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住房保障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作为住房互助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贷款不能像商业金融贷款那样“嫌贫爱富”。当前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的作法没有充分发挥保障作用。
第一篇：住房保障论文范文
骄傲：住房保障政府缺位
教义对“七宗罪”之“骄傲”的解释——期望他人注视自己，或过度爱好、迷恋自己，因拥有而感到比其他人优越，对自己的喜爱变质成对相邻者的憎恨和轻蔑
“土地出让金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导致地方政府滥用资金。”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没有相关政策约束，很多地方官员将土地出让金用于造广场、修马路。而实际上，用于造广场、修马路的资金，早有“城市维修建设资金”财政专款分配。国家上千亿元的专项住房保障资金，沦为腐败分子的“提款机”和小团体利益的“蛋糕”，不能反哺“市场”。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土地出让金约占GDP的4%。按此测算，2004年和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分别为5894亿元和5505亿元;2006年，更是高达7000多亿元。然而，业内人士透露，由于仅靠地税收入不足以支持地方政府开支，土地出让金便成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这使得本应用于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的专项资金大量流失。
住房保障资金是国家为化解公民居住风险而提供补贴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资金的增值与安全，关乎百姓切身利益。中央政府的要求是，土地出让金要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然而，由于住房保障金管理者手握巨资，操作过程中行政支配严重，导致安居资金被任意挪做他用。
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曾表示，“若将各种土地收益的5%和公积金盈余加总，政府完全有能力支付11700多亿元的住房补贴。但前提是，这些公共资金不被挪用。”
而有关资料却显示，仅1999年至2002年7月，河南省就违法减免土地出让金3.2亿元，欠缴土地出让金10.76亿元。2004年和2005年，河北保定、广东佛山、湖南郴州和衡阳等地相继发生数亿元住房公积金被挪用案件。2005年9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所属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由于违规使用专项住房资金，被审计署公告点名。
对住房保障资金被掏空的现象，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很生气：“你知道吗，中国每年用于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是全球倒数第一，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这位教授满怀忧虑地指出，我国住房保障手段单一，重购买、轻租赁，其他财政、金融、税收等保障手段滞后。目前，我国只有少数城市设立了财政资金供应计划，多数城市仍依靠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公房售房款的余额部分，作为廉租房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导致廉租房建设进展缓慢，覆盖面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呼吁，中国应当尽快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的住房保障资金制度，对最低收入家庭实施廉租房补贴。同时，要利用资本市场筹集住房保障资金，如发行债券，为保障性住房建设进行融资。此外，政府还可以出台税收减免等政策，确保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并对低收入者购房实行个人所得税减免。
国务院要求加强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提取和管理
8月7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要求确保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来源：
地方财政要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纳入年度预算安排。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在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之后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
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各地还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适当提高比例。
廉租住房租金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廉租住房的维护和管理。
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中央财政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等方式给予支持。
作者：王 博
第二篇：住房公积金基本住房互助保障作用研究
