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论文

摘要：工业化、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和重大的发展战略选择。我国的城镇化及城镇化进程，未来发展的机制、道路、模式、面临的问题矛盾等都是十分复杂的，农民养老保障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分析借鉴国外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养老保障的实践经验，探索适合我国的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对于化解农民的后顾之忧，合理有序地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论文 篇1：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发展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呼声日紧，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发展滞后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大缺憾，存在着国家重视不够、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基金保值增值困难等问题。本论文试图构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多种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社会养老 社区养老 家庭养老 个人养老

一、以往学者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至2000年11月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这一比重上升了1.3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的快速老化和高龄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突出特点。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农业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所以，如何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关系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关于如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许多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在这里先作以总结。唐斌绕、李丽君（《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探析》）认为：（1）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工作；（2）独立的非营利组织介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3）强调国家和政府的作用；（4）将农业税转化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5）加强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吴妙琢（《对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考》）认为：（1）继续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2）在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可以将社区保障作为一种保障方式，发挥农村社会保障的替代作用；（3）建立相对独立的乡镇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4）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管理。陆小成、彭建明（《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建设》）认为：（1）加快户籍制度变迁，增加对农业的收入支持；（2）加大农业税制度改革力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建设；（3）加强以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模式建设。唐娟、王启友（《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现状与改革》）认为：（1）以家庭保障为主；（2）以社会保障为辅；（3）以商业保险为补充。孙亚平（《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认为：（1）立法保障老人权益；（2）基本政策要稳定；（3）坚持因地制宜与自愿原则，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制度；（4）实行省级统一管理基金；（5）建议撤销乡镇机构，减轻农民负担。陈质敏（《论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政策选择》）认为：（1）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应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2）在坚持农民个人、集体、国家三方筹资的原则基础上，加大国家对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3）加快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与现代化，增强农民参与现代社会保障的能力。

二、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

（一）社会养老保障机制

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是一个根本的养老保障系统，是国家、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建立制度法规而形成的养老保障体系，一般应包括养老金制度、老年福利制度、老年服务体系、养老保险制度以及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法规等。其运作特点是由政府组织实施，以保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可靠的保障。但在大多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显得十分薄弱，以至于几乎没有保障能力。国家和政府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以及城乡经济体制不同等多种原因，除了对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无可靠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规定由集体实行“五保”制度，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以外，还没有设立针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制度和老年福利制度，老年服务体系也没有形成。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法规主要有1996年8月29日我国颁布的第一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对农村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近些年在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中最活跃的是在许多农村中开展的社会养老保险。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属于强制性的，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自愿的；二是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有国家或单位的补贴部分，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大多数没有补贴；三是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属于社会统筹性质，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为个人账户。经过有关部门多年来的实践和探索，在有条件的地区已经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它采取储蓄积累的方式，为农民建立个人账户，个人交费为主，集体交费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将个人和集体缴纳的保险费记入个人名下，为个人所有，到了退休年龄后根据个人账户的积累金额发养老金。这种养老保险方式在一些地方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在农民群众中影响很大。

但就全国的情况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仍不具有普及意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问题。实践证明，依靠这种方式来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有困难。原因是我国农民收入还不高，劳动收入除了支付再生产的费用和日常的消费外，能够真正用来积累的剩余收入很有限，积累额不高就很难保障老年时的基本生活。这也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许多地方开展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在近年开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地方，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一是不稳定，包括政策规定的不稳定和利率的不稳定。这些不稳定因素对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影响很大。二是由于资金运作上的不规范，存在着严重的金融风险，农民往往以不参保的方式来规避风险，从而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造成阻力。三是不少地方的集体补贴部分只限于村干部等有特殊身份的农民，没补贴的多数农民就没有积极性。四是有的地方把社会养老保险当作一项硬性任务下达指标，要求村里必须完成。于是就出现了发结婚证、发计划生育指标时的乱搭车收取保险费的情况。

（二）社区养老保障机制

中国农村的社区一般应为一个行政村，因而社区养老保障机制也就是一个行政村所应具有的养老保障机制。社区养老保障机制至少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对老年人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二是组织和帮助老年人探寻合适的养老方式，三是为老服务体系的建立，四是对家庭养老的引导和督促。社区养老保障机制运作的特点是社区自主组织的服务活动，且服务项目和形式灵活多样。中国农村社区的养老保障机制曾在公社化时期兴盛一时，但在集体经济解体后出现极度萎缩，进入真空期。近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多种形式的萌芽，但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社区养老活动以集体活动为多，而入户直接为老年人服务的极少。农村社区对老年人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但社区要提供经济支持，必须以雄厚的集体经济为基础，否则便不能实现。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全国比例很小。

