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益保障论文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农民工权益保障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近几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民工荒”现象的产生，究其原因，是由于农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致。因此，规范企业用人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有关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制建设，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基金，就成为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必由之路。

第一篇：农民工权益保障论文

城市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

摘 要：本文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调查资料，对城市农民工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主要存在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有农民工缺乏自身维权意识，文化素质水平较低等内在因素外，还包括二元户籍制度，相关立法不完善，劳动执法不严格，司法环境宽松等外在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权益保障;对策

一、引言

农民工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但是农民工的权益如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其他权益却得不到保障。政治权益受到侵害的表现有：由于长期打工在外，其选举的权利很难实现。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工参加选举的百分比仅为11.2%，这说明大多数农民工选举权未能得到有效实现;雇主为了自身的利益，扣押其身份证件，限制了农民工的人身自由。经济性权益受到侵害的表现有：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受到限制，他们在某些行业中因受到歧视而处于劣势地位;农民工很难取得与工作量却同等的报酬，经常被拖欠工资;农民工缺少社会保障，不能享有城市中的福利待遇。他们缺乏文化生活，没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其他权益受到侵害的表现有：由于二元社会结构的限制，农民工的就业受到限制，而且劳动时长经常超出法定工作时间;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益等不到保障。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一)数据来源及数据的获取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由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所得，这是由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采取抽样调查和专题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的开展，通过个人问卷和社区问卷两方面调查，了解到了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就业居住等各方面的信息和社区中人口基本情况、社区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信息。

(二)数据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流动人口，其中有331个城市，108850人。按性别来分，其中男性占52.2%，女性占47.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调查的人口中男性占大多数。按受教育程度来分，小学及以下水的人占13.8%，初中水平的人占50.7%，高中水平的人占17.2%，大中专及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占18.3%。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高学历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大部分人的学历在初中水平以及下。

三、现状问题分析

(一)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偏低

农民工全家月平均收入为5206.66元，而大多数农民工全家的月收入水平在4000元左右，虽然收入水平相对以往有所提高，但是对于月平均支出为2543.91元的农民工而言，每月平均仅存2662.75元，如果出现意外事件，例如生病等，会出现收不付出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权益要想得到保障，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农民工的就业困难

农民工的学历决定了他们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等领域工作，仅有少部分从事电煤水生产供应等具有门槛的行业。在农民工就业身份的调查中显示出，有55.5%的农民工都是以非雇员的身份进行工作，仅有12.4%的农民工是以雇员的身份进行工作。同时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很大一部分农民工都存在着自身维权意识淡薄的问题，这也是导致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因素之一。由于大部分农民工都是农业户口，很少是非农户口，这对农民工的就业范围也产生了一定的限制，部分行业只招收非农户口，这使得很多农民工被拒之门外。农业户口中大多数人都是从事建筑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而很少一部分从事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科研等工作。

(三)农民工的住房紧张

大多数农民工的由于不断攀升的房价只能是租住私房，居无定所。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并没有为农民工解决住所问题，大多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方便。对于以利益为最大化的雇主而言，尽可能的压榨农民工也是他们获利的手段之一。单位很少为农民工提供住房，甚至雇主还扣押农民工的身份证件和工资，使得农民工的人身自由被限制，其权利受到侵害。

(四)农民工缺乏休闲娱乐

当问及社区文体活动及社区教育活动时，很多农民工表示没有参加该类活动。根据调查资料显示：有70.8%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此类活动。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政府在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饮食等问题的基础上也要注重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加强社区的各种活动。

四、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有效措施

为了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加快城乡统筹一体化，对于农民工出现的问题及现状，本文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以下解决措施。

(一)加快城乡统筹一体化，解决户籍问题

政府部门要重视农民工权益的保障问题，正确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因为这关系到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由于农民工的农业户口在找工作的时候受到阻碍，所以应该建立一种动态的户籍管理制度，消除由于农业户口的原因在找工作方面受到的限制，使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障，更好地融入城市。

