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纪念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相伴随。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注重塑造政党形象、动员组织群众参加革命，已具有组织开展纪念活动的策略意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国共党争的工具、塑造苏维埃政权与红军形象的载体、协调中苏关系的纽带、联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桥梁。但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存在“左”的偏差。

第一篇：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

[摘要]毛泽东是党内学习型政党观的重要开创者，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学习型政党观具有史学与政治学、革命党与执政党多重学理研究价值。本文旨在从历史和空间维度，以主要事件和毛泽东的重要文章为节点，系统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其主要特点，初步探究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学习型政党;鲜明特色;以史为鉴

[作者简介]王健(1988-)，女，天津市人，天津大学仁爱学院，法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及其执政规律研究。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指导理念。纵观毛泽东建设学习型政党观的发展历程，可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一阶段，是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探索发展和完善阶段。第二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确立、成熟的阶段。本文主要探究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的发展和完善，以及这一思想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以史为鉴

新民主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产生、发展、完善、飞跃的重要历史时期。从纵向的历史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将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学习中产生(1919—1927年)

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萌发于农民运动，源自于农民。早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便提出要在广大农村开展“文化运动”①。因为在当时的农村，有“百分之九十未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民”②，若要彻底变革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必须建立符合农村实际需要的文化，只有使中国广大农民经过学习和教育才能彻底从思想上认识革命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提出，反对当时农村空唤普及不符合农民实际需要的教育的口号。可见，当时毛泽东对学习和教育是十分重视，并且具有战略眼光的。也正是由于广大农民通过学习改造了思想，支持革命并积极投身革命支援工作，才能在日后的革命中充分发挥革命同盟军的作用。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不断学习的思想开始贯穿于党的建设之中。

在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党的队伍继续壮大的情况下，必须从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学习教育开始，使其志愿投身于革命，为日后革命奠定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的萌发是建立在马克思唯物论和早期对农民运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是充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理论与客观实际紧密集合的产物，对当时社会物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保持执政的先进性，就要通过不断的理论实践学习和自我完善，提升领导能力，永葆活力，驾驭历史潮流。

(二)学习中壮大(1927—1937年)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的实践中逐渐开辟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1929年毛泽东为纠正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对党员进行充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用科学视角去分析纠正党内残余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同时毛泽东还注重党员在社会实际调查和研究中的学习实践能力，对当时党内领导者正确评估斗争策略采取恰当的工作方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可见毛泽东对于学习型政党的建设不仅从理论层面更加科学化，而且更加注重强调党员的学习实践能力。通过学习，党员队伍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增强了党在面对多重革命难题时实事求是的开展调查研究的能力，提升了党在思想上的凝聚力，强化了党的组织领导力和判断力。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中国革命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③的命题，于实践中调查学习，并且需要科学正确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避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对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党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紧密结合，这一时期党的学习能力的提升，为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三)学习中完善(1937—1945年)

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在这一时期得以完善，在遵义会议后，党纠正了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全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但并未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的学习与反思，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彻底清算“左”和右的错误，党内在指导路线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深入学习总结党的历史教训、清算错误路线、教育全党学会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则成为当时建设学习型政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全党也开始了重要的思想学习运动——整风运动。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首先要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入手”，因为“虽然抗日战争以来，我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④，但是仍然存在着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问题。毛泽东因此提出了在学习中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⑤的要求，即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因而在对于干部和党员的学习教育上，应树立以中國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毛泽东提出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⑥为中心材料向苏共学习，将马克思普遍原理与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本国实践和理论学习方面还是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方面，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较之前两个阶段都日趋完善：开始系统地纠正自我错误，总结经验，并将借鉴苏联革命的经验引入到党内建设上来。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学风、党风、文风的改造也逐渐开始。整顿党的作风建设被提上日程。党员作风的改正将会带动全党良好风气的形成。所以面对当时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进攻，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自我纠正错误和学习完善，进一步提高了驾驭持久战争的能力，同时扩大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影响力。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学习型政党观开始逐渐完善，并为解放战争后成为执政党作了充分的准备。

(四)学习中飞跃(1945—1949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此时“政党的活动目标就是要执掌和维持国家政权，由参政党成为执政党”⑦。中国共产党面临向执政党转型的任务。这就不但需要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后做好成为执政党的思想准备，而且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做到“两个务必”和坚持赶考精神。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在近三十年的积累学习中实现了飞跃，指导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此时，“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好了成为执政党的准备，并为全党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学无止境的态度，发展和完善了学习型政党观。这是以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独立为目标的，以农民运动为起点的，以调查与研究相补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自我完善与榜样学习相协调为学习内容的与时俱进的政党观。这种学习型政党观始终贯穿于党发展的各个阶段。

二、学无止境

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史为鉴仍需在认识其鲜明特点的基础上深化对学习型政党观的认识。这一政党观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战斗力和先进性、纯洁性的关键因素，为建设学习型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实践、理论和学术基础。

(一)包含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知行合一、联系群众的内容实质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是以中国革命各个时期具体环境的不同为出发点，同时以解决革命实际中不同问题为落脚点。始终贯穿着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探究客观规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實质。同时为应对不同时期出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和实践学习相统一，提升自身驾驭革命的能力。

(二)反映了农民论、发展论、实践论、转型论的鲜明特点

概括来看，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演革的各个阶段都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这是其内容实质的具体表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学习型政党观源自对农民运动的考察和实践，可以称其为农民论。国共十年对峙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以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在遵义会议中挽救革命，于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保存实力。这离不开党自身的不断学习和完善，于发展中学习，以学习促发展，可以称其为发展论。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逐渐于实践中完善，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以称其为实践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为即将转型成为执政党做好了思想准备，提出了学习和贯彻“两个务必”，可以称其为转型论。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学习型政党观始终贯穿着无止境的学习精神，向人民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国外学习，学无止境方能永葆活力，特别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与时俱进的学习，而且更需要发挥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的指导意义，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党外、党内问题错综复杂，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当今，在党情、国情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建设学习型政党队伍迫在眉睫;时至今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学习型政党观对新时期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放眼未来

党的十八大强调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⑧。其中“学习型”特征是服务和创新的基础和先行条件，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和科学把握的基本认识路径。学习型政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能保持先进性，引领时代的关键因素。此后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提出“以加强长期执政能力，以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为主线”⑨，对政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目标提出了新的学习要求，彰显了增强学习型政党建设的重要学理价值。

(一)学习理论、提高素养

为传承前辈学习型政党观这一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素养，进而指导实际工作提升政治治理效能，完善党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对思想建设的强化机制。为实现理论学习与党员素养的提高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宝贵思想财富。坚持理论学习，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素养，增强战略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确保党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牢牢把握正确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根本目的。

(二)学以致用、推动发展

要使党员队伍建设“知行合一”，就要通过促进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创新管理和和谐发展的实际行动。通过深入学习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有利于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导向、舆论导向、用人导向和体制机制，在打造学习型政党队伍的同时，实现党在思想与制度方面的勇于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促进学习型政党建设。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政治建设方面的纯洁性。

(三)创新理念、丰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要求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的学习型政党观以更为突出的视角为胜利的革命党和人民的执政党转变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要做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仍然需要在认识国情、认识党情中不断深化这一理念。因此，在历代共产党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学习理念、学习内容、学习形式和手段，努力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学习平台，使学习型政党观的树立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十分必要的。为此中央党校也提出从“夯实理论基础，拓展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加强党性修养”四个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的目标，从而提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层次性和实效性。特别是在当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建设学习型政党，为政党领导力的提升提出实践、理论与现实方面可供借鉴的政党经验。同时，继续坚持创新学习型政党建设的理念，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学习型政党观，可以更好地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⑩，不断完善党的建设系统伟大工程。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要做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任重而道远。中国共产党要以史为鉴、学无止境，才能永葆活力，才能全面保证党的先进性。毛泽东学习型政党观无论是从史学发展角度还是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来看，都经受住了历史和人民的考验，促进了史学与政治学的发展，具有一以贯之的学理价值，是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系统化伟大工程的重要思想财富。

[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二版：第3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二版：第11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二版：第80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二版：第79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二版：第802页.

