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行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银行业的危机。所有国家都目睹了银行业本质和结构上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国家及其他多元政策制定者们集中关注银行业监管的重要作用，这种关注由于以下事实的存在变得更加强烈——从干预转向监管。政策的讨论集中在必须要建立和保持有效监管的一些问题上，包括银行监管的结构、规模和独立性。
第一篇：行业论文范文
技术变迁、行业概念更新与文化行业体制重建
摘要：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下，基于计划体制下“专业分工—行业分类”理论基础上的文化行业结构与信息社会基础上的市场一体化对称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不相容。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文化科技体系应用于传统文化行业系统，瓦解了计划体制下传统文化行业的技术基础，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行业系统进行适应性调整，以进一步适应数字技术所支持的巨大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由于数字技术具有平台技术的特点，正在加速实现对戏剧技术、出版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的替代与覆盖，业已进入到数字技术整合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业而形成一个以数字生产、数字分发传播和数字消费为基础的大文化行业的历史性“拐点”。建立以大文化部为基础的大文化行业系统，体现了国家上层建筑对于科学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调整进程。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建设;技术变迁;文化行业;行业分工;大文化体制;大部门制
30年来，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轨迹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比较成熟和稳定的文化发展环境，国家文化发展方式、发展路径与国家政治体制、税制和财政预算体制、市场经营管理模式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且相辅相成，使文化系统沿着一种社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但在一直处于社会大转型中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作为30多年来我国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动力，扮演和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尤其是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及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整体性的文化体制综合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的文化发展随着中国大转型的进程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面对初级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如何让文化体制改革的“红利”继续注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力之中，必须对30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与达到改革目标之间的差距进行价值判断，寻找下一阶段我国文化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及其因应策略，重新确立下一阶段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动力来源。
我们认为，厘清文化行业间传统分工理念、技术类型和管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把当前文化技术变迁对于文化行业的作用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中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准确定位30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形成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文化改革发展方向。
一、技术哲学视域下文化行业概念辨析
(一)我国传统文化行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般意义上，在我国所谓传统文化行业是指形成于计划体制时期的，以“专业分工—行业分类”为基本理念设计的相对封闭的文化事业行业部门，主要包括文化艺术行业、新闻出版行业和广播电视电影行业和文物博物馆行业。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就按照文化艺术行业、广播行业、出版行业的行业边界建构基本的管理结构，即由文化部管理文化、艺术事业，广播事业局管理广播事业(后延伸为广播电影电视局管理广电行业)，出版总署管理出版业，国家文物局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尽管管理权归属在期间有所变动，如出版业的管理权曾在较长时间内划归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但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广播电影电视行业、出版行业的快速崛起，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三分天下”的管理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基本定型。
由于不同行业所依赖技术类型不同，21世纪以前我国四大行业的边界清晰、管理独立，行业区分度、分离程度高。依据20世纪90年代文化部《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统计资料》，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年鉴》、《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我们可以管窥传统文化行业各自的内涵和外延。文化艺术行业包括艺术业、图书馆业、群众文化业、文化市场、艺术教育业、文化科技、其他文化业等八个主要的细分行业。广播电影电视业的范围包括广播业、电视行业、电影业，具体包括广播电影电视的制作、发行、播出等环节。新闻出版业的范围包括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和版权等行业。文物博物馆行业的范围包括博物馆纪念馆、文物考古发掘、文物艺术品交易等细分行业。虽然四大管理部门对四大文化行业的管理范围具有某些交叉的部分，但整体性的行业界限仍然泾渭分明。
(二)文化行业概念辨析：“大文化”与“小文化”
文化行业的概念具有内涵与外延上的不确定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用“大文化”与“小文化”来指称，导致了文化行业概念指称的混用。因此，有必要作一讨论。
“文化行业”有两种内涵：一是作为“领域”的“范围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所有从事精神文化活动主体、活动项目和活动方式，是一种与物质生产相对应的精神生产领域的总称;另一种是作为“内容”的文化行业——这一概念对应文学艺术生产传播系统、广播电视生产传播系统、新闻出版生产流通系统、文物博物馆系统，是一种以国有文化单位(公益单位和文化企业)为基础的文化产业生产和流通系统概念，具有意识形态的“内容管理”的基本特征。
作为“内容”概念的文化行业，业已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必须以一种更为包容性的概念来统领文化体制改革。
如果从概念与政策的配备性关系考察，作为内容的文化行业概念其实与国家对于大文化概念的表述是不一样的。党和政府提出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将“文化”视作与经济、政治、社会相并列的一个宏阔领域，也就是作为“范围”存在的“文化行业”，要比人们所认同的作为“内容”存在的文化行业——“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物”行业——系统要大得多。
