，给世界敲响了一个警钟，那就是在一个经济区或经济体里面最好要有一种有效的货币合作机制。

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使得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其防范和解决已日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后往往只能求助于IMF。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IMF的表现却使东亚国家大失所望。首先，由于对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可能的后果估计错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来得太晚而且救援力度太小。其次，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主要是为了维护贷款人(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忽视了危机国的具体国情，许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区域性金融合作是增强本国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有效途径。事实上，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和IMF开错方的事件中，亚洲国家已清醒地认识到：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抵御金融危机，松散的合作和依靠外部救助的做法均非长久之计，亚洲国家只有加强合作，增强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谋得一席之地。

3．东亚各国货币金融制度安排的缺陷，对东亚货币合作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在开放经济背景下，东亚各国无法回避国际经济中的“三元冲突”，也就是一国经济无法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自主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性这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任何其中两个目标的实现都必须以牺牲第三个目标为代价。

东亚国家采取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难以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不稳定流动给其经济带来的不对称冲击。其政策表现就是，在美联储借提高利率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同时，东亚各经济体也需在维持对美元汇率稳定的同时，为吸引外资流入而付出高昂的利率调整成本。而这种政策取向恰恰为国际投机者在东南亚国家进行频繁活动提供了动机。美元在整个东亚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亚洲各国的外汇交易中本币与美元的交易占了90％以上，在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是美元。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汇率制度虽各具特色，但基本上是盯住美元或与美元联动的，注定因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遭受货币动荡、经济冲击之苦。同时，为了维持本币与美元之间的官价，一国政府就必须保持国内利率与美国利率的一致，而对于那些与美国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利率受制于美国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不稳定因素。随着东亚国家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步性逐渐削弱，这些年东亚国家相互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不断发展。在这种经济发展背景下，实行区域货币联盟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区域货币同盟可以在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使同盟国通过对外的浮动汇率在经受外来冲击影响的同时，又得到区域内部汇率稳定的好处。加强区域内货币金融方面的协调和合作，构建本地区的国际货币合作模式，应该成为今后东亚货币合作研究的重要课题。

4．欧元的诞生给东亚货币合作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欧洲单一货币的实践说明，开放经济通过区域货币合作结成货币联盟，不仅可以获得成功，而且也是稳定区内货币汇率、抵御外来冲击，进一步加强经济一体化的一条有效途径。欧元的成功启动极大地鼓舞了人们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信心，21世纪全球化宏观金融整合也从此拉开了序幕。欧元的诞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创立了一种独立国家之间通过区域货币合作来实现价格稳定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模式。借鉴欧洲货币合作的经验，在当前动荡的国际金融形势下，对于一些生产要素具有较高流动性、经济互补性较强，经济、金融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来说，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论证，组建货币区，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先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并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准备条件。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1．东亚货币合作的有利因素分析。

第一，东亚国家区域内贸易的相关性高。

经济体系越开放，区域内贸易量越大，交易成本越低，共同货币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越大。从贸易构成来看，贸易产品中制成品及类似产品所占的比重越大，贸易伙伴就越愿意采用共同货币。这里，我们沿用传统的方法，即以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GDP的比率测算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开放度。一个国家贸易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越高，经济越开放。我们对东亚各国的对外开放度、贸易构成及贸易流向进行计算。从表1中我

们可以看到：

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对外开放度都很高，尤其是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平均开放度超过了100％，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及泰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很高。由于东亚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各国基本上届于小国开放经济，经济体系的开放使得各国货币对外部冲击十分敏感，因此，区域内的货币合作收益较大，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因此，从长远来看，由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东亚国家或地区将更有意于货币合作，从而构成货币合作的基础。

第二，东亚国家产业结构的相似及经济周期的趋同。

如果外界冲击对货币区内各国的影响是对称的，可采用同样的(或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各国就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些国家或地区更倾向于实行货币合作。而冲击是否具有对称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经济周期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否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经济周期大体一致的国家更易’r组成货币联盟，因为这种情况更有可能使他们承受的外部冲击表现为对称的性质，也更有可能使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趋于一致。