⑦曹沛霖，唐亚林主编.比较政治制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⑧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北京：人民日报，2012-11-8.

⑨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北京：人民日报.2016-10-18.

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217页.

作者：王健

第二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演进

【摘 要】纪念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相伴随。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注重塑造政党形象、动员组织群众参加革命，已具有组织开展纪念活动的策略意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国共党争的工具、塑造苏维埃政权与红军形象的载体、协调中苏关系的纽带、联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桥梁。但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存在“左”的偏差。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主要围绕抗战动员、协调国共关系、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争取国际支持等方面展开，对于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解放战争的纪念活动，主要服务于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动员、谋划新中国建设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权威。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

新民主主義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会议纪念、文本纪念、行为纪念、艺术纪念、符号纪念等形式，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纪念活动服务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融入各个时期的历史进程，折射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梳理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演进的基本过程，可从一个侧面衬托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纪念活动的出发点之一，是协调与共产国际、苏俄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纪念成为这一时期纪念活动的重点之一。1922年11月7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说明十月革命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借助十月革命纪念，李大钊提出协调中俄关系的主张，要求当局：“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不许一味仰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外交”，“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①国共合作后，随着“联俄”政策的确立，十月革命纪念走向有序化。1925年10月28日，《中央通告第六十号》就当年纪念十月革命作出规定;1926年10月21日，《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就当年纪念十月革命的宣传进行部署。

中国共产党尽管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但一经成立，就面临政党形象的建构和塑造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增进民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法地位，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开始了对马克思、列宁的纪念。1922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活动。4月23日，陈独秀在吴淞中国公学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演讲，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介绍;5月5日，在马克思纪念大会上又发表演讲，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即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②5月6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马克思与共产国际》一文，梳理了马克思对于第一国际创立的贡献。1924年4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五五纪念“开一纪念会，由同志中在理论上素有研究者讲演”。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精神实质的概括和传播，有利于民众认知、理解马克思主义，进而接近、认同马克思主义。1925年1月，列宁逝世周年纪念，中共四大发表《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称列宁为“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教师、同志”，号召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众，“要想脱离你们的重重压迫与奴隶地位，只有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②“首领、教师”与“唯一武器”的定位，有利于民众把握列宁的地位与列宁主义的价值。

