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投资论文范文

2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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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外汇投资论文范文

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初试身手

近来浙江华立集团的董事长汪力成心情格外舒畅,公司新近提出的购汇600万美元进行境外投资的申请,很快就将走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审批程序。而三年前华立集团首次申请300万美元的境外投资计划时,从提出申请到最后获得批准,竟然花费了八个月的时间。

比汪力成更有理由兴奋的,是2002年10月以来已然获准购汇进行境外投资的浙江18家企业的老板们——这一切都缘自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浙江省分局自2002年10月1日起进行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式改革。

这一改革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要求,对原有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包括取消境外投资的购汇限制、取消境外投资的外汇风险审查(但保留资金来源审查)、取消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允许境外企业的利润留在境外使用、实行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制等。

在浙江之后,去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又批准在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和山东等省市从2002年12月1日进行类似的试点改革。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王雅范介绍,北京、天津等地最近也提出了参加试点的要求,改革半径将会进一步扩大。

外汇管制每一颗螺丝的松动,都将对现实经济的流水线产生联锁反应。王雅范认为,这些旨在简化境外投资用汇审批程序的试点改革,将会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的成本,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事实上由于中国的资本项目还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属于资本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这一试点也是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然而现实也不容许过于乐观。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邢厚媛认为,由于中国对外投资体制涉及许多政府部门,包括国家计委、外经贸部、经贸委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企业境外投资必须先得到其它部门的批准,才能到外汇管理局办理相关审批和资金汇出。因此,如果要更好地促进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除了外汇管理部门的改革外,还需要其它部门的改革和配合。仅仅是外汇管理环节的改善尚难以带动整体效率的提高。

先行者浙江

2002年9月2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了浙江省分局上报的《浙江省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办法》,同意从2002年10月1日开始,在浙江全省开始实施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方式改革。

在此之前,中国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模式是以1989年发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为基础的。总的基调是对企业境外投资实行严格审批与控制。这既是对当时我国外汇资金缺乏的应对措施,也与当时多数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为国有企业有关。因此,政府在对外投资管理方面履行的既有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外,也发挥了其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职能。

对于有境外投资计划的企业来说,既有的管理框架意味着层层关锁:由外汇管理局负责境外投资的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企业在办理登记时,应当按照汇出资金数额的5%缴存汇回利润保证金;境内投资者来源于境外投资的利润和其他外汇收益,必须在规定时间调回境内,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结汇或留存;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适用其它外汇资金等。

这些严格的外汇管理规定,加上其它部门的严格审批,不仅使审批的时间大大延长,使企业丧失了有利的投资机会,而且加大了企业有形和无形的投资成本。结果就是我国境外投资发展缓慢,处于零星、自发的状态,缺乏国家境外投资战略的引导。据统计,2002年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各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共35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9.83亿美元。而当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除此之外,繁琐、严格的审批还促使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各种渠道,绕过外汇和其他方面的管制,进行境外投资。然而没有任何部门知道这部分境外投资的规模、流向,国家对这部分境外投资缺乏有效的管理。

民营经济遍地开花的浙江再一次充当了先行者的角色,改革仍然是典型的自下而上。外汇管理局浙江分局资本项目管理处处长吴水平称,随着对外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意识越来越强烈。2001年9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即根据本省企业情况出台了《关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意见》。这使得职能部门的有关规定滞后问题与“走出去”战略的矛盾日渐显性化。

为全面了解浙江省境外投资情况,2002年3月外管局浙江分局组织调查组,深入浙江省对外经济最为活跃的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四个地区开展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专题调查,先后召开了四个地区的企业座谈会,与60多家企业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实地走访了10多家企业,与有关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交换了看法。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讨论后,浙江分局调查组指出了现行对外投资外汇管理制度的诸多弊端:外汇局进行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是管理越位,多此一举;审批要求提供材料过多、过滥,使得企业望而生畏;不得购汇投资政策限制了企业“走出去”;汇回利润保证金政策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外管局对境外投资重事前审批,轻事后跟踪监督,对实际的境外投资情况并不清楚。

