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论文

2022-04-18

摘要：基于社会学视角，对我国管理会计发展历程、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对社会学视角下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价，以期为管理会计的研究与应用提供参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论文篇1：

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原则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理论研究属于起步阶段。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建立其理论研究的原则是研究的起始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为政治服务、为教育对象服务,遵循教育规律,着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跨学科研究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这些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研究; 教育规律; 教育理论; 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已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相对明确的研究方法,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莫定了良好的基础。200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将思想政治教育调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内的二级学科,使这个学科究竟是属于政治学还是教育学的范畴有了明确的定位,也使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面临着对自己学科内涵和学科定位的重新思考。这种重新思考,需要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得到展现,而研究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石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根本方法和最高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辨证、客观地认识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中各种现象和问题,从一定的历史高度去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去探究各种现象和问题的动因和本质,从而在揭示规律的基础上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中有以下内容:第一,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客观实在性。人类社会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活动方式,是一种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它不是人们头脑中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和产物,是一种客观现实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中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无数的先哲一直都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第二,用发展的理念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种发展的理论,是一种鲜活的说服艺术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其他的学科一样,是一门处在运动和发展中的学科。它的主体和客体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是一种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主体性活动。它决定了人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时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联系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环境和主客观条件等因素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研究中要避免用僵化、固定的模式去套鲜活的说服艺术。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要体现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学科,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的理论必须与实践密切结合。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与现实的实践问题相结合,要从具体的、现实的可操作层面的问题入手,得出较普遍的结论,以便用结论去指导实践。第四,坚持唯物史观。从经济关系出发去分析上层建筑问题,一切政治现象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人们在自己生活和生产的社会中,形成了与他们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从经济关系出发去探索自身的诸问题。

二、双服务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意义所在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带有明显的阶级性。政治性是它的突出特点。自地球上有人类社会以来,它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它是一种属于意识形态传播的特殊政治教育活动,与一定社会和阶级的意识形态活动密切联系。“它的目的主要在于让一定的社会成员掌握和接受一定的思想观点,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其性质上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灌输和传播的活动。可以说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活动。它不仅是进行道德的教育和培养,也包括思想观念、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的教育。”[1]事实上,所有的国家都存在意识形态的灌输和传播的教育活动,只是灌输和传播的途径因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不同而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专利,也不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特殊政治教育活动。在西方,所谓的思想“自由”不是任其自由发展,政府同样在发挥意识引导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为政治服务和必须满足政治需要的特点。“政治,说到底,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意志, 服从社会政治需要,就是维护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国家的制度、方针和培养目标,按照一定的原则,坚持以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导进行教育。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一定阶级、政党或国家机构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服从政治需要的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政治性、思想性突出的特点,决定它必定是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执政党或国家专门机关的掌握之中,并作为维护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2]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意识形态很强的学科,它的理论内容必然体现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和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要求,等等。对它的研究也必然要求遵循服从于社会政治需要,为政治服务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一种精神需要。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社会对人的要求会不断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人们在思想、品德、行为等各方面总是表现出不够适应、不够成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尤其是青少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3]当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极大提高,人们对精神世界追求的需要在不断增加,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利益矛盾的凸显等问题出现,要求人们具备有处理各种矛盾、协调利益关系、人际沟通,缓解压力追求心理健康、青年人正确处理爱情问题、应用法律知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缩短进入生人社会的时间并尽快融入陌生环境等多种能力。同时要求人们在自身生活中通过理想信念的树立,为自己的人生寻找精神动力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等等。服務于这些要求,为教育客体提供他们满意的精神产品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之一。“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的形成、奋斗目标的激励和人格境界的提升,为人们从事经济工作、业务工作提供持久、强大的精神动力。”[4]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体现这一原则。

