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论文范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宏观政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主持人语2008年，堪称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年。这一年中国为保持经济稳定与增长而进行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及货币及财政政策工具的应用，必将写入史册。

第一篇：宏观政策论文范文

我国宏观政策十大取向

最近，国家信息中心对当前以至今后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梳理概括，认为2009年我国的宏观政策有十大取向。

一、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重点要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

首先，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力度。导致目前中国居民低消费倾向的主要根源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财政支出中对经济建设投资占的比重较高，对关系民生的社会公共支出较少。此外，由于住房、教育、医疗方面改革的不到位，造成了中国居民消费预期差，被迫储蓄，消费难以启动。因此，2009年的财政政策将重点解决居民的低消费问题，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等投资，减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既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长期增长。

其次，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经济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服务业发展以及产业技术进步。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力度，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鼓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再次，积极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纺织服装、高科技、农产品加工等行业退税力度，对个别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大力支持出口增长;适时推出对居民的减税政策，如彻底停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从财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购买力。

二、货币政策：从紧缩向适度宽松转变。

首先，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其次，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再次，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结构向政策预期方向转变。货币政策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直接干预，以较市场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

三、投资政策：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并重。2008年底，中央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各地方政府计划投资额合计也超过了18万亿元，实行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将是2009年政策的主基调，同时注重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投资政策趋向将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其中，投资重点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交通设施项目。在中央已出台投资计划中，交通设施建设是最主要领域。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

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启动农村消费。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再次，加大社会保障和重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长期重生产、轻生活，直接为城乡居民消费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政府投资将适当向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重大民生工程倾斜。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利用税收和金融优惠政策，引导大型流通企业到农村建立便民流通设施。

四、消费政策：增收、减负双管齐下。

首先，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对农村居民而言，应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农村低保补助，增加对农民的购物补贴。对城镇居民而言，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改革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办法，费用扣除适当考虑纳税人的赡养人口、健康状况、子女教育以及住房按揭负担等;建立住房货币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住房货币补贴标准要根据各地区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变动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房价高的省市还可根据当地情况适当上浮;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可以考虑免征上市公司派发红利的资本利得税，筹建股市平准基金。

其次，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努力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

五、外贸政策：促进出口平稳增长。2009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形势仍很严峻，总的方针是：采取措施稳定出口增长，防止和避免下滑势头。

首先，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开展营销、研发和并购，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其次，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建立加工贸易产业准入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再次，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境外投资，进一步完善促进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对于鼓励类的境外投资，我国政府今后将从外交、外汇、税收、海关、信贷、保险以及多双边合作等多个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监管体系。对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资源类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带动国内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境外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通过境外投资学习国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等投资;中国的优势企业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将予以重点支持。

六、价格政策：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价格改革方向，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坚决放开那些能够形成有效竞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以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在引导资源流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切实加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各种乱涨价、乱收费行为，维护群众合法价格权益。

其次，对于垄断行业价格要加强监管，强化成本约束。严格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高价格，限制石油、电讯、交通、医疗、教育等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高价损害消费者的行为，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再次，对于资源类产品，要在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修复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价格变动涉及经济全局和社会稳定，其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决定了资源价格改革必须控制节奏，审慎推进。要在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行业探索建立差别价格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的消费给予适当的价格优惠和补贴，减轻其生活负担。

最后，继续清理整顿涉农价格和收费。按照中央的有关精神，凡不利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的收费政策，要予以取消或废止;价格或收费标准过高的要予以降低。提供经营性服务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的行为。要清理规范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严禁有关部门和单位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加重农民负担。

七、农村政策：促农民增收以激活农村内需。我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在农村。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只有激活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我国内需才能真正地、持久地得以扩大。因此，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及时出台强农惠农政策，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首先，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和强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从长期看，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完善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明显提高社会消费预期。

其次，增加财政补助规模。针对当前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和今年粮食减产较多的事实，国家应选择适当时机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参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建立农业“价格-直补”综合联动机制。确保农民种粮收益为正，既可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农资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也从根本上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在扩大内需上产生稳固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八、就业政策：以创业促进就业。从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出现明显下滑，农民工返乡正逐渐增加;预计2009年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各地应该鼓励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

首先，完善创业促进就业机制。从鼓励劳动者创业出发，政府要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并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扩大帮扶创业范围。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登记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筹资金不足的，给予小额贷款及贴息;尽快形成政府推动、社会支持、自主创业和不断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

其次，完善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体系。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必须加强创业技能培训，这是劳动者掌握创业技能、提高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的重要手段。应尽快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各方面参与，培训适应市场，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的培训机制。要进一步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将创业服务工作延伸到农村乡镇。创业培训是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要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培训，在促进劳动者创业能力提高的同时，将就业观念教育(转下页)(接上页)培训贯穿于创业培训的始终，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或创业就业。

九、区域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首先，加强对重点地区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综合运用区域政策、区域规划、区域立法三大杠杆，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重视对区域产业集聚的扶持与调控，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重点推进促进中部崛起规划，制订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措施。

