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社会工作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社会工作引入中国已有百年之久，其间经历了数次跌宕起伏。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工作的百年变迁，可以把制度、行动者、社会需要视为三种影响因素，建构出一个“需要—结构”的社会工作发展分析框架，亦即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到结构性(制度和行动者)因素的直接影响，而社会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
第一篇：社会工作论文范文
构建整合的社会变迁、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理论体系
[摘 要]近些年来，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获得了高度关注，不仅取得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进入了一个“井喷”后的发展“瓶颈期”。追根溯源，限制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连贯一致的社会变迁理论。本文在综合多种社会变迁观点的基础上，以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混合物品与纯公共物品的供给为主线，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变迁理论模型，并将社会变迁理论与社会治理理论、社会工作理论予以整合。应用所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对70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事实进行了简要解析，对中国当下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判断和建议。
[关键词]社会变迁;社会治理;社会工作
一、热门话题与来自实践的困惑
近三十年来，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关注的热门话题。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一词，“治理”一词便被当作又一个“灵丹妙药”，广泛地出现于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报告中。治理被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被看作是能够弥补市场手段与国家(政府)手段不足的中间道路。[1]然而，国际机构对治理的重视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根本变化，反而在许多地方呈现出“治理失效”的状况。
在中国，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采用了“社会治理”概念，提出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此背景下，涌现了大量社会治理的创新活动，包括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新型社会保障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的培育和规范、社区治理体制的推行等。与此同时，社会治理进入了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探讨。通过“知网”文献搜索可以发现，以“社会治理”作为篇名的文献从2012年以来出现“井喷式”增长，从之前的年均百篇之内，增长到连续多年都在年均1500篇以上。
社会工作实务与理论研究在中国同样获得了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91年7月，首家全国性专业社会团体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社会工作”一词第一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社会工作研究快速增长，学术界对社会工作与社区建设、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社会工作理论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搜索“知网”发现，以“社会工作”为主题的中文文献从1996年以后增长到年度百篇以上，从2009年以后增长到年度千篇以上，2017年以来每年都有3000多篇相关文献。
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同时，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实践却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瓶颈”。在社会治理上，存在着“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等突出问题。[2]“政府一方面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强势，资源越来越集中，包办主义和全能主义特征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面对不断释放的社会需求和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务，政府又总是处于能力不足、应接不暇的状态。”[3]在社会工作方面，也存在着诸多挑战。例如，1亿左右的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与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带来重大压力;大城市集中了最丰富的社会资源，而在社会工作需求更强烈的中小城市、乡镇和农村的社会资源配置非常少;受助者形成救助依赖，救助越多，需求越大，被救助者的能力越来越低下，形成恶性循环;政府购买服务是一柄“双刃剑”，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排挤专业机构和专业服务的问题;社工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专业社工人才大量流失等。[4]
为何看起来很完美的时代“药方”却在现实中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究竟是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在实施操作层面出了問题，还是其本身的理论建构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果说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需要重构和完善其理论基础，其方向和内容可能是什么?这些都是社会学研究者需要冷静反思和开阔视野去探讨的。
通常而言，当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反差时，要么是理论模糊不清，要么是理论存在着缺陷，需要重新停顿下来思考和完善原有的理论基础。对于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研究而言，不仅需要完善现有具体观点和事务，还要回归到社会学研究的框架中，建构符合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规则与假说。具体而言，社会学研究要求理论是面向解释社会现象而不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理论是可以应用于多个国家、多种社会现象的解释，而非仅用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相互关联的理论之间应该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而非割裂甚至是各行其是的。
对照来看，当前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研究，大多数是对策分析，较少是从解释社会现象出发的;大多数仅是以中国的合作治理为研究对象，较少从世界视野来比较解释多种社会治理现象。同时，这些研究大多数就事论事，缺乏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社会变迁理论、社会治理理论与社会工作理论。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实践中难以理解和兼顾到时代的条件与发展趋势，造成“南橘北枳”“削足适履”的问题。
事实上，许多研究者意识到了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之间的重大关联性。他们认为，社会变迁必然会牵动社会关系格局，引发对既有秩序及其内在动力来源的调整;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也就意味着其所依托的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变。[5][6][7][8][9]逻辑推理与实践应用也表明，一个明晰坚实的社会变迁理论才是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这是因为，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清晰的关系，即社会工作是为了落实特定社会治理而采取的具体方法手段，社会治理的出现则是为了应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新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变迁的发生，也就不需要进行社会治理的创新，用原有的统治或管制、管理模式就足够了。进一步而言，如果不理解社会变迁的趋势及其内在决定机制，也就很难理解社会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区的选择方式。缺乏对社会变迁阶段的深刻把握，也就容易不加区别地采取国际组织与发达国家学界的社会治理理论与模式。
因此，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需要建立在一個内在逻辑一致的社会变迁理论之上。依据这一社会变迁理论，进一步建构起一个整合的社会治理理论与社会工作理论体系。随着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实践的创新与丰富，又进一步为理解和发展社会变迁理论提供新的基础。
二、综合技术、制度与信仰的社会变迁理论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现代社会学在19世纪中叶的兴起，就是受到社会变迁研究的激发，早期研究者试图解释席卷欧洲的工业化和民主化，同时试图解释横亘于欧洲与殖民地社会的巨大鸿沟。因此，社会变迁理论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理论，长期得到了全面的“耕耘”，在变迁模式上提出了进化论、循环论、均衡论和冲突论等，在社会变迁的内容上深入分析了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变迁、科技变迁等。现在是时候在这些广泛而细致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变迁理论。如果没有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模型，研究者不仅容易迷失在社会学的“理论丛林”中，也难以应用社会变迁理论对当今社会进行认知和评判。
具体来说，传统的社会变迁理论突出了三种因素的作用。第一种因素强调了技术进步。这一理论分析思路从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强调到Lenski等人对信息技术能力的重视，[10]将技术进步看作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关键推动力量。第二种是制度因素。无论是制度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治理理论都强调了财产权利制度及其他法律制度在社会变迁中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制度选择理论结合交易费用理论，在解释经济史的变迁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上展现了其价值。[11][12]第三种是文化信仰因素。这一分析思路从马克斯·韦伯开始，[13]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4]深入来看，这三种思路并不矛盾，只不过技术进步的视角侧重分析了社会变迁的驱动力量;制度与文化信仰的视角则强调了社会变迁的迟滞的力量。将三种思路结合起来，就可以更为全面地确定决定社会变迁向前、停滞以及倒退的关键因素。
在确定社会变迁外在作用因素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社会变迁的主体。通过对各具体社会变迁的内容总结可以发现，方方面面社会变迁的共同内核都是社会组织的推陈出新。例如，工业化是一个公认的重大社会变迁。其本质不过是更多人离开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加入了企业或公司这样的新型组织。价值观念的变迁的发生，也是因为人们离开了原来生活的农村社区，接受了企业或者所在城市社区的价值观念。因此，社会组织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关键主体，也是解答“社会何以可能”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15]具体来说，社会较为常见地被定义为，具有适度固定边界、适度显著性文化和社会性制度的自我生产的人类群体。无论是广义上的国家形态、族群形态、文化认同形态、地区形态的“社会组织”，还是在狭义上的企业、社区、宗教、家庭的“社会组织”，它们既是社会变迁的具体推动者，也是社会变迁的显著后果。只有理解了多种形态的社会组织的形成与演变，才有助于解释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解答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由此，社会变迁的问题转变为为什么有些社会形态或组织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主导性社会组织?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另一些社会组织?
