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爱国主义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民族国家是两种原则和结构的融合：民族与国家，二者之间往往存在张力与冲突。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提出了各自的民族认同建构理论：民族主义主张在族群传统基础上以政治方式构建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并以此来规避或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自由民族主义主张以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来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
第一篇：爱国主义论文范文
当代爱国主义对民族主义的精神诉求
摘要: 一直以来,中国都提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而不提倡民族主义。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国际交往更加频繁,变化日新月异,这就滋生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本文作者根据对当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特征、表现的分析,认为我们应当从当代民族主义中汲取资源和教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强化民族国家意识,这对我国的完全统一、增强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走向真正的大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诉求
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国家的完整统一、积极向上、理性崛起十分重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出现了思想、行为迥异的“70后”、“80后”、“90后”等,如何树立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平稳发展,如何理性表达爱国,这些问题值得深究。
一、当代民族主义的特征和表现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和管理的工具,主要维护统治阶级或领导阶级的利益,但都是在民族范围内才得以实现,绝不能忽视民族利益。“国家的民族性,以爱国主义和民族意志为标志,显示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完整”。[1]学者对民族主义有不同的解释和定义,民族主义的涵义主要包括一种心理状态或思想观念、一种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一种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三个方面。
民族主义既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又有可能产生消极的作用。从全世界看,民族主义可以发挥巨大的凝聚作用、团结作用、鼓舞作用,如欧洲的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独联体的一体化、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东西两德在1990年以西德合并东德的方式实现了统一等。有些民族主义对一定的国家则有分离的趋向,如车臣的独立运动;有些民族主义会导致国家的动荡和国际关系的紧张,如西欧国家的排外民族主义和美国的霸权民族主义;有些民族主义会引发国家间的冲突以至战争,如印巴冲突、巴以冲突、2008年以来朝韩关系紧张等。[2,3]
就我国而言,2008年是中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一年,关于民族主义好得很还是坏得很的争论也随之而来。以2008年中国的事件而论,中国民族主义者与西方国家过于激烈的情绪对立以抵制家乐福为突出标志,之后抵制之声不绝于耳。针对《功夫熊猫》的抵制事件更是夸张地表现出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狭隘之后的荒谬情景,这对奥运会的气氛造成了不利影响,甚至不禁让人们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生出几分担忧。奥运火炬传递中的藏独与反藏独正是极端狭隘民族主义与理性民族主义的较量。四川地震过后,民族主义显示出巨大的正面作用。国人表现出的空前强烈的援助热情,无疑与尚处于亢奋状态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可以设想,国外发生地震,中国人不会如此积极;在其他时候发生地震,中国人也不会如此积极。甚至可以这样说,四川地震及时地给民族主义正了名,此前反对民族主义的声音,也因为这次地震而沉寂下来。民族主义的力量和作用平时看不出来,危难之际则不可或缺。对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言,民族主义更是必不可少的纽带。如,自从马英九上台后,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共识越来越多,正是因为两岸同胞共是中华儿女,渊源不断,这样一个共同的民族特征使得两岸走近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必然。
二、当代爱国主义的内涵、要求和表现
“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爱国主义”的词汇几乎在各个民族的语言中都能找到,这表明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们总是不断地对之加以弘扬和新的阐释。
爱国主义中的“国”究竟指什么,这是爱国主义的根本问题。胡适先生曾指出,在英文中potriolism(爱国主义)意即support one’s country;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则英译为State and Rerolution。“country”和“state”两个词均可汉译为“国家”,但其实际含义完全不同,country是作为祖国的国家,而state则指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即阶级压迫的工具。所谓爱国主义,是指爱祖国,爱的是作为祖国存在的国家。[4]
爱国主义,就是祖国之爱,这样的理解符合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的普适性特点,它对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都具有普遍的号召力和规范作用,而历史上的广大劳动人民因此才会成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成为爱国主义的主体;同时,这样的理解也符合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性或曰继承性特点。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们中间,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爱国主义的内涵十分丰富,而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促进社会的发展繁荣,增进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其中基本稳定的方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国家形式,它们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而且在它们刚产生的阶段和上升时期,是祖国进步与发展所采取的不可逾越的必要形式。在这样的阶段和时期,它们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与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有着客观上的一致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些。”[5]
自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实现祖国的独立统一和繁荣富强就成为一切爱国者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种理想只能是一个梦想,不可能变为现实。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人民大革命建立起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为我们的祖国走向强盛提供了保证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现当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它深刻地揭示了祖国的前途命运、人民的利益福祉同社会主义事业之间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说在当代中国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是统一的;而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则是历史上任何其它社会制度和国家形式都难以企及的或根本不可能具备的,因此构成了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特征。
