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投资贸易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内容摘要本文从文献角度对投资相关研究进行了概括性地描述与讨论，将现有的研究概括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投资环境等几个方面，着重分析了投膏计量模型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和以我国为对象的转轨经济投资研究。
第一篇：投资贸易论文范文
一带一路之柬埔寨投资贸易政策研究
柬埔寨地处东南亚交通枢纽位置，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促进中柬经贸合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近年来，柬埔寨成为中企开展投资和贸易的热土，但由于对投资贸易政策解析不到位，处处碰壁。本文旨在分析柬埔寨投资贸易政策，提出对策建议，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柬埔寨地处中南半岛南部，地处东盟的正中心，湄公河流域的核心区域，是全世界公认的旅游圣地，也是前往全球重要市场的要道。近年来，柬埔寨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积极融入区域、次区域合作，重点参与区域连通计划的软硬设施建设，加大吸引投资特别是私人领域参与国家建设，“四架马车”(农业、以纺织和建筑为主导的工业、旅游业和外国直接投资)拉动经济稳步前行，成为10年来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充分展现出了柬埔寨发展实力，也为柬各个市场积蓄了喷发的力量，全球各大投资集团纷纷看好柬埔寨的经济潜力，掷重金参与建设。
中国政府致力于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深度挖掘合作机会和潜能，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中柬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且经济互补，“一带一路”契合柬方需要，而柬埔寨正以自己特点和优势迎来“一带一路”倡议新机遇，因而柬埔寨理所当然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红利优势，加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为中柬双边贸易发展带来强大动力，使中国在柬埔寨这个“新新兴市场”开展投资贸易势头也愈发强劲，中柬经贸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在企业赴柬开展投资贸易活动中，全面掌握柬埔寨相关的法律法规，准确把握政府在投资保障、投资优惠和限制、外汇、土地使用、商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政策尤为重要。
一、吸引外国投资
柬埔寨政府视外国直接投资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给予外资与内资基本同等的待遇，《投资法》及其修正法为外国投资提供了保障和相对优惠的税收、土地租赁政策，包括免征全部或部分关税和赋税，同时，外国投资同样享受美、欧、日等28个国家/地区给予柬埔寨的普惠制待遇(GSP)。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是唯一负责重建、发展和投资监管事务的一站式服务机构，负责柬埔寨建设发展工作和投资项目活动进行评估决策，批准投资人注册申请的合格投资项目，并颁发最终注脈书。
(一)主要投资法
《投资法》1994年8月4日柬埔寨王国第一届国会特别会议通过，1997年、1999年两度修订)，制约和管理人们在柬埔寨境内的投资活动，对投资主管部门、投资程序、投资保障、鼓励政策、土地所有权及其使用、劳动力使用、纠纷解决等作出明确的规定。《投资法修正法》，2003年2月3日柬埔寨王国第二届国会通过颁布，是对《投资法》的补充和修正，在投资申请、投资项目购进与合并、合资经营、税收、土地所有权及其使用、劳动力、惩罚等方面给出相关定义，并作出明确规定。《关于柬埔寨发展理事会组织与运作法令》规定了柬埔寨投资主管部门—柬埔寨发展理事会的组织结构、职权任务和运作方式。《关于特别经济区设立和管理的第148号法令》(2005年12月颁布)规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法律程序，经济特区的管理框架与任务、对经济特区的鼓励措施、对出口加工生产区的特别措施、劳动力管理与使用、职业培训、侵权与纠纷的解决。《商业管理与商业注册法》对商业公司的成立、组织、运作、解散、转让和变更做出了规定，对公司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商业合同法》，规定了所有类型合同的成立、履行、解释和执行。它也进一步详细地描述了某些类型的合同，比如销售合同、租赁合同、借贷合同、个人财产抵押和担保。
(二)投资行业规定
(1)柬埔寨政府鼓励投资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出口导向型;旅游业;农工业及加工业;基础设施及能源;各省及农村发展;环境保护;依法设立的特别开发区。
(2)限制投资的领域包括神经及麻醉物质生产及加工;使用国际规则或世界卫生组织禁止使用、影响公众健康及环境的化学物质生产有毒化学品、农药、杀虫剂及其他产品;使用外国进口废料加工发电;森林法禁止的森林开发业务;法律禁止的其他投资活动。
(3)对外国公民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规定投资活动土地所有权须由柬埔寨籍自然人或法人持有51%以上股份;允许投资人以特许、无限期长期租賃和可续期短期租赁等方式使用土地;投资人有权拥有地上不动产和私人财产，并以之作为抵押品。
(三)投资方式
(1)外国直接投资
在柬投资活动较宽松，不受国籍限制(土地法有关土地产权的规定除外)，外国投资人可以个人、合伙、公司等商业组织形式在商业部注册并取得相关营业许可，即可自由实施投资项目。拟享受投资优惠的项目，需向柬埔寨发展理事会申请投资注册并获得最终注册证书后方可实施。
(2)合资投资
合格投资项目可以合资企业形式设立，由柬埔寨实体、柬埔寨及外籍实体或外籍实体组成。王国政府机构亦可作为合资方，且股东国籍或持股比例不受限制。但若合资企业拥有或拟拥有柬埔寨王国土地或土地权益的除外，非柬埔寨籍实体的自然人或法人合计最高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
(3)合格投资项目合并投资
两个及以上投资人，或投资人与其他自然人或法人约定合并组成新实体，新实体拟实施投资人合格投资项目，并拟享受合格投资项目最终注册证书规定投资优惠及投资保障，新实体需向投资委员会书面申请注册为投资人，并申请将合格投资项目最终注册证书转让新实体。
(4)收购合格投资项目
投资人或其他自然人或法人收购合格投资项目所有权，且拟享受合格投资项目最终注册证书规定投资优惠及投资保障的，需向投资委员会提出收购申请，将合格投资项目最终注册证书转让新实体。
(5)建设特殊经济区域
2005年12月《柬埔寨关于特别经济区设立和管理的148号次法令》颁布实施，特别经济区体制在柬埔寨开始正式施行。《投资法修正法》规定，位于特别经济区的合格投资项目有权享受与其他合格投资项目相同的法定优惠政策和待遇。且特别经济区委员会向全部特别经济区提供优惠政策，可享受税收、设备和原材料进口、产品出口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6)BOT方式
