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式刑事司法模式探讨论文

摘要：本文对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依靠行刑衔接能更有力地打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食品安全，为人们提供饮食安全保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合作式刑事司法模式探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合作式刑事司法模式探讨论文 篇1：

刑诉法应增加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制度

摘 要：我国从1997年开始与外国开展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并缔结专门的双边条约以及近几年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已成为我国在一定条件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订时应考虑尽快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并为此确认“国际条约规范优先适用”、“一事不再理”等基本原则，同时确定与此相关的条件、程序等基本规范。

关键词：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被判刑人移管；一事不再理

11年前，笔者曾经撰文，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编”，专门调整与引渡、刑事司法协助、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制度，特别是相关的国内执行程序。这一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增加一个关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性条款（第17条）；考虑到《引渡法》当时也处于起草过程中，因而那次修订没有引入关于刑事司法合作的具体制度，但4年后，我国《引渡法》颁布，笔者的心愿得到相当大的实现。

正当法律界探讨和酝酿对《刑事诉讼法》再次进行全面修订之时，笔者希望借此良机，重提完善我国关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立法的问题，特别是建立和完善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制度问题。

一、建立和完善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制度的紧迫性

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之后，两个越来越强烈的现实需要向我们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制度的立法问题。

一个现实需要来自于我国开始与外国进行被判刑人移管合作。1997年9月，我国司法机关将两名在哈尔滨犯罪、被判处刑罚并且正在服刑的乌克兰籍囚犯移交给乌克兰政府监狱主管机关，将他们迁移到乌克兰监狱继续执行由中国法院判处的刑罚，从而首次以个案合作的方式向外国主管机关实行“被判刑人移管”。

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实际上是相互承认与执行刑事判决尤其是剥夺自由刑判决的一种形式。它一方面有助于被判刑人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文化环境中并且在较易获得亲友帮助的条件下继续服刑，有助于接收国实现对本国国民的保护和维护被判刑人及其家庭的现实利益；另一方面，从移交国角度说，把外籍囚犯送回“老家”，既节省了人力、物力和精力去解决因生活习俗、物质待遇、文化隔阂等因素给有关的刑罚执行活动带来的困难，又维护了本国司法判决的尊严与效力。这种一举三得的功效使得被判刑人移管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并且得到快速发展，在我国也同样如此。自与乌克兰的首例合作之后，我国又相继与俄罗斯、喀麦隆及也门等国家开展了被判刑人移管方面的个案合作，并且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及西班牙等国家缔结了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双边条约。

被判刑人移管合作的开展给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应当以遵守“一事不再理”原则为前提条件，而这一原则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尚无明确表述；在无双边移管条约关系的情况下，移管合作的开展应当具备怎样的条件并且采用怎样的程序？在从外国向我国移管中国公民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将外国的刑事判决转换为在我国具有法定执行效力的裁决，这种转换应当遵循怎样的规则和程序？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规范，不仅将制约被判刑人移管个案合作的开展，尤其会使从外国向中国移管继续面临重重法律困难，同样也会影响我国与外国缔结移管被判刑人双边条约的进程。

另一个现实需要来自于我国已先后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两个公约在追缴犯罪所得问题上都包含关于“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的条款，要求被请求缔约国将请求缔约国法院签发的没收令提交主管当局，“以便按请求的范围予以执行”。[注：参见《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3条第1款(b)和第14条第2款。类似的规定参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5条第1款（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章更明确地将追回资产的法律手段划分为两大类，即：“直接追回财产的措施”（第53条）和“通过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追回资产的机制”（第54条）。一般来说，为运用前一类措施，财产受害人应当依照财产所在地国家的法律，直接向该国司法机关提出主张和请求；后一类追回资产的机制则需要通过有关国家间的司法合作加以启动和运作。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已从2003年12月23日起对我国生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从2006年2月12日起对我国生效。一些外国已经开始依据该两公约向我国提出刑事司法合作的请求。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外国主管机关依据公约的规定请求我国承认和执行由该外国司法机关针对处于我国境内的犯罪所得发出的没收令，我国应当遵循怎样的原则、条件、程序来履行公约所规定的国际合作义务呢？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第29章“司法协助”中包含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事裁决的条款，但是，在我国的刑事法律当中却找不到任何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裁决的规范；因此，我国司法机关目前很难通过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没收令”或者罚金判决的方式，协助外国主管机关追缴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资产并且向请求方实行返还。

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反洗钱法》（草案）和《禁毒法》（草案）都包含为追缴犯罪所得和收益而开展国际合作的条款，但是，如果在我国基本的刑事诉讼制度不存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规范，上述法律草案中的有关条款都将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注：在本文即将完成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10月31日通过了《反洗钱法》，该法第五章“反洗钱国际合作”删除了原草案中关于根据外国请求没收和处置犯罪收益的内容。显然，这最后的立法处理与我国法律制度中尚缺乏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有关。]

二、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引入相关的基本规范的最佳立法时机

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各国一般采用三种不同的国内立法模式加以调整，即：（1）纳入本国刑事诉讼法典中调整（“法典式”），（2）采用专门立法加以调整（“专门立法式”），（3）以法典与专门立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整（“结合式”）。