作为领域的文化行业与作为内容的文化行业，本质上的区别是文化主体和实体的不同。作为“领域”的文化行业概念，将所有从事文化生产、消费的主体和实体都包容其中，本质上是一种“大文化”概念;而作为“内容”的文化行业概念，仅仅将公有文化机构包容其中，客观上把社会自组织、独立自主和自治的文化主体排斥在外。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作为“领域”的文化行业概念同时必须得到文化主体、文化实体的填充，因为如果只有领域和范围，而没有文化主体和文化实体的存在，这个领域就可能是空的，其功能可能是虚置的，而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行业。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将“文化行业”作国家公共文化机构集合这种狭义的理解，文化行业显然难以担当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战略任务。
目前，中国学界和政府所使用的“文化行业”，主要是指作为“内容”的文化行业概念(即“小文化”概念)，它直接对应传统的意识形态管理方式，是本文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基础概念。
(三)文化行业结构中的技术基础
在结构功能学派看来，所有行业都是一种社会分工结构，而技术是这个行业结构中的一个“内容”①，并且是行业范式的基础。按照经济学关于行业分工对应技术分类的分工原理，人类的身体技能、印刷和造纸技术、电子技术形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三大阶梯”，构成了传统文化行业定型的文化科技基础。
在农耕社会，文化科技领域的基础技术是各种身体技能，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行业也都基于人类自身的身体技能，如戏剧、绘画、雕刻、民间手工艺等，主要不是依靠工具等物质力量，而是要依靠个体的才智与技能。如传统戏曲的五要素“手眼身法步”，就是基于表演者的五官和形体。身体技能无法突破人类身体的物理局限并具有个体差异，这一类艺术产品在古代技术条件下难以复制和批量生产，因此，在农耕社会有“艺术个体户”和“家乐戏班”，但却无法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类型化和格式化的艺术行业。
18世纪中期，人类进入第一次技术革命时代。蒸汽机在各行业的运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使出版行业的技术基础——造纸术和印刷术——不断改进，催生出分工细化、规模生产的近代报业和出版业。在19世纪30年代，廉价的大众化报刊首先在西方出现，如美国的《太阳报》、《纽约先驱报》、《纽约时报》，法国的《新闻报》、《世纪报》，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等，同时专业出版企业也纷纷出现，如德国的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1808年)、美国的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833年)、法国的拉鲁斯出版社(1852年)与德国的施普林格公司(1842年)等。一批报业公司和出版公司的出现，使基于造纸和印刷术的出版行业逐渐定型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行业。
19世纪中叶，以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带来了声光电技术的发明与运用，促进了近代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形成。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由此突破了人类身躯的自然属性限制，使音像唱片行业诞生。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黑白默片电影，突破了人类表演艺术产品的过程性和即时消费性的局限，促进了跨时空传播的近代电影业的产生。1920年，世界上第一家商业广播电台——美国KDKA广播电台——的出现，推进了广播在英国、德国、苏联等西方国家的发展，并在20世纪 30年代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1884年德国发明家尼普科夫发明电视扫描原理，1925年贝尔德利用尼普科夫的机械扫描盘装置成功制造世界上第一台电视，1928年，贝尔德把伦敦传播室的人像传送到纽约的一部接收机上，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正式从伦敦播送电视节目。美国RCA1939年推出世界上第一台黑白电视机，1953年设定全美彩电标准以及1954年推出RCA彩色电视机，电视不断深入千家万户。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一系列技术创新推动下，广播电影电视行业形成。
基于不同技术类型上的文化行业，包括文化艺术行业、出版行业、广播电影电视行业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最为重要的三大传统文化行业。不同的技术类型成为文化行业发展定型的根本原因，也是各个文化行业边界分割的基本依据。但这一支持文化行业的技术环境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被打破，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为主体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发展推进到了“信息高速公路”上，人类进入到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使网络文化行业如网络游戏行业、动漫行业兴起并定型。但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并不只是推动了新兴网络文化行业的崛起，它同时建立了一个将传统文化艺术、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都纳入新兴技术框架的通用性技术平台，文化艺术、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行业在这种技术力量的作用下出现了发展路径的转向。
(一)决定文化行业生产效率的内在因素：技术阶梯
在科技史学者的眼中，戏剧、图书、广播电影电视、网络按照其不同的技术特质从低到高构成了特定的“技术阶梯”。戏剧是用身体和语言建构起来的艺术形式，其技术基础是身体技能，以身体技能(所谓“唱念做打”)为基础嫁接简单的舞台道具，就构成了戏剧行业的技术基础，由此形成了以虚拟性为主要特色的传统戏剧行业。图书是基于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文化产品，出版行业的形成基于活字印刷技术。比较文书抄写的工作效率，活字印刷技术帮助人们挣脱了人类身体的局限，开创了书籍这类文化产品复制生产的新形式，形成了出版产业的技术基础。同样，广播电影电视是一种基于现代声光电技术之上的艺术形式，近代声光电技术构成了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基础。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等构成了数字电视、数字电视和网络游戏、动漫产业等行业的技术基础。
仅从技术与人类文化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看，戏剧、图书、电影电视、网络产品之间构成了由低到高的“技术阶梯结构”，就如同古老的戏剧表达方式经过现代摄影技术的改造而构成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形式电影一样，电视、网络等都是由较低级技术向较高级技术不断演化的结果。建立在高级技术基础上的艺术形式对建立在初级技术基础上的艺术形式具有审美替代效应，具有一种天然的市场优势和效率优势。以戏剧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形式，具有以人的身体为介质的初级技术属性，在20世纪30年代电影大规模进入娱乐市场之时，即已开始了其边缘化的历程。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下新生的网络行业同样极大地冲击了电视和电影行业，使电视和电视行业不得不在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寻求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重新组合，形成新的产业形态。
文化技术阶梯性进化特征的存在，使建立在高级技术基础之上的文化行业天然地存在着一种“势能优势”，借助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吸引优势资源向高技术势能行业领域汇集，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低技术势能行业由于资源不足而日益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成熟，我国文化行业经历了一个高技术势能行业逐步中心化、低技术势能行业逐步边缘化的过程。研究显示，中国艺术行业(演艺行业)在20世纪30至40年代达到高峰，随后受到新兴电影产业的冲击而日益边缘化;出版行业20世纪40至50年代实现了第一次繁荣，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达到第二个补偿性市场繁荣，21世纪初开始了缓慢的衰退过程;电影行业20世纪50至80年代达到高峰，90年代后受到电视产业的冲击而日益边缘化;进入21世纪后因为数字电影的兴趣再度繁荣;电视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保持市场繁荣景象，进入21世纪后尽管电视行业因得到信息技术的支持继续保持市场中心地位，但其独一无二的市场老大地位越来越受到新兴的网络游戏行业和动漫行业的挑战。