其次，继续做好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开发结构。加强区域政策的研究制定，促进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发展格局。提出促进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和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建议，促进区域间产业有序转移。在继续关注老工业区、落后地区就业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重视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坚持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十、经济改革政策：清理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和制度障碍。

第一，从2009年元旦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测算，今年实施该项改革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

第二，加快改革医疗卫生及文化教育体制。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好改革试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抓紧出台各项具体配套政策。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第三，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办事效率。研究制定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框架、阶段任务和实施步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科学划分政府机构的职责，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提高办事效率。强化行政问责制度，积极推动事业单位改革试点。

第四，进一步推进财税、投资体制改革。调整和规范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划分，健全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抓紧制定出台政府投资管理条例，建立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国有保险公司和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创业投资基金相关配套政策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市场化的金融企业退出机制，统筹协调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作者：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

第二篇：对话宏观经济政策

主持人语

2008年，堪称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年。这一年中国为保持经济稳定与增长而进行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及货币及财政政策工具的应用，必将写入史册。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完成了巨大的转折。不论是一次性下调1.08个基准利率和2个存款准备金率，还是中央4万亿、地方累计逾10万亿的计划投资用以扩大内需，在30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均属罕见。如果说，决策层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出自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相机决策的话，那么，身处国内政策“漩涡”中的商业银行就要被动得多。此刻中国的许多商业银行在经营上或许正面临“想做不能做，不想做偏要做”的尴尬，无论如何，变化带来风险，却也蕴涵机遇，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和经营水平必须接受这种现实的考验。

张文武：银行有责任、有必要支持宏观经济政策转型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我的看法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在当前背景下，中央对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进行调整，并出台多项稳定经济的举措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从国际和国内形势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以及蔓延的速度都超过了很多人的心理预期，导致对GDP、对就业的影响也很可能超越了预期。从2007年3月份汇丰银行第一次披露次贷相关产品损失，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2007年9月份国内银行纷纷披露次贷产品的影响;再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金融危机集中爆发，并迅速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并最终由虚拟经济层面影响到实体经济层面。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相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采取了更为有力的应对措施。原因在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范围有一定的局限，而这次危机发端于美国，影响扩至全世界，比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影响要广泛深远得多。同时，现今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跟当时也不一样，1997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占GDP是34%，现在是68%，并且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美国经济受到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难以置身事外。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就业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GDP的成长，近三十年来，由于经济一直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就业问题并不突出，但经济一旦减速，不仅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也会带来社会问题。因此，当经济出现显著恶化的情况下，进行果断、及时的政策转型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银行既有责任、也有必要支持这次政策转型。银行的利润来源于实体经济，银行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银行的经营失误也会给社会带来比一般企业更大的影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端于银行，许多国家政府出台措施以拯救、保护银行，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银行与实体经济、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非常紧密，这就要求银行要承担比一般企业更大的社会责任。而且，政府目前出台的“国十条”，蕴藏了重大商机，如果银行能够与政府决策很好地匹配，无论是存贷款业务，还是中间业务，都会找到很多发展的机会。因此从银行自身发展角度看，也有必要积极地支持经济发展。

最后，银行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把握风险。金融危机是检验一个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最好机会。从目前情况看，国内多数商业银行的表现都是合格甚至是优秀的，这一成果既有客观因素，也是商业银行近年来自身努力的结果。在下一阶段刺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要特别注重风险控制问题，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刺激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银行的风险为前提，我们不希望每走过一个经济周期，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大幅增加，这样的历史不应该被重复。在大银行中，工中建交四个银行都在近年内集中完成了股改上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这一机制是否有效，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刺激方案就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检验。商业银行需要把握好的首先是信用风险。尽管中央将投资4万亿以扩大内需，但这些投资落实到具体项目上是不是都有效益、有前景，管理是否都能够到位，还取决于具体的落实与执行，需要银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从实体经济而言就是房地产与按揭贷款，当美国银行业违背了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时，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一教训，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其次要把握好利率风险。尽管当前的金融危机表现为流动性枯竭，但在全球利率快速、大幅下调的情况下，一旦商业银行的信心得以恢复，市场资金的供应量一定会更多，在此背景下，对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能力是很大的考验。在利率下降通道中，商业银行的利润会受到负面影响;而且在贷款利率下降很明显的情况下，票据、债券的收益率也会大幅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对银行的盈利能力造成很大影响。再次是汇率风险。2007年，汇兑损失史无前例的成为影响银行利润增长的重要因素，近年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虽然减慢，汇率处于短暂的平稳状态，但今后汇率风险还是会凸显出来，首先是美元未来的走势难以判断，其次欧元、澳元等前期非常坚挺的货币，近期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意味着汇率风险比以往更大，也更为复杂，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密切关注。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财务会计部)

