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际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社会实际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平凉市水资源比较贫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用水需求不断扩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全市在4个县开展了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从机制体制入手，注重发挥市场配置水资源的作用，努力提高用水效率，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第一篇：社会实际论文范文

内部控制、实际控制人性质与社会责任履行

摘 要：笔者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研究了内部控制的溢出效应，认为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和自律系统直接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有着正向影响，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国有控制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优于非国有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对国有控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是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内部控制;溢出效应;实际控制人性质;社会责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9015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2M511737)

作者简介：李志斌(1973-)，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内部控制与预算管理研究。

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先后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08)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2010)，并规定了具体实施的时间表。内部控制研究正逐步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实施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是内部控制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内部控制效应的界定基本是以COSO报告的内部控制目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经营的效率和效果)的实现程度作为依据的，国内外实证研究结论均支持内部控制基本效应的存在。但是，局限于COSO 报告内部控制目标研究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可能是片面和狭隘的，低估了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系统性制度体系和自律系统的作用，已有研究结论表明，内部控制还具有审计、债务期限与成本等多种效应(杨德明 等，2010;夏芸 等，2011)，而且对人力资源管理合法性的正向作用(Rania， 2012)，即内部控制存在基本效应之外的溢出效应(李志斌 等，2013)。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增强企业的组织理性，促进企业规范回应政府、投资者、供应商、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从而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研究已经注意到内部控制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李卫斌， 2012)，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从理论层面论证了企业内部制度建设对社会责任履行的规范和推动作用(阳芳 等，2008;胡峰，2009)。笔者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内部控制能否促进企业更为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并进一步检验其对国有控制企业和非国有控制企业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希望借此拓宽对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认识，提高整个社会对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和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注度。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

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因素很多，按层次依次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的、企业组织层面的和高管个体层面的因素(Herman et al， 2012)，公司治理则是组织层面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和内部控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这均属于组织层面的公司治理因素。理论界认识到公司治理的制度与机制对实现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影响(刘连煜，2001)，提出需要构建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保证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卢代富，2002)，并将社会责任固化为一种制度，才能根本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强调完善组织与规范制度和强化社会责任规制引导是建立社会责任长效机制的重要对策(易开刚，2011)。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环境和结构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Richard et al， 1999;宋建波 等，2010;陈智 等，2011)。实证文献主要采用市场化进程、股权结构、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等变量，即更多采用的是公司治理环境和结构，而非治理机制和制度。本文研究是建立在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具体制度规范这一基础之上的，没有系统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将成为一纸空文，内部控制是实现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杨雄胜，2005)。在最新修订的内部控制COSO报告中，更是强调内部控制运行中的“公司治理”理念(王怡心，2013)。因此，公司治理环境和结构为社会责任的履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内部控制作为落实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才是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直接因素。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能够促进社会责任履行的规范化和常态化，使企业摆脱履行社会责任依赖于企业家个人偏好的问题。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作用路径有：(1)控制环境要素中包含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如积极的企业价值观、高道德水准的领导人作为控制环境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都有正向的价值引领作用。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还专门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以规范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充分说明规范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内部控制作用的范畴之一，内部控制能够保证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2)内部控制的目标体系中蕴含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追求，我国内控规范强调企业加强和规范内部控制的目的就包括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就突显内部控制的目标体系中包涵对社会责任的追求。(3)内部控制是企业风险管控的制度系统，能够有效预防和遏制各种可能有损于企业利益、声誉和形象的各种风险行为，降低有损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事件的发生概率，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据此分析，笔者提出假设。

