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纠纷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社会纠纷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现代社会，在经济全球化、年龄老龄化、劳动力资源市场化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和完善。与此同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纠纷也不断增多。在各类劳动纠纷案件中，因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或赔偿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现象与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宗旨不符，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一篇：社会纠纷论文范文

诉讼的话语：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

自费孝通先生的学术专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问世以后，中国乡土社会问题在学术领域中被正式提了出来。而对于这一学术热点，笔者打算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的(不单是思想上抑或行文构思上)，这样一来便“似欲脱旧来窠臼，故设事力求其奇。”

当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被不断发掘和演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由各种性质、功能、程序和形式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共同构成的纠纷解决和社会治理系统。在这种多元化的系统中，各种制度或程序既有其独立的运行空间，又能形成一种功能互补，以满足社会和当事人的多元化需求和选择自由。其包括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为：民间、行政、司法机制(主体、性质);协商、调解与裁决(方式);劳动、家事、商事等各种专门机制(纠纷类型);传统社区调解、商事仲裁、现代强制仲裁，职业化调解、公益性机制、营利性机制等(历史渊源与形式)。笔者在这里拟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着手，从一部法律电影中的纠纷化解方式和策略来探讨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之所以选择电影《马背上的法庭》来作为本文论述的落脚点，是因为如下原因：首先、“人对‘美’的追求是出于本性，是自发的;对‘善’的追求是受到某种约束和半自觉的;对‘真’的追求却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自觉”，“艺术真实、电影真实和与现实主义之间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艺术无时无刻不在反映着现实，它来源和扎根于现实又超越和高于现实，通过一部反映法律题材的电影去探讨现实中的法律问题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其次、该部电影无论在业界还是法学界早已家喻户晓，蜚声海外，摈弃它所运用的电影技术不谈，仅就其写实性而言，就值得我们好好去探讨。最后、选择从它切入论题的关键原因在于该电影与本文论述的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具有某种高度的关联，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它当之无愧成为我在探讨一些问题时绕不过去的素材。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的偏远农村地区，由于地缘上与外界喧嚣的城市之间的联系被很大程度上隔离，外来的“先进文明”和法律政治对其渗透上相对于处于现实政治统治力量牢牢控制的城市而言，在程度略轻，市民社会的法律和契约，文化和习俗在向这部分地区渗透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被过滤掉不少。于此，“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是源于地缘上与外界的天然隔离以及人口的不流动，“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并且“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这样就形成了与市民社会相对的另一种社会形态——乡土社会一个传统和习俗被完好保存并不断传递和继承的社会。在这个乡土社会里，群体性因素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乡土社会中具有巨大的群体性力量，并且存有在群体性力量支配下产生和运作的村规民约，以及实际上掌握和控制着这些不成文规则和习惯、惯例的民间权威。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与国家法共存的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里对人们的生活和交易产生了巨大的规制力量，而对这种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的解释和运用的民间权威针对乡土社会中发生的个案而进行演绎所得出的裁决却得到了生活在这一社会中人们的群体性认同。就这样，基于乡规民约和民间权威的这种结合使得这种传统社会得以保持某种持续并周而复始地继续运转。

然而，随着建立法治社会口号的提出以及“送法下乡”被不断的实践，这种中国传统社会所孕育出来的社会圈子发生了一些动摇：作为市民社会游戏规则的国家法律被引入进来，这与乡土社会原来内生的乡规民约形成了二元对立;国家政治权力也试图对作为乡土社会发源地的广大农村进一步加大干预，作为国家权威一种代表的法官和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权威产生了接洽与互动;在纠纷解决模式的选择上，一些乡下人不再仅仅满足于在民间权威的主持下依靠乡规民约去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转而采用市民社会中惯常的机制来满足自己的诉求。而诸如此类变化更是在人口流动性加大和价值多元化的影响下不断加深。

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开片构建了一个发展变革的时代背景：从事“流动法庭”工作数十年的书记员(杨阿姨)因为文凭与年龄的问题而不得不退休，取代她的是刚法律本科毕业的阿洛，革旧换新的人事变动是当今改革如火如荼的文明社会的一个缩影。然而，导演很快将镜头切换到了古老的地域——窄小的山路已容不下汽车的轮胎，原始的马匹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当象征司法权力的国徽挂在马背上时，“马背上的法庭”就形象地映入观众的眼帘。这样一支队伍由五十几岁的法官老冯;即将因政策变动而离开工作岗位的摩梭族书记员杨阿姨;第一次下乡参加马背法庭的彝族大学生阿洛组成。除此之外，还有队伍的特殊成员——老马。电影讲述了如下几段故事：在普米族的山寨，老冯热心的处理了猪拱罐罐山的事件;在摩梭人的沼泽，阿洛因为不慎，丢失了象征国家权利的国徽，老冯一行人求助当地的女长老，终于找回了国徽。最后，他们走到了阿洛新娘子的家乡……在这里，因为一个意外发生的小案件，他们的命运和情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因与老冯的见解和看法的不同，阿洛带着新娘子逃跑了，背叛了这条在他看来没有前途和希望的路。