进化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人类演变出高层次的社会组织的原因提出了多种理论解说。[16]在这些理论中，一个得到广泛接受的假说就是群体或社会组织会比单个个体能够获得更高收益或者说更多物品，也就意味着具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这些物品不仅包括既有竞争性又有排他性的私人物品，也包括难以由市场交易提供的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俱乐部物品、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混合物品和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纯公共物品(见表1)。事实上，在人类早期的家庭、族团、部落中，私人物品相对极少，绝大多数都是共享的食物、居住地等俱乐部物品和猎物等混合物品，以及正义、安全等纯公共物品。如果我们将提供上述4类物品看作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基础性功能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观察人类社会组织具体形态的演变来揭开社会变迁的规律。
为进一步分析，本文依据能否自由加入或退出，将社会组织划分为两个大的类型，一类是人们先天就加入的且难以退出的组织，如族群、省份户口、国家;另一个是人们后天自愿加入且容易退出的组织，如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等。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这两类社会组织在提供上述4类物品上的显著差异。这一判断得到了道格拉斯·诺斯等研究者的支持。诺斯等人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社会秩序。第一种是觅食秩序，即以狩猎者-采集者团体为特征的小型社会群体;第二种是权利限制社会(thelimitedaccessorder)或称自然国家(naturalstate)的社会;第三种是权利开放秩序(openaccessorders)。在后两种社会秩序中，都存在着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但在自然国家、组织的创建是受限的，在权利开放社会中则不会。在权利开放的社会，创建组织的权利被认定为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拥有的非人际关系化的权利。研究表明，组织的数量与经济、政治发展的程度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17]
综合经典的基于技术、制度与信仰的社会变迁动力理论和上述两类组织提供4类物品的判断，本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包括了社会变迁动力、社会变迁主体和社会变迁内容在内的社会变迁理论模型。在这个理论模型中，技术创新、制度与文化信仰共同提供了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其中技术创新为后天的自愿性组织(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出现提供了潜在的收益，但信仰与制度却增加了离开那些先天存在组织(族群、省份户口、国家)的代价。只有当潜在收益超过信仰与制度改革的代价时，社会变迁才得以发生，才会有更多自愿性组织进入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混合物品甚至纯公共物品的供给。社会组织的推陈出新是社会变迁的主体，即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先天加入的族群、省份户口和国家等社会组织，同时加入了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物品供给主体的改变则是社会变迁的具体表现，即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甚至一部分混合物品的供给主体由传统的社会组织转变为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只有纯公共物品和一部分混合物品仍然由传统社会组织供给(如图1所示)。
图1 技术、制度与信仰共同作用下的社會变迁模型
深入来看，是对各种物品的需求和永不止息的竞争驱动着人类社会的演变，个体选择参与不同社会与组织，使得社会变迁呈现出多方面的状况。例如，家庭的小型化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本质是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其他组织获得各种物品，也就逐步从传统的家族或大家庭中退出。社会治理也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为现代多元参与共治的模式，其基础也是社会组织对各种物品的提供。事实上，“90年代以来善治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之一就是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civilsociety)的日益壮大”。[18]
三、作为社会变迁结果的社会治理选择
虽然大部分研究强调了社会治理的平等多元合作的特点，但却仅仅将社会治理当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样的界定和理解不仅模糊了社会治理的关键性质，也割裂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统治、社会管理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内在联系。从社会变迁理论模型出发，既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社会治理现象的发展演变，又有助于判断社会治理选择的动因与约束条件。
基于上述社会变迁理论模型，可以发现社会治理的本质是提供人们需要的俱乐部物品、混合物品、纯公共物品以及私人物品的差异化的主体与方式。在许多研究中所提及的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或者如燕继荣所提出的“公益事业”与“公害事务”，都不过是多种物品的供给问题。[19]包括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五个方面内容的民生建设[20]都不过是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与纯公共物品供给数量的不足以及结构的失衡。再如，作为社会治理重要内容之一的公共安全治理，其本质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或者是俱乐部物品的供给问题。
基于多种物品供给的视角，社会变迁理论为进一步理解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治理现象提供了基础。例如，虽然一些研究将“乡规民约”看作是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21]，还有的认为中国辖区的治理样态为士绅主导的基层地方自治，存在官方、士绅不同的治理主体，且有着一定的协作机制[22]，但是并未深入分析传统的社会治理与现代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有何联系与差异。社会变迁理论告诉我们，传统社会治理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共同之处是提供了类似的俱乐部物品、混合物品及纯公共物品;差异则在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治理主体是官府和地位并不平等的家族或豪族，现代社会治理的主体则是地位平等的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只有从社会变迁的视角看到社会组织主体的差异，才能够理解现代社会治理的源流及其创新。
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相类似，传统的欧洲社会同样有着不同形态的社会治理。在中世纪的欧洲，虽然主要的社会治理主体是教廷和国王，但同时在威尼斯等城市中也存在着大量商业组织、工匠组织和银行组织(主要是意大利人经营的银行，犹太人的信用事业相对较少)，一些城市还出现了独立的司法自治和行政自治。[23]与中世纪欧洲上述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各类物品相比较，之后在欧洲出现的现代化，其差别并不是物品的性质，而是提供物品的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具体而言，是大量的私人企业、社会组织、独立的宗教组织取代教廷和国王，成为大部分物品的提供者。这既是理解现代社会变迁的关键，也是认识社会治理转变的基础。
根据上述对社会治理的界定与理解，可以提出一个初步的以“组织-物品-治理”为架构的社会治理理论模型(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要解释为何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选择了包括计划分配、公用事业、政府管制、法院判决、多元协商、协会自律、公益慈善、市场交易等多种社会治理模式，就需要分析是由何种机构提供了纯公共物品、混合物品、俱乐部物品和私人物品。
图2 社会治理理论模型
依据这一社会治理理论模型，一方面将社会治理的研究视角从解决问题转变为解释现象，即解释多种多样的不同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从社会变迁的条件与趋势来判断何种社会治理模式更为可取。具体而言，这一理论模型告诉我们，决定社会治理模式的差异不在于所提供物品的内容，而在于是何社会组织提供了何种物品。不同的社会组织提供了不同的物品，则需要采取相应的社会治理方式。
例如，政府既可以单独提供环境保护这样的混合产品，其社会治理就表现为政府管制或事业单位模式。如果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提供相同的环境保护的混合产品，则表现为多元协商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是外包采购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当由私人企业或社会组织来提供环境保护的混合物品时，如通过购买一座山的所有权来保护野生动物，则是市场交易的社会治理模式。
再如，当独立的法院成为提供“公平”这一纯公共物品的主体时，法院判决这一社会治理模式就会为大部分接受。这正是罗纳德·科斯在提出“科斯定律”时所依据的基础。[24]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这不过是合作治理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而已。[25]
此外，上述基于社会变迁的社会治理理论模型也有助于包容多种传统的社会治理理论资源。包括社会自治理论(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自治学说)、社会建设理论(如社区建设、社团建设等理论)、支持了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组织、社会联系、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等;基于“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自理”理论、“无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理论等都能够在上述理论模型中找到合适的解释，发现其所依据的社会组织类型以及所提供的物品类型。
四、在社会治理中得以应用的社会工作实务
社会变迁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工作存在的基础条件，也有助于在实践中创新和完善社会工作。这是因为社会工作的出现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如果没有现代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出现，社会工作也就无从谈起。同时，社会工作也是现代多元社会治理的自然延伸。只有当社区与社会组织具有合法行动的身份，且成为部分俱乐部物品、混合物品和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时，社会工作才有存在和运行的可能。从社会治理模式来看，社会工作通常存在于公益慈善、协会自律、多元协商以及公用事业等治理模式之中。这表明，当建构起一个清晰的、面向解释的社会治理理论后，我们就能够发现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基础，真正把握社会工作的基础条件与本质特征。
具体到中国而言，无论社会工作项目来自政府采购，还是企业采购、公众捐助，社会工作的承担者都是社会组织与社区组织。狭义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广义的社会组织不仅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工商注册的社会组织，也包括人民团体、事业单位，还包括中介组织、社会企业。当然，在社会工作中也需要政府与家庭、个人的参与。但此时的政府仅仅是一个平等的主体，通常作为服务采购者而出现;家庭、个人则是零散的参与。一旦家庭或个人专业化的长期参与，就需要将身份转变为社会组织。
从社会工作提供的物品来看，通常包括俱乐部物品(大部分的公益慈善服务，以及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服务)、混合物品(环境保护等)、纯公共物品(治安等)。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可以建构起一个“组织-行为-效益”的社会工作理论分析框架(见图3)。
图3 社会工作理论模型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需要深入研究和解释的社会工作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分析社区组织与社会组织得以成立的社会需求、法律基础以及资源条件，解释这些组织得以建立的原因。二是分析社区组织或社会组织在发展战略、组织文化、组织机构、经营模式、治理机制、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和标准规范等方面的基本行为特征，解释为何他们选择这些社会工作方式方法的内在原因。三是分析社会工作行为与效益(即所提供的纯公共物品、混合物品、俱乐部物品给服务对象带来的改善)之间的关系，解释社会工作效益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些研究既是对社会工作的理论总结，也是对社会治理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的具体展现。作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从宏观变迁到中观治理，再到微观工作，共同促进了我们对于身处其中的社会的深入认识。
五、对70年来中国社会实践的解释思路
社会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解释社会实践。上述面向解释的社会变迁、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要用于解释丰富繁杂的社会实践，还需要大量的辨析、实证与检验。在此，笔者尝试应用这些理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实践做一个初步的解释。由于70年来的社会实践内容十分广泛，本文只集中对于上述理论体系密切相关的下列三个现象加以分析。
社会现象之一：为何在1949—1978年之间中国的非政府的各类组织萎缩减少，为何在1978年之后这些组织又得以快速恢复和增长?具体而言，到1978年，中国社会中的组织只剩下政府部门及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而1978年之后个体户、公司、社会组织相继快速增长，城乡社区组织也逐步向着自治机构发展。这一历史剧变虽然表面上看是政府行为的结果，但从理论研究来看，需要解释其内在的机制。依据前文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影响一个社会中组织形态的不只是技术进步，还有制度与信仰的合力作用。最粗略的分析表明，1949年之后，在受到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组织演变来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并不显著;同时，不仅原有的法律、政策与军事组织、强政府难以改变，而且就当时的信仰而言，绝大多数人的信仰还是保持了传统的皇权崇拜、个人崇拜和政教混合的状态，这就增加了改革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成本。而1978年之后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一方面得益于开放后与国际上的巨大技术差带来了组织创新的高额收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随着人们信仰的日益多样化，对于传统组织变革的成本逐步下降。虽然这样的假说还需要大量的实证来检验，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命题，有助于对中国社会变迁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社会现象之二：为何70年来中国先后采取了社会改造、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等多种方式的转变?依据张静的分析，1950年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推动了一系列的社会重组，包括社会关系、组织关系和治理关系的重组，建立起一套新而独特的“公共与个人”连接系统。在这种组织关系中，存在两个治理的角色：一是政府，二是单位，形成一种双重治理结构。[26]1998年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首次出现了“社会管理”一词。2013年，首次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27]依据前文所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来看，这些政府在社会治理模式上的转变，有着其深层次的社会变迁基础和社会组织、社区组织成长的条件。随着社会组织形态在技术和制度、信仰合力作用下的演变，有新的组织形态在提供各种物品时，就表现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依据这一思路，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社会组织的变迁，可以实证解释7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演变。
