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教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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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依法治教论文范文

依法治教全面推进的十年

编者按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教育稳步前进，教育事业呈现出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从本期开始，本刊特设立“迎接党的十八大·回眸与展望”栏目，全面回顾教育领域十六大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对未来进行展望。

本期刊发的是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法制办主任孙霄兵同志和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同志的文章，为我们总结了十年来教育法治和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进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关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精神和要求，教育系统不断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教育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

教育立法是依法治教的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教育立法工作进一步加强，立法水平不断提高，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保障、规范、指引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1. 制定、修订了两部重要教育法律。

教育法律在中国教育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规定了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性教育法规和教育规章制定的前提和依据。目前，我国已经有8部教育法律。党的十六以来，教育法律的制定修订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

一是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形势与需要，对1986年《义务教育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进一步强调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免费性与强制性原则，明确了义务教育免收杂费的原则和实施步骤;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凸现均衡发展的原则，建立了一系列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与机制;落实以人为本理念，突出了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利平等的原则，完善了对流动人口子女、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保障机制;明确了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和管理职责，确立了以省级统筹为主体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全面贯彻素质教育要求，突出强调了对义务教育的质量要求，健全、完善了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的制度规范;对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地位与待遇作了新的规定;对人民群众关注的“上学难、上学贵”等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立了预防、管理与监督机制。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是党的十七大之前完成的重要立法任务，立法质量高、实施效果好、社会影响深远、示范效应强，在教育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保障我国义务教育在新世纪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和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是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为了进一步促进、规范民办教育发展，2002年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主要规定了民办教育的原则，民办学校的设立，学校的组织与活动，教师与受教育者，学校资产与财务管理，对民办学校的管理与监督、扶持与奖励，民办学校的变更与终止，以及法律责任等。《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了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确立了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并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确立了其与资产相关的权利，对民办教育发展影响深远。

2. 制定了3部重要的教育行政法规。

教育行政法规是为实施教育法和各单行法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此外，凡属于较为具体的问题，教育法律未予规范的问题，都可由行政法规加以调整。教育行政法规在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仅次于教育法律。10年来，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制定了三部重要的教育行政法规。

一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它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对民办教育的举办者、民办学校的设立、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扶持与奖励法律责任等作出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二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主要针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教育开放的关于“商业存在”方面的承诺而作出的规定。条例总则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原则、范围和宏观管理等作出了规定，并规定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设立、组织与管理、教育教学、资产与财务、变更与终止、法律责任等。

三是制定《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针对当前我国学生上下学因校车管理职责不明确、管理缺位或不到位、校车不符合安全标准、校车超载现象突出等制度性和管理性问题，对校车的配置原则、使用者权利义务、设置许可等与校车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作了全面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强化了校车安全标准，完善了学生人身安全保障的法律制度体系。

3. 制定了一系列教育部门规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教育部有权在职责范围内制定规章。制定规章是我国立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教育部根据教育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的决定、命令等，加强教育立法工作，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批教育规章，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相关立法规定。

近五年来，教育部独立或者联合其他部委，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教育部门规章，主要有《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实施教育行政许可若干规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等。2010年颁布了《教育部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共废止4项规章;对12项规章中的相应条款作出了修改;2011年发布相关决定废止文件212件，宣布失效211件，共计423件。

十六大以来，各地方在十六大、十七大精神的指导下，依据教育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教育法规，进一步完善了地方教育法律体系。至此，由教育法律、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性教育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政府规章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为依法治教奠定了法律和制度基础。

二、依法行政不断取得新进展。

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教育部先后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指导文件，推动教育领域依法行政取得新进展。

1. 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高。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转变管理的观念、思路和方式、方法，更加善于利用法律手段管理教育事业，有力促进和保障了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一是进一步增强了依法行政意识。法律的权威性逐步确立，法律在社会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尊重。过去的5年，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明显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有法不依、直接干涉学校的行为日益减少。

二是进一步健全了依法行政规则和程序。健全了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制度，要求由法制工作机构根据法律规定提出审查意见。健全了信息公开制度，有效保障了公民和社会组织有效行使教育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很多地方探索建立了教育行政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人列席部门办公会议和必要的专题会议制度，健全了决策程序。

