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新经济社会经济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十分关注，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社会关系网络体现为个体的人或社会活动主体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中与人类社会建立的有着特定的联系的实体空间及虚拟空间结构。
第一篇：社会关系论文范文
利益是社会关系的核心
〔作者简介〕邬璟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10433。
(一)
利益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关于利益问题的讨论也是极其广泛的，它综合了政治、经济、宗教、道德、法律等因素，也涉及到人们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经济学关于利益理论的研究历史悠长，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就是以个人的经济利益为逻辑基础，主要分析理性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自动或由政府调节各方利益关系的模式和影响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探到了利益问题的本质，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并将经济关系的核心归结为利益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并且，只要阶级存在，那么任何社会的利益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不同的经济制度追求不同的经济利益。
我国学界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关系理论逻辑，围绕官方利益理论的思想脉络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建国后较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利益关系阶级性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利益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尽管有关利益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很丰富了，这也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创新成果，然而，我们发现，利益关系理论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空间与局限，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不够系统化，二是不够具体化，三是不够现实化。而洪远朋等教授主编的《利益关系总论》，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现时期有关利益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性、深入性、广泛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既有利益理论的缺憾与不足，还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中国化和国际化发展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二)
《利益关系总论》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新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研究”的总报告，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其他院校，如上海财经大学的老中青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大协作的产物。它对已经出版的关于利益关系研究的27部专著，70余篇文章，21篇博士论文作了高度提炼和整体概括，于2011年结题出版，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献礼作品。此项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系统性
《利益关系总论》总体脉络清晰，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并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此项研究总报告的主体部分可分为三篇：理论篇、现实篇和对策篇。理论篇主要是对我国和西方关于利益理论史的梳理，在总结了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中国新时期利益关系发展规律、深度挖掘导致利益关系变动原因的背景下，分析利益的内涵、外延、性质和特点等利益关系质的规定性，然后从量的方面初步建立利益评价体系。可见，这一理论研究具有历史与现实、质与量、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性，由此也形成了利益关系的理论系统。现实篇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经济利益关系、政治利益关系、文化利益关系三个方面，遵循由一般到特殊的分析思路，系统地探讨我国利益关系，其中关于经济利益分别从整体、地方、产业、企业、国际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对策篇则从我国现时期社会利益关系的十大变化入手，着重十大利益关系的探讨，在以和谐利益关系为建设目标之下，对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提出了十大思路。此项研究的整体逻辑顺序是先基于利益理论和实践发展历史进行理论抽象与创新，接着应用这些创新性理论对现实重要利益关系进行解释与分析，最后在上述基础上针对我国现实进行对策性探讨。此项研究既具有宏观系统性，每一分项研究又都自成体系，沿着一定的逻辑进行布局和整合，从而使得这一研究的各个部分都具有有机的联系。
2.深入性
综观中外学术界关于利益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就研究的深度来看，已有的研究内容还不够完整、深入、全面，有些仅描述了利益关系的局部现象，缺乏对原因、机理、性质等的进一步探究;有的剖析了某种利益关系的形成、作用方法，但没有延伸至它的特点、性质以及与其他利益关系之间的联系。而《利益关系总论》弥补了这些研究的不足，坚持沿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在总括各方面利益现象的基础上对利益关系研究作出了较为深刻的阐释和分析，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此项研究充分论证了利益关系研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化了利益关系的概念，提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是利益，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一切社会科学的核心归根到底是利益关系问题，利益的基本部分——经济利益是一切经济学的核心，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一切经济关系的核心，这就将利益关系上升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中心和核心地位;其次，扩展了研究的内容，深化了利益的来源、诉求和利益关系主体，既着眼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这些基础利益的研究，又对文化利益、保障利益和环境利益等利益关系研究热点问题着重进行了探讨，将一些整合到整体利益中去的特殊利益分解出来，细分成不同层面、群体的利益关系，多样的利益来源和诉求、多元的利益主体使其研究更细化、更有针对性;再次，深化了我国利益关系矛盾研究，突出了其时代性和中国性，强调了处理社会利益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任务的关键性，指出：利益表达多维、利益差距扩大、利益矛盾公开等现实要求我们正视矛盾，而协调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共享，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与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共同性。
3.创新性
利益关系虽然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本质，但是，在现实社会这些利益关系则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利益关系也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形成了许多新形式，其利益关系的涵义更日趋丰富和复杂化。《利益关系总论》力图根据利益关系这些新变化趋势和新变化特点，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创新发展。此项研究较早地提出了十个新概念，这对利益关系理论研究具有补白的作用。此项研究还将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概括为利益观念普遍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表达多维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诉求全面化、利益矛盾公开化、利益协调关键化、利益研究深入化等十大特点，将利益关系归纳为中央与地方，国家、企业与个人以及地区、工农、行业、企业、劳资等十大利益关系，与此对应所提出的十大协调思路，是对我国利益关系的较为全面的概括与总结，也是贴近实际的对策分析。这一研究首次尝试构建利益关系的评价体系，提出了利益的测度原则和利益关系测量指标体系，构建了利益的综合评价模型，它是对利益的衡量、操作研究的初步尝试体验。总之，这些新理论紧密结合新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从利益关系的质与量、理论与现实多重角度拓宽了国内利益关系研究的领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
4.广泛性
社会利益是一个总体的综合性概念，包含多种基本要素，而社会利益关系更是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研究社会利益关系必须将视角扩散到整个利益系统的每个元素。《利益关系总论》从多个角度，对多种形式的利益关系主体、客体、时间、过程给予了全方位的探讨，体现了广泛性、丰富性和层次性。诸如从学科上来看，此项研究立足于经济学基础，并融合政治学、社会学、环境学、统计学等领域进行交叉性研究;从利益关系主体角度来看，此项研究主体多元，层次分明，大到世界各国，小到个人个体，分别对应着一国之内、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个人间，到世界范围的国与国之间，跨度宏大而广远;从利益关系客体来看，有基础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也有新兴的文化利益、保障利益和环境利益等，不仅有物质财富所得的利益，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利益;从利益时间角度来看，不仅研究现实的、当代人的利益关系，还有关于下一代的未来利益论研究;从研究的触角来看，此项研究从理论延伸到新时期全球和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涵盖了现存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从研究的参与者来看，则凝结了老中青三代经济学者的集体智慧结晶，体现了研究者群体的广泛性。
5.前瞻性
此项研究不仅包括对过去的利益关系总结和现实利益关系的描述，还有对未来利益的展望和预测。《利益关系总论》里关于虚拟利益的展望研究可为解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预防将来的虚拟经济危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指导;关于文化利益的超前研究对于我国当下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利益矛盾的解决以及对较好地发展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繁荣我国文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关于政治利益的前瞻研究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保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致性，充分发挥政治体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具有理论意义。此外，此项研究关于开放利益、机会利益、风险利益、分享利益、休闲利益、保障利益、补偿利益、未来利益等问题的研究也都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未来性。
