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社会论文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社会治理的重要意涵是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社会主体是多元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理解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措施。
第一篇：社会论文论文范文
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到法治社会的发展逻辑
摘要：从社会管理演化到社会治理，再到法治社会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的发展逻辑。这其中经济的快速发展、行政体制的变革和社会形态及社会关系的转变成为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方略进步的动力源。法治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的治理之路，也是法治中国一体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它必将推进社会治理更好更快地迈向“善治”。
关键词：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法治社会;发展逻辑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跨过8千美元，且日益受到世人关注，我们也毫无例外地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时代(或风险社会)。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早在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把“社会管理”确定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十七大及其之后的系列会议中，又提出要不断加强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针。而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要求：“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细化了法治社会的内容，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从首先提出“社会管理”，到逐步转向“社会治理”，再到提出“法治社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存在什么样逻辑呢?笔者拟以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逻辑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市民社会的兴起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化的标志。然而，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以非政府组织为标志的市民社会繁荣，架起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无障碍互通的桥梁，逐渐打破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逐渐消弭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鸿沟。“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人类社会的治理也正在发生变革。正在从工业社会以政府为中心的控制导向的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1]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尤其是随着渐进式改革中全面法人化制度的推进，即从企业法人、协会法人、社区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等逐步确立到转向法人化策略的完善，即表现为法人的逐步独立■，在社会主义中国多元主体共存共治的共同体已经逐步形成。[2]这样，中国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方向是政府—社会合作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也被学者们称之为“社会行政管理模式”。
政府与社会合作的社会管理模式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政策制定、实施、评估等各个环节都是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的结果。具体表现为：政策制定更加关注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参与，同时以法律形式固化了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法律地位;政策实施更多地运用科学方法和法定程序，特别是社会服务的技术方法;政策评估更加注重社会管理效果、效益和经济，改变了只注重笼统的结果的模式;政策监督更注重自下而上的方式和多元监督主体的参与，改变了以往的政府自上而下的检查、自下而上的汇报的模式。“在很长时期，政府垄断了全部社会管理职责。从政府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到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人类治理史上的一场巨大变革过程。”[3]
为此，寻求社会管理的战略变革又一次摆在政府面前。“对于中国这个超大社会来说，一个良好的社会管理战略，应当善于处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矛盾和挑战，提出纲领性社会管理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战略。”[4]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管理形势的清醒认识，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准确把握，适时变革也就成为我们党和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主旋律。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社区治理和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蓬勃展开，以及全国各地社会治理创新经验不断的汇总，为进一步丰富社会管理的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适时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至此，“社会管理”则完全被“社会治理”所替代。虽然“治理”和“管理”只有一字之差，但体现的内涵却完全不同。具体说来，从参与治理的主体而言，“社会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化、主体地位的平等化以及对于参与者的重视与回应;就治理的方式而言，“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党政机关与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以及个人的共治，借助信息技术进行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多渠道参与路径和多样化的参与方法;就社会治理的内容而言，“社会治理”的领域由仅限于社会治安到整个社会领域，再到国家治理的层面。其治理目标由保持社会稳定到增强社会各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再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社会治理的规范化而言，“社会治理”更强调制度化、法制化，即更注重社会治理的载体固化与法治进程;就治理的政策工具而言，“社会治理”注重綜合采取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社会的、文化的、法律的等多样化手段，使用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多层次治理工具，创新性应用了“四前工作法”、“四先四早”、“大调解机制”、“网格化管理”等治理手段和工具。
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还进一步阐述了社会治理和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即要“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源头治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体说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增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扎实了;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社会组织发挥了作用，社会矛盾就会缓和，社会才能安定有序，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中国才能和谐平安。
二、社会治理到法治社会的逻辑
如前所述，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多元主体共存的共同体。“在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条件下，共同开展的社会治理行动必然是合作。然而，只要在政府中存在着哪怕是任何一种形式或程度的行政傲慢，都会对合作构成巨大威胁，都会妨碍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间的合作。”[3]贝克在论述风险社会存在的所谓“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时解释说：“在风险社会中，那些由晚期工业社会产生的危险或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与那些由内容和形式都植根于早期工业社会之中的定义关系之间存在一种错误匹配。”[5]为此，引入规则意识、制定法律、依据法律规范、强化规范约束和监督则成为共同体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共同愿望，既是减低风险、控制风险的根本所在，也是根治“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唯一选择。只有有了通过共同体各方参与制定的法律规范，并形成相互监督与自律相结合的约束机制，共同体各方才能有共存共治的和谐秩序。这是因为，在多元主体并存的共同体中，在保证了各个主体不同利益诉求的同时，也必然存在价值观的分歧和利益的冲突。而缓解和解决这些分歧与冲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法治。
在由社会治理到法治社会的转换逻辑中，法治政府是先驱，因为法治政府是法治社会的保障和基础。具体来说，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政府是社会的表率，政府是法治社会的指导者和推动者，政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和基础。[6]显然，没有法律规范和约束政府的行为，政府则必然会有行政傲慢，也就必然会破坏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合作共治;而法治社会又是法治政府的目标，这是因为政府产生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规范政府权力、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显然，不能依法规范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的运行，也就无法保证法治政府理想状态的实现。而法治社会、法治政府都属于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只有实现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才能称得上法治国家，也才能实现法治中国的理想状态。