结论已十分明显:在对待企业境外投资与外汇管理的矛盾问题上,要支持企业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并结合浙江的经济特点和实际,重点解决外汇管理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问题。因此调查组提出了在浙江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的建议,并起草了《试点报告》。

“刚好5月初,总局在杭州召开境外投资座谈会,大家汇报了情况,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相同的看法,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打下了基础。”吴称。

详解试点方案

始自浙江的试点涵盖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诸多环节,对此外管局资本司司长王雅范给予了详细解读。

王雅范认为,试点将从多方面促进我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首先,给予每个试点省份的2亿美元的购汇额度是对当地企业“走出去”的实实在在的支持;其次,试点取消了外汇风险审查、汇回利润保证金等滞后于企业境外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第三,试点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核材料从过去的11项减少为五项,并缩短了审核时间,从而简化了审批程序,有利于企业把握投资时机。第四,试点不再强制要求调回境外企业生产的利润,在政策上鼓励境外企业通过自身积累发展壮大,实际上也是对“走出去”政策的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项政策跳出了以前政策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的模式,消除了由于投资主体所有制性质不同而产生的政策差异。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走出去”,在外汇管理上保障其合理的境外投资需求。这对于浙江等民营企业发达省市的民营企业摆脱原来的外汇管理政策束缚,开展境外投资是一大利好。

那么,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改革是否会加剧资本外逃的现象呢?有专家认为,两者间没有什么关系。我国的资本外逃多是通过对外贸易中的价格转移,以及地下钱庄等体制外渠道进行的,与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关系不大。

外管局浙江分局吴水平也认为,浙江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中相当部分为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家会为自己的资金负责的。此外,改革尽管取消了对外投资的外汇投资风险审查,但在资金来源审查方面加入了投资主体资格审查的内容,以加强对企业性质、结构、产权、资产规模等的审查。这包括一系列明确的条款:企业拟境外投资金额加上企业已经实施的对外投资金额之和不得超过该企业净资产的50%,以强调企业投资的适度性和可行性,也为管理其境内投资主体创造条件;境外投资企业除了应当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外,还应对境外投资财产处置权进行认定。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应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同意批文;股份制企业境外投资应有其董事会的同意决议;民营企业应有其董事会或合伙人的同意决议。凡此种种,都在减化程序的同时封住了境内资本恶意外逃的去路。

瓶颈千万重

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试点无疑将会大大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然而这种乐观是有节制的。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邢厚媛就认为,尽管外汇管理方面的改革有利于境外投资的发展,但在其它政府部门的审批没有改革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

据外经贸部合作司境外企业管理处李永军处长介绍,目前我国实行的境外投资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搭建于1991年~1992年,其中最主要的文件是1991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境外投资管理的有关通知。由于当时正处于三年治理整顿末期,相关规定都显得比较严厉。

《通知》确定了不同政府部门的分工。外经贸部作为国务院授权的境外投资企业审批和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对境外投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统一管理。国家计委负责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外投资的外汇投资风险审查和资金来源审查——这种管理办法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当时的情况下,《通知》强调政府对境外投资进行事前审批的作用,即“批项目”,包括批立项和批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着眼的管理对象是国有企业,这与当时国有企业是境外投资的主体的状况是符合的。随着我国经济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这种注重微观项目审批的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就用旧的政策来套用在新的经济成分”。

其实,境外投资管理上的这种注重项目可行性审批和部门审批权力分割的状况,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类似的,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延伸。只不过国有企业在决策方面有了很大自主权,而在境外投资管理方面,计划管理和部门分割的现象仍然严重。

就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放开后对我国境外投资会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记者与国家计委外经司海外处的孙伟副处长进行了联系,孙以对外投资管理政策很长时间没有变化为由拒绝了采访。

实际上,对外投资管理权限的惟一变化发生在1999年,国家经贸委获得了境外加工贸易的初审权。当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这份文件从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工作重点、有关鼓励政策、项目审批程序、组织实施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支持我国企业以境外加工贸易方式“走出去”的具体政策措施。该意见是我国目前惟一的、比较全面的鼓励境外投资的产业政策,并成为稍后形成的我国“走出去”开放战略的前奏。

