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统计评价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忽视和谐统计。在和谐统计之中，公平作为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本文就在公平前提下构建和谐统计试做简单分析。【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统计公平通过对《经济法》的研读，下面我就结合统计工作问题来探讨公平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和谐社会统计评价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和谐社会统计评价论文 篇1：

性别统计意义及路径分析

摘要：性别统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性别平等事业发展与进步的直接体现，它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建立和完善性别统计制度，提出其实践发展的具体路径，进而改进我国的统计工作，是目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具体做法包括增强性别统计的法律依据、完善性别统计的指标体系、提高性别统计的分析能力、加快性别统计数据库建设和编印相应资料手册等。

关键词：和谐社会；性别统计；路经分析

性别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其核心内容是性别之间在数量、质量和发展状态上的协调，而性别统计正是测量、表征性别和谐状况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方式。建立和完善性别统计制度，明晰推行性别统计的重要意义，提出其实践发展的具体路径，进而改进我国的统计工作，满足国内外对分性别统计数据的需求，是目前政府与学界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国外性别统计的发展沿革

性别统计是随着性别主流化进程和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而逐渐产生的，世界范围内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也对此起了一定推动作用。197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首次认可了妇女统计的重要性，号召各国政府重视妇女统计资料的生产，要求联合国统计事务组为妇女汇编和监测家庭主要类别的指示数字。1985年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妇女大会，首次提出性别主流化的概念，重申各国政府应重视妇女统计资料的生产，由妇女机构储存和提供妇女统计。这次会议标志着妇女统计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重视。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要求各国政府加强性别统计工作，把性别统计纳入官方统计体系，在權利和决策、劳动和经济、暴力和犯罪、健康和残疾等方面改进分性别统计的概念、定义、分类、测量和数据收集，生产和发布按性别分组的数据和信息。

从1993年开始，联合国连续出版了《世界妇女状况(1970～1990)：趋势与统计数据》、《世界妇女状况1995：趋势与统计数据》、《世界妇女状况2000：趋势与统计数据》及《世界妇女状况2005：统计中的进步》，反映了两性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活状况，审查并分析了国家在与社会性别相关的关键性社会经济领域收集与报告分性别数据的能力。1998年，联合国建立了妇女指标和统计数据库，全面收集了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有的性别、人口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详细统计数据。在联合国各种统计中，社会性别统计已成为重要的统计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在《人类发展报告》中纳入了性别发展指数和性别赋权指数，用以衡量人类发展中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并进行国家排序。2000年联合国又召开妇女问题特别联大，促请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履行对提高妇女地位所作的积极承诺，同年联合国首脑会议签署的《千年宣言》，把促进性别平等、赋予妇女权利列为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立法、政策上全面纳入性别主流化，出台了性别平等法、实行了性别预算、建立了性别平等机构，以此推进性别平等化进程。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性别统计指标和数据从无到有、从缺乏性别意识到性别敏感、从被排除在国际发展目标之外到被纳入联合国指标体系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性别统计逐渐为各国的统计机构所接受和应用，并从传统的妇女统计方法逐步向现代的性别统计方法转变。

二、我国性别统计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性别统计发展现状

国家统计局在有关研究报告中将性别统计解释为：“性别统计是分析、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种统计方法，它是从性别角度，描述、分析、研究、判断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通过对比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权力、作用和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性，进而找出解决男女不平等发展的方法，推动两性和谐发展、共同进步。性别统计不仅要求提供妇女和男子之间一般的对比数据，而且还要保证对妇女和男子的社会参与率和贡献率做出正确的测算和评估。”

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提出：“要加强妇女发展综合统计工作，增设分性别统计指标，建立和完善分性别数据库。做好信息收集、整理、反馈和交流工作，分析妇女发展现状，预测趋势，评估实施效果，为制定规划、科学决策提供依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出版了《中国社会的男人和女人：数据与事实》，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四川、上海等省市较早编辑了《性别统计手册》，这些标志着我国性别统计制度的初步形成。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性别统计重点指标目录》，要求建立和完善性别统计报告制度，及时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性别统计数据的收集、上报工作，做好统计数据的整理、汇总、分析工作，建立和完善性别统计数据库。