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爱国主义并不是抽象先验的道德律令,而必须是和只能是调整人们的个别利益和祖国整体利益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个人利益和祖国利益是一对矛盾。应该说,道德关系中的矛盾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它总是以体现整体利益的原则和规范为善恶标准,以必要的自我牺牲为前提,强调用节制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原则和规范来调整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爱国主义也是这样,当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爱国主义总是要求个人利益服从祖国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和保全祖国利益。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因为祖国利益是祖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关系整个民族长期历史命运的利益,同个人利益相比,祖国利益是全局性的、长远的和根本的,一句话,祖国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爱国主义崇尚和尊重祖国利益并不就意味着爱国主义不承认乃至抹杀个人利益。其实,爱国主义的现实基础是个人利益和祖国利益的一致。祖国是个人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基本条件,祖国利益——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学昌明、社会进步等一切,同时也是祖国儿女的利益。正因为有了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祖国才有了对祖国儿女的吸引力、凝聚力。祖国儿女为祖国利益而奋斗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他们的个人利益、人生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我们应该有符合本国实际、与本民族的特点相适应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增进民众利益来争取民心,借助物质的力量来营造适合增强公民国家意识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通过讲求实效的各种努力使国家对国民产生吸引力。美国和法国的发展,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起飞,就是很好的例证。资本主义国家尚能如此,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应
该做得比他们更好。
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爱国主义应该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不能有所偏废。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事实上没有确定的界线。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极端的,并没有统一确定的判断标准。只要还承认民族主义是必要的甚至是神圣的,那么极端民族主义就可以招摇过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民族主义思潮本身的特性有关。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充满歧义的一个概念,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很难截然分开,极端民族主义不过是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表现形态。民族主义未必等于极端民族主义,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定会向极端民族主义转化。因此,单纯地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往往徒劳无功。
首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如何区分并无明确的标准。按照前述民族主义的定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语境下,二者常常被看作一个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讨论,二者也难以分清。在单一民族国家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在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那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是一致的;只有在部分多民族国家的部分少数民族里,这两者才有可能产生冲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少数民族拒绝爱国主义,只是他们爱的是一个尚未建立的国家、一个只在理念上存在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主义都要与爱国发生关联,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其次,民族主义会走极端,爱国主义同样也会走极端。二者都是出于对一个共同体的深厚感情。说民族主义是极端的、爱国主义是理性的,更像是在玩弄概念游戏。最后,没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将缺乏支撑。爱国主义不是空泛的,它需要具体内容来支撑。没有忠君思想的支撑,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将变得无法理解;没有民族主义的支撑,中国当代的爱国主义也将变得无法理解。若抽掉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将会变成空壳。
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仍是行为主体、利益主体,爱国主义远未过时。任何事物都需要肯定自己的存在,国家也一样。只要国家还存在,它就需要对它的存在加以肯定,也就是说,它需要爱国主义。所以,所有的国家都会号召国民爱国,而不是反对国民爱国。只要爱国主义还有必要,作为爱国主义支撑的民族主义就不会消亡。中国在当代国际格局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利益的维护困难重重,提倡爱国主义更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使得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和兴盛成为必然。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凝聚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凝聚力只有民族主义能够提供。所以,明知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不用。多年来不断有人反对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却越来越强烈,根本原因正在于此。2008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虽不乏过激言行,但赞誉之声仍居主流,这是因为它满足了民族国家团结的需要。也正因为此,我们对民族主义不能完全否定,即使它经常走向极端,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民族主义情绪世界各国都有,只是多与少的区别。只要民族主义不走极端,它主要的作用就还是积极的;但如果民族主义一旦走向极端,它的危害性就不容低估。那么,有没有办法让民族主义不走极端呢?当然是有的。极端民族主义固然与民族主义思潮本身的特性有关,但它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有些社会的民族主义一直非常健康,极少走极端;而有些社会则一再地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了解了产生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环境机制,我们就能找到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有效办法。
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在国际格局中处于弱势的国家。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弱者进行自我保护的工具。所以,一些小国的民族主义往往表现得特别强烈。比如朝鲜,现在几乎成了全世界的公敌,现阶段的朝鲜就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当一个国家陷入生存危机时,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迅速迸发。这应该算是正常的反应,毫不足怪,但爱国却误国的例子史不绝书,人们有理由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表示忧虑。
四、当代爱国主义对理性民族主义的精神诉求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公民社会不发达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情绪化和空洞化倾向,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在结构上的缺陷。[6]这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未能从本能的爱国主义发展成为理性的爱国主义。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中国和平发展将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甚至有可能迫使中国背离和平发展的路线。因此,我们只有构建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理性民族主义是指一个民族在维护民族利益、表达民族情绪时能理解并尊重其他民族的情感体验,把本民族利益和他民族利益放在平等地位上考虑的一种思想意识或实践活动,其鲜明特征是包容性。[7]理性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它不是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而是与整个全球的现代化变迁接轨,是本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含义,爱国主义对祖国的热爱是包括国家的全体成员而不管其民族属性如何,民族主义是对民族的热爱则是只对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而不考虑其国家的归属。