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卫生保障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世界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依法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是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客观要求，是在我国卫生健康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是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必然选择。
第一篇：卫生保障论文范文
重大军事活动饮食卫生保障的做法和体会
随着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我部大型军事活动逐年增加，其特点是演习规模大、时间长;参会人员多、层次高;进驻地方宾馆，点多、面广。针对这些因素，我们应用危害因素关键控制点(HACCP)原理，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综合保障措施，多次圆满地完成了重大活动的食品卫生保障任务。现将做法与体会报告如下。
1 危害因素分析
接到任务后，迅速派卫生监督员，对观摩人员食宿的宾馆进行卫生学侦察，分析判定影响食品安全的各种因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1卫生监督员 每个宾馆只派一名卫生监督员，因对宾馆情况不掌握，保障环节又多，有时顾此失彼;临时接受任务，准备时间短，对各类食品、餐饮具的卫生检验，难以在会前作出全面评价。
1.2宾馆从业人员 有的从业人员未经健康体检或卫生知识培训上岗，有的是通过熟人介绍或劳务市场招聘，文化水平不高，食品卫生知识欠缺;从业人员更换频繁，对其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方面摸不清，给卫生监督带来隐患。
1.3后厨布局及设施 多数宾馆虽然是星级标志，但建筑年代早，食堂布局未按“生进熟出一条龙”建造;凉菜间不规范，卫生设施简陋，熟食刀、板不一餐一消毒，大肠菌群检测超标，加工荤、素菜及水果的刀板混用;消毒设施不完善，有的没有餐具保洁橱，或开放式架子，有的保洁橱不清洁、不通风，有霉菌生长;冰柜食品不分类存放，无保鲜膜封盖;操作间生熟容器、厨具无明显标记。
1.4食品原料及加工 经抽查发现，个别宾馆为提高经济利益，降低进货成本，采购质量差的食品。如：瓶装和罐装食品有的无生产日期及厂家标识，袋装调料包装不严或过期，发现有沉淀料酒和发霉酱油;库房物品未上架分类存放，放置无序;冰柜食品生熟不分，主食、副食混放;菜谱中列有虾、蟹、贝类及野菜等高危食品;烹饪时强调鲜、生、嫩、色等感官性状，忽视是否煮熟和营养搭配;部分凉菜制作工艺复杂，时间较长，利于细菌繁殖;生活垃圾不日产日清，苍蝇密度大，有的无防蝇、防鼠设施;个别宾馆没有执行食品留样制度，无专门留样设备。
2 关键控制点
针对上述危险因素，我们着重从以下环节提出对策：
2.1提高认识，确保卫生监督工作万无一失 大型军事演习，食品卫生监督既是一项业务工作，更是政治需要，一旦出现失误发生食物中毒，后果不堪设想。一是我们选派政治思想过硬，业务素质较高的专业技术骨干做卫生监督员，这是做好工作的首要条件;二是根据不同等级的宾馆，在调查了解掌握情况的基础上，认真制定保障方案，提高“快速反应，应急保障”能力;三是，加强与当地卫生监督机构的合作，协助开展工作，加大执法力度。
2.2挑选优秀从业人员到重要岗位 观摩人员进驻宾馆前，对参加保障的食品从业人员重新进行健康体检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者方能上岗;与宾馆负责人筛选从业人员，对其进行政治审查和业务能力把关，把优秀骨干放到关键部门;每日工作前，由宾馆部门经理和卫生监督员，共同检查从业人员有无上呼吸道感染、皮肤感染、腹泻的人员，严禁带病上岗;规定炊事员进操作间前，必须按规定穿戴工作衣帽，严格洗手，凉菜制作人员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禁止用炒勺直接品尝食物，不得有碍于食品卫生的一切行为。