三、从教育规律探寻教育方法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教育性。即使是政治思想的“灌输”,也要遵循教育的原理和规律。“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尊重人们自由思考的权利的基础上的思想政治引导,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有益活动,也是一种思想恪守和思想解放的统一的活动,而不是思想控制或思想专制。”[5]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充满创新和挑战的工作。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应关注教育方法的研究,关注一般教育规律的研究,关注传播学理论的研究,关注教育对象的年龄、文化层次、经济地位、是否有宗教信仰和心理特征等具体特点。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范畴、主客体关系、思想和行为的关系、教育过程、教育方法、教育者素质、教育管理和领导等理论问题,“着力揭示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社会意识形态运作的规律,揭示对人们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规律。”[6]进一步深入探讨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规律、协调与控制各种影响因素使之同向发挥作用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规律和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规律等基本规律,从而建构合理的理论逻辑体系,并切实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服务性等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传播教育。它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学科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面向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研究。”[7]目前,最核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问题,即积极探索如何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通过有效的途径传播给受教育者,让他们接受和认可并达到“知”与“行”的统一。“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不是从理论层面上去解说方法的依据,或去建构方法论的体系,而在于探索适用于某特定领域和特定问题的有效方法,探索这些方法在特定情况下的有效运用。因此,应用研究中的方法研究与基础研究中的方法研究有所不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通常也包括方法的部分,也对方法、途径、载体等作出论述,但这里是从原理的角度来研究方法,主要是确定方法的理论依据,并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体系。应用理论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应该结合当代国内外实际,向着更为具体的方向前进。”[8]例如,研究者可以总结自己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跨学科的方法搜集古今中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典型案例并系统整理,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四、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原则是思想政治研究的发展所需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政治性、科学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特点。”[9]综合性的特点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必然会涉猎到广泛的研究领域,必须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成果来研究和解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涉及到的学科知识,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管理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由于学科的这种特点,我们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而应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当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综合应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绝不是使自己变成大拼盘、大杂烩,而是吸取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用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固有的规律,提炼思想政治教育学特殊的原理、原則、内容和方法,构建独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10]

定性和定量分析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的方法论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应该遵循的原则。所谓定性研究,就是对事物质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矛盾分析法和系统方法是定性分析的重要方法。定量分析,就是对事物量的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既要始终注意社会现象的质,又要始终注意社会现象的量,要把量的分析和质的分析结合起来,并通过量的分析深化对质的认识。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在搜集整理经验材料时,要注意被研究对象的质和量两个方面。认识的规律是不断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辩证运动过程。感性认识使人们获得足够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感性经验材料,再“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11]从而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感性材料是思考和分析的对象,是形成概念、理论、模型的基础。因此,在搜集经验材料时,要做到心中有数,即“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12]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在进行文献研究、观察、调查、实验等研究工作时,要注意搜集有关量的材料。在进行这种调查工作时,可以利用数理统计和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从广义上讲,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理应学习和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例如,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涉及到的教学效果、教育对象的特点等问题设计成调查问卷,然后通过计算机,用数学模型统计出相关量的指数后再进行定性分析等。分析的结果有益于进一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导向性、针对性和实效性问题。

参考文献

[1][5][6][7][8][9]刘建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J].思想理论教育,2007(7):39,39,40,43,43,42.

[2][4]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揭示 [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1):14,15.

[3][10]张耀灿,郑永廷,刘书林,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4,53.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1.

[12]陈波,朱红文等.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29.

[13]邱琳.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视野[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1):66-69.

[责任编辑:张俊华]

作者：张云莲

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论文篇2：

社会学视角下管理会计研究理论概述

摘要：

基于社会学视角，对我国管理会计发展历程、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对社会学视角下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价，以期为管理会计的研究与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管理会计；社会学；责任会计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2.044

1引言

在西方会计的发展史上，早在1922年，H·W·奎因坦斯就在《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入门》中就首次提出了“管理会计”的概念。而直到1952年，伦敦举行的会计师国际代表大会上会计学界才正式提出“管理会计”一词。西方会计界通常把管理会计当做是各种专业技术的应用，所以一直以来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也鲜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尽管中国的会计学者一直在关注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但由于中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历史比较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来说，依然有很大的差距。鉴于此，本文基于社会学视角对管理会计发展历程、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概述，以期为管理会计的应用提供参考。