上述几段小故事组成了该电影的全部情节内容，除此之外，导演在细节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从表面上看，这几个故事情节是彼此孤立的，似乎相互之间没有多少瓜葛。但是，一旦将其放入到乡土社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参酌作为故事的主体的马背上的法庭，不免看到这些看似分崩离析的故事碎片其实存在紧凑的逻辑联系，影片反映了基层法院在乡土社会中办理案件的清晰流程。而笔者正是意图结合法律知识对这些小故事进行加工和再现，从而还原目前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原貌，剖析其中蕴含的法理，并分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乡土社会纠纷解决中运用的前景。

“法律一体”与“法律多元”：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

·乡土社会纠纷中司法机器的介入

当象征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器把乡土社会纳入其调整范围之后，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在纠纷解决上便面临着另外一种更有力的选择。这些普普通通的百姓，常常把诸如夫妻之间吵架、邻里之间不和、恋人之间闹别扭、父母与子女有矛盾这类家长里短的问题，呈送法院裁决或交由仲裁机构处理。原告们相信，这些机构是无私的，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道;同时，在一些原告看来，“打官司”、“上法院”本身就是对被告的报复，也是自己的一种权利。然而，法院的工作人员却把这类案件视作“垃圾案件”，谁都不愿意处理。影片中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反映了这一情况。当老冯等三人组成的马背上的法庭进入普米族的山寨时，他们遇到了一件有关猪拱罐罐山的案子。在这里，原告在纠纷发生后并没有诉诸于像自力救济和乡规民约等其他的救济方式，而是当然地向法院“投诚”。作为当事人的原告选择让法院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而作为“侵权方”的被告亦没有采取与之相对抗的另一种方式(如纠纷发生后立即以乡规民约和村民习俗所认可的方式去主动补偿)，这说明在矛盾发生后，传统的解决方式已经发生了动摇，从当事人的行为选择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和其解决纠纷的模式是十分认可的，这些人潜意识里存在着对公正的信服，并希望自己所渴望的公正通过法院的裁决予以实现和认定。正因为如此，司法机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入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体系中来了。

·从“法律一体”到“法律多元”

“法律一体”实际上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现象，更是在指代一个过程。他描述的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正式的和被认可的有约束力规则的国家制定法对现代社会生活各方面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加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统一的国家法律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入渗透，原本调整社会的规范系统中的其他规则(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的作用不断消弭，并逐渐被法律所取代或表现出法律的样态。从而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呈现出法律统摄全局，总览各方的局面，此乃我之所谓“法律一体”的诠释，当然关于“法律一体”内涵之为何还有其他多种不同的界定，我在这里对其如此定义亦是基于使其服从和服务于本文论题的考虑。

“法律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的产物，也是在群体生活中得以传承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一种文化的现象，法律的运作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文化。”这个因为我们可以把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解读，而文化本身又是多元的，所以，难免会得出法律多元的意蕴。然而，如果我们撇开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去保证实施的法的定义构成要件，而单纯从法的调整行为的有约束力的规则的角度去观察，现实中以调整一定范围内不特定主体之行为为目的而存在的规则是不胜枚举的，它们超越了法律的内涵并实际发挥着法律的秩序、效率和公平的作用，但这些以规则形式存在的东西又明显不同于道德和伦理等其他社会规则(或许其中包含有一定的道德伦理性因素)，因为“同其他规则相比，法律规则能够以更明确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故而法律规则和社会规则是迥异的。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法律可谓是多元的。因而，我将法律多元进行这样的理解：法律本身包括以法律样态存在的规则所组成的调整社会的具有逻辑联系的规则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种规则都在一定的“域”内发挥各自的作用，规则之间在作用发挥上存在着共振和对抗，但在总体上维持一种规则体系内在的和谐。

在司法机器逐渐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过程中，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体系也逐渐发生演变，从原来的一元的乡规民约向着乡规民约和国家法律共生的局面并由此而衍生出的调解(正式和非正式)、裁决(行政和司法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专业中介机构)等所构成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演变。故而，现代社会中，随着法制现代化的不断演进，传统意义上孤立隔膜的乡土社会已经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随之而生的是“送法下乡”实践中国家法律规则作用和影响下孕育的乡土社会的变体。在这样的乡土社会，无论是传统的乡规民约还是被送到乡下的“法律规则”都产生了变异。由于某种程度上两者存在暗合与差异，并在相互作用下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在这种情境下产生了这样奇妙的变化：成文的国家制定法和被送到乡下司法实践中的国家制定法之间已然迥异，实践中的国家制定法在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过程中也受到乡规民约的顽强抵抗和不断侵袭。从表面上看，国家法律在乡土社会中的作用正在被不断放大，原来作为乡土社会本土性因素的乡规民约日益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摈弃，成了被束之高阁的“古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作为乡土社会传统性因素的乡规民约始终保持着巨大的生命力，只不过其在形式上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借助国家法律的形式予以外在表达，在和国家法律相结合中对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予以维持而已。正是有了这个变化，也才诞生了“法律一体”与“法律多元”相互之间在乡土社会中的不断争斗和妥协。