几年来，我国性别统计工作能力逐渐增强：国家和地方两级设置了专门的性别统计机构和人员，形成了统计部门与性别研究机构的稳固合作关系，构建了以“妇女发展纲要”目标监测为核心的妇女发展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建立了定期编制、发布性别平等状况数据的工作制度。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性别统计资料作为解决性别问题的有力依据，不是要把常规统计指标分出男女类别，而是要基于性别意识认识社会发展中各种性别差异问题。1995年以来，在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性别统计工作逐步发展起来，但由于性别统计尚未纳入国家统计法制范围，性别资料与数据的经常性统计和阶段性调查依然缺失，全国最具权威性的《中国统计年鉴》还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章节来系统地提供性别统计资料，专项性的性别普查也没有组织过，劳动就业、教育卫生、政治和社会参与等诸多重要领域的统计仍然缺乏必要的分性别指标、无法保证性别统计数据的定期收集，以上这些因素对准确分析我国男女平等与发展状况十分不利。

我国性别统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还没有建立一个负责性别统计工作的专门机构；国家统计局与有关部门的性别统计工作协调机制还有待改进；数据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协商对话机制没有建立，生产与需求相脱节；缺口数据的抽样调查制度尚未有效建立起来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性别统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一些重要的、具有性别敏感的指标数据出现缺口，如时间利用分配、家庭暴力、妇女贫困、分性别收入等。目前，我国性别统计资料的缺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指标：人口、就业、婚姻与家庭、收入和财产、教育、卫生与保健、社会参与、犯罪与被侵害、生活时间分配等。性别统计缺口的弥补，还有待于长期艰苦的工作，从现在开始做起，不断积累、

不断丰富，而这对政府的决策管理和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

三、推行性别统计的积极意义

利用系统化的性别统计资料、指标和变量，进行统计生产、数据发布和检测评估，能够为各级政府进行科学决策提供支持，为社会各界进行妇女和性别问题的分析研究提供服务，为加强妇女状况的媒体宣传和舆论导向提供信息。

(一)性别统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性别平等的最基本内涵是男女两性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性别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别偏见和歧视，保证男女兩性平等地享有发展的权利、机会和资源，平等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性别平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性别统计能够反映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状况、取得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进而能够据此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促进男女两性的协调发展，避免性别差距的扩大，从而营造一个重视和善待女性、促进男女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这也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性别统计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性别歧视剥夺了男性或女性使用资源、享受公共服务或参与生产活动的权利，影响着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性别之间的再分配，进而影响人的发展和不同性别的平等受益。性别统计通过观测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男女两性地位、资源和机会获得的状况，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中的性别问题进行评价分析，从社会各个层面展开对两性生存与发展状态的人文关怀和学术研究，进而防止和纠正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模式和举措。同时，女性不仅是性别二元构成之一，还在生育和抚养后代中具有极其重要和显著的地位与作用，对于人类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

(三)性别统计是中国性别平等事业发展与进步的直接体现

性别统计作为衡量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地位、权力、作用和发展状况的尺度，以分性别的统计数据来体现我国在履行国际公约、执行承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在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两性和谐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最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保障人权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是中国性别平等与人权发展不断完善与进步的最直接体现。

(四)性别统计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性别统计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量化数据作为统计结果的重要构成，不仅能够更有说服力地把过去潜在的社会地位性别差异显现化，而且能够为后续的对性别理论假设的检验提供必要的实证支持，有效地提升性别研究的科学有效性和学术权威性。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发展规划提出了“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主张，这一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通过性别统计和数据分析，可以有效监测妇女地位发展和变化趋势，增强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以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有限的资源在性别之间的合理配置，更好地保障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权益。

四、推行性别统计的路径分析

通过统计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中国的性别统计取得了很大进步，工作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缺少法律规定、性别意识不强等因素的存在，性别统计工作仍需大力推进。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推行路径建议。

(一)增强性别统计的法律依据

改进性别统计不仅需要制度保障，还需要政府高度重视、部门密切合作，更需要企业及中介机构的积极参与。应将性别统计制度和内容列入《统计法》，明确国家和有关部门在社会性别统计中的职责和义务，建立健全社会性别统计数据质量监控和评估制度。建立社会性别统计的普查制度，将性别统计工作与各级政府统计年报工作一同布置，定期收集性别统计数据，定期发布统计结果。