2.3卫生设施要达到基本完善和配套 由于地区差异，各宾馆在功能房间的设置和布局，卫生设施的配套建设上有一定的差距，短期内令其改造有一定困难。因此，主要对重点环节进行监控：要有消毒间，消毒设施和药品必须齐全，有专人管理，有保洁柜，消毒后的餐具要达到光、洁、涩、干要求，微生物检验必须合格;凉菜间必须与其他操作间分开，紫外线灯的高度、强度符合标准，有流水洗手设施，熟食冰柜和空调设备运转正常，室内温度不能高于25℃;厨房、餐厅有防蝇防鼠设施，功能房间通风、防潮，泔水桶带盖。
2.4严把食品采购关 所有食品、副食品的进货渠道，必須到军供站或大型正规超市购买;查看供应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索取该批食品检验合格证或报告单;严禁购买、食用散装熟肉制品、贝类海产品和扁豆、山野菜、鲜黄花菜等高危食品;对采购的食品原料如蔬菜、水发产品等进行抽检，开展农药残留、甲醛和亚硝酸盐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快速检测，若有问题及时封存，取消其供应渠道;建立采购人、厨师长、部门经理、卫生监督员四方对食品卫生质量把关签字制度。
2.5严把食品制作关 加工前，必须检查食品原料感官性状;配菜必须设专区或专案，配菜用的刀、墩、盘等工具专用并有明显标记，用后洗刷干净、归位存放;食品必须充分加热，防止外熟内生;动物性食品切块不易过大过厚，避免加热不透;盛生、熟食品的容器不得混用，烹饪好的熟食及时离开操作间，生、熟食品要严格分开;厨房内冰箱、冷柜必须做到生食与熟食分开，半成品与原料分开，主食与副食分开，食品不得直接与冰箱、冷柜接触;凉菜制成后须在4h内食用;洗净后直接食用的水果、蔬菜需用100mg/L的含氯消毒液浸泡5min后，再用流水冲洗;食品制作完毕至食用前，须冷藏至10℃以下或热存于60℃以上，当餐剩余熟食品不得再重复加工食用;制作好的主、副食，由专人负责，各取100-200g，盛于专用留样器皿内，置于专用冰箱保存48h，;卫生监督员每天要对食谱进行审查，对高危食品或未吃过的食品坚决不允许制作，严禁在外购买成品食品直接上桌食用。
2.6落实各项卫生管理规定 宾馆要有当地卫生监督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各项卫生管理制度健全;从业人员持证上岗，个人卫生良好;环境清洁卫生，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无蚊蝇孳生场所，无鼠害;餐厅、客房消毒设施、药品使用正常，消毒方法正确，有专人负责登记，保洁柜封闭、清洁，特殊情况下加锁;凉菜间专人管理使用;会议期间，加强警戒，严禁非工作人员出入后厨、餐厅;客房卫生洁具及时洗消，保持空气清新干燥。
3 体会
我们采用危害因素分析和关键控制点方法，几年来我们共对演习地域21个宾馆进行57次食品卫生监督检测，保障人数达2500余人。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注意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3.1开展食品卫生学指标检测 过去我们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只强调宏观监督，忽视了微观监测技术，本次保障证明，开展微观监测是评价宾馆消毒效果、保证食品卫生质量的重要技术手段;在现场使用军事医学科学院生产的《食品理化检验箱》和《食品微生物检验箱》，快速简便，实用性强。
3.2培训宾馆兼职卫生监管骨干 在每个重要环节上，充分调动宾馆采购部门、厨师长、餐厅领班、部门经理等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通过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监管知识，避免因卫生监督人员少，出现盲点。
3.3加强与地方卫生监督机构的合作 地方卫生监督机构对宾馆有监督执法权，掌握宾馆的全部动态，我们卫生监督员要主动联系，咨询相关业务，加强协同，保证监督工作到位。
3.4重视客房卫生的监督 一般会议只注意餐厅饮食卫生的监督，有时忽视了客房公共用具卫生以及房间配置的食品、饮用水卫生质量，卫生监督要全面，不能留有任何死角。实践证明：在卫生监督人员少，保障环节多，特别是食宿地方宾馆的情况下，合理应用危害因素关键控制点方法，把卫生监督的重点，放在预防食物中毒的各个环节控制上，就能保证食品卫生质量，大大提高卫生监督效率。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S].20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消毒技术规范[S].2002.