同时，党的性质、党员品格也是政党形象建构的重要方面。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注意彰显党的性质，展示党员品格。1926年1月15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七十二号》提出：二七纪念时，应当举行“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说明二七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地位，说明二七以前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引导中国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民族的利益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奋斗，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他没有自己的利益;二七之后工人阶级开始在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③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举行纪念活动，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增强民众对党的性质的了解。中国共产党是由党员组成的，党员形象是政党形象的表达。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迅速搜集编辑二七以来党的烈士传略。因为，“他们奋斗的精神，牺牲的勇气，是可以鼓励我们前进的勇气与决心，并可以使社会群众认识我党，增高我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尤其是在国民革命高潮的今日，群众急欲知道我党，敌人又故意造谣污蔑，我们只有宣传这些具体行动的事实，宣传我们先烈奋斗的壮史，可以封敌人之口，坚群众之信。”④因此，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烈士传略的编撰，在纪念烈士的同时，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增进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意识到单靠自身力量无法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因而注重利用二七、三八、五一、五四、五七、五卅纪念，动员、组织群众参加革命，以壮大革命力量。1924年4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强调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宣传时，“尤其要趁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式的纪念日”。⑤1926年4月，中共中央就5月各纪念日的宣传发表通告指出，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以至五卅，“没有一个纪念日不值得我们作广大的宣传，警醒民众，检阅自己的力量，向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示威。”“我们不放过一点宣传的机会，同时也不简单的妄动。”⑥比如，二七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付出了血的代价，二七大罢工纪念对于动员工人加入革命的队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二七大罢工发生后的第二年便举行了纪念活动。1924年2月7日，在广州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大会上，李大钊发表演讲指出：“今日何日?就是中国劳动界为人民争自由、为无产阶级向军阀争自由流血的纪念日”。“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⑦李大钊肯定二七大罢工的意义，认为“国民革命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二七’死难工友有同一的价值”。①1925年2月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号》，就当年二七纪念的宣传要点作出规定，要求各地在举行纪念时，着重说明二七纪念的意义、二七以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表现与作用、世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关系。通告强调：“‘二七’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勇猛而最革命最能牺牲的斗争，证明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领导中国解放运动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工人阶级而奋斗的唯一的政党”。②又如，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财政等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并要求袁世凯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政府决议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引起全民公愤，史称“国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围绕五七开展了纪念活动。1924年5月1日，李大钊在《这一周》的短文中指出：“五七”纪念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提出致我死命的二十一条款，威迫袁世凯政府，使之屈服于日本‘哀的美敦’之下的国耻纪念日，亦即是帝国主义压迫我民族的纪念日，这是个国民的耻辱的纪念日。我们在这一天，应该回思过去一切的痛史，以作国民的薪胆，大声疾呼的向国民喊道：‘国际帝国主义是我国民惟一的仇敌!’”③这种犀利的文字，有助于激起民众的反帝意识、反帝热情，也有助于强化对“国耻”的记忆。再如，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近代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组成部分，对于动员民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颇具教育和启迪意义。192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肯定五卅运动“是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对压迫者帝国主义作大规模反抗之第一次，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④。并且指出：五卅纪念“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身奋起的悲愤纪念啊!各阶级的革命民众都应该挺身奋起，以满腔悲愤，恢复去年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并扩大巩固此战线，以打倒反赤的直奉军阀，实现国民会议。”⑤因此，五卅纪念也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动员。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有的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具体安排的;有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应邀参加的;有的是以国民党的名义来组织实施的。比如，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对当年的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与宣传进行了具体安排，并要求各地将活动情况汇总后报告中央。从后来各地共产党组织报告的情况来看，有的是纪念活动的发起者，有的是纪念活动的参加者。上海地方党组织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指出：参加五一、五九纪念会，发起五四、五五纪念会。⑥山东地方党组织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指出：最近的市民运动——如五四、五七皆有较好之成绩，并且在五四那一天由各校学生提议成立恢复学生联合会，现已推定筹备九人成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预计不久可正式成立。⑦不过，国共合作时期的纪念活动，大多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共产党参与其中的組织工作。山东地方党组织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指出：“最近五月的纪念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除‘五五’纪念性质稍差外，余皆由国民党名义发的传单，并且参与演说者，亦以国民党名义。”①1926年10月21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就当年纪念十月革命的宣传进行部署。其中强调：“在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及国民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我们应以国民党名义或其他社会团体来号召广大的群众大会、讲演、游行、示威;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地方，亦应尽可能的召集会议或游行发传单宣言等。”②因此，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不少纪念活动是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开展的。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不仅有统一部署和安排，而且要求报告具体开展情况。1924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即要求各地向中央汇报纪念活动情况。1925年4月，《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二号》明确要求：“以后凡遇各种纪念日及大的宣传运动，各地于遵照中央宣传大纲实行之后，当迅速将宣传之经过，报告于中央。最近之‘三八’纪念，巴黎公社纪念，孙中山死后之宣传，望即报告。”③要求各地报告纪念活动的开展情况，实际上是对纪念活动的督促和检查，有利于中央统一部署的实施。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已有了策略意识。1925年2月4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号》就当年二七纪念的宣传要点作出规定时指出，二七纪念的宣传“不可太死板，须注意被宣传的群众的感情与心理，总以机敏地能运用原则而又能得到群众的欢迎为妙。”④纪念宣传注意受众的“感情与心理”，既符合传播学的原理，也能收到最佳的宣传效果。1926年4月，中共中央就5月各纪念日的宣传发表通告时也指出：“如果‘五一’节敌人的防备很严，罢工及游行或势难做到，我们亦不十分勉强，只要能做到飞行集会、秘密集会，发表宣言、传单、通电等事即可。‘五四’、‘五五’、‘五七’、‘五九’，均只相当表示，而集中力量于‘五卅’的宣传。自然各地情形不同，孰轻孰重，孰急孰缓，亦可按照当地政治情形及群众革命情绪决定。”⑤因此，纪念活动的组织与安排已具有一定灵活性、策略性。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对抗，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危机加剧，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在举行纪念活动的过程中，融入了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揭露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本质，号召民众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1927年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⑥。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纪念活动注意彰显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7月，中共六大正式决定，广州暴动日(12月11日)为固定纪念日，号召千百万劳动群众纪念它。其理由在于：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单独用自己的力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开始;广州暴动不是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仅开辟了中国民权革命的新的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而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著作，认定广州暴动与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⑦纪念广州起义，实际上是为了确立武装斗争、“苏维埃革命”的地位。1930年10月28日，为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指出：“要使全国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深切的认识：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下，在‘国民会议’的欺骗口号下，只有日加痛苦，饥饿失业与走向死亡，再也不能得到解放”。中国工农劳动群众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起义，“更加要加紧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与‘围剿’红军，以保持与扩大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11月9日，《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提出：“印发各种宣传品，在群众中进行广大的宣传与鼓动，解释广州公社的经验与教训，宣传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必要。”至于宣传方法，中央要求进行文字宣传与口头鼓动，说明两个政权的对立，动员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这里最好的方法是将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与法令与国民党的法令对照”。②因此，广州起义纪念成为动员民众推翻国民党统治、拥护苏维埃政权的重要途径。1933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为五卅运动八周年纪念发表《告中国劳苦民众书》，针对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的严峻形势，认为“中国民族实处在生死存亡的危亟关头”，“只有打倒国民党，才能胜利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才能保得住中国和中国民族的生存”。③这里将民主革命作为民族革命的条件，进一步凸显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必要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塑造苏维埃政权与红军形象的载体。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红军的形成，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的重要进展。为了增进民众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认知与红军的了解，确立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建构红军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在开展纪念活动的过程中，竭力诠释苏维埃政权的特点与红军的性质。为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指出：在苏维埃区域，“能得到八小时工作制，得到土地，得到免除一切苛捐杂税的利益”;“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工农劳动群众要拥护苏维埃政权，不仅要自己选举代表去参加建立全国临时政权的苏维埃大会，以厉行集中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并且更要加紧自已的革命斗争，准备在自己的区域里也能建立起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为使民众了解红军、接受红军、加入红军，中央强调：“要使群众认清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武力;要拥护红军，便要从实力上来加强它。——号召广大群众去加入红军，选派得力的工人干部去领导红军，尤其是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鼓动宣传与组织工作，领导他们投入红军中去。”④这样，中国共产党借纪念十月革命、广州起义之机，建构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红军的形象。193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的决议》提出：“各级党、团、工会的组织，应利用一切的机会向白区劳动妇女广泛的宣传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介绍苏区内劳动妇女解放的情形。”中央要求利用统计、通信、画报等实际材料，向白区劳动妇女解释“在苏维埃政权下劳动妇女如何参加了政权，分得了土地，获得了劳动法的保障以及解脱了一切封建的束缚等等，拿具体的活的事实向她们证明，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才是劳动妇女真正解放的道路。”⑤这样，三八妇女节纪念也被用来服务于红军形象的塑造。1936年7月24日，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九周年，杨尚昆在中央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第61期《前进》，发表《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一文。文章回顾了红军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指出：九年以来，中国红军浴血的战争中，度过了无比的艰苦，创立了极其伟大的事业!在它的队伍中有着无数百战百胜的英雄。九年来红军艰苦奋斗的成绩，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光荣的历史。九年来红军所走的道路，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大道。它所创立的事业，也正是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在红军的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幸福的未来，寄托着四万万同胞的命运。文章强调，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它担负发动组织和领导抗日战争的任务;有了红军这样强有力的中坚，无疑是给了抗日战争胜利以极大的保障。①这是对红军历史地位、历史使命的全面总结和概括。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协调中苏关系的纽带。中国苏维埃政权是借鉴苏联经验、苏联概念建立起来的，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形象与苏联的形象密切相关。因此，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注意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建构关于苏联的各种印象，使民众认识到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1931年11月9日，《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指出：“进行广大的拥护苏联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将五年计划第三年的成功与世界经济恐慌对照起来。”②广州起义纪念成为拥护苏联、宣传苏联、建构苏联形象的动员。中央要求在党报及中共领导下的各种报纸上开展对苏联的宣传，揭露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媒体上反苏联的谣传，并组织公开、半公开拥护苏联的组织。这一时期的三八妇女节纪念，也嵌入了建构苏联形象的内容。193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的决议》强调：各级党、团、工会的组织，“应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劳动妇女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苏联妇女生活的情形，告诉她们苏联的妇女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已经取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且由于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所、托儿所的普遍建立，使她们已经彻底的从厨房工作以及家事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了。苏联的妇女已经能够尽量发展她们的天才和能力，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从事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向她们解释苏联妇女的道路就是全世界劳动妇女解放的唯一道路。”③因此，三八妇女节纪念成为向中国妇女宣传苏联妇女解放程度、建构苏联形象的契机。这一时期的十月革命纪念，更注意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宛生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对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比，并且用“天堂”与“地狱”来形容，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飞快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是在经济危机的深坑里”。④土地革命时期的经典作家纪念，也融入了协调中苏关系的内容。193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为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中指出：“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眾，从苏联的实际生活中可以完全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定义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论断，是推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真情流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联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桥梁。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必然引发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因而决定于8月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5周年之际，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动员自己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将每年的8月1日规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亦称“八一反战日”、“八一反帝战争日”。1929年7月，《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指出：“今年八月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都要在共产国际口号之下动员起来，以群众的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①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后来的决议来看，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1929年开展八一国际赤色日的情况并不满意。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任务，“在开展的运动中有许多不足之处。最主要的不足是中央未能领导全国运动的准备工作。”在共产国际看来，八一运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首先应该在像哈尔滨、武汉、奉天、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和广州这些工业中心区进行，但中国共产党“仅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上海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无产阶级据点上”。同时，“整个党的工作仅限于散发党的传单”，而未能举行集会、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或罢工。②这一状况后来得到了改变。1932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提出，成立各种各样的反帝组织;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与武装的游行示威;发动与组织八一那天一厂与几个中心厂以至一业的同盟罢工;成立真正有群众基础的八一反帝战争的筹备委员会与八一行动委员会;文字上与口头上的宣传必须深入到工厂、农村、兵营与党校的群众中去。③这里的设计和安排，明显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采纳了共产国际的建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活动成为抗日动员的平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震惊了中国社会，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抗日。中国共产党利用纪念活动，进行了抗日的政治动员。1932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九一八”一周年纪念的通知》，部署了一系列活动：组织与发展反日运动与反日组织;组织日本企业的反日罢工与同盟罢工;组织决死团、义勇军后援会，援助东北义勇军;组织农民反日会与抗日义勇军或反帝同盟军;开展抵制日货工作;举行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④193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九一八”二周年纪念的决定》，进一步部署了系列反日、抗日活动。一二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内地的重要步骤，对一二八事变的纪念也成为抗日动员的途径。193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二八”周年纪念的通知》，同样部署了系列反日、抗日工作：组织开展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建立、恢复、扩大群众的反帝同盟组织;在日本企业进行反日罢工;组织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用最大力量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动员士兵参加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⑤1934年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两周年运动的决议》指出：“一二八”两周年纪念的主要任务是：“在反帝统一战线基础上，号召与组织广大的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反对国民党新的出卖与‘中日直接交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⑥《红旗周报》刊发的《怎样纪念“一二八”》甚至提出，要使“一二八”纪念“成为推动反帝抗日运动到更高阶段的关键”，“不停留于简单的纪念”。为此，布置了纪念的具体工作，如扩大巩固反帝抗日组织、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自动抗日活动、动员力量进行抵制日货活动、参加国民党把持的反日团体等。⑦可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开始利用纪念活动进行抗日动员。

