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制度论文范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投资制度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本文从完善政府投资体制和投资决策科学化角度出发，概括性论述了在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制度和投资决策方面的研究文献，将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从概念界定、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热点与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

第一篇：投资制度论文范文

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摘 要：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海外投资事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们选择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但截至目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还没有在我国建立起来，这是不利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们利益的，同时也有碍于我国海外投资的进一步拓展。因此，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尽快的建立相应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关键词：海外投资;海外投资者利益;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作者简介：吕露茜(1993-)，女，汉族，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述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它是指资本输出国政府对其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外国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如果投资者由于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而遭到损失的，其损失应当由投资者本国的保险机构加以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特征

任何投资活动都存在风险，海外投资活动由于面临复杂的环境，更易遭受各种风险，不仅有商业风险，还会有政治风险，例如东道国政府对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或东道国发生革命、战争、内乱等使企业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源于国家权力所引起的政治性风险，商业保险公司往往不愿也无力为此承保。而资本输出国为了保护和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此时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就产生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我们常见的商业保险制度有联系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就在于两者都是关于财产与责任的保险制度，但与一般的商业保险较之，海外投资保险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保险机构具有特殊性，一般由政府机构、政府公司或公营公司担当。原因在于一是海外投资具有高风险性，一般的商业保险公司无力承保，二是由于国际实践的需要，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各国对外政策，通常由这些主体来具体实施保险业务;第二，海外投资保险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它只限于海外私人的直接投资。第三，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范围也仅限于政治风险，比如征用险、战争险等;第四，海外投资保险的任务侧重于对政治风险的防范和对本国海外投资的保护，而一般的商业保险则侧重于对承保事故发生后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法》，但国内仍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保护海外投资方面发挥着作用。关于调整海外投资关系的法律渊源，我国主要可以分为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两大类。

(一)国际法规范

在国际法层面，主要是一些我国参加的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国际公约。

1.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1982年，中国和瑞典签订了我国第一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从那以后，迄今我国已经与一百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对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置否的是，因为我国尚且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与这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配合，因此令这些双边协定中有关海外投资保护的规定并未发挥出预先的效果。

2.国际多边条约目前，我国加入的关于海外投资保险国际多边条约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1985年订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又称《汉城公约》，公约在1988年生效并设立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我国是该机构的创始成员国之一。MIGA作为承保政治风险的国际性承保机构，其成立以来在促进投资、改善东道国投资环境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实践中仍然有许多的局限性。首先，根据《汉城公约》第十四条的规定，MIGA只能承保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且该发展中国家必须是该公约的成员国，这也就是说，对于我国在发达国家投资或在成员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是不受多边投保机构保护的;其次，MIGA对合格投资的要求较高，我国许多海外投资者很难通过它的审核;再次，很多投资者们相对来说对MIGA比较陌生，且MIGA收费较高、机制又较复杂，这就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望而却步了;最后，MIGA的担保容量非常有限，由于中国所占的股份只有3.1%，因而得到的保护限度也十分有限，伴随着我国海外投资的不断增长，其难以满足大量海外投资活动的投保需求。第二个是《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也称《华盛顿公约》。第三个是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

(二)国内法规范

国内法规范也可分为专门法规和相关法律法规。其中，专门法规是就我国海外投资的某一方面问题进行规定，主要涉及海外投资的审批、保证金交存、投资利润及资产调回等。而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指如我国的《公司法》、《对外贸易法》等，它们中的有关条款对比如海外投资者企業的设立撤销、外汇管理以及资产管理等问题作出的规定。上述的法规对于促进我国海外投资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它们并未对海外投资保险领域的法律问题形成完善的、体系化的规定。

(三)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实践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早在1988年就开办了海外投资保险业务，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也取得了开办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权利。随着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对外贸易面临更多机遇和挑战，国务院设立了第一个官方专业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作为中国唯一一家有权从事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机构，中国信保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它是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一个进步，但我们从该公司的法律主体地位、业务内容、运行机制以及运行的实效看，它未能为我国的海外投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保障。

三、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相关立法的完善，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我国的海外投资者在进行海外投资活动时，他们不但要承担来自商业及自身的经营风险，也要面临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这对于他们来说风险相对是比较巨大的，因此这势必也会对他们投资的积极性有所打击，从而影响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长远发展。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在日益扩大的同时，海外投资的数量和规模也会不断上升，因此亟待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四、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想

