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经济发展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往往是社会发展的转折点。这时，社会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民主法治建设。对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另一种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造成两极分化加剧，并引发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停滞。
第一篇：和谐社会论文范文
创新社会服务和管理 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重要任务
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解决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力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一步增强推进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建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全面推进首都的社会建设与管理工作。
近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指示精神，结合北京市的工作实际，先后召开了五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和谐社区建设座谈会和社会建设大会，制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意见》、《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等一批重要文件，积极探索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一是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奋斗目标。二是确立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基本思路，提出了大民政的工作理念和无零就业家庭、无城镇危房户、无重大重复上访户、无社会救助盲点、无拖欠工资问题的“五无”工作目标。围绕解决民生问题，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三是健全了领导体制。抓住奥运机遇，深化市、区两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经中央批准，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建了市委社会工委和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并在各区县逐步设立了相应机构，形成了市委市政府统筹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领导体制。四是完善社会建设的工作制度，在社会公共服务、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选聘大学毕业生到社区和农村任职、福利养老金制度、社保卡、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志愿服务工作及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等方面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实施了以“九养”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初步形成了推进社会建设的政策体系框架。五是健全了社会建设的运行机制。在街道、乡镇建立了社会工作党委,形成了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四级社会建设工作网络。在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网络，形成了市委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社会工委具体协调的社会领域党建工作机制。六是加强了社会建设的基层基础工作。北京市目前共有社区2600多个，社会组织近3万个，全市1249座商务楼宇中有6万多家法人单位、83万多从业人员，社会服务管理工作难度很大。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探索了以“一分、三定、两目标”为主要内容的社区规范化建设模式，以“枢纽型”社会组织为龙头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以专业化、职业化为目标的社会工作队伍建设模式，志愿服务常态化管理工作模式以及“五站合一”的商务楼宇党建等工作模式。七是积极探索建立社会力量动员新机制，在构建社会矛盾化解体系、社会面防控、重点人群管理等方面形成了具有首都特色的工作经验。
总的看，北京市的社会建设与管理工作在探索创新中不断完善，并且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在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首都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总体上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社会建设管理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抓好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是要充分认识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性。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大大增强，新经济、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及境外来华人员日益增多，对社会建设与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呈现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趋势，对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切实加大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的力度，才能从源头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不断巩固党领导和执政的思想基础、工作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是要充分认识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紧迫性。一方面，我国国情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对首都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以更高标准做好首都的各项工作，提高首都建设管理的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比如，流动人口增长过快，有的地方出现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比例严重倒挂的现象；部分地区人户分离情况严重，等等。应当说，我们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还有很多薄弱环节，特别是社会服务管理主体单一、责任不清、层次不明等问题还比较突出；社区发育不够完善，社会组织还未能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一些制约社会建设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束缚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成功的工作经验和做法在落实中还有不平衡的现象，等等。我们必须切实增强紧迫感，切实把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下大力气统筹推进，努力取得社会建设的新突破。
三是要切实增强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能力。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方方面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水平、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在新的形势下，面对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实现科学发展，只有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影响和谐稳定的因素；只有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公共服务，才能不断夯实维护稳定的群众基础，凝聚强大的社会动力；只有把社会建设与管理这项工作抓好了，我们才能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真正实现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承担起稳定这个第一责任。
按照建首善、创一流的工作标准，加快推进社会服务管理创新
贯彻落实《建议》中关于加快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要求，关键在于创新。重点是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创新、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创新、社区服务管理创新、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创新、互联网等新媒体管理创新、社会领域党建工作创新。通过推进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切实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