(三)
《利益关系总论》作为我国新时期理论界的重要创新性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此项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首先，这一研究成果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应用经济学的指导作用。其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理论，使两者相互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两个经济学的交叉边缘，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设成为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精华经济学起到理论上的支持作用。再次，将微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有效的对接，使微观利益与宏观利益成为一体化的理论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打破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界桩，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相互联系相互支持提供了基本条件。第四，将一般理论经济学与国别经济学进行有机结合，形成了既具有一般普遍意义，可以指导全球经济活动，也具有中国特色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的理论体系。
2.此项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夯实提供了理论支撑
首先， 《利益关系总论》以利益关系这一生产关系核心理论为基础，将诸多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问题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并构建了许多新的研究框架。其次，在利益关系的大框架下，不拘泥于劳动价值论或者要素价值论的争论，大量使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广泛地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价值的理论以及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型。这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大量借鉴和使用西方经济学作了有效的尝试。再次，此项研究沿着利益关系脉络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之内，从而为我国主流经济学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过程中，克服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分离以及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局限提供了线索，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相连的理论体系这一特点。
3.此项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对于我国较好地处理现实社会存在的利益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且贴近生活利益关系现实，具有借鉴性和参考性。
(责任编辑：张 琦)
作者：邬璟璟
第二篇：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述评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新经济社会经济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十分关注，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社会关系网络体现为个体的人或社会活动主体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中与人类社会建立的有着特定的联系的实体空间及虚拟空间结构。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可从“嵌入性”理论、联结理论、分类理论、市场网络理论、网络组织理论、功能理论及社会关系网络与资本的关系几方面进行。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述评;马克思;物质关系;思想关系;经济行为;稀有资源
一、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关系网络的内涵
关于社会关系的理论，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但对社会关系作出透彻深刻的分析，应是马克思莫属。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即是说，无数个体的人组成了人类社会，是形成社会关系的细胞和源泉。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与共同处于一个自然环境中的其他人或其他群体和组织逐渐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同个体的人组成了人类社会，个体的人在各种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范畴)中与人类社会建立的关系即为社会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个体的人”是广义的“个体的人”，即是说“个体的人”既可以指单个“内在生命物质本体与特定的大脑意识本体构成整体的自然人”②，也可以指单一的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范畴)的主体，如企业，政府、组织、机构以及党派等。
社会关系有很多类型。马克思、恩格斯将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看作社会关系的两种基本类型。人们在生产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不依人们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称为物质关系;而通过人们的意识形成的关系为思想关系，它反映了物质关系。而社会学认为社会关系的类型是：(1)按关系领域划分，可以分为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及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2)按关系主体划分，可以分为个人、群体、阶级、民族以及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3)按关系矛盾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对抗性关系和非对抗性关系。(4)按关系建立的基础划分，可以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等等。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这一概念在数学、物理、计算机等各种学科领域被频繁地界定和使用。数学把网络定义为一种特定的加权图，物理学则认为网络是用数学中的图论来表达及研究的并从某种相同类型的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来的模型。而在计算机领域，网络是指联系各个点、面、体的信息，实现资源共用从而形成信息传输、接收、共享的虚拟平台。
从网络的内部构造看，网络实际上是由若干节点和连线构成，用于表示各个研究个体及其相互联系的图形模型。一个节点表示一个研究个体，节点间的连线则表示两个研究个体之间存在的特定关系。网络的形态是多变的，如一个网络只由一个单一节点构成，则可以看作是网络的特殊形态;而存在两条或两条以上节点间的连线的图形模型被称之为网络的一般形态。网络的连接方式也是多样化的，既可以是一个节点自身的自我连接(特殊连接方式)，也可以是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直接连接，还可以是一个节点通过其他节点间的直接连接而形成与其他节点间的间接连接(见图1)。
由于节点间的特定连接方式和复杂性的不同，节点间交错的连线形成的图形模型形状也迥然不同。这种图形模型最初是二维的，随着研究个体间关系复杂化程度的加深，逐渐扩展成三维甚至n维图形模型(见图2)。
20世纪50年代初，A.R.拉德克力夫·布朗(Radcliffe)最先提出了“社会网”的概念，并试图用“社会网”的理论从社会关系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③。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进一步将“社会网”的概念运用于社会学及相关人文学科领域。他们将“个体的人”及各种社会活动主体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抽象成网络模型，网络结构中每一个节点代表社会关系中“个体的人或者社会活动主体”，节点间的连线代表“个体的人或者社会活动主体”之间产生的关系。由此，这种以网络结构来模拟社会结构、以网络节点来类比社会中个体的人或社会活动主体、以研究网络运行原理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逐渐形成。综合经济学、社会学、技术学的理论来看，社会网络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网络，前者是后者的代名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社会关系网络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直到1969年，米切尔(Michell)提出了他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定义。他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实质是“某一群体中个人之间特定的联系关系，其整体的结构，可以称之为该群体中个人的社会行动④。”随后，这一定义中的“个人”的概念被延伸为单一化的组织、企业、群体甚至国家等活动主体。
由此可见，社会关系网络最终体现为个体的人或社会活动主体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范畴)中与人类社会建立的有着特定的联系的实体空间及虚拟空间结构。本文所研究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涉及个体及非个体(如客户和银行)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建立的特定关系网络。
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新经济社会学家已经将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分析工具引入了对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分析和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
二、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理论
1944年，波兰尼(Polanyi)最早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嵌入性”。他认为，以19世纪作为分界点，19世纪前，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一种制度过程嵌入社会关系之中，并由社会关系、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共同作用。在19世纪后，经济不再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是按照自己的特定模式脱离社会的约束自由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⑤。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批判性地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创立了以“嵌入性”为核心的社会网络理论。他认为，嵌入的内容是研究网络关系的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⑥。同时，他不赞同波兰尼将19世纪后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脱离研究的“非嵌入论”观点，而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是永久性紧密相连的。他提出，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的程度和水平或许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但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事实是永存的，人们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则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因此，网络分析是研究经济社会学的主要手段和工具⑦。