与一般物质生产行业的成长周期规律不同，文化领域内高势能技术行业对低技术势能行业的冲击，并不像物质生产领域那样体现为一种完全的替代关系，并不一定表现为一种行业对另一种行业的完全取代，而是一种碰撞、吸收、融合的交互式关系，一种艺术形式中的艺术基因进入到更高一级的科技平台上凡是会演化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如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用电影形式表现戏曲内容，是一部戏曲电影。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低技术势能行业的艺术基因不断被高技术势能行业吸收，低技术势能行业的边缘化进程将会加速。从文化市场的形式看，这一过程就是高技术势能行业逐步替代低技术势能行业的过程，但本质上看，建立在现代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上的文化行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科学的营利模式，具有对低技术势能行业的市场优势。
(二)文化行业之间“藩篱”的瓦解：信息技术的平台效应
基于不同技术类型上的行业融合首先出现在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行业。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Negrouponte用三个圆圈来描述计算、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会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②在不断的信息化进程中，数字化革命(即完全以重新安排1和0这两个数字组合为基础)将不同的信息形式统一起来，使不同形式的信息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都可以依靠1和0这两个数字的不同组合精确表达、迅速传递。这就使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个行业不同形式的产品或服务(语音、数据和视像)的差异性明显弱化，甚至消失。在数字化基础上，原先不同服务产品的提供方式及途径趋于同一，从而其业务边界开始发生交叉与重叠。③信息技术使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从各自专用技术平台转向非专用平台，从窄带要求转向宽带要求，实现了在互联网信息平台基础上的产业融合。④这种技术环境整体性变迁的影响业已深入到文化艺术领域的各个层面，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罗兰德·格林(Roland Greene)教授通过对全球诗歌现状的调查发现，数字化已经改变了诗歌的定义：“诗歌的媒介载体早已不是印刷物或舞台表演，而是建构在数字化王国中的媒介手段”。⑤
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的融合，成为了工业化时代普遍存在的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的历史性标志，文化行业之间全面而深入的融合正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加深。当我们思考网络电视、网络电影、电子书等究竟是属于电视业、电影业还是网络业的时候，信息技术已经打破了传统文化行业之间“藩篱”，促进了传统文化行业在信息技术平台上的深度融合，其结果便是产生诸多新的交叉性新兴产品和行业领域。
信息技术平台效应的发挥，最直接的结果是模糊了传统文化行业的边界。信息技术降低了信息的传播渠道成本和交易成本，引起企业—市场分割边界的明显移动，即市场边界扩张、企业边界收缩。在文化行业内，这一过程体现为三种形态：一是文化企事业单位把许多内部生产转变为外部生产活动，如制播分离;二是市场交易方式侵入企业内部，诸多大型企业分解为若干法人，用较低的市场交易费用代替相对昂贵的企业管理费用;三是许多内部交易费用低、具有某种技术经营优势的中小文化企业快速成长，如民营性质的动漫企业、游戏企业、广告企业等。⑥信息技术使文化行业的结构边界呈现大市场、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同时，信息技术的平台效应，同时引起了“政府—市场”之间的边界的移动。信息技术的强大信息收集与分发功能改变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信息分布状态，同时也重新定义“政府供给—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使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能够在一个相对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进行生产管理，促使文化行业资源在新的技术平台上实现优化配置。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由信息技术支持的包容性技术平台是一种公共技术平台，突破了各个文化行业运行平台专用属性的局限，由各种传统技术类型所支撑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及其他文化行业的“技术藩篱”加速瓦解，界限清晰的行业区分技术基础逐步消失，文化行业之间的界限更多地依靠行政性或制度性识别系统加以维护。不同文化行业之间的边缘交叉领域成为快速发展的“蓝海”，形成了与行业纵向市场结构相对应的横向市场结构，并已形成新的生产链和新的价值链。在国家文化领域内，价值的创造及传递方式也不再是单向的运转而是多项流动回环，形成一个更为复杂的价值循环系统。这种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对传统的行业管理结构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
三、文化行业的“大部门制”：
一种技术变迁的制度化表达一般认为，现实的科技结构影响甚至决定国家上层建筑的结构方式。同样，国家文化治理结构要依赖于文化科技结构，不同的技术基础会对应不同的制度化表达方式。⑦在前信息社会时期，国家实行“小部门制”以对应不同行业的专属技术，形成了“技术分类、行业分工”的文化行业结构。但信息技术的平台属性突破了不同技术类型的“专属性”，“技术分类、行业分工”的小文化行业结构的合法性基础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信息技术环境下，文化领域的治理结构主要体现为“大部门制”。“大部门制”是与“小部门制”相对立的政府行政模式。小部门制的特征是“窄职能、多机构”，部门管辖范围小、机构数量大、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多。大部门制是一种政府政务综合管理组织体制，其特征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广，职能综合性强，部门间职能交叉少。⑧
(一)技术变迁、市场结构调整与文化管理结构再造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行业组织的结构可分为技术层、管理层和制度层三个层次，行业的核心层是技术层，从事主要区别性“产品”的生产，在技术层之上是管理层，主要协调行业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最高层是制度系统，是行业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和合法性地位的制度性规定。⑨按照这一理论，作为核心层的技术的变迁必然引起行业管理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制度层面的设计。
在文化行业，从身体技术到印刷复制技术、声光电技术和网络技术，每一次重大技术变迁都必然引发新兴文化行业的兴起与文化管理结构的调整和更新。而在信息社会，文化管理结构的改革不能再像以往一样仅仅作部分的调整就可以实现对新技术环境的匹配。因为信息技术以其强劲的行业整合与融合创新力量，推动了戏剧、广播电视电影、出版、IT、通讯、互联网等行业实现行业间的深度融合，新的市场结构不再是行业边界清晰、技术属性专用、区别性产品竞争的状态，而是行业边界模糊、技术互渗、产品互补的新形态。因此，在现代数字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传统文化市场结构得到更新、整合并趋于一体化，文化治理结构面临着重构再造的时代要求。