第一，加快建设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是经济的调节器，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北京市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正在实现从家庭保障、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的历史性跨越。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建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北京作为首都，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应当在这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十二五”期间，应当紧紧围绕着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任务，抓住重点、加强整合、提高水平，使绝大多数基层群众能够更好地享受到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当前，要着力解决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与衔接，特别是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方面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立起普惠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着力创新社会服务管理的体制机制。当前，北京市的社会服务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少地方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空白点，特别是随着流动人口急剧增加，人户分离、党员与党组织关系分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管理与服务不相适应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管理服务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还亟待改革创新。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不断总结推广基层创造的先进经验，有针对性地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区服务管理、“两新”组织服务管理、民族宗教工作服务管理、外籍来京人员服务管理以及刑释解教人员帮教服务管理等，不断满足各类社会群体的服务需求，努力扩大社会服务管理的覆盖面。要在郊区全面推广村庄社区化管理的经验，实现城乡统筹的社区化管理模式。二是要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服务和管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形成互相衔接、有机结合的政策体系。三是要着力扩大社会领域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积极创新社会领域党建工作方式，力争今明两年实现社区党建、社会组织党建、新经济组织党建、商务楼宇党建工作的全覆盖，努力以社会领域党建工作全覆盖带动社会服务管理全覆盖，以社会领域党建工作创新推动社会服务管理创新。
第三，要把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当前推动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任务。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必须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好社会矛盾。一是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要坚持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正确处理好社会矛盾打牢物质基础。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坚持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使各项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二是注重维护群众权益。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注重做好群众工作。要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要求，高度重视群众工作，认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落实好群众工作的各项制度，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特别是坚持好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及时了解群众心声和实际需求，热情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四是积极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解工作体系。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社会力量调解相互衔接的工作模式，形成“大调解”格局。总结推广牛街民族和谐创建、原崇文区“信访代理制”、西城区“调解进所”、北京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家协会调解商事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等先进经验，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矛盾排查和信息预警机制。认真做好基层基础工作，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第四，要进一步创新社会服务管理的方式方法。在认真总结发展“群防群治”、北京奥运会社会动员经验的基础上，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和改进社会服务管理，积极应对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管理带来的巨大挑战。一方面，高度重视网络阵地建设，加强引导和规范，健全管理法规，完善监控体系，把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统筹管理起来，使新媒体成为弘扬正气、传播文明、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有效途径与载体；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发挥新技术的优越性，推进社会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建设，构建覆盖全市的社会管理信息网络，在流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动员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强化信息化手段的运用，特别是要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扩大网格化管理的范围，推动网格化管理由事件、物件管理向宽领域、动态管理升级，努力实现社会管理信息资源的共享，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整体效能。
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领导
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是新形势下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建议》以及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一系列重要精神，切实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工作。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要把社会建设与管理工作纳入“十二五”规划之中，统筹谋划、全面推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建设管理新格局。各级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要把任务分解，责任落实到具体人，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不留空白。同时，把社会服务与管理工作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体系，与绩效评定、选拔使用挂钩。
二要加强统筹协调，增强工作合力。社会建设与管理涉及的单位、部门很多，加强这项工作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建立起任务明确、责任到位、协调有效、运转顺畅的工作机制，集成政策、集中资金、集聚资源、集合力量，共同推进社会建设与管理。党委、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都要按照责任分工，加强工作统筹、加强组织协调、加强督促检查。同时要加大对推进社会管理工作的考核力度，确保社会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三要结合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多为群众办好事实事。要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改善民生，让广大群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落脚点，不断扩大和完善公共服务。通过继续落实“五无”目标、特别是要在老年、儿童、残疾人等群体的福利制度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着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纵深发展和全覆盖，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社会建设中得到实惠。