但当民族与国家成为同一时,这两种含义就无甚区别,开始同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单位与国家不一致,而且“由于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不能直接进入意识形态的符号体系中,民族主义的内涵是由爱国主义这一特定概念来表征的”。[8]民族主义可能是爱国行为,也可能是误国行为,战后日本和德国对历史问题反省的不同态度就表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砸外国驻华大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为也反映了这一点。有人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有两个突出的负面因素:一是自大,二是排外。[9]因此,进行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培养良好的民族主义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韩国注重在学校教育中向青少年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在韩国的道德教育课程和教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方法灵活多样,在现代的韩国社会生活中,“身土不二”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绝大多数青少年都具有较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10]
一直以来,中国都提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而不提倡民族主义。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的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强调爱国主义激发了国人振兴中华的热情。20世纪80年代初,一首《我的中国心》激发了许多中国人热爱祖国的激情,投身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促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
爱国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而具有不同的主题。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应当从当代民族主义中吸取合理的成分,一方面要肯定合理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要防止出现非理性的、狭隘的、排外的和分裂的民族主义倾向。
爱国主义作为人类自我激励的重要表现形式,不论其外在表现多么激烈,从整体上看往往都能够演变成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的、自我反省的力量。所有的爱国热情都是值得尊重的,但过于偏激的“爱国主义”便背离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的本意。我们需要以理性、开放、发展的心态来发扬和发展爱国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专注发展、放眼未来、建设性的爱国主义,尽一切努力维护世界和国内的和平,发展自己,就是最大、最现实有力的爱国主义,有实力才会有尊严。
爱国主义还要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国际主义是推动国家间合作的主张,是与孤立主义相对的一种外交战略。当前,我国的外交政策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包含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思想和理念。首先,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推动和加强了国际合作。其次,综合国力壮大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最后,国际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国际主义在中国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和厚实的文化背景,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及价值观高度一致。以“和”“合”文化为灵魂的国际主义,是中国外交的必然价值选择。它的主要特点是对话、合作、共赢,即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内容和手段,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不少,也做了不少,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在印度洋海啸等各种国际赈灾救援行动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泱泱大国的“国际主义”影子。
要实现理性爱国就要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根据此原则,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由少数民族自己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消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实施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并创造性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逐步建立了以平等团结和友好互助为基本特点的新型民族关系,在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项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其特色是把统一和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许多民族地区存在的分裂状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民族平等的民主权利和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团结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民族团结是祖国统一的重要保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我们必须进一步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想要理性爱国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就要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国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祖国尊严,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分化”的图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抵御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西化”的图谋;必须防止民族“排他性”趋势日益高涨。当今世界各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更强调国家和民族利益,政策上的独立性明显增强,许多国家在对外政策上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排他性色彩。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扩大的自我,它用民族认同来动员大众,追求民族国家的利益,将民族的利益、价值观作为至高标准,用以衡量一切政策。民族主义尽管有助于社会动员和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它的理想与标准毕竟只是一种“大我”。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以民族主义作为诉求的基础与政策目标,就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认可。国家的崛起必然是一种强权的崛起,真正能够崛起的大国必定有超越大我的理念与原则,能有为其他国家认可、尊敬的目标与行为准则。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包含王道理想,“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建国以来我国提出的许多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原则等都可以凝聚在“和平”发展的口号下。“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天的中国,重要的问题仍是善于学习,向世界各国和其他文明学习,海纳百川,汲取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实践学习,不断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中国的历史证明,开放的心态就是自信的心态、盛世的气象,是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具有活力和生机的体现。今天的中国,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不同文明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不同文明的关系上,中国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寻找不同文明的共同价值核心,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对祖国、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和自豪感,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种认同可以走向排他、自大和虚妄。