2管理会计的社会学发展历程

2.1概述

Weber将会计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的核心，他认为应当将资本主义理解成通过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持续追求利润（Weber，1930，p.17）。他认为如果没有簿记的计算功能，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理性化为Weber的社会学课题提供了总的主线。他关心产生并促进“特定的现代计量观”传播的条件。Weber将经济企业定义为能够导向资本会计的自主活动，认为“这种导向通过‘计量’方式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Weber把计量作为经济活动的社会学分析核心，并将会计看作一个中心角色。Sombart对Weber的论点进行补充，他就复式簿记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个相似但更强的论点。他的观点与Weber的观点一起，建立了社会学和会计学间的联系。早在Weber之前，Marx就已经指出会计簿记与资本主义间关系的重要性，在“资本论”中，簿记被描述成生产过程的演绎。Marx在生产关系中将会计以及其他政治因素赋予一个重要的地位。在其著作中，会计被赋予宏观结构性地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形成和再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会计帮助界定社会和经济关系，而这恰恰界定了一个社会的本质。因此，会计学和社会学的相互关系开始萌芽。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会计学”出现前，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

在20世纪50年代，会计的社会学关注才重新浮出水面，其焦点已经由宏观层面对理性化和积累的关注转移到以微观群体、群体动态及会计的作用为中心。可以从Argyris（1952）关于预算对人的影响这一开创性研究来追踪这种变化。1930年以后，群体与群体动态成为社会学家的一个主要研究焦点，企业可以被看作一个社会系统，而人际关系和群体动态是这个社会系统的核心。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群体观念为核心的社会学科迅速发展起来。社会学家Homans（1951）首次试图基于群体观念进行理论综述。他的贡献在于试图综合各个学术流派并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理论，该理论将使群体成为社会关系研究的起点。在Homans进行理论综述的同时，社会学家致力于调查诸如矿工、员工流动、道德、生产率和行业冲突等群体关系问题。大西洋对岸的许多作家加强了这种理论模式。“行为会计”用于刻画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浪潮的标志，它根植于群体的社会学分析发展基础之上。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预算的组织和行为方面成为研究人员的当务之急。利用群体和组织的社会学理论和管理理论，Hopwood（1974）将这种推理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通过鉴别在管理绩效评价中运用预算信息的三种不同方法，Hopwood重新确定了辩论的标点。他确定了一种“预算约束”模式、一种“利润意识”模式以及一种“非会计”模式。

在20年间，预算和相关评价机制的行为特性研究永久性地改变了会计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过程中，会计学科也被改变了，会计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过程，而应该被视为一种组织的和行为的过程。然而，随着社会学和更广泛的社会学科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计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2.2作为组织和社会实践的会计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稳固建立起的行为会计如果是会计实践社会学问题的一种响应，那么它的核心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于组织内产生的种种过程。由Weber，Sombart和Marx等学者概括的议程，以及寻求分析大规模社会变革和会计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乎完全被群体和群体动态的议题所替代。Hopwood（1974）明确主张恢复会计的宏观层面分析来纠正这种倾向。1978年，Hopwood再次谈到，只有非常少量的研究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对会计的影响。甚至到1980年，那种能够将宏观和微观关注融为一体的会计社会学分析仍主要停留在期望阶段。1980年以后，情形开始发生变化，制度结构与过程的关系与会计实务的关系逐渐被重视起来。在未来的20年里，社会学与会计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对会计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会计学科的领域。关注和研究对象的改变，也不再单纯地将预先假设的社会学概念作用于会计。概念本身在与会计计量实践紧密相连中得以发展，会计学科变得更具有思想性，也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会计研究领域的拓展受益于四个研究分支：第一是会计制度环境的研究；第二是会计的政治经济研究；第三是会计的民志学；第四是会计嵌入的关系网络研究。