此外，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还根据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的方式差异，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类。关系嵌入又称为关系凝聚力，是从微观层面对嵌入网络中的行为者与他人关系的特征描述，具体指单个行动者采取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要受到他所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各个因素(如互惠性原则、信息共享、规则性期望等)的影响和作用，即嵌入与他人经济行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中。单个行动者在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中与另一行动者取得联系，建立信任和协作关系等二元关系，并共同获得交换后的最大信息量和收益。同时，行为者与他人构成的关系网络也是整个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即嵌入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有着各自的文化、价值因素和社会特征，也使行为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结构嵌入则是从总体层面上描述行动者嵌入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认为行为者在网络中处于不同位置、网络密度、网络规模、位置结构等因素将影响行为者有差别地占有和配置稀有资源。
此外，哈利宁(Halinen)及托恩罗斯(Tornroos)认为，网络嵌入可以分为行为者中心角度、二元网络角度及多元意义上的宏微观网络角度这三种研究模式⑧。行为者中心网络模式以单个行为者与其他行为者的关系为研究主体，重点强调网络中各个行为者围绕某个处于网络核心领导地位的行为者进行行为活动的网络结构，核心领导者的决策与行为对其他行为者有着重大的影响。二元关系网络模式主要研究网络中某两个特定行为者通过互动建立的相互关系，并根据这两者建立的关系作为桥梁，逐渐延伸到整个行业的网络系统。多元意义上的宏微观关系网络模式即先从微观层面对网络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再研究这些微观行为者在宏观环境的影响下(如国家政策、制度、法律等)的行为和决策，从宏观层面意义考察行为者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类型，如技术嵌入、市场嵌入、政治嵌入、社会嵌入、时间性嵌入以及地域与空间嵌入等。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对嵌入的定义以及对嵌入的分类是较为科学的。他首次利用网络嵌入的思想，将微观主体在复杂抽象的社会、经济层面的相互联系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社会嵌入理论成为研究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有效的分析工具。同时，他强调了嵌入的本质是微观行为者的行为对关系的依赖和适应。他认为，行为可以分为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关系可分为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微观行为者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都分别依赖和适应着形态各异的网络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⑨。随着嵌入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对这方面的问题开始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要把网络分析与制度分析结合起来，使人们对经济行动的理解走向更加综合的状态⑩。我们认为，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最初的嵌入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片面强调经济行为和关系是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从而形成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本身就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的这种说法有割裂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之嫌。
三、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理论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在1973年最早提出了联结的思想，并引入了网络“力度”的概念{11}。他认为，社会网络中单一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是以联结为载体存在的。并认为，这种联结存在于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微观个体与宏观系统之间，是一种通过互动建立起的实体性纽带联系，而并非传统意义上抽象的关系虚化。行动者可以直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种联结获得信息和资源。同时，作为社会网络的最基本单位，行动者之间联结的紧密程度则是衡量双方在社会网络中嵌入深度与力度的标准。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根据行动者在网络联结的紧密程度，将联结分为强联结和弱联结两种类型，即行动者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强联结和行动者间接交流、联系稀疏的弱联结。强联结和弱联结在社会网络中对行动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此外，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提出了测量和判定强弱联结的四个标准：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信任程度和互惠互助次数{12}。他认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性别、年龄、职业、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及经济实力等社会特征相近的行动者之间更容易建立强联结。由于强联结对行动者的要求更加严苛，因此在强联结的关系网络中，行动者的数量较少，网络封闭程度较大，行动者之间的联结更稳定，更具强制力和维持收益的获得，其传递的资源和信息更丰富。反之，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特征不同的行动者之间更容易建立弱联结。在弱联结的关系网络中，行动者的数量较多，网络开放程度较大，行动者之间自由程度更大，有利于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有选择性地获得和传递非多余信息和资源，保证行动者自身获得最大利益。
笔者认为，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弱联结分类和判断标准的研究是比较准确的。但是，需要注意一点，强弱联结的状态并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过程，二者可能随着宏观环境(如国家政策、法规、经济制度、市场状况、战争等)的变化而相互转化，也可能一味地向强联结或弱联结的方向单一转化，这些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微观行为者的决策和行为，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随着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弱联结的进一步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强弱联结的衡量标准除了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提出的四个维度外，还应加入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时间、信息共享程度、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程度、共有过程和价值共享程度等指标{13}{14}{15}{16}。
四、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分类理论
在经济和社会中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个体的人或活动主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于是，关系网络的概念迅速突破了原有的信息技术领域的界限，被引入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在社会学层面，关系网络可以看作是除获得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如情感支持、人际关系、信任等)。在经济学层面，关系网络则是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在市场上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的总和。同时，根据社会关系网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应用，很多学者将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类。
根据社会关系网络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和表现形式，中国学者程恩富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两类，即“生成性关系”和“继承性关系”{17}。“生成性关系”是指行动者在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中自身创造出的人际资源，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继承性关系”是指行动者在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不需要其开发和创造的先天性人际资源，是一个从“他有”到“我有”的过程。程恩富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不同方式提供给行为者获取经济资源的渠道，行为者必须根据社会关系网络的类型现状，合理利用现有关系资源，开发潜在的关系资源，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为以获得利益。
同时，中国学者向彩虹认为，从关系构成的形式上，按照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可以将社会关系网络的类型依次分为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四种。其中，血缘社会关系网络是指由具有直系或旁系血缘关系、或有直接婚姻关系的家族成员组成的家族网络;亲缘社会关系网络是指由血统关系或婚姻关系疏远的亲属及关系较为密切的无血缘关系的朋友组成的亲友网络;地缘社会关系网络是指按照行为者居住所在地的区域范围进行划分，将村庄作为最小社会关系的区域单位，由村庄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网络;业缘社会关系网络则是指行为者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所确定的人际网络{18}。
在研究社会关系网络的分类在现实社会和经济中的运用问题上，程恩富认为，业缘社会关系在更多情况下与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生成性关系相类似，而血缘、亲缘和地缘社会关系在更多情况下构成了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继承性关系{19}。他指出，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社会关系共同作用于微观行为者，但业缘关系对行为者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摄取社会资源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更有着决定性作用。
我们认为，程恩富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分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当然，社会关系网络按照不同的标准和角度，还可以分为更多不同的类型，但程恩富的分类理论，将生成性关系和继承性关系与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社会关系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这两种分类的内在共同点找到了隐藏在其中的必然联系，更有利于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和功能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五、关于市场网络理论