诉讼的话语：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和生活在乡土社会中人的法律意识

当国家法律被送到“乡下”、乡土社会中的乡规民约开始披上了法律的外衣发挥着作用。这种变化从电影中可见一斑：当这个马背上的法庭在一个村寨里开始着手处理一起离婚案件的时候，若乡规民约则应裁决让起诉离婚的一方将自己的所有财产交由另一方所有，而如果依据法律关于离婚案件的规定，则应对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平均分割并考虑到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予以酌情适当多分或者少分(当事人关于离婚财产特别是房产分割问题和所有权归属随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颁布又产生了新的变化)。但在对这起案件的处理问题上，资格老道的冯法官显然在两种规则的权衡之间进行了取舍，他认可了当地乡规民约中的处理方式并拟打算以法院裁决的形式赋予这一处理方式以合法性，但又惮于国家法律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所以最后在两种处理方式之间做了灵活的妥协，即表面上认可乡规民约对这起案件的裁决，但内心中又不忘借助国家法律的威慑力量对当事人晓以利害，最终使得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自愿和解，从而以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平息了纠纷，使案件得到了圆满的处理。在这里，法官权衡之下的取舍和选择换来了合作博弈的成果，既避免了片面适用某一种处理方式所造成的纠纷处理不彻底的局面，也维护了司法的尊严和法官的权威，使得“送法下乡”的实践得以继续进行，也起到了弘扬法制，在乡土社会传播法律文化的作用。然而，或许是法官的不自觉行为，他们这种处理纠纷的方式又在乡土社会催生了另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模式的产生，即调解。

但是，我们通过对之前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考虑，以及对这种调解方式与一般意义上调解方式的差异分析，可以得出这种调解的纠纷解决模式与乡土社会的“内在适应性”特征：首先、这种调解方式在其运用上结合了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而这种“地方性知识”是乡土社会自身孕育的，故而这种调解方式超脱了单纯的法律运用和道德说教;其次、这种调解的主体是在法官这一角色的积极参与和主持下进行的，法官对程序的启动和终止发挥着主导功能;再次、这种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尤其特定的作用“场域”，不同情形下所应当采取的策略和方法是殊异的;最后、这种法院主导下的调解纠纷解决模式是在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国家法律”向乡土社会普及、推广的过程中逐渐孕育、产生的，是“熟人社会”在新时代的产物，与此相伴随的是乡土社会的“传统权威力量”与法院所代表的“国家权威”之间的置换并使这种“国家权威”不断具有传统权威因素而在乡土社会纠纷解决中形成一种以“国家权威”为外在形式的新的权威力量，它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种法院积极参与的纠纷解决模式运用过程中，所使用的“话语”有三种：第一，根据法律的范畴和解决方法，即法律话语;第二，根据道德的范畴和解决方法，即道德话语;第三，根据救助职业的范畴和解决方法，即治疗性话语。通过对案件处理过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乡土社会中人民的法律权利意识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通过运用法律来主张自己在邻里及家庭关系中的法律权利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国家机构的依赖。原告利用法律的象征性权力来加强自己与熟人纠纷中的力量，但当问题进入法院后他们便失去了对这种象征性权力的控制(电影中法官主导下几个案件的结案方式正反映了这种情况)。反观乡土社会中人们的法律意识，可以看到他们常坚持把邻里之间的纠纷交给法院，把邻里之间的吵闹、夫妻关系不和以及子女不孝之类的问题当成一个法律问题，到法院寻求帮助，因为他们相信法院能够帮助他们，法院应是她们的庇护所。他们到法院时看到法律制度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并且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得到这种帮助。这些原告把法院看成是有责任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等基本权利的机构。此外，他们认为运用法律规则和权威去解决问题比暴力等更文明、更合理，也能得到更大的心理满足。

多元化纠纷解决的前景与展望：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背景下，法院代表的“国家权威”的马车在乡土社会不断行走，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车辙。这种活动在向乡土社会传播和普及法律知识的同时，也促进国家权力和法制观念不断向乡土社会渗透，在传统与现代的文明与野蛮的不断对立、碰撞中，熟人与陌生人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也逐渐走向妥协和融合，进而催生出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地方性知识”与法律范式协同作用下的新型纠纷解决模式，这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法治社会的多元化色彩。