四要加强对社会建设与管理的学习与研究。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是一项新的任务。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理论，认真学习中央关于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建议》中关于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工作要求，认真学习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有关知识，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社会建设与管理基本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目标任务的认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要加强对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调查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社会建设与管理体制机制及政策的调查研究，等等。通过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推动社会建设与管理工作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以及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
作者：刘淇
第二篇：和谐社会和法治文明
摘要：经济发展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往往是社会发展的转折点。这时，社会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民主法治建设。对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另一种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造成两极分化加剧，并引发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停滞。“拉美陷阱”是后一种模式的典型。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通过主动、自觉地超越“拉美现象”，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而超越“拉美陷阱”最重要的途径是民主和法治建设。在当代，民主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宪政建设。因此，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宪政。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社会主义宪政
当我们社会在人均GDP达到和超过1000美元时，历史将我们推到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必然面临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发展还是停滞?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静态地展现了我们追求的社会目标，而且动态地提出了我们超越“拉美陷阱”的主张，是我们持续不断地推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繁荣的根本的战略举措。
一、“拉美陷阱”。对我们的启示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统计学之父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理论，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表示分配不公程度的基尼系数达到最大值。也就是说，此时的分配政策须特别慎重。否则分配不公就会日趋严重，进而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及社会矛盾激化。为了防止这一现象出现，必须对经济的发展作一些限定。这就是前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在制订第二个十年(1970～1980)国际发展战略时，所提出的发展观，即发展是“经济增长+社会变革”。也就是说，发展是国民经济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发生了有带质变的增长，而不是一般的国民经济的数量扩张。拉美的经济发展证明，社会的发展仅有国民经济单纯的数量扩张(GDP或人均GDP的增长)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数量基础上质量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带来社会的动荡。
在当代世界，存在两种基本的发展模式。一种被称为欧美模式，即吴丹所指带有质变的发展。比较典型的国家如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计)。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仅丈夫工作，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瑞典的均贫富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政策。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这种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社会生活和谐，经济发展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另一种即拉美模式，也被称为“拉美陷阱”、“拉美化”、“拉美现象”或“拉美病”，都属于同一个概念，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并导致社会发展相对停滞、社会动荡的现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拉美事务首席经济师恩里克·加努萨曾强调指出，社会不平等是拉美国家未来发展所面l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因为目前全世界12个社会差别指数最高的12个国家中有6个是拉美国家。同欧美的社会发展不同，拉美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造成了一半人口的贫困化。
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拉美各国大力推进现代化，经济增长迅速，人均GDP仅用10多年时间就翻了一番多，从400多美元提升到1000多美元，被称为世界经济的“拉美奇迹”。然而，70年代以后，在人均GDP1000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中，由于拉美国家忽视了两极分化问题，导致贫富差距严重，矛盾突出，危机频繁，社会动荡，并导致经济增长减慢，人均GDP再翻一番竟花了30年时间。据《福布斯》杂志1994年公布的数据，在世界358名拥有亿万财富的巨富中，1987年拉美只有6人，而到1994年增加到42人，7年中增加了6倍，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拉美8个主要国家中，占家庭总数10%的富裕家庭收入要比占家庭总数40%以上的贫困家庭收入高出10倍。巴西的情况尤为突出，仅占人口1%的富人却拥有国家53%的财富。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研究报告也显示，拉美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为世界之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口5%的富人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5%，而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如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差距，拉美的贫富悬殊同样非常严重。一些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5～0.30之间，而一些拉美国家则高达0.6。而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社会将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2002年至今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和海地相继发生的社会动荡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目前，拉美地区的平均失业率从1990年的6.9%上升到2003年的10.6%，贫困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40%增加到目前的44.4%，整个地区2.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拉美地区人口1%的富人控制着地区财富的42.3%。据世界银行不久前公布的一份报告，拉美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有人说，拉丁美洲的特产，除政变之外，就是激情放荡的狂欢节。穷人在狂欢节上载歌载舞，疯狂发泄精力，直到色褪灯残、曲终人散，才回到贫民窟，继续过着灰暗的、被压榨的生活。一位多次到拉美进行考察的学者说，“拉丁美洲的贫民窟是世界闻名的，许多贫民窟都是用白铁皮、纸板之类的东西搭建起来的窝棚，室内是泥土地面，几乎没有家具，卫生设施更谈不上了”。“大城市周围的贫民窟还在不断扩大，”