已经实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种是对男满60岁、女满55岁的老年人实行退休制度，按月发给退休金；第二种是对老年人按年给予一定的补贴；第三种是由集体或多方出资，给特殊人群办理养老保险，例如计划生育部门开办的双女户结扎养老保险、独生子女平安养老保险等；第四种是通过乡镇和村级开办的敬老院，对入住老人(主要是“五保”老人)给予一定的补贴。帮助老年人探寻适合的养老方式，如通过政府和社区组织、自愿协议的形式，将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作为遗产转移给愿意承担养老义务的村民或外来人员，解决养老问题。有些地区规定70岁以上的无子女村民，其承包田收归集体，由集体供养其老年生活。在一些不发达地区还建立起一些新机制，如一些少数民族村建立了储蓄互助会，参加互助会的成员，每年交10公斤粮食或谷物，积累起来以备养老。这些实事求是的养老方式还是比较实用的，关键是社区必须持之以恒，保持稳定，否则很容易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三）家庭养老保障机制

这里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同下面的个人养老保障机制同属于家庭养老范畴，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由子女或其他亲属来承担养老责任，而后者则是靠自身的投入用于养老。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目前在农村中仍占主要地位，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会改变，社会化养老保障机制短期内很难替代家庭养老保障机制而占据主要地位。就我国的实际看，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是儿子，1987年亚太经社会人口委员会在中国的474项目人口老化问题调查数据表明，儿子养老的占70%以上，这种状况到今天也没有大的变化。其次是配偶照料，占15.8%，再其后依次为女儿占3.6%、孙辈子女占3.2%、儿媳女婿占1.8%。很显然，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机制中，是以儿子为主体的。这种机制是由历史传统自然形成的。在实行计划生育的今天，后代中无男性的家庭比例占1/4左右，这种机制就必须改革。这对我国目前农村人口来说急需观念上的转变，就是要破除“养儿防老”的旧思想，树立“女儿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等多种养老方式，要注重效果而不要注重形式，这对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缺陷是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趋势，这个趋势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实行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村不少地方形成了“4-2-1”的家庭结构，“4-2-2”的家庭结构更是普遍，可以说是农村中的主要家庭结构类型。无论是“4-2-1”还是“4-2-2”，老年抚养系数都较以前要大得多。并且这类家庭的子女已经开始陆续进入婚育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表现将越来越突出。第二，小家庭的养老功能弱于大家庭。但目前我国家庭发展的趋势却是小型化、核心化。第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老年人的独立意识也在增强，许多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不再愿意同子女一起生活而分开单过。现实的问题是，分开单过的多数老年人生活状况比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要差，尽管与子女分开生活的老年人多是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还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但是，老年人毕竟处在加速衰老和疾病多发的年龄，很快并必然要走进生活不能自理的日子，这时还得依靠并为方便照顾而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但这个时候往往会受到子女的不满甚至遭到拒绝:“能干的时候离我们远远的，不能干了找我们来了。”北方的农村中常会听到这样的话。第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年轻人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甚至移居外地的越来越多，而且不少都是举家外出，由此导致空巢家庭和独居老人增多，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更难得到保证。“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已不再具有约束力。虽然这种情况就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一种进步，但就家庭养老功能而言却是一种冲击。第五，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与家庭养老密切相关的传统“孝”观念逐渐淡化，以及与此相应的“孝”评价标准与环境的改变，致使一部分人对长辈的“孝顺”意识大大减弱，从而危及家庭养老功能。从社会的发展潮流看，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而我国在较长的时期内还必须以家庭养老为主，这一矛盾的解决，就是不要固守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倡多种形式的家庭养老方式，从而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适合农村实际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