社会现象之三：从社会工作来看，为何一方面社会需求数量巨大，社会工作机构快速增长，但同时却出现社会工作就业人员不稳定，收入水平不高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同样需要从社会变迁、社会治理以及社会工作理论出发。从社会变迁理论来看，虽然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组织，但是作为社会工作重要平台的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并未具有完全的独立自治地位，政府组织依然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成长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社会治理理论来看，无论在现代的公益慈善治理模式中，还是多元协商治理模式中，政府都应该是与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地位平等的。然而，在实践中，社会组织及社区组织一方面受制于政府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双重管理，独立性有限;另一方面大部分项目需要依托政府采购，自主性有限。从社会工作理论来看，当前不少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在战略、文化、机构、模式、運营、管理等方面先天不足，能力建设有待提升，必然抑制了效果的发挥。
上述三个方面的初步应用，只是展现了基于物品供给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变迁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和社会工作理论具有的优势和潜力，对于70年来的国家发展历程增加了一些新的思考和理解。
六、结论与展望
将社会治理、社会工作看作是一种需要科学解释的现象，是本文的出发点。为了解释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又需要回顾和综合一个可以由此出发的社会变迁理论模型。通过对社会变迁、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三者之间不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理论上也是相互关联的。而物品供给是联结三个看似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内在因素。社会变迁改变了物品供给的主体，不同物品供给主体及其方式决定了多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并存，物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又是社会工作的主要效果。这一分析思路对于今后社会变迁、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三个领域的研究都将带来一定的启发。
当理论建构的目的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且是解释社会现象时，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长远和深入地理解历史与现实，也有助于务实地分析和改善具体问题。本文也将对社会治理和社会工作实务提供若干借鉴。例如，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在社会组织与社区组织还没发展为独立自治时，还需要同时采取多种社会治理方式，特别是要重视传统家庭组织、企业组织的社会功能，积极鼓励这些组织参与提供各类物品。同时，要积极推动传统宗教组织向现代社会组织的转型，发挥其提供公益慈善服务的独特功能，壮大现有社会组织的力量。对于社会工作而言，需要在逐步增强社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的同时，鼓励一部分社会组织在竞争中完善发展战略与经营管理。
过去70年的实践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独特课题，当下正在实践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也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研究素材。从社会学研究而言，就事论事并不容易发现整体社会事实，相反，只有借助理论建构，才能够更好地将个案分析、比较研究、问卷调查以及大数据联结在一起，形成新的洞见。本文所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模型、社会治理理论模型和社会工作理论模型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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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时 间)
[收稿日期]2019-09-21
[作者简介]张志鹏(1973—)，男，宁夏盐池人，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变迁理论、信仰与发展研究。
作者：张志鹏
第二篇：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逻辑
摘 要：社会工作引入中国已有百年之久，其间经历了数次跌宕起伏。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工作的百年变迁，可以把制度、行动者、社会需要视为三种影响因素，建构出一个“需要—结构”的社会工作发展分析框架，亦即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到结构性(制度和行动者)因素的直接影响，而社会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正是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下得以展开。当社会需要和社会结构相吻合时，社会工作会得到快速、持续的发展;当二者相互抵触时，社会工作则处于茫然与消退的状态。
关键词：社会工作;科学社会学;需要—结构
时至今日，社会工作已在我国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这期间社会工作为民国时期的社会建设和抗战救援提供了支持，遭遇了1952年学科调整后36年的“断裂”，经历了1987年“马甸会议”后的复兴与重建，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迎来了全面快速发展的“春天”。①如今社会工作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共享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百年的跌宕起伏，其成败兴衰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是什么影响着社会工作的百年变迁，使其几经沉浮的同时又获得了今日的发展?本文将社会工作视为一门科学，尝试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探究其百年变迁背后的影响机制，以期对当下的社会工作发展有所启示。
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一个科学社会学的争议
当代科学社会学起始于一种与“科学—社会”相关联的认识论前提，即任何一门科学都沉浸于“社会”的海洋之中，其生产、发展乃至衰亡都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科学社会学不同的流派看来，社会性因素对于科学的影响方式有所不同。质言之，科学与社会的“关联纽带”各有差异。
1.默顿学派：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科学
1938年，默顿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诞生。在这本书中，默顿关注现代科学在英国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试图把科学视为一种与文化、经济和军事等同的社会体制②。在默顿看来，英国科学的迅速崛起与它成长的特定文化背景——清教主义(新教伦理)有着某种因果关系③：以禁欲和理性为基础的清教主义促成了现代科学在英国的产生;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此即著名的“默顿命题”。这项关于17世纪英格兰科学和其他社会制度相互依存关系的经验研究明确指出，科学活动交替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因不同社会而有所不同，取决于该社会的科学状况以及该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军事一类的体制制度状况。④沿此思路，科学社会学逐渐形成了一种将科学视为静态制度结构、研究科学与周围社会结构之间互动关系的“默顿学派”。
2.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知识行动者建构的科学
20世纪70年代，科学社会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大批社会学家转为关注科学的知识内容，科学知识社会学得以产生。最初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爱丁堡学派和一些受欧洲大陆研究传统影响的学者，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卡林诺尔-塞蒂娜(Karin. Knorr-Cetina)等。在他们看来，默顿学派忽略了科学知识本身，错过了很多重要且有趣的内容，因而只是一种“属于科学家的社会学”，抑或是一种“为科学家服务的社会学”，英国学者惠特利(Richard Whitley)将其称为“黑箱理论”⑤。科学知识社会学要做的努力就是把科学的知识内容合法地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分析科学知识产生的具体过程。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知识的主导性因素是人类力量而非自然力量，在其视域下，一切科学知识都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或者至少具有社会建构性特征。这样，知識就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协商的结果，作为知识行动者的科学家要做的不是发现科学知识，而是制造科学知识。
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需要推动下的科学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是科学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⑥起初，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科学要适应生产的需要，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从而为其服务。对此，恩格斯曾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中有过精辟的论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⑦不难看出，在近代社会中，科学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既不是科学家探寻自然奥秘、追求科学真理的主观动机，也不仅是自然科学自身的内在因素，而是基于生产实践的需要，是社会生产对科学不断提出的新需要。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排除主体因素对科学活动的推动、社会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各种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由上观之，关于科学发展的动因，科学社会学主要有三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制度，认为科学受到社会中其他相关制度的影响(默顿学派);第二种观点是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认为科学是行动者建构的产物(科学知识社会学);第三种观点认为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和“社会需要”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笔者认为，科学自诞生起就具有社会性根源，遵循着一种“社会”逻辑，制度、行动者和需要等社会性因素均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科学的发展，而上述三种因素正是本文分析社会工作发展的三个重要维度。
二、制度、行动者与需要：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三重影响
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发展、变迁都不是历史的偶然，势必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科学性”是社会工作不可或缺的要素，成为科学也是社会工作自诞生起就存在的訴求，因而运用科学社会学对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工作进行分析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本文尝试整合科学社会学的三种观点，把制度、行动者和社会需要都视为科学发展的社会性影响因素，在厘清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沉浮，探寻其中的影响机制。
1.制度影响：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政策推动
社会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亦是一种静态的制度结构，故而其引入、取消、恢复、发展均与周围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的顶层设计既决定着社会工作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也决定着社会工作的具体形态。因此，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被学界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⑧。
民国早期，社会工作已由传教士引入中国。1912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创办了北京社会实进会，社会工作实务在中国起步。1917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创建了著名的“沪东公社”，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中国发端。192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增设社会服务短修科，社会工作在中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但当时的社会工作主要由教会大学组织开展，影响力有限，很难全面推广，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国家政策的支持。民国政府社会部成立后，这种状况很快得到改变。《社会服务实施纲要》《社会工作人员训练办法》《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纲要》《特种考试社会工作人员考试规则》等一系列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社会工作合法性地位，社会工作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框架。⑨短短几年之中，学术期刊、行业协会、职业规则、实务机构等一个专业所必备的要素一应俱全，社会工作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期。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单位制消解了社会工作生存和发展的政策土壤，使社会工作没有了施展的空间。⑩
