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中)摘要2017年，北京的文化建设和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研究集中在坚持文化自信、谋求文化复兴，产品载体和渠道建设是推进文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文化协同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新业态是推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等几个方面。研究主题的变化，彰显出文化发展与北京建设相结合实践的复杂性和延展性。
第一篇：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文化发展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摘要】文化自信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积极搞好文化建设，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进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夯实文化自信的资源、制度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文化自信 文化发展 思想保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引导力、感召力和推动力，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创新文化发展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提升文化自信，要增强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获得感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充分肯定自身文化价值，并坚信自身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信念。文化是国家建设的精神动力，因而世界各国都注重发挥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不断提升整个民族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从而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提升文化自信，要增强人民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认同感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只有增进文化认同，尤其是人们对文化内在核心价值的认同，才能提高人民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心。当前，提高人民文化认同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促进文化发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改革文化发展体制，创新文化发展机制，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汲取优秀文化资源，不断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满足了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了人民的文化自信。
提升文化自信，要增强人民的文化获得感。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物质层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文化消费规模逐渐扩大，人民从中享受到了文化发展的种种实惠，也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在精神层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中国梦，让每个中华儿女都有了梦想和追求，增加了他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获得感，增强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提升文化自信，要解决怎么认识中国文化和怎么发展中国文化两大问题
怎么认识中国文化是一个文化心态问题。文化自卑者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文化自负者宣称，中国文化超越了西方及其他民族的文化，没有必要学习或汲取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文化肯定者坚信，中国文化虽然目前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其未来发展依然值得期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不仅要抛弃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的心态，更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发展中国文化。
文化源自历史、面向未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根基与灵魂支撑。发展中国文化，首先要明确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全盘西化者认为，中国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就必须割断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固步自封者认为，中国文化有不容侵犯的权威，较其他民族文化更悠久、更尊贵。自觉自为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特点、发展趋向，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也能够讲清楚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脉络，主张向其他优秀文化借鉴。结合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增强文化发展的定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提升文化自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挥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凝聚和团结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兼容并蓄”的文化。从文化立场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反对唯我独尊的文化中心观，也反对全盘西化、文化虚无和历史虚无。从文化资源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来源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文化构成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现了以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反映了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特征的制度文化，彰显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精神文化。
增强文化活力，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创新文化发展方式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增强文化活力。2017年5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文化发展改革全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場，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党和政府的这些方针政策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不断创新文化发展方式，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国家建设中，文化始终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标识，在我国的文化建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应当始终坚持的方向。当前，面对价值多元的文化环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例如一些外来负面价值观冲击了人们的价值信仰，西方霸权主义威胁到国家文化安全等。针对这些问题，党和政府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全面推进公民思想文化道德建设，将体现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民的生活中，坚定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信仰和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创新文化发展方式。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创新文化理念、文化制度和文化实践，才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根据当前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转变文化发展方式，破解文化发展桎梏，提高文化发展的有效性。创新文化发展方式首先要明晰文化发展的工具属性和情感属性。工具属性要求文化发展注重效率、效益和效果，任何发展都要按照这些原则来进行；情感属性则强调文化发展的精神、价值和信仰追求，强调人文价值。按照这两个属性创新文化发展方式，就要在追求文化发展效率、效益和效果的基础上，发挥文化的感召力、精神引导力，根据文化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以“接地气”的方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自信。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讲师）