1981年，社会网络学派的关键创始人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 White)第一次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领地(市场)进行了结构主义的重新构建。在探讨市场产生的来源问题时，他开创性地将市场定义为一种社会网络，且是一种可持续再生的社会结构。他强调，在社会关系中，特定的行为者及其他行为者通过对双方行为的相互观察而作出相应的反应，从而演化出各自在社会活动中的角色，市场也由此形成{20}。因此，可以看出，市场在社会关系中产生，是社会网络发展的自然产物。此外，从功能上看，市场是用于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易的场所，而社会网络则是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的存在是以社会网络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市场的本质属性即是一种由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怀特为了给市场功能的实现找到结构上的支撑，较为成功地用结构主义的市场定义替代了功能主义的市场定义。
同时，怀特认为，作为社会网络的市场存在如下特征：(1)处于同一市场中的行为者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获得所需要的重要市场信息，并用于决策和行动。(2)处于同一市场中的行为者在社会网络中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并共同遵守同一规则和制度。(3)处于同一市场的行为者都会自觉遵守市场秩序，这种市场秩序是处于同一社会网络内部的行为者通过互动产生的暗示、信任和规则的反映。
我们认为，怀特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市场进行分析，是对社会网络理论的开拓性研究。从微观经济学层面看，市场是一个人类社会的缩影，市场本身也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单元，包含着各种市场活动主体在经济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因此，将市场结构抽象为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无疑是适用的。
六、关于网络组织理论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企业间的信息传递和商业往来更加频繁，行业间的竞争加剧。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网络组织理论应运而生。网络组织理论又称为企业网络理论，该理论认为，为了达到既规避风险又适应市场多元化需求的目的，许多大型企业改变了过去多元化经营的模式，将内部子系统分化成许多专注于生产经营某一行业的分支企业，这些分支企业既独立又相互联系，形成网状结构的社会关系。因此，很多学者以单个企业或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企业间及企业内部存在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作用，以及关系网络在企业群体中的分布特点及影响要素。
首先，理查德森(Richardson)按照企业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能力，将企业的活动分为“相似性活动”和“互补性活动”两类，奠定了网络组织理论的基础{21}。他强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产中，企业有着各自的分工。在选择具体工作内容时，企业都会倾向于熟悉的、符合自身生产能力和经营条件的活动(相似活动)。同时，为了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不同的企业之间需要按照各自的分工内容进行组合和协调(互补活动)。于是，理查德森认为，为了确保各个企业顺利地完成互补活动的生产和经营，需要一种处于企业之外(市场)、企业之内(科层)的协调机制之外的协调机制——企业间协调机制。
贾根良认为，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密不可分，是相互联结渗透的。他提出，这种联结和渗透，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和组织机制共同存在于市场和企业之中，并形成了市场内部和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被制度化的关系网络{22}。鲍威尔(Powell)认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网络组织是处理系统创新事宜时所必须的。它作为一种组织集合，是一种在其成员间建立有强弱不等的各种各样的联系纽带。这种制度安排和联系纽带，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介于市场组织和企业层级组织之间，比市场组织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23}。由此可见，网络组织是由组织内成员之间的互动建立起来的各种联系和集合，因此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首先，开放性是指处于同一网络中的各个组织成员均可以利用网络中的外部资源进行生产和出口。其次，动态性是指处于同一网络中的各个组织成员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交流使成员间结成“网状”关系，并在“网状”关系中产生新的组织成员。随着组织成员的发展，“网状”关系的节点密度越来越大，成员间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频繁的交流会产生出更多的组织成员和创新机遇。再次，处于同一网络中的成员利用关系网络共享着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形态多样，包括物质、信息、技术、人员、资金和情感等。最后，处于同一网络的组织成员的交流方式是多层次、多渠道的。正因为网络组织具有上述特点，使组织成员在更加广阔的活动平台上从事分工和合作性的生产和经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获得最大的外部效应。
我们认为，网络组织理论强调了企业之间存在的关系网络的重要性，通过鼓励企业积极利用建立的社会关系与外部环境互动的方式，扩大了企业无边界化的发展范围。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企业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时间晚、信任度和规则机构不成熟，企业的网络化组织结构在从事互补性活动时面临较大的风险和交易成本。
七、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理论
不难看出，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在市场上扮演的角色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效率。目前，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功能的相关理论主要如下。
1. 信息传输功能理论。众所周知，随着资讯的膨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引领人们进入新的时代。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也日益严重。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产生会导致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市场透明化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在新的海外市场进行贸易和发展时，需要预先掌握新市场的各方面信息和资讯，从而做出准确的决策和发展战略。而新市场和新经济环境充斥着更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以及其催生的各种复杂多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都需要经济主体耗费大量资源和精力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处理及合理运用。怎样才能最大效率地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合理地加工和处理?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伯特(Burt.RS.)均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信息传输功能，能够帮助某个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迅速发现有关市场交易机会的信息，并接近零风险地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市场中，使市场根据接受到的信息做出相应地反应和完善，再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将市场做出的反应传递给更多的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从而促进这些活动主体获得市场所提供的更大范围上(乃至跨国界)的市场交易机会{24}{25}{26}。
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所具备的信息传输功能，比过去传统意义上获得市场信息的来源和渠道更具有高效性和可靠性。一般来说，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获得市场信息的来源渠道主要有政府机构、市场调查、国际展销会、民间商行和行会组织、媒体广告及商业间谍等，而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却是不均匀分布的{27}{28}。因此，谁能及时准确地获得市场的信息，就意味着谁能在市场上先于竞争对手发现市场交易机会，从而拔得头筹。由于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就是由各种信息通过高级媒介互相频繁传送和高速反馈所构建的强大的网络平台，再加上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运用，将促进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更准确地获得第一手最新信息资料。因此，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市场信息动态，把握市场交易机会，已成为现代企业获得行业内竞争优势、快速开展海外扩张业务、进行国际化经营管理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社会关系网络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信息来源{29}，也是企业经营应该选择的最优途径。
2. 媒介连接功能理论。从发展历史来看，企业的经营的成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艰辛的过程。无论这个企业在母国的规模多么大、经济实力多么雄厚，在最初迈出开拓海外新市场的第一步时，都是困难重重的。由于对东道国市场情况的不熟悉，海外经营经验缺乏，企业的产品很难被东道国政府和当地消费者认可和接受，这些都将极大地限制企业的国际经营能力{30}。2005年，奥维亚特(Oviatt)和麦克杜格尔(McDougall)提出，多个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是企业国际化经营得以成功实现的重要条件。企业在海外扩张初期，只有通过寻找海外合作伙伴的方法，利用自身和合作伙伴的比较优势和综合资源，尽快获得国际化经营的成熟条件{31}。
然而，建立在跨国合作基础上的国际化经营需要合作者之间存在坚固的信任关系。但是，信任关系的建立也需要合作双方存在较长的考验期和磨合期。一般认为，由于处于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经济环境，合作双方在本国国内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32}。相反，由于海外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复杂和差异性，加之企业本身缺乏国际经验，在寻找海外潜在的合作者时可能会因为随时保持高度警惕性和防卫心理而无法真心对待合作伙伴。这也会使海外潜在合作者对企业产生戒心和拒绝态度，从而无法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因此，具有媒介连接功能的社会关系网络孕育而生，为帮助企业寻找海外合作者、建立海外合作和信任关系提供了最佳条件。