周小知：“国十条”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商业银行

2007年，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为标志的次贷危机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从信贷市场到资本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投资银行到商业银行、从房地产贷款到信用卡贷款、从次级贷款到正常或优质贷款、从美国到欧亚及全球、从单个金融机构破产到国家(冰岛)危机，整个世界处在一片恐慌之中，酿成了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陷入近三十年来最严重衰退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困难明显增加。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尽管前三季度仍高达9.9%，但各种疲态已显现，如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企业效益普遍下滑，中小企业倒闭较多，市场交易不断萎缩，失业人口逐步增多，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微观经济主体面临经营压力明显增大。研究机构预测认为，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将重新陷入“争八”或“保八”的困难境地。许多国外投行已把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下调在6%以下，并要求投资人对中国进行重新评估。经济决定金融，商业银行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经济下滑，商业银行经营环境面临严重威胁。如不断恶化的出口形势已威胁了外贸企业的生存，我国外贸相关企业的贷款总额达8000亿～9000亿元人民币;工业增长的大幅度下降将使产能过剩更加突出，2008年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制造业贷款近6万亿元，约占全部贷款总额的22%，企业库存增加、效益下降也威胁信贷资产的安全。房地产行业的疲软也威胁着5万多亿房地产贷款的安全，同时导致50多个相关行业需求下降，效益下滑;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严重威胁就业形势，企业利润下降和居民收入增长放缓都降低其偿还债务的能力，直接威胁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

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并明确提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决定，2009、2010两年国家拟投资4万亿元，加快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扩大国内需求，使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中，市场预期普遍悲观，投资风险明显偏大，消费也过于慎审，单靠市场力量已无力回天，只能是使经济走向崩溃。即使多年来迷信“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政府也毫无例外地进行宏观调控。政府还明确提出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知道，促进经济增长有很多手段，如鼓励消费、提高生产率等，为什么要选择扩大投资呢?投资活动一方面可增加固定资产，扩大产能，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投资也有可能增加库存，库存超过合理水平就会影响投资效益，也影响生产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始终是调节经济增长的“牛鼻子”，在经济膨胀时期，紧缩投资，收紧银根，减缓增长速度;经济萧条时期，则增加投资，放松银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实践证明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国民经济中，产业大类有几十个，政府为何选择扩大基础产业投资作为突破口呢?这是由中国国情和基础产业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我认为，一是基础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高达50%，基础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是贡献度最大的行业。因此，基础产业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二是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相比，我国基础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都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市场需求很大，按铁道部部长的说法，我国人均铁路长度为6厘米，还不到一根香烟长。三是基础产业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基础产业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如能源工业、基础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电讯行业、文化教育卫生等行业，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四是加大基础产业投资是克服产能过剩的有效途径。2003～2007年，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工业和房地产投资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有时高达65.5%。钢铁、铝冶炼、铁合金、炼焦、汽车、水泥、煤炭、电力、纺织、铜冶炼等行业的过快发展，产能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如果经济急剧下滑，工业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对产能过剩行业无异于雪上加霜。最近，钢铁、煤炭、水泥、电力、有色金融等市场已出现了价跌量减的现象,随着扩大内需十大工程的大量上马，将有效消耗这些行业的多余产能，有力地阻止工业生产下滑，推动工业稳定发展。

“国十条”虽然是增加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保障性住房、环境保护、农村水利、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等行业的投资，实际上一方面恢复了对经济发展信心，使工业、房地产、进出口行业、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行业得以平稳发展，另一方面使全国30万亿银行贷款避免或减少了因经济恶化而形成的风险。同时，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也为商业银行信贷活动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过去商业银行有钱，但信贷规模控制较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银行资金的营运效益，这次国务院决定取消信贷规模后，商业银行对投资项目的配套融资能力明显增强，为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

宋效军：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最好时期

2008年9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创记录的380亿元，这个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受欧美国家进口需求、消费能力下降等因素影响，中国的外贸出口按道理应该是下降的，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历史最高的数字呢?我觉得在这里面可能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以往是欧美，现在则有非洲和拉美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上升。二是资本流动，一些大的国际投行普遍认为2009年最大的投资机会是在中国的A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资本的流入。

我们看到，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扩大内需，中央及地方政府将陆续扩大投资，不论是中央的4万亿，还是地方的10万亿，扩大内需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这个机遇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尤其注重三个方面：(1)内需拉动的是什么?本次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的是公共财政需求，而不是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企业的需求，还是要让市场去解决。这次国家4万亿的投资计划事实上是把我们五年后要做的事提前了两三年。因此对项目的投入更多地要在政府该做的事情上，主要是三项：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项目以及新农村建设或城镇化建设。(2)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要通过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避免重复建设。以往限制发展的行业，不能因此就放宽限制，或在投资后形成产能过剩。(3)要有国家战略。我们要抓住机遇在资源定价、世界财富分配以及转变国际分工上有所建树，为下一步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对于稳定中国经济增长，我们还有哪些建议，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率先稳定A股市场。观察中国经济有没有出现衰退或下降，无非就看几个指标，GDP、CPI等等。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观察经济的窗口则主要就是“两市”：股市和房市。支撑股市和房市的一定程度上是信心，并且股市比房市更能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如果我们能够在2009年4月或5月之前，率先实现A股企稳并且反弹到3000点，将不仅有利于整个中国大政策的效果实现，而且会吸引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停留，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反过来，如果股市继续低迷，乃至下行至1500点以下，投资者的信心将备受打击，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二是继续推出金融组合拳。继续出台相应的财税和金融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强居民的购买力，扩大内需。可行的办法是提高个税的起征点，或者以A股投资损失抵扣个人所得税等等，这都是可行的办法，让利于民。三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发展中小企业不但可以活跃经济，更是扩大就业的有效手段。因此，要从社会稳定意义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减少中小企业行政费用支出，增加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四是商业银行信贷合理投放。商业银行千万不要走粗放和扎堆政府项目等老路子，要继续走商业化道路，加强风险控制，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业务结构的调整。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