实践已经证明，任何一项制度建设都是系统化、整体化共同推进的结果，而且也是一个渐进化的过程。法治社会的建设同样也需要一体化的推进，需要建立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共同推进。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社会治理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除要依赖法治的一体化推进外，更要强化社会领域的法治建设。具体说来：第一，完善社会领域各项制度，尤其要强化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治化建设;第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尤其要强化综合治理的法治化建设;第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法治化环境;第四，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要健全风险评估、畅通诉求、心理干预、矛盾调处等制度的法治化。■
当然，在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中，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具体而言，在社会治理领域尤其要回应民众的关切、切实保障民众的利益、强化涉及民生事项的立法，即“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完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扶贫、慈善、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制定社区矫正法”。■
三、法治社会的发展逻辑
法治社会是相对于人治社会而提出的，将法治社会写入党的重要文件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等具体内容，无疑既是我们进行法治社会建设的依据和准绳，也是我国法治社会的目标和愿景。
我们可以展望，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里，应该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简言之，法治精神方面主要是指整个社会对法律至上的普遍认同和坚定的支持，养成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并通过法律或司法程序解决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的习惯和意识。法治精神既包括全民法治观念的内容，即“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也包括“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依法用权、权责统一，即法治精神贯穿于全社会的不同阶层和不同领域，深入人心、植入灵魂。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则是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法规和其他制度政策是通过正当的民主程序和科学精神制定的，并由可以信赖的司法和执法机关来实施，而且这些完备的法律制度在实施的全过程都受到全社会的公开监督。具体说来，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所要达成的目标是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都严格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社会矛盾和纠纷都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来协调和解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文明礼让、和谐共处。这正如我国学者从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秩序层面所描述的法治社会内涵一样，法治社会具有法治的融贯性和社会的共治性两大特质。[7]当然，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描绘法治社会的愿景：“法治社会有终极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维度。终极意义的法治社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消亡后由社会自治规范和习惯治理的社会状态。现实层面的法治社会是法治在社会领域的拓展和具体体现，是作为法治方略的法治逻辑演进的必然。”[8]也可以把法治社会简洁地概括为“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公权力的法治化”。[6]
注释：
(1)法人的逐步独立表现为法人分离，即政府法人与企业法人的分离、政府法人与社群法人的分离、政府法人与事业法人的分离、企业法人与社群法人的分离、企业法人与事业法人的分离、社群法人与事业法人的分离，等等.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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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北庚.法治社会：法治演进的逻辑必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
作者：孟晓乐
第二篇：聚焦社会：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观照
摘 要：社会治理的重要意涵是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社会主体是多元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理解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措施。为此，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洞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缕析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角色，解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需求，通过法治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赋权增能，助力提升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成效。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社会治理;社会主体;法治观照
作者简介：蔡宝刚，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扬州 2251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20&ZD00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加强道德立法的理据与进路研究(19AFX001)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6.011
社会治理的重要意涵是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的要求，可将我国社会治理主体划分为公共主体与社会主体两大基本类型，前者包括各级党委和政府，后者主要包括公民、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企业等。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在我国社会治理中一直受到重视且成效显著，但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重视不够、活力不足、成效不佳等问题。
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研究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聚焦社会。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和保障社会治理的重要措施，但目前关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认知与研究因疏离社会治理的固有属性和基本特质，常常滞留于一般意义上的法治化进路层面，尤其缺乏针对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观照，使得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难以找到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本文认为，研究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必须聚焦社会，对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进行深度法治观照，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分析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法律角色和法治需求，通过法治赋权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增添能量。
一、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
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根植于社会治理所涵摄的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社会化、社会权力机制和社会规范调整的内在要求。洞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前提。
(一)社会治理理念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源于和秉承治理的理念。“治理”是20世纪末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概念和新理念，治理理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作为“元治理”的政府治理的失败或低效而提出的，希望通过更多主体参与形成更为有效的治理状况，“治理比政府更为广泛，包括了非政府行为体”1。政治上的正统观念认为经典的或者科层式的规制能够奏效，但是，“‘治理’理念强调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互相依赖，强调治理发生于较少科层而更多网络化体系之中的趋势”2。善治是治理的理想状态和追求目标，“善治是政府、公民社會组织和私人部门在形成公共事务中相互作用，以及公民表达利益，协调分歧和行使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各种制度和过程”3。西方学界对于治理的表述和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对治理在认识上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意涵，即治理是多主体参与的、共同解决公共问题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治理是区别于由传统国家政权进行统治或管理的理念。治理理念传入我国引起了政治学、法学等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被广泛用于改进国家或政府治理的诸多领域和层面。21世纪以来，治理一词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流行语和一种分析工具，“治理理论的滥觞，为破解政府失灵和解释社会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并进一步助推着全球性的治理浪潮”4。中国的社会治理一直都是由国家力量主导。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执政党和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社会治理任务;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成长，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日益增强，执政党和政府关于社会治理的理念发生变化，将社会治理的任务逐渐移至社会主体面前。我国对于社会治理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治理”引入我国现实政治并作为重要理念还是近年来的事，党的重要文件逐渐将治理的理念正式纳入执政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使得社会治理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传统的以自上而下管控为特点的“管理”或“统治”理念，转变为强调国家与社会主体合作共治的现代治理理念。当然，我国的社会治理理念与西方国家治理理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负责，在此基本原则和前提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5。