应当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存在“左”的偏差。受这一时期“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纪念活动中也出现了不顾时间、条件、场合盲目行动的做法。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对纪念活动中“左”的做法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他说：“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不管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和群众的情绪，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①张闻天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讲话中，对白区纪念活动中“左”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和反思。他说：“每当纪念节不顾具体环境必须‘纪念’，必须发传单，写标语，出刊物，到马路上去喊口号，组织游行集会等等，这种传统是必须废止的。但这里需要废止的是那种不顾具体环境而组织的‘纪念节’活动，不是一切纪念节。如果形势非常有利，利用纪念节有动员广大群众到马路上的可能时，那我们应该组织这类纪念的纪念节活动。”②从刘少奇、张闻天的批评和反思，不难体察土地革命时期纪念活动中“左”的做法与危害。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全民族抗战的起点。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主要围绕抗日这一主题展开。1938年后，每逢七七纪念，中国共产党都要发表通电、宣言或者口号，表达抗战主张，动员、集中各方力量共同抗日，以赢得抗战胜利。比如，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向全国同胞、将士倡议：“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这就是我全中华民族继续努力的总方向。”③这是全民族抗战的总动员。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认定“日本帝国主义是必然要崩溃的，中国决不会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中华民族。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在我三年英勇抗战中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战到底的意志已凝结于全民族的心目中，而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基本上是有利于中国的。”④这种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为相持阶段的抗战提供了精神支撑。

除七七纪念外，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纪念活动，都嵌入了抗战动员的内容。比如，三八妇女节纪念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39年3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他号召妇女“参加男女合起来的团体，组织妇女自己的团体，参加自卫军等等”，以在民族自卫战争中“表现出她们应有的力量”。⑤毛泽东的这番讲话，旨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在抗战中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194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反对亲日派制造内战破坏抗战、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等口号之下，进行抗日动员，并主张通电苏联、日本、英、美、德、法、意、印度，朝鲜、台湾、南洋各地妇女，号召共同实行反帝反战的战斗。①因此，皖南事变后的三八妇女节动员，既有明确的指向，也有開阔的视野。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是国共两党各有自己的政权、军队、纲领，遇事协商的合作。抗日战争时期纪念活动的旨趣之一，是维护和巩固国共两党的关系。1938年7月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一周年致蒋介石及全国抗日将士电》，向蒋介石及全国抗日将士“致以无限热诚之慰问与无限崇高之敬礼”，肯定蒋介石“统筹全局”之功，并希望蒋介石及全国抗日将士能“再接再厉，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持久战，本一年之经验，作艰苦之斗争，动员全民力量，一德一心，以争取最后之胜利。”②这就借七七纪念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推崇和期望，将抗战纪念与抗战动员有机结合起来。同年9月18日出版的《解放》第52期，发表时评《纪念“九一八”巩固国内团结》，既表达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又表示不能动摇拥护蒋委员长与拥护政府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我们将以极端诚恳的态度，帮助蒋委员长与政府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并希望当局“以更大的决心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开放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治，去掉一切足以造成党政军民间不团结的障碍物，使一切阴谋诡计之徒，无从实施其挑拨离间的技俩，使抗战建国的伟业得以早日抵于完成!”③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纪念有协调国共关系之功，因而这一时期重视孙中山、辛亥革命纪念。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讲话，认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我们纪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我以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④毛泽东强调继承、光大孙中山的遗产，其意在于为国共两党合作提供基本遵循，以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关系。这次大会通过的《边区各界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宣言》则明确表示：“我们应该在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战到底”;“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拥护统一的国民政府，加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⑤因此，中国共产党借助孙中山纪念表达了维护、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主张。194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提出：“对于蒋介石先生在今年‘九一八’十周年纪念发表的宣言，应该予以积极的拥护，因为他在那篇宣言里表示了绝对不容许投降日寇的决心。他所说的不许日寇有一兵一卒存留于中国，非收复东北决不停战，这种坚决的表示，正与我党‘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口号是相符合的。故共产党人与全国人民均应该拥护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⑥因此，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借辛亥革命纪念表明了对蒋介石的态度，对于维系国共合作不无意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也注意维护、巩固国共两党合作。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发表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指出：“根据历史证实了的经验，我们认为，如能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中的一切困难即可迎刃而解。”“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国共两党更加亲密的合作，来克服困难，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我们坚决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祸国殃民的法西斯主义，坚决主张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①可见，中国共产党借助建党纪念，表达了国共合作“更加亲密”的诉求。

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注意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中共中央立足延安后，对外注意借助海外媒体、记者的影响力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澄清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对内注意利用各种可能的途径和方式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回应国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1938年6月24日发布的《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作出了这样的概括：“中共过去的十七年即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艰苦奋斗的十七年。”②这是依据三民主义对中国共产党17年历史的基本定调，是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支撑。1943年7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分析抗战局势、提出抗战主张的同时，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22年的历史，对共产党员的品格进行了概括：“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③中国共产党是由党员构成的，党员品格是党的形象的折射和反映。为塑造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注意借助纪念澄清事实与谣言。《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提出：“对于国内若干反共分子所散布的荒谬宣传，例如说共产党是‘奸党’，八路军新四军是‘奸军’等等，必须予以坚决的打击，绝对不容许这类荒谬宣传在中国境内横行霸道。”④1943年5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强调：“抗战六周纪念之宣传应该集中于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中央书记处约请各根据地负责同志撰写文章，要求文长不超过五千字，并且“多作生动活泼之描述与分析总结，少用枯燥无味之表格统计”。⑤可见，中国共产党注意借助纪念活动澄清关于共产党、敌后战场抗战、抗日根据地等有损党的形象的谣言，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注意协调国际关系，以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为协调中苏关系，赢得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利用十月革命、苏联红军纪念，表达了对苏联、苏联红军的支持与推崇。1939年2月16日，为纪念苏联红军建立21周年，应苏联《真理报》征文之约，毛泽东撰写《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一文。文章说：“苏联红军经过二十一年的锻练，他的陆军、空军，还加上海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在英明领袖斯达林同志与统帅伏罗希洛夫同志领导之下，由于他是工农人民的军队，由于他具有坚强的技术装备，深厚的军事素养，正确的政治工作，不但早已成为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柱石，而且早已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坚力量，成为全世界任何真正愿意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武装部队的模范。”①这番赞美之词，尽管有基本的事实支撑，也为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证实，但其旨意仍在协调中苏关系。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应中苏文化协会之约，为纪念十月革命22周年撰写《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文章批驳了认为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以及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等说法，认为“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②毛泽东站在苏联一边，澄清国际社会对苏联的误解，为苏联提供了舆论上的支持。1942年2月18日，毛泽东为苏联红军24周年纪念撰写文章。文章指出：“当此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并进行着最后决战的时候，红军便是人类绝大多数的主要希望所寄。”③将苏联红军视为人类的希望，这一评价蕴含协调中苏关系之意。11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充分肯定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并对十月革命的道路充满信心。1943年2月21日，为庆祝苏联红军建立25周年与红军反攻的胜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贺电说：“五大洲一切民族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由亲身的经验，一致公认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红军近三个月来的攻势，“无疑是历史上空前的，并且其规模和速度还在不断加大”。并且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④这里既肯定了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地位，也表达了国际社会援助中国的诉求。11月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苏共中央和苏联全体军民，庆祝十月革命26周年，庆祝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并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和苏联人民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⑤1944年11月7日，毛泽东、朱德设宴庆祝十月革命27周年。出席宴会的有苏联、美国、英国的来宾，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及延安各界人士百余人。⑥因此，抗日战争时期围绕十月革命纪念、苏联红军建立纪念发表了不少文章、贺电，也举行了晚会、宴会，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协调中苏关系，以赢得苏联对中国抗战支持的意图较为明确。

可见，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主要围绕抗战动员、协调国共关系、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争取国际支持等方面展开，对于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谋划新中国建设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权威提升、准备执掌全国政权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时间不长，且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下，纪念活动相对较少。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主要服务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国共产党权威的树立。

