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恐怖主义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在我国的立法进程中，尤其是《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后，关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规定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对于这两个在反恐领域出现的概念，《刑法》条文并未给出确切的定义，但是随着《反恐怖主义法》的出台，这两个概念才开始区分开来。
第一篇：恐怖主义论文范文
恐怖主义犯罪客体探析
摘要：俄罗斯是恐怖活动的高发区，恐怖主义造成的危害巨大。俄罗斯学界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俄罗斯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利益。主要是社会公共安全和权力机关正常运作。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而不是单一客体，恐怖主义犯罪是类罪而不是一罪。对恐怖主义犯罪客体必须给予正确定位。
关键词：俄罗斯;恐怖主义犯罪;犯罪客体
恐怖主义是全球关注的热点。我国对恐怖主义犯罪研究多从宏观上加以解读，比如恐怖主义的概念、特点及其国际上的合作、立法规定等，但就某一国家的恐怖主义犯罪的论作甚少。在这方面，俄罗斯的相关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借鉴。
一、俄罗斯关于恐怖主义犯罪客体之界定
在回答恐怖主义犯罪的客体是什么问题之前，首先要解决什么是犯罪客体。只有探明了犯罪客体上位概念的进路，才能寻找到恐怖主义犯罪客体的真谛。俄罗斯有关犯罪客体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社会关系说、社会利益说、犯罪对象说等三种学说上。
俄罗斯传统观点认为，犯罪客体就是对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即“社会关系，被刑法不得不保护的社会关系，是任何犯罪所侵害的客体”。2004年俄罗斯出版的法律词典，也把犯罪客体定义为：“犯罪构成四要素之一，是被犯罪人所侵害受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1996年新修改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4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犯罪是有罪过地实施刑法所禁止并应受惩罚的社会危害性行为”。都表明犯罪客体就是一种社会关系。
社会利益说和犯罪对象说都是非主流观点。前者认为：犯罪客体是社会关系的理论并不能永远“起作用”，不能认为是包罗万象的理论。利益是社会关系的同义语，利益应该代替社会关系。持这一派观点的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法律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价值、利益和财富。后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的而为危害行为指向或影响的对象，人、物、行为等。“对之实施犯罪的人，即个别的人或者多数的某些人，他们的物质或非物质价值被置于刑法保护之下，却受到犯罪的作用，其结果是对他们造成损害或者构成损害威胁。”一句话，犯罪人行为损害的靶子才是犯罪客体。
笔者赞同社会利益说，因为社会关系说是封闭的政治系统，在政治与法律交叉点上时，还能勉强通过犯罪客体的检验，但是无法顺畅揭示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象，特别是具有浓烈的刑事违法性色彩的犯罪。“犯罪客体，在犯罪的抽象的思想模型与具体的思想模型连结起来时，犯罪构成概念和犯罪概念各有自己的组成部分。”犯罪对象说对犯罪客体的理解既悖离立法者的构想，因为至今在立法上也没有找到佐证，同时也悖逆正常的健全思维。因为这种解释改变了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的概念，把犯罪客体等同于犯罪对象，无法划清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例如，破坏活动和恐怖主义都是针对多数人实施的，按照“对象”划分，根本无法区别出二罪，故而“把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混为一谈模糊了两者的实质差别”。
社会利益说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声明刑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利益(法益)，另一方面声明了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犯罪客体表现为利益，具体划分了三个层次，第一层面犯罪客体的利益表现为人的权利、自由，保护财产所有权，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俄罗斯宪政制度、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等合法权益;第二层面犯罪客体必须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如果某种利益仅仅需要道德规范或者其他社会规范调整与保护，根本不需要最后的底线——刑法作为屏障，那就不是犯罪客体;第三层面犯罪客体必须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利益。利益或者称作法益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侵犯不能只作字面上的孤立理解，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利益造成了实际侵害事实;二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利益造成了威胁或者说有侵害的危险。利益就是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生命、健康、自由、名誉和荣誉、自然环境、社会和国家的建立及其活动，职能条件都可以遭致犯罪的侵害，都能引起现实的损害，而不仰赖于社会关系。
因此，俄罗斯学界认为，恐怖主义犯罪客体既不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公共社会关系的侵犯，也不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具体的人和物的侵害，而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侵犯。也就是说，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是对社会利益的侵害，而不是其它。
二、俄罗斯关于恐怖主义犯罪客体规定之拷问
我国一些学者误读了俄罗斯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以为就是一个单独的罪名，实则不然。俄罗斯刑法典除了单独冠名恐怖主义罪之外，还有诸多的与恐怖活动相关的具体犯罪也属于恐怖主义犯罪之列。即在俄罗斯，恐怖主义犯罪是类罪，而不是特指一个具体的犯罪。
拷问一：如何分类?
恐怖主义犯罪侵害的客体是社会利益。这是从犯罪的实质意义上的评价，接着就会出现恐怖主义犯罪侵害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利益?一般、一类还是某个利益?反过来也可质疑：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价值何在?俄罗斯刑法理论将犯罪客体一分为三：一般客体、同类客体、直接客体。三类客体并不是三位一体，而是错落成三个不同层次。它们之间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抽象与具体、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既有共通性，又彼此不能取代。同类客体建筑在直接客体上，是对直接客体的分类和概括，而一般客体构建在同类客体的综合基础上，是对一切犯罪客体的抽象和归纳。
按照它们之间的分类关系，笔者认为，俄罗斯刑法所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是同类客体，不是一般客体，更不是直接客体。它是直接客体的类群，在每个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上都有自己侵害的直接客体。最主要的是根据犯罪客体分类概念的界定。俄罗斯刑法所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不是一个典型的具体个罪，更不是全体犯罪的集结。通常认为，一般客体是一切犯罪和每一犯罪的客体，是指受刑法保护不受犯罪侵害和威胁的所有具有社会意义的价值、利益、财富的总和。一般客体是一个整体，任何犯罪都侵害或威胁它的某一部分，故而社会和国家规定了受到或可能受到损害时该承担的刑事责任。恐怖活动犯罪自然也不例外，是属于一般客体的某一部分，但从犯罪客体的上位和下位概念不同，种和属的关系有别上，恐怖主义犯罪属于类客体更适当些。同类客体，是一般客体的组成部分，是指受刑法保护不受犯罪侵害和威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价值、利益、财富的某一方面或者部分范围。恐怖主义犯罪是聚合的大的概念，不符合子项下的小的概念，比如，直接客体。直接客体，是具体的单个的犯罪的客体，是每一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恐怖活动犯罪集合的大系统下分解的每个具体的犯罪，才能有直接客体。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客体能决定构成类的属性的客体，通览各国，立法不同。在白俄罗斯，恐怖主义分
布在不同的章里，主要在第17章《反对和平和人类安全的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第27章《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恐怖主义和实施恐怖活动的灾难)。在法国，恐怖行为排序在《危害民族、国家和社会秩序犯罪》里，俄罗斯恐怖主义犯罪主要遍布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一章中。
拷问二：简单还是复杂?