三是进一步完善监督和救济途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完善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并公开了行政许可的工作流程，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学生申诉和教师申诉制度，健全了行政复议的受理与处理机制，在行政管理体制内形成了比较完善和畅通的权利救济渠道。

2. 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自2002年以来，教育领域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45项，取消和调整的项目占总数的54.9%。在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教育部进一步加大力度，又有13项行政审批权将取消或者下放，推动教育行政管理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正在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手段的方向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进一步调动了地方积极性。推动了中央与地方教育行政管理职责的合理界定，发挥了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如教育部下放了高等职业学校设置审批权等审批项目，改变了长期存在的中央承担过多的管理权的现象，大大地推动了地方政府办学积极性，对推进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是进一步理顺了学校与政府关系。比如教育部取消了“具有招收艺术特长生资格的高校的确定”、“高等学校在本科专业目录内设置、调整核定的学科门类范围内的本科专业审批”、“部分特殊专业及特殊需要的人员以外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就业计划核准”等审批项目，进一步落实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三是进一步理顺了社会与学校关系。教育部取消和改变了一些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如将民办学校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审批改为备案，将民办学校的登记时间减少为5个工作日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运用法律、规划、政策指导和信息发布等方式管理民办教育，从而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事业，形成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

四是进一步提高了教育对外开放水平。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注意借鉴世界上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废止和取消了一批有关涉外教育审批项目。为吸引外国优质教育资源进入中国，推动国内高水平大学“走出去”，到境外办学，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支持。

3. 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传统公办学校之外的办学主体、教育活动不断出现，教育公共管理的范畴和领域不断扩大。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教育事业，积极探索了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一是探索建立教育行政执法新体制。教育部积极推进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召开研讨会，交流经验，凝聚共识。各地教育部门规范了行政执法依据，明确了执法主体和职责，完善了执法程序和文书，提高了运用执法手段实施管理的水平与能力。

二是探索建立专门执法机构和队伍。上海市教委设立上海市教育督导事务中心(教育行政执法事务中心)，以委托执法的方式，相对集中行使教育督导与行政执法权。浙江省义乌市教育局设立了专职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机构——义乌市教育监察大队，有效开展了教育行政执法工作。

三是探索教育行政执法新形式。各地还通过推行相对集中行使行政执法权，建立联合执法机制等形式，提高执法效率，还有很多地方探索“柔性执法”模式，通过提供指导、服务等多种方式，实现人性化执法效果。

三、依法治校取得新成效。

10年来，教育部和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推进依法治校工作，有关学校章程、教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开、学生管理、教师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不断健全，对转变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理念，提高学校依法决策、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意识与水平，保障广大师生的合法权益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 依法治校理念全面普及。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多种形式加强对学校依法治校工作的指导，重视和加强对学校校长和主要负责人的法制培训，显著提高了各级各类学校校长、教师的法律意识和对依法治校工作的认识。很多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将依法治校列为学校的基本办学理念，提出了依法治校的工作目标，明确了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越来越多的学校认识到按照法律至上、保障权利、制约权力的原则，推行实行依法治校的重要性。依法治校工作在转变学校管理理念、办学思想方面效果显著。依法构建政府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关系，使学校真正成为独立办学主体，实现依法自主发展和自我监督;依法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与效益，处理好学校内部日渐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将依法治校作为学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培养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校的共识。

2. 依法治校工作机制逐步健全。

教育改革发展越来越深地延伸到学校内部，更加强调学校内部制度建设。教育部和各地教育部门积极推动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健全完善依法治校的体制机制。

一是大力推进学校章程建设。教育部在2011年发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指导、推动高校章程建设。绝大多数高校章程建设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大力推进以章程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成为了高等学校推进依法治校，深化内部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和有效载体。各地还重视和加强了对中小学章程建设的指导与要求，很多地方提出“一校一章程”的目标。

二是各类学校依法决策的机制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不断健全。依法治校的组织机构在学校内部逐步得到健全。很多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成立了由书记或者校长担任组长的依法治校领导小组，建立了学校党委和校长统筹，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全方位推进的工作机制。高等学校普遍设立了法律事务办公室，参与学校重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合法性审查、对学校的重大决策提出意见建议，健全完善了学校依法决策机制。按照教育部2011年发布的《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各学校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建设，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三是校务信息公开机制普遍建立。多数学校建立健全了信息公开的机构、制度，落实了信息公开的具体措施，将保证教职工、学生、社会公众对学校重大事项、重要制度的知情权放在了重要位置，有些学校在面向师生提供管理或者服务的部门、机构，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充分告知办事项目有关信息，并公开岗位职责、负责人信息、工作规范、监督渠道等内容，为师生和家长提供了优质、高效、便利的服务。