在柬埔寨开展BOT项目的主要以中资公司为主，涉及行业包括水电站、输变电网等，特许经营期限没有特殊规定，水电站的经营期限一般是30-40年。
(四)优惠政策
(1)优惠政策框架
有效的投资保障。柬政府对投资者提供有效投资保障，包括对外资与内资基本给予同等待遇;不实行投资者财产的国有化政策;已获批准的投资项目，柬政府不对其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进行管制;允许投资者从银行系统购买外汇转往国外，用以清算其与投资活动有关的财政债务，无外汇管制。
积极的优惠政策。凡经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批准的合格投资项目可免征投资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建筑材料、零配件和原材料等的进口关税;可享受3-8年的免税期(经济特区最长可达9年)，免税期后按税法交纳税率为9%的利润税;若使用投资利润用于再投资，可免征利润税;分配红利不征税;生产产品出口，免征出口税。
(2)行业鼓励政策
农业。在吸引外商投资农业产业上，柬埔寨政府依据投资法对开发种植1000公顷以上的稻谷、500公顷以上的经济作物、50公顷以上的蔬菜种植项目;对畜牧业存栏在1000头以上、饲养100头以上的乳牛项目、饲养家禽10000只以上项目;以及占地5公顷以上的淡水养殖、占地10公顷以上的海水养殖项目均给予支持和优惠待遇。主要鼓励措施是：(1)项目在实施后，从第一次获得盈利的年份算起，可免征盈利税的时间最长为8年。如连续亏损则被准许免征税。如果投资者将其盈利用于再投资，可免征其盈利税;(2)政府只征收纯盈利税，税率为9%;(3)分配投资盈利，不管是转移到国外，还是在柬国内分配，均不征税;(4)对投资项目需进口的建筑材料、生产资料、各种物资、半成品、原材料及所需零配件，均可获得100%免征其关税及他赋税，但该项目必须是产品的80%供出口的投资项目。
旅游业。自第一届王国政府提出优先发展旅游业的战略以来，柬埔寨旅游业的经济功能受到了充分重视，为旅游业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十多年来，旅游业成为柬埔寨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目前全国大多数省市都把发展旅游业作为首要工作之一，将旅游产业定位于“优先发展行业”、“支柱产业、“特色产业”来加快发展。
二、促进贸易发展
(一)贸易法规体系
柬埔寨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进出口商品关税管理法》、《关于制衣行业原产地证书、商业发票、出口许可证核发的规定》、《关于商业公司贸易行为的规定》、《关于实施装运前检验服务的规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关于风险管理的次法令》、《关于成立海关与税收署风险管理办公室的规定》等。柬商业部负责出口审批和免税进口核准手续。在多数情况下，进口货物无需许可证，部分产品需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特别出口授权或许可后方可出口。
(二)优惠政策
享受欧、美、日等28个国家/地区给予柬埔寨普惠制待遇;美国给予柬埔寨较宽松的配额和进口关税;欧盟给予柬埔寨除军火外几乎所有产品零关税的待遇。且柬埔寨目前不限制使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无当地含量要求。而出口产品应重视普惠制的原产地规则要求，普惠制下出口至美国的产品，原产地规则对当地含量的最低要求为35%，在“除军火外所有商品倡议”下，原产地规则要求出口产品至少有40%的含量出自出口国。
(三)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柬政府近年来不断改进海关管理制度，致力于实现简洁、高效、透明和可预测的海关管理，利用数据库分析贸易商档案数据、商品和/或原产地进行海关监管，简化海关程序，推行使用“海关一站式服务系统”，并计划在西哈努克港安装自动海关数据系统终端柬埔寨政府希望藉此减轻贸易活动的行政负担，并减少腐败滋生的机会。在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共同有效关税体制下，从东盟其他成员国进口、满足原产地规则规定的产品可享受较低的关税税率。
三、中柬投资贸易协定
1996年7月，中国与柬埔寨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紐和保护投资协定》;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面建成，进一步为中柬经贸合作开辟更加宽广和畅通的渠道，提供更多的机会;根据中国_东盟自贸区协议，中柬双方于2009年10月1日起正式启动降税程序;2011年签署《关于柬埔寨木薯干输华的植物检验检疫要求议定书》;2016年签署《关于柬大米对华输出的检验检疫议定书》和《中国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柬埔寨提供97%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换文;2017年11月柬政府及国会通过《中柬关于避免双重税收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扫清了柬埔寨大米直接出口中国的障碍、增加了柬农产品对华出口机会。
四、中国企业赴柬建议
(一)投资方面
遵守当地法律制度，准确把握政策法规。以诚信经营作为行为准则，遵守法律法规;应入乡随俗，尊重风土人情，处理好与当地政府、民众、雇员、媒体等方面的关系，应“低调”，切勿“土豪金”、财大气粗，应充分考虑当地人感受;应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参加公益事业，注意环境保护。其次，全面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经济周期、产业结构、市场规模、资源布局以及消费习惯，关注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准确把握政府在投资保障、投资优惠和限制、外汇、土地使用、商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政策。
客观分析投资优势，规避投资风险。在柬投资具有两国政治互信、自由市场经济开放、经济活动高度自由化、政府重点关注、内外资相同待遇、自然资源丰富、享受多國优惠待遇、无外汇管制等投资优势，但也存在法律法规有待健全、市场秩序有待提高、政府经济依赖外援、基础设施落后、腐败突出、等问题，因此客观分析投资优势，全面了解投资风险，提高决策质量。保持清醒头脑，凡事务求落实，主动联系中国驻柬埔寨经商机构，通过正规渠道取得信息，深入进行国情和市场调研。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也应对其背景和实力先进行考察。
引进先进技术，加大对高附加值产品的投资。
柬埔寨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家，且许多国家对柬埔寨出口给予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最惠国待遇，引入资金和先进的技术，选择投资农业初级产品及加工后成品，出口可享受减免关税待遇，节省大量的成本，且我国与柬埔寨产业互补，保持着两国友好合作的关系，不冲突，不竞争。