改革开放后，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样基于行政化的政策推动。由于制度结构的改变，社会工作教育在1987年著名的“马甸会议”召开后得以恢复。最初仅是有限的几所高校开展了社会工作教育，且当时的社会工作教育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紧紧围绕着民政工作展开的。对此，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恢复的初衷只是作为一种“培训制度”服务于民政工作的。B11虽然1999年高校扩招后社会工作教育规模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依然是缓步慢行，实践领域仍属空白，被称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单兵突进”B12。直至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后，其发展状态才得以改变。此后，随着中央顶层设计、各部委协同配合政策以及地方实施性政策的密集出台，社会工作在教育、研究、实务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和快速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社会工作更是大有改观，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逐渐发展，实践属性和社会转向愈益明显。加之“政府购买服务”公共财政机制的确立，更多社会主体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从政策和环境上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支持与保障。可见，制度的改变让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得到恢复，国家支持性政策的出台使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迎来了一个真正的“春天”。
2.行动者的建构：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多元形塑
作为一门科学，我国社会工作在民国时期和当代经历了两次“西学东渐”的历程，走过了两次“教育先行”之路。这期间社会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无疑与一代代社会工作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作为具体的行动者，社会工作学者自身的身份、经历、立场等都影响着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从而直接影响到社会工作发展，此即社会工作的“建构逻辑”。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主导力量更换了三个群体，从传教士到留学生，再到政府官员。民国早期社会工作引入的主力是西方传教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教会大学，并以社会工作为手段在中国传教，这对社会工作思想、理念及方法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B13“回收教育权运动”后，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成为社会工作的中坚力量，他们凭借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特有的文化底蕴以及宽阔的国际视野逐渐取代了传教士，开启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B14社会部设立后，民国政府官员开始介入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行政化”色彩逐渐呈现，当时已有学者发文批评民国社会工作协会，认为“团体(社会工作协会)虽成立未久，却因袭了中国整个官僚政治的衣钵，重蹈其他团体覆辙”B15。可见，由于行动者身份、经历以及立场的不同，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不同，发展社会工作的动机不同，开展社会工作的方法亦不同。如此一来，民国时期三个历史阶段中社会工作分别呈现“西方化”“本土化”“行政化”等三副不同的面孔。
改革开放后，社会工作逐渐恢复，行动者的身份、经历以及立场同样影响着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也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建构。社会工作恢复之初，在教育先行的发展模式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主要由中国本土学者、香港学者以及民政部的“学者型官员”这三种群体共同推动。因身份、经历及立场的不同，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譬如，卢谋华教授坚持“民政工作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的观点，明确指出“民政工作是应用社会学中社会工作的主要部分，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实践基础”B16，进而提出自觉将社会工作理论运用到民政领域的论断。当时香港学者的观点则与此不同，他们认为应该注重社会工作的实践性，运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B17当时的中国本土学者则强调：“在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国际通则面前，应基于中国的文化环境与时代背景，做出自己的选择。”B18由此可见，这三种观点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正是在如此张力之下，我国社会工作走过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当代样态，后续社会工作发展中的行政化、西方化等多种问题均可溯源于此。
3.需要动因：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问题倒逼”
一门科学只有与社会的需要相吻合才能被社会接受，才能得到人民大众以及党和政府的认可。作为一门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的发展逻辑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可以说，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力。质言之，社会工作的发展正是基于一种“问题倒逼”。
社会工作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西方社会早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救助趋于专业化提升，因而社会工作得以产生。在民国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的引入既是工业化、城市化所致，也与列强“坚船利炮”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当时，战争、灾荒以及大量贫穷人口的存在导致社会风险增加、社会震荡出现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滋生蔓延。对此，我国传统的助人方式已经无力回应，国家与社会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正是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推动着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引入以及后续一系列支持性社会政策的出台皆源于此。
同样，社会工作的恢复亦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给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创造了需要的动因和必要的历史条件。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迅速增强，但长久以来积累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也日益显现，如此情势最终引起社会层面的改革，使国家更加关注社会的发展。基于此，社会工作逐渐走向实务领域，开始社会性转向。当时，社会工作既是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B19，也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B20，可以有效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社会工作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总之，我国社会工作的引入、恢复及发展与国家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也是政府官员、学者、社会精英等实践主体长期磨合、不懈努力的产物，其背后的社会需要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引导着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改变。
三、科学的“社会”逻辑：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科学具有多重品格，是一种具有特殊规范体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又是一种人类探求世界客观规律的社会性认识活动。作为一种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亦同时具有制度、专业和实践三个层次的意义。B21首先，社会工作是一种制度设置，属于一种社会福利的发送体系，其发展受到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其次，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具有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其发展受到研究者与教育者的形塑。最后，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推力。概言之，制度、行动者和社会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三种影响因素。那么，三者之间是何关系?如何共同作用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本文基于制度、行动者和社会需要三种影响因素，建构出了一个“需要—结构”的社会工作发展分析框架，亦即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1.结构二重性：社会工作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需要—结构”框架中，所谓的“结构”即不断地卷入到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B22结构具有二重性，制度与行动者是结构中的两个关键性变量，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工作的现实形态。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系统，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正式制度抑或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尤其是当社会工作还没有跃升到社会价值体系之中，还没有获得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地位之时，更是如此。因为那时社会工作中的许多重要选题不是来自自身的逻辑需要，更多的是依靠社会的安排。此外，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需要行动者的建构。科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创造科学、推动科学发展的行动者是社会中的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会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传统文化的左右，从而使他们无法超越其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情境。因此，社会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亦受到行动者的形塑，行动者总是同其所处的社会体系相互作用，使自身的社会属性转译到社会工作发展之中，从而导致社会工作呈现出不同的外在形态，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行动者与制度安排也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科学的发展形态。实际上，社会工作正是在不断回应变动着的社会现实这一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制度结构和行动者虽然会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但这二者更多地体现在对社会工作的现实样态和发展速度产生直接影响。故而，笔者称之为社会工作发展的直接动力。
2.社会需要：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B23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的经典命题。其中，所谓的“需要”主要是指生产的需要和经济的需要，所谓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同样，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其产生、发展乃至消亡也与“需要”息息相关，只是这里所谓的“需要”另有所指，各有不同。
社会工作是一门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性社会科学，主要是“社会性”地提供专业服务，帮助个体、群体解决困扰，回应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B24因此，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主要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需要”。社会服务领域个体需要的不断提升为社会工作专业化提供了动力源泉，而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需要成为社会工作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当下，我国社会发展中对专业化、个性化社会服务的需求量仍然较少，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要求尚存不足。B25故而，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尚有欠缺。
总体而言，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制度安排、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以及行为者的建构等只是在表面上改变社會工作的具体形态并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速度，而决定社会工作发展方向及规定着社会工作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因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需要。
3.需要—结构：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如上文所述，“结构”逻辑是奠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对加快科学的发展步伐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而“需要”逻辑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不断为科学发展注入合法性动力，引导着科学不断前行。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到结构性(制度和行动者)因素的直接影响，而社会需要则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社会需要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社会工作的发展，也不可能决定社会工作发展的具体策略，但社会需要可以通过结构(制度和行动者)这一中介变量对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社会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社会需要—制度和行动者—科学(社会工作)”的影响机制(见图1)。