利用纪念活动实施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动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内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仍借助纪念活动表达了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的诉求。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九周年发表宣言，明确提出，“独立、民主与和平，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三位一体的斗争任务”，“没有民主，中国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与和平，而中国如果不能完全独立，和平与民主就更是空话”。①在这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分析了内战爆发的原因，一方面是蒋介石在日本法西斯残余的拥护与美国的支持下，坚持独裁内战;另一方面是美国企图代替日本地位，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三大口号。②为使民众认清蒋介石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发起了西安事变纪念。1946年是西安事变爆发十周年，12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大规模举行“双十二”十周年纪念给东北局的指示》，要求延安及东北举行大规模纪念，具体纪念内容包括：痛斥蒋介石一贯的卖国罪行;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由人民团体及纪念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废除中美商约，严惩签订卖国商约的罪魁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中宣部要求东北局发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筹备会、座谈会等，并希望张学诗、吕正操、高崇民、阎宝航、万毅等人撰写纪念文章。③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西安事变纪念，勾起历史的记忆，使民众认识蒋介石的所为与品性。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之后，1947年6月30日晩，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由此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十周年发布对时局口号，号召“全解放区军民团结起来，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背叛政协决议执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蒋介石政府”。④这次七七抗战纪念成为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饥饿政策、独裁政策、卖国政策的总动员。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⑤五一口号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对于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具有动员意义。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发出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规定两个纪念日的具体纪念办法。其中关于七七纪念提出，“各级党委应该向政府和人民团体提议，举行适当形式和适当范围的群众纪念”。在这个纪念中，除告诉人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抗日、蒋介石向美日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外，还应该告诉人民：“恢复中国民族利益，抵抗美日两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方法，就是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解放战争，推翻蒋介石的卖国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⑥因此，解放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成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动员手段。

利用纪念活动谋划新中国建设。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活动表达国家建设的主张。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九周年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为各级民主联合政府”。⑦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十周年发布对时局口号，重申“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①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向全国人民、各党派、解放区的职工、蒋管区的职工提出了促成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系列方针。这一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勾勒了新中国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②因此，在新中国建设的关键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活动表达了主张、提出了构想。

利用纪念活动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增进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增强选择中国共产党的自觉性。1947年7月1日，新华社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26周年发表社论《努力奋斗 迎接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了定位，称中国共产党经过26年的锻炼，“已经成为伟大的成熟的老练的政党”，“已经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坚强团结起来的政治上完全成熟了的党。”并且坚信：“有了这样的党，我们祖国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就有了确切的指望，这种指望使我国人民更加坚强了信心和勇气。”③伟大、成熟、老练的政党，自然有能力、有资格执掌全国政权。1948年建党纪念时，中央宣传部要求“各级党委应该召集党的干部会议或党员大会或活动分子的纪念会”。在这个会上，应简要报告党的27年历史，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由几十个人的小组发展为现在业已超过三百万人的完全群众化的大党，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说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完全正确的。④群众化的大党、人民拥护、路线正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的重要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⑤，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既有利于民众认知中国共产党的特性，也有利于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权威。

可见，纪念活动存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全过程，伴随革命的发展，纪念对象逐渐拓寬，纪念方式日益多样化。纵观革命时期，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组织开展纪念活动的经验。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陈金龙

第三篇：《黄河大合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传播考释

内容摘要：诞生于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战争期间创作的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艺作品。这部作品的乐谱如何制造大众传播的社会轨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黄河大合唱》乐谱的平面再现主要有公开发行、刻版油印和手工抄录三种方式。多样化的编辑出版的形式结构，让旋律的时间性和地域的空间性相结合，再现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精神和意志。这三种信息的复制方式及其社会组合，把大众传播的社会组织和文化领导权的符号建构结合起来，推动形成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共识和舆论氛围。

关键词：《黄河大合唱》;社会传播;文化领导权;出版;组织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1.02.001

一、文獻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音乐是一个有组织的声音过程，并伴随着特定的情感或情绪，这个声音过程的大众传播同时是一个事件的社会记忆或一种心理的社会写真。音乐现象的节奏和结构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氛围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1931—1945)的14年中，创作并传唱于全国各地的抗战歌曲，已被收录的有3 621首，署名的词曲作者有1 800多人。① 无论是词的内涵，还是曲式的表现力以及两者的结合上，冼星海(曲)、光未然(词)的《黄河大合唱》都被誉为抗战音乐的巅峰之作。

《黄河大合唱》原名《黄河吟》，缘起抗战初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②(以下简称第三厅)抗敌演剧第三队③(以下简称演剧三队)书记的光未然(即张光年)率队两次渡过晋陕大峡谷的黄河时，有感于其汹涌澎湃的气势和黄河船夫奋勇搏击的精神而作的朗诵诗。1938年10月，从法国留学归来并创作电影《夜半歌声》主题曲和大量抗日救亡歌曲的音乐家冼星海，赴位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音乐系任教，随后创作出四部合唱作品，《黄河大合唱》便是其中的标志性作品。1939年5月11日，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晚会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出席冼星海亲自指挥的《黄河大合唱》音乐会。冼星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个空前的音乐会，毛主席还叫三声好。”④ 此后，“凡是有人到延安参观、学习，合唱必唱《黄河大合唱》”⑤。

抗战期间，《黄河大合唱》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它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⑥ 、晋冀鲁豫⑦ 、华中⑧ 等敌后根据地被教唱，也在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⑨ 以及国统区的昆明⑩、桂林?、长沙?、洛阳? 等地被传唱。即便远在西北边疆的乌鲁木齐，也于“1942年冬正式公演，人们被有声有色的《黄河大合唱》所感染，点燃了同仇敌忾、奋起杀敌的怒火”?。随着中国远征军的宣传，《黄河大合唱》甚至还远播缅甸? 等东南亚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纪念性质的演出，《黄河大合唱》成为重构中华民族国家叙事的重要文本，以此彰显民族理念、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2015年9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中，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第七乐章《保卫黄河》，再现了抗战年代的历史旋律和民族国家的成长标记。

1.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关于《黄河大合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角度把握《黄河大合唱》的艺术特色，其中苏夏?、严良堃? 的研究较为经典。二是从音乐史学的角度探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过程与首演情况，以李焕之?、邬析零?、张安东? 等人为代表，其他学者的叙述基本上以这些历史亲历者及其后人的回忆与研究为蓝本;或是研究《黄河大合唱》的版本流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苏夏 和严镝 和查太元。

三是从文艺美学角度展开的研究，比如王杰、王真从现代性审美出发，探究《黄河大合唱》中“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的历史情感结构;张晴滟从“康塔塔”的艺术形式出发，认为延安版《黄河大合唱》存在声辞不协和配器缺陷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西混编的观演在新旧更迭的时势中形成的经验和教训。

《黄河大合唱》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已经被定格为一个重要的传播文本，承载巨大的历史记忆和社会情感，把人文地理、社会意识和政治理想浓缩在一部大型声乐作品的韵律中。关于它如何成为一个被传播的文本，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传播的地理范围和意义结构两个方面。

从传播范围而言，杨定抒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黄河大合唱》在国统区的桂林、重庆、成都、柳州等地的演出情况。 徐冬对严良堃的访谈展示了《黄河大合唱》在多伦多、纽约、旧金山、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演出情况和演出效果。 陆铿荣、左超英在《黄河大合唱》在桂林的演唱和首次铅印的基础之上讨论了其在“抗战文化城”桂林的传播意义。 俄籍华裔作曲家左贞观详细论述了冼星海在苏联的活动和《黄河大合唱》在苏联的演奏情况。 向延生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黄河大合唱》在台湾被解禁的详细经过。

就传播意义来说，需要继续深化的是能否从《黄河大合唱》的传播效应中提炼出有理论高度的阐释框架。明言从艺术作品的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出发，认为《黄河大合唱》的经典化是艺术性、政治性、社会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傅宗洪认为，《黄河大合唱》的经典化过程与政治权力或者意识形态的介入分不开，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的肯定和意识形态的植入表明它的经典建构是一种社会性过程，是艺术制度最终运作的结果。

2.问题的提出

作为传唱至今的革命名曲，《黄河大合唱》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现有的传播研究中，学者们基本上是站在可听的声音层面来理解《黄河大合唱》的，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这首民族史诗的演唱和说唱的扩散方面，而忽略了其完成社会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物质因素—可见的物质层面的曲谱出版。曲谱出版在信息扩散过程中构成必不可少的“感觉的介质和社交性的模具”。

感觉的社会性构成时代的氛围。1938年1月，经过冼星海、张曙等人的筹组，武汉成立了音乐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抗敌歌咏协会，并选举全国35名音乐家为执行委员，同时积极开办歌咏训练班，“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新声!”