(二)社会治理社会化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和走向。从我国社会治理的前行方向和运行主线就可以看出，从社会控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走的是一条政府不断放权、社会不断赋权的道路，展现的是一幅社会治理不断回归社会的社会化景象。因此，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社会治理社会化命题对于社会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方向性意义，“这一命题既是中国社会情势发生变化、治国理政思路转换的新选择，又是中国理论界‘知识转型’的新起点”1。社会治理社会化引发治权主体的嬗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让非政府主体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使各种社会主体天然地成为社会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决策者、参与者、享有者，成为社会治理中最活跃、最具有活力的因素”2，打造包括社会主体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确认了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平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包括“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内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对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且充分肯定了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指明了路径。因此，社会主体参与是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显著特征。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
(三)社会权力机制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治理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力和依凭一定的权力机制。“权力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核心构成要素，没有任何一个治理行动能够摆脱与权力之间的联系”3，强调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因在于要充分发挥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行使的是一种社会属性的权力即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是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一种权力形式。迪尔凯姆认为：“每一社会事实都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支配我们的力量的力量。”4福柯认为，传统权力理论有着诸多值得质疑和需要改进的方面，“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5。权力是多元的和分散的，权力是一张无处不在的网络，它在无数的点上被运用，能够成为社会的规训力量，穿行于各个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比之于国家权力和法律等宏观权力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和高效。当代社会治理面临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加之处于百年未遇的世界大变局之中，国家权力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社会治理，“传统的政府，因其垂直的上下关系、臃肿的治理体系以及事事都要横加干涉，无法适应急速变化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6，诸多的社会事务需要让位于社会主体拥有的社会权力进行调整。社会权力具有精细化机制、规范化机制、民主化机制以及协商化机制，能够适应和嵌入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因此，有着治理意识和理念的国家致力于为社会赋予权力，“传统的合法的‘掌控权力’已经被情境中的‘赋予权力’所取代”7。各种社会主体运用社会权力在各自不同的范围内不断发挥其支配力和影响力，对于社会纠纷的化解、社会秩序的形成、特定社会结构的形成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践已经证明，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社会权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实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
(四)社会规范调整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强调多重规则的作用。社会规范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2。传统中国长期运用一种广义的“多元的法律体系”进行社会调整，其中有大量的社会规范，“包括家父和族长以及家法家规、村长与里老、地方乡绅、地方民团、盗匪、兄弟会、行会以及国家法律机构，或多或少依递减的次序适用于普通人”3。当今的社会治理需要更多地发挥自治和德治的作用，需要更多的社会规范发挥调整作用，“各种各样的‘民间法’、‘软法’、社团规范、乡规民约、道德习俗、纪律政策等发挥着法律无法替代的作用。根据社会自治理论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客观规律，凡是法律规定属于社会自治的事务、领域和地方，政府尽可能不去介入;已经介入的要尽可能及早退出来”4。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乡村治理时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因为乡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们大多‘生于斯、死于斯’，熟人社会特征明显”5，要深入挖掘熟人社会所蕴含的道德规范。社会规范建设是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內容和任务。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提出了促进社会规范建设的任务，要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居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社会组织章程等社会规范建设。社会规范的运用已经在诸多方面产生了很好的治理效应。社会规范是一定社会主体制定的约束一定社会领域成员行为和调整本领域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其运行主体是居民、村民、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既是社会规范的制定者也是社会规范的执行者和遵守者。社会治理中如果没有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社会规范的创制与实施，社会规范调整意味着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
二、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角色
学界关于社会治理主体分类看法大致相似，如“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是较为常见和普遍接受的共治主体”6，“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7。笔者从国家与社会分野及其行使权力性质的视角，将其分为公共主体与社会主体两大类型，前者包括执政党和政府，具有官方性质，后者主要包括公民、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企业等，具有民间性质。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和角色，相应承载着不同的社会治理功能。
(一)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公民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主体。公众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根本途径就是要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广泛性和有效性体现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和最终效果。公众是由公民个体组成的，公民是有权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主体，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体现了民主化属性和进程。西方学者认为，治理民主化的理由与个人和团体的解放有关，公民参与因而被看作是一种“民主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个人可以学着就大众利益和公共事务进行理性辩论。”1在我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人民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传统的被管理者个体身份已由臣民转变为拥有权利的公民，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公民行使权利的法律角色的体现。在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如果缺失公民个体的正确认知和积极作为，其他社会主体的治理就失去了基础，“虽然治理精英的存在且能量强大是不争的事实，但平民的广泛参与才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选择的理想目标模式”2。我国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各地采取了诸多鼓励和加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措施，形成诸多有益经验，如北京市在群防群治领域有全国闻名的五张名片，即西城大妈、朝阳群众、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网警志愿者，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3因此，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只有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会治理才会卓有成效，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形成。