(二)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

对于农民工普遍存在的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低，拖欠工资等问题，要完善劳动法来保证农民工的权益。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低下，对于基本的住房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政府应加大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切实保证这些住房真正帮助农民工改善了居住条件。在教育方面政府应给予农名工子女政策性支持，例如可以通过实施减少收费，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门槛降低等措施。

(三)提高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养

农民工可以通过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学习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政府在这方面还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引导作用，通过发放小册子，播放电视广播等形式使农名工真正意识到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维权等。在就业方面，可以建立工會来对农民工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培训，从而提高其工作技能，促进就业。

(四)满足农民工精神方面的需求

农民工的生活比较单一，文体娱乐等活动更是少之又少。政府在满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基本需求的基础上还应该注重农民工的精神需求。政府可以通过举办晚会等形式为农民工的生活增添色彩，同时社区也应注重农民工的精神需求，通过一些活动使农民工参与其中，使其真正融入到城市之中。(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 姚永丽.当前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及对策思考[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12)：164-170.

[2] 王凤青.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缺失的原因及对策思考[J].中国农村小康科技，2009(01)：5-6.

[3] 齐嘉楠 覃民 李伯华.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抽样设计的思考[J].统计与决策，2014(03)：14-16.

[4] 魏博洋 耿平 张严冰.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思考[J].农业经济，2013(02)：42-44.

[5] 徐奇志.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探析[J].理论学刊，2011(01)：71-73.

[6] 陈欣欣.浅析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2(11)：9-11.

[7] 葛云霞 李增元.试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其保护[J].改革与开放，2014(09)：36+46.

作者：马鑫岩

第二篇：“民工荒”引起的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思考

摘要：近几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民工荒”现象的产生，究其原因，是由于农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致。因此，规范企业用人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有关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制建设，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基金，就成为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农民工 民工荒 权益保障

1 “民工荒”现象的普遍存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004年1月起，有着近9亿农民的中国首次遭遇了“民工荒”，打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在广东东莞首次官方确认民工紧缺以来，随后波及整个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并向中西部地区纵深发展，其中尤以珠三角地区为甚。单深圳、东莞两地即缺农民工超过50万，据有关专家估计，广东省缺农民工近200万，广东省的用工缺口主要几种在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

据调查，“民工荒”的现象的存在与部分外来务工者选择在家乡就近寻找工作机会，在家工作有很大关系。虽然不少企业将薪资提高了10%以上，但是企业的招聘依旧困难。一方面，内地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工费的逐步上涨让不少农民工选择了离家更近的二三线城市发展;另一方面，新生代的农民工随着自身素质的提高，更多扎根在技术岗位或者是服务岗位，流水线的吸引力越来越低，不少人选择回家创业或是接受其他职业培训。

民工荒引发企业劳动力危机的同时，也加速了产业转移。近几年因出现“民工荒”、“电荒”、原材料涨价等问题，给人留下了“中国开始不再“廉价”的印象。农民工工资要求的提高，亦即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意味着单靠血汗工资低成本竞争的状况正在迅速改变。而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廉价劳动力并非我国独有，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紧紧追随。因此在广东省有不少港台投资者都有将企业迁到成本更便宜的东南亚的计划。2009年该省的台商协会就组织了两批赴东南亚的投资考察团，之后就陆续有企业迁出。

2 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的表现及成因

农民工是传统的户籍制度与自由的市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这种职业身份与户籍身份的矛盾使他们并没有同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和主流生活，而是演变成为一个日益被边缘化的新弱势群体。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以他们的辛劳和智慧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群体所渴求的正当权益却屡遭忽视甚至漠视，由此引发的劳资冲突、自杀等种种社会问题，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劳动法》虽然规定在工厂上班的工人每周最长的时间不超过44个小时，但是很多用人单位完全无视这一点，擅自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天长达10个小时以上。并且劳动强度很大，单位的重活、脏活、累活、难活、险活都是农民工全部包揽，长时间超负荷劳动强度极大地损害这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一些雇佣农民工的单位劳动安全保护措施简陋，甚至根本没有劳动安全保护措施，经常发生劳动安全事故，对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②工资待遇低、随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情况比较严重。在沿海很多地区，如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农民工所从事的主要是一些小型加工制造工厂，有的企业订单源不稳定，企业不正规，压低工人的工资，甚至违反《劳动法》的相关规定，随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