2.3代理人、网络和核算实践集合

Granovetter（1985）以指出经济行为蕴含于社会关系网络或系统之中。根据他的观点，绝大部分经济行为紧密镶嵌在个人关系网络中。在Granovetter看来，不能仅将这些关系看作理性市场中引起摩擦的因素，这些关系应当被看作社会学分析的中心和责任。Callon（1998）提出了关于经济和经济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嵌入问题。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要塑造经济而不是观察经济。

比照Granovetter的嵌入概念，Callon认为代理人的计算容量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密不可分。不应当将代理人所在的网络看作场景和制度环境，而应当将代理人和网络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代理人的计量能力完全取决于其所处的关系网络。这种回避宏观和微观的差异以及场景概念的尝试，与上述早期会计文献著述是相符合的，对核算的代理和网络之间内在联系的关注也是一致的。

2.4结论

20世纪初作为社会学中心的会计在大约半个世纪里从视野中消失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会计被社会学家“重新发现”的时候，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宏观层面理性化过程转移到微观层面群体和群体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会计文献中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转移现象。会计研究人员寻求理解和分析组织内部更广的制度压力和社会压力之下的会计实践间的关联。最近，出现了关注嵌入社会网络的代理人改变经济过程的方式方面的研究。但是，网络概念的首要性、网络作为相互连接代理人的各种网络观念、对经济学塑造经济之作用的强调，为会计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3社会学方法与社会责任会计

3.1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

社会学的方法，突出了会计技能对社区的影响。社会学的方法是一个近似道德的方法，它以社会福利为中心的问题。社会学方法的两个重要特征：（1）重视会计信息披露能够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承担社会责任；（2）“正义”延伸到“社会福利”，强调会计对社会生产技术和方法的具体影响。社会学的所有方法都可以通过会计信息来进行社会福利的决策。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结合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形成了社会经济福利学观点，社会学方法关注“社会福利”，而经济学方法则将强调“一般的经济福利”。因此，运用会计理论的理论，有助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社会责任会计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的一种新的会计学分支，是把社会利益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从企业所有者或股东的角度来衡量企业经营活动的结果，从而让会计服务对象，从单个的企业延伸到整个国民经济。对社会的影响有社会责任会计的优秀企业的经济活动，从而为会计发展的中心，它是从宏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经济活动的微型企业经济措施来看，与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识别、计量、报告，涵盖社会责任履行的数据收集，确定测量方法、测量程序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估信息并将其提供给企业企业相关利益者的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

社会责任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理论基础和方法。文硕教授曾将其概括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是以经济学为中心的多层次理论和方法体系，且这些基础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主次之分。如三角形描述的内容为：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最一般、最基础的理论支柱是哲学和数学，所以它们在三角形的最底边。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为社会责任会计问题提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数学是会计的本体，会计责任会计在对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进行计量和评估时，必会使用大量的数学方法。经济学是整个会计理论基础的核心，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理论重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来源于经济学，因此经济学处于三角形的中心，而把经济学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的基础，也就是承认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两重属性。在三角形中在三角形中，提供了一种基于逻辑和“三理论”的社会责任会计。在社会责任会计研究中，应该首先分析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模型和实际应用，并采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揭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的、功能、原则和信息等。

“三论”是新生事物，属于跨学科模式的边缘。“三论”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扩大了传统会计的范围，也使人们有新的视野。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基础的最高层次的社会学自然置于三角形的顶端，这也是有别于传统会计理论基础的一个显著特征。传统的会计理论研究关注经济之间的数量关系，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基于社会问题的会计研究，已然成为当代和未来会计研究发展的趋势。