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在运用作为国家权力机器的法院来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明确的、可分析的话语：法律的话语(主要是根据法律的范畴和解决方法)、道德话语(根据道德的范畴和解决方法)和治疗性话语(根据救助职业的范畴和解决方法)。当一个人来到法院，他的问题就已经进入了其中一个或几个话语框架之重。一旦走上法庭，他们会发现法庭试图将他们的问题重新放入另一个话语框架之重，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意见相左时，便会产生几种话语的碰撞，最后的争议裁决会重视哪一种话语，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诉讼中的各方中谁掌握了优势话语权以及当事人运用这种话语阐明自己诉讼请求的技巧。以法律为例，其不仅提供了一种人们用来理解自己和社会关系的语言，它同时也会施以经济惩罚、让人坐牢、甚至剥夺人的生命。法律开辟了渠道，强调执行国家强制力，无论法律是否使用强制力，潜在的强制力总是存在的。法律影响人们意识的力量依靠它两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创造构成这个社会的符号和范畴的能力，另一方面是能在这些符号和范畴背后施加强制力，使人们服从于他对事件和关系解释的能力。即使当法律的控制力很弱甚至是放弃的时候，对于人际关系问题，潜在的以脱离日常生活形式出现的控制总是存在的

几种话语在特定场域中交互使用并地方性知识的参与下产生的解纷方式形成了乡土社会在纠纷解决模式上的特色。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范畴中，在“法律多元”的本土化语境下，这种现象的产生正反映了乡土社会在新形势下的适应性转变。根据我国《宪法》第33条之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一条文以最高法的形式明确了我国公民享有公民权的正当性。在法律方面，公民享有平等机会通过诉讼等法律资源获得法律救济乃是公民权的当然之意。宪法之所谓的平等，除了指明公民在法律适用上的平等之外，还包括机会平等和实质平等。然而，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以及各地之间的差异性，特别是在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虽然这些地区的人们同样身为我国公民之一员，但法律资源在各地之间的配置以及其运用法律解决纠纷途径的可获得性和成本是不同的。概言之，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权利平等和地方差异的博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过程中，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手段之一种除了具有管制手段的意蕴外，其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价值更是不断得到彰显。在作为国家权力控制核心的城市，法律在纠纷解决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当法律的力量向作为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边缘的乡村延伸的过程中，这一规律是否被继续遵循还是被打破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法治与伦理道德，表面上，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价值论的二元对立，但也不能忽视其相互之间在妥协与合作后之后所产生的适应性转变。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视域下，在诉讼的纠纷解决模式之外，产生了一些诸如调解和仲裁等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模式。从纠纷解决的终局性、社会矛盾的恢复以及社会秩序的维稳等价值取向上看，在不同纠纷类型中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选择。这种诞生于乡土社会、其内涵随着时代发展被不断丰富的纠纷模式在乡土社会这一特定场域中对纠纷解决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的情形之下，法院在乡土社会的秩序恢复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结合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以及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对其进行改革以发挥最大功效成为了一种必要。在基层司法实践中，这种必要正不断被发现，并通过越来越多案件的处理的过程实践和发展。

结语

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完善，这是哲学中认识论所反映的人类认识问题的一般路径。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之产生和完善亦是如此，它发生于乡土社会司法实践的过程之中，通过不断地遍历和反复而为人们所认知，然后在大量经验和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得到总结，最终又要将这些理论化的原则回复到基层司法实践中，去检验和不断完善。要达成这一目标，除了要有正确的认识论之外，科学的方法论也是不可或缺的。就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这一法律和社会现象而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要运用通常的法学领域内的规范分析，于法律范畴之内进行分析和评价，了解国家的宏观法律制度和司法政策以方便对其认知之外，更多的还是要借鉴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田野调查中获取量化的数据和资料，明晰法律在基层社会运行的机理，去发现掩藏在“法律真实”之后的“客观真实”。

诉讼是一种司法实践，在这一实践中，类似法律、道德话语等一系列话语被不断运用，各种掌握话语权的主体在诉讼框架下运用这些话语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展开激烈的博弈。在乡土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参与诉讼的各方主体正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影响下运用各种话语推动纠纷的解决进程，要描绘乡土社会的司法图景，这些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反复被运用到的话语实践是不可忽视的。本文笔者以反映法律题材的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为切入点，展开了对乡土社会司法实践中诉讼话语的发掘工作。回溯初衷，乃希望藉此以反映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模式在新时代下的特色，并赋予其合理性论证。于其前景，众多成功的案例为此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未来的发展中，这种纠纷解决路径将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外延之一而不断得到重视。实际上，在运用这一模式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对“地方性知识”等本土化因素的权衡考量已经开始对其他地区的纠纷解决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即强调司法的具体化、司法的社会影响以及司法与社会的互动等。

(张俊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李相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作者：张俊　李相清

第二篇：社会保险纠纷性质之思考

[摘要]现代社会，在经济全球化、年龄老龄化、劳动力资源市场化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和完善。与此同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纠纷也不断增多。在各类劳动纠纷案件中，因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或赔偿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现象与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宗旨不符，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拟通过社会保险纠纷理论在实践中的缺陷分析，在法律的框架内，社会权的理念下对社会保险纠纷性质作一考察，并提出社会保险争议应分立于劳动争议，成为一种独立的争议形式的观点。以期能够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社会保险纠纷;法律性质;劳动争议