【注：本文系2017年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人文社科）“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舞台戏剧呈现研究”（项目编号：2017SK14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
②《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新华网，2017年5月7日。
③沈壮海、史君：《把五大发展理念贯穿于文化发展改革全过程》，《党建》，2017年第7期。
④陆卫明、孙泽海：《论习近平的文化自信思想》，《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作者：兰继洲
第二篇：文化自信、文化协同与文化创新发展
[摘要](中)摘要2017年，北京的文化建设和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研究集中在坚持文化自信、谋求文化复兴，产品载体和渠道建设是推进文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文化协同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新业态是推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等几个方面。研究主题的变化，彰显出文化发展与北京建设相结合实践的复杂性和延展性。
[关键词](中)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协同;文化北京;“一带一路”;京津冀;文化新业态
正文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北京在文化建设方面积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稳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在新的定位、目标和基础上，着力强化城市创新驱动战略，构建文化创新体系，推动城市转型发展。总体而言，北京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实践丰富和拓展了人文北京的内涵和外延。2017年，相关著述对北京城市与文化的关系从多方面进行了讨论，其重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级标题一、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方略、建设目标和基本要求。其中，文化自信是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基础，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北京作为首都，在文化建设等领域均具有表率和示范效应。北京自觉加强文化自信与北京城市发展的紧密结合，以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满足首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作用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深度认同和执着信念。首都理论界从多个角度对文化自信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阐述。
(一)不同语境中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0-41这一论述将文化自信置于世界文明体系和中华文化复兴的高度，展示出文化自信应有的理论视野。王岳川在世界性的视域中，考察了文化自信对文化建设的意义。[2]他认为，坚定文化自信是消减文化自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基础，有利于将中国文化转化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过常宝则从中国文化的内在品质方面阐释了文化自信是中国通向世界桥梁的观点。[3]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天人合一观念等有助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立。秦佩、李心峰从与世界文明交往的角度，提出文化自信的特征[4]，认为文化自信在弘扬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探寻传统艺术理论资源、加强艺术学理论建设等层面，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取向。沈湘平则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时代的文化现实，提出理解文化自信的多种角度。[5]他提出，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等维度，文化自信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与以上论者的视角不同，有论者论述了互联网语境中文化自信的内涵。张凯认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建设和文化自觉的高度体现，在互联网重构一切领域的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文化传播和共享方面的优势，构建“互联网+文化自信”的新模式。[6]以上论者对不同语境中文化自信意义与价值的讨论，凸显出文化自信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的丰富性、生长性和拓展性，而正是文化自信内涵的广延性特征有助于中国文化与现实实践进行多维度的结合。
(二)以文化复兴推进文化自信的实践
文化自信是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理念，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强化文化自信不仅需要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更需要在中华传统文化汲取丰富养分的基础上，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陈先达在认识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复兴的关系时，将文化自信置于民族生命力的高度，认为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文化自信决不是搞文化民粹主义，单纯否定传统和凝固传统都是错误的，在批判中继承传统文化仍然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7]章伟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社会、关注生命存在及其价值，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能够为人们生活提供价值导向。[8]传统文化与现实的结合，需要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重新融入生活。范周指出，坚持文化自信需要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大文化传承与创新力度，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9]强化文化创新，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文化产品这一载体的支撑，有论者从案例分析的路径阐释了传统文化对文化自信的意义。金元浦以《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为例，阐释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10]他认为崇高再次成为新时代的审美主旋律，文化叙事的宏伟、壮美和高尚等美学范畴的兴盛，展示出文化自信的中国焕发出的文化活力。可以说，厚重的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无疑考验着当代中国人的智慧。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丰富的文化资源、科技资源、传播资源等积极推动了传统文化面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如“三个历史文化带”的开发利用、中轴线保护与申遗、VR技术助力故宫文化资源“活起来”、“老字号”的传承创新利用等实践活动，推动了文化传承与北京建设发展的有机融合，不断深化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当前，对北京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梳理已成为北京坚持文化自信、推进北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的重要內容。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是北京城市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都文化是历史底色，红色文化是活的灵魂，京味文化是生活表征，创新文化是发展动力。协调利用好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的互动关系，是进一步增强北京文化职能，对内强化文化自信，对外展示国家文明形象的必由之路。