(二)完善性别统计的指标体系

将国际上通行的性别统计概念和方法引人常规统计体系，各部门、各行业所有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统计指标都应纳人性别统计。进一步规范各项指标的统计口径，建立与国际指标比较的参照系，确定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健康、家庭等领域的性别统计核心指标和关键指标，开展年度发展状况的比较，并将其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常规统计之中，推动性别统计的制度化、经常化。

(三)提高性别统计的分析能力

必须增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在公共管理决策和服务中的性别意识，提高有关工作人员利用数据进行社会性别分析的能力。统计部门应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培训人员队伍，开展业务指导，定期进行统计分析，提出对策建议。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性别分析技术和手段，实行性别统计的网络直报，准确、直观、系统、动态地反映妇女发展规划的落实情况、实施成果及存在问题。

(四)加快性别统计数据库建设

各级财政应加大投入力度，尽快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各级性别统计数据库，逐步实现数据系统的资源共享。要挖掘各种社会资源，开展专项调查，填补缺口指标数据，加强对统计数据的生产和研究利用。还要适时建立性别检测评估系统，完善监督监测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科学规范的评估方案，确定监测的指标、方法，收集监测的数据，开展阶段性评估，形成统计监测报告。

(五)编印性别统计资料手册

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个国家编辑出版了性别统计资料。在国家统计局的指导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下，我国各省区也都陆续印发了中、英文版的《性别统计手册》。性别统计资料的出版是对国际倡导和国内需求的最好回应，能够大力宣传统计法律法规知识、提高全社会依法统计的意识，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宣传我国在妇女事业发展和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有助于国际组织、双边机构与我们开展有针对性的项目合作和培训交流。

责任编辑：姚佐军

作者：谢 慧

和谐社会统计评价论文 篇2：

公平铸就和谐统计

【摘要】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忽视和谐统计。在和谐统计之中，公平作为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本文就在公平前提下构建和谐统计试做简单分析。

【关键词】和谐社会 和谐统计 公平

通过对《经济法》的研读，下面我就结合统计工作问题来探讨公平问题。我们不能遗忘古往今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构建和谐社会。

在这构建和谐社会之路上需要构建各方面的和谐，在统计方面，需要求真务实、服务社会。只有当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和谐社会才有可能构建，和谐统计才算是成功。在统计工作中，公平的主要内容可以落实到具体的统计指标上，如用“基尼系数”反映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目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在这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统计工作中出现了统计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统计工作时常受到干扰，统计数据质量受到质疑，统计调查对象的配合程度下降等一些亟待解决的不和谐现象。作为政府管理的子系统，统计部门如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如何为构建公平的社会服务？各种问题的出现都需要我们创新思路，从统计工作的内外环境着手，以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强化和谐统计的创建，进而为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服务。在充分肯定民法公平在市场经济流转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必须认识到，民商法的公平观仅仅是形式上的，停留在微观层面。社会的发展使民法无力克服由于自身缺陷而产生的难题。经济法采取一种更加务实的切入点，追求更接近正义的公平。经济法的公平是在承认社会成员个体差异，地区发展不绝对均衡，着眼于现实差异的公平。公平，在此我们所说的公平应该是制度、规则和习惯的公正、合理和有效。它的核心内容应包括：第一，产权是否充分明晰界定，每个人的财产占有关系是否平等；第二，资源配置机制是否有效，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信息机制和决策机制是否均衡、公正、有效；第三，由伦理、道德、文化模式形成的习惯是否有助于提高效率。

公平，作为人类法律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其内涵却随时代发展而衍变。然而经过统计体制的检验，却很少有统计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存留下来。统计体制呼唤公平的垂直管理。若未来达到公平，统计求真就需要创建综合考评体系。

为创建和谐统计，需要加强统计基础建设，夯实和谐统计基础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统计系统内部和谐，力争做到公平在每一个统计人、每一个统计课题中凸显出来。