一、问题的提出

据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仲裁信访处统计的数据，2008年全省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9954件，比上一年增加76%，涉案标的高达13.4亿元。另外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违法解除终止合同补偿等成争议热点，2008年这三类劳动争议案件占了所有案件的95%。其中有关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及赔偿的案件，高居首位，占全省所有劳动争议案件的40.6%;有关劳动报酬、克扣工资及拒付加班费的案件位居其次，占全省所有劳动争议案件的27.7%;与社会保险有关的少缴、欠缴社会保险费案件则占27.2%。

但与这一趋势不相适应的是，社会保险纠纷该如何定性处理至今尚存争议，社会保险纠纷究竟是行政争议还是劳动争议?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不同的观点，致使部分当事人在救济途径的选择上陷入两难境地，甚至在选择救济途径后，却出现了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这一现象影响了法的救济制度功能的实现和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在培育市场机制，谋求社会保险事业良性运行的过程中，合理界定社会保险纠纷的性质，依法明确处理此类纠纷的合理路径，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二、社会保险纠纷的种类

社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手段，在劳动者因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及死亡等原因，暂时或永久失去生活来源时。依法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保证公民和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而社会保险纠纷是指劳动者因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不交、少交或迟交社会保险费，或者由此引起损失赔偿而与之发生的纠纷。实践中，常见的社会保险纠纷有以下五种：

第一，社会保险损失赔偿纠纷。即保险事故发生后，劳动者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用人单位赔偿因其不交、少交或迟交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保险待遇损失纠纷。司法实践中一般包括工伤损害赔偿纠纷和医疗保险赔偿纠纷。

第二，参保纠纷。即用人单位依法应当参加社会保险而未参加，劳动者要求建立社会保险关系的纠纷。

第三，不交、少交或迟交社会保险费纠纷。即社保关系建立后。用人单位不积极履行缴费义务的瑕疵缴纳行为。不交一般是指用人单位未依照法律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少交是指用人单位虽为劳动者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但其缴费数额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迟交是指用人单位未依照法律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的缴费时间参加社会保险，只为劳动者缴纳了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

第四，约定由劳动者自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纠纷。即用人单位按照合同约定，以现金形式支付劳动者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费，由劳动者自行缴纳而发生的纠纷。

第五，社会保险金发放纠纷。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劳动者因审核、发放等社会保险事务而发生的纠纷。

三、社会保险纠纷的性质

目前，实践中社会保险纠纷反映出一个共同现象就是：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缴费义务，将使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得不到落实，同时造成劳动者不能或部分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带来的利益。而社会保险这一特殊的法律关系，又使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实现有一个权力诉求的对象转变和权利具体实现的形式问题。因此，社会保险纠纷是行政争议还是劳动争议向来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

(一)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社会保险纠纷性质的表述

在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建立、不断改革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核心。在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以来的二十几年间，社会保险纠纷究竟是劳动争议还是行政争议，法律、法规的表述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而立法机关一直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为了便于理清思路，笔者将现行法律法规以“法律表述”和“法规表述”分别予以梳理，并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融入“法律表述”当中。

1.法律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没有对社会保险纠纷的性质作出明确规定，但在“法律责任”部分的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可以加收滞纳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劳动者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社会保险金的纠纷，不属于劳动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工作时间、休息时间、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适用本法。

2.法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企业与职工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按照劳动争议处理。该条例的解释注明：“保险”是指社会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病假待遇、死亡丧葬抚恤等社会保障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工伤待遇方面的争议，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赔偿发生争议的，依照国家有关劳动争议处理的规定处理。

所有这些规定，就是通常所说的“界定法院受案范围”的依

据，也是社会保险纠纷性质之争各大观点形成的理由。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法律法规对社会保险金发放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以及工伤待遇纠纷是劳动争议的规定比较明确，但对于劳动争议中的“社会保险”是指社会保险费征缴纠纷，还是社会保险待遇损失纠纷，还是全部社会保险纠纷，法律规定的并不十分清楚，《劳动争议解释一》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作了限制性规定，仅指社会保险待遇损失纠纷;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作了扩张性规定，涵盖了社会保险纠纷的全部。另外，《劳动法》和法规没有明确社会保险费的不缴、少缴、代扣代缴纠纷是行政争议，但明确此类纠纷属于行政管辖的范畴，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依行政手段处理，即产生的纠纷是行政争议。可见，法律之间、法律与法规之间对社会保险纠纷性质的规定存在相互冲突的问题，争议自然无法避免。

值得一提的是，在表述上，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中认为，社会保险费纠纷应当区分三个层次，一是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劳动者损失的，这类争议应当属于劳动争议;二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后，没有按时足额缴费，这类争议应当属于行政争议，依照行政强制征缴的程序办理;三是保险金的发放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给付属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觉履行的法定职责，这个职责属于行政法规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职责，如果产生纠纷，应属于行政案件。该释义，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保险纠纷的性质更为明了、直接和清晰。