多数犯罪行为只直接侵犯到某一种具体社会利益。但是恐怖主义犯罪是否也是这样呢?就具体犯罪行为危害社会利益数量判断，俄罗斯刑法所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应该是复杂客体。当然，在俄罗斯学者中还存在着争论，比如犯罪客体的单一说，认为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客体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这一派观点认为，民族和民族利益是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客体，因为恐怖分子就是出于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仇视，通过爆炸、纵火、劫持等手段，对其他民族和民族利益造成重大损害。还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的唯一客体是社会公共安全。大部分恐怖主义犯罪都规定在俄罗斯刑法典的第24章《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里就是明证。这些观点过于强调恐怖主义行为的某一指向，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支配作用。如果照此标准认定，很多实际上是恐怖主义的行为都被阻挡在此罪之外。以唯一客体社会公共安全为例，某总统乘专机进行国事访问的途中，不幸被炸毁在荒漠中，恐怖分子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终止两国的政治谈判活动。在这个案例中，能因为事件发生不是针对不确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的安全而判断这不是恐怖活动犯罪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笔者认为，俄罗斯刑法所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是复杂客体，恐怖活动犯罪客体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重客体的组合，即恐怖活动犯罪是侵犯、威胁或者可能侵犯、威胁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复杂客体说在俄罗斯有不同阐释，比如有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说。恐怖主义犯罪不仅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和社会上的重大财产损失，同时还带来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和恐慌。社会安全和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所有权说，恐怖主义犯罪一方面侵犯了社会上不确定的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等安全，另一方面有时也恐吓了确定的人，侵害、威胁了作为自然人个体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所有权。这些观点都坚持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是多重客体，本人赞同，但在表述内容上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侵犯的客体应该是社会公共安全和权力机关的正常运作。恐怖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短期或者长期目标，采取恐吓居民，要挟政府，对权力机关的决定施加影响等行为，侵害了公共安全，干扰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说”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妥之处。不妥就在于社会秩序的理解上。秩序是一种有条理的不混乱的状态或情况，而不是某种制度和规则，秩序不能局限于社会生活。对照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方式和后果，套用社会秩序的定义，似乎已经游弋于社会秩序犯罪客体之外，因为恐慌不是来源于秩序的混乱，而是自身安全的威胁。
“社会安全和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所有权说”的缺陷在于社会公共安全是必然出现的，而公民生命、健康和所有权是隐藏在其后，有可能被侵害，也有可能不被侵害，比如恐怖分子安置炸弹在地铁附近，受侵害的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安全，而不是锁定在某个具体的人或者物上，前者的安全性一定遭到了侵害与威胁，后者往往是不确定和模糊的，把间接性、偶然性和或然性侵害威胁的公民的生命、健康和所有权的客体充当了直接性和必然性的客体。此外，社会安全自身已经含有不确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的本意，再重复呓语，等于同语反复。
笔者认为社会公共安全和权力机关正常运作是恐怖主义犯罪的复杂客体。这里，社会公共安全是基本客体，而权力机关正常运作是补充的客体。理由如下：第一，吻合恐怖活动犯罪特点。不管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定义如何分歧，都赋予了恐怖主义三个特征：
一是复杂的目的性;二是暴力性;三是恐怖性。这些足以侵害和威胁社会公共安全。据一项民众调查显示：在莫斯科地铁和电车及其他地方发生的爆炸，还有未遂的居民屋爆炸事件后，对不同的人群和阶层问卷调查，约有90%以上的人担心自己的安全或者亲人的安全。故俄罗斯刑法典和我国刑法典首先把恐怖活动犯罪归类于危害社会安全罪一章。每次恐怖活动的袭击，必然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出动更多的警力和军事力量，抗衡和压制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随时注视事态的发展动向等，全然打乱了国家机关正常的运行轨道。
第二，符合恐怖活动犯罪方式的多样性。确立客体特点不仅考虑到现实危害具体犯罪的活动，还要思量犯罪其他要素。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说，危害活动，不仅取决于危害客体的重要性，甚至在更多时候，决定于犯罪方式，引起危害的严重性，罪过和动机的特征，实现活动的状况。当下，恐怖活动的威胁和20世纪60、70年代比较更具有杀伤力，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想。他们完全可以采用大规模的现代高科技技术，比如，核能源、生化武器、网络攻击等，造成巨大的破坏力。恐怖分子就是用这些新的恐怖方式，制造了社会不安全的漩涡，没有比侵害和威胁社会安全的客体更为严重的犯罪客体，伴随着的是导致国家权力机关不能正常有序地工作。
第三，从犯罪构成的视角也能辨析出复杂客体的合理性。恐怖主义是犯罪构成范畴，危害一个客体(社会安全)是通过引起别的客体——基本的客体的侵害的方式。这里，采取的方式是补充客体，辅助的行为是保障基本行为实现的，和基本的客体的行为构成复杂作用的不同形式。由此得出，复杂行为的方式是结构要素本身，也就是复杂行为部分，并在最后发挥自己的技能特性——保障完成基本行为，并从外部和基本的客体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体。
第四，科学反映了犯罪客体的复杂客体的理论。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侵害或可能损害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具体社会利益。即具有多个直接客体，又叫多重客体犯罪。复杂客体具有同时性、复合性、普遍性的特征。社会公共安全和权力机关正常运作符合复杂客体的概念和特点，此处不再赘述。 拷问三：一罪还是数罪? 我国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刑法所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就是指俄罗斯《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恐怖行为。这是一种错误理解，其实俄罗斯刑法典还有很多归属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冠以恐怖就认为是恐怖主义犯罪，没有恐怖词句就不是恐怖主义犯罪。
1998年，俄罗斯联邦《反恐怖主义法》对恐怖主义定义了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内容包括：恐怖主义是针对个人或组织使用恐怖暴力或暴力相威胁，毁灭(破坏)或威胁毁灭(破坏)财产和其他物质客体，造成人员伤害、巨大财产损失和其他危害社会安全的后果，目的是破坏公共安定，恐吓居民，或影响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有利于恐怖分子，或者满足恐怖分子其他非法要求;侵害国家和社会活动家生命。目的是报复，或者迫使他们停止国家和其他政治活动;袭击受国际保护的外国代
表或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目的是挑起战争或者使国际关系复杂化。
按照俄罗斯对恐怖主义的评价，恐怖主义犯罪分为三部分：一是单纯的恐怖主义犯罪(仅指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5条的恐怖活动犯罪);二是恐怖活动犯罪(比如俄罗斯刑法第207条规定的虚假举报恐怖信息罪);三是恐怖特点的犯罪(比如俄罗斯刑法第209条的武装匪帮罪)。其中，俄罗斯刑法典第205条被称做恐怖主义罪，中国的学者也有翻译成恐怖活动罪或者恐怖行为罪。笔者认为，还是称作单纯的恐怖主义罪较贴切，因为第205条的恐怖主义罪可以看做是普通恐怖主义犯罪，其他则是特殊的恐怖主义犯罪。二者之间是否有法条竟和关系，由于俄罗斯刑法理论没有触及，实践上都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数罪并罚。
通过以上辨析，笔者认为，在俄罗斯刑法中恐怖主义犯罪主要包括如下罪名：杀人(刑法第105条，第16章侵害生命与健康的犯罪);恐怖行为(第205条，第24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劫持人质(第206条，第24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故意虚假举报恐怖行为(第207条，第24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组建或参加非法武装队伍(第208条，第24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害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生命(第277条，第29章侵害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和国家安全的犯罪);破坏活动(第281条，第29章侵害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和国家安全的犯罪);侵害审判人员或侦查人员的生命(第295条，第31章违反公正审判的犯罪);侵害法律保护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命(第317条，第32章妨碍管理秩序的犯罪);袭击受国际保护的人员或机构(第360条，第34章破坏人类的和平和安全的犯罪)等。
三、恐怖主义犯罪客体之定位
从严格意义上说，恐怖主义犯罪并不是一个国际通用的刑法学概念，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做法迥异。概而言之，恐怖主义犯罪在刑法上不是一个具体罪名，将其解释成包括上述具体犯罪的类罪更为合适。恐怖主义犯罪作为一种类罪，其具体罪名中不必含有“恐怖”这一名称，而是以符合同类客体的要件的前提确定罪名即可。问题是，怎样归类?恐怖主义犯罪在俄罗斯刑法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目前的零散型立法是否完善?