[摘要]作为住房互助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贷款不能像商业金融贷款那样“嫌贫爱富”。当前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的作法没有充分发挥保障作用。要从制度属性及资金互助出发，立足于保基本，通过职工及其家庭成员公积金缴存情况、居住水平、曾经购房和贷款情况以及诚信状况等，总结出一套对所有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公平统一、连续稳定、灵活简便的贷款额度数学计算方法。合理确定贷款发放额度，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确保贷款资产安全。
[关键词]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互助保障功能
一、问题提出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住房储蓄互助保障制度，是城镇职工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其互助保障作用主要通过住房公积金个人委托贷款购建房的方式实现。
现有法规政策对公积金贷款额度的原则性规定主要体现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的职责第三款“确定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以及建设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三部门2005年印发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以下简称《意见》)第十八条的规定：“各地要根据当地经济适用住房或者普通商品住房平均价格和居民家庭平均住房水平，拟定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职工个人贷款具体额度的确定，要综合考虑购建住房价格、借款人还款能力及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等因素”。因此，管委会确定的最高贷款额度与各管理中心对某一借款申请人批准发放的具体贷款额度是不一样的，前者对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且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后者则对每个借款申请人而言因人而异。
在当前实践中，许多城市管委会结合当地情况确定了单笔最高贷款额度，还有相当一部分管委会(有的城市甚至未建管委会或未正常运转)未确定最高贷款额度，只是由管理中心摸索着设法确定每一笔具体贷款额度。各管理中心的个人住房公积金具体贷款额度即是围绕上述三项因素来确定。依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计算可贷款金额的即俗称“以存定贷”，按照职工账户余额的一定倍数(如8倍、10倍、20倍等)计算可贷金额。依还款能力计算可贷款金额的，有以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如50%)推测还款能力计算贷款金额的，有以家庭收入扣除一定生活费(如当地最低基本生活保障费用)推测还款能力计算贷款金额的。对于如何核实家庭收入，有要求提交收入证明的，有直接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反推计算的。依购房价格确定贷款金额的，多以贷款成数(或称房价成数)来表述，即按照购房总价扣除国家规定的最低首付比例金额即为贷款成数金额，确定具体贷款额度不能超过此贷款成数金额。上述确定具体贷款额度方法中，有综合三个方面算出的最小值即为借款人可贷款额度，有按一种方法简单测算贷款额度，也有少数中心综合两种因素确定贷款额度。
上述直接套用购房价格、还款能力及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等因素确定个人具体贷款额度的方法，好象有政策依据，而且操作简单，但不时引起社会上对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误解、非议和责难。社会许多人士将最高贷款额度与具体贷款额度相混淆，感觉贷款额度规定朝令夕改，贷款限额时紧时松，让人无所适从;面对高企房价，公积金贷款是杯水车薪，支持力度有限，不解决问题。以致社会上有言住房公积金宛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相对来说只有富者买得起房或较好的房，穷者买不起房或只能买较差的房，按照购房价格、还款能力及缴存余额等因素确定贷款额度的方法实质上是主要贷给了富者，即住房公积金“嫌贫爱富”;工作时间较短(缴存住房公积金时间短、缴存余额低)普通工薪青年职工刚需购房者多，但得不到多少住房公积金贷款，而能贷到较高额度贷款的缴存时间较长职工刚需购房又不突出，等等。总之，住房公积金住房贷款没有支持急需支持的职工家庭，而是支持了未必急需支持的购房人，甚至放给了投资理财的炒房人，没有充分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
为化解上述质疑，也有管理中心(如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确定借款人的具体贷款额度时除考虑上述三项因素外，进一步综合了职工缴存时间长短、借款申请人配偶双方缴存住房公积金情况，以及资金流动性(存贷比)情况等。在考虑缴存年限方面，以缴存满一定年限(3年)设定一个比例系数(0.8)、每增加一年提高一点比例，直到达到一定年限(8年)以上设置最高比例(1.2);在夫妻双方缴存住房公积金方面，以借款人单方正常缴存设定比例系数为1，以借款人夫妻双方正常缴存设定比例为1.2;在流动性存贷比方面，按照60%以下、60%至80%、80%以上设定三个档次，分别定个1.1、1.0和0.9的比例系数，最后以账户余额一定倍数(如10倍)为基数，综合乘以上述系数计算可贷款金额。但由于总体思路仍未跳出原有“多缴多贷”框架，有些因素同义反复，且比例系数定得主观武断，理据欠充分，仍然难以令人信服，无法消除社会质疑和责难。
为此，需要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属性和资金互助作用出发，综合考虑影响贷款额度的各种因素，研究并归纳出一种科学合理的计量方法，做到既原则统一、方法统一，又灵活机动、操作简便，可随形势发展变化而及时调整的计算方法和公式，以保持住房公积金具体贷款额度确定方法的连续性、稳定性、统一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二、解决的思路