由图1可见，社会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给予了社会工作生成和发展的现实空间，这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社会工作的发展势必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正是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下得以展开，也正是二者的交互作用造就了社会工作的诸多形态，二者合力推动了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当社会需要和社会结构相吻合时，社会工作会得到快速、持续的发展;当二者相互抵触时，社会工作则处于茫然与消退的状态。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问题、不同的社会矛盾、不同的社会福利要求。或言之，每一种“结构”下对社会工作的“需要”有所不同。因此，社会工作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其亦面临着一个“处境化”的问题B26，即每一个城市中的社会工作概念，每一个领域中的社会工作概念以及城乡之间的社会工作概念都有所差异。我们应跳出“专业社工是最有资格从事社会服务”的迷思，秉持开放包容的“大社工”理念B27，形成一种与社会需要相对应的社会工作结构，建立不同的社会工作制度，由不同的社会主体来承担不同的社会工作服务。
四、结语
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之下，社会工作已在我国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纵观百年历程，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数次跌宕起伏，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横览全国各地，中国社会工作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理想类型。这可归结为制度、行动者、社会需要等社会性因素之间的互动，也即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受到“需要—结构”的影响，遵循着一种“社会”逻辑。
诚然，科学的发展势必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但科学自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它具有一种以普遍主义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一种以“同行承认”为实质的奖励制度、一种以“精英统治”为特点的社会分层、一种以“无形学院”为中心的学术交流方式、一种以研究成果质量为基础的科学评价系统，等等。B28所有这些构成了科学这样一个自我支配、彼此独立、不受外部理论控制的完善系统。因此，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独立的规范结构和内在的发展规律，即科学的自主性。科学的自主性是科学在适度依赖社会和接受社会控制条件下所应享受的自由，决定着科学的生存抑或毁灭。B29当下，我国社会工作处于一种依附式发展状态，其自主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的社会工作遵循着一种“社会”逻辑，同时也绝不能忽略其“自主性”的存在，应做到一种“社会”逻辑中的“自主”。关于社会工作的“社会”逻辑，本文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而社会工作如何实现科学的“自主”亦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详述。
注释
①刘振、徐永祥：《历史分期与理想类型：中国社会工作百年兴衰的历史考察》，《学术界》2019年第5期。
②[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
③[美]罗比特·K.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吴忠、蒋效东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9—320页。
④[美]罗比特·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上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页。
⑤Richard Whitley. Black-box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Sociological Review， 1972， Vol.18， No.2， pp.61-92.
⑥[德]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⑦B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8页。
⑧葛道顺：《我国社会工作制度：变迁中的建构》，《东岳论从》2012年第10期。
⑨张岭泉：《“国家—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社会工作》2012年第10期。
⑩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刘振、徐永祥：《历史分期与理想类型：中国社会工作百年兴衰的历史考察》，《学术界》2019年第5期。
B11刘振、徐永祥：《中国社会工作的生成路径与发展困境——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天府新论》2017年第5期;刘振、徐选国：《从专业性、社会性迈向学科自主性——新时代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转向》，《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1期。
B12侯利文：《教育先行抑或实践引领：再思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工作与管理》2020年第1期。
B13孙志丽、张昱：《中国社会工作的发端》，《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B14刘振：《试论留学生对民国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的贡献》，《社会工作》2013年第4期。
B15吕珩：《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导报》1948年第20期。
B16卢谋華：《民政工作专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34页。
B17宋陈宝莲、阮曾媛琪：《“社会工作实践中心”对社工教育学院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发展社会工作服务之经验反省》，《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B18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7页。
B19徐永祥：《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
B20张昱：《社会工作：由个体自身和谐通向社会和谐的桥梁》，《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
B21夏学銮：《社会工作的三维性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B2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8页。
B24徐选国：《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社会工作的想象力——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初探》，《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B25童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困境与本土道路》，《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6期。
B26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八方文化企业公司(香港)，2000年，第114—137页。
B27赵环：《社会工作的实践迷思及其范式转型》，《学海》2016年第5期。
B28马来平：《科学的社会性、自主性及二者的契合》，《哲学分析》2011年第6期。
B29马来平：《科学自主性与科学素质传播》，《山东大学学报》(哲學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海 玉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Liu Zhen
Key words：social work; scientific sociology; need-structure
收稿日期：2020-06-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史研究”(20YJC840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创新及整合行动体系构建研究”(17CSH051)。
作者简介：刘振，男，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社会工作学博士(天津 300380)。
作者：刘振
第三篇：中国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与现代医生人文关怀型社会工作角色
内容提要2012年是中国医务社会工作元年，2015年是“健康中国”与健康社会工作时代。如何发展中国特色医务、健康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实现由医生个体人文修为，经过临床人文技能培养，战略升级为建设具有医学人文关怀健康照顾服务体系，增强卫生保健体系人文关怀和“去商品化”福利色彩，构建健康福祉中国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本文旨在回答什么是社会工作与健康社会工作。说明由医院社工战略转型为健康照顾社会工作的理由，解释为何中国社会亟需健康社会工作服务。阐明中国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内容与领域是什么。说明健康社会工作是现代卫生保健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理由，本文的重点问题是，医生如何在临床诊疗实务中内化医学专业精神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如何由看病治病的生理医生转为关爱帮助病人的社会医生等基本问题，目的是为中国临床医生个人人文修为提供健康社会工作基本知识，为临床医生人文技能专业训练提供专业帮助，为构建中国特色和人文关怀现代卫生保健体系奠定健康福祉制度基础。
关键词社会工作医务社工健康社工医学人文关怀现代健康福利制度
〔
一、中国医务社会工作元年与健康社会工作时代
2012年是中国医务社会工作元年，2015年是中国健康社会工作元年，标志医务健康社会工作已成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要举措，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战略重要举措，标志中国医务社会工作与健康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医务与健康社会工作议题由是什么、为什么，转变为如何做、如何做好问题，凸显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快速、叠加特点。
2012年2月13日，上海市发布了《关于推进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成为全国首个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地方政府政策。2012年11月15日，卫生部医政司在西宁市举办首次全国“医院社会工作工作会议”，各省卫生厅局医政处处长和部分三甲医院领导参会，医政司领导就如何在全国各地推进医院和医务社会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标志医院与医务社会工作已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议题，说明医务社工已成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要举措，标志中国医务社会工作元年来临。①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2020战略首次由卫生部门行业发展战略升级为国家发展战略，标志着中国进入健康福祉国家发展时代，标志着中国由医务社工战略升级为健康社会工作时代，标志着中国健康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中国医务与健康社会工作纳入国家政策议程的临床涵义是，医务与健康社会工作议题性质发生重大转变，由“是什么、为什么”，转变为“如何做、如何做好”问题，对医护领域意义重大。
二、什么是医务社会工作与健康照顾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social work)概念基本涵义是社会服务。由于社会服务范围广泛，内容多样，加之社会工作者主要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无力满足自身需要的弱势群体和劣势群体，因此社会工作服务的准确性质是“社会福利服务”。英国将社会福利服务称为“个人社会服务”(personal social services)，美国将社会福利服务称为“人类服务”(human services)。简单地说，社会工作概念基本涵义就是向有需要或有困难的人群提供的专业化帮助服务。这里的关键点有四个，一是有需要或有困难，如果无需要或无困难就不需要进行专业干预;二是服务对象是自然人或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三是个性化与专业化服务;四是服务性质是非营利和去商品化的帮助服务，而非营利和赚钱的商业服务。社会工作概念与社会服务是现代福利制度核心。
医院、医务社会工作与健康社会工作概念是社会工作概念的专业发展与专业延伸，基本内涵和主要构成要素是一样的。简单地说，医院社会工作主要是指在医院环境与处境中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的专业化帮助服务，这个概念的重点是强调医院环境。医院社会工作是医务社会工作最初形态，是医务社会工作发展最早起源地，也是最狭义概念。
193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流行“医务社会工作”(medical social work)概念，或是“医疗处境中社会工作”(social work in a medical setting)概念，这个概念最大独特之处就是运用更广涵义的Medical Care 或Medical Setting概念取代了比较狭义的医院概念。这意味着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环境、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和服务方法都已超出医院范围，标志医务社会工作发展。1948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后，健康(health)成为全世界共同认可的核心概念。陈敏章主编：《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指南》，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第4页。世界各国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文里，也被习惯称之为“卫生保健体系”(health care system)。随之而来的是，在卫生保健体系中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的专业化帮助服务就是健康社会工作。换言之，在健康照顾处境中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的专业化帮助服务就是健康照顾社会工作(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 setting)。简言之，医院、医务和健康社会工作泛指在医院、医疗照顾处境、健康照顾处境中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的专业化帮助服务，或是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的医疗照顾或健康照顾性质的社会服务活动。医务或健康社会工作者就是那些为有需要人群提供医疗照顾或健康照顾社会服务专业人员。
三、为什么健康福祉中国亟需健康社会工作实务?