严重的两极分化不仅带来了大量贫困人口，而且带来了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上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租非洲是世界上犯罪率上升最快的两个地区。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谋杀率一般为万分之八，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至90年代，这一比率已上升到万分之十三，是除了非洲国家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4倍。拉美的富人可以雇用保镖，而穷人则只能生活在缺乏人身安全的社会中。
与此相适应，腐败的泛滥则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在部分国家，腐败官员为了能够从公共项目中收取高额佣金，或者让自己的亲属承揽这些项目，暗中推动耗资巨大的政府工程。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期间，腐败官员与国际资本勾结，通过暗箱操作以低于实际价值几十倍的价格出售国有资产，并从中收取高额佣金，一些官员甚至自己成立“皮包”投资公司，几乎以资产价值零头的价钱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出售给投资者，从中牟取高额差价，此类现象不一而足。拉美著名作家VARGAS LLOSA曾经这样形容拉美的腐败：“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拉美，那个词不是自由，而是腐败，腐败已成为拉美政治
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
因此，“拉美陷阱”其实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了人均GDP1000美元时，未能有效预防两极分化而产生的社会不和谐现象。大量贫困人群的存在和严重的犯罪率是两极分化的恶果，腐败则成为两极分化的添加剂。故经济发展中如何避免“拉美陷阱”的问题，就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
必须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就巨大。目前已经到了并已超过人均GDP1000美元，而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也已经开始显现。例如，我国最低与最高收入的差距超过了俄罗斯。早在10年前的1994年，我国基尼系数(一种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达到了0.434，2003年达到了0.461，已经十分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数。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在不到20多年时间里，贫富差距发展之快，十分罕见。另据报道，1997年中国最低的20%的家庭户仅占全部收入4.7%，而最高的20%的家庭户却占全部收入的50.24%。这个收入差距已经超过美国。据美《商业周刊M994年报道》，美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4.4%，中国穷户仅比它多占0.3个百分点;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44.6%，中国最富户比它要多占5.64个百分点。可见中国贫富差距与美国相比毫不逊色。
此外，中国不同人群、地区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比较，最高的深圳与西宁比较，相对差为2.4倍，绝对差高达15481元;市民收入比较，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日益扩大。高低相对差由1980年的24%扩大到2002年的45%，扩大了1.88倍;绝对差由89元扩大到2852元，扩大了32.04倍;市民人均消费地区比较，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迅速拉开。东部比全国平均增幅高出1.39倍，而中西部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61～0.79倍，比东部地区分别低了3～2.18倍。东部与中部相对差扩大了4.09倍，绝对差扩大了32.5倍;中国城镇贫富分化表现，中国8.6%的富户占有60.47%的金融资产，已超过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拉丁美洲的比重。
与此相一致的是“三农问题”，由此导致的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和半破产境地，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在今年的两会上，不少代表和委员关注“三农问题”，其核心就是要预防“拉美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的发展，要想绕过“拉美陷阱”，解决农民问题是关键之一。此外，中国的腐败处于高发期，买官卖官猖獗，无论是腐败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发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两极分化。
因此，“拉美陷阱”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将防止两极分化纳入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策之中。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两极差距的缩小相联系。一切经济发展的举措都必须有利于缩小而不是扩大两极分化。
那么，怎么才能有效地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呢?当代发达法治国家，特别是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2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充分证明，民主和法治建设是防止和缩小两级分化最强大的力量。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些国家普遍加大了民主和法治建设。比较典型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韩国、泰国等，逐步地从集权专制国家向民主和法治国家转变。在民主和法治建设中，腐败现象受到了有效遏制，大量导致两极分化的腐败现象被揭露。。而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一种约束力量正在形成，统治者能够凌驾和超越于基本政治规范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亨廷顿为此将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这种现象称为第三次民主浪潮，这是颇有见地的。以此来反思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民主法治建设的意义同样不能低估。不仅因为中国缺乏民主法治建设的传统，而且因为民主法治的缺乏正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因此，防止和克服两极分化，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不能不将视野转向民主和法治建设。
二、和谐社会建设中民主法治作为“基础”的意义
超越“拉美陷阱”，建设和谐社会，基础是民主法治。
民主法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和和谐问题的出发点。为什么要提出和谐社会?就是因为有不和谐。而中国社会中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正是民主法治发展的不足。
和谐社会既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也包括人和自然的和谐。而从我国今天社会的现状看，人与人及人和自然的不和谐，都与民主法治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如以胡锦涛提出的五个和谐中的城乡和谐为例，就有一个制度建设的合理性问题。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城市居民一生下来就有各种保障，而农村居民就没有任何保障?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就写进了中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既然在法律上平等，那么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有平等的社会保障。与此相联系，城乡差别还引发一系列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合理。如全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人新校区的学生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元至1200元;再加上吃饭、穿衣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左右。4年大学需要4万元左右。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为此，有的专家指出，学费成了农民“不能承受之重”。而没有教育的公平就不会有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样的，人和自然的和谐，也有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比如，中国黄河长江的污染问题，黄河干流40%的河段水质为劣五类，基本散失水体功能，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近156亿元。特别是近年来，黄河污染事件不断发生，黄河中下游几乎所有支流水质常年处于劣五类状态，支流变成“排污沟”。2003年黄河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污染，三门峡水库变成“一库污水”，水库泄水“酱油色”;而从长江的500个水质断面检测点看，污染情况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水污染已威胁到用水安全。沿江一些城市在江边已不能直接取到符合标准的饮用水。数亿吨沿岸泥沙被水冲走，古森林急剧减少;长江里的白鳍豚、中华鲟、刀鱼等可能灭绝。专家预言，如果再不及时保护长江，10年以内，长江就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改变和扭转黄河长江的这种污染，最根本有效的途径就是进一步推进法制建设。除了尽快制定专门的流域法以外，应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强化环保部门的执法力度，使环境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成正比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不和谐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发展不仅推进了人们的贪欲，而且拉大了贫富差距，造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和谐，并引发其它社会不和谐。这实际上是把“拉美现象”普遍化、必然化了。其实，经济的发展和不和谐没有必然联系。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不和谐，根本原因在于规范经济发展的制度——法治建设存在着缺陷。都知道市场经济是法