为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基本住房有限的保障作用，并确保资金安全，在确定具体贷款额度时，无疑要考虑购房价格、借款人还款能力及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等情况，但计算贷款额度不能简单直接套用上述因素，否则极易趋同于商业金融贷款，客观上导致“嫌贫爱富”，使公积金制度作用发生偏差。如：考虑购建房价格，就会价格高的多贷，价格低的少贷。在市场化供应体系下，往往是富人买价格高的房子，穷人买价格低的房子。考虑还款能力及账户余额也是如此，还款能力低者贷的少，还款能力高者贷的多，也就造成富人多贷，穷人少贷。从公积金账户余额方面来说不仅有“嫌贫爱富”的弊端，而且没有考虑对公积金贷款需求紧迫性的区别对待，更容易引起对公积金制度的质疑。为此，必须研究切合住房公积金制度宗旨属性的贷款额度确定方法，一方面通过上述政策因素法评判发放一定额度贷款的必要性和安全性，另一方面从支持职工购房必要性、可能性、公平性及安全性等方面，综合考虑相关因素，总结归纳出一种科学计算一定贷款额度的具体方法。
从实践经验来看，由于房价高企，绝大多数借款人的贷款申请都倾向于尽可能多贷，以至于达到或高丁管委会确定最高贷款额度。但住房公积金不可能包打天下，对贷款要求完全满足是不可能的，而简单拒绝也是不行的，一是有政策规定，二是资金供给上的限制，三是制度的保障属性要求。为此，在确定具体贷款额度时，首先应对每个借款申请人公平统一地计算出一个理论授信额度，然后再按政策因素法决定具体发放多少贷款。笔者就试图从几个方面总结归纳出一套计算授信额度的方法公式，可以称之为系数法：以管委会确定的最高贷款额度为计算基数和因数，将影响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金额的各要素归纳为一个系数，也就是住房公积金支持缴存职工贷款购房的保障系数，称之为贷款系数。以每个人的贷款系数乘以最高贷款额度，计算得出各人的授信额度，可以称为“1×7”系数法。
最高贷款额度(以M表示)。指管委会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第三款职责所确定的“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针对每个借款申请人而言是统一的、固定的、不变的，是单笔贷款额度的最高上限和计算依据。国家对管委会如何确定“最高贷款额度”在《意见》中做出了原则规定，指出“各地要根据当地经济适用住房或者普通商品住房平均价格和居民家庭平均住房水平，拟定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管委会依据住宅平均价格及平均住房水平两因素确定最高贷款额度，体现了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基本住房保障需求的必要性及总体可能性，也就是住房公积金贷款规模平均应该而且能够给予的最大支持力度。据了解，无论是管委会确定了单笔最高贷款额度的，还是由管理中心自己确定的具体最高贷款额度的，因住房价格差距巨大以及住房保障体制办法不同等，对职工发放贷款单笔最高贷款额度从10万元到90万元不等，差距较大。
申请贷款的缴存人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稳定度参数(以W表示)，指缴存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月数与工龄月数之比，即：
W=公积金缴存月数/工龄月数
职工就业并缴存一定期限的住房公积金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基本条件，不管期限长短，缴存期限与就业期限之比反映出职工及其就业单位对公积金制度的认同度和忠诚度，从住房公积金制度而言这是决定对借款申请人发放贷款的首先要考量的因素。此参数与授信额度是正相关关系，取值范围为0
缴存住房公积金期限均衡度参数(以B表示)。计算公式为：
其中，期限峰值可简单取为：
即：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参加工作时年龄/2
也就是期限峰值可简单取为职工整个工作期间的中间点。此参数是指在确定借款申请人的授信额度时，既考虑申请人已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年限，同时又考虑其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尚能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年限，即当二者达到一个平衡点时，可从制度获得最大支持，缴存期限太短或快到退休年龄都不能获得太高贷款，笔者称这一平衡度为对住房公积金贡献富余均衡度，取值范围为0
基本居住水平参数(以H表示)。指按申请贷款购房的缴存人家庭成员人数乘以当地公布的社会人均居住面积与所购房屋面积之比。
即：H=当地人均居住面积×家庭成员人数/所购房屋面积
此参数反映职工购房满足家庭居住的水平，与授信额度是正相关关系，体现住房公积金对住房保基本的支持。当参数大于1时，说明所购房面积低于家庭全员的当地平均居住水平，住房公积金贷款应尽力支持，以发挥保基本住房的制度作用;当参数小于1时，说明购房面积高于家庭全员的当地平均居住面积，住房公积金可适度支持。计算此参数的因素是客观的、变动的。该参数正反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基本住房保障的宗旨和属性。
家庭住房公积金贡献度参数(以G表示)。指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时，家庭成员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人数与家庭成员人数之间设置一个比例关系。计算公式为：
G=[(倍数-)×家庭成员数+家庭缴存住房公积金人数]÷(倍数×家庭成员数)
即以家庭成员倍数为分母，以比分母少一倍家庭成员数加上家庭成员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人数为分子，计算家庭住房公积金贡献度。其中，倍数可在1到家庭成员数之间选取，以体现贷款政策的松紧，即1≤倍数≤家庭成员数。倍数选取为1时表明贷款审批政策从紧，选取家庭成员数时表明审批政策放松。此参数与授信额度是正相关关系，取值范围为0
购房屋套数参数(以F表示)。即视申请贷款所购房屋是首套、二套，还是三套、四套等，分别赋予不同参数值，首套设为1，二套、三套等所赋予系数依次降低，直至为0。此参数属于公积金贷款审核“认房认贷”中的“认房”因素，与授信额度是正相关关系，反映住房公积金贷款保首套的政策功能。参数设定是主观的、可调的。各管理中心可根据贷款支持政策及资金流动性状况进行参数调整。除首套为1外，以后各套如果流动性宽裕、贷款政策宽松，可赋予较高参数(不高于1，且必须依次降低)，反之，如果流动性紧张，贷款政策收紧，则可赋予较低参数，直至为零。