笔者认为，加深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类罪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各种具体的犯罪，总是隶属于某一类罪，如果法律对类罪的同类法益内容有明确或提示性规定，按图索骥，大致就可以明确具体条文所要保护的法益。尤其是在复杂客体中，刑法保护多种法益，侧重于哪个法益为主，是实现刑法目的的前提，不能本末倒置。此外，类罪法益和具体罪的法益要参照一定标准确定，这需要调动各种解释方法，分析条文之间的关系，注意刑法的协调性。
笔者认为，俄罗斯刑法把大部分恐怖主义犯罪类归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未尝不可，但是恐怖主义犯罪毕竟是刑法上的类罪，包含有很多隶属于类罪的个罪，而俄罗斯刑法的做法是不仅有多个类罪，还有很多零星分布的具体个罪分置于不同章节目中。笔者建议不要单独、分散规定，应尽可能将其集中汇合在一起。这和俄罗斯有独立的行政法规《反恐怖主义法》不是一码事。反恐法毕竟是行政法规，侧重于预防与监控。俄罗斯刑法才是细化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要依据。刑法中统一恐怖主义类罪的理由是：
第一，对犯罪进行科学分类的要求。在俄罗斯刑法典恐怖主义犯罪分散规定的格局下，犯罪分类混乱的缺陷较突出。而且根据社会发展和惩治犯罪的需要，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犯罪分类的零乱局面。因此，只有专设恐怖主义犯罪类罪，才可以克服种种局限。
第二，刑事政策的需要。在俄罗斯，恐怖主义犯罪的阴影始终笼罩莫斯科的上空，恐怖主义目前已经严重破坏了俄罗斯社会的日常生活，成为俄罗斯国家社会安全和机制运行的毒瘤，现实的威胁十分猖獗。为了有力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发挥司法的效率职能，应该把不同罪名专门统归于同一类罪里。
第三，从国际立法上例看，有的国家专设有恐怖主义犯罪编章。以法国为例，刑法典第二编专门为恐怖主义罪而设，并做了相当细致的归类。俄罗斯是强调遵守法律和规则的国家，如果在刑法典中单独设立恐怖主义犯罪一章，无疑更体现了俄罗斯刑法的时代进步意义。
综观所述，俄罗斯对恐怖主义犯罪客体的研究是建立在刑法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也与恐怖主义犯罪的态势紧密相联。俄罗斯刑法所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是由多个具体犯罪组成的类罪，规定的内容很翔实，这是中国应该取其精华之处。
责任编辑 朱春玉
作者：许桂敏
第二篇：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关系
[摘要]在我国的立法进程中，尤其是《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后，关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规定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对于这两个在反恐领域出现的概念，《刑法》条文并未给出确切的定义，但是随着《反恐怖主义法》的出台，这两个概念才开始区分开来。文章通过对概念的提取与分析，对两者的基本特征和分类进行比较，得出了二者的异同点，根据二者比较的结果，最终确立了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关系，即：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极端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转化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极端主义的极端表现。
[关键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宗教极主义
一、涉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相关法律文件
以上列表中所显示的是我国有关反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全部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协定。在连续签署了四份与反恐相关的法律文件之后，我国终于将反恐规定进了《刑法》之内。之后与中亚五国相继签署了相关的区域反恐条约。接着，在对《刑法》进行修改的时候，对恐怖主义的相关规定也做出了一些变动，主要是扩大了恐怖主义犯罪的惩罚范围，并且加大了处罚力度。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后不久，就出台了《反恐怖主义法》。这就是我国反恐立法活动的过程。
这些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让我们逐渐意识到反恐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经济水平和信息技术提高的同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实施手段也开始变得多样化。
二、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概念界定
(一)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
恐怖主义这个词是从《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后才在《刑法》条文中出现的名词。但相关的概念却并没有规定在《刑法》条文中，而是将其规定在了相继出台的《反恐怖主义法》中。在《反恐怖主义法》第三条中有明确规定。
1.恐怖主义概念的基本特征
对上述提出的概念进行分析，通过分解其行为方式与造成的严重后果，可以总结出恐怖主义所具备的特征有：
第一，恐怖主义的目的具备一定的特定性。这种特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分别是政治目的以及特定的目的。前者是为了实现自己一定的政治或是意识形态的目的，后者则是出于对公共安全的侵犯。另外，虽然恐怖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具备政治性，但是恐怖主义除了政治性外也有其他特性。理论界的观点如下：观点一，恐怖主义就是出于特定的政治性目的;观点二，出于政治或是宗教目的;观点三，出于政治目的或是其他目的。笔者赞同观点三。因为恐怖主义本身可能确实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倾向，但是并不是一味地追求政治目的，就目前来看，恐怖活动的行为方式包括洗钱、走私、毒品、军火犯罪等。这些犯罪都不是单纯出于政治性的目的或是宗教目的，而是出于经济等其他利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对于恐怖主义的理解不同，认为恐怖主义的目的也是多样化的，所以，不应当局限在政治性这唯一的目的中。笔者认为，将其理解为观点三是较为合理的。
第二，恐怖主义的行为方式具有特定性。包括两种方式，其一是以危害社会安全为目的的暴力行为，包括暴力、恐吓以及破坏等多种手段，这种手段具备直接性，通过直接的暴力行为实现自己反社会、反人类的目的，目标明确;其二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对国家机关与国际组织进行胁迫，这种行为一般情况下具备政治性，在一定的政治诉求之下的一种恐怖手段。
第三，恐怖主义实施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比如新疆地区发生的自爆事件，这种利用自己爆体的方式达到伤害他人的目的，也是恐怖主义的一種，所以个人同样可以实施恐怖主义犯罪行为。但是就这一问题产生了观点的分歧，第一种是认为应当将个人包含在内，因为不管主体是不是个人，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来讲都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那么这时候，实施主体数量的多少并不是主要因素;第二种则是将恐怖主义犯罪归结到了有组织的犯罪中，并且将恐怖组织作为恐怖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恐怖主义的实施主体还是应当将个人排除在外。笔者支持前一观点。只要符合“主义”的内涵，那么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第四，恐怖主义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无辜的第三人，虽然国家机关与国际组织也是恐怖主义针对的对象，但是实际上也是对机构与组织中的人实施恐怖行为。
2.恐怖主义跟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1)恐怖主义与恐怖活动的辨析。恐怖主义中的“主义”是具备一定含义的，“主义”代表着一定的核心的价值观和信仰。只有这样组织的才能被称之为恐怖主义。否则，只是个人基于报复实施的手段恐怖的行为，是不能被称之为恐怖主义的行为。
(2)恐怖主义与恐怖组织的辨析。恐怖主义的主体包括个人与组织，所以对于个人恐怖主义，当然不能称之为恐怖组织，只能是那种依托于组织的恐怖主义才能称之为恐怖组织，其实施的犯罪才能称之为有组织犯罪。
(3)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犯罪的辨析。以网络暴恐行为为例，在网络高速发展之前，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分类就是在现实这一平面空间中，但是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以及信息网络提供给我们的自由发挥的平台，甚至到现在的自媒体时代。人们开始将网络作为另一个平行空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犯罪行为，当然也包括恐怖主义行为，但是在信息网络的犯罪工具与犯罪空间的性质被承认之前，国家在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尚未转移到信息网络之前，恐怖分子通过网络实施的一些犯罪行为，即使符合恐怖主义的特征，如传播血腥、自杀视频等，也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因为法不溯及既往。
3.恐怖主义的分类