作者：和志强 刘桂涛
第二篇：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法治保障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世界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依法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是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客观要求，是在我国卫生健康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是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必然选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网络，为我国防治传染病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但也存在公共卫生立法不够完备、防疫体系运转不畅、法治监督体系不完善等不足之处。要提升我国法治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能力和水平，首先要求树立“健康入万策”的理念，健全和筑牢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从领导體制、群众路线、信息处理等方面尽快建立精细化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三是着力构建公共卫生法治监督体系，将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确保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有效运用。
[关键词]公共卫生安全;国家治理;法治
2019年底、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三个纪录，即“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这次疫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是一次严重危机，也是一次严峻考验，它考验的是各国在应对公共卫生健康危机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广泛层面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对前所未知、突如其来、来势汹汹的疫情大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定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这一指导方针，勇敢地进行了一场史诗级的抗击疫情的全民运动。2020年2月5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艰难时刻，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安排疫情防控工作，始终如一地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要位置，疫情防控工作愈“吃劲”，愈要坚持做到依法防控。这对于做好当下的疫情防控工作、保障我国公共卫生安全乃至更长远的国家治理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一、依法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理论依据
(一)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要概念。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全新的安全观，主张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统筹、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并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联动。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贯彻执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加快国家安全方面的法治建设，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2015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新的《国家安全法》第3条规定“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根据该条规定，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宗旨是人民安全，其根本是政治安全，其基础是经济安全，其保障是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其依托是促进国际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维护人民安全为宗旨，公共卫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保障人民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抓手。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要义在于：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在法治之下进行，而不是游离于法治之外，更不是凌驾于法治之上，关键在于守规则、重程序，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1]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国家安全，是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思想以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必然要求。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完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立法”“健全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制度，加强国家安全执法”。这是中共中央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之间关系的深邃思考和深刻洞察，以及通过法治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新战略谋划。依法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表现，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特别是“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重要一环。
(二) 加快我国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作为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国家治理涉及多方面和各领域，而卫生健康治理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和重要领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虽然是多元的，但法治是其中的基本方式。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对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要求是“集中统一、高效权威”。国家安全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是提高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保证。当新冠肺炎疫情遭遇新春佳节和号称“地球上最大规模人类迁徙”的春运时，我国的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在本次疫情防控中，我国在传染病预防和报告、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等方面都暴露出明显不足，有的是立法缺失或相互抵触，有的是执法不严或流于形式，有的是有法不依甚至违法犯罪。因此，唯有不断推进依法治疫，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当前突出问题，才能提高防疫工作的成效，不断提高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水平。
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其具体内容包括技术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主体或人的现代化，其基本路径包括系统化、法治化、人性化和国际化等方面。[2]在当前，推进我国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法治化。在“大疫”和“大考”的重要关头，提高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法治保障能力，是完善我国卫生健康领域治理体系，提升我国卫生健康领域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
(三)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需要