意大利是采用“法典式”调整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制度的典型国家。在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法典》中，设有专门一编（即第11编）调整“与外国的司法关系”。该编划分为4章，除关于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的两章外，其中第4章的标题是“外国刑事判决的效力意大利刑事判决的域外执行”，此章对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原则、程序、条件以及一些具体的规则作出规定。此外，该编第一章“一般规定”也包含着适用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制度的基本原则，即：条约和一般国际法优先原则［1］。

2001年12月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也采用“法典式”调整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问题。该法典第5部分专门规范“刑事诉讼领域的国际合作”，其中，除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外，第55章以“移交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在其本国服刑”为题，对开展被判刑人移管合作的原则、程序和条件作出具体规定。虽然该章针对的是被判刑人移管问题，但它所规定的一些规则同样可适用于对其他刑事判决（例如刑事没收令）的承认与执行程序［2］。

所谓“专门立法式”是指在关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专门法律中调整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例如：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不包含任何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条款，这样的条款都集中在一项专门的法律——《刑事司法协助法》当中。德国《刑事司法协助法》第4部分专门调整“为执行外国判决而提供的协助”，其中对相关的原则、条件和程序作出详细规定，所涉及的外国判决不仅涵盖关于剥夺自由刑的判决，也同样包括关于财产刑的判决［3］。

瑞士也是采用“专门立法式”的国家之一。瑞士《联邦国际刑事协助法》第5编以“刑事判决的执行”为标题，其中第1章调整相互承认与执行刑事判决的原则和条件，第2章调整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程序，包括请求程序、审查程序和执行程序［4］。

作为第三种立法模式的“结合式”则体现为对“法典式”和“专门立法式”的综合运用，加拿大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加拿大关于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可散见于多部法律之中，首先，加拿大《关于执行移交被判刑罪犯条约的法案》调整相互承认与执行监禁刑的合作制度［5］；其次，经1999年修订的加拿大《刑事司法协助法（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允许在加拿大境内执行由外国司法机关宣告的关于罚金或没收财产的判决，并为此规定了相应的程序和条件；根据加拿大《被扣押财产处置法（Seized Property Management Act）》，加拿大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外国主管机关的请求并且依据有关的双边协定，以“分享（sharing）”的名义向外国返还在加拿大境内扣押的财产［6］；此外，加拿大《刑事法典》第12章也包含关于没收和处置犯罪所得，包括根据外国请求没收和处置有关犯罪收益的一系列规定。

我国关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国内立法模式实际上倾向于“结合式”。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7条首次引入了“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并且未以列举的方式限定它的形态和范围，允许人们对其作广义的理解，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包括引渡、狭义的司法协助、相互承认与执行刑事判决等合作事项。随后，我国于2000年12月颁布了《引渡法》，以专门立法的方式具体地调整引渡制度。由此形成了一般法律与专门法律共同规范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制度的局面。

关于制定专门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呼声在近几年来变得越来越高。据笔者所知，这一立法建议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特别注意，但是，它尚未被正式纳入中短期的立法规划。采用专门法律比较系统和具体地调整相互承认与执行刑事判决制度，这固然是件很理想的事情，但是，至少在近若干年内，这一理想还难以实现。《引渡法》的起草和审议经历了大约10年的时间，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同样将涉及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和职能分工问题，即使马上启动立法程序，也需要相当长的研究和协调时间。

《刑事诉讼法》的重新修订在即，我们何不利用这一时机，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框架，先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一些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基本规范，尽快地把这一制度建立起来呢。这样做既缓解了实践中紧迫的立法需求，又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相关的法律规范创造了条件并留出了时间。参考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模式以及我国在这方面已取得的经验，这种选择在立法策略上也是完全可行的和合理的。

三、需要确立的基本原则

为了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需要明确规定以下基本原则。

（一）国际条约规范优先适用原则

截至今年10月31日，我国已与52个国家缔结了各类司法合作方面的双边条约共计84项，其中刑事或者民刑事司法协助条约41项，引渡条约27项，移管被判刑人条约3项。此外，我国还参加了20余项含有刑事司法合作内容的国际公约。根据《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这些条约和公约一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即获得与法律相同的效力，因此，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问题上，国际条约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和最具体的法律依据。1991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4章第238条特别确立了国际法规范优先适用的原则。该条文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我国《引渡法》草案曾经保留着这样一个条款：“引渡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引渡条约的规定。”但在草案“一读”审议后，该条款被删除了。据说是因为“有的常委委员提出，关于引渡法和引渡条约的关系，是否一律以条约优先，值得研究。”

[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0年10月18日。]

尽管如此，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仍然体现在《引渡法》的一些条款当中。例如，该法第4条在指定外交部为引渡合作的“联系机关”后又明确补充道：“引渡条约对联系机关有特别规定的，依照条约规定。”该法第49条在调整向外国提出引渡请求的程序时规定：“没有引渡条约或者引渡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本法第二章第二节、第四节和第七节的规定提出。”胡康生、郎胜等直接参加《引渡法》制定的专家们也明确指出：“我国签订的引渡条约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我国今后在引渡问题上应当受该条约的约束，这也符合‘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因此，对于在本引渡法生效之前我国已经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中存在有与本引渡法不同规定的，应当优先考虑引渡条约的规定，按照引渡条约行使有关权利、履行有关义务。”［7］