(一)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原则

第一，有利于经济发展原则。我们从各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目的来看，都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为海外投资提供法律保障，有利于鼓励海外投资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第二，与国际立法接轨原则。经济一体化促进法律一体化，中国海外投资会逐渐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但国际化并不代表着脱离我国实际，而是我们应当在借鉴国外规定的同时，以我国国情为基础，制定适合自己的法律制度。第三，政府主导原则即由政府起主导作用;第四，私人投资逐渐发展原则。目前，我国私人在海外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过低，所以在政策导向上我国应积极鼓励私人资本进行海外投资，在规定海外投资保护制度时也应对民营私人资本加以保护。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

纵观国际社会有关海外投资保险的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双边投资保险制度，比如美国;第二种是单边投资保险制度，比如日本;第三种是混合模式，比如德国。笔者更倾向于采用德国的混合模式，即以双边模式为主，并以单边模式为辅。一国就如何选择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当符合本国的国情并且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前两种模式都有着现实的缺陷，不容忽视。以美国为例，在它的这种模式下，由于美国只承保和他们国家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所以自然就限制了本国海外投资的范围，进而客观上会导致海外投资可能过分地集中在某些地区。再以日本为例，该种模式体现出一个很明显特征就是有很强的灵活性，这就导致海外投资保险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出现遍及到处的海外投资状况，使得代位求偿权的实现受到限制。因此，笔者更建议采用折中的德国模式。

(三)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承保机构设置

从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有关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设置的模式有两种，一是同一制，典型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二是分离制，典型国家比如德国等。具体来说就是在同一制的模式下审批和经营交由同一主体，而在分离制模式下则是分别设立审批机构和经营机构。笔者认为德国将海外投资保险审批机构与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经营机构相分离的模式更加合理些，原因在于在这种模式下，更易使这两个机构各司其职、各尽所能，避免或减少审批决策与业务经营集中于一个机构而产生权利腐败。具体来说，就是由政府作为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定保险人，由中国信保负责保险业务的经营，这种机构设置可能更为符合我国的国情。

(四)我国海外保险投资制度具体设计

1.承保的范围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保险的范围是政治风险，一般包括外汇险、征用险以及战乱险，关于这一点学界争议不大，笔者认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范围应该在此基础上增设比如政府违約险和恐怖主义险、货币贬值险等由东道国政治原因所引起的其他风险。

2.承保条件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海外投资者和海外投资项目都可以投保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我国应当就关于合格投资项目的认定、合格投资者的条件以及合格东道国的衡量标准等作出具体的规定。

3.保险期限

由于海外投资的期限一般都较长，具体的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期限也应根据投资的种类、性质以及承保险等别来确定。从外国的实践和规定来看，笔者更倾向于将我国承保的期限规定为10-15年，笔者认为这样规定相对比较合理。因为我国目前处于海外保险制度的构建的初级阶段，许多规则都是对外国的借鉴，这些规则尚需经中国现实情况的检验，因此承保期限不宜过长;又因为海外投资的周期一般较长，因此保险期限也不宜过短。

4.明确代位求偿权的行使

代位求偿权就是海外投资者因为东道国的政治风险造成财产损失后，可以向承保机构索取赔偿，承保机构在向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后，代为取得保险人向东道国政府索赔的权利。代位求偿权作为海外投资保险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认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当明确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求偿权。如果有东道国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拒绝接受的，我国可以认定其为不合格的东道国。

[ 参 考 文 献 ]

[1]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汤树梅.国际投资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胡加祥.国际经济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车丕照.国际经济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5]赵秀文.国际经济法教学参考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吕露茜

第二篇：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制度与投资决策问题研究

摘 要：本文从完善政府投资体制和投资决策科学化角度出发，概括性论述了在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制度和投资决策方面的研究文献，将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从概念界定、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热点与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文章着重探讨了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制度、投资决策和投资运行机制，旨在归纳和总结当前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探讨改革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制度和优化投资决策的途径与方法。

关键词：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投资制度;投资决策

收稿日期：2011-05-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财政分权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投资决策问题研究”(09YJA790029)

作者简介：王立国(1957-)，男，山西临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投资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及管理等方面的研究。E-mail:liguowang_2008@163.com