当代中国社会是个健康福祉中国，“健康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别代表健康中国和福利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说明健康与福祉首次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主题。2014-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统领与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者是个整体。《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页。这意味在创建健康福祉中国宏大历史背景下，发展中国健康社会工作成为时代主题。
简单地说，为什么健康福祉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健康社会工作?增强医学人文关怀理由众多，主要分为宏观的社会现代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中观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现代卫生保健体系内源需要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微观的满足全人健康、身心社灵需要和提高全面健康福祉的社会需要，体现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健康福祉状况。具体来说，弘扬医学人文关怀精神，可以细分为如下多个基本理由，深刻反映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和中国人需要体系结构战略升级。首先，发展健康社会工作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历史产物，是健康福祉治理需要。其次，是现代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是中国健康与福利一体化迫切需要。第三，发展健康社会工作、弘扬医学人文关怀精神是医疗卫生服务回归福利性，强化国家健康照顾责任承担，体现身心健康是公民最基本权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需要。第四，是理顺医院与社会关系，改善医院公共关系，重塑医院形象的需要。第五，是适应生物医学模式，加快和促进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转变的迫切需要。第六，反映全人健康和全生命周期新理念，能够满足身心灵社全人健康需要。第七，是国家现代医政管理，尤其是全面实施医疗服务质量管理迫切需要。第八，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以患者为中心需要。第九，是促进医患共同决策模式，改善医疗健康服务质量与提高水平需要。第十，是理解病人，了解病因，提高病人依从性和改善诊疗服务效果需要。第十一，是完善现代预防、医疗、康复、临终关怀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卫生保健体系框架，实现健康福祉一体化，提高全体国民健康福祉水平客观需要。简言之，发展健康社会工作是现代卫生保健体系的内源需要与客观需要，是由看病治病临床医生战略升级为具有医学人文关怀情怀社会医生的迫切需要，是个体医生医学人文修为，临床人文技能训练和中国特色医学人文关怀制度建设战略举措，理论、政策和现实意义重大。
因为社会工作者在现代卫生保健体系中专业定位与专业角色决定其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按照卫生部人事司的政策界定，社会工作者是“医生的助手，护士的伙伴，患者与家属的朋友，家庭健康福祉的保护人，社区的组织者，慢病管理者和健康促进者，医护、心理学家、康复师等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合作者，是现代医疗健康服务多学科团队的重要成员”。卫生部人事司：《中国医院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现状与政策开发研究报告》，《中国医院管理》2007年第11期。这意味着从多种角度说，健康社会工作实务是现代卫生保健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四、中国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内容是什么?
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主要由国际与国内两大部分组成，反映全球卫生的国际环境和卫生全球化的客观状况，凸显医疗卫生服务的国际性和跨文化性特征，这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深度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和游戏规则制定的国际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中国版全球健康社会工作应运而生，将成为整个社会工作重要部分。例如，2015年12月4-5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方提供600亿美元支持中非合作计划，项目7是在非洲实施200个幸福生活工程(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项目8是支持中非各20所医院开展示范合作(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方提供600亿美元支持中非合作计划》，《新京报》2015年12月5日。全球健康社会工作服务清晰可见，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
综观发达国家卫生保健体系尤其是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历史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内容随现代卫生保健体系范围不断发展扩大而变化，由1905年开始的医院社会工作实务，发展为1930年代的医务社会工作，扩展为1948年之后的健康社会工作，2000年以来又伴随全球健康服务体系形成，形成超越国界和主权国家的全球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基本实现由医院社会工作向健康社会工作，由国内医务社会工作向全球健康社会工作战略升级，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内容随之显著扩大。[加]Andrew F. Cooper等：《全球健康管理：挑战、应对与创新》，邓洪等主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1页。2014年笔者在一篇文章中首次界定中国医务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内容，当时曾将中国特色医务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内容大体划分为12大类，基本覆盖国家卫生保健体系与目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和健康管理的行政管理职能范围，一是全球卫生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二是人口健康和计划生育，三是公共卫生，四是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爱国卫生运动，五是医疗性社会工作实务，六是精神健康，七是医学康复与社会康复，八是社区健康，九是家庭健康，十是卫生应急和紧急医疗救援，十一是医疗救助社会工作实务，十二是医疗卫生行政管理社会工作实务，反映笔者专业理解和专业认识水平，局限性明显。刘继同：《中国医务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和专业共同体行动议程》，《社会福利》2014年第6期。这个界定的主要问题是界定标准多样，既有全球性层次，又有国家性层次;既有卫生保健体系，又有医疗卫生服务活动领域;既有间接的卫生行政管理，又有直接性医疗卫生服务实践。
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内容的界定标准和主要依据是人类生命周期和健康需要体系。生命周期主要是指从人类生命孕育到临终死亡的整个过程，人类健康需要主要是身体、心理、社会、灵性需要四类需要。同时，我们认为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特色公共卫生。
全球性健康社会工作是从国际体系角度界定，国家健康行政管理虽然含有社会工作实务成分，但是本界定则对这两亚类社会工作实务不予以考虑，而是聚焦直接性健康社会工作实务范围。
总体来说，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包含以下内容：生殖健康;灾难、自然灾害与事故;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与医疗照顾;精神障碍;康复与社会康复;中医药与养生保健;医疗慈善与健康公益;临终关怀与灵性关怀，共计9大部分组成，从生殖健康到临终关怀整个生命周期，覆盖从生到死整个生命过程，充分体现全生命周期和全生命周期关爱、照顾理念，实际上首次明确界定中国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框架范围内容。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的界定实质上回答了谁是中国健康社会工作者，中国健康社会工作者有多少人，这些健康社会工作者都分布在哪些行业或服务领域，他们个人的基本状况与社会工作专业训练背景如何，他们目前的从业状况与专业服务状况如何等基本问题，而这些恰恰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关于健康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政策的基础。
第一，生殖健康社会工作是健康社会工作的基础和起点，服务对象是具有和不具有生殖能力的所有人类，生殖健康问题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发展性问题，而非通常涵义的疾病和障碍。但是，在某些条件和背景下，生殖健康问题性质也会发生转变，由正常发展转变为社会问题。
生殖健康社会工作实务范围涉及适合文化的性教育、年轻人的避孕需要、少女怀孕、性暴力与性剥削、性传播疾病(包括HIV/AIDS)和生殖道感染、强奸、性犯罪、婚姻、计划生育、怀孕妊娠、家庭伦理等诸多问题，女性和青少年是生殖健康社会工作实务的重点对象。世界卫生组织：《投资未来——政策与计划概要：促进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行动框架》，余小鸣主译，WHO，UNFPA UNICEF，2005年，第1～6页。中国生殖健康社会工作者面临前所未有和复杂多样的严峻挑战，例如不孕不育(不能生)，未婚妈妈(不该生)，出生缺陷(生不好)，性交易与性剥削(非法性交易与色情泛滥)，不生育和独身主义(不愿生)，部分孕产妇问题(不好生)，失独家庭(无法生)等棘手问题，迫切需要从关爱、帮助、服务等社会工作角度，而非疾病治疗等生物医学角度提供专业服务。
第二，自然灾害、各类灾难、突发事件和各类事故社会工作是现代高风险社会中新型服务领域，而且将会在现代高度脆弱性和风险性社会环境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需要强调的是，当代社会生活中自然灾害、各类灾难、突发事件和各类事故将由“意外事故”“偶然现象”和“小概率事件”转变为日常生活“正常部分，正常现象和多发常见现象”。这意味灾难、灾害、事故将是现代人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将与它们为伍。总体来说，除自然灾害之外，灾难、突发事件和事故性质主要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社会问题。严格来说，许多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也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换言之，这些问题是社会问题。[美]查尔斯·扎斯特罗：《社会问题：事件与解决方案》(第5版)，范燕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是各类灾害、灾难、突发事件和事故的直接受害者，受影响和相关的人群。除医疗照顾外，涉及的范围广泛，内容繁多，如心理咨询与治疗，生活救助与生产自救，伤残者社会康复与心理调适，重建家园与灾后生活重建，发展规划与灾后社区重建，灾后社会关系重建，哀伤辅导与社会支持等，几乎覆盖日常生活所有领域。杨慧：《社会脆弱性分析：灾难社会工作的重要面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5期。