(1)恐怖主义按照行为主体的不同，分为个人和组织恐怖主义。个人恐怖主义指的是以个人作为行为主体的恐怖主义。在恐怖活动多发区，经常会发生个人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危害性并不会小于组织恐怖主义，其特点如下：第一，具备政治性目的。对于个人恐怖主义来讲，如果不具备政治目的，那么出于个人私怨报复或是其他的非政治性理由而实施的恐怖行为，往往只能按照普通刑事案件来进行处罚。因为这里所谓的“恐怖主义”，并没有体现出“主义”的实质内涵来。只有具备一定的政治性目的，才能体现出行为个人本身所具备的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所谓的“主义”。第二，行为主体是个人。第三，社会危害性大。在进行衡量的时候，不能根据恐怖主义犯罪实施主体人数的多少来进行判断，而应该根据其造成的危害后果与主观恶性来进行判断。那么对于个人恐怖主义来说，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往往具备组织恐怖主义不具备的特点，就是可预防性低，那么其对公众心理造成的压力和恐慌相较于组织恐怖主义往往是加倍的。组织恐怖主义特点如下：第一，行为目的的多样化，可以以政治性或是经济性或是宗教性目的为其特点的目的进行犯罪。第二，行为手段多样化。因为犯罪的组织化，人手分配的多元化，导致可实施的犯罪类型就会多样化，那么就不一定会局限于政治性犯罪与暴力性犯罪，还可以实施技术型与经济型犯罪，例如走私、毒品、军火犯罪等。第三，严密的组织结构。一般意义上的组织恐怖主义在组织结构上相对于极端主义来讲，具有相对的严密性。
(2)根据恐怖主义目的的不同，分为民族主义和技术型恐怖主义。当然，这里的分类是基于组织恐怖主义而言的，因为个人的恐怖主义是不要分类的。例如，恐怖组织中的黑客，采取网络攻击的手段实施恐怖主义或是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与主张。
(二)极端主义的概念界定
对于极端主义的定义，最早是在我国签订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中。但是在相继出台的《反恐怖主义法》中却并没有采取《反恐怖主义法(草案)》中对极端主义的定义，而只是在《反恐怖主义法》第四条第二款中进行了规定。虽然，《反恐怖主义法》中规定的并非极端主义的定义，但是根据这句话，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极端主义政治意味的变化，已经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转向宗教与其他。
1.极端主义概念变化的原因
在2001年，关于极端主义的定义充满了政治性，这是由当时的大环境所造成的，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经济的发展，人们需要的增多，价值观的变化，导致各种极端势力的出现，其目的也就不再局限于政治这一个方向，开始慢慢的基于宗教或是生态等方面。极端主义的基本特征如下：
(1)价值理念极端，具备非常强的排他性。这里的价值理念极端，是与正常的价值观念相比，换言之，极端主义的价值理念有悖于一般人的价值理念，并且排斥任何与其相冲突的价值理念。比如，宗教极端主义。强烈的排他性就是极端主义的表现，想法走上了极端。
(2)行为目的的多样性。生态极端势力的目的在于生态，宗教极端势力的目的在于对曲解的宗教教义的维护，还有民族极端势力在于对民族政治权利的极端主张。这些都是极端主义的目的，具备多样化。
(3)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极端主义犯罪的行为方式也是多样化的，因为极端主义范围的广泛，只要是观念极端并实施一定危害行为的，都可以称之为极端主义。需注意的是，极端主义概念的变化，使得极端主义不再局限于暴力这一种行为方式，也包括非暴力的形式。比如宣传邪教思想，宣传血腥的自杀式的理念等。
(4)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人或是组织。极端主义的行为主体也可以是个人或组织。个人具备极端的思想意识，并且做出相应的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比如，个人通过自杀来宣传教义，通过自焚等方式寻求来生等。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就是极端主义，应当予以遏制。
2.极端主义的分类
(1)根据极端主义的行为方式不同，极端主义可以分为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极端主义。暴力的极端主义就是采取暴力手段实施极端主义犯罪行为，比如为了维护自己坚持的极端的价值理念，发动武装暴乱等。而非暴力的极端主义指的是相对于暴力极端主义的暴力方式，会采取一种较为平和的方式进行宣传。例如，现在的网络极端主义行为。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人们获得了更多表达自己思想的空间和平台，所以，极端主义分子因为其的反社会性，往往会采取网络这样的隐蔽手段来宣传自己的极端思想。例如，通过网络直播自杀或是自焚的过程，或是宣传那些自虐和自残的视频。这些都是非暴力性的极端主义。
(2)根据极端主义的目的来源不同，有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生态极端主义等。民族极端主义诉求指的是将单一民族理论作为其极端理念，排斥一切非本民族的人或物。宗教极端主义坚信自己价值观念的唯一性，排斥一切非本教的价值思想。生态极端主义指的是以某一种行为作为其对生态的价值理念，任何不符合其价值理念的行为都坚决予以排除。
三、从概念分析看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关系
通过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基本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二者的异同点。
(一)相同点
1.二者的目的都具备多样性，即都不是以政治性目的作为必备的要求。对于恐怖主义来讲，从《反恐怖主义法》对其确定的定义可以看出来，恐怖主义也可以是其他的目的，例如为了获取财物或是其他，而采取抢劫或抢夺的方式等，或是从事走私犯罪，不一定所有的活动都是具备一定政治指向的。极端主义也是这样，可能是出于其他非政治性的极端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而进行的犯罪活动。
2.二者的行为主体都可以是个人或是组织。两者的实施主体均可以是个人或组织。但是当行为人是个人时，可能不容易区分出行为是恐怖主義还是极端主义。例如，一个人将炸弹抱在怀里，走到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之后，自己引爆，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危害到了公共安全，这时候的行为人因该如何定性呢，应当是作为恐怖主义来进行定罪，因为这个人虽然是一个人，并且采用的是一种很极端的方式，并且是以自己为代价而完成的犯罪活动，但是行为人做出的损害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伤害别人，危害公共安全，所以，应当认定为恐怖主义。反过来，若是行为人将自己在荒郊野外的自爆视频放在了网上进行宣传，那么这时候的行为人就是极端主义，因为行为人这时候采取的方式是用自杀的方式来宣传那些血腥的极端的理念。
3.行为方式都具备多样性。二者都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对于二者的相关法律规定也都使用了“暴力”等相关词语，但是二者同样可以采取非暴力的行为方式来进行活动。例如，科技在进步，信息网络技术可以说是最普遍、最具渗透力的一种方式，可以将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通过网络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这和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无国界特性是相吻合的。那么行为人通过采取网络攻击的手段，窃取相关国家或组织的内部信息或是国家机密，其造成的危害将是不可估量的。这样的手段也是恐怖的，而极端主义分子同样也可以通过网络以非暴力的手段进行宣传和传播自己的极端主义思想，对社会秩序进行破坏。
(二)不同点
二者的差异性表现在：
1.二者的政治指向性的程度不同。虽然笔者认为恐怖主义并非完全的政治指向性的行为，但是这与目的的层次性有关，也就是说虽然恐怖主义可能会进行以经济或是以宗教为名义的一些恐怖活动，但是这可能是恐怖组织的直接目的或是暂时的目的，而非最终目的，恐怖主义的最终目的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具备一定的政治倾向。而极端主义则不是这样，它可以是完全的非政治性的活动。
2.二者指向的目标对象并非完全一致。对于恐怖主义来讲，行为主体指向的一般都是无辜的第三人，或是国家机关与国际组织。但是极端主义则不是这样，极端主义很有可能会通过伤害自己来达到自己极端思想所要达到的目的。
3.两种行为的侧重点不同。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在行为方式上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比如进行武装暴乱等，扰乱社会秩序等，但是恐怖主义更加注重的是行为的恐怖性，可以是武装袭击，或是网络攻击，但对行为的恐怖性都有一个程度的限制。而极端主义则不同，极端主义的行为方式虽包括暴力与非暴力，但是极端主义主要侧重于强调思想观念的极端性与行为手段的极端性，所以，相对来说恐怖主义对于手段行为的恐怖性与目标的明确性更加重要，而极端主义则是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在极端的排他性的情况下进行极端的行为，或是宣传自己极端的思想。
四、结语
通过分析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各自的定义与特征以及相关的分类，得出了二者之间的异同点。这些异同点让我们看到，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这也是为什么法条在规定时将二者并列规定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在《反恐怖主义法》第四条第二款中有相关的规定⑩能看出立法时的本意就是说，对于恐怖主义来讲，它的思想基础就是极端主义。
其次，极端主义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恐怖主义。相对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更加严密，目标也更加明确。极端主义则更像是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经过时间的发酵，开始向恐怖主义发展。以宗教极端主义为例，开始只是通过网络或是亲友对他们曲解的教义进行传播，然后，将这些因为传播、煽动而聚集起来的人进行整合，开始有组织地进行一些反社会、反人类的活动。这时候的极端主义经过发展，手段已经极其恐怖，组织也开始严密，已经具备了恐怖主义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讲，极端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前期阶段，方式方法也具备一定的随意性，而经过发展的极端主义是已经处于成熟阶段的恐怖主义。