一级标题二、载体和渠道建设是推进文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与发展的重要路径。北京作为首都，需要充分发挥文化优势，通过载体和渠道的打造，融入到“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
(一)打造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产品载体
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平台的支撑，加快打造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的载体与平台，是北京发挥首都核心职能的重要路径。
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应在立足首都城市定位的基础上，以载体建设为纽带，发挥北京文化引领的优势。北京具有较强的资源聚合能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本质是要将北京的影视、展览、旅游、演艺等文化产品以载体的形式布局到“一带一路”的整个产业链上，因此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载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北京应坚持铸造品牌、讲好中国故事，发挥品牌企业、旅游、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助力文化交流与交往。[11]北京的各类企业纷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业务拓展，目前已在31个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累计金额约为224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商务交流、文化服务业等行业，且根据当代消费者的文化需求生产特色文化产品，促进了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有机融合。[12]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不同的文化水平和特色，刘薇从文化贸易的角度指出，北京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一带一路”目标市场，实施区域多元化战略，加强对新兴“一带一路”市场的开拓，形成更加合理、多层次的多元发展格局。[13]在关注一般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贸易之外，郭京宁视角独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北京的文物在中外交流中的枢纽性作用。[14]他指出，文物包含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烙印，因此文物交流能增进北京乃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认同，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二)打造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流渠道
交流渠道建设是一个涉及历史传统、资源禀赋、行业基础、技术条件等多方面要素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才能够真正实现渠道畅通。
在政策沟通和信息交流层面，2017年，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1世纪“一带一路”与商业文化论坛、“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丝绸之路城市合作促进会等在北京举办或成立，在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等，均极大促进了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或信息的共享，增进了双方间的文化互信。
贸易畅通层面是交流渠道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类文化产品及其版权交易需要畅通的交流渠道。霍学文从宏观发展的层面，阐释了北京的金融、产融、资本在助推“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大本营的优势。[15]他认为北京应发挥自身优势携手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协调处理企业、资本输出、产业转移间的互动关系。在产业的交流与互动中，北京应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推动作用。北京作为中国出版产业的重要基地，出版产业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北京出版集团以版权贸易为抓手借助展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销售中国的优秀图书，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16]当然，出版仅是整个产业驱动中的一部分，许多以科技为支撑的互联网新兴行业也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期待分享“一带一路”中潜在的万亿元蛋糕。而便捷的交通无疑是能够分享万亿蛋糕的重要基础性条件。刘波认为，北京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应着力于强化北京国际航空港的地位，加强与中亚、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互联互通，支持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17]可以说，实现贸易畅通需要产业硬件和设施硬件的强力支撑。
与上述硬件条件相比，民心互通则构成了渠道建设的软性条件。在推进产业共享共赢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文化风险。吴冰冰、于运全等从促进文化沟通、尊重文化差异、推动文化适应三个角度，选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3个国家，对北京及其它城市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在文化领域可能面对的风险、注意的问题、借鉴的方法进行了阐述，为中国的企业、机构和人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8]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既需要发挥优势产业的驱动效应，也需要找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痛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突破。
一级标题三、文化协同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京津冀一体化是一项国家战略，在这一整体战略中，随着首都有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进程的日益推进，通州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作为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的使命愈加凸显。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与实施，进一步推动了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京津冀三地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普遍接受的文化认同有助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实现。但是由于文化内涵和外延的复雜性，文化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功能。
(一)发挥北京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文化引领作用