技术变迁通过两种途径推进管理结构再造。一是由信息技术所引发的技术创新推动了新兴文化艺术生产和消费领域，突破了传统文化行业的管理范围，导致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行业的管理结构与传统管辖范围之外的新兴领域不匹配，出现了管理结构与市场结构之间的“错位”或者“缺位”。对于一些在行业交叉领域形成的新兴业态，会吸引各大行政主体进入，引发行业部门在一些新兴行业领域的权力博弈，业界称之为“上面三国演义，下面诸侯混战”。2009年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关于网络游戏“魔兽”审批权的争论，核心是新兴文化业态所引发的行业部门管理边界的移动⑩。二是技术进步对传统文化行业的改造和升级，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文物部门面临新的管理课题。现代信息技术对文化产品的制作方式、传播渠道、经营模式、传播对象以及人们的消费习惯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造成了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文物等文化行业对于信息技术的依赖，同时，也从基础技术层面和市场结构层面迫使文化治理结构出现适应性变化，由此形成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力。
信息技术主导下文化行业内在结构、市场结构的深度变化，为大文化部制的实施奠定了社会基础。网络文化产业、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使以往文化艺术行业——文化部、新闻出版行业——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广电总局、文物博物馆——国家文物局的对应关系被信息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一系列行业新变和融合所消减，基于现实文化科技结构的新型公共管理结构亟待建立。
(二)信息技术革命与大文化部制观念意识形态基础
信息技术在改变传统“小文化行业”制度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开始了重构“大文化行业”的制度意识形态化的进程。在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以及全球化挑战和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对社会生产方式、认知与理解方式、观念与思维方式都带来了深刻的观念意识形态冲击，使维护文化行业制度的传统观念进入到一个“消解—重构”的历史过程，并由此形成了“大文化部”制的制度意识形态基础。
1.基于信息技术基础的文化领域正在形成不同于传统文化行业分工下的文化观念形态。传统文化行业中的计划行政导向、“扶贫式”发展、“慈母式关爱”、“喉舌论”、精英文化取向等行业意识观念，在信息社会的交互式文化场域中，逐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基本文化权益、发展型享受型文化消费等统合性、先进性的文化价值观所替代。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观在经历中华民族政治复兴、经济复兴之后的文化复兴阶段开始逐步定型。
2.文化行业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日益加深，在瓦解计划体制下森严行业壁垒的同时也瓦解了文化行业意识形态观念基础，“大文化”的意识形态日益显露。行业意识形态，是行业成员在产品生产、交换、消费和交往过程中“内生”出来的一种信仰体系或者价值体系。在文化行业内，由于行业技术基础、资源要素禀赋、权力结构差异的存在，不同行业之间就会出现行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升降与落差关系，行业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别也就应运而生，进而形成一整套维护其地位和利益的“话语系统”或“价值体系”，并逐渐合法化为一种社会共识。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冲破传统的行业壁垒，建国以来不断固化的文化行业意识形态隔膜开始渐续打破，“大文化”行业意识形态开始形成。
3.信息技术对管理体制同样是一种革命性力量。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平台技术对于国家文化管理体制的意义在于：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出现给人类社会文化产生、文化组织和流通的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的现代数字技术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类社会结构之外的力量，通过重塑人们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方式，能够对现有文化行业结构进行“破坏性创新”，从而从根本上迫使国家改变对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控制方式，推动国家文化权力及信息权力结构的重构。现代信息技术不仅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改变着文化行业的技术基础、市场结构和管理机构，同样也在形而上的观念层面推动着大文化行业的意识形态的塑造，为改革文化行业管理结构、建立大文化部制构筑了意识形态基础。
(三)建立“果结构”形态的大文化部制
文化艺术、新闻媒体、广播电视、网络文化产业、文化创意、文化旅游等行业部门管理的大部制，在国外已有较好的经验示范。英国将多个文化行业的行政管理职能归于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韩国则统一于文化体育观光部。这种大文化部制的模式有效地规避了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等现象，有效地整合和统一了国家文化行业资源，有利于文化行业发展合力的形成。
1.用“文化传媒”代替传统的“文化、广电、出版、文物”话语体系。“文化、广电、出版、文物”等词在使用50多年后，事实上已在人们心中不同程度地贴上了行业体制的“标签”，具有意识形态化的色彩，形成了维护“文化行业”固有体制的观念基础，难以满足新时期深化文化改革、实现意识形态动员的战略要求。相反，“文化传媒”切合信息社会环境下文化借助传媒实现其内涵张力的时代特征，且具有中性基调和包容性意蕴，能够避开传统文化行业的制度意识形态色彩，用“文化传媒”替代“文化、广电、出版、文物”等话语体系，不仅以简明的表述方式实现了对宽泛的文化行业的范围性概括，而且在改革发展的深层意义上，它有助于超越传统行业部门分割和部门意识形态分离而形成一套新的文化发展话语体系，消减文化改革的阻力。
2.按照“异权分割”的设计原则重构政府文化管理结构。传统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在“同权分割”的设计原则之上，“同权分割”是对同一种权力形态在不同行业机构或上下级之间进行分割，相关组织之间有效行使权力的范围界限模糊，上下级成员之间权力空间交叉重叠，以“树结构或树果结构”组织形态为基本特征。而“异权分割”则是尽量把同一种权力形态相对完整地分配给相应的组织成员，相关行业部门及系统内的上下级之间各自的权力范围界限相对明确清晰，以“果结构或果树结构”组织形态为基本特征。建立大文化部制，要将当前基于同权分割设计理念的“树结构或树果结构”管理体制形态更新为基于“异权分割”理念的“果结构或果树结构”文化行政结构。
3.“大文化部制”建设需要配套完成“内部管理流程”重构。“大文化部制”改革不是简单加减法，核心是要重构“内部管理流程”。业务相近的多部门合并只是大文化部制改革的第一步，设置科学合理的管理流程是第二步。“小文化行业——小文化部门”制实行一种“业务分工——计划配置”管理流程，具有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行业内部循环的色彩。大文化管理流程的设计，必须贯彻“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的基本原则，形成有利于资源开放性配置、社会化大系统循环的职能管理流程。因此，在“大文化部制”使管理幅度得到拓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提升管理效率，完成内部文化政务的流程整合，规避传统行政职能分工中常见的“帕金森现象”、“孤岛行为”和“螺丝钉精神”，使政务流转从繁杂的横向联系实现有机的内部衔接。
(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潘天群《技术与行业：对技术的一个“科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1期。
②胡汉辉、邢华《产业融合理论以及对我国发展信息产业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2期。
③周振华《产业融合：新产业革命的历史性标志——兼析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融合案例》，《产业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④Ono，R. and Aoki，K. Convergence and new regulatory framewoks ，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1998，22.