最后，恐怖主义相对于极端主义是极端主义的最极端的一种方式。当极端主义向恐怖主义转化的时候，手段会更加恐怖，组织也变得更加严密，价值观念也会理所当然地更加极端。
[责任编辑：张东安]
作者：尹璐瑜
第三篇：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制裁思路
摘要：考察目前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20个样本案例可知，该类案件呈现出明显的犯罪手段网络化，司法规制范围模糊化与裁判尺度不统一的特点。为此，应尽快制定司法解释，科学界定本罪意涵，匡正刑法规制范围，改善打击着力点，统一裁判尺度。对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司法处理，应坚持严格控制与妥善处理并重的司法理念，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基本违法事实审查判断行政去魅的基本立场。具体的制裁思路是：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犯罪化的定性，应围绕本罪保护目的展开，重点惩治“有效宣扬”行为;定量限制应贯彻比例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适用缓刑的实质判断关键在于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量，除个别情形外，原则上以适用缓刑为主;手机、电脑等网络信息工具有多种用途，原则上不予没收。虽然恐怖主义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固然要突出其预防性打击的特点，但也要恪守刑法惩治犯罪的法治底线，使处罚范围和力度符合公众预期，切忌“过度反应”。
关键词：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受众人数;裁判尺度
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多样，既可以是与他人交流、向他人提供意识形态和信仰的认同，也可以表现为宣传恐怖分子的真理观、开辟教化他人的空间、为使用恐怖主义提供正当化和合法化基础，进而铺就个体激进化的潜在道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不仅可以壮大恐怖组织的力量，而且极易诱发个人实施暴恐犯罪，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鉴于此，立法机关高瞻远瞩，为预防潜在暴恐犯罪，在《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修(九)》)中将该行为予以入罪化。从立法本意以及规制必要性角度看，惩处该行为具有一定实质合理性，但如何辨识其社会危害性，合理规制该行为不至于侵犯言论自由，又成为困惑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相比于传统宣传效果，网络宣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突破了传统手段的时空限制，影响面更广，危害范围更大，产生恐怖效应更明显。网站可以为组织活动及其支持者提供联系的平台，虚拟社区则提供了支持者所渴求的公共空间，使建构与维持支持活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成为可能。或许是利用网络宣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危害被过分扩大化的缘故，自该行为被犯罪化以来，司法实务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往往简化定罪逻辑，使得规范保护目的的辐射范围过宽，对刑法概念和体系的理解偏离目的考量。不仅如此，在罪量标准的认定以及是否没收宣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网络工具上也存在司法处置不一致的现象。
目前，司法实务部门对利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的定罪量刑认识不统一，既有刑法“越界”的趋向，也有裁判尺度失衡的乱象。本文通过比较、剖析20个有效样本判例，试图说明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的立法旨趣，厘清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划定行为犯罪化的定性限制;为统一裁判尺度，实现量刑规范化、科学化，挖掘利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不同于传统宣传手段的影响量刑轻重的因素，探求行为犯罪化的定量限制;最后，说明本罪适用缓刑以及利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使用的工具是否予以没收的判定标准。
一、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数据分析
(一)样本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有效判决。鉴于在案件的收集上有一审、二审、并罚等情形，因此，需要对该类案件进行后续筛选。截至2018年4月30日，以“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定罪的案件共有21件(包括并罚案件)。由于本文研究的主题是网络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制裁思路，因此需要进一步从21件有效判决中选取发生在互联网领域的该类犯罪。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21起案件均毫无例外地发生于网络空间场域，这既为笔者后续的筛选节约了时间，同时也表明了互联网正日益取代传统宣传媒介，成为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最为重要的手段。由于有1份案例并不在本文探讨的行为犯犯罪化定量限制因素内，故将此案排除在外。因此，最终获得与本文主题有关的有效案件为20件。在时间的选择上，本文涉及的研究样本是从2015年《刑修(九)》设立本罪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在地域上，此次样本收集主要涉及天津、北京、上海、广东、云南、新疆、山东、辽宁等地区。在地域分布上，北京的样本数为8件，占较大比例，约为44.4%;广东的样本数为3件，占比约为16.7%;新疆的样本数为2件，占比约为11.1%;其余省份(城市)样本数各占1件，各为5.6%。
囿于该类案件入罪时间短，本身发生率较低，以及侦破难度较大，导致整体样本数目较少，似有给人以偏概全之感。但本部分研究主要是基于比例关系的考察，在时间维度上涵盖了本罪设立至2018年4月期间;地域涵盖北部、东部、东北、西北、西南等不同地区，所以，研究样本仍具有代表性、可信性、典型性、可靠性。
(二)样本总体数据透视
1.定罪情况
在20份被指控涉嫌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刑事判决书中，均为一审且有罪判决。针对该20份判决，只有3起案件的被告人提起上诉，且二审判决中均是维持原判，尚未有改判的案件。在20份判决中有3起案件存在与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并罚情况。由于样本数量的有限性，并罚案件同样被列入研究对象。为避免重复统计，对有二审判决的案件，只统计终审判决。因此，20份研究样本的有罪判决率为100%。从案件的整体来看，如果案件当事人在对他人开放的网络空间中有实施转发暴恐视频和图片等行为事实，即只要符合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形式客观要件，就会被认定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
多份被指控涉嫌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研究样本的判决结果迫使笔者进一步思考，《刑修(九)》增设该罪的目的在何?究竟什么才是法律禁止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若有人在微信群内宣扬而无人观看、无人所动是否也算宣扬?宣扬恐怖主义与言论自由的界限又在哪里?什么是《反恐怖主義法》第80条第1款规定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中的“情节轻微”情形，它与本罪的界限又在哪里?
2.刑罚裁量
通过研究20份样本案例来看(见表1)，其刑罚判决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判处自由刑的人数为20人，刑期从拘役4个月到最长3年不等，无被判处重刑的被告人。其中，有15个被告人的自由刑在6个月至18个月之间，约占样本总数的75%;被判处拘役的有1件，约占样本总数的5%;高于18个月自由刑的有5件，约占25%。第二，缓刑的适用率极低。20份研究样本中被判处缓刑的只有2人，占总人数的10%。第三，并非所有样本案例都没收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在20份研究样本中，未没收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的有8份，其中，通讯工具属于被告人所有的有7份，1份为网吧所有。因此，属于私人通讯工具未被没收的占总样本总数的35%，没收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的有12份，占样本总数的60%。
根据上述利用网络构成本罪的样本所呈现的特征，需要进一步深入追问、反思和研究的问题是：第一，虽然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被规定在我国刑法典危害公共安全类罪中，属于典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但在审判中适用自由刑的判决比较轻缓，尚未发现被判处重刑的被告人。由于本罪包含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以及5年以上有期徒刑两个刑罚幅度，这种目前无“情节严重”案例的发生是符合事实还是认识不到位的问题?换言之，司法者该如何把握和认定利用网络构成本罪的“情节严重”问题?第二，现实中本罪皆被科处轻刑却并没有提高缓刑的适用率，本罪缓刑适用率极低的现状是否有必要进行匡正?第三，在是否没收信息网络工具上司法者的做法可谓“随心所欲”。针对此，司法实践该如何正确对待这些信息网络工具，统一裁判尺度?