许明宇：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环境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从表象看，从次贷危机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了美国实体经济，而本质上，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了目前的金融危机。作为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一部通用汽车公司的百年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美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史，而目前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面临破产的困境正是美国制造业开始全面丧失竞争力的标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近三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根据世贸组织统计，1980年中国的制成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仅为0.8%，仅为美国的6%、日本的7.1%;到2000年，中国制成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提高到4.7%，是美国的34%、日本的49%、欧盟的33%。2004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名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制成品出口经济体，占有率达到8.3%，是美国的81%、日本的104%、欧盟的53%。

经济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直接后果是美国贸易赤字累计超过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而这种出口与进口的严重失衡是难以长期为继的，维持不下去的后果就是经济衰退。而为了维持经济的繁荣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实施了过低利率政策并放松了金融管制，以刺激房地产市场繁荣来支撑美国经济，这虽然掩盖了实体经济危机的程度，但也最终放大了美国实体经济危机的规模，导致目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并拖累了美国实体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

从短期看，美国经济危机将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研究分析，以200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为例，考察美国进口来源地的130个国家或地区，有74个国家或地区在2001年GDP增长率和向美国的出口增长率同时下降了。由于出口国的收入下降会进一步引起这些出口国的进口下降，进一步的传导会放大美国进口下降对世界贸易总额的影响。2001年美国进口减少了801亿美元，但世界各国的进口总额减少了2420亿美元，世界进口总额的下降幅度是美国进口下降幅度的3倍多。这种状况也会放大美国经济衰退通过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由此分析，未来一年中国经济必然受到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增长幅度出现下降。但中长期看，国际环境实际是向着有利我们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前景光明。由于世界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有限，在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得到缓解，能够实行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必过分担忧通货膨胀的压力。目前国家出台的扩大投资刺激内需的政策可以说是比较积极和正确的，原因倒不是象有些学者研究的简单归结为可以拉动几个点GDP的问题，而是这些投资方向可以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两大根本问题：维持社会稳定和避免制造业受到过度冲击。一方面，无论是投资在公路和铁路方面，还是用于保障性住房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都会为农民工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避免这些失地农民从东部地区返回后产生的就业危机。另一方面，这些投资可以拉动以钢铁、水泥为龙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产品的需求，避免需求过度下降，为行业兼并重组提供缓冲时间，保护来之不易的制造业生产力。

长期来看，政府还需要采取两方面的政策，一方面是继续释放生产力，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和混合经济的发展，同时在高技术制造业以政府为主进行风险投资，如大飞机项目，整体带动国内制造业达到国际水准，为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打下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另一方面要积极开拓国际生存空间，通过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海外投资等方式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收购资源和企业创造有利的条件，既可以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定价权，又可以降低外汇储备，避免今后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后货币政策再次面临困境。

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为商业银行的经营增加了风险。一是几大行的房地产贷款比率都在20%以上，近期看房地产贷款流动性问题非常突出，房屋销售放缓，导致房地产开发商资金枯竭，2009年大量贷款到期将可能不能按期收回。而根据几次房地产危机的经验来看，房地产市场在利率下降后，至少要持续半年的下降局面。二是制造业，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一些不良贷款已经显现出来了，未来会继续受美国需求下降和国内房地产行业下行周期的双重影响。2009年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财政支付能力问题，很多地方政府都靠房地产收入支撑，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可能面临困难，将直接影响对问题的拯救和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周转。

面对短期利空、长期利多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商业银行务必谨慎应对。

从业务经营策略看，首先，对经济下滑的趋势要有充分的估计，及时调整信贷结构，对于突发的危机，商业银行要保持快速的反应机制。同时，商业银行应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有充分的信心，对受惠国家经济政策的行业保持支持力度，与有竞争能力但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保持合作而非对抗关系，培育商业银行的长期战略客户。

从风险管理策略看，要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美国金融危机从根本上看是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但直接原因与巴塞尔协议的缺陷有密切关系。巴塞尔协议以资本为核心的风险衡量体系在基础评级数据和风险权重不准确的情况下，低估了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程度，并且没有真实反映信用风险对市场风险的影响，导致了将信用风险转换为市场风险的套利行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必然导致对巴塞尔协议的重新审议，也使国内银行重新转向重视风险管理的传统手段，避免过分依赖巴塞尔协议而忽略了风险的真实来源和程度。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