社会关系网络在发挥媒介连接功能时一般分为两种运作模式，即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众所周知，每个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逐渐发展客户，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这种庞大复杂的关系网络的形成，不仅仅是通过企业自身的人脉资源积累而逐渐扩张，同时在企业与另一企业贸易交往过程中，双方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也在交往的同时对接、互换、共享和综合，形成比自身在交往前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双方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对接和共享的过程，使企业突破原有资源和信息不足的局限，使企业能站在更高的市场平台上，具备新的商业眼光和判断力，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媒介传递，将自己推荐给更广阔的海外市场，获得不同国家的市场认知。各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形成通往全球市场领域的连接纽带{33}，自发主动地帮助企业联系海外潜在合作伙伴，并根据对方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进行筛选和评估，最终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34}。同时，社会关系网络媒介传递功能的被动模式对企业海外市场拓展更具有高效的催化作用。如企业A与企业B在国内建立了合作关系，或者企业B是企业A的国内客户，则企业A与企业B各自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将通过合作关系相互融合，形成共同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时，当企业B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同时，企业A也通过共同的社会关系网络，被迫与企业B的海外关系网络相连接{35}。由此可见，社会关系网络的媒介连接功能将为企业迅速渗透海外市场，实现国际化经营提供极大的便利。
3. 资源配置功能理论。林(Lin，N.)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源，属于无形资源的范畴{36}。企业在进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因此，获取外部的资源支持渠道，是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进行物质基础准备的必要条件{37}。一般说来，企业从外部获取资源，通常是将资源内部化后直接获得资源的所有权和配置权。但是，将资源内部化的过程，本身也是资源消耗的过程，因此，经过内部化的资源会有一部分在企业得到其所有权和支配权的过程中浪费掉。同时，资源内部化的交易费用高昂，这将进一步使企业大量消耗现有资源的情况恶化，甚至入不敷出。1994年，奥维亚特(Oviatt)和麦克杜格尔(McDougall)提出，企业可以通过替代性治理结构的方式，找到介于企业内部控制资源和市场外部控制资源之间的平衡点{38}。替代性治理结构分为混合结构和网络结构两类，混合结构是指企业间通过发放许可证或授予特许权的方式相互交换资源，从而对外在资源进行控制和支配。这种方式的实质属于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企业实质上是将自身拥有的资源的使用权转让和交换给合作企业，而资源的所有权并未发生改变。网络结构将会使企业以最大程度节约资源的内部化方式，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来控制和配置所需资源。当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时，企业不需要通过计算拥有多少海外资源的所有权来衡量其国际化的程度{39}。因此，企业只需要对一小部分极为重要的核心资源进行内部化控制和配置，其余非核心资源部分则由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控制和配置{40}{41}，从而有效地降低资源内部化的交易成本和资源的浪费度，提高资源的合理利用效率。社会关系网络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使企业能快速调动外部资源，充分整合内部和外部资源，为海外扩张和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同时，社会关系网络的利用也使企业摆脱了过去一味依靠内部化利用资源方式的时间限制，为企业自身积累内部核心资源赢得了充足的机会和时间。
4. 道德约束功能理论。如前所述，企业在海外扩张的初期，海外合作者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企业与海外合作者建立的合作关系对企业本身的海外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和反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海外合作者可能会在合作过程中做出不利于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严重后果甚至会导致企业的经营失败和破产{42}。扎赫拉(Zahra，SA.)、爱尔兰(Ireland，RD.)和希特(Hitt，MA.)认为，海外合作者通常可能利用合作的幌子，采取多种手段暗中侵占和夺取企业的核心资源(其中高级人才获得渠道、尖端技术、知识资源等无形资源则是海外合作者侵占的主要对象){43}。这种现象在企业“被动型”{44}国际化经营的情况下，更为常见。
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则能帮助企业有效地规避上述的风险和负面效应。作为一个筛选、甄别和选择合作者的高效率交易平台，社会关系网络有着严格的评判衡量标准、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广阔的舆论媒介空间。因此，由社会关系网络连接和建立的合作关系，是在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双方反复多次的互动和考察后形成的{45}。合作者之间的信任度高，在合作中双方各自的行为都将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监督和道德约束，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具体惩罚机制{46}。在社会关系网络的监督和约束下，合作者双方的诚信度、声誉和信用水平将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渠道直接透明化、公开化。因此，在合作过程中，如果有企业破坏合作关系，进行短期性不道德投机行为，这一信息将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传递给其他合作成员。此不道德企业将受到其他合作者的道德非难和商业惩罚，该企业与其他合作者的合作关系将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直接中断，且其在行业内的企业信誉度将受到极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到该企业的长期经济收益和未来社会网络关系的再建立。
如此严苛的社会网络关系约束环境，迫使网络合作企业在采取任何经济行为之前都会慎重考虑自己的得失和双方的利益，不敢轻易进行不道德投机行为。社会关系网络让网络合作成员充分认识到共同利益是构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也维系着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的根本基石{47}。社会关系网络的道德约束功能并不具有法律效应，但这种非正式约束机制却像一只无形的手，有力地防止了企业核心资源的流失，极大地消除了合作成员进行短期投机行为的动机，降低了国际化经营的交易成本，使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明显减少，促进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稳定发展。
八、关于社会关系网络与资本的关系
资本，从来都戴着神秘而厚重的历史面纱，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立场，对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分类。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角度，创造性地将资本的产生和人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48}。马克思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49}。”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关系的物化，资本首先以货币(物的形态)表现出来，用以掩盖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分裂后所形成的人与人的特定生产关系，即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而已。由此可见，资本的概念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学的核心，马克思将资本看作是社会阶级之间产生对立和分化矛盾的根源，而资本也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性质。
舒尔茨(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则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对资本的理解。他们首次将人力资本的概念从资本中分离出来，用于研究和分析企业经营和管理的领域{50}{51}。他们认为，企业或者内部成员通过培训和学习投资而具有某种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将带来巨大的收益。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资本形式上不再具有社会阶级对立性，不再是影响社会结构的政治因素，而在微观层面上成为社会行为者能力大小的区分标准和获得投资收益的前提条件。
如前所述，尽管很多学者对资本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却是真正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的第一人。在他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之后的几十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本质和特征进行了补充性描述和完善性研究，但至今仍没有定论。因此，根据学者们的不同研究角度，这里将社会资本理论学说大致划分为如下几类。
1. 社会资本资源学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布尔迪厄(Bourdieu)和林南。布尔迪厄(Bourdieu)首先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基本形态，并认为资本的三种形态可以相互转化，而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形态{52}。同时，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非经济性、非功利性的一种集体层次的、有形或无形的社会资源，是一种得到集体成员公认的、被制度化的持久关系网络的资源集合体{53}。他认为，社会资本以一种被制度化的关系网络为载体存在，处于关系网络中的集体成员(行动者)与其他成员(行动者)达成协议，按照共同协商的游戏规则获得共享和支配社会资本的权利，从而获得利益。而行动者能取得社会资本的数量则由网络中行动者所占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的数量和行动者能有效利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来决定。
林南进一步发展了布尔迪厄的观点，并提出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可以进行量化测量的、实体型的物质型资源{54}。同时，他指出，网络以及信任规范本身并不是社会资本{55}，而是一种传递和配置社会资源的媒介，可以帮助和促进行动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途径获得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源即社会资本(如个人在社会中拥有的权利、财富、声望及地位等)。此外，他还将社会资本看作是脱离生产与交换过程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收益的投资。他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并不关心网络成员在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和阶层，因此，通过关系网络的传递，社会资源可以突破阶级的界限和约束而自由流动，网络成员也可以根据在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投资收益改变社会地位和所属阶级{56}。
社会关系资源学说改变了过去人们认为资源必须被个人占有采用使用的传统观点，首次从全新的角度将社会关系网络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引入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的研究中，凸显了社会关系网络对行为者使用社会资源的影响和作用，是研究资本和社会关系问题的重大突破。