四是教师、学生权益保护机制逐步建立。教师职务评聘、继续教育、奖惩考核等方面相继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规范，实现依法聘任教师，依法保障教师享有各项法定权利。很多学校依法建立健全校内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了争议解决机制，形成依法妥善、便捷地处理学校内部各种利益纠纷的工作机制。很多地方和学校健全了教师申诉制度，教育部根据各地的经验正在完善《教师申诉办法》，将进一步规范有关的程序与要求。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建立健全了学生申诉的组织和工作机制，有的高等学校还建立了听证制度，允许学生聘请代理人，通过听证方式主张权利。很多地方还在中小学建立了类似的制度，按照法律规定，加强了对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

3. 学校法制教育工作卓有成效。

在“五五”普法规划实施期间，各地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在教育系统领导干部、公务员、学校的广大教师员工以及青少年学生中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

一是普法工作的组织领导体制进一步健全，普法的保障机制逐步形成，学校普遍建立了普法领导和工作机构，在对学校法制宣传教育的检查、指导和支持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制度、措施。二是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青少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形成，法律素质不断提高。很多地方的学校还创造性地开展普法活动，利用校园法庭、法治实践等多种方式，使法制教育与学生的切身生活实践紧密结合。三是学校领导干部、广大教师的法律意识得到普遍提高。很多地方将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知识列入学校领导干部、教师和有关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内容，建立学校领导干部学法机制，有效提高了学校校长、教师依法治校的意识和能力。四是不断创新普法形式，学校法制教育的效率和效果明显提高。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年龄、认知特点，积极探索各种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普法形式和手段，有效提高了普法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最近，教育部制定了《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已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将于近期发布。《实施纲要》更加强调学校自主权，更加强调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建设，更加强调师生权益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必将推动依法治校取得更大进展。

(责任编辑 梁伟国 刘 群)

作者：孙霄兵

第二篇：描绘依法治教的时代画卷

直至今日，双鬓斑白的教育部法律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劳凯声依然对40年前那次意义非凡的大会感慨万千。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岁尾的雨雪洗刷过后，北京的天气清新而明朗，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共同认识到，社会必须要有法律，依法治国是国家和谐发展的唯一选择。在此契机下，教育界也开始思考，我们国家的教育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教育法律体系。

这五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改写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也催促着我国教育立法的脚步。

自此，中国教育开始了曲折而漫长的立法之路，一个涵盖全口径的教育法律体系正在慢慢成形。

艰难曲折：教育法律体系见端倪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法制建设在经过长期的曲折和徘徊之后，一个大规模的立法进程展开了。教育界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颁发了大、中、小学《工作条例》，逐步开始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长期与法制隔阂的教育领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宏伟蓝图为基础，也开始向着依法治教的伟大目标进发，出现了重大的突破。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该法以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立法目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有关教育的法律。

而在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制定了新的宪法，这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宪法为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因此也是教育法制建设进程最重要的里程碑。宪法对我国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一方面，宪法规定了教育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立法依据;另一方面，宪法规定了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法律规范。

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教育法制都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还制定了部分教育行政法规，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上百件教育行政法规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工作。

“中国教育法制建设的过程，也是我研究法律、了解法律的成长过程。”劳凯声是中国教育立法的先行者之一，参与了很多教育规范性文件的调研和起草工作，他和很多同行一起，在改革的大潮中摸着石头过河，从无到有，从外行变内行，一砖一瓦为搭建起教育有法可依的横梁贡献力量。

在我国现有的多部法律中，人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这部特殊的法律，形象地称为中国教育界的宪法。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紧迫的社会转型要求和教育自身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之下，教育立法却还处在相对滞后的状态。

彼时，我国一批教育界人士意识到，加快教育法制建设的步伐，确保教育事业尽快踏上法制轨道，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教育工作的根本法、母法。