③企业用工管理不规范。由于农民工大部分在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企业主为减少企业成本，通常以口头协议代替书面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比较普遍，发生劳动纠纷后，调查取证比较困难。据统计，2004年全国劳动合同平均签订率为57.1%，私营企业签订率仅为30.5%。

④生产生活无保障。调查显示，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如此低的社会各种保险的参保率，给当前和未来的工作、生活、社会稳定都留下了较大的隐患。农民工在城市无论奉献了多少年，终归是农民，难于真正融入城市。

企业的发展需要控制劳动力成本与效益问题，最终实现双赢，给农民工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然而，由于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我们并没有看到企业与农民工实现双赢。究其原因，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主要是因为：

①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的不规范。

大多数的农民工在就业前不与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合同，没有稳定的就业保障和生活保障。在签订的合同中，约15%的合同约定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内容，85%的民工这方面的还是一片空白。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多雇佣临时性、季节性的员工并利用种种理由随意压低或者克扣民工工资，在他们看来，中国农民工数不胜数，走了一批还会有下一批，不会担心招不到人。

②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损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职工能够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然而由于社会保险征缴办法不健全，以及一些民营企业瞒报、漏報社会保险费甚至拒绝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使得大量的民营企业职工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安全网“之外。这必然削弱民工的安全感，降低对企业的忠诚度，选择转向社会保险制度比较健全的地区。

农民工在城镇的边缘性社会地位是其社会保障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正处在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仍带有明显的二元特征，附着了太多利益的户口仍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城镇户口就不能平等地享受到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不是城镇职工就不能平等地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

③我国相关法制不健全。当前，除了《劳动法》和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所做的宽泛的规定外，农民工的权利几乎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及其在维权问题上的复杂性，应尽快制定、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为农民工提供法律上、制度上的保护和保障，促进农民工向非农产业转移，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各地要结合实际，建立相应的配套地方法规，明确规定农民工工作的时间、基本小时工资、工资支付方式、劳动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就学等具体内容。

而且，既有的法规执行不到位，缺乏监管。《劳动法》里规定的每月加班时间不超过36小时，但是在很多企业中，一些从事流水线作业的农民工都远远超过这个时间，很多工人每天加班时间都超过3个小时。

3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权益保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部门以及农民工自己的积极努力来完成。

3.1 成立农民工工会：探索维护农民工权益新途径。

市场化的劳动关系逐步占据了我国劳动关系的主导地位，客观上要求作为劳动关系一方的代表——工会，切实承担起职工权益代言人和维护者的角色。以城市或行业为单位，成立农民工工会，对农民工反映的损害权益的案件进行登记，并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咨询和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工维权。有了农民工维权工会这个平台作保障，将极大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2 为农民工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分类分层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当中，要维持我国劳动力向城市有效转移，必须增加农民工进城的劳动收益，并且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由于农民工的收入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而且经济承受能力低，整齐划一的将农民工纳入具有较高费率、高待遇、高补贴特征的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是不现实的，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的不同社会保障要求，分类、分层设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对于有雇主、职业和收入稳定、流动性较弱的农民工，将他們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较为灵活，应该依据其需求的迫切性分批建立，以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为基础，探索出低费率、可灵活操作、方便简易的制度形式和参保办法。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大监督力度，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工人平等的待遇，特别强调规范劳动合同的签订，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提供安全的就业环境。