（四）个人养老保障机制

这里的“个人”是指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而不仅仅是已经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个人养老保障机制是指社会成员个体在自身养老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储备，二是健康储备，三是情感储备。必须明确的是，个人养老不是老年人所有的养老需求都由老年人个人承担，而是为了使养老保障机制更优化、老年人晚年生活更幸福和更有保障，现在的老年人和未来的老年人都应当在自身养老问题上多考虑、多储备。完善的养老保障机制是多种机制的优化组合，老年人是养老事业的主体，因而个人在养老问题上应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机制中，老年人处于被动地位，在自身养老问题上没有主动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存质量和生活保障，其重要原因是社会成员在进入老年之前，受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把养老保障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缺乏个人养老储备意识。本文提出的三个储备，就是旨在使老年人在养老中能够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经济储备是指老年人在进入老年之前及之后的经济收入中留出一部分作为养老的经济储备，改变把钱全用在子女身上的传统做法。这在农村中尤为重要。健康储备是指老年人在进入老年前应注意身体的保健，多进行体育、气功等的养生锻炼，使自己在老年前后始终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对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情感储备是指老年人在抚养教育子女的同时，要处理好同子女，包括媳、婿以及配偶的关系，做到同辈人、隔代人之间关系融洽。以上分析表明，个人养老保障机制的建立，主动权在自己手里，而且准备越早越好，年轻时就注重并认真做好“三个储备”，当成为老年人的时候，养老的主动权也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参考文献：

［1］郑功成.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2］李玲，许定波.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保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邓大松.中国社会保障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海天出版社，2000.

［4］李迎生.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农村改革.宁夏社会科学，2002.

［5］刘书鹤.农村社会保障的若干问题.载人口研究，2001年第5期.

作者：杨　晶

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论文 篇2：

国外农民养老保障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工业化、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和重大的发展战略选择。我国的城镇化及城镇化进程，未来发展的机制、道路、模式、面临的问题矛盾等都是十分复杂的，农民养老保障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分析借鉴国外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养老保障的实践经验，探索适合我国的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对于化解农民的后顾之忧，合理有序地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养老保障

一、国外农民养老保障实践

从世界各国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出现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弱化、农民容易陷入老无所依的困境等多方面的问题。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各国政府开始通过建立农民养老保障化解农民的老年生活风险。根据养老保障的性质将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代表性模式：

1.德国社会保险型农民养老保障模式。社会保险型模式是在19世纪80年代起源于德国，这种模式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社会保障模式，后来主要应用在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以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为代表。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劳动者，在法定和自愿的前提之下根据社会成员的平均收入状况，对于特别需要关注的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员进行补贴帮助。除此以外这种方式还会惠及到投保者的家人。这种模式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保险的费用是由政府、雇用单位、雇员三方共同承担，这不仅能够使费用的负担减轻还可以分担风险。其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为农民专门开设的养老制度，而另一种则是城乡共同采用同一种养老制度。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是以现收现付的方式募集资金。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是它的主要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它的费用绝大多数是由雇主与劳动者共同分担的。着重强调养老问题首先是个人义务，其次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义务，政府在收支不平衡时，酌情给予补贴予以帮助[1]。

从德国的实践情况来看，其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区别于其他欧美国家是相对独立的、专门的部分，不受其他影响的。德国的第一部关于农民养老的法律颁布于1957年，即《农民老年救济法》，通过这部法律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为农场主或其配偶在年老失去劳动能力之后支付养老金，保障他们基本的晚年生活。1886年他们开始致力于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但初建立时的保障对象覆盖不够全面，没有包括农民。20世纪中期，德国的城镇化迅速发展，受其影响，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开始反超城市，再加上农民对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只是依靠移交农场而获得的现金已经无法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求，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年老时他们的生活难以得到基本的保障。鉴于这种情况的普遍，德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来建立完善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比如从1951年颁布的《农民养老保障法》，从此开始建立单独的农民养老保障制度，随后又颁布《农民老年救济法》使农民养老保险成为了一种强制性保险，后来颁布的《农业社会改革法》正式将农民养老保障纳入了社会保险范畴。

2.瑞典福利国家型农民养老保障模式。实行福利保险型的代表国家有瑞典、英国等一些北欧国家。这种模式起源于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后来瑞典等国家纷纷仿效。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通常都是劳动生产率水平普遍较高并且国民收入、物质生活等方面水平较高，并且是希望用强大的社会福利水平来刺激需求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这些国家都普遍看重养老保障待遇的普遍性和人道主义。从不同角度将这种福利型的养老模式分为全民型和特殊群体型两种模式。实行全民型模式意思就是政府将全权负责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自己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税金是这种模式的主要资金来源，几乎都由政府和企业来负担，个人不需要缴纳费用。因此政府不得不使用较高的税收政策来维持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这种做法极大地增加了企业和纳税人的负担。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只能选择特殊群体型，因为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财政收入较少并且人口基数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民型的模式难以支撑。通过实施特殊群体型模式，优先满足生活困难的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使他们享有最基本的养老保障权利。