产业协同是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从而实现产业协调发展的策略。鉴于京津冀各自的文化优势和资源禀赋不同，所以在推进京津冀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应充分发挥北京优势，主动搞好北京与规划、政策和项目的对接，筹划城市间的全新组合。[19]而推进三地的重新组合，需要统筹三地的空间布局。叶堂林、毛若冲认为，北京在空间统筹方面，应通过适度压缩生产空间、优化生活空间、扩大生态空间等路径，带动周边区域的快速发展。[20]带动周边区域应注重发挥北京的产业优势，从外部为京津冀提供发展动力。[21]在所有的产业中，陈静芳等特别关注影视产业基地建设，认为北京与河北、天津在影视产业的发展上可以优势互补，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应在统一的规划体系下进行，但是由于存在着区域性立法法律位阶不明与文化遗产立法零散并存、解决急需问题立法的优先顺位与解决长远问题劣后立法关系、遗产资源禀赋差异与行政力量强弱悬殊难以完全对等协作的三重困境[22]，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京津冀三地始终未能做到协调统一。虽然近年来京津冀三地通过签署文化合作协议、举办文化联展等活动，增强了三地文化间的互动，但在文化资源和相关产业的互联、互通、互享层面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北京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在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层面应作出突破与创新，以形成京津冀三地合力共生的发展格局。
(二)强化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赋予通州以示范带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功能，这就意味着利用文化提升城市发展的品质，塑造优美的城市形象，通过文化和商务功能的聚集，建设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是通州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易言之，公共文化服务是推动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文化通州是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方向，以公共文化服务提升通州的文化品质是副中心建设的重要议题。郑瑞芳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指出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提升通州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23]而为保障文化的稳定发展，需要从城市实体空间和城市文化的整体性上进行规划设计。对于文化整体的系统性规划与利用，一方面應整合城市副中心的公共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应传承和发展通州的城市文脉。通州的历史文化可上推至战国时期，悠久的文化是城市副中心发展不可多得的财富。孙勐指出，最大限度地记录历史信息，就是留住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根和魂”，有助于将通州建成一个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24]运河文化是通州人文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张妙弟指出，应强化对通州运河文化的整体性保护的力度，形成统一有效的工作机制。[25]可以说，尽快形成系统和稳定的城市发展规划，加快整合通州文化资源，是强化通州城市副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基础。
(三)探索以文化助力雄安新区发展的新模式
2017年，中央决定在雄安设立国家级新区，对探索人口密集地区的优化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蔡之兵认为，雄安新区建设能够发挥首都城市核心增长极的作用，通过新区建设能够平衡南北区域经济、发挥“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以及推动城市的内生型增长。[26]而探索城市的内生型增长，需要认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范玉刚认为，雄安新区的文化培育和文化空间规划既要依托现有文化资源，又要超越现有资源利用模式，脱开现有路径，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注重文化与科技、高端经济形态的融合，以新的文化业态塑造城市文化场景和文化品位。[27] 在利用文化资源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策略上，基于文化的不同类型，诸多论者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思考。周振国强调了雄安地域历史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意义[28]，田林、马全宝则强调文化遗产对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性[29]。与以上两位论者视角不同，范周着眼于文化资源、产业发展与民生三个现实维度，提出应以大文化的视野，总揽雄安新区建设全局，以“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探索新区发展，注重高精尖的产业驱动效应，以雄安为范本，找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的理论增长点。[30]可以说，雄安新区建设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对丰富和拓展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四)提升特色小镇的文化承载功能
特色小镇建设是“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内容，加快特色小镇建设不仅具有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城乡居民人居环境等作用，也能够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实施中承载相关产业，更好地发挥核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城乡功能融合对接和共同繁荣，树立现代化超大城市城乡治理的典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特别强调了特色文化小镇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2016年10月，经国家认定的首批特色小镇数量为127个，其中北京3个，分别为房山区长沟镇、昌平区小汤山镇、密云区古北口镇。从文化发展的整体布局来说，特色小镇是创意城市的重要补充，它是城镇践行文化创意的重要实践。北京打造的特色小镇以功能性为主，这就意味着在特色小镇的打造中，需要产业支撑，需要培育特色产业以发展小镇经济。如北京(房山)基金小镇等。赵方忠指出，北京(房山)基金小镇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区和城市聚集轴的起点，是北京产业拓展的重要方向，有助于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31]在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中，有论者还分析了北京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缺乏整体规划、特色不强、资源配置渠道单一、市场配置作用不足等。[32]针对特色小镇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曾江、慈锋等认为，建设特色小镇应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协调好要素调节、结构调节、文化传承等诸多功能。可以说，北京发展特色小镇，需要在探索中破解存在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当前城镇化面临的诸多发展不协调问题，才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提高小镇承载力的同时，还能够更好地与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相对接，积极承载转移项目，打造出一批具有产业功能的大学镇、总部镇、高端产业镇，实现特色小镇更为宏伟的价值目标。
一级标题四、发展新业态是推进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新时代存在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促进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必然选择，而发展文化新业态是实现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围绕文化新业态与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首都诸多媒体和学者进行了大量讨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元浦说文”、《前线》杂志等推出了一系列文章，对此关系进行了剖析。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