2. 社会资本制度学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普特兰(Robert D. Putnam)。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由集体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所达成的共同协议、建立的信任关系和树立的团结权威等“游戏规则”，均是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的途径，为集体中的各个行动者带来以制度、规范及控制下的资源{57}。同时，他归纳了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存在的不同特征。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的公共物品{58}，具有生产性和不完全替代性。
普特兰(Robert D. 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是集体或社会团体的重要特征(如网络、信任、合作及规范等)，它用来协调和促进集体中行为者的活动，从而达到增进效率，获得更大收益的目的{59}。曹荣湘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提出“社会资本是一种与市场制度、计划制度并列的元制度类型”的观点{60}，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就是一种制度规范。
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普特兰(Robert D. Putnam)都倾向于把社会资本当作一种集体成员间共同达成、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规范。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与行为者是否能获得社会资源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只有当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建立协作规则和规范，并在行动中共同维持和遵守这种规则和规范，行为者才能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收益。如果缺乏规范和制度的约束，即使存在社会关系网络，行为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在资源分配和利益获取的过程中，破坏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增加交易成本和风险。因此，社会关系网络内部一定会存在丰富的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多功能组织及各成员协作的义务和预计达成的目标，以保证实现各成员的社会资源共享和合理分配。
本文认为，制度和规范的确对社会关系网络成员收益的获得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普特兰(Robert D. Putnam)以及其他学者把社会资本直接定义为一种制度和规范，这是欠妥的。诚然，社会资本需要在制度和规范的约束下才能有秩序地、稳定地在社会关系网络之间流动，但制度和规范仅仅是行为者获取社会资本的前提条件，社会关系网络也只是载体和媒介，绝对不能将这两者的概念和关系混淆。
3. 社会资本文化学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福山。他将社会网络关系中的各个成员间的信任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由某个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团体内部(包括家庭、社会群体及国家等)的宗教、历史、传统、习俗等文化机制建立起来的{61}。一个社会团体的文化模式，决定了这个社会团体成员间的信任机制及信任强度。在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信任的主要内容是网络成员应该对彼此诚实、遵守诺言、履行相应义务及互惠合作。由于信任的存在，使社会团体成员在行动和决策中能相互依赖，精诚合作，没有互相猜疑和欺骗，从而在该社会团体范围内部形成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维持着稳固的状态。信任的存在又促使社会团体中优良传统、美德、高尚品质及信仰、习俗、宗教的进一步形成，社会团体的文化也随之不断发展起来，即社会资本在社会团体中逐渐积累。因此，信任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社会资本建立的条件和基础。由此可见，信任使文化与社会资本相互关联，既是社会资本的形成要素，也是社会资本的产物。
弗朗西斯·福山从文化的层面上分析了社会关系网络下信任对社会团体成员的影响，也剖析了信任作为社会团体文化的一部分在形成社会资本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信任的确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文化的其他主要内容，如习俗、历史、道德观等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仅仅把社会资本与信任相联系，剔除其他文化因素与社会资本的联系，是不够科学的。
4. 社会资本能力学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波茨(Potts)和边燕杰。波茨首先将整个社会抽象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利用关系网络作为研究工具来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中各个行为者的关系。他认为，“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个行为者能利用他们的成员资格，获取社会资本。这种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的一种资产{62}”。
边燕杰则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资源的能力{63}。他认为，在分析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作分配制度问题时，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本文认为，将社会资本与获取资源的能力联系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作为一种特定的资本形态的社会资本的本质内涵。获取资源的能力的确是影响行为者在决策和行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简单地将社会关系网络作用下获得资源多少的衡量标准等同于社会资本本身，是不科学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③A.R.Radcliff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Free Press，1952：15.
④Mitchell J.C.：The Concept and Rise of Social Networks：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9：107.
⑤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2001：112.
⑥Granovetter M. and Swedbreg R.：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Westview Press，1992：71.
⑦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481-510.
⑧Aino Halinen and Jan-Ake Tornroos： The Role of Embeddedness in the Evolution of Business Networks. Scandinavian Journal Management，1998，14(3)：187-205.
⑨社会嵌入性理论按照行为和关系的二维划分，可以获得四类嵌入形式：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嵌入，经济行为—社会关系嵌入，社会行为—经济关系嵌入，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嵌入。由于本文主要讨论微观行动者(银行)的国际化问题，因此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嵌入不在本人研究的范畴之内。
⑩Granovetter. M： The Agenda of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In Mauro Guillen，Randall Collins，Paula England，and Marshall Meyer(ed). New Economic Sociology：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New York： Russell Sage：26-35.
{11}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6)：1360-1380.
{12}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Sociological Theory，1983，(1)：201-233.
{13}Sylvie Chetty and Desiree Blankenburg Holm：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all to Medium-sized Manufacturing Firms：A Network Approac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0，(9)：739-753.
{14}Dhanara J.C.，Lyles M.A. and Steensma H. K. et al.：Managing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Transfer in IJVs：the Role of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the Impact on Perform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4，(35)：428-442.
{15}Uzzi B.：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96，(61)：674-698.
{16}McEvily B.and Marcus A.： Embedded Ti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11)：1033-1055.
{17}{19}程恩富、彭文兵：《社会关系网络：企业新的资源配置形式》，《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79-89页;第81页。
{18}向彩虹：《社会关系网络资源配置作用的经济学分析》，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20}Harrison C. White： Where do Market Come fro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87)：517-547.
{21}Richardson G.B.：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Economic Journal，1972，(82)：883-896.
{22}贾根良：《网络组织：超越市场与企业两分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4期，第14页。
{23}Powell W.：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0，(12)：295-336.
{24}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6)：1360-1380.
{25}Burt R.S.： 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15.
{26}Burt S. Ronald： The Contingent Value of Social Capital[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2)：339-365.
{27}Ellis，P： Social Ties and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2008：106.
{28}Ellis P. and Pecotich A.： Find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artners：The Role of Social Ties. Global Focus，2001，13(2)：121-133.
{29}Sharma D.D. and Blomstermo 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Born Globals：A Network View.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3，12(6)：739-753.