首先，就产业结构而言，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较为类似。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各国的GDP中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图1)而且由于产业结构相近，产品集中度高，东亚主要国家与地区间经济活动的关联性极强，经济周期也就趋同。在20世纪70年代，东亚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刘美国的出口，其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的波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随后的20年里，随着东亚内部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这种联系逐渐弱化，但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日本的经济周期开始保持了较强的同步性。

其次，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看，如果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关的，它们就是货币联盟的较好候选国。通过研究各国经济增长水平表明，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特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是对称的。

第三，东亚国家宏观政策目标从长期看是一致的。

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是组建货币区的重要条件。如果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类似，外界冲击也是对称的，但如果各国的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那么它们之间就很难维持固定汇率。因为参加货币区后，成员国丧失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调控自身的经济，但各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状况可能导致不同的财政政策手段，从而使各成员国之间难以维持其固定汇率。

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重要指标有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赤字占GDP比率和国债占GDP比率。1996年底，EMU各国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必须符合预算赤字占GDP低于3％，国债占GDP低于60％的标准，1998年欧元区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3％和73．9％，与欧元区相比，东亚在赤字／GDP指标上偏高，但差距不大，而通货膨胀率除印尼和老挝以外也都比较低，表明东亚各经济体有可能进一步合作，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目标。

2．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东亚国家存在着许多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困难和障碍。

第一，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这不利于东亚地区推进经济一体化，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可以说也是货币合作推进的过程。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货币合作相对较为复杂。从经济体制上来讲，东亚国家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中国、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即使是同属于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存在着发展程度和表现形式的不同。日本和韩国属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新加坡属于从自由港发展成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制，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协调型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即人均国民收入标准得出的数据表明，东亚国家或地区既有属于高收入国家的日本、新加坡，又有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还有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泰国，更有属于低收入国家的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越南。这种情况导致在东亚各国中的劳动收入差距高低悬殊，如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印度尼西亚、中国要高出几十倍。柬埔寨、越南与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接近1：100。东亚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大大低于欧洲各国。

第二，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比较薄弱。

货币合作的状况与政治意愿、思想文化、合作态度等密切相关，各国的政治合作意愿在货币合作中占据重要位置。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差异、分歧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相互缺乏信任是东亚货币合作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货币合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联盟，要受到很多敏感因素包括政治、民族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因为区域内部的国际调节涉及到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这已超出了货币合作的范围，它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协调，甚至要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尤其是货币主权，执行某些共同的政策，建立统一的协调区域内部经济政策的机构。例如，欧元成功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族主义的削弱，法国和德国摒弃前嫌，与其他国家一道组成了政治联盟，携手共建欧洲。但这些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目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东亚很难实现。

第三，东亚货币合作缺乏像德国那样的轴心国。

欧洲货币一体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有强大稳定的德国和强劲稳定的马克。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欧洲一向享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声誉。但东亚货币合作缺乏这样一个轴心国。20世纪中期，日本经济经历了15年的快速发展，年增长率约为15％。经过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日本发展成为主要的工业大国，成为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但日本和德国不同，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完全来源于其在欧洲的相关贸易，这使德国马克在欧洲中央银行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日本则不然。尽管日本的GDP占了东亚整体的72％，但日元贸易却仅相当于东亚贸易的1／3弱。1995年中期以后，日元对美元的巨额贬值成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日本经济也一蹶不振。日元的国际化程度不高，不仅无法和美元匹敌，而且与欧元出现之前的马克也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日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比重较低，尤其是目前日本经济的软弱状态和日元的不稳定状态并无好转的迹象，因此东亚的货币合作缺乏领头人，缺乏一个经济强劲的国家作为依托。

四、发展和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的前景展望

尽管货币合作尚存难点，东亚各国的条件也不很成熟，但伴随着该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行实质性的货币合作是可能的。东亚货币合作是亚洲经济走向持续增长的迫切需要，合作的动力是各国政治和经济的共同利益。东亚地区国家众多，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艰巨的渐进的漫长的发展过程。因此，在策略上不应急于求成，而应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首先，可建立区域内的政策协调机构。东亚各国应继续推动现有的在“清迈协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协定的发展，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亚洲货币基金将通过统一的组织来协调各成员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及其他事务，防范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亚洲货币基金最主要的职能是对可能发生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的金融支持。同时，还可以建立专门化的信息交流机制和紧急或危机状况下的救援机构，消除疑虑，缓解危机。