第三，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工作实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生物医学模式转变和全面追求生活质量社会背景下，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将发挥越来越大作用。
1949年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传统上局限于环境卫生、职业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放射卫生五大卫生，以及计划免疫和疾病控制等工作，主要反映前苏联公共卫生体系与制度。改革开放尤其是2003年SARS危机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范围扩大，内容增多，疾病预防，疾病控制，健康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控制吸烟，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危机应对，伤害预防与控制，预防出生缺陷，艾滋病防治，药品安全与食品安全，《国际卫生条例》等公共卫生内容显著增多，主题是所有民众普惠性疾病预防，凸显现代公共卫生服务特点。曾光主编：《中国公共卫生与健康新思维》，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总体来说，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实务主要内容是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宜居社区与宜居城市，疾病预防，预防出生缺陷，食品与药品安全，健康咨询，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健康管理，健康生活方式与慢病管理，行为改变与体育锻炼，休闲娱乐与旅游养生等诸多的内容。花菊香：《科际整合——公共卫生与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探讨》，《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7年第3期。简言之，在健康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处境下，中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将会日趋成熟。
第四，临床医疗与医务社会工作实务体系是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的基础与主体部分，决定健康社会工作地位与角色。医务社会工作实务应对的主要问题是身心疾病和心理障碍，疾病是典型的社会问题。按照医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顺序，现代医务社会工作实务主要由6个部分组成：医疗救助社会工作、医疗机构社会工作、医疗保险社会工作、精神障碍社会工作、灾难应急和医疗救援社会工作、国际医疗社会工作。由于现代社会结构变迁，尤其是疾病谱和死因谱变化，医疗照顾针对的问题由“生理疾病”扩大到“损伤、残障、障碍”和当今社会的“健康风险”，人类社会追求目标由“身体健康”提高到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和灵性福祉，医务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内容日趋丰富多彩。[德]比肯巴赫等：《ICF核心分类组合临床实践手册》，邱卓英等主译，人民军医出版社，2013年，第1页。
第五，精神疾病和精神障碍社会工作实务是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越来越重要。如果将人类所有的疾病和障碍分为生理疾病和精神障碍两大类的话，精神障碍至少占1/2。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尤其是疾病谱和死因谱结构变化规律，伴随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提高，生理疾病地位和比重日趋降低，精神障碍则日趋提高，精神疾病、障碍与行为障碍已成为现代人面临的主要疾病，影响远高于生理性疾病。Kathleen Jones， Asylums and After：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rom the Early 18 Century to the 1990s，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Pi-iv， 1993.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标准，除生理疾病之外，其他所有的疾病和障碍都属于精神障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分类标准，精神和行为障碍又细分为：器质性(包括症状性)精神障碍;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引起的精神和行为障碍;精神分裂症、分裂型障碍和妄想性障碍;心境(情感)障碍;神经症性、应激相关的及躯体形式的障碍;与生理紊乱和躯体因素有关的行为综合症;成人人格和行为障碍;精神发育迟滞;心理发育障碍;通常起病童年与少年期的行为和情绪障碍;未特指精神障碍(unspecified mental disorder)，药物滥用、自闭症、艾滋病等均属此类。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本第一卷)，WHO疾病分类合作中心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第1～5页。需要指出的是，精神和行为障碍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色彩，精神和行为障碍是由特定社会、特定时空、特定人群主观建构的，因此中国特色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建设是个目标。
第六，社会康复与矫正是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中较晚产生部分，是20世纪历史产物。预防、医疗和康复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三者构成一个统一完整的健康照顾服务体系。
长期以来，由于重医疗，轻预防，无康复状况，加之中国医疗服务“医院化”(hospitalization)程度极高，医学康复与社会康复均是中国医疗照顾与健康照顾体系中的短板，长期无人问津。令人欣慰的是，卫生部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首次将“老年医学与康复医学”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范围，老年医学与康复医学由此起步。与此同时，中国精神健康和康复社会工作实务与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有直接关系，这意味汶川特大地震灾难极大加快中国精神健康与康复社会工作实务发展进程，地震灾难的社会遗产多样。刘继同等：《中国重大灾害事故、突发事件医疗救援体系与精神卫生社会工作》，《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目前，物质康复(PT)、职业康复(OT)、言语康复、音乐治疗，心理咨询和庇护工厂等服务、机构日益增多，康复和行为矫正社会工作逐渐成为中国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后来居上者”。需要指出的是，精神障碍与行为障碍，包括行为矫正的基本特点是全民性和社会文化生活化。这意味康复和行为矫正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广泛，服务对象覆盖全民，对生活质量影响巨大。
第七，中医药与养生保健社会工作是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部分，最能反映中国医药健康文化。在现代社会处境下，尤其是在“生活医学化与生活健康化”背景下，中医药秉承和倡导的预防和治未病观念、全人与整体观念、系统观念、天人合一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观念，特别适合追求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的现代人，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健康、福祉的历史贡献。
中医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历史渊源深厚多样，深刻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医药科技文明。总体来说，中医药和养生保健社会工作主要分为传统中医医事服务，中医药和药膳类服务，针灸和拔罐一类理疗康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养生保健服务，中西医结合五小亚类。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第八，医疗慈善与健康公益既是中外社会医务、健康社会工作实务的历史起源，又是现代医务健康社会工作实务的社会基础与专业服务的有益补充，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医疗慈善与健康公益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泛指有关医疗照顾、健康照顾的志愿服务、慈善捐赠、器官捐赠、献血、资助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医疗救助、健康促进、健康传播与健康教育、公益事业、社会支持、非正式与正式社会服务、社会利他，以及所有有关施医赠药、关爱身心健康等助人服务活动的总称，是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领域。从现代卫生保健体系角度看，医疗慈善与健康公益可以涉及生殖健康、公共卫生、医疗照顾、康复、临终关怀与灵性关怀等所有领域，或者是与医疗照顾、健康照顾相关的社会服务活动。目前，国内医疗慈善和健康公益服务主要是某些病种，例如儿童先心病和白血病，某些人群，如大病病人、病童、在校学生、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工伤人士等，服务范围广泛多样。张寒冰：《贫困家庭儿童医疗救助的社会工作介入初探——以陕西省“重生行动”社会心理服务项目为例》，西北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第九，临终关怀与灵性关怀是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中最新出现和发展速度最快领域，尤其是全球性寿命延长与老龄化，人类疾病谱和死因谱结构变化，医疗费用急剧增加，肿瘤疾病和慢病高发社会处境下，如何善终和病人生死自主权问题成为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临终关怀与灵性关怀社会工作变得非常重要和紧迫，成为健康社工实务的优先领域之一，是中国特色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战略重点之一。Canda E.R. and Furman L.D.， Spiritual Diversit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s-The Heart of Help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pp.1～2.由于临终关怀与灵性关怀是典型的文化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实务，每个国家文化传统非常重要，中国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建设任务是建立健全以中国人群和中国生死文化观为基础临终关怀与灵性关怀社会工作实务体系，满足中国人民文化需要、灵性需要和善终需要。刘继同：《人类灵性概念框架范围内容、结构层次与中国本土灵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构》，《人文杂志》2015年第2期。
五、如何由看病治病的病理医生转为关爱帮助病人的社会医生?