H1：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存在正向影响。

(二)内部控制、实际控制人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有关企业产权性质对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崔秀梅等(2009)的研究结论说明，国有控制企业比非国有控制企业更好地履行了强制性的社会责任，但在非强制性责任方面没有显著差异。LopezIturriaga等(2009)的研究发现，当公司拥有更好的成长机会，并且实际控制人是个人或机构时，公司将承担较少的社会责任。冯丽丽等(2011)的研究结论亦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更注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但也有研究表明，实际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比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企业履行了更多社会责任(高敬忠 等，2006)。那么，产权性质究竟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何种影响?笔者认为，从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分析，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优于非国有控制企业，其原因有：(1)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从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与此对应的是，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作为回报。(2)国有企业高管报酬的目标函数除了经济收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职务晋升，而履行好社会责任则是其晋升考核的重要指标。(3)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明确的指导和更高的要求，如国资委于2007 年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和主要内容，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一定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得国有控制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总体上好于非国有企业。这些实际存在的原因都会传导到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执行方面，使得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更有效，从而促进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政府部门对国有控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引导性法规，企业为达到这些要求必须建立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机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已经走上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道路。同时，国有控制企业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内部控制的执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更依赖于内部控制的规范和引领功能。非国有控制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尚停留在较低的层次，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主要来源于企业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外部合法性要求和利益拉动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随意性，缺乏规范性，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组织保障和内部机制建设方面存在不足，其社会责任管理和规范体系仍处于摸索阶段，实际执行中明显滞后，社会责任行为与职责履行存在较大随机性和外部促动性，从而导致了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较低(李秋华 等，2011;疏礼兵，2010)。同时，由于非国有控制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状况较差，如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粗放型管理风格等也限制了内部控制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作用发挥。总之，内部控制对非国有控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规范和促进作用低于其在国有控制企业中的作用。据此分析，笔者提出假设。

H2：与非国有控制企业相比，国有控制企业更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

H3：相对于非国有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对国有控制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1. 社会责任履行(CSRI)

笔者借鉴Clarkson(1995)的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的社会责任测量方法，利用社会贡献率的定义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具体计算方法见表1。

2. 内部控制有效性(ICI)

笔者运用财政部王宏等(2011)主持开发的2009年度和2010年度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衡量指标，该指数以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规定的五大目标实现程度作为基本数据，在此基础上，对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予以扣分，该指数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其取值范围为[0， 1000]。

3. 实际控制人性质(STATE)

实际控制人性质指实际控制人是国有产权主体还是非国有产权主体，国有主体为1，非国有主体则为0。

4. 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

国内外文献表明，作为治理环境的市场化进程(周中胜 等，2012)、股权集中度(冯丽丽 等，2011)、高管持股比例(Mahoney et al， 2005)、董事会独立性(王建琼 等，2009)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着重要影响，笔者将这些变量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同时，与所有文献一致，将代表公司特征的盈利能力、财务杠杆、成长性、规模以及行业和年份等也作为控制变量。所有变量内涵及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在变量定义的基础上，笔者为检验假设1和假设2，构建模型：

CSRI=α+β1ICI+β2STATE+β3MI+β4HHI+β5MO+β6IBD+β7ROE+β8LEV+β9GROW+β10SIZE+β11IND+β12YEAR+ε

笔者为检验假设3，构建模型：

CSRI=α+β1ICI+β2STATE+β3ICI×STATE+β4MI+β5HHI+β6MO+β7IBD+β8ROE+β9LEV+β10GROW+β11SIZE+β12IND+β13YEAR+ε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2009年度～2010年度深沪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1)金融、保险业公司;(2)ST公司;(3)存在重大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共获得有效样本2630个，相关财务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为了控制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笔者对回归模型中的相关变量在样本1%和99%分位数处进行了Winsor处理。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限于篇幅，未列表报告)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指数最小值为0.0482，最大值为0.6755，均值为0.2581，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较低，且差异较大。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的最小值为167.21，最大值为990.94，均值水平为696.39，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之间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差异悬殊，但总体水平较高。

(二)回归分析

1. 全样本回归

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2。模型(1)中的ICI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意味着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内部控制的效应已经“溢”至社会责任，支持了假设1。STATE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产权主体的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好于非国有控制企业，这与冯丽丽等(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假设2得到了支持。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交叉项ICI×STATE的系数为正，且在10%水平下显著，即内部控制对国有控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非国有控制企业，与假设3的预期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有企业之所以社会责任的履行优于非国有企业，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更为有效，至少在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发挥了更大的正向作用，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笔者进一步将内部控制指数按照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均等分为5部分，分别赋值1-5进行回归，如模型3和4的回归结果所示，结论与模型(1)和(2)一致，说明研究结论有较强的稳健性。在控制变量中，作为治理环境的市场化进程、盈利能力、财务杠杆等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正相关，而股权集中度等则与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负相关，基本与现有的研究结论一致。