其次，可考虑建立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东亚各国的贸易和投资的相关度比较高，外汇储备额高，基本具备了汇率联动的经济基础。而且，从技术上而言，目前相当多的东亚国家采取的均是盯住美元的挂钩汇率制度，因此无需对既有的汇率制度做根本的变革，只要宣布东亚货币汇率联动就可迈出实质性一步。

最后，经过过渡和磨合阶段，逐步过渡到类似欧盟的东亚单一货币区。这是东亚货币合作的高级目标。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就可以实行区域汇率制，即对内维持相对的价格稳定，对外则可以通过浮动汇率保持灵活性，利用区域优势实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克服其缺点。只有实现了货币联盟的目标，东亚区域的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单一货币可以完全消除东亚地区内部的汇率风险，节省大量的外汇储备，促进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实现共同的经济利益。应该说，这是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最终战略选择。

作者：吴曼丽　朱邦宁

货币合作模式论文 篇3：

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的构建逻辑

[摘要] 通过回顾区域合作模式类型与演进规律，本文着重论述了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的构建逻辑。研究认为我国应以一带一路为载体来完善和对接国际国内“双向”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以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技术创新、公共品供给、合作保障为主要特征的合作模式，并通过创新区域合作主体利益的分配机制，进一步带动形成中国与沿线各国产业国际分工与产品贸易体系。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区域合作模式 驱动机制 实现路径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2015000380）；中央在京高校重大成果转化项目（2015010017）。

一带一路既不同于具有相同文化传统的欧盟“国家一体化”模式，也不等同于联合国的“共治维和”模式，更不等于TPP的贸易、货币、人权、普世价值观的高标准“全面一体化”模式。区域合作缘起主要基于各参与主体区域效用（实际区域利益），自身实际利益降低将可能导致区域合作遭遇挫折，甚至可能最终解体。因此，总结已有的区域合作模式，系统研究区域合作的作用机制，为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规避、重点方向及模式选择等重点问题提供政策参照和理论支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区域合作模式类型及演进规律

有效稳定的区域合作模式有利于国内外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与利益协调，区域合作模式由最初的单一政治集团逐步向开放、自由的经济合作关系演化。同时，区域合作模式随资源配置方式、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公共权力组织模式变化而逐步演化，并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的模式。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合作模式的分类、产生机理、历史背景等，然而并未系统回答是否存在当前中国可以借鉴的模式，如何健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等现实性问题。因此，有必要系统总结区域合作模式的类型，并研究其演化规律。

（一）区域合作模式类型

依据区域合作内容、政治与经济水平、政府与市场作用范围等原则，区域合作模式可分为不同类型，如表1所示。

以区域合作的地理邻近性来看，区域合作模式可分为欧盟模式、北美模式、亚太的非体制合作模式等，这主要是国家间的区域合作模式。欧盟是典型的经济与政治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主要基于90年代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保护主义，北美模式包含了发达国家（美、加）和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呈现了“南—北”合作和典型的大国主导的特征。亚太的非体制合作模式（APEC）主要以灵活的、垂直分工的功能性次区域合作为主，近期主要呈现自贸区合作模式。

欧盟的合作主要是力图建立统一的区域合作框架，并涉及到跨界治理，可以看作是经济、司法、外交、安全等方面的“趋同模式”，而亚洲的合作主要是“互连互通”，是一种保留差异性的共同性整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是要建立新的合作机制，而是利用现有区域合作机制，实现政策、基础设施、贸易、资金的互通和文化的交流。这与欧、亚不同的历史背景、实际国情相关。

基于不同的区域合作基础要素和支持网络系统，从区域合作主体来看，区域合作模式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政府主导或企业主导模式。从区域合作关系来看，区域合作模式可分为产权型合作模式、联盟型合作模式和松散型合作模式；从区域合作的空间分布来看，区域合作模式可分为空间分布类型，具体为圈层辐射开放合作模式、轴带合作模式。若从合作的非求偿性来看，区域合作又可以分为援助型合作模式和利益追寻模式。而从合作的服务性核心来看，又有贸易型、品牌服务型合作模式。基于合作互补内容，区域合作模式又分为资源互补型、优势互补型和产品互补型。