笔者认为：确立国际条约规范优先适用的原则不仅具有坚实的法理根据，同时，在我国也有着宪法和其他法律制度方面的充分依据。我国立法者在对《刑事诉讼法》进行重新修订时应当毫不犹豫地确认这一原则。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ne bis in idem）原则在刑事领域也被称为“禁止双重危险规则（the rule against double jeopardy）”［8］。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问题上贯彻这一原则，就要求各国充分尊重和承认其他国家司法机关已作出的裁决，不得因同一行为，针对同一人再次进行审判、定罪和判罚。这一原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立法的普遍接受，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第7款明确规定：“任何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

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尚无直接的和明确的表述。直接确认这一原则的主要顾虑来自于《刑法》第10条的规定，即：对在外国已经接受过审判的人，“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问题上不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将会造成严重的法律混乱，使有关国际义务的履行得不到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实际上，与我国《刑法》第10条相类似的规定也存在于一些国家的刑法典中，但这并未影响这些国家在刑事法律中明确接受一事不再理原则。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1条规定：在外国已经受到审判的公民或外国人，仍然可以在意大利因同一罪行重新接受审判。同时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739条规定：在为执行外国判决而承认的情况下，对于已经在外国被判刑的人，“不得在意大利就同一事实对其重新提起刑事诉讼，即便对这一事实在罪名、程度或情节上有不同的认定。”

如果认真研读我国《引渡法》和已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可以找到一些体现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例如上述法律文件所列举的应当拒绝引渡请求的情形就包括“在收到引渡请求前，被请求方已对被请求人就同一犯罪提起诉讼、作出终审判决或终止诉讼”；

[参见《中国与罗马尼亚引渡条约》第3条（六）项。类似的规定可见我国《引渡法》第8条（二）项。]所列举的可以拒绝引渡请求情形也包括“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正在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同一犯罪进行刑事诉讼”。[

参见《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引渡条约》第4条（三）项。类似的规定可见我国《引渡法》第9条（一）项。]这些条款均不允许对同一人因同一事实进行两次刑事审判和处罚。

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最典型的表述刚刚出现在我国与西班牙缔结的移管被判刑人条约中，该条约已于2006年6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其表述如下：“对于被移管的被判刑人，执行国将根据本国法律继续执行判刑国判处的刑罚，并且不再对判刑国据以判刑的同一罪行重新进行审判。”这是对我国《刑法》第10条的重要补充和变通。我国《刑事诉讼法》完全可以参考这样的表述对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明确规定。

（三）不加重刑罚原则

由于各个国家在刑罚种类、刑期长短或量刑限度等方面有可能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异，在相互承认与执行刑事判决时，执行国通常需要根据本国的法律对判刑国科处的刑罚进行转换，在这种刑罚转换中，不加重刑罚是应当严格遵守的原则。这里所说的“不加重刑罚”具有以下两层含义：

第一，转换后的刑罚在性质上应当尽可能与判刑国判处的刑罚相一致，且不得将剥夺自由刑转换为财产刑[

参见1983年《欧洲移交被判刑人公约》第10条第2款和第11条第1款（二），《中国与乌克兰移管被判刑人条约》第11条第2款（二）和（三）项，《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735条。]，更不得将财产刑转换为剥夺自由刑。[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473条第4款规定：“如果对该犯罪没有规定剥夺自由，则法院应该裁定与外国法院刑事判决所处刑罚最相近的刑罚”。]

第二，转换后的刑期不得超过判刑国宣告的刑期，也不得超过执行国对同类犯罪规定的最高刑期，但不受执行国法律对同类犯罪规定的最低刑期的约束。

[参见1983年《欧洲移交被判刑人公约》第10条第2款和第11条第1款（二）和（四）项，《中国与乌俄罗斯移管被判刑人条约》第11条第2款（三）和（四）项，《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735条。]

四、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主要条件

为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刑事诉讼法》应当确定相应的条件。有关的条件可分为一般条件和特别条件，前者针对的是所有关于承认与执行刑事判决的外国请求，也可以说，是任何此种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前提条件，后者则针对的是关于承认与执行某一类刑事判决（例如被判刑人移管或者执行罚没财产的裁决）的请求，可能因裁决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参考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并借鉴各国国内立法的相关制度，笔者认为，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应当要求具备以下一般条件：

第一，承认与执行有关裁决不得损害我国的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的其他重大利益，并且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一条件是不言而喻的，已经明确写入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8条。

第二，请求国的有关司法审判活动充分尊重并保障了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一般来说，对于在缺席审判中作出的刑事判决不应当予以承认，我国《引渡法》第8条（八）项已确认这一原则。[德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49条第1款2项为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规定的条件之一是：“在作出判决的外国诉讼中，被判刑人有机会发表陈述并为自己辩护，制裁是由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作出的，或者在处以财产刑的情况下，是由一个可对其判决向独立的司法机构提出上诉的机关作出的”。]