设立培训机构，培养高技能人才。柬埔寨是一个年轻且需要人才带动其经济发展的国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需要人才支撑，在当地设立培训机构，严格遵守柬埔寨的劳动法，专门培养高技工人才，维护柬埔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扩大柬就业率，提高中资在柬知名度。注重本土化经营，尽量雇佣当地管理者、员工。
(二)贸易方面
抓住国家机遇，创新贸易模式。抓住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带来的新机遇，充分利用自贸区优惠条件，积极开发减免关税的这一大市场，及时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的变化，制定柬埔寨市场开发战略和策略，在经营思想、组织模式、生产技术等一系列方面开拓创新，在创新中加快发展步伐，不断开拓新的合作空间，提高合作效益。借助与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熟悉贸易特点，悉知优惠政策。柬贸易结构单一，工业生产以制衣业为主，因而其工业制成品和服装加工原料几乎全靠进口，出口产品绝大部分为服装，外商投资的服装加工企业是外贸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制衣业已趋近饱和状态。稻米因加工技术设备瓶颈，且种植周期长，出口量小。农产品丰富，因检验检疫等相关国家规定，出口滞后。但柬埔寨于1999年加入东盟，享受东盟成员国关税减免相关待遇，东盟与印度、韩国、日本、澳新的自贸区建设也在进行中，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自由贸易区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柬埔寨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注重提升产品质量，灵活运用税务规则。柬埔寨目前主要有所得税、增值税和营业税，掌握其税种和税率，灵活运用税务规则。其次产品质量是信誉，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中国企业出口到柬埔寨的产品主要有纺织品及其原料、机械、电器、食品、汽车配件、建筑材料、医药、烟草及化工品。中国企业应注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打造良好的國际商誉。(作者单位为云南省商务研究院)
作者简介：程希，女，云南省商务研究院，工程学硕士。
作者：程希
第二篇：投资、投资效率与投资制度：文献视角的探讨
内容摘要 本文从文献角度对投资相关研究进行了概括性地描述与讨论，将现有的研究概括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投资环境等几个方面，着重分析了投膏计量模型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和以我国为对象的转轨经济投资研究。鉴于目前对投资制度理论研宛较少，论文探讨性地分析了利用演进博彝分析转轨投资制度的可能性，并对CES生产函数特征进行了解析，说明了借用其对持轨投费制度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的可能性。
关键词 投资；投资效率；投资制度；转轨经济
作者简介：何志强，男，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成都610074
李一鸣，男，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成都610074
投资是一个相对宽泛、内容丰富的概念，但如果仅从产出角度看，主要是指物质资产投资。本文所指的投资主要是指实物资产投资或产业投资，与虚拟经济下的金融投资相对应。对投资、投资活动、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时代，而在现代的经济学范畴内，投资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研究视角：资本与投资
资本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一直是古典、新古典、凯恩斯以及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只有具备一定的资本，并与劳动要素相结合，生产方可能顺利进行，资本便成为经济研究最为基本的命题之一。由于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从关注资本过渡到关注资本的形成——产业投资，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资本既然重要，资本形成过程——产业投资过程也就相应的变得重要。因此，资本和投资成为经济理论研究中两个相互联系而相对独立的视觉。
经济理论对资本与投资的研究往往包含在其他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一类基本问题就是生产的物质产品多少用于生产，多少用于投资形成资本，以实现效用最大目标，也就是最优资本积累问题。Barnsey(1928)率先从动态角度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最优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建立了著名的Ramsey无限期界最优化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在Ramsey模型基础上，Allais(1947)，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和Blanehard(1985)以微观为基础建立了代际交叠模型。[1]由于代际交叠模型可以研究个人寿命期间储蓄的总影响，进而研究最优资本积累问题，所以较Ramsey模型应用广泛。Ramsey模型和代际交叠模型都是从动态的角度，寻求最优资本积累路径，实现效用最大化。但两类模型在处理投资与资本问题时的一个共同点是将资本、资本形成——投资简化处理，这样就忽略了作为资本形成过程的投资行为与最终的资本存量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处理方法出现在很多经济理论模型中。[1]由于资本形成(投资)和资本存在根本差异，前者是一个过程，后者是结果，并且投资过程(资本形成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本身具有独立性。所以，研究投资行为过程本身及其与资本存量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也就是探寻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投资行为进而影响资本存量，进而探讨其对经济的影响。由于这一研究内容非常复杂，随着投资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者也试图通过建立不同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投资行为，并利用产业层面、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经验实证分析，这对于我们从中微观层面认识投资运行特征进而认识资本存量及其变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出于对我国经济的关注，我们更在意对转轨经济的资本和投资的认识。