张洪伟(1984-)，男，山东临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工程项目评价与融资方面的研究。E-mail:654309397@139.com的实施，地方政府具有了对预算内外财政收入较强的支配权。这样，地方政府就从改革前的中央政府投资计划的单纯执行者变成了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掌握了一定经济资源和经济决策权的参与发展经济的主体，从而使控制着大量国有资产支配权的各级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动力来积极发展地方经济。依据凯恩斯的投资理论，由于扩大投资能在短期内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因而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决策也经历了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执行到制定的过程，地方政府在投资决策中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如何利用现有投资权力做出最优化投资决策成了事关提高投资效率及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关键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公共投资领域打破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模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改变了以往政府单一投资主体的模式，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格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在分税制改革后进行了重新划分，地方财权的扩大主要通过推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体制，并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也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地方政府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调动了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探索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路径。

随着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在债务安排、税收管理和预算执行方面一定的自主权。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就以“减税让利”的税制改革为先导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建立了以分税制为特征的两级财政分权体制，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投资和管理等权限。

一、概念界定

1.分权经济理论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在债务安排、税收管理和预算执行方面一定的自主权，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以此使公众满意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使基层的公众自由的选择他们所需要的政府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

分权经济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地方公共财政得以存在的基础。1956年Charles[1]提出财政分权和地区间竞争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推动经济增长后，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关注。Wallaee[2]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积极作用，而Peacock[3]则认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在时间的演化上并没有简单的单调关系。但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和制度创新一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学者Richard[4]从信息不完全和非确定性出发，对中央政府完全了解社会福利函数偏好序列提出疑问，提出了“偏好误识”理论，即中央政府有可能错误地认识社会偏好，从而错误地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全民头上。由此为地方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财政分权制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出发点是提升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基本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讨论，其一是财政权力和责任向各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各级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具有信息优势，即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因素;其二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等特点，分税制前提下的财政分权带来了税收低效率和公共福利不均衡，对经济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减缓地方经济的增长。Davoodi 和Zou[5]利用46个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70—1989年间的面板数据，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在发达国家中两者间却没有关系，Elangovan和Xie[6]等用美国1948—1994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在美国联邦制下的进一步财政分权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阻碍。关于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投资效率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张雷宝[7]，他分别从地方政府投资的结构效率、规模效率、产出效率以及寻租关联等方面探讨了效率问题。

2.地方政府公共投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投资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政府行为，主要是指政府支出中资本形成的部分，具体表现为政府支出中用于改善广义的基础设施和用于社会转移支付的部分，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在公共投资中是最主要的，包括交通设施、能源和基础生活设施等各个方面。当然，公共投资还包括一些非物质性的投资活动，如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方面投资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投资范围。所谓地方政府公共投资主要指不属于中央政府投资范畴的投资行为，其主体是地方政府，投资的目的是为本地区获取现时或者未来的收益而投入生产要素，主要表现形式是在地方公共领域内形成资产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结合我国分级政权体系，杨青[8]认为，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是指中央政府以下的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为了实现其政府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投入资金用以转化为实物资产的行为和过程。无论其资金来源是出自国内还是国外，中央拨款还是地方自筹，预算内资金还是预算外资金，筹措方式是采取信贷供应还是无偿调拨，只要是由各级地方政府安排的投资行为，都被视为地方政府公共投资。

在Etsuro[9]的研究中，将政府主导的投资按最终用途划分为两类：(1)教育类投资;(2)基础设施类投资。这种分类方法，基本涵盖了西方国家关于政府投资的范围。对比国内外研究，对于政府投资范围的界定，基本都是出于提供公共物品的角度，确定公共投资范围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概括的讲，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行为具有公共性、双重性(包括物质资产和非物质资产)、系统性、地域性等特征，是对社会私人投资的必要补充而非替代[7]。

3.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政府决策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一个研究领域，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他的理论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政府决策为何效率低下。(也可以称为投资项目决策)是指根据预期的投资目标，拟定若干个有价值的投资方案，并用科学的方法或工具对这些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和遴选，以确定最佳实施方案的过程。投资决策的理论意义在于资源稀缺性、信息不对称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政府投资决策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种公共管理决策。渐进决策理论创立者林布隆认为，“政府决策是一种合作的集体努力”，它如同“一架梯子”，“行政首脑在上，普通公民在下，其他参与者居中。公民自上而下地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偏爱。”