⑤[美]罗兰德·格林《全球化、数字化时代重新定义诗歌——新版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主编谈诗歌流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01月23日第04版。
⑥李晓兰《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制度变革》，《理论与改革》，1995年第2期。
⑦Winseck. Pursuing the Holy Grail： Information Highways and Media Reconvergence in Britain and Canada.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8，13.
⑧石亚军、施正文《探索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几点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2期。
⑨斯格特《组织理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⑩傅才武等《文化市场一体化进程与文化行业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因应策略》，《江汉论坛》，2010年第5期。
作者：傅才武 陈庚
第二篇：银行业监管架构与银行业绩效
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银行业的危机。所有国家都目睹了银行业本质和结构上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国家及其他多元政策制定者们集中关注银行业监管的重要作用，这种关注由于以下事实的存在变得更加强烈——从干预转向监管。政策的讨论集中在必须要建立和保持有效监管的一些问题上，包括银行监管的结构、规模和独立性。银行应该服从于一个还是多个监管权力机构?中央银行应该被包括在银行监管体系中吗?银行监管机构应该去管理其他金融行业，尤其是证券业和保险业吗?银行监管者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压力及影响?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能提供一个合适的银行监管框架，可能就会削弱银行业的表现和业绩，甚至导致大规模的银行危机。
一元监管还是多元监管
在设计银行监管体系时，一个关键的决策是要决定建立一个还是多个监管机构。经验表明，这两种选择各有优势和劣势。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他们担心多元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而那些主张建立多元监管机构的人反而强调机构之间竞争的优势。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有84％的国家是有一个独立的银行监管机构，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瑞士、新西兰、日本和印度等等。剩下16％的国家则成立了多个银行监管机构，包括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泰国、中国以及台湾地区等等。
中央银行是否扮演监管者的角色
就像一元监管和多元监管的问题一样，理论上，对中央银行作为监管机构这种作法的利弊也是众说不一。赞同中央银行监管的最有力的论据是，中央银行掌握第一手关于银行状况和表现的资料，继而可以帮助它们及时辨别和应对系统方面出现的紧急问题。持反对观点的人则强调了中央银行监管责任和其货币政策责任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在经济下滑时期这种矛盾更加尖锐。中央银行可能会被诱使去制定一个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避免对银行利润和信贷质量的负面影响，或者为了更好的执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鼓励银行更加自由地去扩大信贷，这样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忽视信贷质量。
目前，世界上117个国家当中有四分之三是由中央银行担任监管角色，这其中又有64％的国家的中央银行是独立的监管者，例如，埃及、南非、巴西、印度、新西兰、菲律宾、越南、爱尔兰、意大利、俄罗斯等等。美国等一些少数国家则是在中央银行以外，至少有一个机构行使银行监管的权利。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国家没有给予中央银行任何监管责任。
银行监管者的监管范围
有关监管者监管范围的辩论源自于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复杂和其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金融业日益全球化的趋势，这些变化与趋势导致了不同金融行为的辨别越来越模糊。在许多国家里金融巨头同时操作银行、证券、保险业务，为了能有效监管这些实体，尤其是控制好风险，有些人认为设立覆盖整个金融服务业的一个监管范围宽泛的监管者是必要的。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样的设立将导致本应该分散于不同机构中的权力不恰当的集中。
目前，世界上116个国家中，约55％的银行监管者的管辖范围只局限在银行业，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埃及、德国、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等等；有11％的银行监管者也对证券公司进行监管，例如，比利时、法国、卢森堡、瑞士等，20％国家的银行监管机构的对保险公司也进行监管，如奥地利、爱尔兰、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另外还有14％的国家同时对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监管，例如，英国、澳大利亚、丹麦、日本、韩国等等。
银行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在对近期多个损失惨重的银行货币危机的反省中，银行监管的独立性问题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表明，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对银行更好的发挥作用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监管者在一定程度的上的“独立”，能够抵制压力和影响，维持银行的安全和稳定。此外，监管的独立性允许银行监管者用严格的、专业的且可靠的办法来监督银行的财务状况。
在被调查的104个国家当中，有约54％的国家的监管机构有相对较低的独立性，包括中国、新西兰、韩国、芬兰、匈牙利、墨西哥、南非等，也包括一些离岸金融中心如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而约24％的国家有相对较高的独立性，例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卢森堡等；22％的国家介于两者之间，如日本、新加坡、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等。调查也表明，欠发达国家的银行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更弱。
监管构架对银行业绩效的影响
当一国的决策者决定其银行监管的结构、范围和独立性时，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方面是否会影响银行业的业绩，如果影响了，那么它们是如何影响的?