就瑞典而言，不论是农民还是任何其他公民，不论其经济基础和所从事职业，只要达到法定年龄，其养老保险待遇都是平等的。如果退休前由于收入较低或是其他情况影响了附加年金的支付金额，政府会给出相应补贴。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重视公平，将保障覆盖面最大限度地扩大，体现出了全体国民的福利待遇。在瑞典的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中，贝弗里奇的福利普遍性理论起着核心指导作用，崇尚“收入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设施体系化”[2]。也就是说国家通过税收将承担一切的费用，个人不需要缴费，贯彻福利普遍化，实现他们全民无贫困的目标。但是这种模式的缺点也很突出，就是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3.新加坡强制储蓄型农民养老保障模式。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实行这一保障模式，以新加坡、智利为代表。储蓄型保障制度是一种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养老保障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其最大的优点是不需要国家财政拨款和负担资助费用，全部的费用将由劳动者个人与雇佣方按照法定比例负担，这其实反映的是一种自我保护原则，因此也被称为强制储蓄型保障。这种模式是个人积累的融资模式，极大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它的缺点是无法共同承担风险，而且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受到了考验。

1955年，新加坡建立了一项强制性的储蓄计划——中央公积金制度。公积金是由雇主和雇员按规定的一定比例负担，但比率会随着经济发展的形势而进行调整。公民所缴纳的公积金会根据不同的用途分别存入普通账户、保健账户和特别账户这三个个人账户当中。此项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当公民达到法定年龄55周岁时，个人账户中的普通账户将终止只留用余下两个账户。当公民达到法定年龄60周岁时就可以按月领取退休金了，此外还必须同时满足退休账户中的存款达到法定最低限额这个条件。但是也有特殊情况的存在，比方说公民已经达到法定年龄55周岁，但是他的个人账户中的存款并没有达到法定要求限额，此时公民有权利来选择是直接付现金补充存款或是延迟退休增加存款金额。新加坡实施的这种养老保障制度模式是以个人责任为中心，减轻国家的负担，政府在其中只是负责制定制度和监管实施还有负责没有条件缴纳基金的贫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这种模式虽然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负担，但是使企业雇主和普通公民的压力变大，在客观上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养老保障问题

1.农民的传统家庭养老保障模式遭到重创。农村地区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土地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的土地从农民手中被征用，一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转移到城市中来，从而导致了产生大量的农村独居老人，虽然在外务工的子女能在物质和金钱方面提供给老人，但是对老人的精神需求基本上无法满足。

2.失地农民这一新的群体养老保障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城镇化带来的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自然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失地农民，相比于一般农民，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的养老问题也日渐突出。一方面，我国的征地补偿标准较低，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也很单一，一旦发生土地征用的情况，大部分地区都是选择一次性的货币补偿，再加上补偿金额较低，并没有考虑到失地农民日后的养老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对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较低，养老金标准不高，面对日益增长的物价和年老身体疾病的花费，为数不多的养老金不足以保证他们的晚年生活。

3.人口流动引发的养老保障问题。城镇化不仅导致了大量土地改建也带来了大批的人口流动即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对于他们来说养老保障是关系到其年老后的基本生活来源。但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而言，目前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过高，相当于变相提高了费率，因此导致了农民工参保率低，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收入不高的状况下，首先考虑的是温饱、下一代教育问题、房子等基本生活需求，然后才会考虑养老保障等需求。因此如何适当调整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解决广大农民工参保问题，提高参保率水平和年老后享受待遇也成为了我国目前农民养老的一大问题。

三、借鉴有益经验化解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养老保障问题

1.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履行政府责任。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目的不只是扶贫帮困，而是让农民在失去劳动能力之后或是失去土地保障后能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安定平稳地度过晚年。从其他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发展中不难看出，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承担了从立法、组织实施、财力支持到监督管理等责任[3]。尤其是在制度建立的早期，政府的参与和主导在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顺利实现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不管采取哪种模式，政府的作用是制度的制定者、制度的实施者、为实施制度提供资金和管理监督。所以说，在我国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实施过程中，政府的责任是不可或缺的，必须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以偏概全，要因时制宜地合理规划不同阶段的实现目标，使制度有计划有目标地稳步实现。二是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都相对落后，政府要想提高农民的保障水平，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不可避免的，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是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这为我国城乡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三是对于农民中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政府更应该重点关注。随着城镇化进程在我国的飞速发展，这一部分农民的生活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急待解决。