此外，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说明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2. 分组回归

由于内部控制是连续变量，实际控制人性质是分类变量，为进一步检验实际控制人性质对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两者关系的影响，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检验，即将样本公司分为国有控制组和非国有控制组，进一步检验假设3。分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5)显示的是原始数据的结果，模型(6)是将内部控制赋值为1～5后的回归结果。结果均显示，国有控制样本中的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非国有控制样本组中，其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笔者进一步对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进行了邹检验(Chow test)，结果表明，国有控制组和非国有控制组的内部控制系数是存在显著差异的，支持了假设3。此外，虽然非国有控制组中的内部控制回归系数不显著，但市场化进程的回归系数无论是数值还是显著性均高于国有控制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推动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机制是包括内部控制在内的内部治理机制，而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主要依赖外部市场治理机制来推动。

3. 稳健性检验

笔者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1)将因变量CSRI和自变量ICI由高到低进行10等分，分别以1～10赋值，并进行回归分析。(2)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替代HHI并进行回归。检验结果与本文结论一致，这说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自律性的制度体系，对会计信息真实性、合法合规性和经营绩效的正向作用已经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的支持，但能否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则尚未有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说明内部控制对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性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的影响，国有控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优于非国有控制企业，内部控制是这一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对国有控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规范和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控制企业，薄弱的内部控制体系可能是非国有企业不能很好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

本文研究的启示在于：(1)要全面认识内部控制的功能，关注其溢出效应，即对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作用，从而促进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关注，可进一步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构建我国内部控制规范实施的动力机制。(2)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会受到外部舆论和规制的压力、企业领导人的价值观和公司治理环境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均需要通过企业的内部控制而具体落实的，即规范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与内部控制能力正相关，内部控制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规范化和可持续性方面的具有直接作用。企业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内部控制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行为，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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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蜀丹)

Internal Control， Nature of Actual Controller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LI Zhibin1，2

(1.School of Busines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Key words： Internal Control; Spitoff Effect; Nature of Actual Controller;Social Responsibility

作者：李志斌

第二篇：立足平凉实际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步伐

摘要：平凉市水资源比较贫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用水需求不断扩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全市在4个县开展了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从机制体制入手，注重发挥市场配置水资源的作用，努力提高用水效率，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关键词：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平凉市

1　概述

平凉市位于甘肃省东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交汇处，是古“丝绸之路”必经重镇，素有陇上“旱码头”之称。

从2005年开始，全市先后在华亭、灵台、庄浪、静宁4县开展了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试点工作立足平凉实际，以水权水市场理念为指导，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核心，建立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效益明显的节水模式，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平凉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必要性

2.1 是解决平凉水资源短缺的根本出路

首先，平凉市无论是水资源总量还是人均占有量都十分贫乏。全市水资源总量16.693亿m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760m³，人均占有水平只有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的1/3，只有全省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的47.40％。全市每667m²占有水资源量275m³，只有全国水平的15.60％，只有全省的48.80％。无论是人均占有量还是单位面积占有量与全国、全省水平相比，悬殊较大。水资源缺乏将成为今后该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其次，用水需求增长较快。平凉是全国鄂尔多斯能源基地建设的重点区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能源工业需求的不断扩大，用水需求增长很快，目前全市已建成3座火力发电厂，总装机160万KW，同时目前正在论证，计划在2012年以前开工建设的火力发电厂还有3座，装机容量440万KW，年需水量2000万m³。加上煤业、化工等一批其它工业项目，近期内用水需求将有较大的增长。第三，水资源低供给能力与高消耗的矛盾突出，单位水量贡献率低，高耗低产的经济实体挤占了项目发展空间。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基础设施薄弱，水资源利用水平很低。浪费现象普遍，导致水资源的低供给能力与高消耗的突出矛盾。目前农业灌溉用水占到全区总用水量的56％，但在灌区农业生产中，大水漫灌现象普遍存在，灌溉渠系水利用系数仅为0.45；在工业生产中，节水措施落后，设施老化，水的循环利用率低，除3座电厂水的循环利用率在93％以上，其余大部分工业项目水的循环利用率都在25％以下，工业耗水量高达169m³/万元，在工业布局中，高耗低产的企业占有相当比重，挤占了项目发展空间，影响了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规模和产出水平。