“在这个共同体中一切人都为了每个人;‘一即一切’，‘人’再微小也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生活在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为了一切人。”4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组织是由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规范并围绕一定的目标聚合而成的社会群体。对于社会组织的概念和范围存在不同的说法。社会组织一般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之外的组织形式，自治性、独立性、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等是其主要特征。我国《民法典》第八十七条规定，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从而为相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设定了法律主体资格，各类社会组织专门立法为社会组织赋予了参与社会治理的权能。社会越变得复杂，社会组织的作用就越大，“国家愈益限制它自己，致力于法律的执行，而将道德、习惯及伦理准则的推行留给地方团体、同业机关或这类的社会组织”5。为了解决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之道，在政府和市场主体治理之外，各种自发成立的相关内部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对于公共资源更为有效和有序的自主治理，自治组织可以自己制定行为规则、自己监督规则的执行、自己选择制裁方式，“许多社群的人们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6。我国社会组织性质复杂、形式多样，截至2018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达到81万多家。社会组织依托其专业化优势通过接受委托、参加合作、购买服务、从事公益活动等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财政部、民政部还专门制定了《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和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基層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社会组织中的一种特别主体类型，在社会治理中的法律角色及其功能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指的是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民法典》明确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居)民委员会具有不同于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特别法人资格，为其在社会治理中依法开展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确立了法律主体资格。2018年12月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规定了明确的权利义务。因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进行社会治理的专门职能和法定义务，某种意义上具有政府与一般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着近乎“准政府组织”的职能，不仅其自身能够直接参与社会治理，还需要组织和管理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基层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场域，基层社会治理面广量大事多，直接面对群众，随着我国社会治理的任务逐渐向基层转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任务繁重，需要深入到社会最基层的神经末梢，“村委会、居委会只是自治性组织，社会治理必须通过村庄、社区而着力到具体的社会成员”1。这就使得社区组织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就是发挥社区组织的基层治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2，构筑起了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提出明确的政策指引。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四)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企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单位和组织类型，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七条对法人的分类以及第一百零二条对非法人团体的规定，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营利法人和以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为代表的非法人组织，为企业参与社会治理赋予了明确的法律主体资格。我国企业涉及的数量多、人数多、事务多，截至2017年，我国企业数量增加到1809.8万个，占全部法人单位的82.2%，5年间增长了118.4%，年均增长16.9%，机关和事业单位合计占全部法人单位的比重仅为4.9%。3通过企业的社会治理事关整个社会治理的成效，在企业外部，能够发挥其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治理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4。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自从我国单位制退出历史舞台，现代企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企业同时追求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有着造福社会、促进公益的能力。企业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功能是社会治理，它涵盖了内部员工与外部社会，能够提升社会福利与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5在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对于企业成员来说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决定性的约束力，对于化解企业内部矛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探索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有效方式”，为加强和创新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引。
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需求
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有其特定的法律角色，但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的作用，还需要法治的助力与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有其必然的法治需求。“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1
(一)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的要求，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确立了全面的法治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人民权益的根本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2。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并将这一任务嵌入于社会治理制度和体制建设之中，即“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一步明确了法治保障的要求。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提出：“加强社会治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和法治化水平。”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指出，“广泛推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作为指导思想，将“坚持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作为主要原则，将“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作为总体目标，将“健全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作为完善社会重要领域立法的内容。
(二)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法治化保障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特质。社会治理社会化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基础上运用社会权力参与社会治理的景象。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需要法治化措施的保障，社会治理社会化与法治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社會治理的社会化属性催生法治化，社会治理社会化内蕴的治权结构嬗变引发法权关系及其内在法理的结构性调整。社会治理法治化促进和保障社会治理社会化，没有法治化保障的社会化只能是空中楼阁，“要使社会治理因社会化而深刻，因法治化而稳定，将社会化与法治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国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康庄大道”3。社会治理法治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法治化方案，“社会治理法治化既不是某些抽象、统一、宏大、普遍的传统法治理念或法学原理的当代展开，也不是西方法治模板的简单拷贝与移植”4。只有嵌入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和面向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背景，才能有理想可期且务实管用的法治化前景，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法治视野的观照及法治力量的保障，促进和保障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全面依法治国，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社会治理回归社会是最主要、最核心的方面”1。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确保社会治理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判、成果人民共享;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化城乡社区依法治理;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面推进基层单位依法治理，广泛开展行业依法治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些要求为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法治化保障指明了方向。
(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的法治解决