第三，外国刑事判决所认定的犯罪符合“双重犯罪”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有关行为根据我国法律不构成犯罪，则不能承认对该行为的处罚裁决。[瑞士《联邦国际刑事协助法》第94条第1款（二）项为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规定的条件之一是：“定罪的事项是一项发生国外的罪行，如若其类似地发生在瑞士，亦应在此受到惩罚”。]

第四，外国刑事判决为终局裁决并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这一条件在我国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西班牙缔结的移管被判刑人双边条约中均有明确规定。[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733条1）项规定：如果“根据宣告国的法律，判决尚未成为不可撤销的”，则不得予以承认。]

第五，对外国刑事判决所针对的同一行为和同一人员，我国司法机关未提起刑事诉讼，也未作出处罚、免除处罚或者其他终止有关诉讼程序的裁决；[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733条6）项和7项规定：“针对同一行为并针对相同的人在意大利已作出不可撤销的判决，”或者“针对同一行为并针对相同的人在意大利正在进行刑事诉讼”，则不得承认有关的外国判决。]外国刑事判决也不与任何已获得中国司法机关承认的外国司法裁决相冲突。

承认与执行外国特定的刑事判决应当要求具备以下特别条件：

第一，在与外国开展被判刑人移管合作的情况下，在外国被判刑的人应当是我国公民。关于这一条件在我国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西班牙缔结的移管被判刑人双边条约中均有明确规定。

第二，在开展被判刑人移管合作的情况下，被判刑人同意接受移管回国执行刑罚。这是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区别于引渡的重要条件，体现着对被判刑人权益的特别保护，也是国际上通行的规则。[为此，《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472条规定：被外国法院判处剥夺自由的俄罗斯联邦公民或其代理人应当向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或副总检察长提交回国服刑的申请。德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49条第2款规定，对于外国法院对德国公民判处的剥夺自由刑，“只有当被判刑人在获知情况后同意执行并且法庭将其同意表示记录在案或者他向一位有权对其意愿予以认证的领事官员表示同意执行时，才可以执行。”]

第三，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关于罚金或没收财产的裁决的情况下，请求国的罚没裁决不损害中国境内的任何对被罚没的财物享有正当权利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5条“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在最后一款中规定：“不得对本条规定作损害善意第三人权利的解释。”同时，在第3款中要求：发出没收令的缔约国应当向被请求缔约国提交“关于请求缔约国为向善意第三人提供充分通知并确保正当程序而采取的措施的具体陈述”。]并且，罚没裁决所针对的人在我国境内无尚未清偿的债务或者尚未终结的诉讼。

除此以外，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关于罚金或没收财产的裁决的情况下，如果请求国要求向其移交被罚没的资产，应当以作出互惠承诺为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740条的以下规定值得注意：“执行财产刑所取得的钱款缴纳给罚款基金会；如果判刑国在同样情形下将把钱款移交给意大利，则根据请求将上述钱款移交给判刑国。被没收的物品收归国家。如果宣告判决的国家在同样情形下将把物品移交给意大利，则根据请求将上述被没收的物品移交给判刑国。”

五、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基本程序

对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请求，被请求国一般需要经过三个基本程序加以处理：联系程序、审查程序和裁决程序。

联系程序主要涉及有关的请求应当向我国哪个机关提出，通过何种途径提出并且应随请求提交哪些文件等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要求具备各种一般条件和特别条件，对这些条件的审查可能牵涉我国多个主管机关的职能，因此，从便利国际合作的角度看，采用“中央机关（central authority）”机制比较合适，这种机制既有利于国际间的相互联系，也有助于快捷地征询、协调和集中国内各主管机关的意见。我国与乌克兰、俄罗斯和西班牙分别缔结的移管被判刑人双边条约均采取“中央机关”机制解决联系途径问题，并且均指定我国司法部作为中方的“中央机关”。

考虑到目前我国就相互承认与执行刑事判决问题与外国缔结的条约还很少，而且今后可能会较多地采取个案合作的方式处理此类问题，在无条约关系的情况下还是应当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因此，笔者建议，关于联系途径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中可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之间相互承认和执行刑事判决的合作，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有关国际条约对联系机关有特别规定的，依照条约规定。”

审查程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涉及我国各主管机关的职责分工。比如，在被判刑人移管问题上，需要由监狱主管机关审查接受有关人员来中国监狱服刑的可行性；需要由法院审查外国提出的请求是否符合“双重犯罪”原则；需要由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审查在我国是否存在针对有关人员的刑事追诉活动。

笔者建议，为对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请求进行审查，我国《刑事诉讼法》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征求各主管机关意见”的审查机制，即：由联系机关（“中央机关”或者外交部），或者由将负责作出有关裁决的我国法院，同时向国内各主管机关通报有关的外国请求并且征求意见，各主管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自己的意见；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视为同意。