从西方主流文献来看，国外有关政府公共投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投资的经济效益进行研究，偏重地方性公共投资决策研究的文献较少。如Tiebout的“以脚投票(voting by foot)”理论用脚投票(voting by foot)一词来源于股市，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蒂布特(Tiebout)提出：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辖区间无利益外溢、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所以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指出，同一层级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和增进社会福利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水平竞争可以使地方政府以帕累托效率提供地方公共品。蒂布特假定:(l)每一个居民都拥有充分的信息;(2)社区的数量足够大以致每个居民可以有足够的公共品和税收组合加以选择;(3)区域间移民是完全自由无成本的;(4)个人的收入将与他将要选择的居住区域无关。在这些假设基础上：一方面，边际成本为零推动了各地方政府在地方公共品供给上的相互竞争，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之间在供给地方公共品方面的竞争。另一方面，以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为驱动力的迁移，结果必然使具有相同偏好或相近偏好的人选择同一社区(地区)。最终使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数量与对其征收的税收达到平衡，形成各个社区(地区)地方公共品的最佳供给水平。

从国内的理论研究来看，公共投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被重视起来的，更多的关于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制度和投资决策的研究是在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实施以后才出现的。蒲晓岗[10]描述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的决策程序、方法与内容，指出行政手段和措施对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影响，从而提出防范和减少决策失误的措施。黄锡远[11]认为，政府投资决策方法的选择可能会直接导致项目的投资风险。他从行为学角度指出当前我国政府投资决策存在决策随意、过度自信、证实偏好、传统习惯、无意识以及自利等行为，导致政府投资存在较大风险。

二、研究内容

1.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制度

公共投资按投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是中央政府提供全国性和部分地方性公共品的投资活动。其中，中央政府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从全局意义上提供地方公共品的投资活动及地方公共投资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区域公共投资活动。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简称地方公共投资，则是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品的投资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共投资的制度变迁过程，其实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体制逐渐转向公共投资管理体制的过程，其制度变迁经历了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投资体制改革和政府公共投资管理等几个阶段。我国公共投资的制度变迁过程，其实是我国政府为主体的投资体制，逐渐转向公共投资管理体制的过程。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政府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扩张本身就意味着总需求的增加，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宏观经济态势下，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其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带动意义。第二，政府主导的公共领域投资往往具有典型的外部正效应，其发展直接带动私人投资的发展，因此许多研究文献强调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扩张对私人投资的乘数效应，如郭庆旺和贾俊雪[12]、张勇[13]、马拴友[14]等考察了公共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机制，肯定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拉动作用。第三，政府主导投资的一些特殊领域，比如教育与科技投资，是实现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桥梁，对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研究偏向于中央政府投资为主的宏观公共投资，但许多研究成果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投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政府行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投资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得到了积极的验证。Etsuro[9]的研究表明，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公共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对不同地区人均产出的增长均有积极意义。Ratner [15]在总量生产函数框架下，利用美国1949—1973年的年度数据，估计了公共设施对总产出的影响，发现公共资本(不包括军用设备和设施) 的产出弹性为0.06，说明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刺激效应。

在国内，王玺和张勇[16]通过选择经济高涨和经济低潮等不同阶段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或者对时间序列数据去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后发现，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私人投资主要受经济周期的波动影响。于长革[17]从公共财政支出最优规模的角度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公共投资与产出正相关，但公共投资的规模存在一个最优的临界值，认为当前公共投资的规模偏高，超过了最优规模，并且投资范围不明确，内部结构不合理，急需改革与调整。近年来，在关于公共投资的研究方法中，越来越多的倾向于考察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以评价投资决策效果。

2.地方政府投资决策行为

在经济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企业自主行为，全社会总投资的数量、结构和方式都是各个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综合结果，政府更多扮演的是协调与引导的角色。因此很少有政府投资决策的研究出现在权威的研究文献中，有关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行为的研究更加少见。因此，相关研究文献多集中于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领域探讨政府投资行为。

关于政府投资决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沃尔在《公共行政学评论》中提出政府决策对公众需要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阐述。卢斯、林德布洛姆等许多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决策进行研究，政治学、经济学、人才学等各个学科的理论陆续运用到决策中来，许多政府和企业也运用各种决策理论于管理实践，开展决策体制、程序和方法的改革探索。