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参与治理的社会主体类型不明、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动力机制不清、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动力不足等，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尴尬处境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和弱势的民众群体是制约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困境”2。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社会治理就有可能走回社会管控的老路上去，“因为缺乏一定自治权的多元主体无法摆脱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无法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与共治的开放、平等、协商的理念相背离，限制了各主体发挥各自功能和优势，无法实现共治的目标，重新折回到一元治理模式”3。解决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途径和方法是多元的，其中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法治创新是重要出路。一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放权或对政府限权是一种面向，在社会治理中对于政府权力的态度更多考虑的是要划清政府的权力边界、限缩对于社会领域事务的过多干预，“不是强化公共权力，而是软化公共权力，使公共权力增添温和的、充满人性的色彩”4，这一面向的法治观念和措施已经得到重视和实施。二是社会参与的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既是贯穿于整个社会治理过程的总体要求，更是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法治积极回应迈向社会治理的变化及其带来的需求”5，为社会治理铺就一种底线性的规则和共识，其中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明确具体权利与义务、加强社会组织的统一立法等都是重要的法治对策。
(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激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6调动人尤其是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提升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法治的重要使命就是赋予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形成法治激励的权利体系。权利以社会主体的参与资格与利益回报为指向，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奠定合法性基础和拥有法定的行动自由，只有通过法治的赋权，给所有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体相应的参与资格和利益回报等法定权利，才能激发社会主体的参与意识、增强社会主体的参与能力和实现社会主体的参与目标。“在共治结构下，要实现依法治理，首先要解决治理权的法定化问题，即所有治理主体的行为均要在法律上找到明确依据或概括授权。” 7因此，如果社会主体仍然凭借社会资源优势获得的社会权力参与社会治理，那么参与的动力和能力是难以持续也难以保障的，社会主体权利的不足势必会造成其社会权力行使能力的不足，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于国家法律的权利赋予。“社会权力在民主法治国家下并不会被消除，但其存在形式将由起伏不定的政治形态演变为确定的法律形态或权利形态。”1权利蕴含和保障权力的获得与实现，“法律上的权利就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为或抑制一定行为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2。因此，社会主体的社会权力是驱动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社会主体的权利赋予是驱动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
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为了有效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重点任务和措施就是要通过法治赋权为各类社会主体增添能力与能量，“法律应当赋予村民、居民、村委会、居委会、各种社会组织以权利，这是促进和推动城乡社会治理秩序的基础，权利配置是制度建设的核心”3。
(一)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宪法为主导、以一般法律法规为主线的保障公民参与权利的相关法律制度。在民事权利保护方面，我国《民法典》对公民权利保护体系的完善将会大力调动和维护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动力，让社会主体更有安全感和获得感，从而更加自觉和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维护个人的人身安全，这就可以在激发个人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充分发挥个人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将个人看作被管理的对象”4。在民主政治权利保护方面，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主要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更为重要的是保障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我国宪法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大法的权利保障，如《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等。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深化了完善公民权利保障体系的要求。总体而言，我国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还有待完善，一些权利还停留在概念和规划的层面而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从而影响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动能和效能。只有公民的各项权利得以切实维护，社会权力才能够得以有效行使和保障，完善和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措施，是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赋权增能的基础工程和关键所在。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针对社会组织的法律规范主要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志愿服务条例》等单项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在于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与监督，更多确认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更多地规定了社会组织的设立程序、组织架构、职能范围以及需要履行的社会义务，而对关系到社会组织的权利、主体资格等内容却鲜有涉及。针对以上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该意见体现了为社会组织赋权增能的精神，提出了降低准入门槛、稳妥推进直接登记、逐步扩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支持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落实国家对社会组织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还提出了加快修订出台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研究制定志愿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等方面的单项法律法规、适时启动社会组织法的研究起草工作。这些要求为将来通过立法为社会组织进一步赋权增能奠定了基础。各地纷纷探索给社会组织赋权增能的措施和办法，如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了9大方面给社会组织赋权赋能的29条具体政策措施。未来，我国社会组织的立法工作有待加强，尤其是为社会组织的法治赋权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相关法律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赋予了明确的职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了居委会进行社会治理的法定职责，包括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的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政府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向政府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但总体看来，当前社会治理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宗旨没有得到充分彰显，自治权利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保障，国家权力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多方面介入，行政权的扩张挤压自治权利的生存空间，“在各种自上而下的指令构成的‘压力型’任务环境中，本来是‘群众自治组织’的居委会、村委会被事实上吸纳为行政体制的一环”1。为了保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就需要加强相关的法治建设，对于政府哪些工作可以下放到社区完成，哪些不允许交办给社区完成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规定。相关法治建设正在得到加强，《民法典》赋予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特别法人的资格，为其参与社会活动、进行社会治理提供了依据和动力。《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要求，“区县职能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减负赋能原则，制定和落实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为在社会治理中政府放权和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赋权明确了方向。总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还必须回归自治宗旨，需要赋予充分的自治空间和足够的权利保障，法治建设需要在此方面进一步着力。