毋庸置疑，《黄河大合唱》原本以黄河作为主要审美对象，从一个跨阶级超党派的叙事文本出发，以文化地理学的旋律敲响中华民族的历史节拍。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后曾严禁演唱《黄河大合唱》，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渐解禁。这恰恰证明《黄河大合唱》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构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标志。

一个信息是否能够产生社会功能，取决于它能否成为社会传播的一个对象，用控制论的语言来说，“社会传播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黏合在一起的混凝土”。而在更早的芝加哥学派时期，人们就已经发现，大众传播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组织的机制，需要两个要素：一个是信息传播的物理流程和物质载体，一个是保存和传递的符号的社会心理效果。由此确认社会传播的性能指标：表现性、持续地记载、迅速性和扩散性。

无论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唤醒和培育，还是文化政治学的传播效能，都离不开实实在在、可听可感的声音艺术带来的情绪共振和情感共鸣。在80多年前的前工业化时期的中国，如何让一种听觉的传播媒介跨越广袤的地理空间?如何把一个物质化的传播文本从陕甘宁边区的窑洞传递到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大后方?要实现这些，就要面对战争年代的物质匮乏和交通阻塞所带来的现实困难甚至是生命危险。此外，即便依靠有组织的人员和团体流动，比如从鲁艺、抗大、陕公等机构派遣到全国各地的抗战干部的口耳相传，包含八个乐章，在配器、和声和对位上都有严格讲究的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能够被完整、准确地在各种正式场合演唱，也离不开将稍纵即逝的声音固定下来的物质性曲谱的大规模复制。

一个文本所构成的媒介要产生真实可靠的传播效果，需要考释这个文本“是怎样传递、散播、流通、蔓延、繁殖的?在什么载体上?这在传递者和接收者身上改变和重新形成了什么?通过什么介质?什么路线、网络、连接、汇合、出口等?” 作为一部在历史长河中被经典化的作品，《黄河大合唱》的作品文本是怎样被复制和传播的?其中有哪些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外因的干预或介入?作品文本的扩散方式究竟是以什么印刷形式出版发行的?从出版史的角度探索印刷形式传播的历史轨迹，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是本文的出发点，也是立意所在。

从编辑出版学的角度来说，“每一种形式，每一种载体，每一种收发文字(传播和接收文字)的结构都会深深影响其用法和阐释”。考虑到当时的战时条件和技术限制，《黄河大合唱》有没有大规模地出版过曲谱?如果有，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形态?包括哪些种类?各个种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形成了怎样的传播生态?这些物质性的社会传播与演唱、教唱等声音层面的社会传播之间的关系，即其在《黄河大合唱》社会传播链条中的地位和意义如何?同时，在1939年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鉴于国共之间逐渐恶化的两党关系和日益加剧的政治斗争，这些物质性的出版工作与整体社会传播背后事关整个中国历史走向的文化领导权之争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者说这些出版工作能否成为解释文化领导权的现实抓手?探索和思考这些问题，确定了本文的媒介史和社会史交叉重叠的研究视角和学术逻辑。

二、史料爬梳：公开发行、刻版油印与手工抄录

1.公开发行

通过爬梳史料发现，抗战时期《黄河大合唱》的公开出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期刊的形式出版的。其有刊登全篇的，也有刊载个别乐章的，比如林路主办的《每月新歌选》在1940年第4至7期中完整刊登了《黄河大合唱》的八个乐章，而李凌和林路在1940年合办的《新音乐月刊》

中则分别刊登过《黄水谣》《保卫黄河》。《每月新歌选》是1939年10月在桂林创刊的进步刊物，李凌从延安出发，于1939年10月初抵达重庆之后，即与林路商量成立了新音乐社，并在1940年1月创办了《新音乐月刊》。这两份刊物的创办都是为了配合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其中“内容比其他音乐刊物进步些” 的《新音乐月刊》在国统区的影响很大。除《每月新歌选》和《新音乐月刊》之外，据冼星海自述，“《音乐季刊》最近在上海印出五线谱的《黄河大合唱》，上海非常欢迎”。作为当时中国的物质文化高地，“孤岛时期”的上海也回荡着从黄土高原传来的抗战旋律。

第二种是以歌集或者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可以推测，印刷当时的流行歌曲—《黄河大合唱》的歌集或者单行本应当很多，但因为战争并没有被完整地统计或记录。就笔者所见，主要有《反攻》歌曲集和《黄河》单行本，它们多和生活书店有关。比如冼星海在《〈反攻〉歌曲集自序》中写道：“最近社会认为起了全国歌咏最大作用和记录的三个作品：(一)歌剧《军民进行曲》，(二)《生产运动大合唱》，(三)《黄河大合唱》，有独立性的歌曲，也选入这集里面。” 这部“收录了包括《反攻》《保卫黄河》《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保卫祖国》《中国空军歌》等冼星海创作的38首抗战歌曲” 的《反攻》歌曲集，最后“交艾思奇同志到生活書店出版”。生活书店不仅出版了《反攻》歌曲集，还出版了《黄河》的单行本并多次印刷，目前可见的有1940年9月第2版(如图1)和1941年2月第3版。

《新音乐月刊》等期刊和生活书店在战时的公开出版无疑对国统区尤其是西南地区《黄河大合唱》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既然是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就必然会受官方的检查或监控，甚至涉及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黄河大合唱》在桂林等地出版的1939到1941年，抗战逐渐进入更加艰苦的相持阶段。尤其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加大反共动作(如1939年12月的晋西事变)，以宣传马列进步思想著称的生活书店必然会受到政治大环境的影响。1939年2月26日，国民党秘密制定了《禁止或减少共产党书籍邮运办法和取缔生活、新知、互助等书店办法》，“除了允许各地军、警、宪、特，随意查禁扣留图书、期刊外，还允许他们对分散在各地的分店(社)采取封门、抓人等手段，加以摧残和迫害”。“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所建立的56个分支店，除5处因战局关系而自动收歇者外，其他45处都先后被封闭或勒令停业。” 皖南事变之后的1941年2月，剩下的成都、贵阳、桂林、昆明等分店又遭查封，留下来的重庆总店也被严密监视。显然，在抗日根据地和边区之外，从延安传唱出来的《黄河大合唱》的信息扩散还面临着物质条件之外的艰难和风险。

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黄河大合唱》是否在敌后根据地公开发行过，估计有两个技术限制：一是公开发行需要大型的机器设备、熟练掌握复杂工艺的印刷工人和基本的发行网络十分缺乏，二是敌后根据地的物料如油墨、纸张等的供给十分困难。现在能够知晓的在解放区发行的《黄河大合唱》的最早群众性歌本是1946年7月由东北文艺工作团选编、群众歌曲社发行的歌本。

2.刻版油印

从文献引证角度来讲，没有经过出版社编辑和审核过的油印文本是不足以作为参考文献的，但这并不妨碍这种半机械技术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黄河大合唱》乐谱在大规模复制中极其重要的手段。

油印技术是清末从日本引进的，与铅印相比，油印具有便捷和经济的特点。红军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就采用了油印技术。延安时期，虽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改用铅印技术，但油印技术仍然很普遍，当时延安的编辑出版的技术条件十分艰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各种政治学习、信息交流和业务培训需要大量的文字材料和印刷读物;另一方面，印刷设备及其耗材又极为匮乏，甚至中央印刷厂不得不自己研究生产土油墨。即便如此，也还是到“1942年做到了自给，且可以支援外厂”。作为当时最高层级的文秘机构，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各种文件制作方式也是复写、刻写和油印，直到七大召开前夕，才有一台小型脚踏铅印机。

油印需要在钢板上铺上蜡纸，再用铁笔刻蜡版，最后铺上油墨用滚筒进行印刷。冼星海在1939年4月29日记载《黄河大合唱》“油印好后取走的10份”，是由当时在鲁艺美术系就读的钟灵所刻蜡版印刷的。钟灵后来回忆道：“在鲁艺，冼星海同志创作的《生产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完成后，我便自告奋勇去帮忙刻蜡版并油印，因为我懂简谱，也会用仿宋字刻蜡版。我们刻蜡版的同志是在晚上加班(白天要上课或去山上开荒种地)，因此有资格点蜡烛，蜡烛比起平时用的小麻油灯碗要亮多了。” 这证明在作品诞生地的作品呈现方式是油印版。