关于我国的政府投资决策，吕虹 [18]认为，我国的政府投资决策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高度集权制度下的经验决策与个人决策：1949—1978年;(2)改革、发展催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1978—1992年;(3)自上而下加速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1992—2006年。郭小聪[19]在《政府职能与宏观管理》一书中，专门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与调控问题，提出了宏观经济分层调控的思想。胡鞍钢和王绍光[20]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期间政府投资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和干预效果。秦朵和宋海岩[21]把投资效率定义为实际投资与意愿投资的偏离。通过模拟这种偏离，发现中国的投资强烈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影响。尹洁和黄宁[22]在《提高政府决策效率的对策》中提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政府提高决策效率的一些途径。张军[23]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成功经验，还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王立国[24]则对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科学化以及隐形投资效率损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宏观层面上得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大规模的投资推动的结论。

三、研究视角

1.决策体制视角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存在于各种市场性和非市场性流动过程中，而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效率，改观投资决策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经验表明，好的决策来自于好的决策机制。秦辉[25]认为，公共投资是政府根据公共事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投资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性收入，投资行为体现政府的意图。许多国家的政府之所以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形成了运转良好的决策机制有着直接正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多次政府投资体制改革，但投资项目决策体制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2004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不分投资主体、投资来源、项目性质，一律按照投资规模大小由各级政府安排审批的制度。2004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投资项目决策机制进行改革，重点在于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完善政府投资体制，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并在改革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的情况下，对企业投资项目实施核准制和备案制，加强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罗云毅[26]认为，此次改革的精髓不仅在于把应由投资者考虑的问题交给投资者，还在于突出了外部性问题，强化了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审核。决定投资项目决策体制效用的核心是市场准入和审批制度，法制化、规范化以及合理化的市场准入和审批制度能够有效的控制投资规模、方向，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我国，由于长期不重视政府投资决策问题，没有很好地实现从传统决策到现代决策的转型，造成了决策的严重失误。存在着决策权过分集中，决策受地方或部门利益影响严重，欠缺专家客观公正咨询和论证等问题。郭韶升和张炜[27]从设计数据仓库体系结构方面出发，提出了以数据仓库为基础建设政府投资决策支持系统，并对其总体架构和技术结构进行了合理化设计。

2.财政分权视角

从财政分权视角出发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决策的文献一般侧重于对我国分权实施的前后对比。在对投资量的时间序列分析，定量化分析财政分权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投资博弈，所采用的决策策略和投资方式来判断决策效果的优劣性，通常以投资效率作为评价指标，这是一种典型的纵向视角。以分权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往往可以设计更多的激励机制，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处理解决外部性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框架。Barro[28]认为，分权体制的性能不如只有由主要决策者做决定的组织那么敏感，在分权经济中自然选择的机制更有效，分权的机制更能刺激创新。

当前我国的财政分权主要分为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政府纵向分权导致行政决策权的下移，政府横向分权导致行政决策权的不同分配。在决策分散化的情况下，中央(或联邦)和地方政府必然依据各自的分工行使权力，它们追求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例如，与中央政府(或联邦)优先追求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目标略有不同，地方政府更关注改善本地社会经济环境、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当地物价等目标。肖芸和龚六堂[29]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扩展到多级政府，在分权情况下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财政分权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开始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即在追求短期政绩的预期下，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可能不是公众所急需的，而同时公众需要的又没有得到有效投资保证，公众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从而导致了投资决策的分散化和低效率化。由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存在偏差，其投资驱使的动力目标即是追求GDP存量和增量的最大化。为了扩大任期内政绩，地方政府往往不断扩大投资规模，造成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与效率低下，阻碍了投资结构的优化。所以，地方政府在公共投资方面必须讲求效益，追求公共支出的最大效益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最大出发点。

傅勇[30]通过研究分权背景下的财政体制和政府治理对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显著地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也减少了城市公用设施的供给，地方政府未能发挥规模灵活调整的优势，公共部门存在显著的寻租空间。

3.区域均衡视角

自从财政分权体制实施以来，随着地方与中央财权和事权的分开，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地方政府投资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经济行为，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地区经济发展均衡的问题，也就是公共投资资本配置的问题，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决定各地区发展是否均衡，因此可以用资本配置效率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程度。如杜两省[31]用公式dY/Y(i/v)ⅹ(q+f+j+m+e)f 表示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投资形态的效率;q 表示重置投资过程中资本技术含量提高所体现的效率;j 代表投资的行业结构改善的效率;m 代表投资的地区结构改善的效率;e 表示其他因素(如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投资效率的改善。说明了投资效率、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资本配置结构的角度，看资本的流向是否正确、资源配置是否有效。另一方面，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看投资是否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TFP)方面的提高。