3.3 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根本手段。

为农民工提供最低工资保障，防止新的拖欠。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是当前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农民工在户口、子女入托上学、住房、平等就业、工资报酬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制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为以后将农民工真正纳入到整个社会保险体系奠定基础。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建立了针对农民工工资的最低标准，同时对劳动时间等方面加以规范。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明确地提出了作为经济建设重要一员的农民工也应该享受其他各项社会保障。一方面，政府应该建立健全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机制，另一方面，还应该防止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3月5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要抓紧解决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国务院决定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拒不支付的企业和经营者，要坚决依法查处，要建立健全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机制。从源头上防止新的拖欠，各类企业都要及时发放工资，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

3.4 对农民工要加强就业指导——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

针对“民工荒”背后劳务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流出地的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针对培训费用过高的问题，政府应适当地承担部分培训费用，否则会加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引导经过培训、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进入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这样会对工资相对较低的地区形成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同时，流出地政府要加强就业指导，可以强化跨地区的劳务合作，加强驻外劳务机构建设，动员社会力量发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加强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分析、预测和发布，为农民工流动提供及时全面的信息引导。

参考文献：

[1]崔彩周.2005：《“民工荒”的积极效应探析》，《改革》第12期：53-58.

[2]姚先国，来君.2005：《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工资决定模型与人口流动——当前“民工荒”现象分析》，《财经研究》第8期：68-75.

[3]郑功成.农民工的权益与社会保障[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8).

作者：朱萍萍

第三篇：公共协商：农民工权益保障新途径

【摘要】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由于受到城乡二元体制以及自身弱势地位影响，制度内维权不畅、制度外维权受阻，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公共协商”这一制度设计有助于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促进其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冲突;有助于促进公民政治，全民参与;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公民社会发展。

【关键词】公共协商 农民工 权益保障 社会建设

2012年初，中央电视台聚焦民生热点“农民工讨薪”，新闻频道连续报道7集《蹲点日记：杨立学讨薪记》。引起很大社会反响。《新闻联播》中也播出4集连续报道，2013年央视新闻频道再次集中报道杨立学帮人讨薪，再次引起社会舆论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权益保障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随着中国转型过程中形成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各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也日益显现。各类农民工权益受损的维权事件涵盖了从农村的农民土地维权到城市的农民工劳动维权，从公共领域的环境维权到针对私人领域的个人维权等诸多社会生活方面。如何妥善地解决社会转型期下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探索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是我国社会管理的重要现实课题。“公共协商”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多方协商、促进农民工参与政策制定与实施、最终保障、维护该群体的权益。这对创新社会主义管理制度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建设和谐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讨薪路上公共协商显雏形

在杨立学的个案中，我们看到政府、农民工、企业三方之间的互动。而每次互动都离不开一个词—协商。不管是企业的让步，还是在杨立学给书记下跪，书记的调解中都隐隐透露着“公共协商”的影子。公共协商是指政治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讨论和批判性地审视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公共政策的过程。博曼指出，公共协商作为交换理性的对话性过程，目的是解决那些只有通过人际间的协作与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情形(Problematic situations)。根据这个定义，协商与其说是一种对话或辩论形式，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合作性活动。①美国学者诺埃里·麦加菲在《民主审议的三种模式》一文中分别阐述了三种颇具代表性的模式：(1)以偏好为基础(preference - based)的协商民主模式。主要是通过政治科学对经济学语言和理论结构的借鉴而实现的，强调协商最终的结果仍需转化为某种社会排序。(2)理性程序主义(rational proceduralist)协商民主模式。它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和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中生发出来，要求参与者根据协商的理由应该是理性的，并能为所有人所接受;(3)综合的(integrative)协商民主模式。与其他民主理论不同，商议性民主理论家们都强调，集体决定应该由那些认同理性和公正价值观的参与者通过协商—对话、商谈、辩论和审议而作出。商议能够使一个复杂的、分化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包括持不同政见者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具有合法性的决定。它不仅仅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还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形态在制定公共政策、化解社会矛盾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杨立学讨薪过程中，无论杨立学还是欠薪的企业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作为合理合法。杨立学多次向其所属的劳务公司和建筑公司讨要欠薪，两家公司却互相推脱。杨立学认为自己的劳动权受到了侵害，公司却以内部核算分歧而拒绝发薪。纠缠于劳动权或核算劳动量都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相关各方在地方上进行包容的、无条件的直接理性对话，将双方的需求进行明确表达，经过商谈、磋商获得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杨立学在多方的促成下达成了政府、企业和自己的对话。在经过多次协商会后，劳务公司的包工头与建筑公司还是达成了协议，劳务公司在第二天提交农民工工资发放表，建筑公司提取75万元现金送到劳动监察支队，劳动监察支队确定发放地点和流程后，在共同监督下，由劳务公司直接对农民工发放。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公正解决冲突的唯一基础—包容性对话程序—在这一事件中可以清晰地呈现。协商民主促进了旨在增加相互了解的对话：公民致力于通过讨论而非其他方法解决冲突，这依赖于理性协商模式，而不是战略性或工具性模式，避免了以往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出现的个人过激行为或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但杨立学只是一个个案，他能够和劳务公司管理层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对话，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因此，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建立完善的协商制度，通过制度保障确保其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才能使得社会政策切实反映农民工群体的诉求，保障和维护农民工群体的权益。