2.2　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战略措施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指导，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新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管理为主的用水、节水新机制，有效提高全社会的节水意识。同时，加强宏观调控，把节水工作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全过程，促进水资源从低效益的用途向高效益的用途转移，从而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2.3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国家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一项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水资源作为一项基础和战略性的资源，无疑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建设节水型社会也是加快水利现代化建设，实现生态环境和人类和谐发展的基础。

3 以试点为突破，扎实稳步的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3.1　通过节水型社会建设，全民节水意识普遍提高

近年来全市以“3.22”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为契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有关媒体，采取上街设点、走村进户等多种形式，开展节水及水法规宣传教育活动，并通过一些节水的经济措施，使全民节水意识普遍提高。

3.2　紧紧抓住农业节水这个重点，提高粮食水分产出率

节水型社会建设以来，全市先后对颉河、洪河、达溪河、崇丰、阳川、西华等万亩以上中型灌区进行了节水配套改造，改造后灌区的灌溉水利用系数由原来的0.45提高到现在的0.53，粮食的水分产出率由原来的0.87kg/m³提高到现在的1.21kg/m³，每年可节水1250万m³。

3.3 以水权转让为突破，提高全社会兴办水利的积极性

通过水权转让，全市先后进行了王峡口水库改扩建、石堡子水库修建，以及中煦煤化工、铜城电厂、大柳树煤矿等河道治理项目建设，近年来社会投入兴办水利的资金达8000余万元。

3.4　以技术改造为核心，加快工业节水步伐

通过技术改造，一批工业用水大户节水步伐明显加快。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优化设计和技术改造，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97％，污水实现零排放，年用水量降低400万m³。华亭煤电股份公司，通过矿井疏干水回收利用，年增加可利用水资源量120万m³，不但减轻了污染，而且有效地提高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3.5　水资源管理能力有所提高

通过节水型社会建设，对用水单位的计量设施特别是工业用水单位的计量设施进行了完善，水资源监管能力进一步提高。

4　平凉今后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重点

4.1　加强制度建设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重点是体制与机制的建设，因此，必须把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中好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固定下来，形成与国家水法规相配套的节水管理体制，形成节水工作的长效机制。

4.2　加大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投入

节水型社会建设投入需求量比较大，要不断完善节水机制，把节水型社会建设列入同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研究提出一些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保障节水型社会建设有稳定的投入。

4.3　以粮食安全为基础，进一步加快农业节水改造步伐

农业是用水大户，节水潜力巨大，目前全市虽然进行了部分灌区的节水改造，但大部分灌区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进行节水改造。

4.4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急需加强

目前全市除平凉城区有一座日处理能力5万t的污水处理厂外，其余6县均无污水处理设施，由此引发的河道污染比较严重，因此，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急需加强。

4.5　加强雨水、污水、矿井疏干水和苦咸水利用示范，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4.6　节水管理能力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加强用水计量设施系统，特别是工业用水计量设施的建设，加强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提高监管能力和信息 化处理水平。

作者：杜维嘉

第三篇：谈“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应更适合社会实际需求”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与社会对外语现实需求之间的反差及其产生原因,检讨大学英语教学社会需求调查的两点缺陷及其由此引起的教学大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学生外语实际需求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如何改进社会英语技能需求调查,变执行刚性大纲为执行柔性大纲,以解决大学英语教学与社会外语需求之间现实矛盾,使其更适应国情实际。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社会需求调查;柔性大纲

大学英语教学1985年起执行《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下称《85新大纲》)。《85新大纲》后来分别于1999年和2007年做了两次修订。虽然2007年修订的大纲,即《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课程要求》),设定了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等三个教学要求层次,但总体上看两次修订对教学要求一次比一次更高。毋容置疑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不断提高大大促进了教学。30年来学生的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便是明证。但是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大学英语教学也面临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诺大一个中国,千差万别的一千多所高校执行同一英语教学大纲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国情现实?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与社会对外语技能现实需求之间的反差及其产生原因,检讨大学英语教学应如何适应现实国情,变统一强制性地执行刚性大纲为选择性地执行柔性大纲,实现更准确地为不同大学生群体的大学英语教学定位,进而通过更好地满足大学生个体需求来更好地满足社会整体对外语技能的需求。