使用公积金贷款次数参数(以D表示)。即视购房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是首次、二次，还是三次、四次等，分别赋予不同参数值，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设为1，第二、第三次等使用所赋予系数依次降低，直至为0。此参数属于公积金贷款审核“认房认贷”中的“认贷”因素，与授信额度是正相关关系，体现住房公积金保基本，不支持炒房投资。参数设定是主观的、可调的。各管理中心可根据贷款支持政策及流动性情况进行调整。除首次为1外，以后各次如果流动性宽裕、贷款政策宽松，可赋予较高系数(不高于1，且必须依次降低)，反之，如果流动性紧张，贷款政策收紧，则可赋予较低参数值，直至为零。
对于住房公积金贷款而言，为保证贷款正常顺利回收，确保资产安全，对借款申请人的诚信情况必须予以考虑，在计算贷款额度公式中要设定一个诚信度参数(以X表示)。以没有查出存在失信行为的借款申请人诚信度定为1，从反面考虑，一旦查出存有失信行为，随即降低减信度参数。鉴于凡提出申请者均具备最基本的贷款资格条件，可设定一个诚信度参数的下限(比如0.5、0.3乃至0.1)，查出有失信行为，根据其次数、性质以及严重程度，逐级调低参数值，直至下限。
上述7个参数中，前4个是依据借款申请人的客观情况计算得出的，后3个是根据借款申请人购房及诚信情况直接赋予的。除居住水平参数理论上会高于1(实际上概率较小)外，其余6个最高值均为1，即100%。如果取到1时，即是本参数的最高支持，但多数情况下都会低于1，而当居住水平参数高于1时，则正是需要住房公积金发挥支持保障作用的情况。
在得出上述7个参数后，可用不同方法将其综合成一个贷款系数。笔者列举两种方法，分别对应最为严格贷款政策的连续相乘法及较为宽松贷款政策的直接简单数学平均法(或加权)得出贷款系数(以Z表示)，也就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对贷款购房职丁的支持保障系数。
即：连续相乘法Z=W×B×H×G×F×D×X，或
简单平均法Z=W+B+H+G+F+D+X/7
当然，在上述两种综合方法之外，也可以选择介于两者之间的综合法，如将部分(前4个)参数数学平均后，再与其他参数(后3个)相乘得出一个系数。除非将居住水平参数作为乘数或者有意增加某参数权重，一般情况下，连续相乘得出的系数会最低，其他算法会较高，简单平均得出的系数会最高。不管以什么方法进行综合，虽然理论上存在系数大于1的可能性。但一般不会出现，果真出现，即以取最高值1为限。
授信额度(以T表示)。指职工个人向管理中心提出贷款申请后，管理中心依据管委会确定的最高贷款额度及借款申请人的贷款系数，计算出来的对该借款申请人的授信额度。
即：T=M×Z=M×(W×B×H×G×F×D×X)，或
T=M×Z=M×W+B+H+G+F+D+X/7
三、结论
依照上述公式，每个借款申请人的情况不同，计算出的授信额度(T)不同。授信额度理论上会低于管委会确定的最高贷款额度(M)，即T≤M。
计算出授信额度后，就要根据政策因素，结合借款申请人提出的申请贷款金额，以及扣除规定首付后购房金额，综合考虑发放贷款金额的必要性。为确保公积金贷款能如期归还，保障贷款资产安全，再考虑借款申请人所能承受的月最高还款额，测算到国家规定最迟公积金贷款还款年龄时能够累计还款总额，与贷款所需还款本息之和进行比较，确定一个合适的具体贷款额度。最终核准的具体贷款额度应当在申清额及授信额度之间取低发放，也可以考虑加上还款能力测算额三者间取低发放。
当还款能力测算额比申请额及授信额度都低时，一般就应当进行特殊审议，研究是否有必要启动针对低收入者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互助救济机制，提供制度的特殊保障政策。当申请人申请额较高而又确有必要在最高贷款额度内予以特殊支持时，就要履行特殊审批程序进行严格管理，确保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规范、安全和公平。
(责任编辑 李之坚)
Research on Mutual Security Function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Loan for Basic Living
——Methods of Determing Personal Credit Line HPF
Wang Yongfeng
作者：王永凤
第三篇：论住房权及其立法保障
摘要：在人权发展史上'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分。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以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然权利，即“第一代人权”概念，属于消极权利。第二代人权是二战后西方国家承认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人们又称第二代人权为积极权利。第二代人权包括：社会安全的权利、工作权和休息权、受教育的权利、生活保障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等。住房权作为第二代人权被国际公约提出后，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和立法保障，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近年来，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化的过度推进，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严重缺位，故应该加强对住房权的重视和立法保障。
关键词：积极人权；社会权利；住房权；立法
近年来，随着住房市场化的过度推进，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严重缺位，高房价和住房问题日益演变为重大的民生问题。造成这種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对住房权作为基本人权的认识不足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强对住房权的认识和立法保障。
一、作为积极人权的社会权利