财政分权体制下产生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却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理性选择。如龚六堂和谢丹阳[32]通过区域对比分析我国各省份之间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问题。首先，在估计各省份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给出了各省份资本存量和劳动的边际回报率的大小，得到了资本存量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差异程度的变化趋势。其次，引入刻画边际回报差异程度的指标——离差指标。通过分析发现，从1970—1989年，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的差异水平在缩小，从1989 年起，边际生产率的差异水平保持在一个稳定水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差异从1970—1993年也在缩小，但是从1994年开始，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差异水平反而开始上升。

刘渝琳和贾天美[33]认为，在当前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是不会产生挤出私人投资效应的。因此，建议政府公共开支部分应多用于公共投资。而刘渝琳[34]通过中、东、西部之间比较以及对西部地区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得出公共资本与西部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应该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不但要扩大融资渠道，而且要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加快西部经济发展步伐。于长革[17]将财政支出分成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建立回归方程，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出各自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四、热点与趋势

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约束条件下，许多地方财政已经形成了“预算内管吃饭、预算外保建设”的格局，由此产生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导致了公共投资对债务融资手段的高度依赖，从而引发了一定的地方债务风险。1995—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47%，但却承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74%，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基于以上资金缺口的主要压力，以及追求GDP政绩、面子工程和寻租动机等方面的原因，地方政府往往存在过度的投资冲动。而在这种盲目性的投资意识下，投资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决策不合理、决策风险增加等问题也可能会伴随而至。

1.地方债务与潜在风险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6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合计7.66万亿元，其中，第一类是现金流覆盖贷款本息的贷款项目，约有2万亿元，占全部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27%，可认作完全正常的融资平台贷款;第二类是第一还款来源不足，必须依靠第二还款来源才能覆盖贷款本息的贷款，约有4万亿元左右，占比50%;第三类为项目借款主体和财政担保不合规，或本期偿还有严重风险的贷款，占比23%。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规模的急剧膨胀，为地方财政积聚起了巨大的风险隐患。据估算，2009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接近11 万亿元，相当于2009 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王克群[35]认为，大量的地方性债务的发生，一方面加重了财政困难程度，影响了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地方经济安全。

有观点认为，地方政府融投资具有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平衡地方财政收支、配合实施地方经济调控、更好满足社会投资需求等作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在我国地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财税管理体制不断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现象。多数学者则认为，在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体系下，由于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许多地方政府或地方财政已经大量存在地方债务风险，直接偿还、间接偿还或者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不断膨胀。客观上讲，举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一定时期内对促进地方经济和公益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举债都是合理、合法和必需的。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举债的随意性加大，一旦超过了地方财政的可承受范围，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国家金融及经济安全、地方社会政治稳定均将遭受较大冲击。

2.效率低下与过度投资

通常我们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作为衡量投资效率的标志，它是资本形成额和支出法增量的比值，反映为维持一定的产出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率的增长。一般情况下，如果投资是有效率的，将保持相对稳定。根据ICOR的比较，黄燕芬[36]认为，1994年以前ICOR衡量的投资效率比较稳定，并略微下降，但1994年以后，ICOR基本呈上升趋势，表明以其衡量的投资效率显著恶化了。

关于当前体制下政府公共投资效率低下问题，可以从体制性、产权性的角度阐述当前投资机制的缺陷。易纲[37]从产权逻辑来解释转轨经济中的投资膨胀机制，认为过度投资和投资效率低下是产权约束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向的问题，理论新意主要将转轨经济中产权不健全和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作为解释投资膨胀和投资效率低下的因素，对于转轨经济投资制度的未来改革方向具有指导意义。如张军[38]在对20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后确切地证明，中国的工业化是按照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的，这种模式下的过度投资造成了投资效率的下降。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地方兴起投资驱动之风，正像发展经济学在分析早期增长模式时揭示的那样，这种靠过度投资拉动的增长造成了投资率的上升。我国投资在GDP所占的份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左右，提高到2004年的超过44%，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和我们自己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据测算，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由1997年以前的2—3倍，提高到1997 年以后的5—7倍。体制性障碍对投资的影响，一是可能导致投资饥渴症，进而导致“经济过热”，造成经济波动;二是转轨时期体制对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障碍，形成体系性紧缩。从地区来看，秦朵和宋海岩[21]等关于中国的投资效率与过度投资问题的研究发现，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和西藏是过度投资程度最严重的省份，而贵州、云南和广西则是投资不足程度较严重的省份。