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把全球化和民族化有机结合起来。“全球化”由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构成。这三个方面与民族化相结合,要求我们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文化个性。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是外在的东西,而文化的全球化则是内在的东西。面对文化的全球化,我们要给民族文化以准确的定位,对民族文化进行继承、丰富、弘扬和创新,在积极汲取世界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个性,不断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和提升民族文化的品位,不断地赋予民族文化以新的姿容与新的内涵,使民族文化在不断创新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脊梁和灵魂,是文化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化能够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与基础。一切形式和内容的文化与艺术创造,只要真正地表现了它所隶属的民族的民族性,就必然具有历史感、人民性和时代特征,就必然具有独特的个性、气韵与风格,并因此而获得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我们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强化文化的民族性,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全球化。这既符合大众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又契合审美的法则和艺术的规律。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矛盾的、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把全球化与民族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张扬民族个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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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云飞.韩国民族精神教育情况简介.高校理论战线,2004,(3).
作者：朱 蕾
第二篇：民族认同：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与宪法爱国主义
摘要：民族国家是两种原则和结构的融合：民族与国家，二者之间往往存在张力与冲突。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提出了各自的民族认同建构理论：民族主义主张在族群传统基础上以政治方式构建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并以此来规避或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自由民族主义主张以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来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宪法爱国主义试图通过宪法、政治体系、民主程序和政治文化建构一种更为弱化的民族(公民)认同来调和二者冲突。
关键词：民族认同;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宪法爱国主义
民族国家能够取代中世纪神权政治，不仅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主权国家取代了神权帝国;同时现代主权国家建构使“普通大众的效忠与认同感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首先效忠君主代表的国家，而不再优先效忠于教皇和地方贵族。”①效忠对象的改变使得民族认同得以完善，与中世纪对宗教情感认同一样，在宗教世俗化以后，民族认同支撑着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产物，而是伴随主权国家形成而逐渐成型，是“那些精心制定的民族国家构建政策的产物。”②即主权国家通过塑造特定民族符号、语言，开展国民教育等政策强化民族认同感来支撑民族国家建构。然而，通过政策塑造的民族认同面临着族群认同挑战，正如金里卡所言：“在很多国家中，这些民族国家构建政策已遭受到数量众多、集中居住的少数群体的抵制，尤其是当这些少数群体在历史上曾行使过某种程度的自治权，而当他们的家园被融入到更大的国家中去的时候，这些自治权被剥夺了。”③换言之，族群的权利要求弱化了民族认同，蚕食了民族国家建构政策目标，导致民族国家因族群而面临困难。
或许，民族国家建构以及民族认同面临的困难并不只源于少数群体的权利要求，也源于民族国家建构中民族属性的二元分化。“民族，可以界定为一种名义上的人类共同体，它有着一个共同的祖先、历史传统和划一大众文化的神话，据有一块领土，所有成员都有劳动分工和法定权利，其中包括种族文化(种族民族主义因素)和现代‘公民’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页。，即民族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民族属性的二元性和模糊性使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认同面临着国家和族群二元分化，因而，解决民族与族群认同冲突，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势在必行。对此，政治理论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其中，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是其代表。在民族主义看来，政治建构是培养统一民族认同的关键;而在自由民族主义看来，民族认同的核心是与自由主义的价值相融的文化认同;宪法爱国主义认为，通过建构政治—法律文化，即宪法性政治文化能够实现民族认同。
一、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国家和族群之间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情感，是当今世界最为有力的意识形态及情感之一;作为一种学说，它强调民族在阐释国家建构、国家发展以及世界发展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强调合理的政治单位是与民族单位同生的。……所有的人都具有所谓的民族性特征，他们生活在政治上集中的单位中，这种单位是唯一合理的强制机构，只有当他被认为是体现了前面所说的民族性时，他才构成一个‘正当’的单位。”《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页。正如凯杜里所言：“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英]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局2002年版，第52页。亦如金里卡所说：“国家试图通过诉求民族性(nationhood)理想来强化社会团结。每个国家都试图让自己的公民相信，他们构成着一个‘民族’，因此他们隶属于一个单一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彼此间拥有特殊的义务。……既是公民同胞又是民族同胞。”[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在民族主义看来，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焦点是民族享有国家主权，实现民族边界和民族利益与国家边界和利益的重合。
遵循这一基本观念，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便是实现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疆土统一、文化认同等，并且通过相应政治的、文化的策略来实现这些目标。对此，在安东尼·史密斯看来，民族主义有以下几个基本主张：(1)世界有不同的民族所组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历史和认同;(2)民族是政治权利的唯一源泉;(3)对民族的忠诚超出其他所有的忠诚;(4)为赢得自由，每个个人必须从属于某个民族;(5)每个民族都需要完全的自治和自决;(6)全球的和平和正义需要一个各民族自治的世界。[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史密斯认为上述主张构成了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为不同的民族主义行动提供了基本原理和推动力，也为表达民族思想的象征和制度提供了基本原理。”[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认真探究这些主张，我们不难理解：世界由众多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的形成源于民族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的要求与追求，而在既定政治单位内，民族成员由区域内所有人们构成，它是基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等诸多因素形成民族认同。进言之，民族认同为民族的形成、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世界稳定有序秩序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支撑。或许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正如史密斯主张的那样，因为在民族主义看来，民族认同为民族主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基本主张奠定基础。