针对区域合作模式形成的历史根源和政治逻辑，欧盟和美洲两大典型区域合作模式的形成与内生演化过程主要缘于特有的历史实践规律。最早的欧洲合作缘起于1648年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历多年欧洲内部战争，建立一个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成为欧洲各国的现实需求，这为后来欧洲内部合作、争端的解决提供了制度根源。欧洲“契约型”合作模式体现了平等国家的公共权力博弈。而由于缺乏重复的博弈过程，美洲区域合作模式呈现了“帝国合作模式”，美洲模式主要是以美国为公共权力中心，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巩固其自身合法性的能力和意愿，因此，美洲区域合作模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自身的需求和战略定位。

从区域合作的组织方式上，还可分为功能性合作模式、制度性合作模式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准制度性合作模式”。前者主要以特定的区域合作对象和合同契约为基础来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这种模式可能并不产生常设的机构來执行超国家结构功能的权力。而制度性合作模式主要是在共同的区域协定基础上，由参与国的中央政府主要推动来形成全面的区域一体化合作体系，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欧盟、北美自贸区等合作组织采取的模式。准制度性合作模式一般采取非约束性的自愿来推动区域合作，例如APEC，主要以国家政治首脑的“承诺”为保障，呈现“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的模式。

从区域合作的内容来看，又可分为区域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合作。除此之外，依据区域合作的产生缘起、合作主导力量的不同以及选择局域合作还是全域合作等不同研究对象，还有其他的划分模式，这样与研究问题导向的模式划分还有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二）区域合作模式演进规律

根据对区域合作模式的类型、历史背景和发展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合作模式与历史文化逻辑、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形势、政府与市场作用、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国家或地区利益分配机制等因素有关。总的来看，结合区域合作类型的历史演变和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区域合作模式演进呈现了如下的规律。

一是区域合作模式的演化依赖于区域合作主体利益的分配机制。政府主导模式主要存在于区域合作初期或计划型经济体制，经济协作更多依靠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属于垂直的领导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政府主导模式逐步过渡于企业主导模式，企业成为了区域经济合作主体。企业实现区域合作主要通过产业集群、产业转移等方式。国家利益的偏好不同也会导致不同区域合作模式的产生，例如欧盟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区别。

二是区域合作模式越来越呈现为灵活、多元、开放的发展趋势。除了欧盟演进至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外，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国家战略等因素，其他国家地区的合作模式仍处于较低的一体化进程中，国家间区域合作更多呈现出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以贸易便利化和全球产业链分工为主。

三是区域合作模式更加注重包容与协调发展。对于区域合作体中包含发展差异性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区域合作模式的效用受到了区域经济的融合度、互补性和协调度的影响。区域合作体内部通常包含了发展程度不统一的国家或地区，如何利用互补的优势，建立合理的分工体系，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并实现区域效用的最大化是这类区域合作模式成功的前提。

二、一带一路与区域合作体系构建的关系

（一）一带一路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地区政治格局与国际贸易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由注重地理邻近、文化背景相似的区域合作模式，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欧盟等，向灵活、低成本的多边区域合作演进。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过去由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合作逐步向多国共同参与的模式转变。一方面，国际合作追求经济、技术的全面绝对自由化，倡导区域合作体系内“自由贸易”，并为区域合作设立标准，甚至合作门槛；另一方面，保护主义风气也卷土重来，部分发达国家开始逐渐放弃自由贸易观念，以保护本国就业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面对“全面自由”与“全面保护”的区域合作模式，一带一路仍坚持平等对话，尊重各国的不同道路选择，追求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通过输出、输入双向发展的新格局，通过推动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创造物质基础和便利条件。

（二）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的构建可以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反恐提供新平台