这样在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的审批上,国家计委负责一般对外投资项目的立项和可行性研究的审批,而国家经贸委负责境外加工贸易投资的初审权。

然而这种管理框架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要求。首先,以“批项目”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注重对项目可行性的审批,这实际上是政府部门在行使所有者的职能,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管理的职能。如果这种审批对国有企业还是有一定理由的话,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就是越俎代庖了。因为政府审批部门并不承担民营企业投资失败的风险。

其次,政府部门多头审批造成审批效率低下。对外投资涉及15~16个政府部门,几乎所有跟经济有关的部门都要参与有关管理,其中最主要的几个部门是:国家计委(负责一般对外投资项目)、国家经贸委(负责境外加工贸易项目)、外经贸部(负责除金融保险外的境外投资项目,包括贸易型项目)、外汇管理局(负责与境外投资相关的外汇投资风险审查、资金来源审查以及资金汇入汇出)以及财政部。而且审批是从下到上(即从省一级到国家部委),表面上均对境外投资负责,各司其职,但审批内容重叠,职能交叉。各部门、各级别的层层审批加大了企业境外投资的成本。这与加入WTO后减少行政审批,并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的精神不符。

最后,事前审批与事后监管的脱节。各个部门都非常强调对外投资项目的前置审批,而对事后的监管却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或者无能为力的状态。在上面提及的参与境外投资管理的主要政府部门中,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只承担前置性审批(立项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职能,而不负责对审批了的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监管,使事前的审批失去了意义,不符合“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财政部不负责前置审批,却负责对境外国有资产的运营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外经贸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全过程的管理,但许多企业拿到境外投资的证书后,便与主管部门保持距离,而主管部门业务缺乏相应的手段进行管理,使许多事后监管措施也流于形式。

显然,外汇管制的放松只是打开了最后一道锁,提高境外投资效率,还有太多的环节需要疏通。

资本项目开放的一小步

“外汇”、“境外投资”,很容易勾起人们对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进程的遐想,然而事实上,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式改革不过是整个进程的一小步而已。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管制的外汇政策。经常账户下的交易,只要交易真实合法,都可以得到外汇供应。但对资本项下的交易和汇兑有很大的限制。对开放风险较大的证券投资、对外借款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对风险较小的外商直接投资等则实行相对宽松的管理;对能够促进技术转移、产业升级的产业资本交易实行开放,对于注重短期利益、以获取交易收益为目的的金融资本交易放缓开放;对长期性的资本交易优先开放,对于短期流动性的交易则控制较严;对于资本流入的交易采取鼓励政策,而对于资本流出的交易则控制较严。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近放宽的企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属于长期的直接投资,因此开放的风险要远远低于短期证券投资和对外借款。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认为:“国际上通常所说的资本项目开放,在多数情况下是指证券投资或者商业银行对外借款的开放。这些项目的快速开放导致的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企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放宽属于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内容。”

有研究境外投资的专家认为,一个国家支持企业到境外投资,跟资本项目管制的关系不大。无论在实行外汇管制的情况下,还是在市场化的情况下,政府为了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去都是责无旁贷的。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的赵先信博士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我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放松。“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500多亿美元。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不得不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大量购入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外管局放宽企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限制,既可以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也可以缓解日益增多的外汇储备形成的压力。”

作者:李树锋 黄锫坚

第二篇:外汇局: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最近,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并于2015年6月1日起实施。《通知》要求,取消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境内外投资主体可以直接到银行办理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境外直接投资项下相关外汇登记,简化了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国投资者出资确认登记管理;取消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国投资者非货币出资确认登记和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将外国投资者货币出资确认登记调整为境内直接投资货币出资入账登记。

第三篇:完善返程投资外汇管理的政策建议

随着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融资需求不断增长,一些企业和个人纷纷开始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境外融资,但由于相关管理政策还不够完善,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风险,同时也加大了监管难度。

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政策中

存在的问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05年10月21日发布了《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75号文”),为境内居民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的形式设立境外融资平台,并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对境内开展并购或股权置换等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依据。2006年8月8日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10号令”),使得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换股并购方式从此在我国有法可依,弥补了75号文关于跨境换股内容的缺陷。2007年6月,75号文相应的操作规程(汇综发[2007]106号,以下简称“106号文”)发布,对75号文执行中的问题予以了明确,规范了操作。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感到,相继出台的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政策中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内容,应尽快补充进去。