文化领域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在文化领域存在着文化需求和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一方面，在文化供给领域存在着文化产品的无效供给、重复供给、低端供给等现象。文化产品原创能力差、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不高，缺乏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的文化精品。[33]因此，必须在产业供给侧通过改革带动新需求、杜绝低俗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淘汰过剩供给、清理僵尸供给、盘活呆滞供给，培育文化新业态。但是在文化新业态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制约产业健康发展的现象，王林生认为产业垄断、圈地运动、侵犯知识产权、干预消费者选择、危及隐私安全等对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34]柴冬冬考察了文化产业在通过自媒体传播过程中营销的功利化、产业秩序的失衡、受众选择权的弱化、产品评价的极端化与产品的过度消费等诸多违反伦理的状况。[35]可以说，在发展文化新业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化新业态是推进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目前，文化新业态已展示出较为旺盛的发展活力，“网红经济”“二次元经济”“众筹经济”“直播经济”“虚拟经济”等发展迅速。乐视云开启“直播+”云生态、百度云服务等也在各自相关领域提供了多彩的文化内容，丰富了文化业态的创新实践。北京是文化新业态较为集中的城市，这在于北京有坚实的产业发展基础。如2016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收入139643亿元，位居全国前列。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是文化产业领域规模最大的展会，至今已举办12届。2017年北京文博会期间，共签署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交易、艺术品交易、银企合作等协议总金額将近千亿元人民币，极大地展示了北京在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层面的影响力。
文化业态创新是北京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诸多论者对文化新业态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探讨。魏鹏举、戴俊骋从产业机制层面认为，文化新业态之所以涌现出来，在于我国文化经济发展的融合创新战略格局已经形成，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融合发展的战略格局将得到体制机制的支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融通在实践与制度层面上都实现了重要突破。[36]陈少峰、李源则从产业模式创新的角度分析了新业态出现的市场机制，认为系列微电影持续孵化IP和文化电商，推动了以IP为基础的新业态的形成。[37]在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讨论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创意人才培育的关系也是探讨的主要话题之一。金元浦从人力资源的视角，指出文化新业态得益于大量创意人才的培育，北京拥有着一批极度推崇个体创造性的创客群体，奠定了文化新业态涌现的人力基础。[38]尤其是为了积极培育城市创新氛围，激发人们的创意兴趣，2017年5月，北京举办文化创意创新创业大赛，大赛突出文化创新与创意，聚焦小微文创企业，通过大赛整合资源，搭建文化领域新的创新创业平台，推进了文化业态的创新发展。
(三)满足公众对高品质文化的需求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的价值追求
破解文化领域的不均衡不充分，既需要充分发展文化新业态，为人民群体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也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祁述裕指出要解决文化发展中经济深层次存在的问题，优化发展方式，实现从数量增长向提质增效转型。[39]孔少华、何群则重点关注文化发展中的资金投入模式，认为应着力处理好各种供给要素的配置优先级，加强金融PPP模式的落实和项目落地，以“文化+”理念提升固定资产投资使用效率，化解过剩产能。[40]在此之外，还有一些论者指出在破解供需矛盾时应关注消费群体的代际转换。这些新业态的发展与“90后”文化消费群体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张颐武认为，从文化潮流的角度看，“90后”已经成为当下文化产业的新兴主体，其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将会为中国带来许多新的“增长极”。[41]可以说，培育文化新业态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消费，只有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精准耦合，增强供给与需求的协调统一，才能破解供给与需求的错位问题。
总体来看，以培育文化新业态来促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看到了文化新业态在产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活力和创造力。虽然文化新业态在发展中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的解决恰恰构成了文化创新发展的推动力。尤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过程中，文化发展既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但也存在着不可多得的契机。在文化与互联网日益融合的时代背景中，人们的生活交往、工作方式、商业模式、企业形态、文化传播、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文化自信，把握文化机遇，在继承和创新中解决存在的问题，而这也必将为文化研究、文化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提出越来越多的命题。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王岳川：《世界视阈下的中国文化自信》，《前线》2017年第1期。
[3]过常宝：《文化自信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神州学人》2017年第2期。
[4]秦佩、李心峰：《“文化自信”语境下艺术理论研究的“中国”取向》，《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1期。
[5]沈湘平：《从使命高度理解和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6]张凯：《“互联网+”时代的文化自信研究》，《中州学刊》2017年第6期。
[7]陈先达：《文化自信是对民族生命力的自信》，《新西部》2017年第17期。
[8]章伟文：《传统文化是涵养文化自信的源泉》，《人民论坛》2017年第23期。
[9]范周：《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前线》2017年第11期。
[10]金元浦：《审丑时代的终结与传统美学精神的重张——从〈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谈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0期。
[11]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处：《北京以“四个平台”为支撑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北京》2017年第6期。
[12]赵鹏：《北京制造拥抱“一带一路”》，《北京日报》2017年5月10日。
[13]刘薇：《“一带一路”战略下北京文化贸易发展新思路》，《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
[14]郭京宁：《北京文物中的“一带一路”》，《人民周刊》 2017年第14期。
[15]霍学文：《北京金融、产融、资本大本营功能服务、助推“一带一路”》，《国际援助》2017年第3期。
[16]雷宇洁：《北京出版集团 版权输出向“一带一路”地区延伸》，《国际出版周报》2017年4月17日。
[17]刘波：《“一带一路”背景下北京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研究》，《城市观察》2017年第1期。
[18]吴冰冰、于运全：《“一带一路”案例实践与风险防范：文化篇》，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19]文魁：《彰显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北京优势》，《前线》2017年第9期。