(二)社会保险纠纷性质之争议

一般认为。纠纷是社会保险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保险纠纷是社会保险法主体之间围绕社会保险权利义务发生的争议与冲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体系中，社会保险纷争性质因社会保险制度和管理体制的不同有所差异。

在我国，由于社会保险理论与立法在较长一段时期未独立于劳动法体系之外，社会保险行政管理尚未与业务管理分离，社会保险纠纷依据社会保险主体关系，被切分为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职工之间因社会保险权利义务发生的争议以及社会保险缴费人(用人单位和职工)与劳动和社会保险机关之间因社会保险缴费、管理和支付等发生的争议。这也是目前多数人的观点，即，前者为劳动争议;后者为行政争议。

与其相联系，上述五种纠纷中，社会保险损失赔偿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其余四种属于行政争议。该观点已释明的理由在于：

第一，社会保险损失赔偿纠纷性质上届于劳动争议。社会保险费由国家作为基金投资人占有、使用并保值增值，劳动者只享有社会保险的期待权。在社会保险中，劳动者是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主体。在行政征缴关系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并不因此形成债的关系，劳动者只能请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向用人单位征缴社会保险费。在退休、失业、患病、工伤等法定情形出现时，劳动者的利益受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就形成了实际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因此发生的争议，依法属于劳动争议。第二，参保纠纷、因瑕疵缴纳行为引起的纠纷及保险金发放纠纷都属于行政争议。依法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与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一样。既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相关行政部门的职责。对于符合征缴规定范围内的用人单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不仅有权进行追缴，而且应当进行追缴，其不追缴就是一种失职。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既是用人单位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行为，也是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表现，应属行政争议。

而持反对意见的观点认为，上述纠纷都是因用人单位违法或违约行为引起的，纠纷双方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具有很明显的平等主体之间民事纠纷的特征，因而都是劳动争议。

还有反对意见认为，对社会保险损失赔偿纠纷属于劳动争议没有异议，但同时认为，不交、少交或迟交社会保险费等瑕疵缴纳行为引发的纠纷也应是劳动争议的一种。其依据在于：第一、区分行政争议和劳动争议的一个明显标志是纠纷的一方是否为行政机关。劳动争议的双方分别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行政争议的双方分别是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上述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不包括行政机关，因而此类纠纷不可能是行政争议，只能是劳动争议;第二、社会保险的办理往往是劳动合同的一项重要内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此发生的纠纷显然属于劳动合同纠纷。第三，《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因此，即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订的合同未对社会保险的内容进行约定，双方因用人单位不交、少交或迟交社会保险费发生的纠纷，也属于劳动争议。

四、对社会保险纠纷性质的再认识

应当承认，社会保险纠纷性质的理论，是对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的一种尊重和保障，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劳动者依法选择救济途径提供了理论帮助，甚至为劳动者恰当行使救济手段指明了方向。但是，我们也看到，社会保险纠纷性质的理论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在某些情况之下，不仅给司法审判适用法律，执行带来弊端，而且也使劳动者选择救济途径处于两难境地。因此，笔者认为，理论上的合理性，应当建立在实践的合理性基础之上，离开了这一基本前提，任何理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一)法律框架下社会保险纠纷性质之考察

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被确立为宪法原则，社会保险权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劳动法》第九章也专章对社会保险和福利作出了规定。国务院又相继出台了《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等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和政府也出台了与之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形成了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险立法的完整体系。

笔者认为，保障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是这些法律法规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出发点。劳动法是兼有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的法律，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既是其承担公法上的义务，也是其承担私法上的义务，即既是对国家的义务，也是对劳动者的义务。公法关系的权利义务，属于强制性的权利义务，当事人没有权利放弃。在公法的前提下，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法定的义务。

在我国，国家始终是社会保险费征收的唯一主体，国家和用人单位是义务主体，劳动者主要是权利主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得益于国家的财政投入和对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国家完成对用人单位的征缴是劳动者社会保险权得以实现的条件之一。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其本质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且这种违法行为给社会保险制度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危害，同时又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时得不到救助，生活失去依靠。因此，虽然《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赋予了行政部门的强制征缴权，但并不能由此可以对“社会保险”这一概念加以限制性解释和运用，并以此限制甚至剥夺劳动者的司法救济

权。征缴社会保险费既是维护国家正常的社会保险秩序，也是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不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同时违反了国家行政法和劳动保障法，构成征收违法和民事侵权的竞合。由此发生的争议既是行政争议，也是劳动争议。

(二)社会权理念下社会保险纠纷性质之考察

社会权又称生存权或受益权，是指公民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公民有依法从社会获得其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二是公民有依法向国家要求提供这些生活条件的权利。社会保险权具有“社会性”的色彩，其表现在：社会保险的权利观，注重“积极权利”，更多地强调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保障劳动者社会保险权，首先是国家的责任，既包括国家有责任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以保障公民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也包括国家必须承担必要的财政支出，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具体实现劳动者社会保险权利的义务。对劳动者而言，社会权之实现主要依赖于国家的积极作为。