一、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与社会对外语现实需求之间的反差分析

(一)反差的现实存在

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与社会对外语现实需求之间的反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英语教学执行新大纲,正好和我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在时间段上重合,因此执行新大纲,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为保障大学向改革开放中的社会大量输送既有专业知识,又有较强英语语言技能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成绩斐然。但形成反差的是社会对大学毕业生英语水平仍然时有诟议,前些年甚至有国家领导人因大学生外语水平低,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公开对大学外语教育提出批评。

反差的另一方面似乎更引人注目。在大学英语教学产生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同时,人们也开始质疑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的大学生英语技能培养目标是否反映了真实社会需求。质疑的核心问题是:各行各业的不同职业是否都需要英语语言技能?各行各业的不同岗位是否都需满足某一最低英语语言技能要求?如全国政协委员、工程院院士谢克昌认为“现行的英语教育效果与其投入是不相称的,它对科技、社科人文等其他教育体系,尤其是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等众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中国人民大学教师顾海兵认为强制所有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从硕士到博士都学英语,是对人力、财力和智力的浪费。随着人们的质疑之声逐渐扩展增强,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否定性答案也逐渐反映在社会认识中。这种认识最终甚至体现在了政府决策之中。职称外语考试政策修改就是例证。从2004年起先后有山西、福建、江苏南京、贵州等地政府取消了对某些行业岗位专业技术人员晋升职称的外语要求。2007国家人事部下发《关于完善职称外语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全国各省市政府都有新政策出台,取消了多达20几个专业技术职务系列专业技术人员晋升职称的外语要求。这说明在政府层面已认识到有相当一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工作中不需要外语技能,或者至少外语技能不是他们履岗必需的重要技能。人事部正式发文前,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完善考试课题组曾在网上就“完善职称外语考试有关建议”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89%的邮件赞同调整职称外语考试政策,11%的邮件认为应取消职称外语考试。虽然人们希望对个人约束标准越低越好的心理趋向可能对调查结果有影响,但不可否认,调查结果的确表明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与社会对外语真实需求之间在客观上反差很大。

显然,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与社会对外语技能真实需求之间的反差已引起来自于个人、用人单位、政府等各层面的反弹,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我们必需正视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找出解决办法。

(二)反差的原因探讨

社会需求调查分析数据是制定教学大纲,确定教学要求最根本的依据之一。《85新大纲》制定前,后来大纲两次修订前都曾做过大量的社会需求调查,为确定大纲的教学目标、要求、方法、模式提供了定性和定量的基础性数据。

但面对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与社会对外语技能真实需求之间的现实反差,对以前所做的调查回顾审视,我们认为它至少有两点不足:

第一点不足是未做外语需求与其它知识技能需求相对重要性比较的调查。目前(包括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作用是根据受教育者职业需要,培养相应的职业能力,而外语能力作为这个职业能力总和中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与其它知识技能相比是相对的。我们要想真实全面地了解大学生的外语技能需求,就一定要获取它在某一职业总体能力中的相对重要性数据。但是英教学大纲制定时,并未做这方面的社会需求调查,在调查内容上留下了一个空白。以阅读技能调查为例,理工科《85新大纲》社会需求调查的一项核心内容是阅读时间调查。调查结果是“平均每人每周9.69小时”。平均每天1.4小时外语阅读,的确显示外语阅读技能需求很大。但是作为制定国家教学大纲的依据,仅有这样的需求信息是不够的,因为外语需求本身并不能决定教学投入,仅有需求不足以证明对某种知识技能的教学投入的合理性,更不能决定教学投入量。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学生将来要作为一个个体的、完整的职业人或者社会人的角度来认识。大学生未来并不仅仅只需求外语技能,他们还需要与其生活、工作、学习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他们对任何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可能都是无限的。然而他们的精力是有限的,大学四年学习时间是有限的,包括外语技能在内,他们的任何知识和技能培养受制于时间、精力等资源限制。大学外语教学不能不顾这种资源限制条件,仅以需要为根据制定教学大纲。大纲制定必须考虑到外语技能在学生未来所需知识能力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并据此确定学生外语学习的合理投入量。因此外语社会需求调查必须调查外语在大学生未来工作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如果还以上述阅读需求调查为例,我们至少还需要了解诸如下面的一些情况:相对其它知识技能,岗位工作对外语阅读依赖程度有多大?相对其它知识技能,外语阅读对工作成果贡献率有多大?每周9.69小时阅读是多还是少?譬如25小时阅读是否会对工作有更大帮助?没有这9.69小时阅读对工作的影响如何?这9.69小时花在其它方面产出效果如何?只有得到了类似这样具有比较意义的,能体现外语对于岗位工作相对重要性的信息,我们才能确定外语学习在学生大学教育中应占的比重,为其在众多课程中定位。具体反映在大纲设计中,可为我们确定诸如学时数、学生应达到的各项技能水平等等一系列具体参数提供依据。