吕炜(2000)[2]在其专著中扩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定义，认为资本具有阶级和功能双重属性，前者可以划入历史范畴而后者则划人技术范畴，而技术范畴的资本的本质特征是盈利最大化趋势。从技术范畴的资本化运动来理解我国整个经济转轨特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现实意义就是认识到资本不仅是生产关系的表现，也是一种具有技术性质的生产要素，所以在转轨经济中，资本是可以参与利润分配的。更进一步理解转轨经济的资本和投资行为，一方面表现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投资目标的多元化，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低效率存量资本的调整，也就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这两种趋势下，经济的转轨过程也就是如何保证投资与资本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
综上，当分析资本时更多地与总量经济的运行情况相联系，而分析投资时，更多地与投资主体行为、投资决定因素联系在一起。所以，资本和投资是两个有区别但同时又有联系的概念，从而形成两个既有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方法：模型与现实
(一)简单加速模型
早在1917年，J．M．Clark将固定(实物)资产投资与产出联系在一起，认为投资取决于未来的产出需求，建立了简单的加速模型，也是研究投资行为最基础的模型，它是其他模型的基础。其表达式为：Kd=aY (1)
其中，Kd是合意资本存量，a是不变的资本产出比率，Y是产出水平。合意资本存量指在增加的净资本能够以不变价格瞬时获得的情况下，企业家选择的资本存量水平。而实物资本投资一般不可能没有时间滞后性，即意愿资本水平不能立即通过投资实现，Koyck和Chenery等对(1)式进行了改进，认为资本对于投资来说是一个缓慢而富有弹性的过程，通过增加滞后系数，建立了弹性加速数模型。
(二)弹性加速数模型
其中，YP是GNP，bn=αβn，μ是误差项，N为滞后期。如果将利润或者现金流加入模型中在理论上将更具有解释力，因为企业或产业的投资受自有资金充裕情况的影响较大，而外部融资一般有较高的成本。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往往受到预期盈利能力的影响，所以将包括利润在内的现金流加入模型(4)而形成现金流加速数模型。
(三)现金流加速数模型
其中，CF是实际现金流，名义现金流：税后利润+资本消耗前的资本消耗折扣+存货价值调整，名义现金流除以投资平减指数便得到实际现金流，其余符号同上。(1)、(4)式主要差异表现在模型(5)不仅关注产出需求对投资的影响，也关注供给对投资的影响，如现金流、资金使用成本，将需求和供给因素对投资的影响都纳入模型中，这是投资计量模型的一个重大进步。
(四)新古典投资模型
由于在投资行为进行中必然伴随有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
资本的供给价格，而价格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Jorgenson及其合作者将资本价格因素引入投资行为分析中，形成了最为有名的新古典投资模型：
其中，γ为产出中的资本份额，P为产出价格，c为资本服务租赁价格。结合上面的模型，得到如下可进行回归分析的计量模型：
为新增资本购买价格(相对于产出价格)，为净资本税的真实融资成本，a为资本折旧几何比率，m为投资税收抵免比率，z为折旧税收减免贴现比率，t为公司所得税。
(五)证券价值Tobin’sQ模型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除了上述基于产出的产业投资行为研究计量模型外，投资研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变化来研究投资行为，Bminard和Tobin(1968，1969)在Keynes(1936)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投资的证券价值(Tobin’sQ)模型：
其中，I为本期投资，K-l为上一期资本存量，a为常数项，N为滞后期，m为系数，Tobin’sQ=市场价值／重置成本。与基于产出的模型相比，Q模型在经济理论上更加完备和更有解说力，原因在于投资与Q对未来产出与价格的长期预期会有相同方向的反应，在预期真实资本有盈利能力时，投资与Q值都将上升，而预期悲观时投资将受到抑制，Ciceolo(1978)的研究表明投资与Q是正相关的。但在利用Tobin’sQ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有条件的，更详细的理论分析可以参看Hayashi(1982)[3](213—224)的文章。
Chirinko(1993)[4](875—1911)根据投资计量模型对动态(dynamics)的处理，将相关的投资计量模型分为隐式模型(implicit model)和显式模型(explicit model)。如果动态因素显示地出现在最优问题估计系数中且估计系数显式的与潜在技术和预期参数相联系，那么就是显式的，否则为隐式的。由于包括动态因素和未来预期的显式模型与实际的投资活动更加接近，所以能够更好地解释投资行为，To-bin’sQ模型是显式模型的典型代表，其余四个模型都是隐式的。当然，模型与现实之间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不确定下的投资行为研究推进了现有研究，[5](54—65)在此不再赘述。
三、投资环境：制度与效率
从经济理论角度，投资制度环境可以简要分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各自所包括的投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是典型的转轨经济，如何在我们这样的转型国家建立一套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的投资制度成为转轨经济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
首先是以投资和资本形成为工具变量，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这方面以张军最具有代表性，其相关研究体现于其专著上[6]，认为我国经济在“边际资本—产出比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存在“过度工业化”趋势，经济增长“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力量”。此问题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绍济增长前沿组的关注，在他们的系列文章[7]中，对我国投资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20多年来，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是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并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高投资的政府激励机制及宏观成本边界和高成本增长的临界点。