首先，积极稳妥地推进统计管理体制改革。针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统计管理体制改革，积极为调查队改革创造有利条件，确保改革后能够在公平的前提下，使调查队的生存力和人员待遇不受影响。其次，加强统计人员培训，强化队伍建设。在公平的前提下，采用多种途径稳定队伍、优化机制，加强培训，努力提高统计干部队伍素质，进一步增强全体统计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乡镇基层统计人员的信息化水平。最后，加强统计文化建设，活跃和谐统计氛围。针对统计系统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任务重，人手少，待遇较差的现状，在公平的前提下，通过开展统计干部群体性的体育活动、统计文艺表演、主题演讲比赛、统计业务知识竞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活跃统计系统内部工作氛围。

《统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是一切统计行为的准则，是做好统计工作的可靠保障，必须努力建立健全与统计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统计法律制度，加强依法统计，使统计数据在立法、执法、公平中得到净化。建立一支精通统计执法业务的执法队伍，规范统计执法行为，开展全天候的统计执法，做到统计行政执法制度化、经常化、程序化，严肃执法，维护统计法的权威。加强统计普法宣传，积极营造诚信统计的社会环境。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强化社会各界的统计法制观念。通过普法宣传教育，提高统计人员和社会各界遵守统计法的自觉性，为依法统计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要加强统计指标和方法制度的宣传力度，普及公众的统计常识，提高社会各界对统计工作的关注程度。

加快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完善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抽样调查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减少全面报表制度，以灵活多样的调查方法，跟踪观察复杂多变的统计对象。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能够反映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统计指标体系，以高质量的统计数据客观、准确、全面地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的状况，尤其是要科学准确反映和监测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增长方式转变的进展情况，全面反映社会结构变动、人口流动和教育、医疗、社保等状况，客观反映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进展情况，描述和谐社会的目标及其实现程度。通过收集和审核基础工作，采用数据评估、下算一级等方法，多层面多角度把握统计数据质量，切实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和公信度，维护统计数据的权威。丰富统计产品载体，采用统计分析、统计刊物、统计信息网、统计新闻发布等形式宣传统计成果，要在反映和谐的发展格局、和谐的社会事业、和谐文化、和谐的社会关系及和谐体制机制等方面形成系列统计产品，充分反映和谐成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伟大而长期的任务，构建和谐统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远目标，构建公平前提条件下的和谐统计更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问题。公平铸就和谐，和谐凝聚力量，力量成就伟业。

参考文献

[1]赵毅.西藏地区经济和谐程度实证分析[D].华东经济管理, 2009(10).

[2]李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的加权TOPSIS方法研究[D].企业家天地（下半月版）,2009(6).

作者简介：何聪（1990-），男，四川成都人，中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土木工程方向；汪鹏飞（1990-），男，湖北黄石人，中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土木工程方向。

作者：何聪 汪鹏飞

和谐社会统计评价论文 篇3：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述评

摘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当前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研究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政府职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统计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经验和启示等。根据研究现状，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在新的内涵上，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观点；述评

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苏联，苏联受到新科技革命浪潮冲击和外国通过调整发展战略而获得振兴的影响，提出了生产集约化方针，要求社会生产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用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成果。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发展道路过渡，并规定在1990年前实现这一过渡。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末期，针对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并实施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跨世纪的奋斗目标，关键要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进行了研究，综述和评价这些研究观点对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若干研究观点的综述

自从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来，经济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使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的范式，对经济增长及其转变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从近年来研究的情况看，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

(一)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涵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1997年提出已经进行了十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为此学术界针对新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进行了研究。刘世锦对中国“低成本竞争”模式形成的背景和特征以及已有增长模式面临的转型压力与有利条件的分析，提出了增长模式转型的概念，认为增长模式转型具有多重涵义。他认为通常人们较多使用的“增长方式转变”所强调的是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等。增长模式转型也具有这一涵义，而且应当放在突出的位置。增长模式转型的第二重涵义，是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第三重涵义是适应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调整。从增长模式转型出发，他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实施的五大战略：扩大内需战略、自主创新战略、资源节约战略、稳定增长战略、金融改革战略。卫兴华和孙咏梅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基础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和优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增长目标的实现。刘伟从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新阶段的新情况出发，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进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特殊的发展命题和改革命题。处理这种特殊的命题，重要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本又在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是使效率提高成为增长的首要动力，以效率为持续增长的首要动力，需要处理的重要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因为在一定条件下，效率与公平之间往往会存在深刻的矛盾。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则应根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相应措施，以更妥善地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吴敬琏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服务业是源泉，纵观工业化先行国家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除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高效率的源泉，那就是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加快科学技术进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张卓元认为内涵不限于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而是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重要内容，为此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张立群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经济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