如果多元监管体系导致了监管机构竞争的过度，从而导致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低下，那么另一方就会坚持他们的观点，即一元监管体系可以避免这种负面的影响。另外，一些人认为一元的独立的监管体系能够减少政策性负担，在某种程度上，降低银行的成本，提高收益。但是，多元监管体系中机构之间的竞争，更能够促进银行业的变革与发展，从而也会带来银行业收益的提高。因此，没有大量经验性的证据，我们不能确切认定说监管构架可以影响银行的绩效。
同样，由于缺乏先前的经验性证据，中央银行是否是监管机构对银行业收益的影响也是未知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管理和银行监管的两项职责之间存在冲突。一方面，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中央银行放松对银行的管制，使他们可以脱离信贷质量问题，这种冲突反而对银行盈利能力有正面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松懈的监管刺激了低信用度的延伸，信用质量在今后就会变得更坏，银行的收益就会下降。
此外，银行监管范围对银行收益的影响也没有确定。例如，一个统一的监管者可能促使银行，尤其是大的、复杂的机构更好的建立风险管理机制，从而让银行有更好的表现。然而，大家也在争论，这种集中度的缺乏可能导致对银行业需求敏锐度的降低，从而使银行的收益低于在一个高度集中的监管体系之下能够获得的水平。
在监管机构独立性对银行业的影响方面没有模棱两可的观点。在监管制度被政治压力而不是市场的力量所主导时，银行更有可能被迫扩大信用或者被政府操纵而被迫扩大信用以迎合政治需要。所以，当一个独立的监管者能够有效的鼓励银行在基于信贷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时，银行的收益和表现就会提升。
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董事会成员梅斯特先生(EdgerMeister)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政策和监管责任的确定是决定金融市场未来之路的最重要因素。然而，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做。” 他认为，“建立良好的监管体系的最好方式不是来源于理论”。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国家的决策者不仅继续讨论监管框架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的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国家的银行监管体系。但他们没有以往的经验可以借鉴。因为，研究表明，监管结构对银行业收益的影响非常微弱。这些研究的确发现了一些独立的、一元的监管体系能够提高银行业收益的证据，然而，当他们利用来源于不同渠道的银行监管结构的信息数据重新评估时，却没能再得出这种结论。
这种结论对如何构建银行监管体系这种政策性的辩论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它暗示了这种不断进行中的辩论可能要更加集中在监管结构对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其他方面的影响上，这些方面包括单个银行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以及未来的发展等等。
作者：丹尼尔 Ｅ．诺勒
第三篇：行业协会的组织嵌入与行业秩序改善
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创生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组织嵌入”实现行业有效治理的案例。对该案例的分析表明，在一个接近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当众多分散且相互竞争的小企业难以形成一致性行动时，通过外部组织“嵌入”，以互补性制度供给参与行业治理，可以使企业间从非合作博弈转为合作博弈，有效遏制行业内企业的无序竞争，加快推进行业秩序有序化。本文通过一个关联博弈模型证明，“嵌入型”行业协会在与原有制度的适应性、与公共秩序的互补性、与行业内企业激励的兼容性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组织效率。因此，“嵌入型”行业协会可以为行业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提供一种思路和参考。
[关键词]行业协会;组织嵌入;关联博弈
王玉珍(1971—)，女，山西新绛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任 一(198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市场治理与中介组织研究”(05JJD790086)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南开大学创新基金项目(NKC0502)的资助。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我国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以行业自律为目标的治理组织，如行业商会、行业协会或同业公会等(以下统称行业协会)①。由于这些行业协会具有明显的企业自组织特征，本文称之为企业“自发型”行业协会。本文在对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揭示出一个既非企业“自发型”亦非政府“派生型”行业协会的创生以及行业治理特点，即通过行业协会的“组织嵌入”所实现的行业治理②。可以为我国经济转型中行业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派生型”协会的成功转型提供一种思路和参照。
一、“嵌入型”行业协会案例
为了清晰展示天津市自行车行业治理结构的发展，我们将该行业协会的嵌入与治理分解为以下几个过程：
1.治理缺失。在计划经济时期，天津自行车行业拥有配套齐全的产业体系和全国闻名的具有国有性质的“飞鸽”、“红旗”品牌;与此相适应，对该行业的治理也始终处在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民营企业进入和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消失，使自行车行业逐渐成为一个竞争性行业，行业利润不断下降。为了扩大利润空间，企业不惜通过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来降低成本，甚至一度因“低质低价”产品大量充斥而被业界称为“天津现象”，并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虽然有一系列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但却不能有效遏制企业的交易行为失范，也没能从根本治理市场秩序的混乱。由于行业声誉不佳，天津自行车产业长期徘徊在低端市场，行业技术水平也无以提升。
2.协会创生。1995年，出于对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一种感情和责任，“飞鸽”集团几位退休老领导发起倡议，联系63家民营小企业组建成立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但是，协会在成立之初却遭遇到意料之外的尴尬：一是行业内小企业并不“买账”，二是政府并不“认帐”。从根源上看，这种尴尬正是源于自行车协会的“嵌入性”特征：虽由国有企业退休老领导发起却无政府职能，虽有企业参与但非企业领导。显然，这是一种独立于企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我们将这种既非“派生型”又非“自发型”的行业协会称为“组织嵌入型”行业协会(简称“嵌入型”)。
3.利益兼容。既无政府派生的职能，亦无企业拥戴的权威，行业协会要有成效发挥行业治理作用似乎不可能，但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却创造了这个奇迹。协会秘书长和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原国有自行车行业的专家，他们既懂技术，又懂经营，加之对政府、企业以及相关政策都比较熟悉，从而使行业协会具有民营企业所不具备的社会资本、政府相关部门所不具有的“草根性”。在积极沟通和大量调查基础上，行业协会找到“市场开拓”这一在当时制约天津自行车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2000年春天，由行业协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展会”隆重开幕，几百个优良产品在“天津自行车”大旗下登台亮相，一扫以往“低质低价”的老形象，国内外客商也对天津自行车刮目相看，定单随之纷至沓来。展会之后，天津市的自行车产销量从1999年的800万辆，一跃上升到2000年的1300万辆。展会的成功实现了多方的利益：企业从展会中获得了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通过加入协会进而参加展会的热情大大提高;行业协会通过“展会平台”和“整体品牌”这两个服务性产品，赢得行业内企业的拥戴，进而获得了整合行业资源、实施行业治理的权威。