其次，对我国投资效率及其的相关研究。沈坤荣等(2004)[8](52—63)从金融发展视角考察了我国资本形成、投资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波动，认为投资效率低下，进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韩立岩等(2005)[9](77-84)利用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考察我国1993—2002年间资本在各行业间的配置效率，结果显示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非常低，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化水平偏低。秦朵，宋海岩(2003)[10](807—832)从基于标准生产函数的投资需求模型出发，从投资需求所处的非均衡状态人手讨论了我国1989--2000年的投资效率特征，发现扩张性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对投资需求有着强烈的影响，地区间投资不均的程度有所下降，东部，沿海省份的效率一般高于西部省份的效率。可见，投资效率有助于认识和解释现实经济活动的合理与否。
再次是对转轨经济中投资膨胀机制的研究。与计划经济中的“投资饥渴症”相比，我国转轨经济中仍然存在非市场因素影响的投资膨胀。易纲等(2004)[11]从产权逻辑来解释转轨经济中的投资膨胀机制，认为过度投资和投资效率低下是产权约束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向的问题，理论新意主要将转轨经济中产权不健全和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作为解释投资膨胀和投资效率低下的因素，对于转轨经济投资制度的未来改革方向具有指导意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组(1999)[12](16—25)也认识到体制性障碍对投资的影响，一方面可能导致投资饥渴症，进而导致“经济过热”，造成经济波动；另一方面，转轨时期体制对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障碍，形成体系性紧缩。
综上，投资、投资效率是考察经济运行状态的好视角，如总量经济波动、资本市场运行、区域投资差异等，但如何设计制度保证高效率投资的实现，是研究投资效率问题的必然归宿，特别是对于转轨经济。所以，转轨经济的产业投资制度是当前投资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好的投资制度才能保证投资的顺利进行和投资效率的提高，而这正是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需要实现的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未来研究方向探讨：投资制度、演进博弈与GES生产函数
尽管产业投资制度对投资、投资效率有重要影响，但国内相关的研究内容较少，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市场经济里由于投资活动属于投资主体自己的事情，不存在统一的投资制度安排框架，政府要做的是要保证投资活动的自由、流动，投资制度设计思想及其研究相对模糊；其次是投资内容的广泛性，主要表现为投资可以通过金融、会计、企业、宏微观经济等多个角度来研究，缺乏
统一研究视角；再次是投资制度研究方法，由于当前流行的制度分析方法本身缺乏一致的理论模型，[13](143-150)投资制度研究目前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分析工具和分析模式。下面从研究方法角度，尝试性的探讨投资制度研究可能的方向：演进博弈分析和CES生产函数。
(一)转轨产业投资制度与演进博弈分析
面对产业投资制度分析的难题，笔者认为一种新的制度分析方法——演进博弈可以用来分析转轨产业投资制度，这方面青木昌彦等(2005)[14](1-21)已经作了尝试性研究。一般的博弈理论对博弈参与人理性做了严格的假设，它不仅要求每个行为人是理性的，而且还要求这种理性是所有参与人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就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能力而言，“完全理性”是一个相当严格的假设，而博弈任意一方的理性和能力的任何缺陷都会导致纳什均衡难以实现。演进博弈论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完美理性假定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它只要求博弈方具有一种能够根据情况和新的信息调整判断与改进策略行为的理性，这种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弈方的预见力和判断其他博弈方的情况要求较低，并且允许犯错误，这种理性被称作“过程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Friedman(1998)给出了设定演进博弈的三个基本假设条件：高的支付策略会随时间逐渐取代低的支付策略；博弈中存在惯性；博弈参与者并没打算系统影响其它参与者的未来行动。[15](15-43)而演进博弈的其它限制条件，如大群体、有限理性、随机配对、可观测策略等都没必要。演进博弈分析制度相较于非合作博弈有另外一个优点，演进博弈强调惯性(inertia)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也就是制度的演进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变迁受起点的影响，而用“休克疗法”式思维来理解和进行制度变迁存在缺陷，因为制度是一个“演进”式变迁过程。演进博弈可以用来分析影响转轨投资制度演进的基本因素、博弈均衡下制度的特征，进而从制度设计角度使转轨经济产业投资向着利于提高产业投资效率方向演进。
(二)CES生产函数与产业投资制度变迁实证分析
注重对经济理论的经验检验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最主要表现为利用计量模型来进行分析。在研究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变迁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可以用来检验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设计运行效率情况：不同投资主体在转轨经济中投资地位的变化是否遵循效率原则，进一步可以概括转轨经济中国有投资与非国有投资之间的相互替代是否遵循效率原则，这通过CES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大小变化体现出来，进而检验投资制度设计的合理性。CES生产函数规范的表达形式为：