樊卫东：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给商业银行的机遇大于挑战

关于此次国家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措施(以下简称“十项措施”)出台后，对国内银行的影响，我想套用2008年常说的一句话：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讲机遇脱不开形势，当前的形势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见底，从全世界的趋势来看，现在影响还在不断扩大和蔓延，给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虽然我国的银行持有的次贷产品不多，受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不大，但如果国内实体经济下滑严重，国内银行2008年年底和2009年的经营环境必然恶化，间接影响就不一定小了。比如房地产业持续下行对银行房地产信贷有较大压力，而按照现有统计口径，国内银行给服务业的贷款中，对房地产业的贷款属其中占比较大的几项之一。因此我个人认为，在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出台十项措施，对银行的积极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一是从面上来讲。刚才已有专家明确指出，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十项措施肯定能增加贷款需求。基于信贷业务仍是国内银行主要收入来源的现状，影响银行效益的主要是息差和信贷规模，十项措施无疑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为银行间接提供了一些可给予配套贷款的中长期优质项目，有助于银行此后一至两年信贷资产的良性稳步增长。二是在结构方面。从十项措施所拉动的投向上看，根据现行投资体制和投资资金安排的方案，今后两年中整体投资需要4万亿元。这4万亿元中，首先是民生工程，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大体3700亿。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率较高，进一步解决群众在消费上的后顾之忧，既带动存在有效需求的房地产市场，也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第二块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18000亿，这些中长期优质项目自然会成为银行竞争的重要市场。另外，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400亿、生态环境这方面的投资3500亿、自主创新结构调整1600亿，以及灾后重建等，从投向上不存在重复建设或者造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对上述项目，财政主导，银行择其“适”者而贷之，应该是双赢的安排。

讲挑战更离不开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狭义上看这次危机由美国住房信贷市场引起、发端于虚拟经济，但根源于全球经济金融的失衡。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其有放大和加速作用。从我们国家情况来看，国内银行因传统业务占主要地位，杠杆率不是很高，加之近年来银行业改革的成果使风险控制意识和能力有所增强，所以影响还是有限的。拿房贷来说，首付30%左右、客户和银行直接协商处理问题而不是大量打包后转手再转手，使得即使出现局部的问题也不致蔓延过大。不过有人会问，国有银行近几年改革是进了一大步，但究竟完善到什么水平，公司治理、风险控制、产品创新，面对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信贷风险，能否泰然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政策调整，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也是一种压力测试。这是短期来看的挑战。从长期来看，大家也在讨论中资银行有没有走出去的机会，能不能进行跨国的收购、兼并或者股权合作，以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信息资源的问题。在目前形势或者下一阶段，中资银行是不是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尝试、有没有能力去争取全球金融市场更大的话语权，这更是一个挑战。所以，银行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十项措施的挑战，更是经济周期的挑战和对自身战略和能力的挑战。

综上，我认为国内银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在，而且是机遇大于挑战，市场经济中，经济危机隔些年总是要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关键是要沉着应对。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工作站)

彭兴韵：宏观调控要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

为了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我们先对这一个经济周期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应对同样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政府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为中国经济摆脱上一次的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稳健货币政策的提法一直持续到了2007年中。2007年中，政府提出货币政策要稳中适度从紧，曾引起了市场的强烈反应。但随后几个月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还在不断上涨，迫于国际原油价格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2007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确定了我们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六七月份国务院宏观调控的方向由所谓的“双防”变成“一保一控”，即保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然后，再到11月份，政府提出了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政策的转型过程当中，实际上之前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已经有所变化。首先变动的是财政政策，尤其是面对东部沿海地区等出口导向型地区大量企业倒闭，他们面临经济环境的问题，早在2008年年初财政部就提高了出口退税税率，紧接着7月份又做了一次调整。在货币政策方面，2008年上半年还在加速人民币升值，数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来冲销流动性，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最高时提到了17.5%。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很早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在年中的时候，人民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就有所松动了。到9月15号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后，第二天人民银行采取降低贷款利率和除工农中建交、邮政储蓄银行等之外的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利率，然后在10月8日、10月29日和11月26日又三度调整货币政策。

对政策的转变过程的回顾，就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受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我觉得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制定的。次贷危机早就爆发了，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转变是在9月份之后，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之前确实面临着短期通胀的压力，而在2008年7月份之后宏观经济环境骤然恶化。另一个方面，尤其是9月份以来的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除了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参与全球危机的协调管理行动的一部分，这是发展中的大国在参与危机管理过程当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保持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对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应对危机最好的贡献和方法。所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受到了那些深陷危机之中的国家的好评。

这种调整的方向和力度，我觉得不好去评价，因为对于任何宏观经济走向或者危机的走向作出一个很好的未来的趋势性的准确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在2007年六七月份，IMF、花旗银行和其他一些大的国际金融机构就说这次次贷危机不严重，在2008年四五月份又有人说次贷危机很快就要结束了，没有想到会引发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外，现在大家都说今天的危机与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脱不了干系，可是，当年面对美国长期的经济繁荣，人们还称他为经济沙皇。所以，政策的总体效果，不是在当前来评价，而是要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再来评价。不过，这次宏观经济调整还是给我们很多思考的地方，有很多地方甚至还值得商榷。