4.治理成效。在获得行业成员信任之后，协会开始对行业进行有效治理。首先是市场准入的治理。协会抓住自行车的升级产品——电动自行车兴起的机会，通过建立专家技术委员会，制定电动车零部件的行业技术标准，并与政府协商实施了电动自行车企业的目录管理，由此控制了电动自行车的市场准入，避免过度进入和过度竞争;其次是开展行业维权。2003年北方某市交通管理部门公布该市限行电动自行车的决定。协会敏感地意识到该决定对全国电动自行车市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于是及时通报全国各地自行车行业协会，并采取一系列联合行动，成功地维护了电动自行车这一新型产品的正面形象，抵制了地方政府的区域壁垒行为，维护了企业权益;第三是行业发展规划与引导。由于意识到行业潜在的生存风险，行业协会在广泛收集信息的基础上，参照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经验，积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指导自行车产业发展。在认识到技术研发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掣肘之后，协会于2004年组建了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从资金、人力和组织等多方面对自行车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行引导。
由于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有效工作，天津自行车这个一度被认为是“夕阳”的产业又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不仅自行车的产销量成倍增长，而且在天津聚集起近千余家生产企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零部件和整车产业配套网络。目前，天津市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和集散市场，天津自行车产业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二、“组织嵌入”的关联博弈模型
我们通过设计一个不同组织间的关联博弈模型③[1]，证明当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通过展会和整体品牌帮助会员企业拓展市场使企业收益增加时，企业自愿加入行业协会并参与行业利益的维护。基于此，行业协会与企业在一个服务平台上实现了企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兼容，进而实现了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利益均衡。
假设自行车行业的初始状态为低价竞争的“囚徒困境”——一个“N人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显然，任何使行业走出低价竞争的策略都将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假设自行车行业有N个均质企业，对于行业协会的存在他们面临两种选择：入会或不入会。入会需缴纳会费，假定每期(一般为一年)为Ci，如果企业都入会，则每个企业可以从协会中获取的每期收益为Ri(N);如果有n家企业不入会，则每期入会企业的收益为Ri(N)-nri。这里的ri代表一家企业不入会所带来平均收益的减少，也可以看作是单个企业不入会时的机会成本。这样，对于每个企业来说，就存在下面的决策矩阵：
为了分析简化，假定Ci>ri且Ci④ (1.1)
对于单个企业来说，不加入协会的收益(Ci)要大于加入协会所付出的成本(ri);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为此所承担的成本(Nri)要大于单个企业的收益(Ci)。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企业不加入协会便可享受其它企业加入协会所带来的收益——行业环境改善、秩序良好，因此企业普遍具有“搭便车”动机。
命题一：如果行业协会只对会员企业提供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尽管这些服务的宗旨是整个行业秩序的改善与行业有序发展，也不能为企业提供足够激励加入协会并遵守相应的规则与规范。
但是，如果行业协会能够改变服务机制，使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企业的个体利益形成一种关联，就会形成一种利益互补;自行车行业协会提供的展会平台和整体品牌就具有这种互补性特征。假定企业加入展会的成本为Cj，收益是其它参与企业数目的非递减函数，用RJ(n)来表示，其中n代表参与展会的其它企业数目。显然，展会具有规模效应，即参与企业数目越多，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将会越大;但也并非参与企业数目越多规模效应就越大，它存在一个饱和点。假定存在n≤N，使得对于所有满足n≤n
在举办展会之前，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因加工成本比较低而导致小企业大量涌入，但这些企业对市场的开拓能力却远远不足，使企业在产量增加的同时库存也增加，最终导致整个行业只能在低水平价格和成本上过度竞争。大型展会无疑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扩大市场销售量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展会给企业带来的收益Rj(N)比较大。因此，公式(1.2)将严格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展会并不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对于协会成员具有俱乐部性质，即如果企业是非协会成员，那么其或者不具备参展资格，或者参展的成本要远高于协会成员。这样，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展会服务就与协会具有公共性质的服务形成一种关联博弈。具体支付见表2。
在这种关联博弈结构中，理性的企业将采取的策略组合如下：如果选择不入会，就选择不参加展会，否则在选择加入协会后就必然选择参加展会。这是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因为任何偏离这种策略组合的选择对企业来说都是不理性的：第一，如果企业不加入协会但参加展会，则不会提高最终收益;第二，如果选择加入协会但不参加展会则显然非理性，因为不加入协会的收益可以看作是加入协会并参加展会的机会成本即(Ci+Cj)，而成本则是不加入协会及不参加展会所可能带来的损失(δRj(N)+ri)。因此，企业加入协会的激励约束就由以下公式给出：
Ci+Cj<δRj(N)+ri(1.3)
结合(1.1)公式，对于企业来说，即使协会提供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时没有足够的激励加入(即Ci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展会这个具有俱乐部性质的服务平台，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可以给所有的参展企业带来收益，因此形成“帕累托改进”。同时，协会也借助展会嵌入到行业中，使行业治理的目标得以实现。
命题二：如果行业协会提供的服务能够将行业利益与企业利益两者关联在一起，企业就有激励加入协会并积极遵守协会的规则。
正如奥斯特罗姆(Ostrom，2000)所指出的，在解决公共事务的所有方案中，“利维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 [2](P3)。“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3](P358)。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成功嵌入以及实施的行业治理说明了这一点。
三、“组织嵌入”的理论分析及比较效率
我们从“嵌入性”理论入手，运用经济社会学、契约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造了一个“组织嵌入”的理论分析框架，说明外部性“组织嵌入”行业治理的可能性、内生化的路径选择以及与其它生成方式行业协会的比较效率。
1.“嵌入性”分析的经济学意义
“嵌入性”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思想最早由经济社会学思想家卡尔·K·波拉尼(Polanyi， 1957提出[4]。基于此，新经济社会学从“社会嵌入”的视角挑战了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指出任何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该理论认为，由于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因此人们的经济选择往往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5]。青木昌彦(2001)运用这一理论对日本早期的社区灌溉系统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排除“搭便车”行为的技术困难，合作性规范不可能自我产生;但这些人如果同时参加一个具有足够社会资本的社会交换博弈，则合作性规范就可能出现[6](P48-51)。