Arrow等(1961)在其经典文献首先分析了一类不变要素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也就是CES生产函数。与单位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不同的是，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中要素K、L之间的替代尽管其数值不变，但其替代弹性并不为1，也就是说不同经济体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时间段间要素替代的弹性可以不同或变化，这就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学内容，这主要通过(9)中的参数ρ变化体现出来。P的原始含义是要素替代参数，定义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σ=1/1+ρ，表示资本—劳动比率每上升1％，厂商将用相对便宜的资本代替劳动，资本—劳动比提高σ％。所以，σ的大小可以说明一个国家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当σ越大，说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替代对价格的变化越敏感，要素市场相对完善、要素市场相对完整。反之，当σ越小，说明一国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或者经济单位并没有追求效率最大化，在生产中的要素选择存在偏差。所以，σ(或p)的大小可以用来评价一国资本—劳动配置效率的高低。[16]
可以用CES生产函数来考察转轨经济产业投资制度变迁及其效率，主要的变化是用非国有投资I和国有投资IG代替函数中的劳动L和资本K，有投资效率生产函数：
其中，Y是产出变量，可以是CDP，也可以是利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等产出指标，IG国有部门经济产业投资，I是非国有部门产业投资；A为除产业投资以外使产出效率提高的其他因素，a是非国有部门产业投资参数。在变形后的模型中，η表示产出一投资系数，令I/IG=i，即非国有和国有投资比值。
将ρ变形表达为决定弹性系数的变量：
其中rG和r分别是国有和非国有产业投资绩效。在此，σ可以理解为非国有—国有投资的替代系数，在国有—非国有投资效率比值每下降1％时，非国有投资的比重会增加σ％，所以它是一个反应系数，当其越大说明这种替代越有效，进而表明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遵循效率原则，更具效率和市场性，反之则说明投资制度存在阻碍投资向高效率转化。进一步，可以利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间投资替代弹性的差异考察投资制度的变迁及其相应效率。
上面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利用演进博弈方法、CES生产函数对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及其变迁效率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可能性，笔者及其合作者正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以期能够加深我们对转轨产业投资活动的理解。如果将Chirinko(1993)认为未来产业投资需要研究的内容[17](73-124)——金融结构与流动约束、公司及其投资决策的扩展、投资动态性，与转轨经济的投资制度研究结合，可能形成转轨经济投资研究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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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志强 李一鸣
第三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2000年以来上海服务业利用FDI 与上海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协整检验结果发现上海服务业利用FDI与上海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之间均存在着长期正相关关系;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则表明服务业FDI的流入是促进上海服务贸易的格兰杰原因，但上海服务进出口的增长却不是服务业FDI流入上海的格兰杰原因。笔者试着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由此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FDI;服务贸易;实证分析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投资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目前服务业FDI占全球FDI的比重急剧增加并已超过一半以上。2011年，上海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4057个，占全市合同数量的比重高达93.7%;而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合同金额与实际到位金额分别为170.76亿美元和104.3亿美元，占全市总量的比重分别为84.9%和82.8%，上海服务业吸收合同金额和实到金额的占比均创历史新高。大规模的外资流入极大地推动了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为了较为准确地考察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上海服务贸易的影响，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实证分析。
目前关于FDI的贸易效应主要有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和不确定性关系三种。蒙代尔(1957)在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投资与贸易替代模型。而日本学者小岛清(1973)在对日本进行实证研究后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日本式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呈互补关系。在前两位的理论基础上，Markuson和Svensson (1985)提出了FDI与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关系，他们认为若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生产要素和商品贸易的流动表现为互补关系;若二者之间是不合作的，则表现为替代关系。P. Patrie (1994)则认为投资动机不同会导致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也不同。