总体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必要的。最近都在学习科学发展观，宏观调控也应该讲科学的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否则未来会造成很大的隐患，2008年的保增长给未来将造成更大的麻烦。宏观经济政策要讲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宏观调控要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任何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政策措施，肯定都会带来很多的不良隐患。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从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知道，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可是，格林斯潘硬要保经济增长，就需要想办法在总需求的几个构成部分中做文章。总需求不外乎政府支出、进出口、投资与消费等。美国消费本来就很高，刺激阶段性的消费难以起到政策效果。另外，美国政府大量的财政赤字，公共设施非常的完善，企业投资需求也不是很大。在新的国际分工环境下，对外需求也在相应地下降，所以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不断地扩大。通过排除法，发现刺激房地产市场是保增长的捷径，这样既可以保增长，在格林斯潘看来又维护促进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可谓一石二鸟。但今天的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看到了。

保增长所要遵循的经济规律，就是增长的目标要与潜在增长率相符，否则就是导致通货膨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把经济增长率“保”到潜在增长率之上，也无异于拨苗助长。但是，我们保增长到底在什么地方，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似乎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与此对应，在保增长过程当中，宏观政策经济目标也是需要考虑的，除了经济增长和通胀之外，还有就业和金融稳定。宏观经济政策是增长优先还是就业优先，是稳定通胀优先还是通胀优先，会有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政策组合。事实上，任何偏颇都可能是不恰当的。保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就业的大量增长;同样，促进就业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也可能会损害金融稳定。过去的安定团结贷款，就造成了相应的不良资产。因此，在这些目标之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统筹兼顾。宏观调控总体是一个短期的行为，但这种短期的行为会造成长期的影响。这是需要关注的。

从刺激短期的经济增长来讲，这次宏观调控4万亿的公共财政支出，效果肯定是比较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像美国，布什政府2月份1600多亿的减税，马上导致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8%，但这一政策效应消化之后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又是负增长。不过，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这次4万亿的公共财政支出主要还是集中在投资方面。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国经济增长是靠高储蓄高投资推动的，这并不是一个健全的增长方式。改革增长方式，要求我们扩大消费，减少经济对投资的依赖。但遗憾的是，过分集中于投资的公共支出政策可强化我们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危机管理中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改变一下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呢?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借鉴近期台湾采取的政策，发放消费券。我认为，这有几个好处。首先，与直接给现金补贴不一样，现金补贴可能形成新的储蓄，而不是消费;给消费券促使人们去消费，就减少了储蓄。另外，消费券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关系，也更公平。按照人头分配消费券，而不是按收入、地位和职务的高低给消费券，实际上就是富人补贴了低收入者、发达地区补贴了落后地区。另外，消费券会惠及到每一个人，公共财政支出要尽可能地公平，让所有人都能分享到，而公共投资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第三，通过政府权力来分配如此大的公共资金，无疑会产生新的寻租行为，甚至是腐败。最后，在分析这样大的公共投资时，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就是挤出效应，包括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还有对市场需求的挤出效应。我不反对大量建造廉租房，这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房子需求本身会挤出我们商品房市场的需求，这对商品房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是需要政策评估的，像这种挤出效应是应该考虑的。

就货币政策而言，已经有了几次的调整。9月15日宣布的降息，我认为，那一次的利率调整方案是值得讨论的。那次降息是单边的利率，本来雷曼兄弟倒闭已经够厉害了，市场信心根本上动摇之后，结果单边降低贷款利率，导致了银行存贷利差一下子就缩小了，所以随后两三天银行股集体跌停，股票市场陷入了恐慌之中。另外，我觉得，对于利率的调整，是否可以考虑借机推动利率市场化，在房贷利率的调整上是一个好的尝试。把贷款下浮的区间相应扩大那么多，贷款的基准利率不动，效果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利率的形成机制变了，利率机制的作用可能更为突出，对不同商业银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各个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以及风险评估方面的能力了。所以对货币政策而言，除了单纯的利率或者其他的调整之外，更应该注重利率机制的建设，这个时期更是推动利率市场化很好的时机。

地方政府这次宏观政策调控表现是非常积极的，不过，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似乎是在争取国家的投资，跑部要钱，另外是土地财政使然。还有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我们要趁金融危机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是中国要努力做的，中国要推动建立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但这并不是喊口号就能够马上达到的目标。当务之急，也是可以做的，就是在参与危机管理的国际协调行动中，中国确实要积极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协调一致的金融监管的体系。像过去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因为它担心日本等其他国家银行的不平等竞争，通过巴塞尔协议把他们纳入到美国标准的监管体系下。后来，美国为了让其金融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对监管体系逐步放松，纵容金融机构“创造”越来越复杂的、令人眼花的结构性产品，纵容杠杆、保证金交易。结果，带来了金融竞争中失控和不断放大的风险。中国可能在这方面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协调一致的金融体系的风险监管的框架，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努力，这些都是可以做的。比如，推动无论所有衍生品的去杠杆化交易，限制那些没有真实需求的金融机构过多地参与衍生品交易，这不仅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金融机构利用衍生品在商品市场上兴风作浪，稳定全球的通胀率，同时也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在参与全球竞争过程当中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促进我们金融体系更加的稳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温彬：中国正面临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2008年9月以来，全球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全球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欧盟和日本的GDP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美国事实上已进入衰退。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不能独善其身。我国正面临着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周期性调整叠加导致经济增长加速放缓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增长模式相对粗放，经济结构偏重传统的重化工业，如此的增长模式和结构是我国的资源和环境难以承受的。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产业、财政和金融政策上支持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前期投资增加较快的“两高一资”行业进行限制，这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短期内将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同时，随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我国经济也处于经济景气周期的拐点，双重因素的叠加将导致经济增长加速放缓。