在社会保险权是社会权这一理念下，社会保险纠纷的性质被逐渐显现出来：社会保险纠纷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劳动争议或行政争议，社会保险权的社会权本质决定了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是一种复合性法律关系。这种复合性表现在：它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民事(劳动)法律关系，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法律关系，而足一种三方机制。即政府主导、三方协商的法律规范关系。在同一法律关系内，既有多重主体之间的多种权利义务关系，又有同一主体的不同权利义务关系;既有基于行政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有基于民事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人为地将社会保险纠纷分解定义为劳动争议或行政争议而分别适用民事或行政程序，均不能有效地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因此，在社会权的理念下，对社会保险纠纷性质的认定应当理顺国家、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四个主体的关系，既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保持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整合性，又避免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从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孤立出来;既不单纯依据传统私法原理，也不单纯依据传统公法原理，而是建立在公法和私法调整方法融合的基础上。

结语

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作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专项工作列入“十一五”规划之中。社会保险立法正从劳动法体系中独立出来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保险争议逐渐分立于劳动争议，成为一种独立的争议形式。而随着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延伸，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业务终将与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构真正分离，明确各自分工与责任进行运作。因此，社会保险纷争将更多发生于建立在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脱离行政争议、劳动争议的范畴独立存在。笔者相信，明确社会保险纠纷的性质，必将会推动此类纠纷更加有效的解决，对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必将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钱嘉宁

第三篇：基层政府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问题研究

摘 要：当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不断涌现，严重影响了基层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基层政府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主体，要科学认识当前基层社会所存在矛盾和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突出特点;积极探讨化解的方法和途径，突出自身在多元化解主体中的领导作用，突出法治在多元化解方式中的主导地位，突出发展在多元化解途径中的根本原则;完善社会矛盾纠纷预防机制、预警机制、应对机制以及保障机制，切实筑牢基维系基层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关键词：基层政府;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也出现了快速转型和深刻调整。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致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出现，这在基层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基层政府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主体，要科学认识当前基层社会所存在的矛盾和纠纷，积极探讨化解的方法和途径，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筑牢基维系基层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要有正确的认识

(一)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

第一，由经济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主要表现在利益分配和经济补偿等方面。在利益分配方面，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利益分配过程中常会出现部分人利益受损的情况，进而引发不同程度的矛盾纠纷;在经济补偿方面，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强力推进，出现了征用土地、拆迁房屋等现象，很多时候在经济补偿方面并未达成一致，再加上个别干部在工作中存在违规和暗箱操作等情况，从而引发或激化了社会矛盾纠纷。第二，由干群关系引发的矛盾纠纷。个别干部漠视群众利益，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现象;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突出;生活上贪图享受，部分干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们对此反响强烈，在某些时候甚至还出现一定程度的干群冲突。第三，由文化传统引发的矛盾纠纷。社会的深刻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致使传统的一些风俗习惯等被打破，而新的习惯规则还未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层文化的混乱与失序;第四，由其他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改革的推进导致很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断暴露，这些新矛盾新问题通过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来，如社保、医改、土地征用、拆迁安置、债务纠纷、环境保护等。面对这些新矛盾新问题，旧的政策不顶用，新的政策没出台，从而导致人们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矛盾纠纷。

(二)社会矛盾纠纷的突出特点

第一，在成因上呈现出逐利性。当下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纠纷都是由经济利益主导和引发的。从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来看，其主要力量往往来自利益受损的群体，他们俨然成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二，在表现上呈现出尖锐性。近年来，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诱因复杂，给处置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同时，涉及的阶层、群体等也越来越广泛，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更加多元化。第三，在影响上呈现出严重性。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发频发不仅破坏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秩序，而且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同时，这些矛盾和纠纷，极易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引起周边地区、同类利益主体产生“共振”，进而引起更大范围或更多方面的纠纷。第四，在处置上呈现出滞后性。面对矛盾纠纷，有些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步伐，在事件刚出现苗头时，往往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一来，不仅没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之中，反而产生“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被动局面，由此导致矛盾扩大，造成巨大损失。

二、要明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方法

(一)突出自身在多元化解主体中的领导作用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事关基层社会稳定，基层政府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一定要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出发，切实担负起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领导责任。然而，就目前而言，基层政府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原因认识不明，对社会矛盾纠纷带来的社会危害估计不足;在工作中被动应付，存在重应急轻预防等现象;工作方式单一，缺乏处置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方法与手段;化解能力偏弱，专业化水平不高;化解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全方位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等。

首先，要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作为一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其次，基层政府一把手要发挥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切实担负起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领导责任，综合协调综治办、信访办、派出所、司法所等相关部门的相关职责，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全面配合。另外，还要切实提升基层干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科技素质、政策法律水平、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等。