(四)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民法典》第86条规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外部表现方式，是对企业以外的社会领域進行的治理，“营利法人之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就在于参与社会治理”2。我国的公司法等法律对公司的章程、企业的合伙协议等规定是企业进行内部治理的依据，是企业成员通过法定或约定的程序实现自我管理的途径，这些法律中对企业权利义务的细化为企业独立自主地参与民商事活动、进行内部治理提供了依据和动力。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则要求企业在进行内部治理时要以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为目的，减少用人单位与企业成员之间的纠纷，并防止企业内部矛盾外溢为社会风险。虽然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为企业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支撑，但实践中仍存在企业融资难、审批难、经营难等现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和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3，其中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为企业和企业家赋予更为广泛的权利。为此，需要分别从企业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寻求可行之策，针对企业参与民商事活动权利的不足，要“为企业法人的权利能力松绑，允许企业法人从事任何法不禁止的营利或非营利事业，只要在章程中公示其目的和范围即可”1，通过权利赋予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这样企业就会获得更多营利以回馈社会和履行社会责任。针对职工代表大会、工会流于形式的难题，要不断完善企业自治机制，健全民主管理机制，更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企业的内部治理效能。未来需要通过企业权利的拓展，探索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领域和新措施，鼓励引导其奉献公益事业，不断为社会治理增添新能量。
结 语
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主要是通过契约关系、社会规范进行自治，但自治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自治需要法治的支撑与保障。面对社会治理中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法律既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2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聚焦和面向社会，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以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和能力提升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向应该紧扣社会治理社会化的基本逻辑与现实背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路径就是完善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需要在剖析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和法律角色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需求出发，通过法治建设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赋权增能。
作者：蔡宝刚
第三篇：社会共识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需要转化为社会共识,才能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识的基础是社会成员利益的一致。当前,尽管人们普遍向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是,有些人对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存在疑虑。这就影响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识的彻底形成。究其原因在于:社会成员还存在局部利益的差别和冲突;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政府执政能力薄弱、公信力不足。解决了这些问题,全社会就能形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识。
[关键词]社会共识;利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伟大而长期的艰巨事业,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都来参与这项伟大事业,就必须凝聚全社会的共识。中央已经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让这个目标转化为社会共识。尽管没有人反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们也都希望生活在和谐社会中,于是,提出凝聚社会共识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似乎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题。其实不然,虽然没有人反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们也都希望生活在和谐社会中,但是,的确有人对于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有疑虑。在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疑虑是有一定根据的,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社会共识的基础是社会成员利益的一致
社会共识就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对某个目标、某种价值观、某种判断的认同。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社会共识与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共识不同。在日常生活中,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中也存在着共识。比如,在一个班级中共同学习的学生会对学校、老师,甚至某个歌星形成共识。但是,一方面这种共识的范围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共识主要是一种感性共识,感性共识往往缺乏深刻而一致的利益基础。感性共识基础上的共同行动往往不具有持久性。社会上存在的大多是这种感性共识。
社会共识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而不是社会的某些成员之间的共识。从宏观上看社会共识是在各个阶级、阶层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达成的;从微观上看是在每个社会成员之间达成的。社会共识虽然也包含感性因素,但更多的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更根本的是,这种理性思考是基于自身利益的。没有一致的利益,就没有社会共识。社会共识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都不过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决定了社会存在的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所以,在全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内,要达成广泛的共识并不容易,其原因就在于存在利益的冲突。
很显然,由于资源和财富是有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社会成员之间很难达成共识。但是,很难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就不能达成共识。生存逼迫人们达成共识,结成社会。社会契约就是一种社会共识,这正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早就论证过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离开了社会,人就无法生存。达成契约、组成社会,这是人类最低限度的共识。失去这个最低限度的共识,人将陷入野蛮状态。经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人类保持住了这个最低限度的共识。
除了根本利益的一致之外,互利共赢的思维也是达成社会共识的条件之一。过去社会成员之间很难达成共识,一方面是因为确实存在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极端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导致的。对立的社会成员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存在其他的选择。当然,互利共赢的思维方式的基础还是彼此利益在最低限度上的一致。如果没有彼此利益在最低限度上的一致,只能是有你没我,那就不可能形成互利共赢的思维。
二、凝聚社会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奋斗目标,包括几个具体的方面: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等。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绝不单单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情,必须凝聚全社会成员的力量,形成社会共识,来共同为之努力。所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识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识使我们找到了共同的奋斗目标,也找到了社会的黏合剂。富民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新中国成立60年来,虽然我们历经曲折,但是这个心愿从未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心愿。正像邓小平所讲的,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得并不清楚,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才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步入了正轨。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探索就结束了。因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立足点,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被人民群众接受,是因为在这条道路上,人民群众提高了生活水平,真正得到了实惠。而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是不断提高的。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水平,一方面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有限的情况下,要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实现社会各方面的互利共赢。社会各方面的互利共赢就是社会的和谐。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体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利益,完全可以成为社会共识。这个社会共识是当今社会的黏合剂。如果没有这个共识,人们都各自为自己的利益努力,那就难免会出现各种不和谐的局面,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暴力革命,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识会促使我们找到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冲突的机制。如前所述,社会资源和财富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和财富在全社会中进行分配,必然会引起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在社会成员政治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强势者必然要占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甚至侵占弱者应得的那部分。