不言而喻,要评价外语能力的相对重要性,我们还要针对不同工作,不同岗位层次进行社会需求调查。而没有这样一项调查正是我们英语教学大纲社会需求调查的第二点不足。以理工科《85新大纲》制定为例,当时所做的社会需求调查范围基本限于上海交通大学历届本课本科毕业生(调查表收回1709份,其中1527份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调查表处理也只是对1121份统计表“进行了一次‘合并’统计”。这样的社会需求调查范围实在过窄,抽样样本也不具代表性,无法反映形形色色不同专业、岗位的外语需求。而且调查数据处理亦过于简单笼统。仅做集中量数处理,掩盖了个性群体差异。同时因为平均数易受极端数据影响,数据代表的集中趋势也难以保证信度。

就个体学生而言,外语重要性是相对的;就整体学生而言,外语需求因人而异,因群体而异。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社会需求调查未进行外语相对重要性调查,未进行不同工作、不同岗位不同的外语需求调查,调查设计与数据处理以集中趋势为目标,在理念与方法上都有失误。其调查结果自然难以反映出全国大学毕业生的外语需求全貌,而据此制定国家教学大纲则造成了大纲设计的先天不足:没有外语相对重要性的调查依据,权衡外语教育在学生整个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比如总学时、教学要求及目标的确定)时就难免武断。不了解不同工作与岗位层次不同的外语需求则导致部分学生外语教育不足,部分学生外语教育过度,这是产生上述两种完全相反的反差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这些年来在大学英语具体教学实践中,无法解决类似有些学生外语学习积极性不高、毕业生外语满足不了社会需求、毕业生外语无用等实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大纲制定时社会需求调查的上述两点缺陷有关。例如翟建华(1992)指出师范院校学生“除个别喜欢外语或考研究生外,大都对学习外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外语对他们的专业或工作没有多大关系,学习外语只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将来‘可能’有益”。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外语与大多中学教师的日常工作有多大关系。以中学师资为培养目标的师范院校学生和一流理工科大学学生的外语需求绝对不能同日而语。可能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小学教师评审职称,取消了外语考试。傅政等(2001)经过调查认为在我国“目前英语的使用机会依然局限于部分地区、部分人群。英语教学属于‘TEFL’环境。大部分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使用英语机会依然有限,这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兴趣及对英语的态度,也影响了他们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笔者90年代后期曾在某石油企业中工作。该企业为国际交流频繁的(每年仅出国承包工程的职工就超过数千人次)资金技术密集型特大型国企。按理说大学毕业生在这里应有很强的外语需求。但据笔者调查,许多毕业生的外语只是偶尔用之,有些人工作十多年,外语只是在应付职称考试时用过,外语变成了花瓶。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企业急需的外语过关的,能在国际合作中运作的复合型人才,却又反复进行外语培训,仍达不到理想要求水平。

由上可见,目前社会各方面对大学外语教育的批评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大学外语教学未考虑到学生的不同需求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人会去责难一位中学语文或数学教师外语水平低,但是当我们的工程师,企业经理,或政府官员因为外语不过关而影响他们有效地履行职责时,就难免有人对我们的大学外语教育产生疑问了。因此准确地说,我们应把对大学外语教学未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批评理解为是对未能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的批评。