生命权和健康权是国际公约和我国宪法及法律共同保障的基本人权。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了健康权的内容和缔约国保障健康权实现的义务，并“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的基本含义是“人之为人而应当享有的权利”。人权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内在地包含了人身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其中，生命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是公民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人权，是一切其他权利的基础，因为生命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物质前提。健康权是指每个公民都依法享有的“天赋人权”，是保证公民有效参加社会活动的基础性权利，其权利内容是“身体健康不受非法侵害”。从权利性质看，健康权既属于消极意义的“自由权”，它排除国家的干涉和限制;健康权也属于积极意义的“社会权”，其充分实现有赖于国家履行其积极义务。[3]我国现行《宪法》第 45 条第1款规定，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为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国家应当大力发展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医疗卫生事业。这就是国家履行积极义务以保障公民健康权的体现。
2020年5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四编规定的是“人格权”，其中第二章特别规定“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该法典第1002条和第1004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和健康权，法律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安全、生命尊严和身心健康，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或者健康权。该法典第1005条规定，那些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自然人的生命权或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危难情形时，“应当及时施救”。对我国公民而言，生命权和健康权既是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也是民法保障的民事权利中的人格权，每个公民都是权利主体，而义务主体是国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从消极意义而言，这些义务主体负有“不得侵害”他人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义务;从积极意义而言，这些义务主体对他人生命权和健康权负有“尊重、保障、保护、及时施救”的义务。例如，政府对传染病患者的免费救治、公民主动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都是在履行自身对公民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义务。这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做到了是理所当然，做不到就是违法。
生命权、健康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需要，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建立公共卫生安全法治保障制度是对人民群众根本权利的长效保证。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由于紧急情况而采取的相应措施可能会影响或限制公民部分权利的行使，这种影响和限制的力度要与疫情的严重程度相适应，既不能以保护人权为名而放任疫情蔓延，又不能以防疫为名而肆意地限制公民权利。疫情防控要依法进行，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民正当权利，防止过度防护措施侵害公民权利。健康权作为基本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生命健康权保障原则”应当是卫生法的基本原则。[4]
二、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成就和不足
202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开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同志强调，我国虽然制定了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的多部法律，它們在依法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依法防控疫情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出现有的这些法律存在不少缺陷和短板，迫切需要呼应时代特点和实践发展，更好地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潮流。[5]
(一)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确立的卫生工作方针和原则包括“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为创建卫生法制奠定了基础。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家卫生部先后颁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1950)、《关于防止厂矿企业矽尘危害的决定》(1956)、《放射性工作卫生防护暂行规定》(1960)等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其内容涉及传染病防治、劳动卫生、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和青少年卫生等公共卫生各个领域。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卫生法律。至此，新中国公共卫生法律制度的雏形已经具备。但是，在“文革”的动乱时期，公共卫生法律制度遭受了严重破坏，立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各环节全面失守，处于混乱无序的非正常状态。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我国卫生法律秩序得以恢复重建。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药品管理法》《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食品卫生法》等重要卫生法律。国务院颁布了《尘肺病防治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一批卫生行政法规。卫生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制定了大量的部门规章、地方性卫生法规和政府规章。上述立法构建了我国公共卫生法律框架体系，涉及传染病防治和职业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药品监管等领域。1997年，随着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基本治国方略，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环境进一步改善。2003年，“非典”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法制的薄弱环节和欠缺之处。2003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成为我国公共卫生法制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立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加速推进，我国卫生健康立法的步伐也逐步加快，先后制定和修订了《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母婴保健法》《精神卫生法》《献血法》《疫苗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多部法律。2019年10月，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法案针对我国生物安全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保护我国生物资源安全为宗旨，既为生物技术发展提供促进和保障措施，同时又注重预防和严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通过生物或者生物技术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2019年12月审议通过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成为我国卫生健康领域起牵头和管总作用的基本法律。这是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对于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将起到规范和引领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坚实法律保障。[6]2020年2月24日，在疫情防控的攻坚时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专门的决定，全面禁止非法的野生动物交易活动，以坚决铲除在某些地方和群众中存在的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202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上述立法进一步织密了我国防治传染病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法律制度网络。
(二)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不足