在人权发展史上。有“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和“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之分。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以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然权利，即“第一代人权”概念，属于消极权利。消极权利是指个人反对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奉行不干涉原则，政府被认为只承担“守夜人”的角色，不可恣意妄为，干涉个人自由。第二代人权是西方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影响下迫不得已在某種程度上承认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人们又称第二代人权为积极权利，因为这一代人权不再保护个人反对政府干预的权利，而是要求政府作有利于个人平等的积极干预。由守夜人转变成福利国家。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大师，洛克可以说是第一代人权概念的奠基者。洛克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完美无缺的自然状态，认为自然状态乃自由、平等的状态。他说：“那是一種完美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并且，“这也是一種平等状态，在这種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洛克认为自然状态虽然是自由状态。却不是放任的状态，它受自然法即理性调节。“自然状态有一種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这里，洛克提出了著名的四大古典自然权利，即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和自由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揭起人权的旗帜，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以“人权”反对“神权”和“君权”，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并以宪法和法律确认了这些基本人权。近代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成果就是对消极权利的确认。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首先将“天赋人权”写进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该《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则宣布：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此后，各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人权相继被载入宪法，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重要内容和象征。
虽然第一代人权概念对推翻封建专制功不可没，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使人们看到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的理想人权在现实中变成了贪婪的资产阶级特权。近代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权问题，普通公民缺乏享有基本权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并未能使人的尊严受到普遍的尊重；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政府体制并没有满足全体人民的权利诉求。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日益贫困。社会矛盾尖锐。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人权的深刻含义，反思不干涉主义，宪法不仅仅应当防止国家“积极作为”带来的侵害，还要避免国家“消极不作为”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在公民政治自由权领域，国家权力处于消极不作为状态，而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方面，国家权力应当处于积极的作为状态。人权观念发生了社会化转向，产生了第二代人权概念。这些权利属于积极权利，成为国家的义务，应该得到政府的大力保障。以使得人们平等地享有人权。
雅克·马利旦就是战后新人权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人权的理性基础就是自然法，但是这種自然法不应像以往的思想家那样规定。自然法既是人类本性所要求的理想的东西，又是随着人的道德良知和社会经验的发展而发展的东西。由此出发，马利旦认为人权在新的条件下，应该包括和反映新的内容：“人不仅有作为一个人格的人和公民社会的人的权利，而且还有作为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社会的人的权利”，即人又拥有一系列新的社会权利，包括工作权、组织工会权、取得公平工资的权利、取得救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基本保险的权利，等等。而且，马利旦认为，新人权与旧人权是兼容并蓄的，两種人权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因为任何人权都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至少就这些权利的行使来说，是有条件的和受限制的。国际社会的一系列重要的人权公约，就是在这種思潮的推动下作出和签署的，而且马利旦本人参与起草了其中许多重要文件。