可以想象，《教育法》的建立不是一件探囊取物的事。

顾明远先生主编的《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中提到，《教育法》作为一部教育领域的基本法律，起草和修改的过程是艰苦而漫长的。从起草开始到审议通过，经历10年时间，13次易稿，寄托了社会各界对教育的厚望，倾注了无数人的智慧和心血。

《教育法》制定的10年期间，原国家教委除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召开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外，还召开过5次全国性的研讨会，许多专家直接参与了起草、修改工作。社会各方面对这部法律的起草工作非常关注，纷纷献计献策。仅1994年3月，有关部门就收到了书面意见函几百件，各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1 000多条。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各有关专门委员会、全国政协有关委员会、各民主党派等也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征求意见工作。

这些意见对《教育法》的最终颁布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一个被热烈讨论的问题是，《教育法》的价值取向到底是什么?

起草小组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教育法》的价值在于更好地管理教育，另一派认为其意义在于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

劳凯声站在后者一边。他坚定地认为，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才是这部教育大法的根本使命。

教育权利关乎千家万户，社会各界对于《教育法》的起草也百倍关注。从1994年开始，《教育法》基本完成初稿，进入了修改送审阶段。草案被送至全国各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民主党派、部分高校，交至教育界和法律界的专家学者、一线人员手中。广开言路，解决争议。

次年3月，《教育法》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最终审议通过。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等，第一次得到了法律形式的确定。

1995年4月17日，原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在北京市学习《教育法》报告会上作报告时说：“可以说《教育法》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体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95年9月1日，《教育法》正式施行。

《教育法》的颁布和施行，是我国教育法制建设步入正轨的重要标志，一个以法治教的新局面正在逐步形成。《教育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把党和国家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针、政策用法律形式全面确定下来，上升为国家意志。《教育法》以基本法、母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教育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以《教育法》为依据，我国又制定了《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教育督导条例》《少数民族教育条例》《学校保护条例》等一批教育法律、法规。同时，还建立和完善了教育执法监督制度，加强了教育执法工作。

因此可以说，《教育法》的颁布和施行使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步入正轨，一个以法治教的新局面正在逐步形成。《教育法》的颁布和施行，是我国全面走上“依法治教”轨道的重要标志。

直面问题：实现教育“动态”法治

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开展，依法治教已初见端倪，法律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日益密切。随着法律知识的逐步普及和法律制度的日渐完善，人们开始尝试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利。从理论到行动，法律开始大踏步走进生活，法律知识、法律意识、维权能力、法律的影响力开始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1999年9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特殊的案子。

北京大学1992级博士生刘燕文起诉北京大学拒颁博士学位证书损害了其受教育权利。

这是我国第一起以行政诉讼方式介入教育领域的案件。事件一经报道，立刻在教育界和司法界引起震动。

这是司法审查在教育领域的首次应用。

然而，争议也由此开始。有人认为，学术自由的权利属于学校，法律不该介入;也有人认为，法官要做的不是判断刘燕文论文是否达标，而是要对北京大学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作出公正判断。

另一起案件也引起广泛关注。

2001年8月，山东省滕州市学生齐玉玲被人冒名顶替上学案宣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院批复作出二审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齐玉苓因受教育权被侵犯而获得经济损失赔偿48 045元及精神損害赔偿5万元。

两起案件的巨大争议声中，越来越多教育界和司法界人士意识到，教育法制不是一些行为规范的简单总和。在完善教育法律体系的同时，还要构建出一个和法律规范相适应的法律文化体系，才可能真正实现教育的法治。这对彼时的中国教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任何一个领域而言，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条文对人们的行为提出要求，而这种规范的背后必定是一种文化。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必须以一定的法律文化来作支持，这样的法律才是有生命力的、有效力的法律。”劳凯声说，法学界曾经讨论过两个概念，一个是“法制”，另一个是“法治”。“法制”犹如刀制，是静态的，存在形态是一套行为规范的集合体。而“法治”犹如水治，是以一定文化作为支撑的动态过程而形成的法律系统。

当时，中国尽管已经形成了教育法律的基本框架，但相对应的法律文化还未能够构建起来。

“最重要的三大法律文化，我们还有很大的欠缺。有了这三件东西，这套法律才能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动态的法律规范。”劳凯声说。