1.公共卫生立法不够完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是自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也是对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极大考验。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立法方面的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仍然存在立法空白，有的方面存在弱项和短板，没有做到“全覆盖”，比较缺乏“硬核”的约束性条款，某些法律规定缺少有效衔接，甚至互相冲突，亟须进行全面的修订和完善，才能积极回应社会公众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关切。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时，武汉、湖北乃至全国范围实际上已进入紧急状态，但我国尚未出台《紧急状态法》，虽然在2007年开始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可以勉强应付，但毕竟是权宜之计。另外，我国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还不够完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滥食野生动物的丑恶现象时有发生，带来了极大的疫病传播风险，对我国当前的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重挑战。
2.公共卫生防疫体系运转不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难以预见、起因复杂，又具有迅速蔓延造成严重危害的风险，因此针对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个防疫体系能否保持高效运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就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而言，在疫情发现初期陆续出现病例时，地方政府部门并未给予足够重视，我们的防疫体系并未起到预防的作用。虽然存在客观原因，即人类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主观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官员的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的意识和能力都比较薄弱，反应迟缓，例如在疫情暴发初期照常举办“万家宴”的事件。另外，长期应急管理准备不足，医护人员、床位和医疗物资短缺等问题，也造成早期的疫情应对陷入被动局面。
3.公共卫生法治监督体系不完善。传染病的特点决定了疫情防控是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而法治监督体系的完善是确保其合法有效地行使职权的重要条件。有些政府官员缺乏担当和危机意识，出现了“唐主任”之类“一问三不知”的官员;有些机构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准备不充分，导致了疫情初期紧缺医疗物资无法及时合理分配的问题;有些基层干部执法简单粗暴，涉嫌侵犯人民群众的人身或财产权利。这都说明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监督体系还不完善，需要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及时补上短板。
三、提升我国公共卫生安全法治保障水平的路径
每次突发公共事件的产生都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做好当前的疫情防控工作，尊重科学，精准地打赢防控疫情的阻击战、总体战和人民战争，更要着眼于长远的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地总结经验，并吸取教训。要抓紧补短板、堵漏洞，继续建立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法治体系，通过法治手段来提升我国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水平。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我们要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弱项”时再次强调，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从而“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夯实制度保障”。
(一)筑牢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法律法規体系
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我国当前的公共卫生法律的缺陷和不足。应当加强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依法立法，注重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实践中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对症下药，提出切合实际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共卫生法律的立法或修法方案。
制定《紧急状态法》是落实我国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的“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这一法定职权的必要途径。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紧急状态的决定和启动程序，在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国家机关的特别职责和权限。例如疫情期间的强制隔离治疗、测量体温、封城封村、实名登记行踪等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这些措施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也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一方面，个人自由并非绝对，在许多情况下要受到必要的限制，以达到维护集体安全之目的;另一方面，集体安全的考量也并不足以使任何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正当化。[7]紧急状态法的解决之道是在个人自由与集体安全之间寻求平衡。
应当尽快制定并实施《生物安全法》，抓紧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国境卫生检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并做好相关配套法规的制定。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树立“健康入万策”的理念，及时制定或者修正社会治理、生态保护、国家安全等相关法律，将健康理念和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制度安排融入其中。
(二)尽快建立精细化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一是要尽快建立公共卫生安全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机制。应当尽快组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指挥中心，提高疾控中心在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体系中的地位，维护其独立性，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机制，提升其在防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的信息发布权限和应急处置能力。以强化专业性、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强调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作为公立医院重要的公共卫生职能。[8]
二是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继承优良传统，走好群众路线，紧密联系、依靠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实行群防群控，打好疫情防控的总体战和人民战争。要高度重视社区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守住社区防控的防线，只有内防输入、外防输出，才能有效切断疫情传播的渠道，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要充分动员广大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
三是要借助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疫情防控的信息处理能力。利用大数据对疫情开展精准防控，能有效提升防控效率，避免“一刀切”实施防控。在疫情期间，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快速查询居民身边是否存在确诊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提前做好安全防护。在复工复产时，利用健康码能有效开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避免大部分未感染者长期隔离而导致出现种种社会问题。另外，当前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我们在快捷地获取各方面资讯的同时，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谣言满天飞等现象，利用大数据能及时向社会发布疫情信息、病毒的危害情况和防护措施、爱心物资分配等关键信息，提升政府公信力。