因此，二战以后，在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下，1948年联合国通过并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这是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1966年联合国又通过并发表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几个文件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和尊重，成为当代国际人权保护的基石性法律文件，被誉为“国际人权宪章”，在第一代人权的基础上确认了“第二代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纳入了积极人权标准的重要内容——福利主义主张。第22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種权利的实现，这種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可见。第二代人权观点与第一代人权观点有了很大的不同。人权有了新内容，增添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社会安全的权利、工作权和休息权、受教育的权利、生活保障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等。因而从纯粹个人的权利走向了社会化。很明显，这些权利不是保护个人以对抗政府或其他当权者的。反而要提请国家干预以保证每个人自由得以实现。后者可以说是实现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必要手段，这些权利赋予人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也就是说，它们将人从阻碍其作为人全面发展的限制和约束中解放出来。尽管这些社会性权利与古典的自然人权有着显著的不同，但为了所有的人都成其为人，要求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是完全正当的。而且，第二代人权与第一代人权并不是完全割裂的，第二代人权是实现第一代人权的基础。即自由的物质基础。
二、住房权概念的提出和界定
住房权属于第二代人权的范畴，住房权概念源自国际人权公约中“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的表述。自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以来，大量的国际文书明确承认了住房权。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宣布：“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standard of living adequate for the health and
well-heing of himself and his
family.including food，clothing，housing and medical care andnecessary social service”，即“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并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有保障。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进一步阐述并重申住房权。该《公约》第十一条第一款宣布：“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present Covenant recognize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for himself and his family，including adequate food，clothing and housing and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living condition”，即“本公约缔约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并规定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可见，这两个国际人权文件是在生活权（adequate living）的基础上提出住房权（adequate housing）的。但第一次单独将住房权“adequate housing”一同全面普及开来的是1991年12月12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通过的《General Comment No.4（1991）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即《第四号一般性意见：住房权》。这是联合国系统第一次全面的运用了“adequate housing”一词，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文件使得住房权（或译适足住房权）在人权体系中被清晰界定并广为普及。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76年生效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实施。由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都任务繁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公约》要求的各个国家提交的各種报告。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专门成立的"32作小组”由于政治分歧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所以，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就于1985年决定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来帮助理事会“审查”国家报告。这个机构就是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它由18名专家组成，他们以独立身份参加会议。委员会工作方式除了报告审查以外，另一種工作方式就是“规范化发展”。其核心意思就是为理解公约提供一个“精确标准”。为此，委员会采取了颁布“一般性意见”的做法以阐述委员会自己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实体以及程序方面的理解。自委员会成立以来，已颁布了8项关于实体性权利的一般性意见，其中1991年12月12日颁布的《第四号意见——适足住房权》是第一个关于实体性权利的一般性意见。这主要是因为委员会在开始工作后，发现住房权是社会权利中较为重要的一種权利，而且发现人们对这一权利的认识很模糊。所以，委员会就致力于为人们的理解提供一種统一认识的基础。经过广泛讨论和研究，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于1991年12月12日通过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适足住房权》中对“适足住房权”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和权威的解释。