事实上，这三件东西就是人们的三大法律观念。一是权利法律观。教育法应该以保护公民受教育权利为基本义务和价值取向，这样的教育法才是中国教育所需要的。二是平等法律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百姓口中常说的教育公平、教育平等。三是诉讼法律观。在现代社会中，应该通过一种公力救济的法律机制，而不是私力救济，来维护自己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法》《教师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律的颁布，代表着我们已经有了一套静态的法律规范，中国教育迈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然而，如何来遵守、实施、救济，这是一个很大的法治工程。

修正鼎新：体系日趋完善

2003年开始，每年全国两会记者采访的现场，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都格外“抢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是呼吁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的第一人。2003年2月，周洪宇到孝感市考察，在当地一所小学看到校园的基础设施非常简陋。“有几张课桌只有3条腿，缺失的桌腿是用砖头垒起来的。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回忆道。

一个月后，周洪宇在网上与网友交流教育热点话题，一位网友发帖问道：“代表大人，您知道农村义务教育有多苦吗?”周洪宇被这个问题深深刺痛。

“你疯了吧?哪儿论得上义务教育免费?”2003年全国两会上，初当人大代表的周洪宇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身边的代表难掩吃惊。

然而，锲而不舍的执着让周洪宇的“疯狂”照进了现实。2006年6月，《义务教育法》修订通过。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取学费、杂费，被作为一条重要原则予以法律上的确立。法律同时明确，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

《义务教育法》的修订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它仅仅是我国在21世纪初期，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计划中的一个。

2000年后，中国社会迈入了一个深度变迁的过程。社会结构由总体化走向多元化，由计划性走向市场化。初期制定的法律规范已经难以应对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彼时已有的教育法律在新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空白。民众要求修订教育法律的呼声越来越高。

2000年至今的十几年间，尤其是2010年以来，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突出代表为几部重要法律的修订完成。此次重点修订的法律主要有三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

法律的制定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但此次修订解决了很多当前教育领域比较重要且热门的问题。几乎每一个教育从业者都能轻松地列举出此次修订中那些关键之处的调整。比如：修订后的《教育法》删除了原本第25条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或机构”;新《高等教育法》确定了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版规定了民办教育的分类管理制度，解决了多年来没能解决的民办学校营利问题。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孙霄兵是此次《教育法》修订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于《教育法》30余年来从无到有、从初建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他深有感触：“此次修订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教育的新要求，贯彻落实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有关决策部署，反映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实践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也回应了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同时还吸收了学术界、教育实践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成果。”

面向未来：依法治教任重道远

“太重要了。”如今，劳凯声这样评价教育法律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和促进作用。“最近40年间，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我身处在教育领域里，能够感觉到改革变化的潮流之强劲，有时我自己都感觉快跟不上了。”

这样的感触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40年间的深厚积淀。

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大致从1985年开始，那年，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领域把它看作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发端。直到今天，这场改革也没有人宣布结束。

改革的车轮持续不断向前推进，而在这场持久的改革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通过立法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简政放权来重新建构国家与教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教育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起到的作用不可比拟。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时代。这是我國法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助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进展令人欣慰，但在持续、深入发展的教育体制改革面前，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填补空白是教育法制建设迎接挑战向前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

“在《教育法》所规定的四个独立学段中，唯独学前教育没有立法，不能有效地发挥规范和保障当前以及未来学前教育发展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师大教授、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庞丽娟，1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呼吁与推进我国《学前教育法》研制与出台。

近年，“全面二孩”人口新战略、脱贫攻坚战略对学前教育发展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

“适应国家新战略、新形势，制定高位、专门的《学前教育法》，对前述问题作出明确、妥善的规定，对政府依法有效地协调学前教育发展与社会各方面的法律关系、规范各方面主体行为、有效调动与规范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和资源，显然是更有利的。”庞丽娟说。

数年来，她带领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相关研究团队，针对《学前教育法》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就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建设与改革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深层次难题，特别是关键性体制机制问题、改革探索、立法诉求与对策建议等深入山东、河北、甘肃、江西、浙江、山西、广西、云南、新疆等地开展实地调研。

在庞丽娟一行人的努力下，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的2017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立法视野望向了学前教育。

如今，广受关注的学前教育立法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这样一来《学前教育法》的建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劳凯声谈起学前教育这块教育法律的空白充满信心。