二、大学英语教学与社会外语需求之间现实矛盾对策探讨

(一)开展更全面的社会需求调查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由于英语技能社会需求调查取样量不足,范围界定过于笼统,未能保证其信度与效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导致目前大学英语教学与社会需求在某些方面脱节的重要原因。因此要解决大学英语教学与社会外语需求之间现实矛盾,第一步工作是要进行更全面的英语技能社会需求调查。调查首先应改变仅将大学英语看作一门独立课程的思维定势,不仅要着眼于社会英语技能需求与大学英语课教学要求之间一般性的总体相关数据,更要把大学英语课程看作大学生专业培养整体方案构成元素之一,从这个视角调查大学生作为未来某一具体职场工作者对英语技能的需求。笔者建议为了简化调查,使其更具可操作性,调查可在“面”、“条”、"层”三个范围取样。所谓“面”指的是将整个大学毕业生群体作为取样范围;所谓“条”指的是以某个专业系列或相近专业系列大学毕业生群体作为取样范围,如可区分理科专业师范学校和理科普通学校毕业生;财经专业和工程专业毕业生。视需要和可行性也可进一步细分,如可区分机械制造和采矿专业毕业生;所谓“层”指的是根据职场岗位层级,将整个大学毕业生群体,或某个专业系列,或相近专业系列大学毕业生群体划分为不同层次,分层次取样。如按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划分。

从“面”、“条”、"层”三个范围取样进行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不仅可帮助我们了解整个大学毕业生群体的英语技能需求,也可帮助我们了解不同专业系列大学毕业生群体的英语技能需求,还可帮助我们了解处于不同岗位层次大学毕业生群体的英语技能需求。有了这样一些数据,我们便能既从大学生整体的共性需求,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类型群体个性需求制定出更符合他们实际情况的教学大纲。

(二)大学英语教学执行柔性大纲

1 执行柔性大纲的必要性

如果从“面”、“条”、"层”三个范围取样进行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必然反映出大学毕业生对英语技能需求的差异,有些群体之间甚至会出现巨大差异。此时大学英语教学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选择:是置学生的需求差异于不顾,一千多所学校继续强制性地执行同一教学大纲?还是针对这种差异,对大纲做出适当的调整,切实根据学生需要安排教学?

负责任的选择当然是后者。这关系教学大纲设计的基本理念。不可否认现行大纲社会需求调查获得的数据的确给了我们需求人数的百分比统计数字,反映了集中趋势。但我们认为制定国家教学大纲不能仅以集中趋势为主要依据。首先从社会理想信念上讲,这有失公正。在中国大学英语教学面对的庞大的学生群体中,纵使80%的人有需求,也不能成为其余20%服从的理由。无论其余的是20%还是10%,他们自身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有合理的不同需求的100%。与民主选举投票不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代表其他人的学习需求。学习需求是个体化的。少数服从多数在这里意味着民主的独裁垄断,是无理性地,不公正地剥夺了少数人的学习选择权力。从教育学上讲,教学中忽视甚至无视教学对象学习目标的差异,不符合最基本的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现代教育追求人道主义的个性化教育。从经济上讲,教育投入应有能满足学生实际需要的有效产出。无论是学生学了不需要的东西,还是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未学,或者学了仍不能满足需要都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有鉴于此,大学英语教学有责任,有义务正视学生外语需求差异的存在,调整大纲,因校治宜,因专业治宜,可能的情况下,因人制宜满足他们的英语学习需求。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是我们要尽可能客观地了解社会外语需求。这样我们便又回到了社会需求调查问题。我们建议除了在国家层面进行“面”、“条”、"层”三个范围取样调查,各校还可结合本校专业培养方案,进一步组织调查,获取更符合本校毕业生实际的数据,并以此为依据作出本校大学英语教学决策。但鉴于社会调查和大纲制定技术复杂,工作量浩大,许多学校可能难以承担,我们主张作为一种压力分担的折衷,大学英语教学执行一个柔性大纲,也就是说在制定颁发国家教学大纲的同时,给各校各专业更大的自主权,让他们能够根据学生实际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做出英语教学决策。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可避免或者减轻国家大纲的刚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又通过教学决策分权,把社会需求细化调查工作量分解给了更了解学生实际需求的各高校,从而调动更多的力量参与这项工作。