公共协商在农民工维权多重困境中的嵌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4533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1567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2966万人。2011年的“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这样一个数量庞大又保持稳定增长的群体，却往往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各种各样的侵权行为。正式制度运作不畅、非正式制度维权受阻、弱势的社会地位、缺乏解决纠纷的机制是造成维权困境的多种因素。

正式制度运作不畅导致合法权利受损。虽然我国《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所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但根据“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实际生活中，外出受雇农民工，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占0.8%，被拖欠工资的外出农民工主要还是集中在建筑业和制造业。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3.9%、23.6%、16.7%、8%和5.6%，不同地区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差异仍较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参保比例比较接近，落后于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渐进式改革使得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相当的控制和操纵能力，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即正式制度非正式运作的方式进行的，地方性政策与国家法规之间存在着差异。农民工群体的政治资本较弱，在权益保障中处于弱势地位。目前我国依然是“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声音和力量十分弱小。弱者的声音本来就不大，如果还要穿透重重阻隔才能传到远处，这声音就会更加微弱和失真。正式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会导致行动者对利益表达相关制度的认同感下降，继而寻求其他的表达方式。

制度外维权行动受阻。农民工的基本利益受损，往往有较强的社会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面对利益受损，他们的选择是：沉默(默默忍受)、个人吁请和集体行动。其中沉默、不行动是较为普遍的选择;而吁请则呈现出激进化趋向，公开的宣泄，变相的抵制和过激的行为成为个人吁请的突出表现形式;同时集体行动往往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出现，甚至出现所谓的“恶性讨薪”，以生命作为赌注、威胁以获得劳动所得。而这也常常是在制度内难以维权所进行的制度外维权方式。而集体行动这一方式在过激的情绪刺激下也会出现威胁社会治安的行为，这使得农民工的制度外维权方式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农民工弱势地位导致农民工无力维权。农民工作为社会分层中的底层，自身弱势地位导致维权过程中社会资源匮乏。在维权中，农民工经常出现信息匮乏、信息不对称等情况。造成这种不对称关系的原因有生产资料、社会资本占有的悬殊，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组织化程度的不对称，监管机制的不到位等，正是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使感染者的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想进行维权而无从入手。这也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或者很难迅速摆脱自身的困境，解决自己的问题。