[20]叶堂林、毛若冲：《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如何发挥龙头作用》，《前线》2017年第8期。
[21]沈芝：《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定位对河北的机遇与挑战》，《经济论坛》2017年第5期。
[22]郭娅丽：《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法律治理》，《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23]郑瑞芳：《北京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国际比较与启示》，《中国统计》2017年第3期。
[24]孙勐：《留住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根和魂”——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8日。
[25]张妙弟：《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与保护》，《北京观察》2016年第7期。
[26]蔡之兵：《雄安新区的战略意图、历史意义与成败关键》，《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8期。
[27]范玉刚：《雄安新区的文化空间建构和价值传达》，《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8]周振国：《加强雄安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共产党员》2017年第14期。
[29]田林、马全宝：《雄安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活力复兴》，《人民论坛》2017年第24期。
[30]范周：《雄安新区研究的新理论增长点——基于文化、产业、民生的现实维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1]赵方忠：《北京基金小镇争锋新金融》，《投资北京》2017年第4期。
[32]民革北京市委员会：《推动北京特色小镇建设》，《北京观察》2017年第4期。
[33]范周：《以文化精品检验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2日。
[34]王林生：《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道德失范与伦理构建》，《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5]柴冬冬：《文化产业视域下自媒体传播的伦理维度》，《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36]魏鹏举、戴俊骋：《中国文化经济发展的融合创新战略格局形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7]陈少峰、李源：《文化产业领域IP孵化与艺术生产商业模式创新》，《艺术百家》2017年第4期。
[38]金元浦：《创客时代：一个创新创意集群的成长》，《中国文化报》2017年8月12日。
[39]祁述裕：《经济新常态下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智慧中国》2017年第Z1期。
[40]孔少华、何群：《“十三五”文化产业供给侧要素创新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41]张颐武：《90后与当下》，《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25日。
(英)标题Cultural SelfConfidence，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2017Research of Humanistic Beijing
(英)作者姓名WANG Linsheng1， JIN Yuanpu2
(英)作者单位(1.Center for Cultural Study，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2. National Academy and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Key words：(英)关键词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synergy; cultural Beijing; The Belt and Road;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new cultural formats
(責任编辑责任编辑孙俊青)
作者：王林生 金元浦
第三篇：中西文化整合与我国文化发展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发生交织碰撞。理性地看待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中西文化的整合中推进我国文化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关键词]全球化;中西文化碰撞;文化整合;现代化
一、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背景
经济全球化使经济资源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界域，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大量地、全方位地以各种方式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变动之问越来越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同步演进的趋势。人类进入21世纪后，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发端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已经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对各国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频繁的交流必然会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的流动与配置，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带来各国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改进。使各国文化呈现出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的发展态势，由此，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便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在已经开始的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融合趋势。无论是在浅层的现象还是深层的观念上，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共通点和相似点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比如，由于世界各国对市场经济模式的普遍认同，与市场经济模式相适应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认同正被广泛接受。这种经济价值观念导致了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趋同。纵观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我们看到的是清一色的摩天大楼、趋同化的服饰、标准化的语言以及大同小异的广告牌。文化正借助现代传媒逐渐脱去它的地域色彩，变成一个流动符号。另外，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跨国犯罪和恐怖活动等严重问题。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而必须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全球伦理、全球共识的广泛关注。这不仅会无情地荡涤各种落后的文化观念，而且还会促使现代文化理念诸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科技、环保等深入人心，成为全人类的普遍追求。因而，人们一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一种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文化正在生成。