实际上，《黄河大合唱》乐谱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就是以延安的油印本为起始的。词作者光未然次子张安东考证，重庆生活书店1939年8月首版的《黄河大合唱》是“诗人惜别战友由队友胡志涛陪同转往成都治伤，并带走《黄河大合唱》的简谱本，托胡志涛专程送到重庆” 的。光未然1939年5月离开延安，作为词作者的他自然会存有已经在4月29日刻印出来的油印本。冼星海还将油印本邮寄给其时为政治部第三厅演剧十队队员的马可，并被马可同样以油印的方式翻印过。马可在1939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可是忙着写《救亡新歌》第五集(这次我想‘临别纪念’，来个特大号，把《黄河大合唱》和《黄花曲》也附入)。” 8月24日写道：“为了《救亡新歌》第五集的印出，这几天日夜忙透了，前天起就日夜加工(夜里天凉，能够印的份数多些)。这次写了有十八张蜡纸之多，临别纪念，订起来必大有可观也。” 相对于公开发行，油印具有成本低、便捷性高的优势，无疑是当时最主要的复制方式。

3.手工抄录

相比于铅印或油印这种机械化、半机械化手段所象征的传播权力和传播流程，手工抄录显然意味着传播能力的离散性效应，但同时也因为其操作流程的个体性而更易于通过筛查，从而制造出一种传播文本的民间性流通。在战争年代，《黄河大合唱》的物质化传播离不开公开出版发行，也离不开油印机的关键一环，但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救亡旋律，达到“农村里连老太太、小孩子都能唱” 的程度，仅仅依靠数量有限、空间覆盖范围也相对有限的出版和油印显然是不够的。比如出版发行网络一般都集中在城镇地区，而抗战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农村。至于油印，刻一个蜡版一般最多能印1 000份，再多字迹就会模糊不清。100元的油印机 与出版机构的大型机器相比虽然非常便宜，但足以作为有传播效率的组织化生态的基础条件。可以激发个体审美意识和政治觉悟的传播文本本身是可以驱动个体成为传播载体的，这就是战争年代的《黄河大合唱》可以以手工抄录本方式流通的传播原理。

手工抄录这种行为太过于平常，很少像出版或油印那样被当事人特意记录。即便如此，根据冼星海日记的记载，在《黄河大合唱》首演之后的1939年4月16日下午，仍然“有几位工人学校的代表来抄歌”。此外，1940年5月3日，抗大总校文工团和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联合排演出《黄河大合唱》并引起巨大轰动，“看过演出后一段相当长的日子里，大家都在谈论着《黄河》这部作品，争相传抄《黄河》的歌篇”。实际上，抄录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传播行为。据延安“民歌大王”安波回忆，“星海同志听说我记录了一些陕北民歌，就向我借去抄录”。而在大后方“收到一个新歌，就高兴得不得了，同伴唱着，自己的学生唱着，还抄几份寄给其他的朋友，三天两天还演唱给乡民听或教他们唱”。至于在敌后，艺术水平较高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师部艺术剧团和延安派往根据地各学校的文工团，当他们下到基层连队里去演唱和教唱《黄河大合唱》时，难免会有具有简谱识读能力的官兵去传抄这部唱得人“不知已经涌出多少眼泪” 的新型救亡歌曲。

纸质乐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有公开发行、刻版油印以及手工抄录三种物质化方式。这三种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将转瞬即逝的声音固定下来，把观念、工具和社会行为联结起来，让《黄河大合唱》成为一个流动的、有生命力的传播文本。具体而言，油印是走向物质化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环。从延安流传出来的油印本演化为重庆、桂林等地的公开出版物，也演化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油印文本，被铅印和被刻印的文本又成为不断蔓延的手工抄录本的信息源。后者以較低的成本走向更多的社会大众，亦不排除有出版机构或者个人依靠手工抄录本开展公开发行和刻版油印的工作。从信息传递的技术形成到信息扩散的现实条件，三种文本形式相互交织、互相依赖，形成战时传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语境。

三、从出版节点到文化领导权

1.出版：作为社会传播的节点

如果说演唱以及由此展开的范围更广的教唱是《黄河大合唱》社会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以演唱和教唱为代表的声音文本与以乐谱复制出版为代表的物质文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在《黄河大合唱》整体的社会传播中，物质性的复制出版扮演着节点的角色。如此认为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

首先，从音乐体裁角度讲，《黄河大合唱》属于大型声乐套曲。这就是说，除了人声的演唱，还包括起烘托、转折、修饰、加强等作用的器乐演奏。如果说“风在吼，马在叫”这样的歌词及曲调可以依托于人的记忆能力和感受能力通过教唱习得，那么配器的曲调则只能依靠纸质乐谱通过不断排练以达到登台演出的标准;一场完整而正式的演出需要若干份乐谱，除总谱外，还需要不同乐器的分谱来达到和声的效果。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在和声、配器、曲体和对位方面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正是有了物质性乐谱，演出团队才能准确把握演唱节奏，在紧密协作中传达《黄河大合唱》的艺术魅力。虽然因为战争年代的物质限制而不得不简化演出的和声和配器，但作品本身的艺术规格和仪式功能一再凸显《黄河大合唱》的政治地位和专业品质。

自1939年4月13日和5月11日的演出之后，《黄河大合唱》成为中国共产党招待中外贵宾的文艺大餐。在欢迎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美军延安观察组长包瑞德上校、英国统一援华基金委员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少将、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上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上将、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民主战士李公朴、著名作家茅盾、著名电影艺术家应云卫 等人的晚会上，均上演过《黄河大合唱》。恰是这些演出使得《黄河大合唱》名扬海内外，为后续的教唱工作打下了社会基础。除此之外，演剧队在国统区的正式演出，就有1941年3月演剧一、二、八、九以及铁血剧团100多人在长沙的联合公演，西战团1939年11月在晋察冀根据地的首演，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也称前方鲁艺)和抗大总校文工团1940年5月3日晚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武乡县下漳北镇蟠龙村河滩上的联合公演，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3月东北文工团在大连的轰动性首演，等等。这些正式演出对《黄河大合唱》的社会传播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而这都离不开物质乐谱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次，《黄河大合唱》的社会传播具有强烈的层级扩散结构。不仅是遵从延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空间层级，在演唱主体上也大致遵从延安学校学生—军师级总部文工团—部队基层、学校和普通老百姓的人群层次。在20世纪的中国走向民族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青年学生群体因为受益于文化启蒙后所赋权的文化自信，具有极大的社会热情和传播动力，会不由自主地讴歌“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以彰显一种情感、思想和身份的自我与社会的同一性。演剧队在国统区演出后，在青年学生中举办歌咏培训班、开展音乐星期学校活动以培养文艺团体，这些青年学生往往会从演剧队那里刻版或者抄录乐谱，为演剧队离开后独自开展更大规模的群众文艺运动做技术准备。

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当鲁艺、抗大、陕公的学员被派往敌后，在基层的党、政、军以及各种社团机构中进行文艺活动、组建文艺团体等根据地文化建设时，纸质乐谱也会成为他们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托。比如在华中，新四军指挥部政治部抗敌剧团的前身—安徽省青年抗敌协会青年剧团成立后，“延安来的同志带来了《黄河大合唱》底本，青年剧团尽管人员不多，却把这部振奋民族精神的抗战名曲搬上了舞台”。这些或公开发行或刻版油印或手工抄录的纸质乐谱甚至还会被基层连队油印或者抄去，成为他们珍藏的宝贵精神食粮。恰恰是通过这些不怎么具备标志意义的“日常化”演出，纸质乐谱与演唱群体的层层扩散同步，“所有事物的‘象征性’都起着联结的作用，用来连接：(1)一个个体同另一个个体(或者另一些个体);(2)一个可视的事实和一个隐形的事实(过去的或将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有机体的基层结构的可交流性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组织资源，蕴藏着巨大的历史能动性的潜力。