解决纠纷机制的程序设置不合理。表面上看，中国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途径比西方国家更加多样化(例如信访制度、人民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此外还有行政领导接待制度(如市长接待日、书记信箱、市长热线等)，但对农民工群体而言，这些渠道在法律制度上并无任何保障，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个别“好干部”的热心和真诚，这样的制度措施明显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人治色彩。同时，农民工群体通过信访、法律等渠道维权的过程中还面临着缺少必要的法律援助、举证困难等问题。漫长的仲裁和诉讼程序，对于等着养家糊口的农民工来说是无法等待的。在维权过程中，虽然政府提供了法律援助，但从长远来看，依靠援助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这样一个制度内外的相互矛盾困境中，农民工的维权行动进入了“死胡同”。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是消解社会不满和冲突意识的重要因素，它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下层不满情绪的消防栓。公共协商则为提供畅通渠道提供了可能，将其嵌入到企业、政府、个人当中可以起到消防栓的作用。在面对农民工群体利益诉求受阻的情况下，通过“公共协商”能够提高该群体参与能力，使他们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决策当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能确保其能够忠实地传达到相关各方。公共协商作为一种民主形式能够与现有的信访制度、法律援助等制度体系形成良好的嵌入。

公共协商对农民工权益保障与社会建设的意义

公共协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能促进人民民主，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公共协商作为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新视角，对解决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具有创新意义，它能够在一个包容的环境中，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化解矛盾，降低维权的成本，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一个表达自身观点和利益诉求的平台。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期，公共协商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与特点，使每个公民都可参与到政治对话中，并有被倾听的平等权利。通过公共协商的途径能够畅通和规范农民工的诉求表达、利益协调、通畅权益保障渠道，从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民主对话能够促进各方相互尊重、引导公众对公共利益的表达，从而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的要求。

公共协商有助于创新管理体制，加强社会建设;发展民主协商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杨立学讨薪的全过程，展示了讨薪困局背后的利益纠葛和各方角力，有利于公众和政府客观、全面地看待农民工讨薪问题，进而推动该问题的机制性解决方案的出台。当中所呈现的公共协商的民主实践雏形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在实践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协商能够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公民自身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农民工群体来说，权益受损往往在劳动权、社会保障权方面。公共协商第三方调解、平等多方对话的形式有助于制定公正的公众政策，打破政策制定网络的封闭性，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从而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加强社会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形成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管理体制。

公共协商能够促进农民工群体参政议政，健全社会监督体系;提升国民精神，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与分化愈发明显，部分既得利益群体与强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享受特权、游离于法律制约之外。而弱势群体，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则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具有强烈的被剥夺感，难以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制定中。农民工群体作为弱势群体，大多难以获得平等的劳动、就业、教育机会，在劳动保障、教育平等、政治参与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民主协商为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发声方式，从而进入公共政策制定中，真正行使参政议政的公民权利。而且，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技能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政府的培育，而是通过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社会生活逐步形成。一种规范的民主制度不仅依赖于其结构与程序，而且还依赖于体现民主价值的制度一样重要的东西—公民精神。而中国与西方文化与宗教背景的不同，没有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公民概念与公民精神，但公开的协商可以促成个人改变和更替现有的利益、偏好和观点，而这是解决冲突所必须的。通过民主对话促进相互尊重并引导公众对公共利益的表达能够培养公民精神，提高参与者参与政治参与意识，促进民主治理。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协商民主能够促进决策合法化，平衡自由主义的局限，以及控制官僚自由裁量权，使得一切个人、群体的社会活动都在法制约束下，从而确保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公共协商能够有效维护农民工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稳定。建立农民工群体在共同政策制定中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采纳机制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方面。增加农民工群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和在利益博弈中的力量，能够推动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协商理论关注于建立解决冲突的制度，当其他理论在现代社会的主要挑战面前手足无措的时候，公共协商即使在棘手的道德、政策问题上也尊重多元价值与的多样性，从中找到共同点。在农民工权益保障中，它能扩展农民工群体的表达渠道，改进对农民工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为农民工维权难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视角，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结语

我国正处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现。面对庞杂的社会问题，政府难以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一一给予妥善解决，而公共协商则恰恰能有效化解矛盾、发展协商制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促进公民社会构建，政治、经济、社会事业和谐发展。而我国的公共协商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具体运作，它是否能够代表群体所有成员的意志而不被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合法性的程序，等等，这些问题仍需继续讨论。

(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本文系国家人文社科项目“民工荒视域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BSH035)

【注释】

①[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10～15页。

责编/张晓

作者：胡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