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和世界文化的生成，并不意味着一切民族的本土文化的彻底消亡，进而达到无地域差别和民族差异的单一文化状态。学术界所谓的文化全球化，是指在多元文化的互动中，会有一种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趋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以及不同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各民族传统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历史依据和存在的合理性，有其独立发展的内在惯性与规律。正如斯宾格勒所言：“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莱布尼茨式的单子，即使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干扰，也不能完全改变文化的历史进程。”由此可见，即便外来文化的势头再猛，也不可能湮灭民族文化，因为民族文化的精神已经融入民族成员的心灵深处，形成了不可磨灭的思维定势和情感积淀。而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对人类社会实践都有可资借鉴的地方，相互之间也都有值得对方学习借鉴的地方。全球化扩大了民族交往的范围，使民族文化渗透进了外来文化的因素，但这并不是对民族性的否定，而是对原有民族文化品性和境界的提高，是对民族文化中与现代化不相适应方面的克服。总之，民族文化中值得生存的一切都将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到合适的土壤并根深叶茂，从而使民族文化被赋予新的内涵，获得时代的规定性。这实际上给民族本土文化吸纳多元文化中对其有用的精华，从而强化本土文化的精神价值，促进民族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碰撞
全球化的发展的确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机遇和挑战从来都是并行的。正如汤因比所说：“文明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越的环境中降生的”，而且“挑战越大，刺激越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对外交流日趋频繁，西方文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源于西方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使我国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
随着跨国界、跨文化的经济社会交往与日俱增，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然而，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国家的人，由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的明显差异。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冲突。这种差异和冲突首先鲜明地表现在跨文化交际的语言层面上。不同的民族由于在地理、民俗、宗教及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表达同一理性概念的词，在各自独特的文化作用下必然会产生附加在词汇本身概念之上的不同的联想意义。例如，“Ambition”一词在汉语中意味着野心勃勃，带有贬义的色彩;而在美语中多指人的进取心，含有褒扬的意思。又如，“龙”在中国是权力和力量的象征，代表皇权的威严，也是中国人的骄傲，所以会有“龙子龙孙”、“龙的传人”等对“龙”进行赞美的词汇;然而，在西方，“dragon”并不是汉语“龙”的对等词汇，而是一种近乎于毒蛇的独角兽，代表的是灾难与罪恶。因此，如果不理解词汇的文化意义，就很容易造成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障碍，严重的话，还会在人际间造成相互仇视。这种语言交流层次上的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屏障很容易导致人们交流的困难，进而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引起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中西方不同的民族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所共同遵守的规范的价值体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往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价值观念的碰撞。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则强调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以求得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从家族本位出发，强调群体和社会意识，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人才能得到利益;西方文化则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强调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第三，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总结，它所侧重的是一种经验型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则重视理性分析，它侧重的是理论型的思维方式。第四，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重感情;西方文化则重法制，重理智。这些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人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认识以及行为方式的不同，从而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冲突和碰撞。
(二)我国文化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承受的压力
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在影响我国对外交流与发
展的同时，也使我国文化的发展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冲击的巨大压力。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英语所具有的世界性文化语言的优势进一步显露。正如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所指出的那样：“世界已越来越离开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中，他们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当前，互联网的内容，英语约占95%，法语约占3%，世界上其他众多的不同语系只占2%。全世界近75%的邮件用英语书写，近80%的电子信息用英语储存，超过10亿人在学英语。这对于使用国际互联网的非英语民族和国家来说，极有可能出现驾驭、运用本国民族语言能力下降的趋势。全球化背景下，汉语的纯洁性无疑也面临着挑战。不难发现，我们生活中的英文缩写越来越多，这些缩写直接嵌入汉语系统，严重破坏了汉语系统的内在和谐美和外在形式美。有这么一段话就是明显例子：“APEC的记者招待会后，我约了CCTV的几名记者和一群MBA、MPA的研究生，讨论中国加入WTO后IT业的发展前景，以及IT业对GDP的影响。读MBA的张小姐原来想到IT业发展，今后目标是当CEO，现在感到加入WTO后，中国IT业风险很大，转而去了NIKE公司。相反，读MPA的李先生感觉良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大幅度改革，MPA的毕业生大有用武之地。随后，我们去了KTV包房，大唱卡拉OK，大家相继关掉BP机，也不上INTER网，兴高采烈，通宵达旦。”我们都知道，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只是文化交流的工具和载体，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民族语言遭到破坏也就意味着文化受到了侵害，其严重后果不言而喻。
全球化进程中，在中西方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价值观冲突面前，有一部分人片面否定传统文化;也有一部分人对西方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改变了原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更有一部分人丧失了辨别能力，对西方文化中非主流的糟粕趋之若鹜，出现极端个人主义、重利轻义、追求享乐和高消费、审美低俗化等消极倾向。值得重视的是，目前西方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市场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这些文化产品所推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对我国青少年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给我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面对这种冲击和压力，如何保持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三、在中西文化的整合中推进我国文化的发展