{30}Musteen M.，Francis J. and Datta D.K.：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and Performance：A Study of Czech SME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0，45(3)：197-205.
{31}Oviatt B.M. and McDougall P.P.： Challeng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Theory：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special issue)，1997，(37)：85-99.
{32}Harris，S. and Wheeler，C.： Entrepreneurs’ Relationship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Functions，Origins and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5，14(2)：187-207.
{33}Sasi V. and Arenius P.：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and Social Networks：Advantage or Liability?.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08，26(6)：400-411.
{34}Ellis P.： Social Ties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0，31(3)：443-469.
{35}Sharma D.D. and Johanson J.： Technical Consultancy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1987，4(4)：20-29.
{36}Lin，N：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1999，22(1)：28-51.
{37}Coviello N.E. and Munro H.J.： Network Relationship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Small Software Firm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1997，6(4)：361-386.
{38}Oviatt B.M. and McDougall P.P.：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4，25(1)：45-64.
{39}Casson M.： The Entrepreneur：An Economic Theory.Barnes&Noble Books，1982：19.
{40}Harris，S. and Wheeler，C.： Entrepreneurs’ Relationship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Functions，Origins and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5，14(2)：187-207.
{41}Oviatt B.M.，McDougall P.P. and Loper M.： Global Start-ups：Entrepreneurs on a Worldwide Stage and Executive Commentar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1995，9(2)：30-44.
{42}Larson A.： Network Dyads in Entrepreneurial Settings：A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of Exchange Relationship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2，37 (1)：76-104.
{43}Zahra S.A.，Ireland R.D. and Hitt M.A.：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by New Venture Firms：International Diversity，Mode of Market Entry，Technological Learning，and Performanc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5)：925-950.
{44}“被动型”国际化经营是指当企业与另一企业属于合作关系，或另一企业是企业客户时，企业自身会随着其客户或合作者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同时，被迫与其客户的海外关系网络连接，从而进入国际化经营的过程。
{45}Johanson J. and Vahine J.E.：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1990，7(4)：11-24.
{46}Sasi V. and Arenius P.：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and Social Networks：Advantage or Liability?.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08，26(6)：400-411.
{47}Hakansson. H. and Shenota. I.： No Business is an Island：The Network Concept of Business Strateg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1989，5(3)：187-200.
{4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5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页。
{50}Theodore Schultz：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of Research. Free Press，1971：15.
{51}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62.
{52}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53}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1986：65.
{54}{55}林南：《社会资本》，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第25页。
{56}林南、俞弘强：《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第46-59页。
{57}{58}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第351页。
{59}Putnam R. D.：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167.
{60}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的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61}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第36页。
{62}波茨：《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见：李惠斌、杨雪冬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科学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63}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第50-65页。
责任编辑、校对：焦世玲
Key words： new economic sociology，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theory review， Marx， physical relationship， ideological relationship， economic behavior， scarce resources
作者：蒋海曦 蒋瑛
第三篇：社会资本、社会和谐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摘要]社会资本的培育能够提升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提升公民对制度的认同感、增强公民的合作参与的品质。在转型时期，我国社会资本存在着严重缺失现象，制约着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因此，通过增强政民之间的信任、引入“善治”的社会治理范式、完善规范等社会资本的培育应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资本;信任;社会网络;规范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传统上，社会资本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但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内涵，使它成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尽管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影响力并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本文将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行论述。
一、社会资本的提出与社会和谐的实现
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就社会资本的基本含义，我们可以简洁阐释为：它是以信任为核心，以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利互惠的规范为来源的一种资源集合体。社会资本理论将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在一起的努力极具开创性与启发性，在概念上充分肯定了社会对个体行为选择的约束和推动，没有把个人和社会对立起来，避免了存在个人与社会问难以调和的紧张。
首先，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能够培养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信任有助于促進公民与政府、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如果缺乏这种信任意识，民主政治是难以成型的。“信任的作用就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在一个宪政制的民主国度，一整套具有普遍信任感的社会态度，往往会形成一种超越于和高于政治分歧的共同体意识。同时，信任可以充当个人和政治系统之间的“稳压器”，能够减少普通民众盲目卷入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群众运动的可能性。信任者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养成宽容和妥协的品德，允许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和意见的存在，彼此之间也容易达成妥协。并且，“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妥协有助于在政治共同体内承认别人利益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人类在需求上的共性和欲望的无限性，加之资源的稀缺性，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不至于在无谓的冲突，尤其是剧烈的暴力冲突中毁灭整个社会，妥协就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另外，宽容是各政治主体间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互相宽大对待。尽管妥协是对他人利益的认同，但如果各政治主体间缺乏宽容精神，即使达成妥协也只是暂时的体战，而只有信任，只有从心底里互相认可对方，从心底里互相宽容对方，才会有长期稳固的妥协。
其次，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能够培养公民对制度的认同感。规范是人们创造的、用以约束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制度等。从其构成看，它有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政策、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行为方式。制度正是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和约束来建立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性活动。制度规范对个体行为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可以通过惩罚和奖励的方式，要求个体的行为符合团体的利益。由此团体内存在的规范及与之相应的奖惩构成了重要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从社会资本的规范角度来看，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非正式的制度确实为信任、忠诚和合作创造必要条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创造它们往往与诚实、遵守承诺、履行义务、及互惠之类的传统美德相联系。
对制度的认同感来自于群体对制度信任，阿尔蒙德建议，政治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也就是制度)上来。对政治而言，民主制度能够由精英甚至由外国的征服所强加，但它们是否继续存在取决于它们是否在公众中生根，因为对民主来说，公众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因素。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公民对制度的牢固信任传统，那么这种公民文化就能够维持政治的长期稳定，这是作为政治文化资源的社会资本对政治的重要意义所在。