3.量刑情节
虽然20份样本科处的刑罚都在3年有期徒刑以下，且大部分自由刑都集中在6个月至18个月之间，但这种整体性的轻缓却掩盖不了个案之间刑量差距悬殊的事实。以在微信群中转发一部“斩首”视频为例，其中一个群成员为62人，一个是449人(转发到3个群的总人数)，一个是1158人(转发到3个群的总人数)前者被判处4个月拘役，中间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后者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新4023刑初〔2016〕177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兵01刑终〔2017〕1号;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粤19刑初〔2017〕215号。。一个诡异的现象是，同类案件中，其余情节相似的情况下，受众人数多的反而被科以轻刑。量刑逻辑没有贯彻到底，量刑差距没有得到体现。
有鉴于此，为科学、规范利用网络宣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量刑标准，统一裁判尺度，笔者以“影响刑量的相关性分析”作为基础研究方法发现，第一，刑量与被宣传内容本身性质，即与暴力程度密切相关;在本次收集的20份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的判决中，有1份判决书中对暴恐视频的等级作了划分，其余19份判决书都没有对暴恐视频的等级做明确划分，皆笼统地称为暴恐视频。虽然绝大多数法院没有对暴恐视频进行更为细致的暴力等级划分，但样本案例中确实有将暴力等级作为影响刑量的标准之一的情况存在，因此，将其纳入影响刑量的因素具有合理性。第二，与接受宣传的受众群体数量密切相关。本罪规制的是广泛宣传，使不特定人或多数人接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行为[1]706。20份研究样本均是通过微信、QQ、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传、转发涉恐视频、图片或极端言论的，且最终的刑罚轻重受到微信、QQ群成员数量、微博中粉丝数量、行为人转发数量、涉恐视频等被浏览、点赞、评论、转发数量等因素的影响。第三，与被宣传的涉恐视频、图片和言论的数量密切相关。主要是指上传、转发视频的内存大小、时间长短、数量多少，图片和发表言论的数量。
因此，本文将“被宣传内容本身暴力等级”“宣传内容受众群体数量”“被宣传的涉恐视频、图片和言论的数量”作为自变量，通过统计分析利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量刑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呈现的特点和现状，客观检验利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刑量与上述自变量之间存在何种因果关联。
从表1可以看出
该20份样本案例中，被告人皆系初犯、均有坦白情节。：第一，司法实践中对利用网络构成本罪的，法院在确定刑量时考虑的案中量刑因素有宣传视频内容等暴恐等级、受众数量、视频、图片以及言论数量，而且，一般来说，在同等条件下，暴恐等级越高、受众数量越广、发布涉恐内容数量越多，被告人受到的刑事处分越严重。但该三因素在量刑时没有得到司法者充分考虑，宣传内容的本身因素——对宣传暴力程度因素的考虑，被绝大多数实务部门所忽视。实践中，只有5%的实务部门对宣传内容进行了等级区分。第二，不同实务部门对入罪标准的把握不同，缺乏相对统一的入罪标准尺度。“定性+定量”是我国成立犯罪的特色模式，刑法如果对罪量的要求不作统一规定，要么会使刑法打击面扩张，导致行政处罚犯罪化，要么会使刑法惩治面限缩，造成构罪事实非犯罪化的司法乱象，严重破坏司法公正。第三，三个要素在构成本罪，确定刑罚所扮演的角色并未得到科学认识。有些法院在对本罪量刑时，宣扬涉恐视频、图片等的数量是其重点考察甚至成为确定刑量的唯一因素(比如，张某丙案的量刑并未关注受众主体的多少)。对于三要素，尤其是受众数量、宣传数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刑量，实务部门并没有一致且有规律的结论。
由于各地实务部门对上述影响定罪量刑的三个情节理解、把握、评判尺度不统一，而仅依靠各法院把握裁判尺度，必然导致定罪的随意性和量刑的失衡性。因此，出台有关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司法解释，统一认定标准和裁判尺度成为当务之急。
二、本罪规制范围的实然质疑与治罪用刑的应然立场
(一)本罪规制范围的实然质疑
考察实务部门认定本罪的逻辑，基本遵循的是一旦被告人在网络上发布的视频或图片被合法机构认定为暴恐视频或极端主义言论，则一般会被以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定罪，且不会考虑其他法律技术性的标准。笔者认为，这种缺乏限定性因素制约的认定标准过于宽泛，言论内容涉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应当是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基础判断因素，是罪质指向的直接性客观要件，虽然“只有当事实陈述和观点表达的主要、重要或者核心部分的内容直接指向煽动宣扬型言论犯罪的罪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族歧视等时，方有以煽动宣扬型言论犯罪处以刑罚的必要性”[2]。但何为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内容，判断标准是什么?在微信群中转發“斩首”视频是否就一定构成犯罪?如果不是，本罪应当重点惩处的是哪些罪行?在未明确这些问题的前提下，冒然诉诸刑罚，恐怕并非明智之举。
笔者认为，司法机关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应当保持克制立场，杜绝动辄利用刑罚治理社会的思维。原因在于：第一，刑法规制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的逻辑前提，是有效的宣扬会在总体上增加恐怖活动的数量。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宣传材料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观看者或读者的态度与行为?并不是每个人最终都会被这种材料所影响。不同文化背景、态度、价值观、性格类型和易感性等个体差异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在人民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世界观、认同感以及情境力量同样也会影响人们对这些材料的反应。因此，从因果关联性上来看，目前无法证明一个简短的暴恐视频就成为他人支持或实施恐怖活动的依据。这种由果溯因地毯式的不作任何区分式的处罚，过分拓展了刑法打击外延，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第二，从个体为何会支持或参加暴恐犯罪角度分析，在演变为极端主义之前，似乎所有个体都遭受过不公正对待并产生了委屈、不满的情绪[3]。克罗宁(Cronin)认為，之所以个体被暴力极端主义吸引，是因为个人志向受阻而产生了愤怒情绪[4]。另外，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与不平等、贫困以及国家政策等问题的长期积累也有关，所以，宣扬因素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过分夸大了。第三，在当前国家安全外延不断扩大解释的策略情形下，刑法处罚该类行为更应采取谨慎态度，以防侵犯网络表达自由。民主社会在平衡公民自由权和安全需要之间纵然非常困难，国家倾向于在危机时刻以提供安全保障为由采取特别举措。然而，民主政府必须抵制住诱惑而不要走得太远，否则，只会让他们想要击败的恐怖主义得势。“恐怖分子希望改变受袭社会的行为。恐怖分子在攻击民主国家时，他们希望袭击目标因为恐惧而减弱或放弃他们最可贵的价值：他们对民权和人权的尊重”[5]。因此，司法者应当警惕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反应”和遏制措施。
(二)本罪治罪用刑的应然立场
1.坚持严格控制与妥善处理案件并重
一方面，坚持严格管控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依法严惩该类行为，有效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考虑到实践中对利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材料的认定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及时澄清刑法打击宣扬内容的范畴，使处罚范围符合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以确保相关案件处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严格控制与妥善处理案件的关系?借助刑法规制该罪目的的探讨，能够为处罚范围合理化提供实质依据。“对刑法概念与刑法体系的理解均应着眼于目的，围绕规范的保护目的而展开”[1]13。对规范进行目的性思考可以适当限缩相关概念的内涵。因此，在从严反恐刑事政策的引导下，面临罪与非罪之临界点的疑难案件时，强化一种不利于被告人的实质性入罪解释，明显有将问题简单化的嫌疑，容易“使刑事政策犹如失控的野马，肆意突破教义学约束”[6]。适用刑法的过程就是进行实质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过程。“由于法律秩序的质量取决于作为其基础价值秩序的质量，是后者确定了保护法益和规范之目的”[7]。所以，确保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对于刑法解释甚至判断整个刑法体系是否属于良善之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司法者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处理既要着眼于整体法秩序，又要以前瞻性视角考虑未来实效，思考刑法规制该类行为的目的所在和打击侧重点，在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基础上，在法律之内通过掌握法律的精神实质、科学解释法律、积极能动地填补法律漏洞的方式实现司法社会效果[8]。只有在准确把握立法目的前提下，才能明确该类行为犯罪化的定性标准、定量限制，才能为衡量行为是否具有“应罚性”和“需罚性”提供关键指引，才能有助于裁判定性的合理化和量刑尺度的规范化。
2.彰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
在处理有争议的案件时，依据主客观相结合来界定犯罪，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照本宣科”。预防刑法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优势，但预防总是与无限制相联系，具有不确定性和难以捉摸的特性，具有与生俱来的“越早越好”的内在扩张逻辑[9]。然而，刑法毕竟不同于社会管理法和行政法，其惩罚的严厉性和最后手段性决定了刑法处罚的对象应是法益侵害行为，至多是对法益产生重大威胁的行为。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就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而言，应当针对网络宣扬案件高发的新特点，重点打击以传播恐怖主义思想、呼吁他人支持、加入恐怖组织、极端组织，意图美化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使其合法化、正当化，实施其他犯罪为目的，或者行为人具有恐怖主义犯罪前科等情形。对于以娱乐、刺激、寻求他人关注为目的，涉案宣扬内容诱使他人产生支持、加入或实施恐怖主义犯罪念头的可能性极低，主观上难以认识到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材料，行为人系初犯、偶犯等情形的，应当体现从宽精神。因此，该类案件的刑事可罚性应从宣扬材料内容、数量、长短(视频)、受众目标人数、造成后果、行为人认知等主客观方面综合考量，避免唯宣扬材料数量和受众数量论。
3.基本违法事实审查判断的行政去魅