裁决程序的确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对于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理应由我国法院以裁定的方式作出相应的司法决定。根据一般的法律原则，被请求国法院关于承认与执行的裁决应当受外国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的约束

[例如《中国与西班牙移管被判刑人条约》第10条第2款（一）项规定：执行国“应当受判刑国判决关于事实认定的约束。”]

，也就是说，被请求国法院的裁决一般不涉及案件的实体问题，只是针对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和如何执行该判决问题作出决定，比如：刑罚应当如何转换，哪些位于中国境内的财产应当没收，等等。

在被判刑人移管方面上，有一个与裁决程序相关的特殊问题值得研究，这就是我国法院在什么时间作出刑罚转换裁决比较合适？在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判刑国与执行国就移管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并且已经就有关安排达成协议，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被判刑人死亡、有关方面改变主意、刑期变短等），移管并未实际实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国法院在实际移管前就作出刑罚转换的裁决，这一裁决将成为一纸空文，从而可能对我国司法裁决的尊严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有的专家建议：将我国法院作出刑罚转换裁决的时间安排在移管实际执行之后，也就是说，在移管实际执行之前，我国法院仅就是否同意移管发表意见；在外国被判刑的我国公民移管回国后，再“由对其继续执行刑罚的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刑罚执行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刑罚转换”［9］。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是比较科学的和易行的。只是在初期，考虑到此类案件数量有限，并且为了统一掌握标准，转换刑罚的裁决似乎最好由最高人民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参考文献：

［1］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49-266

［2］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M］黄道秀，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11-32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协助局编译德国刑事司法协助法［Z］//国际司法协助法规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88-11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协助局编译瑞士联邦刑事协助法［Z］//国际司法协助法规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234-26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协助局编译加拿大关于执行移交被判刑罪犯条约的法案［Z］//国际司法协助法规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44-50

［6］Douglas R. Breithaupt: Implementing Issus and Procedures Related to the Recovery and Return of Assets Under both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s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tion［C］//“追逃、追赃司法合作问题”研讨会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编印，2006：82

［7］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

［8］张毅刑事诉讼中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0-28

［9］张明关于我国与外国移管被判刑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学术讨论稿）［C］//被判刑人移管国际暨区际合作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28

本文责任编辑：龙宗智

作者：黄　风

合作式刑事司法模式探讨论文 篇2：

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摘 要：本文对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依靠行刑衔接能更有力地打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食品安全，为人们提供饮食安全保障。

关键词：食品安全;行刑衔接;机制

行刑衔接，又叫两法衔接，主要是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在具体衔接中，检察机关会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以及行政监察机关的合作，实现工作对接，避免出现以罚代刑问题和有罪不究问题以及降格处理问题，确保行政执法中查办的涉嫌犯罪的案件能够被及时移送到司法机关予以处理，使整个工作机制更加完善。食品安全关系着民生问题，食品行政执法能否和刑事司法进行有效衔接，是依法打击食品犯罪、确保人们饮食安全健康的关键因素。为了更好地打击食品安全犯罪问题，《刑法》《行政处罚法》《食品安全法》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已作出了修改，对具体的操作规程等作出规定，从而为行刑衔接提供了科学的法律参考依据。但在实践中却因种种主观、客观原因导致食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工作还不够完善。现就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工作背景和历程、立法现状、操作模式和行刑衔接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进行分析。

1 行刑衔接工作背景和历程

2001年，国务院首次于《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对行刑衔接进行了解释。同一年，国务院颁布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继而将行刑衔接首次纳入法制日程。201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联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等部门提出的《关于加大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违法犯罪工作力度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加强查处渎职侵权犯罪力度等措施。2011年的2月，中办、国办再次联合国务院法制办等有关部门转发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2015年12月，原来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联合其他部门颁布了《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这一办法继十八届四中全会后行刑衔接的第一项机制建设成果，对行刑衔接的相关工作流程与措施予以进一步明确，同时，为解决食品药品领域行刑衔接案件办理工作的低效问题以及深层探索在全国推广操作等工作提供了更细致的可操作性指导规范。2020年8月，国务院修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2 行刑衔接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刑法》《行政处罚法》《食品安全法》等分别对两法衔接的操作规程作出规定，为两法衔接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刑法》中所规定的关于食品安全的犯罪主要包括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非法经营罪等。当前最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中所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进行较大范围的改革，要求执法部门首先要判断违法行为是不是构成刑事犯罪，若已构成了犯罪行为，就直接交由公安部门开展侦查工作，追究刑事责任;若还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就由行政执法部門自己依法实施相应的行政处罚。现行《行政处罚法》只对行刑衔接作了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行刑衔接制度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给予行政处罚的，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

3 全国各地行刑衔接的操作模式

我国大多数地方针对食品安全行刑衔接案件所采用的运行模式是：①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发现案件并决定是否将其移送;②公安机关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所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査;③实施立案侦查;④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査，并提起公诉;⑤审判机关（法院）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开庭和审判。各机关之间互相配合，采用“流水式作业”模式开展单向作业，这样的协作存在一大缺陷，配合有余，监督制约力度不足[1]。国家颁布《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办法》之后，各地区开始结合本地以及相关部门执法实际效果和具体情况，积极探索和构建独具地方特色的管理操作模式。