美国学者W. Hejazi和A.E. Safarian (2001)通过引力模型发现：美国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的服务出口和进口有明显的促进作用。Grufeld & Moxnes (2003)随后也利用引力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李薇，田英旭(2012)基于VAR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服务贸易进口与FDI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除此之外，盘和林，马建平，陈琦(2011)，黄海燕(2011)，余红春，李小婧(2011)，舒燕，林龙新(2012)等也做了类似研究。
国内学者对服务业FDI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一般集中于选取中国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总额，主要研究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出口额的关系，而对具体某个地区或直辖市服务业利用外资与服务贸易关系的研究却不多。因此本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研究上海服务业利用FDI与上海服务进口和服务出口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是研究上海服务业利用FDI的贸易效应，而服务贸易包括服务进口和服务出口，所以本文分别选取上海市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作为两个独立的因变量，而选取上海服务业FDI流入量作为自变量，通过以下两个模型分别分析上海市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以下用FDI来表示)与上海服务贸易出口额(以下用FEX来表示)及服务贸易进口额(以下用FIM来表示)的关系，为了消除异方差，分别对它们取对数，以下用LnFDIt、LnFEXt、LnFIMt表示，其回归方程分别为：
LnFEXt=?1+β1LnFDIt+εt①
LnFIMt=?2+β2LnFDIt+εt②
其中，?1和?2为常数项，β1和β2分别为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对服务贸易出口额和服务贸易进口额的影响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t表示时间。如果影响系数为正，说明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对上海服务进口或出口有促进作用，相反，如果影响系数为负，则说明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对服务进口或出口有替代作用。
(二)数据说明
上海服务贸易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上海商务局网站和上海统计局网站上的统计数据，而上海市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主要来源于各年份的《上海统计年鉴》。由于2000年以前，中国的服务业包括上海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服务贸易额较小，并没有分地区分类别的官方统计，也难以对其进行估算，所以，为了保持数据的真实性，确保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把数据的样本区间确定为2000年至2011年，实证分析均使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完成。
三、协整检验
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要求数据变量必须是具有平稳性的，所以，本文在对各时间序列变量做协整分析之前，先对它们进行平稳性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见表1)：
(二)协整检验
为了验证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与上海市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运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残差的EG两步法对其进行检验。首先，分别对上海市服务贸易出口额，服务贸易进口额与服务业实际利用FDI额做回归分析，然后检验其回归残差的平稳性。由此可得上海服务业利用FDI与上海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进口的回归方程分别为：
LNFEX=1.4121*LNFDIS+0.0013③
LNFIM=1.2551*LNFDIS+0.4022④
从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R-square)和调整后可决系数(Adjusted R-square)分别为0.946894和0.940993，非常接近于1，而Durbin-Watson stat为1.896374，接近于2，这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且模型统计量显著。若两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残差项应具有稳定性，因此我们需要对残差项做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
从表2和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残差序列的ADF检验中，上海服务出口和服务进口的ADF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431828和-2.956327，均小于1%，5%和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上海市服务出口和服务进口均与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上海服务业利用FDI与上海服务贸易相关性很强，回归方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经济意义。具体表现为：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每增长10%就会拉动服务出口和服务进口分别增长14.12%和12.55%，但对出口的拉动效应更大。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以上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与上海服务进口和服务出口均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否为因果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拟采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其检验结果如下：1.原假设和的F统计量分别为0.32132、0.41490，均小于其概率P值0.4106和0.5427，所以拒绝原假设，可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是上海服务进口和服务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即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对上海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均具有促进作用;2.原假设和的F统计量分别为0.63014、1.29898均大于其概率P值0.5782和0.3675，所以接受原假设，可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上海市服务业进口和出口均不是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的格兰杰原因。