治经济。但中国规范市场经济的制度，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从形式上来讲，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2010年前后将建成。但这仅仅是指部门法的形式。事实上，中国法律建设20多年，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界并没有搞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部门法的形式完备了，能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了吗?从质上来说，社会主义法治不仅是一个立法的问题，还包括守法、执法、司法和督法的各个环节。从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看，中国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建设是任重道远所远远不能表达的。比如，最近一轮年市前，不断披露的上市公司造假及其管理机制问题，不仅引发中国股市连续六年下跌，绝大多数股民被深度套牢，股市蒸发上万亿，社会上有所谓“远离毒品、远离股市”的说法，可见不规范股市对股民信心的冲击。最近股市走好，但各种政策和消息仍时不时冲击着股市，也冲击着股市的稳定。2007年6月30日国家上调印花税，导致股市一天暴跌160多点。中国股市是中国市场经济实质性法治建设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拿不出一个有效稳定的法治模式解决中国公司的规范化问题，中国的市场法治就无从谈起。而没有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及和谐社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本手段和基本的出发点是民主法治建设。这是因为，和谐社会中的其他内容，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民主和法治的发展。没有民主和法治的充分发展，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稳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同时，离开了民主法治，即使实现了公平正义，恐怕也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比如公平正义，封建专制社会也有，中国近代的杨乃武小白菜案，最后被纠正，一大批官员被处罚，就是一种封建的公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东京玫瑰”案、欧文·拉铁摩尔迫害案的平反昭雪，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和法治公正正义的表现。但我们今天要建设的和谐社会不能满足于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和谐，而是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有待于民主的和法治的充分发展。
不仅如此，我们也只有通过民主和法治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可能有多种，但唯有民主和法治建设才是根本有效的方法。从历史形态上看，民主型的和谐社会是当代世界的主流，也被人称为是“世界潮流”。在当代世界，不管经济、文化、民族传统如何，都没有也不可能排斥或拒绝民主和法治。而背离民主和法治的行为，作为一种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的做法，必然受到当代文明世界的唾弃。上世纪70年代上台的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由于国际形象不佳，自上台以后，只出过半次国，那是应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邀请前往访问，走到半途，马科斯就被推翻了，最后只好返回。可见世界之人心向背。
民主和法治与和谐社会的这种基础性关系，是中国人民从历史的苦难中得出的铁的教训。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人民就开始追求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但是，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实现民主和法治的理想。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曾深刻揭露当时所谓民主的现状：“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民国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新中国的建立，为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开创了良好的前景。但由于对民主法治认识上的错误，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民主和法治建设严重缺乏，使我们国家屡屡发生政治动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大大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法治建设被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并写入了宪法，成为我国各族人民一切行为的最高规范。这是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和动摇民主法治建设的理念。同样的，建设和谐社会，不是要在民主法治之外另创一种社会模式，而是要在民主和法治建设中，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社会不是远离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更不是不要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而是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和谐。我们必须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创造和谐社会，也只有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和谐社会。
再次，民主法治作为基础，通过它对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体现出来。我们不仅通过民主法治建设和谐社会，而且通过民主法治保障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仅应当有良好的制度，而且能够实现遵守制度的和谐。因为再好的法律、规则，最终还得靠人来落实。制度再好，人不遵守，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如我国的交通法规不可谓不细，但有交警和没交警就是不一样。同样的，我国《煤炭安全生产法》等有关矿山安全的法律很多，中央也三令五申强调煤矿安全重于泰山，但仍不时有煤矿事故发生，甚至有重大的煤矿事故发生。原因就在于制度的保障机制不完善。我们看到，2004年由透明国际评出的当代清廉国家，几乎都制定了极其严格和规范化的制度，而且这些制度在相当大的层面上都转化成了人们的自觉行为，甚至成了一种道德。比如舆论监督，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兄弟没有工作，贵为国家总理的施罗德不能出面为他介绍一个工作。德国某小城有个市长，白天当市长，晚上为人掏烟囱补贴家用。施罗德或那位市长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与国家权力有关，受到严格的舆论监督，他们想干也干不了。可见，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不仅要创造文明的制度，而且还要创造文明的制度能够被忠实遵守的机制，这都离不开民主和法治的保障。
从这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和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本有效的途径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标志。有什么样的民主法治建设，也就有什么样的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建设的程度，决定了我国和谐社会的状况。民主法治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始终立足于民主法治建设，并以民主法治为出发点。
三、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建设民主宪政
如果说和谐社会以民主法治为基础，那么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正是民主和法制的重建。但是，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发展并不同步。与20多年来法治进步相伴而生的腐败、贫富不均、社会风气败坏等却成为21世纪初年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为什么民主法治建设发展了，社会的不和谐社会反而加大了呢?