在史密斯看来，民族认同“是民族概念和‘民族共同体’在这里，“民族共同体”也就是安德森言下的“想象的共同体”，即是被想象为一个内部成员平等的、享有国家主权的共同体。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亦即宁骚所言的国族，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13、14、25页。
的伴生物：它概括了共同体成员所感受到的、与其他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不同，以及自己的独特性。”[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因而，民族认同可定义为：“有民族共同体成员们对构成诸如民族独特遗产的象征、价值、神话、记忆和传统等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阐释，以及带有这些传统和文化因素的该共同体诸个体成员的可变的个人身份辨识。”[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通过上文阐述我们知道：史密斯理解民族认同的前置性条件是既定单位(民族共同体)，进言之，是民族享有主权的政治单位。那么，所谓的共同体成员(民族成员)就可以理解成主权国家内部所有公民，进而所谓的民族认同事实上是一种集体认同。同时，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构成诸如民族独特遗产的象征、价值、神话、记忆和传统等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阐释”，事实上指的是如何在政治共同体层面或者说国家层面上依民族独特遗产的象征、价值、神话、记忆和传统而构建对民族共同体的忠诚。因此，在民族主义看来，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合二为一，进而促使民族认同基于特定象征、价值、神话、符号、记忆和传统能够得到深化。恰如史密斯所言：“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文化成分如种姓、族群、宗教教派和民族等基础上时，认同感最为强烈。而其他类型的集体认同如阶级、地域等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因为在达到各自的目的之后非常易于消融。文化的共同体则要稳定得多。”[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史密斯的观点证实了民族构成单元与国家构成成员的统一，即民族与国家是等同的。民族与国家等同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认同跟随政治结构的变更而变更，史密斯认为，“由于外部事件的作用和内部的群体即权力的重新组合刺激了对集体传统认同的新理解，这种变化在每一代都会发生。”[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譬如：“从新独立的民族或民族国家带着斗争、解放和牺牲主题(主旋律)的民族认同的英雄想象到强调企业家能力、有组织的技能和多元化的宽容的更开放、更实际和实用的民族认同的想象。”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但无论民族认同具体内容如何变化，本质上仍然没有突破民族和国家层面，因为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本身是从族裔出发来塑造的民族认同。
或许，民族主义主张的民族认同只强调国家集体层面上的认同而忽略了族群(没有体现民族内涵的二元性)。然而，在国家内往往存在多个族群，只有一个族群的民族国家几乎不存在。当少数族群基于族裔上的认同要求实现族群自治、自决时，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出现民族分裂问题。那么，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事实上就成为国家(民族)认同对族裔认同的侵蚀，换言之，就是出于政治原则(公民民族主义)对族裔血统(族裔、种族民族主义)的侵蚀。金里卡曾明确指出，民族主义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公民民族主义试图强制兼并少数群体。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页。因而，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国家与族群之间徘徊就不难理解，换言之，民族主义不能规避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甚至为政治冲突、乃至战争埋下伏笔。
二、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自由价值对民族认同的型构
民族二元性导致民族主义内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种族)民族主义的冲突，使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国家公民认同和族群认同之间徘徊。面对民族主义不可回避的困难，自由民族主义试图通过自由价值塑造统一认同来解决。
自由民族主义从个人权利、民主和社会正义三方面调和自由主义价值与民族主义价值并实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容，进而调和族群与民族冲突。天赋人权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理论立场之一，而自由民族主义认为，“个人的权利与个人认知和自主是密不可分的，而自我认知和自主与民族有紧密联系，因此个人权利与民族就联系在了一起。”黄其松：《民族与自由主义价值：自由民族主义研究论纲》，《世界民族》，2013年第2期。这在于每个人都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中，而在自由民族主义论证中，这种文化就是民族文化。同时，自由主义的民主要能有效运转，需要相互信任的、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自由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性和民族认同促使民族成员(国家内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不仅如此，民族共同体自治的要求为民族运转提供了前置性条件。最后，在自由民族主义看来，自由主义所关心的社会正义只有在民族共同体内才能得以成立。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内在特性、理论渊源和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实现自由主义的价值。可详见黄其松：《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或者民族主义的?——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述评》，《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以及黄其松：《民族与自由主义价值：自由民族主义研究论纲》，《世界民族》，2013年第2期。通过三者，自由民族主义融合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那么，自由民族主义以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赋予个体以民族成员身份和存在价值以实现个人权利、民主和社会正义——为基础来建构统一认同来规避民族主义中公民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冲突的目的就昭然若揭。威尔·金里卡认为自由主义价值对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民族——公民或种族——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通过全部的人类活动(经济、政治、教育、娱乐、宗教等)为其成员提供了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用来意指形成了制度机构上的一体化社会，而不仅是虽在一个社会内但生活方式和共同主张各异的小群体或帮派。这样，民族认同的价值就与文化成员资格的价值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自由民族主义民族认同的价值因在经济、政治、教育、娱乐、宗教等方面体现民族成员的权利、要求以及民主、正义等与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相一致。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少数人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作为自由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戴维·米勒从民族性出发阐释什么是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米勒看来，民族性有五个影响民族认同之处：(1)民族共同体有这样的信念构成，即成员之间彼此视为同胞，并共享相关特征。以自由民族主义基本价值或者说自由主义基本价值，人们在民族共同体内相互承认。(2)民族性是体现一种历史延续性的认同。历史性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义务共同体，体现在继承祖先事业的义务、对同时代人履行义务对后代人履行义务三方面。相互的义务以及历史延续的义务为民族认同感提供了联系纽带。(3)民族是一个积极的共同体，是一起做事、决策和达成目标等的共同体。与群体目标“为了尽可能好地理解一个外在源头的预言和命令(如宗教)”不同，民族的目标是尽肯能地追逐民族的共同价值。(4)民族认同把一群人与特定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领土要素使民族和国家紧密相联，国家才能对一个地理区域拥有合法权威。(5)民族认同要求成员之间拥有共同的东西，即具有一系列“民族特征”的特点，米勒将其描述为“共同的公共文化”。在米勒看来，共同的公共文化不必定基于生物性血统，也不是指一种统一的、同质的和包罗万象的文化，而是“关于一群人如何在一起的一系列理解。”作为一种共享的公共文化，促使人们在民族与族群的选择间不相冲突，因为这因人们属于不同族群的群体完全相融。参见[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7页。