(三)着力构建公共卫生法治监督体系
要将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确保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有效运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必须增强合法意识、合理意识、公开意识、程序意识。[9]充分发挥行政监察、审计等专业性行政监督职能和行政体系上下层级的纵向监督作用，防范和纠正行政主体在疫情防控中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司法机关要及时查处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的散布谣言、哄抬物价、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物资、公职人员以权谋私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等各种违法行为，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监督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之一，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是高效开展疫情防控的重要保证。本次疫情防控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機制，利用网络平台、微博等大众传媒手段，提高了公民积极参与民主监督的效率。例如，为加快建设火神山及雷神山医院，全网民众一起见证了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另外，对于某些官员和机构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曝光，此后纪检部门和国家监察委也对相关违规违纪行为进行了及时查处，有效保证了疫情防控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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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海燕 龚梓豪
第三篇：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发展预测分析
摘要：公共医疗卫生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重点，我国政府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文章充分考虑影响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保障发展水平的因素，首先，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将政府卫生支出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分析其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建立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将提取的公共因子作为输入变量，预测2011~2013年的政府卫生支出;最后，客观地评价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保障的发展水平，有建设性地提出了促进其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医疗卫生保障;主成分分析;神经网络;预测决策
公共医疗卫生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重点，是国计民生的主要支柱，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我国的基本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事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政府卫生支出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医疗保障支出、
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支出、医疗行政管理事务支出等项目，因此，本文选择这一综合指标进行分析预测，通过其内容充分认识我国医疗卫生系统正常运转的水平，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对策。
另外，综观已有文献，目前尚未有研究者对我国政府卫生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客观评价，本文综合应用主成份分析法与人工神经网络的结合方法进行建模，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存在相关关系的输入变量转化为无相关关系的输入变量，在此基础上，再应用人工神经网络建立预测的数学模型。在影响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保障的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过程中，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然后应用MATLAB进行神经网络模型的学习预测，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建模质量。
1构建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保障的指标体系
在参考相关文献，以及考虑到数据获得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充分性原则，本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5个指标来分析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保障水平，包括X1政府卫生支出(亿元)、X2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亿元)、X3人均GDP、X4总抚养比(%)、X5医疗保健用品与服务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一年100)、X6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X7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X8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性支出(%)、X9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性支出(%)、X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X11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元)、X12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张)、X13每千人口卫生人员(人)、X14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数(亿人次)、X1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亿人)，通过主成分分析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预测分析。
2基于主成分分析与人工神经网络结合的预测方法
由于选择的15个指标中有些指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对卫生医疗保障体系有相似地影响，并且为了使政府卫生支出的预测误差达到尽量小，笔者以上述卫生医疗保障体系的影响因素指标为基础，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其它影响因素与政府卫生支出的相关关系;其次，分析提取其它14个指标的主成分;最后，将主成分作为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变量，从而预测未来三年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分析其结果。在此笔者选择采用三层BP网络。BP网络通常由输入层、输出层和若干隐含层构成，每层由若干个结点组成，每一个结点表示一个神经元，上层结点与下层结点之间通过权联接，层与层之间的节点采用全互连的连接方式，每层内结点之间没有联系。然后选取的有关参数，通过多次神经网络的训练学习，对预测样本子集进行预测比较，观察学习效果。最后，选择达到训练要求最好的模型对要预测的年份数据进行计算，并分析结果。
3对政府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因子分析是用较少个数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定因子之和来表达原观察变量的各分量，以达到合宜的解释原变量相关性并降低其维数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本文选择从1993~2010年共18年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卫生统计年鉴》，对其中某些指标进行了必要的计算，并且通过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
3.1变量特征值及贡献率的计算与分析
对14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定特征值>1的特征根，通过SPSS的特征值和贡献率的计算，KMO检验值为0.659，显著性检验水平远远<0.001，说明指标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计算结果把所有的观测变量定为两个公因子，两个公共因子的累积贡献率91.124%，足以表达原始变量的信息。