从经典博弈论的分析来看，解决“囚徒困境”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重复博弈，但是在一个制度转型和治理缺失的环境下，由于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导致重复博弈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受到很大冲击。对此，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关系型契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型契约的运用实际上是将人际关系或社会约束引入契约，这与“社会嵌入”的分析思路一致。由此可见，引入“嵌入性”的组织、习俗、社会网络等，将会改变原来的博弈均衡结果，最终产生“帕累托改进”。因此，在“嵌入性”分析框架中，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取得成功就不再只是一个个案，它是中间性社会组织通过嵌入参与行业治理的一个均衡博弈结果。
2.行业组织生成多样性的制度背景
在契约经济学的研究中，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张五常，1983;Palay，1984;Joskow，1987，1988，1991;Levy and Spiller，1994;Menard，1996，1998;Saussier，1997)都指涉一个相同的问题，即“为什么在相同的部门和相同的制度环境里持久稳固地共存着不同的契约安排”[7](P275)。通常情况下，人们运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契约的多样性安排，但这种解释却忽略了契约所嵌入的制度背景。事实上，制度环境对契约的绩效和持续性有很强的影响。在类似美国移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下，交易的自我实施依赖于一个非人格化的、完备的执行机构以及包罗万象的法律体系[8]。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政府管制机构的退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私人交易秩序的缺失，使行业秩序的改善无法仅仅依赖私人秩序的自发演进而形成，它需要在现有条件下整合既有的行业组织资源，包括促进具有增量性质的“自发型”行业协会，改造具有存量性质的政府“派生型”行业协会，以加快市场治理体系的再造与完善。经典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治理组织多样性的分析[9]，但这些分析大都从“制度的起源”亦即制度形成的初始博弈开始，很少涉及转型体制下组织演变的复杂局面。在我国转型过程中，行业组织的生成有企业自发创生的，有政府派生转型的，还有中间组织整合的。这种复杂的组织重组和再造过程，无疑为制度多样性理论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3.“组织嵌入”的内生化路径
由于社会制度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特征，所以当任何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或组织嵌入其中时，原有的制度结构就会发生改变，最终外生的制度变量内生化，成为新制度形成的决定因素。从此可见，天津市自行车协会的发起虽系外生作用，但通过发起人与行业成员之间激励兼容的策略互动，最终使之成为影响自行车行业制度结构的主要因素。如此，行业协会就完成了由外生到内生的演化过程。通过为行业成员提供“展会平台”和“整体品牌”这两个服务性产品，自行车行业协会实现了与行业成员之间的激励兼容，从而寻找到一条进入行业、参与治理的有效路径。借用青木昌彦进化均衡博弈的COSE盒子⑤，可以看出“嵌入型”行业协会嵌入行业治理的内化博弈过程。
上表假定，作为博弈初始参与人的自行车企业的行动集合A和报酬函数均相同。当行业协会作为一个外生性制度供给产生时，初始参与人面临着是否接纳行业协会的策略选择(S)，而对其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则是因参加展会而受益的决策后果函数(CO);(E)作为行动集合的稳定因素，与参与人的(CO)发生抗衡。这就意味着，一旦多数行业成员都因“参加展会受益”而采取了接纳并加入行业协会的策略，则外生性的制度供给就内化为行业治理组织了。
4.行业协会的比较效率
与企业“自发型”和政府“派生型”协会相比，“嵌入型”行业协会的行业治理比较效率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专业化。一般来说，“自发型”行业协会的会长及秘书长等都是由具有一定实力或威望的企业家兼任，因此在行业协会的决策中往往带有“企业化”特征，这为会长企业“一企独大”而引发“家长”制决策偏好以及对小企业歧视提供了可能。同时，由企业家兼任协会负责人还会因时间、精力的有限而影响到协会运行效率(这是目前“自发型”行业协会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派生型”行业协会由于与政府存在人、财、物支持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协会所体现出更多还是人格化的政府意志，这往往会影响协会对企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考虑与服务。由“游离”于会员企业与政府之外的专业管理人员来从事行业治理工作，就可以避免上述种种弊端;同时，还能充分发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业化优势，提高协会运行效率。
二是第三方。因超脱于企业与政府之外而存在，“嵌入型”行业协会在协调和治理机制的实施中可以超越“自发型”行业协会的人格化局限，更倾向于采取非人格化机制而运用正式规则来约束会员企业。与“自发型”行业协会惯用的人格化治理方式和多边声誉机制(如协会内部成员企业间对违约企业的口头声讨)相比，“嵌入型”行业协会更像一种行业内部的第三方治理组织，而与“派生型”行业协会在协调上的硬性、刚性以及行政干预色彩相比，“嵌入型”行业协会在协调机制上更加灵活，在约束上更加直接，在规则制定上也更加公平和贴近企业需求。
三是互补性。作为服务于企业但又独立于企业的行业组织，“嵌入型”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互补和组织学习空间。通常情况下，从政府部门退休下来的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掌握着大量的宏观信息、市场动态，并携带着大量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源，而这些都是“自发型”行业协会相对缺乏而又非常需要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事实上，没有一个行业协会不在积极地吸引具有政府背景和专家学者型人才担任领导职务。行业协会中“嵌入”的跨领域人才越多，就越可以与行业内企业形成制度互补，产生一种互动式学习机制，从而更加有益于行业内企业发展与行业秩序整顿。
四、总结
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不仅提供了一个理论思考案例，而且从深层次上为我国转型过程中行业组织治理、改革以及相应的政策设计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参考。首先，对于行业协会来说，只有将行业利益与企业利益联系在一起，企业才有加入协会并遵守协会规则的激励;其次，为“派生型”行业协会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这不仅是对我国行业治理的一种制度补充，也是对我国既有制度禀赋的一种积极适应。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案例支持这一观点。
注释：
①现在已经颇具知名度的温州烟具行业协会、温州服装商会、温州家具商会等，大都是在行业竞争无序、产品质量低下、企业信誉扫地的情况下"临危受命"而产生的。②“组织嵌入型”行业协会是与行业内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相对而言。二者的区别在于生成机制、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以及组织自身特征等方面。其主要区别为：第一，自发型行业协会的发起者是行业内的企业，而“组织嵌入型”协会的发起者是非企业的其它主体;第二，自发型行业协会的核心决策层既是协会的决策者，也是本企业的决策者;而"组织嵌入"的行业协会的核心决策层是专职人员，与企业是相互独立的。③本文关联模型参照青木昌彦的相关分析。④作为一种嵌入型而非企业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在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在行业秩序的改善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实施对自行车主要零部件强化质量检测、向社会公布质量承诺、举办企业家联谊会等。但由于这些服务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企业普遍具有“搭便车”动机，对这些工作并不十分热衷。因此，这里所做的假定Ci>ri且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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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军】
作者：王玉珍 任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