（1）吉林省经过一番认真探索，构建了“专家委员会”论证模式。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与公检法等部门加强合作，建立了专家委员会，对于棘手的案件性质与证据规则等予以最充分的论证，以此确保证据认定的有效衔接[2]。

（2）海南省建立立体化打击食品违法犯罪的新机制，创建“食药+公安”的协作管理模式，成立“联合督办室”实现全方位“线上+线下”的工作结构[2]。

（3）云南省设立了“联席会议办公室”，为各个办案机关提供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探讨疑难问题、实现信息分析与共享的平台，这样，各部门与合作机关能针对食品药品领域行刑衔接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共同探讨，经过协商制定最佳解决措施，并形成良好的监管合力[2]。

（4）湖南省在行刑衔接工作中主要采取了两项基本措施：①搭建信息平台，对大部分案件进行电子化录入，从而完整保存案件信息;②构建“智慧食药监”系统，以此加强监管信息化建设。通过构建和启用“智慧食药监”系统可以及时地发现和移送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确保衔接工作的顺畅性，使依法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更快捷[3]。

（5）湖南长沙探索形成食品安全行刑衔接“长沙模式”。即设立行刑衔接食品检验实验室，专用于涉刑食品检测，创新采取联合共建共享模式，发挥市场监管、公安以及检测机构的协同作用，实现最快时间锁定证据，有利于精准打击犯罪[4]。

4 行刑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4.1 行刑衔接程序机制不完善

虽然在国家层面上就行刑衔接制定了相应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两高也出台了很多司法解释，但原则性规定多、实务性规定少，缺乏细化标准、量化指标或操作实务，不便于执法人员在实际执法中掌握和操作。近年来，国内有多个地区纷纷针对食品安全案件行刑衔接程序、机制设立了试点，上文列举的试点方案在制作与实行过程中虽有一定的差异，却均取得了突破性成绩，值得各地学习与借鉴。2015年，国家所颁布的《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也在设计衔接程序、机制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安全行刑衔接程序、机制属于一项跨权力领域且涉及了多个国家机关的综合性权力运行体系，若只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工作办法”的形式来予以规定，就不易实现统一执法、掌握司法尺度的目标。

4.2 案件移送标准不统一、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欠缺，移送案件线索的成案率不高

由于各种涉嫌犯罪案件并未明确移送标准、实施立案标准与证据标准，部分食品监管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不高，不能从刑事法律层面对案件进行准确研判，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深层次剖析不够，忽略一些重要證据的保全，或是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并未达到刑事证据的标准要求，严重影响违法事实认定和案件移交[5]。另外，只依靠执法人员初步到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工作，很难判断其是否已达到中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若也没有设置明确、清晰的案件移送标准，案件的操作就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很难把握“罪”与“非罪”、是“罚”还是“送”，这样容易导致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因为要考虑部门利益或者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下对于已经涉嫌犯罪的行为没有进行移送，只是进行警告和罚款，或者采取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

5 行刑衔接的建议

5.1 健全“行刑衔接”程序机制，制定明确的案件移送标准

针对我国立法存在原则性规定多、实务性规定少，缺乏细化标准、量化指标或操作实务的问题，建议：①加速立法工作，促进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具有可操作性;②对移送标准、立案标准、证据标准予以细化、量化，制定操作细则，健全规范高效的联合打假工作机制，与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交流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中遇到的新情况，研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遇到的新问题，提高行刑衔接工作效率。

5.2 提高执法水平，增强研判能力

定期开展针对食品安全管理的法律理论知识培训和业务技能培训，准确掌握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与构成犯罪行为的要件;加强专业证据的收集能力，提高对于主观故意的认定意识;不断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行刑衔接工作的能力与水平，增强查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能力，做到对此类案件的深刻剖析和准确研判，确保行刑衔接工作有效运行。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大案和要案公安机关提前介入管理制度，当行政机关接到食品安全举报或者得到相关线索，发现存在违法行为以及涉嫌犯罪时，应直接启用该项制度，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合作，一起到现场实施调查取证，这样有助于有效完成犯罪案件的取证与侦破工作。

参考文献

[1]金昌伟.食品安全案件“行刑衔接”程序机制的审视与重构[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7，31（2）：57-65.

[2]卫婷，邓勇.食药领域行刑衔接的主要操作模式解读评析及建议[J].中国药事，2018，32（6）：701-706.

[3]张桥艳.低碳经济背景下航空食品供应链管理优化策略[J].食品研究与开发，2021，42（8）：225-226.

[4]姬东霞.互联网背景下山东省蔬菜供应链管理优化研究[J].食品研究与开发，2021，42（10）：229-230.

[5]岑玉明.电商平台自营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采购管理研究[J].食品研究与开发，2021，42（4）：229-230.