主要的或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政府推动型，即自上而下发生的。政府推动型法治的最大优点在于法治的社会普及程度迅速。但它也伴有一个天生的不足，即国家权力的约束滞后。政府可以推动法治建设，但政府难以实现自我约束。回顾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涉及国家权力约束的法治建设恰恰是中国法治建设最薄弱的环节。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约束正是法治的核心。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如果没有法治核心部分的进步，这种法治就是不合理的。
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应当实现某种转型。而要建设中国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不能再停留于一般的法治层面，必须走向宪政建设。宪政是法治的核心。法治建设应当深入到宪政建
设。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法治建设转向宪政建设不仅是深化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从历史上看，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2300多年前，古希腊的先哲如毕达库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中国古代的韩非等都提出过法治的思想。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也都留有法治的痕迹，并为人们所称道。但这些法治与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有明显的区别。古代的法治是自觉型的或道德型的，因而缺乏法治实施的制度保障，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良法受到普遍遵守的法治目的。事实上，即使是古代历史上法治最好的时候，仍然是人治保护下的法治。而一旦撤去了人治的保护，就不再有法治。所谓“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很典型地构划出古代人治型法治的特点。明代元辅张居正倾毕生之力，试图革新腐朽低能的文官体系，但一朝仙逝，十年心血即随之东流，保存下来的政制没有几项。生前他可以用实权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个人面对制度的软弱，从他死后不到两年即被抄家一事中，足可以看到古代法治的缺陷。
近代以后，以宪政为目标的宪法政治开始出现。此后，统治者之依法不再是道德要求，而是一种法律约束。宪政是控权政治。宪政控权必然包含限权，但这是一种以人民主权为前提的限权。英国革命后，连“威廉和玛丽都不可能否认他们的王冠是国会授予的”。同古代法治相比，宪政最大的优点在于克服了古代法治的任意性和主观性，找到了实现法治的最佳途径，使法治成为一种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国家体制，并使它同时成为法治的最高形态。几千年来，人类为解决社会的和谐，想出了各种办法，有依靠圣贤德性的人治和德治，有宣扬暴力的武治，有求助信仰的神治以及依法而为的法治，最终通过法治选择了宪政。因为宪政以外的一切政治形态包括传统的古代的法治都存在缺陷。大卫·休谟一反历史上关于政治家是追求公益的道德人预设，指出：“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该制度中的若干制约和监核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假定为是一无赖，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的”，并说：“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箴言”。这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宪政基础。不难发现，宪政的突出特点就在于找到了克服法治败坏的良方：“野心只有用野心来对抗”，权力只有用权力来制约。这是孟德斯鸠和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核心思想。也是现代法治之区别于古代法治的本质内容。因此，法治建设之所以要走向宪政建设，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时，法治之走向宪政，是法治在民主政治下的逻辑要求。宪政是实现民主政治、法治和权利保障，建立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的最完美的制度保障。宪政首先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必须有权力制衡加以保障。因此，宪政就是限政和控权政治。限政和控权政治就是通过权力约束限制政府权力，使政府权力严格受到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的约束。宪政的基本内容一是强调政府权力行为的合法性。二是强调政府权力行为的受控性。合法性强调政府的权力必须有民意的支持，在民主政治下，只有体现民意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政府权力的受控性是指政府权力必须能够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支配。只有当国家权力被严格纳入到法律的支配之下时，和平的治理和权利的保障才有可能。因此，宪政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基础、致力于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消除国家行为专断性的政治行为方式。而民主基础上权力制衡达到的权力受控状态就是和平的治理。和平治理是权力制衡的结果。没有权力制衡就难以保障和实现和平治理。一切专制政治都谈不上和平治理。
法治必须走向宪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从1516年《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算起，迄今约500年。毫无疑问，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严重挫折。但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受到挫折的原因，理论界却普遍忽视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即宪政建设。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马、恩当年关心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但这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就不要宪政。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看，社会主义应当也内涵着宪政的要求。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性的社会性，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但他们又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这实际上肯定了人性有恶的一面，而这正是宪政的人性基础。同时，马、恩也充分注意到了国家权力滥用的可能。“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怎么克服这种权力滥用的可能呢?马恩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对巴黎公社制度创造的肯定和高度赞扬，显然是马克思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下权力滥用的设想，如普选制、罢免制、低薪制、监督制和废除常备军等等，特别是马恩对无产阶级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由人民公仆向官老爷蜕变的担忧，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想到要约束国家权力。此外，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文明的当代形式，也应当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采纳。正如汤因比所说：“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更高形态的社会文明，理应包容历史一切优秀的社会文明。还因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从这些意义上可以说，实施宪政，防止权力的滥用，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