2.从出版节点到文化领导权：组织起来

编辑出版的形式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或技术问题，需要看到的是，“纯粹的‘版面变化’(‘版面’乃广义)是如何深深改变了‘同一个’文本的用法、传播和理解的”。由此引发出通过信息传播的操作来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可能。

出身新闻记者的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者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的上层建筑有两个职能，一个是通过国家机器为主的行政机构来实现政治领导权，一个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文化体系和意识形态来确认文化领导权(亦被译为文化霸权)。“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与‘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

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和本质在于使某一阶级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对大众产生吸引力、感召力、同化力，从而使它们内化为自身的观念思想和行为标准，进而形成结构性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对事物的认识和社会共识以及由此展开的行动。

如何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首先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现代的新君主主人公不会是作为个人的英雄，而只能是政党。” 那么，怎么保证由现代政党所代表的国家“政治意识”和来自人民内部的“集体意志”的统一?为此，葛兰西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有机知识分子是指明确地表达所属阶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集体意识且投身革命实践的群体。“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也就是说，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識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能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社会的集团。” 因此，在无产阶级内部教育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或者将传统知识分子改造成有机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的转向和文化领导权的最终夺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有机整合的论断出发，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就是市民社会。这就是说，一方面，在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要深入社团、学校、媒体等社会有机体的组织载体中去扩散和传播革命政党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把从社会大众中产生出来的文化热情、政治见识和个体能力纳入革命政党的价值体系的传播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和把握文化领导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参政的革命党，与当时主政的国民党存在着政治竞争关系。如果从文化领导权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并不具有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资源，但可以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来建构并获取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领导权。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尤其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国民党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方针，从根本上违背了正在日寇铁蹄下痛苦挣扎的广大民众要求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集体意志”，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开始漂移。与此同时，积极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完成民族高于阶级的政治战略的转换从而顺应了民心，同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无数知识青年甚至许多像冼星海这样的知名文化人士也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敌后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影响并领导知识阶层和社会各界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在1939年前后，从“国家意识”到知识分子再到“集体意识”都出现了十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转变，而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取得的轰动性效应终于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一个切口。

那么，前文讨论的出版节点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葛兰西的领导权是一种政治支配和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这涉及生产一种象征形式来引导政治行动，产生一种政治决定论意义的象征诉求”。一个现代革命政党在历史转折时期所建构的文化领导权，其基础就在于通过信息板块的内容设计和流通方式，形成广泛的传播效应和舆论氛围。就《黄河大合唱》的传播过程而言，通过组织的和分散的知识青年群体的传唱、油印和抄录，《黄河大合唱》不仅成为一种同时具备仪式化功能和流动性特征的政治意识载体，而且是革命政党组织社会大众(如边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救亡团体)的传播纽带。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战文化建设，恰恰是建构革命政党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方式之一。

从公开发行、刻版油印到手工抄录，《黄河大合唱》的三种文本复制方式本身的媒介化技术特性源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性。在公开发行方面，有期刊和书店这类高度组织化的机构及其发行网络，比如桂林生活书店出版的《黄河》，“也有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版、广西生活书店1940年版、广西生活书店1941年版等多个版本”。这种组织化的行为摆脱了战时信息传播在广度、深度和便利性方面的诸多现实困难，组织广泛出版的集体行为强化了《黄河大合唱》传播的规模性和普遍性。而对刻版油印来说，便携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油印机重量轻、体积小，遇到敌人，“把油印机用毡子一卷，自己背起来就走” 的便携性使它几乎成为战时的移动印刷所。轻巧灵便的固有特性也意味着它具有较好的隐蔽性和私密性，从而保障了印刷的可持续性和机动性，这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1946年北平几个大学在北大沙滩民主广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其曲譜就是由“麦一和蔡倜一笔一划刻写，麦一躲在东城小雅宝胡同他亲戚的四合院小黑屋中一张张印出，房后是国民党的兵工被服厂”。如此具有戏剧性的行为是对油印技术灵活性的最佳诠释。而手工抄录更是一种可以让无数人进入信息传播流程的个体实践，并在载体形式、表现风格等方面百花齐放，比如做饭产生的锅底灰也可以成为墨水的原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使一部作品的印刷形式可以同时以机械、半机械和手工的方式出现，乃至成为编辑出版范式迭代的一个历史标本。

“一个历史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往往是通过它的象征产品，象征起到了组织作用，构成了历史情境。” 而恰恰就是这个情境构成政治博弈的基本面。抗战胜利后，《黄河大合唱》的传唱延续着文化领导权博弈的新使命。当时周恩来指示长期活跃在国统区的各个演剧队到长江以南的大中城市去，“占领文化阵地，配合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当国民党反动派在1946年春挑起全面内战时，“剧宣七队从粤北来到了广州，配合当地民主运动，七队演出了《黄河大合唱》《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等歌唱祖国、歌唱民主的歌曲等”。1946年9月，剧宣四队和六队抵达武汉后，在武昌和汉口两地举办大规模的音乐舞蹈晚会，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等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些歌曲。 1947年1月到7月，在无锡的剧宣九队“为了进一步配合民主运动，队领导决定以新颖的‘星期音乐会’的形式演唱抗战时期的优秀歌曲和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新歌。第二次音乐会于2月23日举行，节目中有《保卫黄河》”。

除了执行中国共产党文宣任务的演剧队，为《黄河大合唱》在大后方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新音乐社，也在解放战争期间配合民主运动演唱了《黄河大合唱》。1946年9月，新音乐社在上海创办了由李凌担任校长的“中华星期音乐院”，这所业余学校的师生们在学习之余，积极参加校内外反对内战的斗争，以歌咏活动配合当时的民主运动。1947年11月5到6日，中华星期音乐院在八仙桥青年会两次演唱《黄河大合唱》，影响很大，后被迫停演。 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学工群体活动方面，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地下学联，组织引导学生会、工会等借助一定的时机开展文艺活动，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中高唱《黄河大合唱》，把民主斗争的社会实践和政治传播结合起来。此时《黄河大合唱》中所唱的“黄帝的子孙”已经剔除了一意孤行、反对民主的国民党反动派并将其置于广大民众的敌对面，标志着国民党在大城市谋求文化领导权遭遇挫败。

四、结语

作为一首已经传唱80多年的历史名曲，《黄河大合唱》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实践和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典范。从一首诗、一支歌到一种氛围和一种精神，信息的产生、创制和流动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表象，更是一种组织化的载体。通过对传播政治理念的信息载体的有效组织，让物质现实和话语界面相结合，革命政党的革命理想才会产生真正的活力和生命力，完成历史赋予的宏大叙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无论何种技术制式，文字信息的编辑出版都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组织和传播对象的确认。技术流程和社会主体的关系结构通过新传播界面的开拓，开创了历史演进的新局面。

从印刷媒介的编辑出版的传播学原理来说，各种媒介材质(纸张类型、印刷版式)的组合不完全是一个纯技术的机械模式。因为社会化的传播不可避免地涉及介入其中的社会主体自身的传播能力和传播能动性，即是否并能够在物质的局限性中追求精神的超越。“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不是严密的逻辑结构，一种传播形式的意义是由采用这种形式的主体来界定的。” 对社会主体的动员和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重要内容，要完成这一重要内容离不开文化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充分理解《黄河大合唱》的传播语境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战略相互交织的意义结构。

(作者陈卫星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段磊磊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8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 王续添.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J].抗日战争研究，2008(3)：126.

② 政治部第三厅主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下属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三个电影放映队、一个孩子剧团和一个新安旅行社。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抗日大辞典》编写组.中国抗日大辞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298。

③ 抗敌演剧队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演剧方式进行抗日宣传的文艺团体，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皖南事变前后，政治部第三厅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先后被迫解散或改组，改组后的队伍配给各战区服务并按照战区序号更改队名，比如抗敌演剧第三队就原地配给给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更名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简称剧宣二队)。演剧队(剧宣队)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重要宣传力量，他们为《黄河大合唱》在国统区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83—1949(修订本)(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6.

⑤ 李小莹.严良堃与《黄河大合唱》[J].新文化史料，2005(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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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卫星　段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