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环节存在的问题。在境内居民办理境外投资登记时,106号文要求境外融资商业计划书必须有境内企业近3年的财务状况,还要求计划融资的境内企业与特殊目的公司为同一管理层且境内居民股东结构相同,但现实情况是有些申请办理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登记的境内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为境内居民,名义股东为境外非居民,境内居民代持股份。上述情况是否能办理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登记亟待明确。

返程投资外汇登记和外资外汇登记环节存在的问题。一是对是否存在通过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返程投资较难作出准确判断。二是凡进行了外汇登记的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和返程并购,在外资外汇登记环节均视同外商直接投资,纳入外商直接投资出资额统计,这不利于对返程投资进行非现场监测。

返程投资统计监测存在的问题。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所形成的跨境资金流动是双向的,即境外资金流入境内的同时,境内资产也注入到境外,但现有的资本项目统计监测手段只是通过外资外汇登记环节将特殊目的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对价款作为资本流入归于外汇部门的监管之下,而对资本流出并没有有效的统计监测手段,外汇管理部门无法有效实施资本项下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

对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变更登记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75号文第三条要求“境内居民将其拥有的境内企业的资产或股权注入特殊目的公司,或在向特殊目的公司注入资产或股权后进行境外股权融资,应就其持有特殊目的公司的净资产权益及其变动状况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变更手续”,虽然只是个人境外投资变更登记,但这是掌控离岸公司的重要手段,也是监测资本流出的有效途径。但实际上,办理完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登记后,如果境内居民不能按照75号文要求及时进行变更登记,外汇管理部门则无法及时跟踪返程并购。

75号文与10号令的衔接存在问题。10号令第四十条规定“特殊目的公司境外上市交易,应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但75号文在境内居民自然人境外投资登记和变更登记环节没有要求相应的审核材料和审核要素,这势必造成个别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行为逃离境内监管机构的监管。

曲线并购规避监管。一些申请办理外汇登记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不直接并购境内企业,而是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再通过新设的外商投资企业协议控制境内企业。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规避10号令中“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的公司,应报商务部审批”的监管审核要求;二是为了规避国家对外资投资境内产业政策的限制。

完善返程投资外汇管理的

政策建议

对境内居民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条件作进一步明确,以保证各地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企业到境外融资是市场行为,不应强制要求境内企业必须经营3年以上才能到境外融资。对于境外非居民代境内居民持有境内企业股份,鉴于目前境外间接上市外汇管理重在登记的实际情况,只要能出具境外非居民代境内居民持有境内企业股份的法律文件,就应予以办理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登记。

在外汇登记和外资外汇登记环节,加强对离岸地注册公司返程投资资金来源的审查。审核并购对价款和投资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在外资外汇登记环节注重审核出资人真实身份,对有资本外逃嫌疑的并购不予结汇和进行外国投资者外资外汇登记。

加强和完善对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的统计监测。调整完善《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补充新的内容,如可以单设“变更登记表”,在“变更登记表”中增加与境内居民个人相关的权益及流向、引起资本变动的资金来源及流向等内容。“外汇登记表”与“变更登记表”分设可以直观地反映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资产股权变更的连续性,加强对资金流出的监控,实施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

整合境外投资、上市融资、返程并购等各项政策法规。出台境外投、融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改变目前靠规范性文件“打补丁式”的管理。各部门之间应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保证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避免政策的“冷热不均”。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要倾向鼓励资本流出,放宽在境外投、融资和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的审批权限,拓宽流出渠道。

加强对中介机构的培训和宣传,依托中介机构进行有效监管。企业境外融资的完成需要许多中介机构的参与,这些中介机构对操作的合法合规性十分重视,加强对中介机构的宣传和培训会对返程投资外汇管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制定处罚条例,对以虚假陈述骗取外汇登记的企业和为该类企业出具意见的中介机构进行严厉处罚,提高外汇政策的严肃性。(作者单位:国家外汇管理局辽宁省分局)

作者:刘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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