3.2公因子命名与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反映每个公因子的含义，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得到每个变量在这两个公因子上的载荷。计算结果显示指标X2，X3，X7，X10，X11，X12，X13，X14和X15在公因子F1上有较大载荷值，这8个指标从不同侧面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医保参保情况及医疗机构设置情况，所以，将公因子F1命名为卫生医疗基础建设因子。
同时，指标X4，X5，X6，X8，X9在公因子F2上有较大载荷值，这五个指标表明医疗负担情况，因此，将F2可命名为卫生医疗负担因子。另外，由于X4，X5在F2上载荷为负值，说明该指标越高，则相应因子得分越低，反之，相应因子得分越高。
4政府卫生支出预测的BP神经网络模型实现
采用BP网络与主成份分析法结台建模，建立的BP模型是一种输入节点到输出节点的高度非线性映射模型，输入、输出数据的不相关可大大提高建模质量。本文应用MATLAB软件进行建模学习，预测分析结果如下所述。
4.1相关系数矩阵特征根的计算
本文主要从政府卫生支出的角度进行预测决策，所以在这里从因子分析方法上着手，得到政府卫生支出与其它14个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其影响程度。由结果分析如下：
首先，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人均GDP(X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X10)、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元)(X11)与政府卫生支出的相关系数均在0.95以上，说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在医疗保险投入的增加，政府对于卫生费用的支出有明显地增加。由于人们的消费理念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医疗和保健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主要反映在选取的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性支出(%)(X8)和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性支出(%)(X9)的指标上，对政府卫生支出有影响，但总体的影响不大。
其次，对政府卫生费用投入影响较大的是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X7)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X15)，这两年由于政府推出了医疗改革制度，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基本到达了90%以上，同时新农合也为农村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国家政府同时加大了城镇与农村医保的力度。
再次，总抚养比(%)(X4)和医疗保健用品与服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一年100)(X5)与政府卫生支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290和-0.5690，这种负相关关系表明在国家总抚养比以及医疗消费价格指数地逐年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国家政府需要在公共卫生医疗保障建设中投入更多。
最后，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张)(X12)、每千人口卫生人员(人)(X13)、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数(亿人次)(X14)三个指标与卫生支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90、0.5550和0.9700，表示国家在考虑卫生支出时，依然要注重整个医疗体系设置的结构问题，要达到保质保量的目标。
总之，经济因素中对政府卫生费用支出的影响最大，在其他指标不变的情况下，这几个指标的变化会产生很大的卫生费用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是产生医疗保障需求的直接因素，市场经济越发达，对医疗保障水平要求越高。另外，医保参保情况、医疗负担因素和医疗机构设置成为反映我国卫生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4.2BP神经网络模型输入变量的选择
政府卫生支出作为分析的综合性指标，其变化趋势能够充分地反映我国政府在卫生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投入力度，基于以上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结果，本文选择F1和F2两个公共因子作为输入变量到神经网络，将政府卫生费用支出(亿元)作为输出变量，预测分析2011~2013年的支出情况。
4.3政府卫生支出预测过程
归一化后开始进行对归一化的数据进行MATLAB中的学习，设计Matlab学习程序;在建模过程中有关参数的设定为：学习率0.1，学习误差为10-5，训练次数为10 000，将1~16号样本作为测试样本子集，17~18号样本作为预测样本子集输入模型中进行训练，观察训练效果，当效果较好时，然后把18年(1993年~2010年)的数据全部输入神经网络进行预测所需要的年份数据;分析学习效果，通过2 000次训练可知选取1个隐层，隐层节点数为8个节点时最佳，系统对样本的训练误差为2.7719×10-6，仿真结果与原始数据之差的绝对值均控制在10%以内，基本达到训练要求。该网络的学习能力以及预测效果已经比较满意了，经过训练后的BP神经网络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现在主要预测的数据为：2011年的值为0.9738，2012年的值为0.9080，2013年的值为0.9130;预测数据的反归一化，对于我们己经预测出的归一化数据进行反归一化才能使预测更有意义，对2011~2013年的政府卫生支出反归一化的结果为：2011年为5546.727亿元，2012年为5 190.316亿元，2013年为5 217.399亿元。可以将预测结果绘制为折线图，如图1所示。
5结论与对策
从预测的结果可知，政府卫生支出相比较2010年以前，依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对于国家的公共卫生保障还需不断地增加其投入，本文根据前面分析的影响因素以及预测结果，提出了相关的发展对策。
5.1增强国家经济基础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医疗发展的水平和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医疗卫生事业的物质基础越雄厚，持续发展的动力越强。因此，努力促进经济增长，成为我国提升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所需要面对的最主要的任务。
5.2转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思想观念
政府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宏观管理过程中主要应对医疗卫生单位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有关重要规定进行检查和督促，在对医疗卫生单位适当地放手放权;对卫生医疗业务建设，单位改革进行指导;对区域内医疗卫生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合理组合，以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合于卫生事业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减少资源的浪费和不必要的重复投资。
5.3强化政府自身责任
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制定科学的医疗卫生事业的战略规划、发展计划和实施方案;增加政府投人，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政府在进行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制定出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将与公共医疗卫生的各种相关因素纳人到法律的框架之中，最大限度地确保卫生系统的公平性和公益性。
5.4大力扶持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与国际卫生平均水平相比较，医疗卫生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还有一段距离。政府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不断加大对相对落后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才能为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才能有效缓解大型医院的住院压力，方便基层群众疾病医疗，减轻病人医疗费用的负担。
总之，无论从整个国家，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看，都要切实贯彻公共医疗卫生保障的相关战略政策，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不断地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我国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事业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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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紫艳 赵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