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态势良好，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尚可。但10月份开始，我国一些主要经济活动指标加速下滑，预示未来增长前景悲观。发电量被视为衡量经济活动活跃程度的先行指标。电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9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9.67%，增长率较去年同期下降5.45%，其中9月份用电量4.8%，首次出现低于GDP增幅的现象，预计10月份陷入同比负增长，这将是自1998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与之相应，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增幅比9月份回落3.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9.7个百分点，创下7年来新低。10月份PMI指数也大幅下降6.6个百分点，至44.6%，新出口订单指数大幅下降7.4个百分点至41.7%，均为自各指标2005年编制以来最低。此外，10月份财政收入可能出现负增长，为1996年以来首次。

展望2009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三大动力呈现疲弱态势：

(1)全球经济下滑，外部需求减弱，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将显著下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01年的-0.1%提高到2007年的21.5%，我国经济增长对外依赖性增强，经济周期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开始呈现趋同性。随着近期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衰退，对我国出口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将显著下降。

(2)制造业产能过剩日益突出，房地产市场低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下降。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强劲上升周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28.8%，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3.3%。这轮经济增长处于我国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突出表现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长快于其他行业。2007年末，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54.5%，较2002年末上升了10.4个百分点。这两大行业投资增长的变动对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举足轻重。目前，内外需求下降将使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进而导致企业未来投资意愿下降，资本形成对GDP的拉动作用将明显下降;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令未来房地产投资增长不容乐观。总体来看，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将下降。

(3)财富缩水，失业增加，消费需求增长乏力。2008年年初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屡创新高，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消费增长相对平稳。2003年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低于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收入，因此从今后几年来看也不能支持消费过快增长。同时，部分企业效益下降导致隐性失业增加，工资收入下降，再加上前期投资股市和地产的市值缩水，使未来两年消费增长乏力。

根据以上判断，我们认为2007年是我国这轮经济增长的峰值，2009年我国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8.2%。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和依据

针对经济衰退，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凯恩斯式的，即松财政和松货币搭配的经济增长刺激计划。目前，各界对救市计划的政策效果如何，衰退时间会持续多长，全球经济将进入“V型”、“W型”、“U型”、还是“L型”衰退评判不一。我们认为，自2003年全球经济进入上升周期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日益严重，日积月累就必然要通过爆发危机的方式进行强制调整来解决失衡问题。因此，仅靠凯恩斯式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暂时延缓了经济下降的幅度，但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即各经济体增长模式的问题，那么全球经济复苏之路还将很漫长。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衰退趋势，中央政府及时出台了4万亿投资拉动内需的计划，地方政府也有逾10万亿的投资计划出台。我们认为非常及时和必要，对防止经济过度下滑意义重大。但是，我们始终应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和依据，不能单纯为救市而救市，防止部分行业投资扩大后加剧产能过剩与需求萎缩矛盾的出现。目前，“国十条”中提到的四大工程，包括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灾后重建虽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具体体现，但总体上还是集中在投资领域。对中国来讲，当务之急还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想方设法拉动消费内需，比如：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减税刺激居民消费、加大对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鼓励居民消费。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

第三篇：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研究

摘要：自2003年我国明确提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以来，国家出台了许多土地政策调节经济。然而与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政策不同的是，土地政策在经典义宏观经济学中却缺少必要理论基础，其参与宏观调控的机制也揭示不足。若要使土地政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调控手段，则需解决土地的空间性和不可再生性两个难题。因此，可通过技术进步向空间和地下两个方向发展、增强土地的利用率;还可将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自由灵活流动与不可流动的土地要素结合，将土地政策与其他政策相配合，使土地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

关键词：土地政策; 国民经济; 宏观调控

一、引言

土地与资本、劳动等要素都是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配第曾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来概括土地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投入要素，不仅具有像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一般属性，也具有其独特的属性。资本、劳动都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和可再生性，而土地则是固定、缺少流动性，并且具有很强的空间属性，尤其是可适宜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地几乎是不可再生的，这些特点使土地与其他要素不同，也为土地政策成为宏观调控工具增加了难度。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土地政策还未曾从真正意义上成为国家的宏观调控工具。虽然自2003年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扩展阶段，我国政府曾明确提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并与传统的信贷政策并列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但由于土地的特殊性，国家一直不能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灵活运用，因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新的研究课题。笔者认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是由国家调节控制货币(财政收入)的供应量和需求量，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围绕供给量和需求量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调整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使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与此类似，土地作为宏观调控工具也应由国家控制土地的供给量和需求量，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土地资源的总量和结构进行干预和调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要求“在2020年初步完成主体功能区布局”。而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创新，其实质是将空间维度重新纳入理论分析。主体功能区的不断发展及其变化，必然是土地政策在“空间维度”上的一种属性表现。因此，进一步探寻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必然是深入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建设的客观要求。