这是导致社会冲突乃至暴力革命的根本原因。目前,我们尽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并没有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实现我们曾经希望的社会成员的平等,所以,在现实社会中,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各种冲突并不少见,近几年来还呈现上升趋势。面对这种状况,党和政府,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努力找到解决的办法。也正是基于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把这种执政理念转化为社会共识,从而促使我们去寻找解决矛盾冲突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因为过去的发展模式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导致了现在的矛盾冲突,所以,必须转变发展模式,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长远的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方法是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具体来说,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其中就包含了统筹社会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冲突的思想。这既是一种发展思路,也是一种化解矛盾冲突的方法。如果社会各方面都能秉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识,那么,就不难找到化解矛盾冲突的方法。
三、当前影响社会共识达成的原因
人人都希望生活在和谐社会中,没有人反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是,希望生活在和谐社会,并不能保证生活在和谐社会,这是可能和现实的问题,现实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毋庸讳言,人们认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目标,但是,对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心存疑虑。这是当前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识达成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主张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舆论所反映的必然是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而主流舆论并不能反映全部社会意识。马克思早就说过,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也就是说,在任何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不能涵盖全部社会意识,它只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在我国也不例外。正是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社会意识的存在,表明社会共识的达成还有一定距离。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识达成的原因,或者说致使人们对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有疑虑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局部利益冲突。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核心更加保证了全社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但是,根本利益的一致并不能绝对保证社会成员之间的局部利益不发生冲突。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
我们一直承认三大差别的存在,并致力于消除这些差别。承认三大差别的存在,就是承认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仅以城乡差别为例,严格的户籍制度人为地把城乡居民分割开来,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附着在户籍身份上的各种待遇的差别是人们最直接和最深刻的感受。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把巨额的资金转移到了工业上,发展起了工业,强壮了国力,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相当一部分财富补贴给了城市居民。当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最近一个时期,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距离彻底改变还有相当的差距。因为,解决了过去的老问题,又出现了新情况。比如,虽然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逐步消除了,而且国家不仅免征农业税,还对农产品给予补贴,但是,农民的社会保险还落后于城市居民,尤其是许多地区出现了被征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甚至是强征农民土地的情况。还有大量的农民工虽然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相对于城市居民,他们的付出和收入依然不成正比。农民的弱势地位还没有完全改变。
社会成员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存在的利益冲突,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那就是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建立了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依然存在社会不公正。[1]我们以人大代表的选举为例,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地位一律平等。但是,宪法理念要完全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还需要一个过程。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从它的代表构成就可以看出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的差别。现在,每名全国人大代表所对应的人口基数,农村是城镇的4倍。也就是说,假定100万城镇人口可以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话,那么400万农村人口才能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这种选举办法是《选举法》明确规定的。所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逐步实现城乡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力图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状况。
我们再来看这种利益的不平等达到了什么程度。在我国标志着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在2004年就已超过了0.4725,有的研究结果认为已经超过了0.5。据《福布斯》富豪榜公布的2007年的数据,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近100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中国首富总资产已达1300亿人民币,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达2000美元,全国还有近30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在中国最富的20%的人与最穷的20%的人的收入差距达11.37倍。[2]有人甚至认为,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正在逼近危险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我国社会成员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的社会成员之间还存在利益的差别和冲突,这种利益的差别和冲突必然影响到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显然,人人都希望消除差别和冲突,生活在和谐社会中,但是一部分人也对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在疑虑,尤其是弱势群体。社会意识毕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要全体社会成员毫无保留地达成社会共识是不现实的。
2.市场经济本身的负面作用。市场机制的核心原则就是依据价值规律,由市场自身对资源进行分配。历史证明,市场原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无论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其他国家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共同点都是市场经济,都要求由市场根据价值规律对资源进行分配。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市场经济在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东西。
市场经济以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逐利是它的本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托·约·登宁《工联与罢工》中的一段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3]这种状况在我国也不幸出现了。山西的黑砖窑事件,河北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以及为人诟病的血汗工厂,无不说明以资本为纽带的市场存在巨大的负面作用。
市场经济有多重负面影响,仅就其对社会共识的达成具有不利的方面来看,至少有如下两点。一是无序的市场竞争容易造成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进而导致两极分化。这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后果。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是在等价交换原则下机会均等式的形式上的公平,强调的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而追求结果的差异又是竞争的固有内涵。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尽管每一个参与者都期望自己获胜,但现实是残酷的,有竞争就有分化,胜利者获益,失败者受损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同时,上一次竞争的获胜者将会由此获得参与下次竞争更为有利的自身条件;而失败者则正好相反,有的甚至可能失去再次竞争的能力。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随着一轮又一轮的竞争最终必然由收入差距的扩大,发展到贫富两极分化。二是竞争的无序和不正当性的存在,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市场经济中,个人趋利性的冲动,如果失去了法纪和道德的有效约束,就会恶性膨胀,催生出极端利己主义的怪胎。一些人将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见利忘义,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虽然从总体上说,市场竞争是一种有序竞争,但是从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和现实表现来看,竞争的无序和非正当性一直未能彻底根除。一些人信用缺失,试图超越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以获取个人私利。这些人以欺诈或强权的面目出现,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人际信任,恶化了人际关系。当然,任何国家,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些问题。那种试图彻底根除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想法,只是浪漫主义的空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消除这些负面影响。