《第四号一般性意见》的第八条认为：“因而适足之概念在住房权利方面尤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强调在确定特定形式的住房是否可视为构成《公约》目的所指的‘适足住房’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些因素。在某種程序上，是否适足取决于社会、经济、文化、气候、生态及其他因素，同时，委员会认为，有可能确定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为此目的必须加以考虑的住房权利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包括：
（a）使用权的法律保障。
（b）服务、材料、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提供。
（c）力所能及。与住房有关的个人或家庭费用应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而不至于使其他基本需要的获得与满足受到威胁或损害。
（d）乐舍安居。适足的住房必须是适合于居住的和安全的。
（e）住房机会。须向一切有资格享有适足住房的人提供适足的住房。
（f）居住地点。适足的住房应处于便利就业选择、保健服务、就学、托儿中心和其他社会设施之地点。
（g）适当的文化环境。
由此可见，住房权的含义是指人们有权获得住所，并能够有尊严地居住的权利。
也就是说，住房权首先是指人们“住有所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栖息之所。
其次，居所必须满足一定的居住条件，适合居住。在这个栖身之所，他（她）能健康安全便利地生活而不受外界干扰，不论这个栖身之所的住房是他（她）自己购买的，还是租用的，或是政府廉价或无偿提供给他（她）的。
再次。住房权的实现形式包罗万象，包括租用（公共和私人）住宿设施、合作住房、租赁、房主自住住房、应急住房和非正规住区，包括占有土地和财产。然而不论使用的形式属何種，所有人都应有一定程序的使用保障，以保证得到法律保护。免遭强迫驱逐、骚扰和其他威胁。
最后，住房权是对政府的权利，政府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合适的住房和改善居住条件。
三、住房权的立法保障
由于第一代人权是为了反对政府专制权力的消极人权，因此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制定的近代宪法，如美国1787年宪法及其的权利法案和法国1791年宪法。一般都未提及住房权。战后，随着二代人权概念的提出和国际人权公约的倡导，一些国家纷纷在宪法里确认了住房权，或制定了专门的住房法律保障住房权。因此，住房权不仅被宪法确认为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且成为政府的保障义务，政府必须创造条件满足人们的住房权。
1978年《西班牙宪法》在第一章“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节“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第47条规定：“所有西班牙人有享受应得的和适当的住房的权利，公共权力根据总体利益协调地皮的使用，避免投机，创造必要条件并制定有关规定以使该权利付诸实现。社会分享公共部门在城建工作中的剩余价值。”1993《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0条规定得更为详细：“（1）每个人都有获得住宅的权利，任何人不得被任意剥夺住宅；（2）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鼓励住宅建设，为实现住宅权创造条件；（3）向贫困者或法律指明的其他需要住房的公民无偿提供住宅，或者根据法律所规定的条例由国家的、市政的和其他的住宅基金廉价支付。”《南非共和国宪法》第二章明确规定“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其中第26条其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获得适当居所，第2款规定：国家必须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采取负责任的立法措施和其它措施，以逐渐实现这项权利。第3款规定：未经法院审理所有有关情况后发布命令，不得将任何人驱逐出自己的家或者将他们的房屋拆毁。任何法律均不得允许任意驱赶。1982年葡萄牙宪法、1999年芬兰宪法、2004年瑞士宪法也都有住房权的规定。
公民住房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由宪法加以确认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权威和最高的法律效力。没有宪法保障。任何人权保障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些国家的宪法虽然没有明确地规定住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住房权的否定。因为在这些国家，最高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可以通过运用特有的宪法理论和有效的司法审查机制。保护主要通过适用和解释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来实现对住房权的间接保护，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一些国家进而通过制定具体的住房保障方面法律来保障公民住房权，如美国的《住房法》、《住房与城市发展法》；德国的《住房建设法》、《住宅促进法》；日本的《住房金融公库法》、《公营住宅法》、《日本住宅公团法》；新加坡的《建屋与发展法》等，为公有住房权的落实与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虽然我国宪法确认了公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但我国宪法未明确提及住房权，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它表明我国对住房权的重视还未提高到根本法的高度。