但也有一些与上述相反的论点，典型代表有：庞明川[39]运用统计检验方法得出结论认为，从宏观上看，中国的投资效率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再从90年代中期开始由高到低的过程，但是总体上投资效率较高。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不存在过度投资现象。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在我国局部地区和行业存在投资过热或者过度投资问题。

3.科学决策与风险控制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资对履行政府职能，引导和带动全社会投资，全面复兴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然而，如何防止政府投资资金滥用于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钓鱼工程”、“半拉子工程”与“政绩工程”，则是投资决策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张茜[40]认为，决策是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起始，投资失败往往追溯到决策失误。而任何投资决策都是由决策者根据各种因素决定的，决策者是决策的主体，因此其思想认识的深度、业务素质的高低是保证科学决策的重要因素。

欧阳逸飞[41]认为“问题官员”的决策失职等是政府投资失败及政绩工程发生的重要原因。张汉亚和张欣宁[42]对政府的职能定位进行了研究后提出我们的政府究竟该管些什么和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并认为，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的根源在于权力，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利导致了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的失误。牛炳昆和于香梅[43]认为，在公共投资项目规划、决策中，英、美、日、德等国都有着比较集中的政府管理机关，这些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机关权利义务关系高度明确统一，在项目的决策过程充当影响参与者，负责项目等诸方面的监控管理工作，在项目验收试用后才结束投资决策的动态监管。如此动态有效的分阶段管理方式可以比较有效地防范投资决策风险，提高投资决策效率。

我国各级政府为加强对政府投资重点建设项目的管理，在加强项目的前期工作、规范决策审批程序，提高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等方面进行了实践和探索。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完善和坚持政府投资项目科学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另外也相继制定了《国家重点项目管理办法》、《关于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开工条件的规定》、《关于加强国债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重大建设项目稽查办法》等规定，以及推行政府投资准入范围、公众听证制度和完善风险评估机制等具体措施，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政府公共投资决策理性化，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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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耀)

作者：王立国 张洪伟

第三篇：海外投资外交保护制度研究

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海外投资数额逐年增加，发展迅速。外交保护作为传统的海外投资保护方式对海外投资影响甚远。在当今的海外投资现状下，外交保护制度还存在那些限制，应当遵循怎样的保护原则;如何完善海外投资的外交保护制度.使投资者得到更有效地保护，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关键词 海外投资 外交保护 海外投资保险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内改革过程中政策的引导， 我国海外投资数额逐年增加，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第五大直接投资大国。豍海外投资带给我们较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风险，这就促使海外投资得到更有效的保护成为我们亟待于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国际投资法中的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条款草案》规定：“外交保护系指一国针对本国国民因受他国国际不法行为损害而提出的诉因，行使自身的权利所采取的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手段。”外交保护作为一种国家的主权行为，在其行使过程中必须要遵守国际法律规定及维护国家的合法利益，而一国行使外交保护的根据就是该国的属人管辖权。奥本海《国际法》指出：“虽然外国人在进入一国的领土时立即从属于该国的属地最高权，但是，他们仍然受他们本国的保护，更具这一普遍承认的国际法的习惯规约，每一个国家对于在国外的本国公民享有保护的权利。”豎国际投资法中的外交保护是一项传统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一般而言，国际投资法中的外交保护主要依托于一国的经济实力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发达国家滥用外交保护权利的现象也时有出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相应的制度不完善，从而使其寻求外交保护的权利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因此，就有了拉丁美洲的东道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通过合同约定，外国投资者同意放弃寻求其国籍国给予的外交保护的权利，并只在东道国寻求补救，使得排斥外交保护的现象出现，这使得外交保护这一权利得不到充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