3.2社会责任会计的现状

美国的《幸福》杂志曾对排名前500名的公司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971年时只有29家公司公布有关社会资料； 1976年，此数量高达456家，占比达到91%；而Ernst对《财星》杂志中排名前500名的公司的研究指出，在年度报表中披露社会衡量方面资料的企业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但就实际情况来看，由美国企业和社会信息发布的绝大多数是相关的环境污染，没有公布的社会责任会计报表的完整内容；德国只有20家最大的公司定期发布社会报告。在德国壳牌石油公司公布的社会年度报告中，经济和社会数据一起发布，从而为公司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目标。1970年以来，日本对国内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涵盖了关于社会成本计量的信息披露方式和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原则、研究假设、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信息需求和对社会责任审计的研究。1977年法国颁布的法律中法律要求员工750多人的，准备社会资产负债表，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以金额来衡量。在1982年，法律要求的人数扩大到超过300人的企业。法国政府颁布的这项法律要求社会资产负债表中披露的信息应当包括劳动报酬、补贴、担保和其他工作条件、培训和家庭生活条件等细节。这些信息大部分集中在员工和工人上，揭示了一个狭窄的范围，反映了法国社会的社会福利。其他如奥地利、新西兰、瑞典等国家在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但重点强调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公布的信息主要集中在就业、工资、健康和安全等方面。从1976年初开始，在英国一些大型企业准备了一个增值表，目的是改善公司的态度、精神和行为。

80年代初，在Marx关于“簿记向社会簿记转化”的思想启迪下，我国开始研究社会责任会计，并在借鉴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进行探索和实践。1988年，阎达五教授在编制我国社会核算体系建立社会核算书时，对会计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1995，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 职工福利（征求意见稿）》，2006年，国家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而在2014年修订后，职工薪酬的范围进一步延伸到了离职后福利。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弗·S·查普曼等.管理会计研究（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胡玉明.管理会计研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3]傅元略，余绪缨等.企业创新与管理会计创新的相关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4]葛家澍，余绪缨等.会计大典第五卷管理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5]贺建刚.论社会学方法与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会计[J].四川会计，2001，（3）.

[6]傅元略.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J].学海，2010，（04）.

作者：达古拉

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论文篇3：

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两个领域和三重机制

摘要：通过梳理家风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典型分析，发现：如何实现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私人领域的家风之间的有效衔接，是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使私人领域的家庭资源转化为公共领域的大众资源;二是使封闭状态的地方资源转化为开放状态的公共资源;三是使瑕瑜互见的历史资源转化为引领潮流的时代资源。

将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建立传播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逐利思维的阻碍;建立促进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丛林思维的阻碍;建立认同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灌输思维的阻碍。

在当今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不能简单地通过抽象宣传的教育方式来展开，而需要面对社会现实提出有针对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途径。家风作为在家庭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场域，探讨通过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机制迫在眉睫。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家风之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典型分析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解决的问题，探寻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机制，以推动优良家风更好地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

一、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还是转化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已形成规模，而对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有效结合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通过梳理，可将此项研究之现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牛邵娜等[1]认为，优良家风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张琳等[2]认为，传承优良家风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刘先春等[3]认为，家风是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根基与有效载体;张红[4]认为，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试验场。这些研究虽看到了家风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然而没有注意到，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属于文化领域的价值形态，在当今面临着彼此交集的历史使命：家风面临的是如何由传统价值形态向现代价值形态转化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是如何在社会民众中成为主流价值观的问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会面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5]的问题，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此时产生了交集。

其二，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研究。传承和发扬优良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落细落小的重要实践手段。如何创造有效实践载体，使家风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实践途径，是二者的理论研究与生活实践相结合的生长点。经过实地调研发现，以江浙沪为主的长三角文化圈在挖掘、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实践上取得了一定成绩。近年来，上海通过把家庭文明建设纳入城市文明指数测评体系，着力推动建设体现时代特征、具有上海特色的家风文化。江苏无锡以传统家风为切入点，通过归纳其内容特点，弘扬钱氏等百余家之家风，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形式[6]。浙江省通过开展“我们的家训——浙江百姓重家风”活动，重新审视家风文化的现代内涵，引导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7]。这些实践活动旨在将江南的优良家风转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作为弥补城市文明建设短板、形塑城市文明形象、培养城市核心价值、促进城市圈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取得了一定实效。然而，这些做法仍然面临着如何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风由“软性要求”向“硬性规范”转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实规范性的问题。