虽然宪法第39条规定了“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但这显然属于第一代人权概念，反对政府公权力的消极人权范畴，而不是住房保障意义上的积极人权范畴。近年来，宪法的修改不断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特别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承认保障人权是国家的基本义务，这是我国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和里程碑事件。住房权作为基本人权，应该得到宪法的确认和保障。
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加入该《公约》，2001年6月27日，《公约》正式对中国生效。自批准《公约》以来，中国始终根据本国国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2003年6月27日，中国如期向经社文权利委员会提交执行《公约》情况的首次报告。2005年4月27日至29日，委员会正式审议中国履约报告。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国履行《公约》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对中国贯彻公约方面工作予以积极评价。同时也对中国流动人口在就业、社会保障、卫生服务、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保护、贩卖妇女和儿童以及遗弃老年人等问题表示了关注。委员会还提出相关改进建议，希望中国政府在下次定期报告中列出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教育、卫生和住房计划的比例。足见委员会对我国住房权问题的关注。我国是公约的缔约国，但公民住房权没有入宪。目前也还没有制定住房保障方面的法律。因此，通过宪法和立法方式保障住房权也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的两个姐妹公约。因为世界人权宣言内容包括第一阶段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第二阶段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由于两个阵营的对立，再达成一个同时包括两阶段的公约是很难在国际上达成共识的。另外，像资本主义的美国会比较关心公民和政治权利，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偏向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撰写了两份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有义务履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不能让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走在我们的前面。因此，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积极主动地修改完善现行宪法，在根本大法中明确规定住房权，通过宪法保障公民住房权，引起人们和政府的足够重视，从而指导进一步具体构建中国的住房保障制度。
公民住房权入宪，这只是住房权保障的第一步，并不意味着公民住房权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了。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要转变为实有权利必须要构建的具体的法律制度。在当下中国，宪法权利还处在宣示的层面，不具备直接可诉性，宪法还不能直接司法化而作为诉讼和裁判的依据，我国的司法机关还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的条款。也就是说法院还不能受理宪法权利诉讼。因此，我们应该在宪法对公民住房权保护的指引下，建立起可操作的以公民住房权为核心概念的《住房保障法》。目前，《住房保障法》已被列入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负责该法的起草工作。显然，住房保障法的起草如果缺乏宪法住房权的指引和制约，其合宪性值得质疑而缺乏效力根据。
“住有所居”自古以来是中国人以一贯之的要求和理想，但由于过去生产力的落后和剥削制度的缺陷，这一理想对劳苦大众来说始终难以实现。今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当家作主，“住有所居”有了现实可能性，成为人民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标。目前，为了充分保障公民住房权，解决公民住房问题，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我们应该通过修改宪法明确对公民住房权的保障，并且以之指导尽快制定《住房保障法》，提供“广厦千万间”，让“天下寒士俱欢颜”，使得“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国家和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在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宪法精神指引下，切实加强公民住房权保障，努力实现人人“住有所居”，让百姓安居乐业，高房价问题不攻自破，和谐社会不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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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辉明 潘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