二、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外交保护的限制条件

(一)我国海外投资现状

与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海外投资还不算成熟，但是发展却十分的迅速。相关数据显示，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1.5亿美元。即使全球遭遇金融危机，中国海外投资也增长迅速。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外投资仍以新建投资为主，但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开始更多的采取收购兼并的方式;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仍是国有企业;三是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类矿产行业的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表现强劲;四是投资自由化仍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但部分国家出现保护主义抬头趋向;五是与跨国直接投资相关的国际协议不断增多。豏这些投资到海外的资本，增进了国际的经济交流，扩大了国外的市场份额。由此，我国制定了相关政策，鼓励更多的企业积极开展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伴随着日益增长的投资数额，投资的风险也在逐步增加，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出现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并存的局面，这些都会给我国海外投资带来损失，使我国投资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如何确保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时得到充分的救济，成为我国海外投资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就目前来看，在我国海外投资保护立法方面，我国只就境外投资出台了相关文件，对外投资立法层次不高，多为国务院的行政规章，并没有专门的境外投资法律的制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未能发挥本身具有的作用。建立健全我国海外投资保护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外交保护的限制条件

外交保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也是国家在国际法律关系中享有的权利。根据《外交保护条款》的相关规定，要通过外交保护的手段维护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连续的国籍;二是要有损害事实的存在;三是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如果符合这这三个条件，投资国国民在向所在国政府要求赔偿或要求保障其合法权益时，国家应给予外交保护。连续的国籍既是行使外交保护权的来源也是防止国家对本国国民进行保护滥用权力的限制，损害事实的存在指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遭受一定损失的事实的客观存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由国家主权原则、属地管辖原则和公共利益原则决定的。在国际法院2007年5月迪亚洛案中，国际法院在分析案情和作出判决时，依据的就是国籍原则和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该案中，刚果正式从国籍原则和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两个反方面分别提出了初步反对意见，根据传统国际法理论，只有在受到侵害的个人和法人具有请求国国籍时，才能确定请求国的法律利益，请求国才具备行使外交保护的资格。豐当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也不是绝对的，在东道国救济不可能或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放弃救济的情况下，无需适用该救济。

三、我国海外投资外交保护的措施

(一)我国海外投资外交保护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海外投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是我国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当采取积极保护的原则，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积极采取保护措施，降低国家的安全隐患，使我国的海外企业投资发展持续稳定。第二，要与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相适应原则。海外投资法律制度，是由资本输入国“外国投资法”、资本输入国的“海外投资法”以及保护投资的“国际法制”三部分组成。第三，海外投资外交保护应当具有一定的目标性，并且使其有效发挥本有的作用，外交保护作为一种保护海外投资的政治方式，应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要发挥实效，才能有助于争端的解决。

(二)我国海外投资外交保护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就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的华人华侨在海外的权益保障与否直接关系着中国的制度体现，这也是当前我国的外交保护制度的一大挑战。外交保护这种政治行为作为保护海外投资的方法之一，也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我国的外交保护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使得与国际社会普遍要求的人权原则联系不紧密，这大大影响了中国海外投资者的权利保障。因此，就我国海外投资外交保护制度的建设作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海外投资外交保护的实现必须要有法律条文的规约，展现其确定性和稳定性。我国当务之急是应当完善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对于海外投资的各项事宜作出指导，通过国内立法来适应国际双边投资协定、多边的投资协定，真正达到外交保护的目的。第二，强化我国的国家主权原则，这是国际进行海外投资外交保护的关键，主权得以确保，才能得到国际法上的保障。外交保护作为一种传统的国际法制度，也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主权的体现。第三，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情况下，外交保护应当寻求与双边投资协定、多边投资协定之间的结合，才能真正填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空白。第四、加强我国海外投资的监管力度。海外投资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加强海外投资的监管力度，有助于我国海外投资市场的稳定，从而降低海外投资的风险，外交保护也不例外。

四、结语

外交保护作为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很大进步空间，在新时期新阶段，如何使海外投资得到全面的保障，使我国公民在外国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成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此外，海外投资企业开拓国外投资市场的同时应当加强自身风险防范意识，在我国通过国家实力保障其权利的同时加强体制的建设，从而切实保障海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注释：

豍杨强.中国海外投资呈高风险态势 两会再响防范呼声.2012年3月15日，中国新闻网，http：//finance，eastday.com/economic/ml/20120305/ula6404677.html.

豎奥本海.国际法[M].詹姆斯，瓦茨，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1：173，43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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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