2.积极推进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部分农民最终会转化为城镇居民，而在身份转化的过渡时期他们的养老保障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要制定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来与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相关联，这样才能确保在农民身份转变之后能够顺利地与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相衔接，与城镇居民平等地享有同样的待遇。而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在征地时对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得很好，失地农民之后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没有激化城镇化进程中矛盾。所以说，积极推进城乡养老保障建设不仅能够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也能够加快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步伐。

3.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原则。各个地方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成本大不相同，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即便是在同一区域之间，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有差异，但是不应该忽视这种差异的存在，而应该将这种差异作为制定养老金支付标准和缴费比例的参考标准，体现社会公平。但凡是公民都可以享受到公平的养老保障，而不是城市与农村地区间的差别对待。此外在注重公平的同时也要兼顾效率，注重拓宽基金来源，在养老基金收缴时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制定不同的缴费比例，国家与农民之间按照合理的比率缴纳养老保险，这种多形式的基金收缴来源有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大大增加了基金使用效率。

4.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制度运行奠定法律基础。任何一个制度都要在法律的约束之下建立和实施。一种完备的养老保障制度是一定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前提保障，从几个典型发达国家总结的经验来看，实现养老保障的重要条件是法律，养老保障制度的科学化、标准化都是在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下实现的。不论是哪个国家、实行哪种制度，都要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作为保证。我国农民家庭养老长期以来一直是依靠传统“孝”文化影响和道德约束，各级政府也主要依靠政策来引导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参加社会养老保险[4]。但这种办法只能维持一时，一旦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环境发生改变，当时的政策就不能解决新的问题了。只有通过全面、规范和详细的法律和有效的法律监督，约束政府、管理部门和参保人，从根本上保证养老保障制度的标准化和统一性，减少和避免一切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丁璇.国外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经验启示[J].法制与社会，2012（10）：117-118.

[2]胡文秀.几个典型国家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J].商，2013（8）：127.

[3]曹文献.国外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特征比较及启示[J].世界农业，2013（11）：91-94.

[4]蔡红华，杨娅婕.国外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11（6）：144-146.

作者：李秉坤 陈霖

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论文 篇3：

养老保障制度演变下农民工退休生活安排

【摘要】现代社会，社会福利制度在多个层面影响着政策对象的个人生活。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发现，中国近年来实施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加深了农民工个人对于退休的理解，在人生计划中将工作与退休区别开的退休意识在农民工群体中开始出现，但是在制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农民工关于养老保障制度的主观感知以及对制度带给自身影响的评估，使得他们的个人生活规划没有完全按照制度的预设运行，这影响了他们的制度参与和制度的实践效果。基于当前农民工退休生活安排的特点和变化，本研究提出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未来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 养老保障 生命历程 退休

20世纪90年代未，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农民工养老保障问题，并连续出台多项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障的政策和文件。对现有政策进行梳理，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农村新型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种类型是参照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专属农民工群体的养老保障制度，如北京、上海的做法；第三种类型是把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保障体制中，如深圳的做法。

不同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民工应对养老风险有了新的选择。那么，农民工的老年生活安排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对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有何影响？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养老保障制度的改善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研究设计

北京是一个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数据，2015年未北京常住人口为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7.9%（张钦，2016）。并且，相对于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在来源地上更加多元。因此，本研究将调查地点集中在北京。根据农民工群体职业分布，本研究选择了23位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获得有效访谈样本20个。深度访谈的内容主要涉及农民工如何理解老年生活无法得到制度保障的现实、如何认识国家制定的养老保障制度、参加（或不参加）养老保障制度对他们年老后的生活安排的影响等。

农民工老年生活安排的群体划分及类型比较

农民工老年生活安排的类型划分。根据个人特质、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状况，本研究将农民工应对老年风险的方式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消极宿命论者。这一类型的农民工主要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那里集体经济薄弱，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也是近年来刚刚开展。多重弱势使得这一类型的农民工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圈，他们对目前的生活以及年老后的生活保障评价很低，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评价也比较低。并且，他们在主观上对摆脱困境持消极态度，没有采取积极行动改变当前的劣势。