在我国当前社会中,除了存在上述野蛮现象之外,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状况。贪污腐败成为社会的毒瘤,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显然,市场经济在给我们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容回避的消极后果。虽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消除这些负面影响而提出的,但是,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种美好的愿望转化为现实的可能。这自然就影响到了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识的达成。
3.政府的执政能力及公信力不足。社会现实中的消极状况已经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是无法回避的,关键是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在根本上取信于民。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其组织和动员能力即执政能力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这种执政能力并非完美无缺,否则,我们党也没有必要提出在新时期提高执政水平的问题。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党的执政能力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一定程度上执政能力的欠缺,必然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多发的状况。近年来,全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规模上千人的占较大比重。如湖南省嘉禾县“株连九族”式的野蛮拆迁事件、河北省定州市的征地事件引发的冲突曾震惊中央和全国。学者胡鞍钢曾根据政府公开资料统计,1994年后,全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但1997年后迅速加快,1997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近十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态势。[4]2006年达到约90000宗。2007年、2008年持续增长,规模和影响都越来越大。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是其中的典型。
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30年了,经济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也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很大改善,为什么反而会出现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呢?这就要分析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有学者认为“经过研究和分析,初步确定在群体性事件中主体80%以上是关于维权的,另外一些就是社会纠纷、社会泄愤和聚众犯罪。维权事件的基本特点有四个:第一,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相当多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是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第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中国老百姓维权时更在意规则,比如政府的许诺而不是宪法赋予的权利。第三,反应性大于进取性。一般来说,是你找老百姓的麻烦,老百姓才对付你,他们不会主动找茬。第四,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目标是合法的,但是行为中有一些非法,比如打破了窗户,打了人。这四点是我对中国目前群体性事件最基本的总结,80%以上是这个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不管在群体性事件中有人表现出什么样的敌意,终归它还是一个利益之争”。[5]这就是说,绝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起因是因为群众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在我国,群众所关注的主要是经济权利和自身安全,很少考虑政治权利。群众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受到了侵害,而得不到解决,才逐渐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瓮安事件虽然不是由群众的经济利益和安全直接受到侵害引起的,但却是由于长期以来群众经济利益受到侵害,安全得不到保障,一个偶然的事件导致的社会泄愤事件。那到底是谁侵害了群众的权利呢?普通民众自身难保,不可能侵害别人。侵害民众权利的只能是强势者。强势者包括黑恶势力、基层官员,甚至是基层政府。当群众维护自身权利的诉求得不到积极的回应和解决后,群体性事件就在所难免。这充分说明,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不适应社会的需求。执政水平低的政府当然缺乏公信力。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基层政府虽然没有直接侵害群众的权利,但是其行为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例如,在被舆论炒作得沸沸扬扬的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华南虎事件中,当众多的事实和论证已经证明这是一起造假事件后,陕西省林业厅仍然信誓旦旦地讲周正龙确实拍摄到了野生华南虎。当后来事实不仅证明这是一起周正龙个人造假事件,而且陕西省林业厅和镇坪县也参与其中的时候,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强烈的质疑。类似华南虎事件并不少见。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群众都希望社会和谐,但是不可能没有疑虑。要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动员群众一起行动是有难度的。
四、达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识的途径
既然我们已经分析了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达成共识的原因,那么就不难找到解决的方法。
首先,尽量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任何国家中的社会成员都存在最低限度的利益一致性,没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利益一致性,这个国家将面临分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确保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政治力量,更加保障了这种根本利益。完全消除利益差别是不可能的,当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尽量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把利益差别控制在社会成员可接受的程度内。具体来说,就是坚决遏止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对立,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人们之间互不信任,又何谈达成社会共识。
其次,确保社会成员的民主权利。只要仔细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不论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遭受侵害,还是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突出,无不与社会成员民主权利的缺失有关。民主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成为世界潮流,是因为民主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强权者对普通民众的侵害,保护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也有效地降低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列宁和邓小平都讲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要弄清民主和法治的针对性。民主肯定是说要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法治是说全体社会成员都要依法办事。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当今的中国,法治不仅仅是要求公民遵守法律,更多的是应该针对政府和官员为代表的公权力,要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已成为共识。公权力膨胀,得不到制约,时常侵害公民利益。这种普遍的现象不仅直接侵害了公民的经济利益,也侵害了公民的民主权利。为了保障公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权利,必须进一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像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使政府真正成为为群众办事的政府。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能否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关键在党和政府。舆论宣传十分重要,但是党和政府的行动最终起决定作用。只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肯定会转化为社会共识,人民群众也会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实现党的目标,也是为群众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参考文献:
[1]郑广永.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不公正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
[2]减少不平等?熏中国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长[A].亚洲的分配不均[R].亚洲银行发展报告,200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押829.
[4]于德宝.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原因[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6).
[5]于建嵘.理智对待不同性质的群体性事件[N].南方日报,2009-4-9.
责任编辑宋桂祝
作者：郑广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