作者：董艳慧

合作式刑事司法模式探讨论文 篇3：

中外双边引渡条约中有关引渡的一般原则探析

摘要：为了有效打击国际刑事犯罪活动，进一步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加强在引渡领域的国际司法协作关系，中国与泰国、罗马尼亚、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规定了一系列有关引渡的一般原则。

关键词：引渡；条约；引渡条约；一般原则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国际间交往的日益频繁，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后，涉外刑事案件愈来愈多，因而，为了有效地打击国际刑事犯罪活动，进一步加强与别国在包括引渡在内的刑事司法领域的国际协作关系，保卫中国的司法主权，进一步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形势以及更好地执行中国刑法，中国一方面与波兰、古巴、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签订了含有刑事司法协助条款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另一方面又与泰国、罗马尼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这些双边引渡条约中规定了一系列有关引渡的一般原则，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双重犯罪原则

又称“相同原则”，是指依照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的法律，引渡客体即被某国指控为犯罪或判刑的人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引渡客体的行为只有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的法律都认为是犯罪行为的，该犯罪行为才属可予引渡的罪行，才符合引渡的条件，否则，引渡客体的行为只有请求引渡国或只有被请求引渡国一方的法律认为是犯罪行为的，该犯罪行为属不予引渡的罪行，该引渡客体就不予引渡。它一方面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司法合作领域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在互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国有关引渡的国内立法和引渡条约都确立了这一原则。该项原则的确立，能够使当事国准确、及时地依法裁决，达到互相谅解和积极协助的目的。其中双边引渡条约确立这一原则采用了列举法、概括法和综合法，有关引渡立法和引渡公约只采用了概括法。在上述三种确立双重犯罪原则的方法中，列举法虽然规定明确、具体，但由于缺乏灵活性，使缔约国较难适应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而且各国司法制度的不一致，使其在解释每一具体罪名上发生分歧而导致执行的困难。基于以上理由，目前单独采取这种方法的国家较少，并且用概括法取代较古老的列举法也是目前国际实践的明显趋势。综合法由于兼有列举法和概括法的优点，因而也被一些引渡条约所采纳。

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也规定了双重犯罪原则，且均采用概括式即规定可引渡之罪按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双方的法律都被认为是犯罪，并且对这一双重犯罪规定一个最低量刑标准。例如，《中俄引渡条约》第2条第1项规定：“就本条约而言，可引渡的犯罪是指根据缔约国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可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其他更严重刑罚，依照俄罗斯联邦法律，可处一年以上剥夺自由的刑罚或者其他更重处罚。”可见，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把可引渡之罪的下限确定为一年，这既符合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标准，同时也是对中国划《刑法》第7条和第8条的重要补充，而且使得中国刑事司法管辖权的适用范围也大大扩展。因为，按照中国《刑法》第7条和第8条的规定，只有当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外犯罪达到《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时，才能依照中国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不符合上述刑期标准的其他境外犯罪，则不适用中国刑法，或者说不行使中国的刑事司法管辖权，因而对于在境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也不能要求引渡。显然，《引渡法》所确定的1年刑期标准可对刑法第7条和第8条起到重要补充作用，同时也可扩展中国刑事司法管辖权的适用范围。

二、专门原则

又称“同一原则”或“罪行特定原则”，是指引渡客体移交给请求引渡国后，请求引渡国只能就引渡请求书中对引渡客体所指控的罪行进行起诉或惩处，而不能对引渡前所犯的其他罪行进行审判或处罚，或再引渡给第三国，除非征得了被请求引渡国的同意。也就是说，请求引渡国在引渡成功后，只能就引渡请求书中所列举的犯罪行为对引渡客体进行追诉，而不能对引渡行为以外的犯罪采取追诉措施。在国际引渡实践中，许多国家为了防止请求引渡的国家以引渡为借口，将非普通刑事犯罪或者不构成双重犯罪的人引渡回国予以惩罚，对此原则都作了规定。

中外双边引渡条约对“专门原则”也作了专项规定。例如，《中泰引渡条约》第13条规定：“根据本条约被引渡的人，除引渡所涉及的犯罪外，不得在请求方境内因其他犯罪而被拘禁、审判或处罚，或者由该方引渡给第三国”。

三、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

本国国民能否引渡，国际社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态度和实践：一是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引渡本国国民；另一类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国家则主张本国国民可以引渡。前者所持的理由是，管辖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它包括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和普遍性管辖权，其中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是管辖权的基本内容。根据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国家既对发生在本国境内的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也对其本国国民在国外的某些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那么，如果该国把其本国国民引渡给请求国加以审判或处罚，就表明该国放弃了其属人管辖权，而且放弃了对其国民的法律保护，更为严重的是放弃了其司法主权，因此有必要拒绝引渡本国国民，其方式是他们在其国内法中规定“本国国民不引渡”条款，并且他们的这种引渡实践还反映在他们相互间所订立的引渡条约中，或者明文规定禁止引渡被请求国国民，或者说明对其本国国民没有引渡义务。这种引渡实践，形成了国际法上引渡制度的一项原则，即“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但是各国的实践又表明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有两种不同的规定模式，即绝对禁止引渡的模式和相对禁止引渡的模式。前者为比利时、德国、法国、保加利亚等国家所采取，后者为意大利、爱尔兰、瑞士等国家所采取。