其三，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价值载体，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重要内容。调研中发现，上海市徐汇区创新“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通过开展“寻找上海最美家庭”“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和优良家风家训展示活动，把现代家风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当中，涌现出一批典型引领的案例[8]。在这些案例中，先进家庭家风典型既是传统家风向现代家风转化的重要中介，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环节。

总的来说，第一类研究没有看到传统家风向现代家风转化的实质是培育现代家风的问题，更没有指出，现代家风的培育在形式上是现代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第二类研究没有将实践经验上升为家风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的机制;第三类解读没有将典型案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予以普遍化的推廣，形成普遍适用的模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家风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可以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自古希腊、古罗马至今，西方社会一直很注重在社会共同体中研究家风的作用。从“公”的角度看待家风对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作用，有助于理解一个社会的公德、公共意识、公共精神是如何转化为核心价值观的。西方社会家风向核心价值观转化的发展脉络为：从家庭的注重到家人的践行，从国家的观念重视到顶层的价值确认，再到制度落实并贯彻到现实生活过程。西方社会从形成具体的家风到培育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再到上升为主流社会思潮，最后以法律的形式确认核心价值观，自始至终都是从培育和形成家风，再到培育和形成核心价值观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中国社会虽有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基因，但由于民众缺乏现代公民观念和社会公共品格，因此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从西方的具体家风转化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历程中得到有益启示。

二、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解决的问题：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有效衔接

从社会形态来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从伦理形态来看，家庭是社会的伦理实体。家风是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等文化表达。从文化传承来看，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有形式和生动表达。如何将家风从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从私人领域的价值表达转化为公共领域的价值体现，就成为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家风是指家庭的道德之风气，是直接影响民众生活的私人领域。中国家庭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基本单位，家风是以孝忠等私德为主。现代契约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公共性、开放性和共享性。随着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组织的成长，公共意识、公共精神和社会公德逐渐形成，势必与以往的家风私德产生紧张关系。只有在家庭层面考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家风之间的双向转化，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才能真正将作为个体的家庭成员与作为集体的社会成员统一起来。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价值的本质。黑格尔指出，“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9]。在社会的最基层，人民大众就是在对家风的传承、挖掘、践行和弘扬的过程中才在伦理价值追求上获得了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场域和实现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0]，“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11]。然而近年来，我国社会在传承家风中存在不少问题，直接阻碍了通过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途径。其主要表现在：对家风的界定模糊;对家风的认知呈现碎片化和淡化倾向;对家风的传承、建设和实践存在自相矛盾的现象;等等。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尚未将属于私人领域的家风与属于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有效衔接。

实现私人领域的家风与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有效衔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使私人领域的家庭资源转化为公共领域的大众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资源。一方面，家风通过具有强制性规范作用的家训、家规等形式约束大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另一方面，家风通过家庭成员中长辈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影响其他家庭成员。于是就形成了勤俭持家、睦邻友好的治家之道，端蒙重教、修德修身的教育之方，恭谦礼让、重品崇德的为人之法，慎独诚信、仁爱济众的处世之则，等等。这些都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家风。如何使这些优良家风突破仅局限于私人领域的家庭资源，转化成为公共领域的大众资源、可以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家庭行为准则，是家风突破私人领域的瓶颈问题而转化成为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式呈现出来的大众资源的关键。随着现代社会家庭功能由“全能式”向“核心化”的转变，加之拜金主义、拜物教等社会不正之风的盛行，优良家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遍式微。要想改变这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局面，就要求作为客体的家风从传统的抽象性、教条性向新媒体时代的通俗性、大众性转化，使作为主体的大众从感性层面的被动性、自发性向理性层面的主动性、自觉性转化。