再次，作为社会资本的网络能够培养公民的合作与参与品质。在罗伯特·帕特南看来，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有：两类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和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而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对共同体而言，横向关系网络越紧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而垂直关系网络无论多么紧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因此，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言，垂直网络要比横向网络的作用小。垂直性关系网络只存在于社会的最低层，例如家庭、宗族等，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按照组织内部的等级结构自上而下分配的，不存在下级对上级的限制，上级对下级的义务也是有限的。并且，这样的社会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与传统，往往与寡头政治相互促进、互为前提。横向关系网络的主体存在于草根社会，但是，从草根民主演变而来的自治、宽容、合作与妥协精神，为现代大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政党提供了养料。横向关系网络是开放的，任何一个组织成员都可以自由地加入其他组织，跨组织、跨种族、跨文化、跨地区的合作受到社会的鼓励，人们在组织中能够修正甚至放弃自己的狭隘目标而与其他派别达成某种妥协，相互宽容和相互理解。横向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地位是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也是一致的，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形成组织之间的制约关系，特别是社会制约政府的关系。所以，横向社会关系网络适应了民主社会的需求。横向组织的成员数量与好政府成正相关关系。
可见，充裕的社会资本储量会产生凝聚力强的公民社会，而后者则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公民个体之问或团体之间相互信任和宽容的通力合作，使得社会人际关系和谐，而且公民社会的产生使得通力合作、协商等方式形成一个政民互动和谐的网络。可见，社会资本对于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它一方面能够培养公民参与政治的技巧和品德，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还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将社会冲突消解于社会组织内部。
二、我国社会资本的现状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
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由于某种原因，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
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没有信用、责任的社会，其凝聚力就会大大被削弱，社会的和谐程度更会受到损害。在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资本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制约着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缺失，是社会不和谐的制度空间。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变化，例如经济增长、技术变化、市场规模扩大、相对产品价格要素变化等均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相关制度，以支撑这种变化。在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看来，技术变化、相对产品的价格要素变化和市场规模变化导致了与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成为制度创新的主要激励。而经济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政治气象，这种政治上新的变化体现在：传统的社会集团被毁坏，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经济发展拉开了贫富差距，贫富阶层之间矛盾加剧;城市化、教育和传媒水平的提高，提高了人们政治参与热情;现代化带来了普遍的政治上的腐化，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提高制度化水平来加以规范，以便达到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无论是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或其他社会管理制度，都在改革中打破了旧有的制度框架，但全新的社会运行制度尚未与其及时有效地衔接，制度缺失便成为转型期普遍存在的现象。包括社会政治权力分配制度、财富分配制度、政治参与制度(选举制度)和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等等均存在着问题空间。这些制度缺失有可能中断制度变迁进程进而中断社会转型，进而将严重影_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阻碍我国社会转型的完成。
其次，公民与政府的“互信”社会资本缺失，使得政民良好关系不易建成。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如信任都是阿尔弗雷德·赫西曼所说的“道德”资源，也就是说，这种资源的使用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自身的供给，如果不使用它，它就会消失殆尽。两个人之间互相展示的信任越多，它们的互相信任也就越大。人与人不信任，尤其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将会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问出现一定程度的关系紧张，引起政府信任危机。政府信任关系集中体现的是政府与公民个人、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关系状况。目前，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水平、质量和意识，与社会和公民的价值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另外，政府种种非理性行政行为的存在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行政能力，损害了政府权威，影响了政府的形象，降低了行政效益，使政府的社会统治、管理、平衡和服务的能力与公众不断增长的行政需求之间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矛盾，致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网和谐难以实现。
再者，“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缺失，致使社会网络狭小、封闭，使得人际关系不和谐。首先，公民的参与在程序上存在着诸多问题： (1)任意性的存在。法律对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规定大都是任意性的，而非强制性的。这样是否告知公民参与某项政策的制定，是政府机关自由裁量权之内的事情，会很容易造成公民参与权的丧失和剥夺。如果制定政策时没有从程序上保证公民积极参与，那么在公共政策选择和制定中往往很难秉公而立，从而使政府在事实上并非总是为着公共目的而存在。 (2)透明性的丧失。公开和透明是保证公民参与的重要方法和途径。通过公开与透明，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政府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公民参与透明性缺失，一方面是制定政策时的内部规定偏多，公民参与的途径和渠道较少，这样就难保政策动议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政策制定之后强制推行，公众意见不起作用，难保顺利执行。
“社会资本对现代经济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由以上分析可见，罗伯特-帕特南所说的以“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的网络”为成分的社会资本在我国普遍地缺失，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并制约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最基本的纬度应该是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则更进一步决定了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将政治稳定视为和谐社会一个重要指标。政治发展离不开充满活力的社会，因此社会资本应当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所以，发展社会资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鉴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我们要在现代公民性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和发展中国的社会资本。
1、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权威性直接取决于政府的公信力，从而影响着作为互信的社会资本。政府失信会使非正式秩序形成并对正式秩序的形成带来挑战。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蕴涵着严重的政治后果，那就是政府合法性基础受到侵蚀。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生命，只有具有合法性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遵循。“如果人们相信政策制定者是按照规定的法律来实施政策的，那么，人们就会感到有责任服从法律，遵循规定，遵守他们认为合法的决定。但如果人们对决策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则他们就不能勉强接受这些决定。”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的有效性又源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而也只有当政策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理解，它才能拥有较高水平的合法性，才能得到执行，获得较高水平的政府效能。“在所有的政策执行环境中，公众的态度、政策执行机构对待公众的态度以及政府机关机构的整合程序，是影响政策执行效力的重要因素。”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本是公共政策获得广大群众支持与配合而有效执行的强大政治资源。因此，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能力建设来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来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提高公共政策制定水平;构筑诚信政府，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权威;处理好社会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合作网络和合力。
2、完善作为规范的社会资本，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法治”與“规范”社会资本有紧密的联系，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素，因为，“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这些增进社会资本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他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在我国“法治”已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还得做多方面的努力。要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必依，切实落实法律制度，而不至于使法律流于形式：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确立，从而为国人营造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真正剥离附着在每个交易主体身上的神
秘外衣，使市场规律、法律充当交易竞争的裁判员;要逐步完成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收缩政府权力的覆盖范围，为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提供有利的空间和养分，从而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和沟通的桥梁，缓和二者之间的紧张状态，同时也为个人营造阻挡强权侵扰的屏障。把公共管理过程程序化、法制化，通过法定程序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化的渠道，也促进了“规范”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在规范政治权力的使用范围，严格限制政治权力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渗透的同时，发挥政治权力的正当使用。
3、引入“善治”社会治理理念。增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和合作，提升“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从当下中国的治理实践来说，要做到善治，首先，必须确立“政府权力有限”的观念。其次，必须确立“政府能力有限”的观念，即政府不可能将社会所有事务都承包下来，政府只能干它自己应该干的事情，其余的事情都交由社会去处理，政府要做的主要是为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服务。最后，必须确立“政府资源有限”的观念，因为，政府不可能垄断社会一切资源来为公众服务，政府只能控制事关一个国家经济命脉与社会发展的最为关键的资源，其余的资源放手交由社会、市场去配置与管理。
4、强调公民参与，建立各种自组织社团。“一个民主政府在进行决策之前与各社团进行商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只是为了选定受欢迎的政策，也是为了缓和与那些受损者之间的摩擦，因为，这些受损者至少会认为他们的意见曾被且将会再被政府听取。”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国家需要为社会资本的成长提供社会空间，为社会组织的生长创造条件，只有当个体被社会组织起来了之后，信任、合作、互惠等公民传统才能得以养成，政治稳定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而非传统的血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是行使本来的“天赋人权”，是公民意识觉醒后的必然行为选择。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公民素质教育，增强公民意识，切实提高公民實际的参与能力，使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等逐步深入人心，最终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使他们的生存不会因为社会资本的缺乏而陷入绝对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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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裴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