上海服务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上海市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增加，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是本文采用的是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忽略了经济增长、技术、汇率、货物贸易等其他影响服务贸易的重要因素;二是选用的数据是2000年至2011年的，样本空间较小。上述原因可能造成实证结果有一定偏差。
五、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1.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上海市服务贸易出口额和服务贸易进口额均与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服务贸易出口方面，FDI流入改善了上海的资本质量，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外资流入也对上海的服务部门产生了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提高了上海服务部门的供给能力和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从服务贸易进口来看，上海市利用FDI与上海的服务贸易进口同样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这是由于早期上海乃至全国对服务业的发展不够重视，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外资大量进入所引起的对现代服务的大量需求只能通过进口来弥补。
2.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是上海服务进口和服务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即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对上海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均具有促进作用;但上海市服务业进口和出口均不是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的格兰杰原因。上海市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增加虽然未必能直接带动上海市服务业利用FDI的增加，但是可能通过整个投资环境的优化，尤其是生产者服务的发展而带来制造业外资的增加。
(二)启示
上述实证分析说明上海市利用FDI对上海服务贸易具有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应该从战略层面探讨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来发展上海的服务贸易，从而进一步优化上海的产业结构，增强上海的国际竞争力。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利用外资优先发展上海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贸易的质量，从而进一步优化上海的产业结构。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开放程度虽然较其他城市要高很多，但是在银行、保险、信息服务等高端服务行业的开放程度较国外发达城市仍然有很大差距，如果能够更多的吸引这些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上海，必定可以提高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发展能力，从而提高上海的服务出口。
第二，鼓励国际服务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通过其管理决策、采购销售、共享服务、资金管理、物流分拨等业务的整合来增强其运营和控制能力。研发成果的就地转化是上海积极吸引外资服务企业来此设立研发中心的重要目的之一。上海市政府一直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并积极引进新产业、新业态以及先进技术，上海的本土服务企业应趁此良机有效利用外资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发展多样化的利用外资形式，如债权、股权出资，并购，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等创新型吸引外资方式。首先，可以将浦东新区试点中的“中方自然人出资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扩展到整个上海市范围。其次，如果外商投资企业符合政府规定的条件，可以让其在境内外发行中期票据、企业债和股票等，使其使用境内并购贷款，这样可以拓宽它们的融资渠道。最后，可以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对在沪上市的高端服务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或战略投资，促进上海现代服务贸易企业扩大其国际品牌效应，并逐步形成“上海服务”的品牌形象。
第四，完善上海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由于上海服务贸易较国外发达城市起步较晚，所以对服务贸易的各项统计尚不健全，统计数据也较难获得。为了更好的反应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应将上海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服务贸易各行业和上海各区县进行分类统计，并建立一个具有实时查询、分析、预测和信息共享等功能的标准统计系统，实现上海服务贸易统计的规范化和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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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作者：彭华君 魏景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