其二，使封闭状态的地方资源转化为开放状态的公共资源。家风往往是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文明道德风尚和社会伦理规范。家风之所以具有相对稳定性，不仅因为家庭的相对封闭，更重要的是当地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和同质化使家风易于成为地方性伦理资源。然而在现代开放社会，民众是在异质性和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中展开情感认知和道德实践的。这就使得家风不断遭遇着现实、制度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冲击。首先，社会转型造成家风转化的现实困境。改革开放虽使中国快速步入现代化轨道，但也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民众在享受社会现代化转型红利的同时，不得不忍受经济片面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出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甚至对抗，消解了家风的伦理功能。其次，制度转型给家风转化造成了制度冲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客观上要求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制度变革。然而腐败问题、政府公信力问题、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等，使“塔西佗陷阱”在民众心理层面上蔓延，不良社会风气势必弱化家风的伦理功能。再次，文化转型对家风转化造成了价值冲击。社会转型中文化形态的转型是最深层次的，其核心是价值观的重新构建。伴随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冲击，民众在价值判断上有盲从性倾向。此时，需要发挥家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合社会价值观念的功能和作用。家风只有走出作为地方伦理资源的封闭状态，成为个人走向现代开放社会的价值中介，才能成为开放状态的公共倫理资源。这是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征。

其三，使瑕瑜互见的历史资源转化为引领潮流的时代资源。传统家风产生于封建统治的社会差序格局当中，既有正面教化的伦理功能，又有维护等级观念的劣根性。诸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资”（《药言》）、“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氏规范》）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文明、和谐、友善等价值理念十分吻合。而“男尊女卑”（《女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含文嘉》）、“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礼记》）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平等、民主、自由、公正等价值理念有天壤之别。只有采取批判、继承和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与时俱进地衔接传统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家风形成于古代农业文明时代，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解决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价值引领问题。要想使传统家风中的宝贵历史资源在当今社会重新焕发活力，乃至成为引领潮流的时代资源，就要将之与主体意识、人文关怀等时代精神相结合，解决传统文化中压抑人格现象的问题。对此，黑格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自己的家庭的，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缘关系和天然义务”[12]。

三、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重机制

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国家层面：建立传播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逐利思维的阻碍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互联网时代，利用家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和践行进入了媒介化时期。重视利用互联网媒介的宣传、引导和管理，是从传播学视角建立家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机制的重要内容。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可以形成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与民众层面的自下而上之间的互动，对通过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实针对性。

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依靠移动社交网络展开。移动社交网络基于手机等移动终端，其便捷性、互动性、多媒体性等特点有助于私人领域的家风与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传播，从而使移动社交网络成为二者线上线下互动、公私领域衔接的必然选择。网络交往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型传播方式，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美国传播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早在20年前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认为，互联网时代以电脑为中介的沟通编织了社会关系的动态纽带，成为支配个体的关键根源。他还指出，“电脑中介沟通在科技与文化上均包含了互动与个人化的特质”[13]441，“电脑中介的沟通，开始合力造成一种新沟通系统”[13]451。相对于静态化的纸质传媒，移动社交网络更有利于在原子化的个体身上使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转化。这是因为移动社交网络强调民众的体验性和参与性，更有利于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种“互动式社会”的传播环境，包容了多元价值观念的理性对话和有序竞争，强调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和互动交往，为达成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转化提供了新契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在传播家风的转化机制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资本具有逐利特征。资本介入媒体领域必然要发挥其逐利的本性。这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的观点。斯密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4]。移动社交网络传播渠道确实有利于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转化，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转化是建立在民众消费的基础之上的。被注入资本的媒体一边会迎合主流舆论导向，一边会制造消费主流舆论的需要。因此，在建立传播家风的转化机制中，应破除资本与媒体合流下唯利是图的思维倾向，不断引导其在追求自我合法利益的同时更好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