世界经济仍呈现不均衡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有欧洲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社会稳定的新兴经济体，也有大量落后地区，收入差距和地区生产总值差异性明显。社会不稳定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往往与贫困存在较大关系，一带一路是完善全球战略联系网络和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举措，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文化传播提供了战略平台，也给全球经济增长和缩小国家政治、经济不平等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三）一带一路成功实施取决于连通国际国内“双向”区域合作机制的制度保障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制度差异化明显、经济发展不均衡、民族宗教冲突频繁、文化多样性等现实情况，如何将发展差异性明显的国家、地区协调好则需要一个统一的、广泛认可的区域合作框架及模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带一路首倡国，应当在区域合作架构的制定、区域合作机制的深化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消除区域合作中的政策壁垒，形成沿线国家战略的有效对接。在国际层面，如何协调与强化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完善跨国局部区域合作向到跨国全境区域合作框架的构建，也需要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建立统筹的协调机制。在国内层面，一带一路涉及到国内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与对接问题，通过一带一路区域合作体系的建设来联系国际与国内的长三角、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合作框架，并完善相关区域发展的配套政策及合作模式来融入全球战略联系网络，进而促使产业结构转移与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改变能源供给依赖性，化解过剩产能，增强国际有效供给，带动国内区域均衡发展。因此，健全国际国内的“双向”区域合作机制、模式是一带一路的制度保障。

三、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的构建

一带一路深层次推进依赖于有效、稳定的区域合作模式，来促进各参与方不断提高合作共识与增进共同利益，因而明确区域合作模式及其驱动机制至关重要。尽管强调不同规模国家在多样性偏好和差异化目标的区域合作实现路径，但归根结底，区域合作产生的现实需求是基于各自区域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和区域总福利的增加①，即国家与地区现实利益，因此，效用驱动是构建区域合作框架的基本出发点。

（一）区域合作效用驱动机制理论分析

区域效用驱动包括了消费区域效用最大化和生产区域利润最大化，区域合作主体之间可以是博弈或分工关系，区域合作的目的就是立足于区域效用的改进。对于整个区域合作经济体（{xi}i=1，2，...I， {yi}i=1，2，...J， ω）而言，存在着区域经济体的效用可能集U=u（u1，u2，...，uL），使得无论任意可能配置A（x，y），存在ui≤ui（ci）；ci为区域合作边界，即由于资源禀赋、组织制度、技术、地理等条件限制，区域合作的效用空间存在作用边界（Utility function frontier，簡称UF）。

对于区域合作对象S>3，区域的效用空间属于超平面；当S=3时，则可以看作区域合作效用空间为三维空间；当S=2，例如A、B两个区域，则区域合作的效用空间是二维的，如图1所示。以两区域合作模型为例，阐述区域合作的效用驱动机制。对具有开放经济的两个区域I和J，I区域和J区域存在进行区域合作的倾向。

假设，I区域和J区域的区域合作存在着边界，为c1-c1。当区域合作的效用预期位于效用空间的非均衡点时，效用失利方存在效用驱动的改进动力，即存在非均衡点向等利益线上均衡点的区域合作改进差距。

在两区域模型中，具有开放经济的两个区域I和J存在进行区域合作的倾向，区域I、J各自的效用为ui （P，E，n），在区域合作之前，区域I、J各自的效用存在既有的预期值，即不低于ūI，min和ūJ，min；在区域效用空间中也存在着一条45°的uI=uJ的等效用线，在等效用直线上，区域I、J的效用水平相同；等效用线与区域合作边界线c1-c1相交于点D，当区域合作体中为两区域时，在区域效用空间中存在FHDG的均衡效用空间，在均衡效用空间中，区域I、J均倾向于合作，但在区域效用空间GDKF中，区域I效用占优；在DKH中，区域J效用占优。每个区域都具有在各自效用区间内选择相对最优效用的合作可能，具体区域合作存在着博弈；同时区域效用可代指两国或两区域进行合作时关注的共同利益点，例如：双边贸易额、技术转让、能源交易、基础设施建设等。