无论是从医学价值观、服务目标、专业使命，还是从医学专业精神与结构功能角度看，人文关怀都是医护人员的天职和本份，现代医生是科学家、健康教育和社会工作者三者合一。综观西方国家医生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的社会历史变迁轨迹，可以清晰看到医生角色由最初单一治病救人的科学家，转变为当代社会的健康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疾病治疗与社会服务是医生两类主要职责。这意味现代医生集科学家、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三种角色于一身。[美]H. E. Sigerist：《医生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社会福利》2015年第11期。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名言“偶尔治疗，经常安慰，总是帮助”精辟地说明了现代医生专业使命。不言而喻，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尤其是国家大力发展健康社会工作宏观社会背景下，对于绝大多数临床医生而言，如何在日常临床诊疗实务中不断 “内化”医学专业精神和救死扶伤、增强病人福祉等专业价值观，不忘学医的初心和使命，“内化”社会工作专业的民主、平等、博爱、尊重、聆听、接纳、利他等专业价值观;如何不断提高个体人文修为和临床人文技能，使自己由看病治病的病理医生转变升级为关爱帮助病人的社会医生，使医疗卫生服务成为最具人文关怀色彩和最具温度专业社会服务，这既是时代赋予医护人员的神圣使命，又是医学专业精神的客观要求，还是现代医生的社会角色。
如何使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具人文关怀色彩，提高病人、家庭健康福祉和幸福水平?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和充满人文关怀现代卫生保健体系?培育医生人文关怀情怀和人文技能的途径多种多样，主要分为宏观制度建设，中观医疗卫生机构环境，微观的医生个人人文修为，以及帮助支持医生的辅助性社会服务系统四亚类方法，反映制度化建设与系统化思维模式。因为现代制度主义理论认为，特定时空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决定或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国家总体的制度质量、政策质量和服务质量将决定特定领域体系质量、政策质量和服务质量。虽然国家的总体质量和制度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个人努力和人文修为仍然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我们可进一步具体划分为如下五种方法，以增进病人的健康福祉。
首先，明确医疗卫生服务本质属性是社会福利，改变福利与公益双重属性现状，突出国家主体责任和全民健康照顾责任，消除医疗卫生服务的商品化色彩，回归健康照顾福利性质，为健康与福利制度整合和一体化奠定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基础，尤其是现代社会福利理论基础。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人文福利化改造，尤其是中国特色健康福利制度建设奠定制度基础。[美]威廉姆·H·怀特科等：《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谢俊杰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其次，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彻底改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卫生经济学理论基础，大力开展卫生财政学理论政策研究，从国家健康照顾责任角度重新设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根本上消除公立医院的趋利性和市场化筹资的诸多弊端，为医生个体人文修为和临床人文技能培养，尤其是充满人文关怀的现代医疗卫生服务建设奠定卫生财政制度与理论基础。刘继同：《“卫生财政学”与“卫生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卫生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第三，优化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环境和就医环境，营造人文关怀和健康福祉的医院文化，废除科室经济承包和医生经济指标考核的企业化运营模式，完善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制度建设，发展第三方和单一支付体系，彻底切断医生与患者之间直接的经济利益，将医患关系由直接性经济关系转变为专业性社会服务代理关系，从而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加强医患沟通合作，增强医学人文关怀色彩提供适宜的组织环境和福利性质的运行机制，真正提高病人健康福祉。张自宽：《论医改导向：不能走全面推向市场之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第四，大力加强医学人文关怀和医学专业精神在职培训力度，帮助医护人员尽快“内化”医学专业精神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为广大临床医务人员提供更多、更好和更适合临床需要的个体人文修为训练项目，培养广大医务人员的临床人文技能和人文素养，努力实现由医生“个体化”人文关怀转变升级为医护人员“群体化”人文关怀，建构新型健康福祉文化。
第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内建立健全医务与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展医务与健康社会工作实务，形成社会工作者引领和带领志愿者的格局，大力发展病人互助与自助组织，让社会工作者提供更多“非临床诊疗和非临床治疗”的专业化与个性化社会服务，大力发展医院内部专业转介体系，尤其是医院与社区之间的社会转介体系，让临床医生从大量繁杂的“非临床诊疗”活动中解放出来，回归临床治疗的本职工作和应有职责，从工作量、心理压力和专业辅助服务角度帮助医生，形成由医生、护士、药剂师、临床医技、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康复师等多种专业人员组成的跨学科专业团队，共同服务和满足病人多样化身心健康福祉需要。
世界各国现代卫生保健体系发展历史经验证明：现代医学人文科学发展客观要求建立一个以医务社工为主体和主导的新型医学人文关怀服务体系。医务社工是临床人文关怀的主要组织者和完成者、医患双方的合作者与配合者、医患关系障碍的沟通者和协调者、医疗纠纷的预防者和控制者。医务社工介入医学人文关怀的基本路径主要包括人文病历和病史采集、医患沟通、住院指导、健康教育、心理咨询、转介服务、社会帮助、临终关怀、出院规划等。李志强、魏炼：《医务社会工作者介入医学人文关怀的基本路径探讨》，《医学与社会》2015年第9期。简言之，医务与健康社会工作是现代最重要的帮助和支持医生的辅助性社会服务系统方法。
六、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2010年是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元年，标志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其中健康与福利一体化是最重要社会需要。刘继同：《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立法”时代的来临》，《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依据现代社会福利理论，医疗照顾与健康照顾是最重要的社会福利，身心健康是现代公民最重要的基本需要。鉴于此，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和新型现代生理、心理、社会健康模式出现是历史必然，由医院社会工作发展为医务社会工作，又迅速战略升级为健康社会工作也是客观社会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卫生政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康中国国家发展战略、构建充满医学人文关怀现代卫生保健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已由什么是医务与健康照顾社会工作，为什么需要发展医务与健康照顾社会工作，战略升级为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医务与健康照顾社会工作体系，中国现代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是什么，如何提高中国特色现代医务与健康照顾社会工作实务质量，以及如何建设制度化人文关怀体系成为核心。毫无疑问，世界各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代化历史经验均证明：医疗卫生服务的本质属性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概念的基本涵义是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福利制度就是确保人类幸福美好生活的制度安排，主要是由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两大部分组成，社会服务体系主要由健康服务、教育服务、住房服务、收入维持和经济保障、司法公正、公共安全、个人服务或福利服务，共计7部分组成，其中健康照顾服务处于人类需要最高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价值观念、社会环境、生活状况和身心健康成长需要发生重大变化，疾病成因、疾病类型、病人构成、病人需要和病人对医生期待同样发生重大变化，病人不仅希望医生能治病救人、妙手回春，而且更希望医生关心、爱护、倾听、接纳、理解、尊重他们，更希望医生把他们当作是个有思想、有情感、有血有肉、有需要和渴望得到医护人员专业帮助的“人”来对待，更希望医患同心，相互理解尊重，共同决策和共同面对病魔，更希望广大医生由单纯看病治病的看病医生转变为关爱帮助病人的朋友式医生，更希望医生扮演科学家、教育者、社会工作者和亲人朋友多种角色，更希望得到关爱和照顾。
不言而喻，国家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质属性界定为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是现代福利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疾病、伤残和身心痛苦是个人无法解决的现代社会问题，医疗照顾与健康照顾是国家基本责任，国家承担医疗照顾和健康照顾的主要筹资责任，这是医学人文的制度前提。现代医生个人人文修为和临床人文技能培养是关键部分，健康社会工作是重要辅助体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
责任编辑：秦开凤
作者：刘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