2.社会层面：建立促进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丛林思维的阻碍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家庭层面往往体现为家风，在社会层面往往体现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人们的价值观往往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习得的，借助于社会场域可以对社会成员形成某种价值观施加有效影响。这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观点。他认为，场域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网络结构，“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15]。家风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习惯中积累起来的伦理道德风尚，渗透了不同个体成长生活的经验性因素。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相互转化表现在：政府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整个社会的主导价值，建构了相应的伦理道德场域;又把弘扬优良家风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建构了促进家风转化的实践场域。为了增强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政府既以家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又开展建设文明家庭的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还形成了一些长效制度。这些转化机制不仅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间话语权和身份认同，还有助于社会公共道德水平的提升。这些都在促进家风转化机制所形成的社会场域中发挥着重要建构性作用。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很大原因是针对社会道德风气的迅速滑坡问题。而社会风气堕落、贪污腐化盛行、黑恶势力猖獗、犯罪问题增多等都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丛林法则”有关。1988年的“蛇口风波”与义利之辨、1995年的“王海打假”与市场道德危机、1990年代以来德治与法治的争论、2008年的“范跑跑事件”、西方“普世价值”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干涉等，无不体现出丛林思维在价值领域发挥的强势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華优秀传统文化的家风和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势必遭遇被边缘化的危机。2009年12月，《人民论坛》发表的《“未来10年10大挑战”调查报告》就将“主流价值观边缘化”[16]作为中国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只有建立促进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转化的促进机制，不断解决当今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的痼疾，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风场域的民众日常生活当中，真正扭转中国场域中的种种不良社会风气。

3.个人层面：建立认同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灌输思维的阻碍

认同是在价值观念上统一个体和社会的一种方式。在社会运行的微观领域，家风是作为个体的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中介。有学者认为，认同作为关于“我是谁”的理解，在确立和认证自身中，让社会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和将自我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17]。这表明，认同就是某种社会观念通过在个体精神上产生认知共振，使其相信、理解乃至产生信任的心理活动状态。一般来说，民众对一种社会价值观的认同都要经历初级阶段的感性认知，逐渐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理性论证，有可能还会上升到更高阶段的信仰体验，并外化为实践阶段的身体力行。建立认同家风的转化机制，就要让家风从抽象的认知对象转化为生动的道德体验，从被动的宣传灌输转化为主动的学习实践。唯有如此，才能通过家风提升公民道德素养，推进家庭美德建设，使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其内化为民众自身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但是近年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问题青少年作为社会热点话题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问题家庭产生问题青少年。而问题家庭往往没有很好的家风，也易成为优良家风传播的缺失环节。现代社会转型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里的进城务工人员无法对家里的“386199”部队进行家庭照顾。农村正常的家庭教育被阻断，势必影响传统家风的传承。更何況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多采取灌输打压方式，简单粗暴地依靠家长权威进行说教。这种单向式的教育往往在青少年人群中产生抵触和逆反心理，不仅不利于优良家风的形成和传承，而且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层面的传播。

从学理上看，这种存在明显缺陷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受灌输思维的影响。而国内最开始是从正面意义来阐释和理解“灌输”的内涵，根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理论”，旨在由无产阶级政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使其由自发上升到自觉高度的理论。这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理性教育方法。然而在实践中却被缺乏教育艺术的人庸俗化、简单化地使用了。他们在教育家庭成员时，不是通过双向互动的理性沟通，而是以家长权威强制性地、非理性地迫使子女无条件接受某种现成的、单一的、没有经过批判和反思的观点、看法和价值观。这种生塞硬灌的教育方式是阻碍建立认同家风转化机制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个体接受教育的途径更加多元，家长就更应该重视家风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并借助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力量，使充满正能量的家风和社会文明风气无声滋养每个家庭成员的灵魂。

参考文献：

[1] 牛邵娜，陈延斌.优秀家风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46.

[2] 张琳，陈延斌.传承优秀家风：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J].探索，2016（1）：166.

[3] 刘先春，柳宝军.家训家风：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根基与有效载体[J].思想教育研究，2016（1）：30.

[4] 张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试验场：家风家教[J].道德与文明，2015（2）：10.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

[6] 无锡市社科联课题组.弘扬无锡优秀传统家风家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江南论坛，2016（8）：10.

[7] 吕铁鹰，孙保胜，陈莹.家风正则民风淳：浙江省依托家训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12）：31.

[8] 本书编写组.汇善汇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徐汇）市民读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24.

[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73.

[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5.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