区域效用边界UF产品体系、贸易、生产要素成本和技术水平相关。当通过制度改革、技术进步等外生因素促使区域合作的范围增加，降低区域合作体内价格差异，提高区域合作体内产品价格优势，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形成劳动力和资本的聚集与流动，进而可将区域合作边界外扩至c2-c2，从而使得初始的区域效用空间增加，加大了区域合作范围和利益分配空间，如图2中阴影部分。在合作边界外扩的均衡效用空间中，在效用空间KFCD*中，区域I占优；在效用空间KCD*中，区域J占优。当区域合作的效用预期位于效用空间的非均衡点时，效用失利方存在效用驱动的改进动力，即存在非均衡点向等利益线上均衡点的区域合作改进差距。通过提高资本、劳动力集聚水平和生产率、产品出口等措施来提高区域效用，以达到区域效用的均衡点。

（二）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地区社会冲突、投资回报、基础设施、金融体系、产业转移等潜在风险，使得一带一路的实现路径需要基于特定的区域合作框架。总结区域合作模式的发展规律和区域效用驱动机制，并立足于我国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我们认为可以从公共产品供给、国际贸易、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保障等方面构建区域合作的框架，进而确定一带一路的具体实现路径。

1. 区域内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

区域内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运输、生产成本，实现区域合作各方的利益诉求，促进更大范围内区域行动协同，进而提高区域效用。目前，一带一路中的设施联通，在满足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对接沿线各国的基础网络、能源管道设施、跨境光线、制造标准等基础设施体系，生产要素流通渠道正在形成。随着中国全面开放战略的实施，我国中西部地区成为未来贸易的新增长点，改善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对形成国内、跨境的基础设施联通体系也同等重要。

2. 完善区域合作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一带一路推进的有效载体

从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国际贸易体系构建上，结合效用驱动的区域合作模型，一方面，利用区域内生产优势和资源互补，提高同类产品的国际份额，进而降低国际产品相对价格水平，形成区域合作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势；另一方面，利用自贸区、关税同盟等区域合作模式，逐步降低区域内贸易壁垒，促进统一贸易区的形成，创新贸易方式。利用跨境电商等互联网模式建全贸易体系，改善国境通关能力，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促进区域内贸易效应对区域效用的提升。

3. 建立区域合作的一般性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是一带一路深层次推进的方向

到2015年底，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累计已达511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我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建设的经贸合作区达52个，累计投资156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9亿美元的税收和近7万个就业岗位。利用一带一路战略的非排他性、正外部性、共赢的精神，降低国内储蓄份额，提高资本、产业转移有效输出，形成合理的国际国内产业空间格局，不仅可以利用区域合作体内各地区生产优势提供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公共产品，而且公共产品的构建会进一步促进区域合作模式的稳定性。但截至目前，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中尚无关于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合作机制，有必要予以明确和细化。

4. 区域合作保障体系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制度保障

具体可分为国家安全、金融体系、法律体系、公共品供给安全等方面。在金融体系方面，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主体，多国、多行共同参与投资的金融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了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理的機制，但在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如何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收益是未来需要重视的问题。对于区域基础设施互通、贸易体系完善等方面，也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保障体系来实现，例如卫生检疫标准、人才流动体制、争端协商办法、贸易通关便利化等法律依据。此外，促进沿线各国民族文化交流，增强沟通、交往、互信等措施也利于隐形地强化区域合作意识，促进区域合作的开展，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可度。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基金、亚投行等金融银行机构对外投资逐步增加，为沿线国家发展提供了机遇。由于一带一路涵盖范围和国家较多，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合作框架及模式，如何通过凝聚共识，增进共同利益，需要在“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基础上，深入总结一带一路推行四年的经验，构建系统的区域合作框架。本文梳理了区域合作模式的类型与演进规律，提出了通过构建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技术创新、公共产品供给、合作保障的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来实现“效用依赖，利益共享”的区域合作目的。通过生产要素互联互通与降低贸易壁垒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转化国际、国内资本储蓄来提高区域内投资比例与推进技术进步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区域合作的保障；加大区域合作体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国际市场份额来增加沿线国家的区域效用是实现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需要注意的是，现有我国区域合作机制中并没有关于公共产品供给的专门机制规定，在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时，需要针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安排进行专门研究，在国际服务贸易、资本输出、风险管控、国际互助、利率协调等方面完善区域合作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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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可云，邓仲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