诚然,现行大纲在教学内容与要求、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上已有了很大的柔性,例如提出了一般要求、较高要求、更高要求三种不同教学目标,提倡各个学校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基础设计自己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等等。从形式上看,“柔性”已是现行大纲的一大特色。可是从实际执行情况看,这种“柔性”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现行大纲已经提供了很大的灵活选择的余地,那么问题就不在于大纲本身,而是产生于各校执行过程之中。但更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一部未被灵活执行的灵活大纲至少在可行性上存在问题。例如以下几点就真的难以灵活执行。

其一,教学目标难以灵活。例如就现行大纲“一般要求”规定的教学目标而言,仍嫌刚性过强,对许多院校学生仍然过高,很难通过12个学分学习达到。唐磊(2009)发现遵义医学院单次四级过级率大约维持在14%。央视“时空调查”一项调查发现,有29.7%的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将在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如果一门课耗费学生如此多时间,绝对已是刚性有余了。而且问题还有更令人遗憾的一面:如果不是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而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可能许多学生根本不必耗费如此多时间,去达到不必达到的刚性目标。

其二,学时难以灵活。以前的280学时和现在的16学分限制简直就是大法,突破减少都可能会招致各方面的压力与责难。黑龙江省有一所学校一直想适应社会需求,在学生的外语和计算机能力培养方面出点特色,但限于规定学时,却又瞻前顾后,多年不敢有大的举措。

其三,教学内容难以灵活。教学大纲三个层次的教学目标事实上已设定了教学内容与课型,有这样一统的教学要求,结合内容、形式、标准明确的四、六级考试作为评估手段,加之许多学校又把四级考试通过与学生毕业证或学位证挂钩,结果便是多校雷同,一周3学时精读,1学时听力。有意识无意识,许多师生都想着教学内容要指向前面的四级考试。

其四教材编写选择难以灵活。教学目标、内容、课型框定之后,教材编写选择的灵活性就极其有限了,更有中国教材编写出版的现实状况,于是目前差不多是全国三套大学英语教材(《大学英语》、《新编大学英语》及《新视野大学英语》)主天下。而且由于教材编写者的教学法思想已基本限定了课堂教学模式,因此大同小异的三个基本模式垄断了全国大学英语课堂。

上述这些教学关键要素难以灵活,整个教学还剩下多少灵活性就可以想见了。所以我们认为当“灵活性”的大纲难以灵活执行时,选择柔性大纲不失为保持教学灵活性的良策。

2 执行柔性大纲的可行性

执行柔性大纲不仅有上述客观的、理念的、策略的必要性,而且已具备了现实可行的国情条件。

首先外语界学术上的进步能够保证柔性大纲可行。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国家动乱初定,与外界几十年隔绝刚刚结束,大学英语界在学术上确需有一个过渡阶段来反省总结,学习借鉴。此时制定一部强制性的国家大纲指导推动全国的大学英语教学非常必要。但是由于近30年来整个外语界的学术水平提高,各高校已具备了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独立指导实施本校大学英语教学的能力。如果作为保障,有一部柔性国家大纲作为参照,给予软规范,完全可以放手让各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各行其政,各行其是。

最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因素的发展变化能确保柔性大纲可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高等教育进一步产业化,大学生作为大学的一种特殊产品已直接面对人才劳动力市场。大学要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仅仅依赖于一张图纸、一个模子是做不到的,它们必须要按照市场需要设计制造出有自己特色的、有自己市场定位的产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学外语教育模式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毫无疑问,各高校为满足市场对毕业生外语能力多种多样,高低不同的需要所做的努力,将为柔性大纲提供强大的原动力,成为其可行性的根本保障。

大学英语教学新大纲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结构逐渐转型,它的计划经济时代固有的“刚性”局限性日益显示出其不适应性。在丰富多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英语教学需要柔性大纲来满足大学毕业生外语技能的真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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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建武]

作者：佟兆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