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均含有关于拒绝引渡本国国民的条款，明确规定了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且也采取了绝对禁止引渡的模式和相对禁止引渡的模式。例如，《中泰引渡条约》第5条规定：“缔约双方有权拒绝引渡其本国国民”。中国与俄罗斯、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分别签订的引渡条约也规定，被请求引渡人为被请求国的国民，不应予以引渡。这样规定符合中国的刑事政策。因为，中国刑事政策的基本着眼点不是实现对犯罪人的处罚和报应，而是要实现对犯罪人的教育和改造，让犯罪人在自己的祖国服刑，保持与其亲属和朋友的正当联系，这不但有助于依靠社会力量开展教育和改造工作，也有利于犯罪人在服刑期满后迅速适应社会生活。

四、不引渡便起诉原则

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在信奉“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的同时，在其国内法中规定

了对在国外犯罪的本国国民应交由主管当局以起诉的条款，其目的在于确保罪犯不至于不被引渡而逃脱处罚。这种规定实际上和英美法系国家所主张的本国国民应予引渡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国际社会为了缓解两类国家的上述冲突，也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国际法学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关于引渡的新问题的决议中称：“每一国家均有权拒绝引渡其国民的自由，但在这种情形下，该国应依据其法律对罪犯进行审判。在相互基础上引渡国民，有助于减少犯罪。”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第6条、1969年在罗马召开的第十届国家刑法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罗马决议”也是这样规定的。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第4条规定：被要求引渡者为被请求国国民，可拒绝引渡。“如被请求国据此拒绝引渡，则应在对方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将此案交由其本国主管当局审理，以便就作为请求引渡国的罪犯对该人采取适当行动”。可见，目前易于被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在本国国民引渡问题上的做法是：不引渡就应在本国起诉，遂形成了“不引渡便起诉原则”。

中外双边引渡条约均毫无例外地规定了“不引渡便起诉原则”。例如，《中俄引渡条约》第5条规定：“在根据本条约第3条第1项拒绝引渡的情况下，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根据请求的缔约一方的请求，依照本国法律对该人提起刑事诉讼。”这表明，当中国公民在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实施了犯罪行为而又返回国内时，中国可根据其引渡条约规定的“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拒绝引渡中国公民，但中国应根据请求国的请求，依照中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对该名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

五、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产生中可以看出，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通过西欧一些国家的国内法和各国间引渡条约的规定，逐渐形成的一项原则。它是现代引渡制度诞生的主要标志。现今几乎所有国家有关引渡的国内法和国家间引渡条约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中国在1982年宪法第32条第2款中也表明了这一原则立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同时，为防止被指控或者被宣告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在请求国受到政治迫害，在现今的大部分引渡条约和各国引渡立法中都规定有“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引申原则，即当被请求方确有理由认为以普通法犯罪为由提出的引渡请求意图根据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见解等考虑追诉或者惩罚某人，不予引渡。而且，针对国际社会出现的一些诸如爆炸、暗杀、绑架、劫持并扣留人质、劫机、武装袭击、占领大使馆、走私、贩毒等国际犯罪行为，它们虽然带有政治性质，但却给国际政治、贸易、社会发展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国际法律秩序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而，为了有效地打击这些犯罪，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包含引渡条款的多边公约，明确规定将这些犯罪排除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由此出现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例外原则。

中外双边引渡条约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及其相关原则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本身，例如《中泰引渡条约》第3条第1项规定：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方提出的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属于政治犯罪，不应根据本条约予以引渡。对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引申原则，例如《中泰引渡条约》第3条第1项规定：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有充分理由认为，引渡请求旨在对被请求引渡人因其种族、宗教、民族、国籍、政治信仰等原则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或执行刑事判决的，不应根据本条约予以引渡。对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例外原则，例如《中泰引渡条约》第3条第1项在确定“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时规定：“但政治犯罪不应包括谋杀或者企图谋杀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其家庭成员”。

六、一事不再理原则

指行为人因一种犯罪行为已经受到刑事处罚的，不得以同一犯罪事实为理由再次给予惩罚。这是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裁决权威性的基本诉讼原则，它对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引渡问题上，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被请求引渡人所犯的罪行同时触犯了请求国和被请求国的法律，这两个国家均认为对案件拥有司法管辖权，在这种情形中， “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得以遵守，被请求国有权拒绝引渡请求。这样，一方面可防止被引渡人因为同一种犯罪行为而受到双重惩罚，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不必要的引渡费用并且减轻司法压力。

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同样也申明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例如，《中泰引渡条约》第4条第1项规定：如果“根据被请求方法律，该方对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具有管辖权，并应对被请求引渡人提起诉讼”，则可以拒绝引渡请求；《中俄引渡条约》第4条第3项规定：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正在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同一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诉讼”，可以拒绝引渡；《中哈引渡条约》第3条第6项规定：如果“在收到引渡请求前，被请求的缔约一方主管机关已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同一犯罪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诉讼程序已经终止”，则应当拒绝引渡。上述几种规定情形属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

作者：马德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