米勒将以上民族性特征总结为五个要素：“(1)由共享信念和相互承诺构成;(2)在历史中绵延;(3)在特征上积极的;(4)与特定地域相联;(5)通过独特的公共文化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分。”[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通过这五个要素，米勒把民族性与其他个人认同的集体来源区分开来。换言之，米勒从五个方面阐释了民族性的内在属性并构建出与其他个人认同相异的民族认同，用民族性去理解民族主义，将民族认同作为理论核心之一，试图从自由民族主义内在价值中建构一种文化认同，同时规避民族和族群冲突。威尔·金里卡也认为：民族性理想为实现自由主义的正义和自由理想提供了重要基础。迄今为止，基于民族性去促进相互信任和社会团结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这不必限制个人形成和修正他们自己善观念的自由。在这里，善观念指的是公民民族主义中的政治原则和相应的象征、符号等。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288页。如米勒所言：“民族性不必是(事实上也不是)在保守主义者所设想的方式上具有权威。……因为民族性并不要求遵从既定制度或支撑既定制度的神话，所以他不必宣布异议为非法，或者只挑选那些已经共享现有民族认同的人作为新成员。他需要要求移民的是，他们愿意承认目前的政治结构并加入与东道主共同体的对话，以便创造一个新的共同认同。”[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通过上文阐述我们知道：米勒阐释民族认同在乎的不是制度以及支撑制度的神话、符号等因素，而是在共同体内如何用自由民族主义价值构建共同政治认同感，即用“共同的公共文化”使族群相融于民族，将民族理解为具有族群同质性的共同体，换言之，即民族在族群共同体基础上得以延伸。而在米勒看来：“族群与民族共存似乎极有可能，任何一个都不会威胁排除另一个。”[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因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的普遍且一贯的做法是：通过民族文化和政治机构的塑造和运作，针对其疆域内的永久居民去努力塑造共同的民族身份。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米勒明确指出：“共同体将体现共同民族精神，这些共同民族精神进入解释对这些目的而言有价值的需要和利益的定义之中;就民族而言，这种共同精神采取共同文化形式。”[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这就不难理解：自由民族主义试图利用自由主义价值、通过强调人们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权利和义务在国家内部构建一种相对弱化的民族认同，而不特别强调民族主义中国家、政治以及族群等相关因素对民族认同的影响。这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言：“民族建构不需要采取促进某一特定优良生活观的形式。共同的民族身份的基础不需要是某一种共识的善观念，而只需要有这样一种较弱和较宽泛的感觉——人们隶属于某个代代相传的社会，享有共同的疆域并拥有共同的过去和未来。……共同的归属感构成了民族身份的基础。……公民觉得自己归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因为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拥有同一种历史。他们共同参与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就依赖于这种共同的语言，而制度又彰显和固化这种历史;并且，在面向不确定的未来时，他们视自己的生活机会息息相关于社会和制度的持续存在。公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共享民族身份，而不必共有同一种种族血统、同一种宗教和同一种善观念。”[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页。
我们可以说，自由民族主义利用自由主义价值构建一种弱化的民族认同使社会走向团结。但这“一切都依赖于族群群体对其民族认同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制度是否感到安全和舒服。”[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毕竟，自由主义价值的实现以及民族认同形成的前置性条件是国家法律、税收等政治体制，因为“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地方，他能够发展和制定一套制度——罗尔斯称之为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其社会正义观念所要求的方式一起为人们分配权利和责任。”[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同时用一系列自由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根本价值和利益，从自由价值、人权角度讲，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解决移民、少数群体和族群的民族认同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强调自由主义价值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制度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困难。
尽管人们生活在世俗的、自由民主的、多元的、都市化的、消费主义的文化中，信奉个人自由和民主平等，族群(也包括少数群体、移民)实际上的独特性正在消失。然而，深受传统共同体和制度(如家庭、学校和教会等)价值观念的影响，对政治制度及决策的观念和态度显得有所差异。在米勒看来，自由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认同，只有建立在自由选择基础上，认同才是可接受的。参见[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6页。因而选择必然深受传统价值即制度的影响，具体说，必然深受政治、族裔传统中家庭、学校、教会、神话、历史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同时，塔米尔认为：个人受家庭、工作单位、教会、俱乐部的影响甚至超过民族对其的作用。民族虽不是短暂的，然而它对绝大多数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是较弱的。[以]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导言。这种差异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就是对政治制度的认可差异，当少数群体(或族群)与多数人(主体民族成员)在制度层面存在分歧时，他们就不止于满足个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要的是自治权，不论是地区自治还是完全的分离。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少数人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在金里卡看来，加拿大联邦制度原本可以满意地成为魁北克实现民族自决的形式，但由于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对(真正的)联邦制度漠不关心的态度，要保证魁北克民族的意愿得到尊重，争取主权就成为唯一可行的途径。[加]威尔·金里卡：《少数人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或许，自由民族主义政治文化似乎是向世俗自由多元化转变，然而少数群体(族群)的自治要求“暴露了他们深沉隐藏着的欲望，即从现代性倒退，重建一种建立在共同族裔、历史和宗教基础上的组织严密而富有亲情的社群生活。”[加]威尔·金里卡：《少数人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那么，自由民族主义以自由价值为基础构建的相对弱化的民族认同——尽管能够缓和公民与族群(少数群体)冲突——在解决公民与族群(少数群体)冲突时的力不从心就不言而喻。或许，金里卡对魁北克问题的解决方法会为我们带来启示： 如果我们对宪法困境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就要寻找一个可以包容这两种政治认同的政治制度。我们需要寻找一种联邦制度，这种制度既允许魁北克根据其政治认同感行事，又不阻碍讲英语的加拿大人根据其同样强烈的要求——即一集体身份而不仅仅是一分裂的省份行事。[加]威尔·金里卡：《少数人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三、宪法爱国主义的民族认同：宪法理念为基础的国家认同
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民族认同困境在哈贝马斯看来可以通过宪法爱国主义来解决。哈贝马斯认为：“宪法爱国主义可以取代原始的民族主义。”因为“有效宪法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结晶。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反映在宪法中的原则，如人民主权和人权等，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同时，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的公民身份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了团结，这种团结表现为“一种深入到政治社会化过程当中的交往关系，”[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正是主体间可能达成的沟通把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团结起来。换言之，宪法爱国主义通过强调民主的公民身份，整合公民认同，以突破族群和少数群体实现国家统一认同。正如应奇所言：“民主的公民身份作为陌生人之间的抽象的、合法的中间纽带，是可以将不同族群包容在内的。”应奇、佘天泽：《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多元稳定》，《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更重要的是，“民主的公民身份不需要根植于一个民族的民族认同之中，”[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4页。因此民族国家的公民回避了民族认同问题和与之相随的民族纠葛。进而，不难理解：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宪法爱国主义构建出弱化的公民认同以整合种族、族群、少数群体并实现国家认同。