构成本罪的基本逻辑前提是宣传材料能被认定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资料，法院对该事实的查证应当责无旁贷。但司法实践的现状是，法院对宣扬材料的认定存在过度的行政依赖性——凡是被反恐总队认定为涉恐等资料的，法院会直接将其用作判定结论的证据，明显丧失了其独立审查案件事实的地位，使得刑法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不可否认，毒品、交通肇事等案件因为案件事实的鉴定需要较强的技术性手段，依赖专业人员的判定是为了进一步保障行为人的权力，具有实质合理性，但由于对宣扬内容的判断不需要过多的专业性、技术性手段做支撑，法官完全可以借助规范目的以及对构成要件的理解，对宣扬内容是否属于刑事处罚范畴进行认定。
虽然在《反恐怖主义法》领域已经对涉恐言论的安全防范作出了规定，但行政人员在依据政策实施权力时，实际上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权力界限还不是很清晰的当下，行政管制者总是把权力的边界伸得较远，一旦监管的力量没跟上，权力就能在其边界内外自由发挥。当然，在社会精英涌向行政体制的当下，我们不怀疑，在众多法律的、伦理的和职业道德的控制下，行政人员所作出的自由裁量行为绝大部分是合理的。但是，由于缺乏明确和必要的引导与限制自由裁量的法律法规，不必要的自由裁量与必要的自由裁量混在一起，这就为自由裁量的滥用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果司法实质上只是根据现有的法条对行政行为进行二次判断，成为行政的附庸，刑法会沦为一个纯粹的惩罚工具。不考虑行政上的自由裁量，直接把行政裁量结果作为刑事裁判依据，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谨慎的司法行为，实质上是司法慵懒行为，与司法实质正义不符，放弃了司法矫正功能，把司法裁量建立在另一个自由裁量上，这样的情形会不利于公正稳定的裁量结果做出。因此，在刑法判断需依赖行政判断时，司法人员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应秉承其谦抑的本性，在大力倡导宽严相济、保护言论自由的当下，正确把握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标准，而不是做一个机械的司法慵懒者。
三、处理该类案件的具体制裁思路
(一)明晰影响定罪量刑的特殊情节
对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定罪量刑，应当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具体而言，应当充分考虑如下情况。
1.涉案宣传材料的具体内容
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被犯罪化的原因，在于有效宣扬会使恐怖组织寻求到更多的支持者，同时，吸引潜在的新成员和赞助者。在互联网时代，恐怖分子在扩大受众群体方面的宣传能力非同寻常。基于此，为斩断宣传交流途径，防止激进思想的传播和暴恐活动的增加，我国对宣扬行为以犯罪处之。显然，刑法并不处罚所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行为，而是惩治有效宣扬的行为。但宣扬的有效性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传播者的可信度、说服言论的组织、恐怖唤起策略的使用，以及团体和个体因素。总之，有效的宣揚活动应该是精心策划的，必须协调与完整地考虑到沟通者与目标受众这两个重要因素。由于网络时代的匿名性、隐蔽性等特点，以及宣扬行为的目标受众群体个体差异明显，无法对目标受众状况得到有效评估。但可以确定是，在同等条件下，有效的宣传必须借助宣扬内容，宣传是一种需要特殊才能的艺术，它不是机械的、纯科学的工作。影响态度需要经验、领域知识和对最佳说服策略天生判断力。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涉恐材料的宣传都能潜在地引发他人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赞同，包含恐怖主义领域知识和最佳说服策略的宣扬才是构成本罪的关键。
据此，笔者认为，“有效宣扬”应当限定在：第一，宣传恐怖主义思想。通过强化对“圣战”的歪曲认知，渲染危机感，为受众人员思想蜕变进行舆论铺垫和“洗脑”而大肆宣传恐怖组织的历史、组织纲领、政治目的、组织头目及骨干、声明等内容;第二，发布为暴力行动作出意识形态和宗教的辩护，企图使暴力行动正当化、合法化的信息;第三，发布关于如何实施恐怖袭击和行动的实践指导，招募新成员、网络筹集资金，鼓励个体参与类似袭击的信息;呼吁观看者为暴力行动提供支持，甚至潜在地实施类似于材料中所描述的袭击。整个过程是对观看者产生群体认同的情感呼吁，以增加他们对恐怖主义事业的认同感;第四，发布呼吁内容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信息;第五，发布各种攻击政府的信息，利用宗教和民族等问题挑起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意图推翻现有政权或者有效破坏其稳定性;第六，发布其他美化、赞扬等为恐怖主义辩解的言论。
由此，诸如利用互联网在微信、微博等通讯软件上只是公开转发“斩首”视频的，转发者没有附加含有上述言论说明的，不应该将此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应停止继续沿用被有关部门一经认定为恐怖主义视频就要动用刑罚惩治的模式，对该类行为应予以非犯罪化处理(可交由行政机关处罚)。原因在于，从常理、常识理解，从正常普通人承受暴力视频或控制自身行为能力的角度出发，该类视频并不具有令目标公众产生支持或加入爆恐活动的冲动，该类视频与某些电视、电影播出的暴力镜头并无实质区别。尤其是在当代公众受教育、辨识能力普遍提高的前提下，这种缺乏感染力、目的性的宣扬行为更不值得动用刑法谴责。相反地，这种血腥且缺乏犯罪目的的有关恐怖主义的宣传材料或许会让更多的公众目睹恐怖组织的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一面，不仅不会吸引更多的公众支持、加入，反而更有可能受到社会公众的唾弃和极力反对，进而为全民反恐奠定群众拥护基础。
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目前有的司法机关将对宣传材料的暴力恐怖等级程度作为本罪的定罪量刑依据是否合适
表1统计的数据反映出，目前实务部门确立的体现本罪客观危害程度的犯罪情节主要包括视频等暴恐等级程度、网络受众目标数量以及宣传材料数量。?笔者赞同网络受众目标数量和宣传材料作为本罪犯罪情节考虑，这是因为宣扬内容受众目标的数量及其宣扬材料的多少均能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但将暴恐等级程度也归类于犯罪情节有待商榷。按照上文分析的以“宣传内容”限缩本罪规制的范围来看，所谓宣传材料的暴恐等级已经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基本事实中评价了，如果还要继续区分宣传材料的暴恐等级，既有重复评价的嫌疑，也会增加量刑难度。
2.涉案宣扬材料数量、受众目标数量、视音频长短
我国定罪模式采取的是“定性+定量”模式，即对行为人治罪的条件既要符合危害社会的性质，还要达到危害社会程度的要求。这就决定了构成本罪除宣传品内容具有实质危害性外，还需达到一定反映社会危害程度量的要求。由于宣扬材料的多少，受众目标人数的多寡皆能反映宣扬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因此，宣扬材料的数量与受众数量成为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刑罚裁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宣扬材料的数量与受众数量都是司法者决定定罪量刑十分倚重的因素
从表1统计的结果看，20个案例判决中在定罪量刑时，同时考虑该两个因素的案例达到100%。张某丙案受众人数不详，是因为司法机关没有具体列明，不代表其没有考虑受众人数。。有受众对象才称得上宣扬，一个缺乏潜在宣扬对象的行为不可能构成该罪，而宣扬材料数量的多少映射出行为对法益持续威胁程度。前者是横向广度的危害，后者则是纵向深度的危害。因此，二者的危害性理应得到充分评价。问题在于，如何界分该罪与非罪的界限
《反恐怖主义法》第80条第1款，规定了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处以拘留或并处罚款。?对于罪与非罪，司法机关该如何把握“情节轻微”与二者基本罪量的关系，尚未引起学者关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透过表1审视目前司法实践，在系初犯且认罪的前提下，在刑量确定方面，行为人转发1部涉恐视频，受众人数越多，刑罚判处越重。在受众人数差别不大的前提下，宣扬材料数量越多，刑罚越重。但司法机关并未严格遵守这种量刑规则，使最终确定的刑量存在明显不协调的现象：以在微信群转发1部涉恐视频为例，周某某案中受众目标人数为52人，其被判处6个月徒刑;邬某某案中受众人数是1158人，其被判处7个月徒刑;李某乙案中受众人数是499人，其被判处36个月。比较周某某与邬某某案，二者受众人数约相差22倍，但刑量只差1个月。比较邬某某与李某乙案，受众人数是李某乙案2倍多的邬某某案，其刑罚居然比李某乙案低29个月。可见，司法实践中虽然把受众人数作为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参考情节，但在刑罚裁量时存在不合理的司法乱象，不仅未贯彻比例原则，适当拉开量刑差距，也没有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使得违法性低的行为反而比违法性高的行为受到的惩罚重。
另外，同样被认定为涉案宣传材料，视音频的长短对受众目标群体的说教结果自然也会大相径庭。一般来说，较之短视音频，由于长视音频宣传材料会有更充分的时间宣传、刻画、美化恐怖主义行为和思想，正当化、合法化恐怖主义的恶劣行径，有更多的时间去说服他人支持和加入极端组织，甚至实施暴恐活动，所以，其说服力往往更强，个体被极端组织吸引甚至实施其他违法犯罪的可能性更大。对于上述情形，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根据该情节作出特别考虑
从表1统计的情况看，20份样本案例中，宣扬材料为视音频的案件样本数为18件，但定罪量刑时考虑视音频长短的样本数仅有4件，占比只有22.2%。可见，绝大多数司法机关并未重视视音频长短情节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3.涉案宣传材料的用途和行為人主观认知、目的动机、一贯表现等情节
主客观相统一是认定犯罪的基本原则之一，对借助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行为要谨防“客观归罪”，避免只要涉案宣扬材料经鉴定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视频即追究刑事责任，而对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涉案材料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材料置之不顾。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要求，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要根据在案证据对行为人主观明知作出准确认定，对不能认定为行为人明知涉案物品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材料的，不认定为犯罪。尽管“两高一部”曾就该类案件的“明知”问题做过规定
2014年由“两高一部”共同颁行的《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了对“明知”的具体认定标准，即“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以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为基础，结合其一贯表现，具体行为、程度、手段、事后态度，以及年龄、认知和受教育程度、所从事的职业等综合判断”。，但实践中仍有疑惑。研究20份样本案例可知，被告人绝大多数是因为在微信群等聊天工具中实施了转发、上传暴力血腥视频的行为，以至于最终被定罪。按照《意见》规定，判断明知，要以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为基础，但这种征表“宣传”行为的行为对象、行为方式、行为程度等，并不一定能反映出主观是否“明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借助明知的确定来界定行为危害程度。笔者认为，就本罪而言，明知的确定应着眼于宣扬内容本身，依照上文界定的构成犯罪的宣扬内容，辅之考虑行为人一贯表现、受教育程度、一般人标准等因素，利用逻辑推论和经验推断方法，完全可以判断行为人主观是否明知。例如，被告人曾因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材料被行政处罚、免于刑事处罚或受过刑事处分的，其主观明知的判断根据经验推断很容易得出肯定结论。