(二)突出法治在多元化解方式中的主导地位

在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实践中，要重视法治建设的主导地位，要让领导干部按照法治思维，运用法治的方式去思考矛盾纠纷化解的具体路径。然而，就当前而言，面对高发的社会矛盾，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压力，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习惯于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习惯于行政命令、发号施令式的矛盾化解方式，这种把个人权威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做法，不仅不能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纠纷。突出法治在多元化解方式中的主导地位，首先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对矛盾纠纷易发多发的时间点，如农村春节前后、农闲时节等;对矛盾纠纷易发多发的事件，如婚姻家庭纠纷、父母赡养、债务纠纷、宅基地纠纷、城市拆迁、噪音污染等要有充分的预测，做到防患于未然。其次，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在对矛盾纠纷化解的过程中，广泛开展有关的法制宣传，力争达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另外，结合送法下乡活动，广泛宣讲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三)突出发展在多元化解途径中的根本原则

当前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纠纷是因为发展不足引起的，为此，大力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是消除社会矛盾纠纷的治本之策。因此，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的同时也把“蛋糕”分好，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正确处理新时期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本途径。

突出发展在多元化解途径中的根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大力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开展农产品深加工，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就地就业和转移就业，鼓励农民创业;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增加农民非农性收入，最大限度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构建和谐农村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要完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体制机制

(一)社会矛盾纠纷预防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预防机制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利益表达机制以及社会心理疏导机制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机制。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在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和谐。当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实，要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缩小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利益格局深刻变动的形势下，某些社会成员的利益难免会受到损失，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互助等方式，尽可能满足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进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协调和融合。二是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基层要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如人大、政协、人民团体、QQ、微信等，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引导群众通过正当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三是完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随着当前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变动，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越来越明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越来越明显的利益差别容易导致公众心理失衡。要引导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正确看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正确认识当前的贫富差距，最大限度调整人们对深化改革的心理预期。

(二)社会矛盾纠纷预警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预警机制包括社会矛盾纠纷信息收集和处理机制、舆情预警机制以及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等。首先，完善社会矛盾纠纷信息收集和处理机制。通过多种方式想方设法拓宽信息收集渠道，将各种各样的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信息及时、全面、准确地收集上来，通过这些信息充分了解民众的多样化需求，并将不同类型的信息及时、科学地处理，使政府部门通过这些信息能够识别潜在的矛盾纠纷，预测这些矛盾纠纷的发展趋势和严重程度，通过分析潜在矛盾纠纷的轻重缓急，做到有的放矢，掌握处置社会矛盾纠纷的主动权。其次，完善舆情预警机制。定期开展舆情收集和分析，时刻关注社情民意的发展趋势，及时准确、全面有效地收集矛盾纠纷信息，完善信息分析研判制度，综合分析研判，做到对社会矛盾纠纷的早发现、早干预，及时将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另外，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开展基层社会矛盾因素大排查，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对影响农村稳定的易发多发问题，要进行全面排查，通过健全机制让全面排查制度化、长期化，形成长效机制，并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开展专项化解，可以通过个人包案、领导交办、组织督办等方式，将矛盾纠纷化解落到实处。

(三)社会矛盾纠纷应对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应对机制包括民间调解机制、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政府信访工作、合作联动机制以及应急处置机制等。首先，要培育和发展民间调解组织，包括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人民团体调解、律师调解以及由其他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个人主持的调解等。实践证明，民间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成本最为低廉，为此，要注重民间调节这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努力通过当事人自身的力量或者社会力量来解决矛盾纠纷。其次，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我们知道，过去政府往往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且多数情况下采用行政化手段，如压、罚、管、控的方式，这些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要采用温情的人性化手段，如协商、对话、交流、沟通等方式来化解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再次，要做好政府信访工作。信访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人们也比较认可这种方式，其优点显而易见，可以综合调配使用多种行政资源，是一种大家比较认可的利益诉求渠道和权利救济机制。但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也滋生了一些信访“油子”及“缠访”“闹访”等一些恶意上访户，他们借信访之名谋取个人私利，对这种行为，我们也要亮出鲜明的态度，通过法律的手段加以制裁，净化信访环境。最后，完善多部门合作联动机制。协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各类调解机构，建立相互强化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整体调解功能。

(四)社会矛盾纠纷保障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保障机制包括經费保障机制、督查督办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首先，要完善经费保障机制。要充分看到社会矛盾纠纷对社会秩序、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和破坏，要加大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所需经费和物质方面的投入，充实不同层次的工作人员，确保面对社会矛盾纠纷时有钱办、有人干，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人才保障。其次，完善督查督办机制。对于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要跟踪到底，不能有头无尾、有始无终。督查督办主体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采取书面督办、约谈督办、电话督办等多种行之有效的督办方式;严格督查督办纪律，对在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中拖延、敷衍等行为要严肃处理;同时，要提升督查督办能力和水平，分清督办事项的轻重缓急，根据不同的督办案件灵活选用不同的督办方式。最后，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包括因工作不力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行为以及在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措施不力效果不明显的行为。敢于使用各项工作纪律，让惩治的“板子”真正打下来，从而促使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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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士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