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工具：基于我国土地政策实践视角

最先把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学者是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的配第，以及认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资料”的坎蒂隆。此后，生产要素理论不断发展，直至今天的“生产要素六元论”(人力、财力、物力、运力、自然力和时力，其中土地属于自然力)学说在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事实上，土地要素是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运行的空间载体，如果能够引导和调节土地要素的投入方向和投入量，就能通过不同的土地政策产生的不同经济效果来调节宏观经济，所以生产要素理论成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理论依据。根据我国土地政策实践，土地政策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参与宏观调控。在供给方面，虽然我国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地总面积是固定的，但由于土地公有制使我国政府对土地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而从供给方面能够进行效果很好的调控，可以从土地供给方式、供给结构、供给价格三方面制定土地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在土地需求方面，包括农业用地需求、工业和建筑用地需求以及服务业和居民住房用地需求构成了土地的总需求，而土地需求的调节主要在于房地产市场对住房需求的调节。由于我国农业用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稳定性，不符合宏观调控政策所需要的灵活性，而工业和建筑用地以及服务业的用地需求应从土地整体规划的大方向来考虑并与产业政策等相关政策综合考虑对需求的调节，因而只有房地产市场适合调控手段的灵活多变。

土地政策的主要调控工具包括土地供应与市场规则工具、土地价格与收益政策工具、土地收购储备工具以及“道义劝告”工具等。其中，土地供应与市场规则工具包括土地规划、城市规划、土地供应计划、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出让转让政策等;土地价格与收益政策工具包括基准地价、工业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出让最低价格、土地税费政策、征地补偿政策等;“道义劝告”工具指中央土地调控部门通过发表正式声明、导向性政策和指导意见或私下谈话，表明对当前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地方政府的希望，以达到影响地方政府、用地企业和个人用地行为使其符合中央政策目标要求。结合我国土地政策实践，我们可以对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供应方面。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建设用地供应总体趋势为上升中略有波动。如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同比增长超过30%，全国建设用地供应11.44万公顷，同比增长33.6%。我们可以看出建设用地供应量与GDP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尤其是2007和2008年，建设用地供应量明显下降，GDP也明显下降，表明建设用地供应量对国内生产总值有重要影响，国家通过控制建设用地的数量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

而在土地供应结构方面，我国2010年土地供应结构中比例最大的是工矿仓储用地，占36.6%，其次是住宅用地，占26.7%。这说明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节已经成为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从整体上看2012年我国供地结构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调整趋势，其中基础设施用地增长幅度最大，占我国土地供应总量的45.2%;房地产用地增长幅度次之，占我国土地供应总量的23.6%。这表明土地审批、土地结构制约了我国各项产业的发展，国家通过土地政策同产业政策相联系，有效地实施了对支持产业的扶持。此外，在土地价格方面。从整体上看，土地出让价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后土地出让价格大幅度攀升。土地出让面积和土地出让价格几乎是同向变动。由于土地出让价格是影响房地产市场房价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三、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土地若能够解决自身的难题，即空间性和不可再生性，则土地政策可以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调控手段。对于不可再生性，可通过技术的进步向空间和地下两个方向发展、增强利用率等方法解决;而对于空间属性问题，则应该通过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自由灵活流动与不可流动的土地要素相结合，需要土地政策与其他政策的配合，同时处理好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国家应有一个统一的土地调度机构，构建由中央和地方不同级别但同一系统的机构体系。在我国宏观经济实践中，财政政策的总机构为国家财政部，下有各级财政部门相呼应;货币政策的总机构为中央银行，下设不同级别的各级银行;土地政策的总机构包括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国务院等部门，由于没有统一专门的政策制定机构，往往会导致多部门由于未能提前沟通而使各项政策之间出现矛盾，最终不能达到政策制定的初衷。

2. 土地政策应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使用，如国家在使用土地政策调节房地产市场，抑制对住房的过度需求时可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如上文所说使用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使用财政政策征收房产税等措施配合远比单独使用土地政策效果要好;又如使用土地政策的工具(土地规划)时要与产业政策相配合，在土地审批时对于支持的产业放宽限制等。

3.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运用土地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时不仅要从供给方面进行，还要从需求方面同时调节，双管齐下，综合运用才能达到既定的效果。这同样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利率政策等制度配合。

四、结论与启示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对经济进行调节的原因在于市场调节经济存在失灵现象，而主流经济学推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不能完全满足调节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波动，需要新的宏观调控手段加入对经济进行调节。土地是各种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的载体，离开土地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能进行，这就使得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成为可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经济时要求市场主体有灵敏的反应度，如国家上调利率期望市场主体能够较少地使用资金，而在经济运行中市场主体很有可能不计成本的进行投资，从而使调控达不到目的，而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土地政策成为宏观调控手段的优势在于离开土地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进行，市场主体对土地供应政策完全具有弹性，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政策调整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参考文献：

[1]郝大江.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11：53-55.

[2]姜莉.非正式约束与空间经济增长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3]梁佳.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机制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3，(3).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

作者：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