必须指出，社会主义之必然包含宪政，还与宪政的性质有关。宪政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民主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是专制社会，就必须走向民主宪政。没有宪政的法治是败坏的法治，而败坏的法治必然走向专制。正如美国法学家麦基尔·韦恩所说，宪政就是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法治和人治，宪政和专制的对立，是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主线。不搞法治就是人治，不搞宪政就是专制，在宪政和专制之间从来就没有第三条道路。而没有社会主义宪政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根本不可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应当坚持宪政的方向，并完全有理由将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得更好。
四、结语
超越“拉美陷阱”的途径有多种，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宪政建设。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通过宪政。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排斥民主宪政。宪政的缺乏是当代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应当回避宪政。150年前，马克思曾充满激情地预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经过一个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别是苏东欧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我们终于发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秘密就在于民主宪政之中。宪政不姓资，资本主义可以搞宪政，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搞宪政。宪政是当代法治文明的集中表现。超越“拉美陷阱”，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因为，只有在宪政中，社会主义民主与和谐社会才能可能;也只有通过宪政建设，真正有效地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两极分化，从而真正实现“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稳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
作者：蒋德海
第三篇：儒家“和”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摘 要]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有丰富的“和谐”思想，儒家“和”思想内容丰富多彩，主要体现于“天人合一”、“守中尚中”、“有容乃大”之中，因此，对儒家思想蕴涵的和谐思想加以新的诠释和发掘，从中吸取思想精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儒家 “和”思想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有丰富的“和谐”思想，因此，对儒家和谐思想加以新的诠释和发掘，从中吸取思想精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儒家“和”思想的内容丰富多彩，笔者以为这一思想主要体现于“天人合一”、“守中尚中”、“有容乃大”之中。本文拟就儒家“和”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构建作一探究，以期匡正。
一、“天人合一”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关于“天人合一”的认识体现了人与宇宙自然的整体性关系，所谓的天地人“三才”、天人之际、天人合德，说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平衡有序。儒家“天人合一”，体现了“和”的基本精神。
第一，“和谐”精神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基本特征。孔子的学生有子提出“和为贵”的命题，就是认为和谐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对“和”的思想有较为系统阐述的是子思，他在《中庸》中阐述了“诚”是贯通天、人的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源，是天、人合一的桥梁和纽带，认为天的意志和命令就是天赋予人的本性，而“诚明”是修养方法，“至诚”是“神”、“人”合一的境界。他在坚持“心性”与“天命合一”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和”的范畴，对“中”、“节”、“和”的范畴进行阐释，形成完整的“中和”思想。子思认为，喜怒哀乐之情尚未彰显之时，称之为“中”，它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如果喜怒哀乐之情得以彰显，很“中节”即有一定的“度”，就是“和”;“节”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最佳配合方案，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不偏向任何一个极端而又同时包含两者，称之为“和”。“和”的基本含义就是和谐、平衡、恰倒好处、过犹不及，“和”是天下的普遍原则。儒家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这就是所谓的“和”。正如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只要组织内部和谐，上下齐心合力，就能无往而不胜。在“天——地——人”中，“人”具有最高的地位;同样，在“时——利——和”中，“和”具有最高的价值。在这里，儒家“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得到充分的展现，其和谐精神在当代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方面上。可见，儒家的和谐精神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儒家之“和谐”理蕴表现于三方面。一是自在的“和”，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郭店楚墓竹简》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以德为核心阐述了德善相互不离，人道与天道会通合一的“和谐”思想。《中庸》以“中和”精神表现了自然而然的“和谐”境界。二是相融的“和”，互相融合、吸纳的“和境”。主要表现在阴阳互动关系上，以及孟子提倡的政治“人和”上。三是相生的“和”，和则生物，产生新事物。《周易·乾》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天道变化，万物各端正其性命，各事物的性命差异便成冲突，有冲突，需要保合太和，合是冲突的两性和合，是心性的合一。《周易·系辞下》又指出“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提出从阴阳刚柔的和合体认中把握天地万物的原则和属性。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则反映了产生新事物的条件，即存在差异性才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差异性是事物的个体显相和具体表征，而统一性则是事物的和谐、圆融之共性。宇宙世界是和谐圆融的整体性表征，也是个体差异的和合有序、和谐统一的展显，即在事物的动态张弛之间表现出一种平衡与和谐有序的自然状态。儒家这种和谐精神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世界是具有规律性和规范性的世界，社会也是有规范性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要遵循人伦道德、社会秩序。社会的完美境界，就在于和谐有序、圆融一体。因此，儒家的“和”思想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三，从国家政治的角度上看，儒家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本东京大学著名的比较哲学专家中村元教授指出：“全体人类的世界哲学的形成，须在世界和平与世界共同体的出现，并且在完全平等基础上各民族哲学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实现”。