彭刚在《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宪法爱国主义是一种弱化的美德，其建构的公民身份有利于实现统一的公民认同。具体观点可详见彭刚：《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既然哈贝马斯认为宪法爱国主义可以解决民族认同困境，那么，宪法爱国主义指什么?哈贝马斯说道：“一个自由和平等的联合中的人们为之而战， 最后达到的共识，其最终基础仅仅在于一个人们同意的程序的统一性上。这种满足的形成意见和做出决定的程序在法治国宪法上取得经过分化的形式。在多元社会中，宪法表达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共识。公民们愿意用这样一系列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共同生活，这些原则，因为它们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经过论证的同意。这样一种联合体是由相互承认的关系所构成的，在这种关系下，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可以期望被所有人作为自由的和平等的人而受到尊重。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可以受到三重承认：每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每个人作为一个族裔或文化群体的成员、作为公民都应该能够得到对其完整人格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尊重。”[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0页。
通过上文阐释我们知道：哈贝马斯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础构建共同体情感，即以宪法为基础构建国家认同。哈贝马斯所言的宪法不是指作为固定文本或成文规则存在的宪法，也不是全体公民意志简单叠加后的表达，而是通过公共论证和民主协商后获得公民普遍认可的宪法。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0页。哈贝马斯强调以宪法为基础的共识性政治原则构建共同体，并以此来指导共同体生活。那么，基于政治体系对公民自由价值保护，认同及忠诚对象转变为以宪法为基础的国家，而不是民族。进而，宪法爱国主义取代传统民族主义，即民族是公民的民族而不是血缘共同体。哈贝马斯认为，民族最初是以血缘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在法国革命之后，民族的意义逐渐从一个前政治的整体变成一个对公民认同具有构成意义的实体。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4页。可以说，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与政治文化紧密相联，哈贝马斯写道：“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所培育的只是一种宪法爱国主义的公分母，它使人们对一个多文化社会的各不相同但彼此共存的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和整体性这两方面的敏感性都得到加强。”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4页。简言之，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既定公共领域内，宪法构建政治原则、体系、文化和法律文化保障和实现自由、民主、人权价值促使人们依据宪法而达成共识并构建共同情感和认同。
与米勒相似，在哈贝马斯看来，民族国家民族认同、集体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集体认同的形成关键在于政治文化。他认为政治认同是某种获得性的东西，是通过宪法、法律、政治体系、制度以及具体参与实践塑造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忠诚感;文化认同是一种授予性的东西，基于特定社会、传统或价值等形成。现代公民身份建构本质上是形成争取自由主义基本权利及价值——自由、平等、正义——的政治性认同，而不是基于共同语言、种族、宗教信仰、神话、传统符号等因素的集体认同。或许，正如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主张那样，政治的、公民的认同受特定的文化环影响，也深受族群、种族、宗教等文化影响，换言之，两种认同在历史和经验上相互影响并导致观念价值不断融合。但哈贝马斯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种以公共的善为取向的公民不可用法律来强制的动机和意图，是一种公民在对政治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实际上就是宪法爱国主义，可以成为国家和超国家集体认同的基础。参见王展鹏：《宪法爱国主义与欧洲认同：欧盟宪法的启示》，《欧洲研究》，2005年第5期。这是“因为对于公民来说，最为重要的不是具有相同的民族背景，而是具有民主共和国的公民身份;不是学会在民族文化中生活，而是在政治文化中生活;不是去寻根问祖，而是学会如何批判地查视自己的利益以便进入理性的协商程序，这就是具有形式普遍性的民主政治文化。”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与罗尔斯试图通过民主程序制度构建合理政治社会结构以实现正义、公平、个人权利并将爱国主义观念延及美国类似，哈贝马斯试图基于宪法共识，以政治制度为载体，在既定公共领域以民主方式实现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将宪法观念延及政治共同体，并通过这种方式塑造公民集体认同。哈贝马斯说过：“在多元主义社会里，宪法表达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共识。公民们愿意用这样一些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共同生活，这些原则，因为它们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经过论证的同意。”[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58页。那么，在宪法共识指导下共同体共同生活如何实现呢?哈贝马斯指出：“要基于宪法爱国主义践行民主，”哈贝马斯说过：“在我看来，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我们必须把民主过程植根于一种‘宪法爱国主’之中。”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并进一步指出：“民主过程可以填补社会一体化的空白”，“从长远来看，只有民主的过程堪称是正当的并能够建立起团结，” “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所建立起来的话语型的意见结构和意志结构最终构成了一种团结的中介。”[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6-89页。简言之，哈贝马斯认为基于宪法共识，通过民主程序实现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可以“团结”共同体内所有公民，以此形成对国家共同的忠诚感。
可以说，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通过强调对宪法原则和民主程序的共同忠诚塑造了公民集体政治认同感，宪法爱国主义通过公民对宪法原则的共识(归属感)及忠诚阐释了公民国家认同的形成，以及这种共同的认同感如何对同胞产生了特殊的责任。不难理解：哈贝马斯试图普世的宪法爱国主义理念取代以民族性基础的种族、族群、少数群体追寻自我利益的观念，并用以宪法共识为基础的公民认同规避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所面临的认同困境。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从规范角度看，民主过程深入到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当中，所具有的不是一种排斥意义，不是要突出民族的特性，而是一种包容的意义，这是一种自我立法的实践，他把所有的公民都平等的包容了进去，所谓包容，就是指政治共同体对所有的公民都保持开放状态，不管他们有怎样的出身。”[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尽管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塑造的公民国家认同有效调和族群、种族与国家公民的冲突，规避相互间的矛盾。然而，宪法爱国主义本身还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困难。宪法爱国主义试图用宪法塑造共同体认同，这本身便是一种困难，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哈贝马斯正视了民族的二元性，但其宪法爱国主义的弱化的公民国家认同抛弃了民族。换言之，要么宪法爱国主义政治文化塑造的认同能约束亚文化(种族、族群、宗教等)认同，要么抛弃亚文化认同而以自由价值塑造出普世认同观。
哈贝马斯也指出：“共同的政治文化必须保持强大的约束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民国家不会四分五裂。”[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这有一疑惑，这样普世而抽象的政治文化可能吗?能够成为各种亚文化之间相互的重叠共识吗?另外，以自由主义价值为基础的宪法爱国主义将个人视为终极道德主体，如果仅仅以政治文化及民主程序构建公民国家认同，那么，世界会不会走向统一帝国。如果是，那族群的权利(政治的、文化的、传统的、生物性的)和要求又如何处理?同时，又如何思考民族国家的边界呢?并且哈贝马斯自己也承认：“仅仅依靠规范概念还不能说明，个人应当如何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共同体。……从规范角度来讲，由自由而平等的权利伙伴组成的共同体，其社会界限充满了偶然性。”[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6页。因此，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难以解决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问题，留下的却是更多的疑问。
小结