(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点问题的研究。程选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认为资金短缺、劳动力过剩、地区经济结构不平衡、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四个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臧跃茹、刘泉红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生产力水平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受工业化阶段、二元结构体制约束，同时与转型经济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困难及复杂性。要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为主要途径，大力发展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技术产业，积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顾海兵认为目前中国品的利率刺激了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剧了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进一步显现，影响了资金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了不利影响，认为我国多年来的欠发展型经济增长只注重量的积累，却不注意整体的协调发展，造成了能源、资源、原材料的高度消耗使得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无法持久，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效率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强；政府干预过多、政经结合过密，不利于经济的顺利转轨；社会问题凸显，国家经济安全水平正在下降。

(三)关于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洪银兴认为经济转型包括三个层次：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内容的社会转型、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新型工业化为内容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是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杨青认为对中国这

样的转型国家而言，应从制度创新人手，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保证，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黄莉研究了市场机制缺位下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换权衡，通过分析现阶段政府和企业为什么存在“粗放”偏好、政府和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边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市场价格机制何以扭曲等问题，认为应当将政府资源配置量控制在适当水平，推进政府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曾世宏认为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呈现粗放式特征，并出现逆转现象。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宏观角度看是政府管理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从微观角度看是市场机制不完善，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不能形成硬预算约束；从中观角度看是收入分配出现严重不公，社会总体消费需求水平层次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完善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各种约束与激励机制。

(四)关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本路径的研究。于永达和荣飞从集聚优势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认为集聚优势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发展战略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处于科技立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尽快转变增长观念，从比较优势战略向集聚优势战略过渡，顺利实现经济增长的跨越式发展。陈其林从中国结构变动与经济运行的双约束型特征出发，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认为目前我国经济的双约束型特征较为明显。由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固有的内在机制的作用，在平稳发展、缓解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弥补制度缺损是理顺这一矛盾关系的途径之一。侯亚非、王金营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分析，认为我国劳动力资源整体素质差的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推动未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刘学侠认为，当前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为特征的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快速增长的瓶颈，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要改变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局面，应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投资与消费双拉动。高峰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若干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既决定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也决定了增长方式转变的特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遵循一条二元路径，即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举，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提高资本生产率并举。蔡昉认为转变增长方式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一系列发展政策的调整和激励机制的改革，把发展战略转到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上，把增长方式转到具有可持续性的轨道上。

(五)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政府职能研究。一些学者从政府在经济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出发，认为政府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离不开政府转型。吴敬琏认为政府控制着大量资源，出于政绩考核和税收的考虑，会偏好发展税收高、GDP成效明显的重化工产业，加上其依据的西方过时的工业重化的结构演进理论，造成了各地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一窝蜂的重型化。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唯一出路在于政府转型，吴敬琏最后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建立有限政府，二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更多地依靠总量政策调节。杜传忠认为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塑造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有利于塑造效率主导型投资机制，提高资产配置效益，有利于提高技术进步水平和技术利用程度。为此，需要重塑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把企业塑造成自主创新的主体；完善价格体制，使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要素成本状况；还需要制定与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张卓元认为政府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中，政府拥有过多的资源，继续充当许多地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主角，严重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由于政府过多介入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使其应履行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大大弱化，出现了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和缺位，影响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我国经济要实现长期持续较快发展就必须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转为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即从主要依靠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在这个背景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要求政府变资源配置的主角为公共服务主角，切实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

(六)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结构调整研究。有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关系以往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常修泽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产业依托，因此应做到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推进工业内部结构调整的进程；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第二类主要研究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中又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的调整上。吴敬琏认为重化工业是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地方政府发展重化工业主要是基于GDP政绩考核的需要，而重化工业的发展使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低下。吕铁和周叔莲从中国制造业内的重点行业的经验分析中认为除了数量上的工业化以外，工业内部结构的升级也很重要，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工业结构升级将成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工业结构演化的过程中经历了重化工业、高加工工业、技术集约型工业这三种类型的演化。这三种类型的工业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发展，但工业结构的升级方向和主导趋势是技术集约化。