对行为人宣扬材料的用途、目的动机的考察，主要是考虑到以支持、美化、招募、诱发他人实施暴恐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为目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相反，对于以寻求刺激、娱乐、吸引他人关注、贩卖为目的，所宣扬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材料缺乏令他人思想激进的说服力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如果行为人系初犯，确有悔改表现，不会造成紧迫的危险后果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免于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4.涉案危害结果
犯罪结果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危险。其中，以对法益的现实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属于侵害犯，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属于危险犯[1]167。由于成立本罪不以法益的现实侵害为根据，据此，本罪属于危险犯。进而言之，该罪应属于抽象危险犯，即不需要司法机关依行为当时情况为根据，认定宣扬行为具有发生侵害公共安全的紧迫危险，它是刑法条文拟制的危险。由于这种抽象危险既可能是紧迫危险，也可能是比较缓和的危险，因为难以预测和判断，刑法对其同等看待。考虑到本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在实践中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笔者不揣冒昧，认为造成法益的实然侵害或者实然侵害的紧迫危险，即符合具体危险犯的要求时，才能成为本罪“情节严重”认定中的主要因素，毕竟设立抽象危险犯的最大争议点在于因不确定的危险因素追究行为人责任。就本罪而言，引发他人支持、加入、实施暴恐犯罪等危险的可能，除了宣传行为外，还要取决于比如个体差异、主体信任度等不可控的其他因素。如果单纯以危险发生结果无法测量，只考察发生危险结果的盖然性和可能性，便对被告人施加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论从罪名体系的的横向还是个罪量刑的纵向用刑来看，恐与罪刑均衡的要求相悖。以同样作为抽象危险犯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例，该罪虽处罚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为，但对人体健康没有造成严重危害的，最高刑也只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即便是抽象危险犯，若要对被告人动用重刑，也要谨慎有据，以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或者结果为必要，立足社会危害性的务实考量。
为实现司法公正，统一裁判尺度，有必要统一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定罪量刑标准。综上分析，结合当前司法实践做法，笔者认为，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123条之三的规定，以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处罚：(1)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电影、表演、动画等视频文件5个以上的;(2)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音频文件10个以上的;(3)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电子刊物、图片、文章等10件以上的;(4)宣扬1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视音频材料，长度达到10分钟以上的;(5)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材料，实际被点击数、浏览量达到200次以上的，或者被转发次数到到100次以上的;(6)在微信、QQ群中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材料，无法计算被点击数、浏览量的，受众目标人数超过50人以上的;(7)数量或者长度虽未达到第(1)项至第(6)项规定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项以上标准一半以上的;(8)曾因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受过行政处罚、免于刑事处罚或受过刑事处罚，又实施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9)造成严重后果的。至于本罪的量刑幅度把握，应遵循罪责刑相适应，体现比例原则的精神，适当拉开量刑差距。
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仅仅是由于受众目标人数、浏览量、转发量等数量巨大，刑罚裁量原则上也不宜超过5年有期徒刑。事实上，司法实践也是如此把握的。以李某甲案为例，其发布的涉恐视频实际点击量3071836次，分享量333075次，但最终实际判处刑罚也不过是2年有期徒刑。可见，司法实践并不是以数量界定本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笔者认为，本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应立足于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或者结果出现为必要，具体而言，应包括以下情节：(1)通过宣传使恐怖组织成功招募到新成员的;(2)通过宣传使他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明确表示支持、赞美恐怖组织的;(3)通过宣传引发他人实施其他恐怖主义犯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4)通过宣传引发群体性事件;(5)通过宣传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6)通过宣传造成现实公共秩序混乱的;(7)通过宣传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8)其他严重改变他人正常行为方式的。
(二)把握法律后果的合理裁定原则
1.适当放宽缓刑适用条件
从法律后果来看，目前司法实践对利用网络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所有案件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这些案件中，被判决缓刑的案件却极少。同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缓刑的适用率相当低，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缓刑确实具有许多优点，如不影响犯罪人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克服短期自由刑弊害，节省执行费用，故对于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尽量宣告缓刑。囿于本罪犯罪性质恶劣，严格适用缓刑条件也无可厚非，但应避免矫枉过正，“一棍子打死”，使得缓刑条款虚置。笔者认为，对本罪原则上以适用缓刑为主，对不适用缓刑的情形应出台具体司法解释予以规定，这样既能发挥缓刑在社会治理中的优势作用，还可以起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统一裁判尺度的效果。
适用缓刑的实质判断关键在于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量。综合缓刑适用条件和本罪特点，笔者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分子，一般不适用缓刑：(1)不如实供述罪行的;(2)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的;(3)数次实施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4)曾因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受过行政、刑事处理的;(5)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
2.信息网络工具处理原则
目前，司法实践对利用网络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信息网络工具是否予以没收，尚未形成一致认识，也亟待统一裁判尺度。
中国《刑法》第64条规定：“……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本文赞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性质不是刑罚，而是保安处分，且应当限缩在“供犯罪使用的，并且与违禁品相当的财物”的观点[10]。事实上，中国司法实践已经重视对“没收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的限制[11]。因而将此限定为行为人主要或通常用于犯罪的财物并无不妥。那么，对于利用手机、电脑等网络工具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构成犯罪的，该如何判断“是否与违禁品相当”。手机、电脑等具有多种生活用途，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通讯工具之一，原则上不应没收。如果行为人利用手机等通讯工具长期或多次用于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该网络工具与违禁品相当，应当没收。对于在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过程偶然使用的网络工具，一般与违禁品不相当，不应没收。
四、结语
法律不应远离民众，其应在解释中不断被完善。司法判决应当区别对待，避免教条化。坚守司法良知，恪守司法底线，方能实现司法正义。目前，旨在制止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的某些措施过于严厉或涉及面太广，有可能侵犯公民表达自由等权利，从而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某些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固然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但绝非千篇一律。为及时匡正司法实践做法，统一裁判尺度，当务之急是出台对利用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处理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可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应当采用目的解释方法深入探究本罪设置的意义，把握本罪打击着力点，明确有效宣传的规制范围;其次，合理划定罪与非罪界限，既要留足行政处罚空间，又要明确入罪“罪量”标准。对于刑罚裁量的确定，应在综合考虑案件所有情节的前提下，严格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比例原则。最后，制定本罪适用缓刑，以及是否没收网络信息工具的细则规定，解决自由裁量权不受控制下的司法不统一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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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胡志平)
作者：梅传强 臧金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