而世界和平说到底就是世界人民之间的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提倡“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对于重新唤起人们对和谐社会和社会伦理意义的注意，推进世界民族的和谐相处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守中尚中”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守中尚中”是“中和”思想的集中展现，是一种中庸之道的方法，具有认识论的意蕴。从《中庸》对“中和”的论述来看，儒家是崇尚中道的，注重事物的平衡有序。《中庸》认为只要符合道德规范、平顺和谐，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万物就会自由的发展和繁荣。这一思想，一方面包含一种“中道”的辩证法观点，另一方面也蕴涵着自然、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基本精神。这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有现实意义。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中庸作为道德境界而言，是美德，是至高无上的，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这里，孔子把“中庸”视为道德层面的至上境界，并认为只有君子才具有“中庸”特质，“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中庸》)，具有价值判断标准的意思。实质上，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包含着道德内容，也包含方法内容，但是孔子对此未作多的阐述，而真正发扬孔子“中庸”观点是子思。子思对“中庸”观加以继承和发挥，系统地阐述了中庸之道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内涵、内容和实现途径，并提出了“诚”的范畴，把“中庸”这种方法论原则提高到了世界观的高度，“中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认识论，并对孟子和宋明理学产生了影响。“中庸”提倡君子尊崇天赋的性理，同时讲求学问而致知，使德性和学问臻于博大精微的境界，而又遵循平常的中庸之道，由此形成的“中庸”思维，成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安身立命之道。人们以“中庸”为原则，重视自我心性修养，实现精神境界的飞跃。
可见，“中庸”思想把人(社会)和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整体，主张其和谐统一，避免了极端个人中心主义;把伦理学和认识论紧密相结合，主张其辩证统一，使其和合有序。因而，具有不偏不倚的科学观念，可以避免认识上的一向性，人与人相处关系的过激性，人与自然的对立性。中庸之道的认识方法、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可以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一种“中和”的视角，提供“中庸”(所谓不偏颇不倚求其中的态度)的评判事物的标尺，从而避免厚此薄彼，只顾“一手抓”而忽视“两手抓”的现象，这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一定参照意义。
三、“有容乃大”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儒家“和”还表现在“有容乃大”上，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的是宽容的胸怀，德才能变得强大起来，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因为，“有容才有异，有异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选择，有选择才有进步”。儒家的“和”思想具有的“有容”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宽容、理解、博爱的胸怀。在中国哲人思想世界中，整个宇宙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并表现出“有容”的“整体的和谐性”、“有序的对称性”、“和合的协同性”特质，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这是儒家之“和”蕴涵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发扬“有容乃大”的精神。
第一，“有容乃大”精神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动力。构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实现其目标难度较大。人们如果没有博大胸怀，是难以以实际行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因此，树立“有容乃大”精神，注重心性修养，心系国家、社会和天下的安危，“先天下之忧而忧虑，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实际行动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作好“五个统筹”的工作内力和外力的统一。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搞好“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发展。因为，“五个统筹”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反映了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五大方面的矛盾问题，如果没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决心，不能打破国家、地区等区域的限制和行业领域差别，就难以化解工作中的存在矛盾问题，就难以真正实现“五个统筹”。从内力而言，以学习者的“心”不断学习和内化，“海纳百川”地吸取一切文明成果，加强修养，提高驾御各种工作的能力;就外力而言，就是要有宽广视野，以开放的“心”来加强交流与协作，打破国家、地区、等区域的限制和行业领域差别，有效开展工作，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三，“有容乃大”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自然界是一切生命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人类在推动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而要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四，“有容乃大”的精神，有利于加强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精神与人生道德修养是紧密相联系的，并直接影响人生道德的修养。儒家十分重视通过心性的修养，实现身心的和谐，而达到“善”的境界。“有容”是良好的道德情操和思想修养，它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表现，所谓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与于人”(《论语·颜渊》)，实质在于塑造“有容”精神。“有容乃大”的和谐精神，为认识社会，认识人本身，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对认识当代社会发展、人与生态环境和谐的关系，以及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集中体现于“天人合一”、“守中尚中”、“有容乃大”的儒家“和”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儒家“和”思想彰显着人们关注宇宙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共存，展现着世界和谐相处的平衡状态，体现人们追求和睦、和平的圆融景象。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期，对儒家的和谐思想，加以新的诠释和发掘，努力地把握儒家“和”精神——“天人合一”精神、“守中尚中”精神、“有容乃大”精神的内在意蕴和时代精神，从中吸取精华，从理论上客观认识“和谐”世界，正确处理“和谐”关系，在实践积极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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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张立文主编.和境——易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作者：黄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