中西文化冲突和碰撞所带来的压力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审视文化全球化，自觉地构建现代文化形态，从而实现文化的整合与创新。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大课题。文化整合是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所谓文化整合，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的地域和民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从全人类性的批判和取舍中得到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的区域资源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各民族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由于地域的封闭性和交际范围的限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对文化的发展构成了制约;而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各民族文化以促进本民族主流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为宗旨，在交流碰撞中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既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又融合并吸纳了全球文化的精华，从而有力地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因此，要推进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就必须本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创造属于当代中华文化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具体地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我国文化的发展，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正确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冲突与碰撞。融合与冲突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全球化时代大大增加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机会，增强了相互间的对话。从而为东西方文明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走向团结，走向文化融合，提供了现实基础。中西方文化之间利益的冲突，以及语言、信仰、价值观念等等的差异，只有在不断的交往之中获得相互了解，才有可能逐渐相互适应。因此，要保护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不能像对待古代文物那样把它与周围世界隔绝开来。相反，民族文化需要在与外部环境、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中得到锤炼和发展。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融入全球化可以给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一些有利的因素。例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竞争”、“讲究效率”、“诚信守法”等思想观念，将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逐步改进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我们的民族文化不断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必将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进而发展出一种既适应现代化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第二，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部分人将民族文化看得一无是处，只要是外国的就一概“拿来”;一部分人则退守本土文化，认为自己一切都好，盲目排外，重蹈闭关锁国的旧辙，成为融入全球化的障碍。这两种倾向都是我们要反对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其缺陷，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二者在冲突中也不存在谁吃掉谁，谁战胜谁的问题。相反，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很大的互补性，这正是世界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世界的内在因素。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既要看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又要对其中落后的因素有清醒的认识，并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既要坚决地抵制和剔除西方强势文化中反动的、谬误的、污秽的东西，又要对其中一切进步的、科学的、健康的东西加以吸收和利用。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强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协调与统一，但侧重于把自然当作审美逍遥的对象，缺乏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精神;西方文化则把自然当作生存所需要的环境、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这种认识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科学的进步，有利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但由于过分强调对自然的征服，从而导致人类对资源无限度地开发利用，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威胁等给人、自然和社会带来重大的乃至灾难性的负面影响。我们今天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在顺应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同时要避免现代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把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与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相结合，形成新的伟大精神。
第三，保护好我们的民族文化载体——汉语。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如果民族的语言文字没有保护好，没有在保护中得到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化就容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受到损害以至消亡。维护汉语的纯洁性，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全球化背景下，要保护和发展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汉语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要“固本健体”，努力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严肃性和纯洁性。教育和新闻出版行业应该在语言文字运用上为社会树立榜样，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应成为珍爱祖国语言文字的表率：同时要为外来语言的使用建立规范。科学地处理外语与母语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加强语言信息化处理和网络数据库的建设，在虚拟空间确立汉语的地位，以保证中华文化以其本来面貌在国际互联网上的无障碍交流;同时要采取一系列汉语国际传播措施，使汉语在国际语言生活和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全球化所导致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既给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也蕴涵着机遇。中华民族必须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大胆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行综合创新，方能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加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惟其如此，中华文化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刘海静)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谭颖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