当然，教育法制建设非一日之功，而是要经过几代人的长期努力才可以实现。40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的法制建设还有很长的崎岖的路要走。今日，人们关注的教育问题正在法律的规制下一点点趋向完善，而这不仅仅是教育法制建设一家之责，我们的教育法制还要仰仗国家整体法制建设的推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需要法律的保障，一个法制完备的教育体系才可以称之为富有效率的、充满活力的教育体系。因此，在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教育立法，建立和健全教育法律体系。

劳凯声深谙这一规律。就如他说的那样：“新时代下的中国社会发展巨变，百姓对教育有了更高的、更多元的诉求，这些诉求都需要依靠法律的保障才能实现，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的法律建立和实施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第三篇：培养师生法治素质,提高依法治教水平

师生法治素质直接关系到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实现《“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强普法教育，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迫切需要通过中小学校进行广泛的基础性的法制教育，提高依法治教水平。构建以学校教育为主体，政府支持和社会联动为两翼，形成学校、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新格局，扩大法制教育的覆盖面，开展适合青少年学生特点的法治实践活动，是新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挖掘课程法治文化内涵，培育法治理念

课堂教学是法制教育的主渠道，法制教育要贯穿到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各科教师尤其是政治、语文课教师，有责任深入挖掘教材的法治文化内涵，在情境导学、分析探究、活动展示、作业考试等环节，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真正做到法制教育进课堂，要把法制教育融入学科教学，以讲故事、演小品、辩论赛、课本剧等形式创设法制教育点，增强法制教育的互动性、针对性，增强渗透力和感染力，促进学生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的提高。

二、开设法治特色校本课程，激发学法兴趣

法治课程是法治文化的基础，也是公民法治素质的基础。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认知能力，开设法治校本课程，可以激发学生学法兴趣，培育知荣辱、守法纪的文明风尚。笔者注重整合社会法制教育资源，利用广州市地方教材《中学生法律读本》，下载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法律讲堂》等学生喜闻乐见的节目，开发《新闻法制1+1》校本课程，对政治教材进行拓展、延伸，开展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活动，鼓励学生质疑、讨论，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这样，既加强法制教育，发挥了法律对行为的强制规范作用；又注重时事教育，发挥了新闻对思想和行为的示范引领功能，深受学生欢迎。

三、开辟多元法制宣传阵地，强化法治意识

提高师生法治素质，必须整合法治文化的历史资源，加强法治文化基础建设，推进法治主题橱窗、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街区、法治文化公园、法治书画展等载体建设，培育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进一步提高电视、报刊法治节（栏）目水平，扶持法治文艺创作演出团体，打造法治文化品牌，让法治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同时创新形式，充分利用全国和地方“两会”、重要节日、纪念日等节点，集中开展公益宣传、法律咨询、旁听庭审、法治文化下乡、法治影视评论、法律知识竞赛等法治文化活动，传播法治理念，增强法治文化建设实效。

四、完善依法治教规章制度，培养守法习惯

中小学法制教育的重点是使青少年从小懂得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使之内化为自律、守法的行为习惯。教育行政部门要创造性地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活动，引导学校规范办学行为，把法治文化融入管理和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完善校长岗位培训、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探索师德师风建设和学法、用法能力考核的软指标精细化，为学生树立遵纪守法的榜样。中小学校要整合法治文化与校园文化，鼓励师生参与制定和实施校务公开、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管理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人；防止课堂暴力和乱收费，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预防和减少伤害事故，保证师生学习、生活环境的和谐、安全、健康。

五、创新法制教育联动机制，弘扬法治精神

青少年法制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一要建立和规范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努力形成多方参与的局面，合力构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法治文化环境，定期开展法治实践活动。二要加强法制教育队伍建设，除聘请当地派出所干警担任法制副校长外，邀请律师、狱警、少管所工作人员、法治专栏记者及主持人担任法制辅导员，给师生现身说法。三要开展法治护校专项行动，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治理活动，让师生感受法治建设带来的实惠。四要积极探索社会动员机制，拓宽社会参与途径，招募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共建，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总之，法治文化建设是提高公民法治素质的基础，也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中小学校要营造法治文化氛围，运用法治强制力使守法变成师生的习惯，更要打造立交化的法治文化传播平台，将解决教育涉法问题的过程作为传播法治文化的过程，引导师生认同法律的价值，守法精神才能演变成对法律的信仰、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广大师生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才能真正提高。

责任编辑 黄日暖

作者：曾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