与中世纪宗教认同支撑神权政治一样，民族认同支撑着民族国家，至少现阶段是这样。同时，民族认同也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民族国家内部，或多或少地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种族的、族群的、少数人的、移民的、超越民族国家的等等。由于民族认同包含政治性的公民认同与文化性的族群(种族)认同之间的张力，因此，不论民族问题以何种形式呈现，最终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不完善。故而，塑造统一民族认同心理对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有重要意义。为解决此问题，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以及宪法爱国主义理论按照自身逻辑提出了构建民族认同方案：民族主义在族群传统基础上通过政治构建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并以此来规避或者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然而，民族主义并没有真正解决民族和族群冲突，反而体现为民族对族群的侵蚀。面对民族主义的困难，自由民族主义试图以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来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尽管相对弱化的民族认同在少数群体、族群、移民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族群权利要求的侵蚀着原本薄弱的民族认同，自由民族主义面临与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一样的困境。于是，宪法爱国主义希望建构一种更为弱化的民族认同来规避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困难，宪法爱国主义试图通过宪法、政治体系、民主程序和政治文化实现国家公民认同统一。然而，宪法爱国主义一直标榜的基于宪法共识的政治文化是否有效?建立世界统一民族时怎样处理族群的传统文化及利益?后民族结构是否在传统意义上讨论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这些都需要反思。事实上，各种理论内在逻辑困难都源生于民族成员身份，即国家公民与族群成员的内在困境。从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的解决方案来看，其实质是弱化民族的族群性，试图通过政治建构、制度安排、文化型构塑造统一民族认同心理。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论建构难以真正实践。因而，如何克服民族认同的内在困境以塑造统一民族认同是解决民族认同困难的关键，而理论建构与解决方案还在探索之中。
(责任编辑：王宁)
作者：黄其松
第三篇：德育之爱国主义教育
【摘 要】 本文主要是透过目前一部分小学生思想上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来探讨对小学生特别是中高年级的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我认为，教师除了组织开展学校安排的各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之外，还可以利用新闻时事来对学生进行更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
【关 键 词】 爱国主义;增强使命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所以悠久而伟大，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和精神财富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深厚的感情，一种对于自己生长的国土和民族所怀有的深切的依恋之情。这种感情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千百年的凝聚，无数次的激发，升华为爱国意识，因而它又是一种道德力量，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命运。
过去，让高年级的孩子们谈理想，他们会说想当老师，当科学家，当解放军，现在再问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更多是想当老板，特别是房地产的老板，因为这样就会有大把的钞票，可以住洋房、开宝马。他们小小的心灵似乎已经被世俗污染得面目全非。每当听到孩子们造句、写文章总是离不开钱时，我的心中就会泛起一丝悲哀。美好的情操似乎离孩子们越来越远，那些充满热血的爱国主义作品已很难打动他们。而我作为一名教师，让学生懂得去热爱祖国，去崇拜那些为祖国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增强自己的使命感，从而发愤图强，我责无旁贷。
可该如何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呢?我认为除了组织学生开展学校安排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电视中的新闻资源对学生进行更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如近期日本购买“钓鱼岛”这一新闻，就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题材。接下来本人就浅谈一下利用这一新闻主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案例和心得。
自从电视新闻播出日本上演购买“钓鱼岛”的闹剧以来，全国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当我看到许多人用自己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国家主权的捍卫时，我认为这也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契机。于是我自己先开始每日关注有关“钓鱼岛”的新闻，然后利用班会课，早会课与孩子们谈论对这件事的看法。刚开始，班中只有两三个男孩子应和，渐渐地，大半个班都活跃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学生还渐渐养成了收看新闻、关心时事的好习惯。当我和孩子们又一次谈论日本要购买早就属于我国领土钓鱼岛的无赖行径，和屡次用巡逻舰撞坏在钓鱼岛附近捕鱼的我国渔船的无耻行为时，孩子们个个都摩拳擦掌，恨不得把日本一脚踏平。这时一个平时吊儿郎当，但又十分胆小的男孩居然说他要去当兵，我听了一下子都愣住了，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听到哪个孩子说长大要当解放军了，而且这话竟然会出自他之口。因为这孩子平时可没少给我添乱，我一度认为他的品质有问题。可此时，我已完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这难道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力量?
过了几天，我又和孩子们交流起国内很多地方都出现“打、砸”日本车、日本商店的新闻。孩子们听得个个都叫好。这时我告诉他们，如果打、砸、抢、烧日本货就是爱国的话，那不仅会被那些对我们虎视眈眈的国家嘲笑，这更是他们最想看到的结果——他们不花一枪一炮我们就自己乱了，所以爱国一定要理性。看着孩子们似懂非懂的神情，我又告诉他们电视中一位资深评论员说的关于理性爱国的一番话。这位评论员说：日本电器曾经风靡全球，因为日本电器的质量的确好，但韩国人抵制日货的办法是超越日货。他们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這是多么智慧的方法啊!说到这，孩子们的眼中闪出了光，我又趁热打铁，对孩子们说：“如果你们爱自己的祖国，想过去被别人欺负的历史不再重演，就应该刻苦学习，将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过去说这样的话，连我(下转22页)(上接20页)自己都感觉像在喊口号，但这一刻，我却是发自肺腑的，孩子们听得也是用心的。这从他们日后的表现和所写的日记中得到了体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引导，我发现孩子们学习更踏实了，谈论的话题也更积极向上了。过去他们津津乐道的是《爱情公寓》里的曾小贤，现在有的孩子居然看起了《焦裕禄》《国家命运》，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啊。
现在我国的国内环境比较稳定，可国际环境却是危机四伏，让孩子们多看新闻，多关注时事，在我们教师的引导下懂得珍惜、学会思考、居安思危、增强使命感，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注入到孩子们的学习中，才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将来走上社会也必将是一位有责任心的合格公民。
新闻报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不仅可以利用它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可以利用它们对学生进行其他方面的思想教育。如许多乐于助人的“活雷锋”事迹，可以帮助培养学生美好的情操;又如，那些关于青少年因为一时之气铸下大错的案例，也是教育孩子们提高控制能力，学会与人相处的绝好材料。这些材料跟课本中描写的内容相比是那么的真实，又是那样的近距离，利用它们来教育学生更易引起学生的共鸣，更具有影响力。
总而言之，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的不仅仅是那份爱国情感，同时还会收获很多很多。但是要让这些新闻报道充分发挥作用，让孩子们从中能够获得正能量，这首先需要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能持之以恒地关注新闻，这样才能从中获得有益于开展思想教育活动的最新材料，才会不断有新鲜的话题与学生进行交流。我相信只要把这项工作点点滴滴、持之以恒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管理中，假以时日就一定会显现出它的功效来。
【参考文献】
[1] 班级管理指导小组. 学生热爱祖国教育与班级主题活动[M]. 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
[2] 赵紫钰. 爱国主义教育在学校德育中重要作用分析[J]. 才智，2012(4).
[3] 宋培君. 德育核心：爱国主义教育[J]. 新课程(教育学术)，2011(11).
作者：谢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