(七)关于经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统计评价研究。从近年来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来看，学术界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定性研究，而且也进行了定量研究。在定量研究方面主要进行了经济增长方式统计评价的指标体系研究。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统计评价的指标，理论界通常采用三种方式建立指标体系：一是单一指标法。运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全要素增长率这种单一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二是要素贡献法。依据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丹尼森提出的增长因素分析方法，计算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据要素贡献率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是综合指标法，依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综合评价。总体来看，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综合评价是一种主流的方法。但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涵的理解不同，所建立的指标体系是不同的，总体上来看指标体系有两类；一是从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传统理解上建立指标体系。吕铁、徐寿波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依据粗放和集约增长的特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考虑两大类指标：宏观指标和微观指标，而每一类中又从主体指标、辅助指标、参考指标三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顾海兵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分为四类：按照经济增长的成本或要素可以分为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经济增长的结构可以分为投资拉动型与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经济增长的体制可以分为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经济增长的本质可以分为发展型经济增长与欠发展型经济增长方式。按照四类含义分别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并给予不同的权重，衡量各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八)关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中国启示的研究。王振中通过对国际研究成果的比较认为，重化工业的发展与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无关，日本经历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并没有必然的与高能耗、高污染相联系；信息化也同样会给环境带来压力，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消费也存在污染。在此基础上王振中认为，要想尽快扭转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必须在理念、价格机制和激励机制方面进行深入改革，这三者缺一不可。高峰研究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基本规律及其结构变化，认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对中国的启示是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有意识地促进与之相关的结构变化。在微观上，必须加强企业对提高资本生产率的重视，通过技术创新和改善组织管理，最大限度地节约生产资料，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从宏观上促进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向有利于提高要素生产率的产业结构转变。景跃军通过美、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比较，研究两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差异和成功经验，认为我国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并伴之以适当的国家干预。

二、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的评价

从实践上来看，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内涵和现实特征，从而确立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和阶段相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和思路，并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措施，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理解过于传统，仍然固守在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狭隘认识上。二是没有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去认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三是没有从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特征去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因此，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从以下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在新的内涵上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尚且处于起步阶段，针对那个阶段依靠投入的增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特征，我们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问题。“十一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内涵已经不限于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而是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结合理论界的不同认识，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经济增长中的要素组合关系、动力源泉、运行机制、产出方式和效率水平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因此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从新的内涵上来研究，并依据新的内涵确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与政策。

(二)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3084.8亿元，经过调整之后的GDP增长率达到10.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3070.4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87046.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72967.7亿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2.6％、47.5％和39.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4040元。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矛盾也不断加剧，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增长速度，而在于增长质量，也就是经济发展的方式问题。按照钱钠里的标准，我国当前人均GDP为1700美元，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也进入到了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期，这一时期既是经济的“黄金发展期”，也是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期”。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研究的问题有：从经济增长机制转变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粗放和集约程度，从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角度研究传统工业化向现代新型工业化转变，从经济增长动力源泉转变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由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向要素使用效率提高的转变，从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优化程度，从经济增长产出方式转变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由资源高消耗型的产出方式转向资源节约型的产出方式转变，从经济增长体制转变的角度研究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向市场导向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从经济增长环境因素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程度的转变，从经济增长结果分配状态转变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

(三)从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特征出发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一般的经济增长而是一种特殊的转型增长，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统一于一个过程，形成了“双重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为了广义经济转型的一个方面。经济转型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转型仅仅是指经济体制的转型，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广义的转型则包括：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在此背景下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规模扩大型的经济增长向现代效率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工业化向现代新型工业化的转型。在这个广义的转型过程中，体制转型是背景，社会转型是基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核心，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主体。转型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种全方位、综合性的转变；不仅涉及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而且涉及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不仅涉及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而且涉及经济增长的机制、路径、结构、产出方式、资源环境状况、体制因素等；不仅涉及宏观因素，而且涉及微观因素。因此，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必须从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出发进行研究。

责任编辑　王　篆

作者：任保平　邵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