第二类：积极行动者。这一类型的农民工在北京的打工收入不是很高，但他們积极规划生活，并利用多种资源为老年生活做准备，如努力工作增加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积累、参加户籍所在地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务工所在地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等。对于老年生活，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积累、子女赡养费是重要保障；养老保险不一定能够保障老年时期的需要，但可以为老年生活提供额外保障，甚至可以变为主要支柱。

第三类：制度受益者。这一类型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使得他们有较高的收入，户籍所在地集体经济的发展使其能够得到优厚的集体补贴。因此，他们计划在退休之后依靠养老金生活，认为没有必要为获得生活保障而继续工作；并且，他们认为子女赡养只是一种传统习惯，而不是养老的必要。

农民工老年生活安排的比较。农民工养老生活安排的类型化区分显示，在人生规划中将工作与退休区别开的退休意识开始出现，但是，受不同制度环境的影响，退休意识并未呈现平均性分配。具体来说，第一种类型的农民工清楚认识到养老金的重要性，他们有参加养老保障的想法，但现实的制度设计和个人经济实力的不足，使得其老年生活只能依赖自己的积累和子女的支持，在60岁以后继续工作成为应对老年风险的唯一方法，退休意识模糊。

受益于地区性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实施、强大的公共财政支持，第二类、第三类群体的农民工有意识地规划自己年老之后的生活。在经济上，养老金开始逐渐取代家庭和个人储蓄的角色，成为主要收入来源。虽然许多人还倾向于在60岁之后继续工作，但其初衷主要是维系家庭关系或协助家庭其他成员。在对待家庭养老的作用上，这两种类型的农民工接受了“年老后可以不再依靠家庭支持”这一观点。相对于第一类型的农民工，这两种类型的农民工对退休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定位和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开始在工作和不参加劳动之间设立一个比较正式的年龄界限，将自己的生命历程划分为退休和工作两个阶段的意识比较明确。

养老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生命历程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近年来实施的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民工个人的生命历程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养老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老年生活安排，作为现代社会生命历程重要特征的就业与退休两个阶段划分的意识，已经在农民工群体中出现。

第一，养老保障制度培育了农民工的风险意识，其成为影响农民工生活规划的重要因素。在农业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传统小农生产对自然的巨大依赖、低技术含量、高劳动强度等特点，使得中国农民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当前的循环时间观。而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让社会成员建立起长远的时间领域，并且对于未来有期望上的确定感（Kaufmann，1972）。这种主观上长远时间感的建立对于个人进行生命规划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在养老保障制度的塑造下，中国农民工的时间观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开始从注重过去、当前的传统时间观演变为朝向未来的现代时间观，他们开始注重个人的人生规划，应对未来风险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尤其是关于养老的风险意识，农名工对养老保险表现出迫切的需要。

第二，养老保障制度的介入，使得农民工对家庭的养老功能有新期待。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家庭养老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但是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尤其是经济上的保障，使得农民工的养老模式开始变化，他们认为家庭照顾对自己老年生活保障的意义，不再是经济上的支持，而更多体现在情感支持和日常护理等方面。

第三，养老保障制度的非预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度。“公正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刘晓丰、杨成湘，2006），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是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应有之意。在农民工关于养老保障制度的主观感知中，他们迫切期待政府能够尽快制定政策来缩减、消除城乡之间养老保障的裂隙，尽可能地实现“公正”。但是，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依据地方经济实力和用人单位态度的制度设计和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农民工、农民与城镇职工在养老保障之间的差距以及区域之间的不平等。这种期待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许多农民工在访谈中对养老保障制度，尤其是对以独立模式为代表的农民工专项养老保障制度，表现出了一种被欺骗感和不信任感。

对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未来发展的建议

基于农民工老年生活安排的特点和变化，本文认为，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未來的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对制度运行层面的具体考察，关注养老保障制度的非预期性效果。社会福利政策是国家对社会领域的一种干预，这种干预不仅会带来预期的社会结构改变，还会带来一系列非预期性社会问题（Leisering，2001；Pierson，1993）。尤其是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制度化的政策与政策对象发生直接关系的这一阶段，存在着许多未知因素使得制度偏离了原有的目标。因此，必须对制度效果保持更高敏感性，关注福利制度下的个人如何主观感知和评估政策所带给自身的影响。具体到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上，必须充分理解农民工的需求和文化、理解他们的行动逻辑。

第二，发展基于职业身份的养老保障体系，向“普惠型”养老体系转型。脱离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一样，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社会风险。并且，从长远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市民化是中国农民工的必然发展趋势，他们的养老保障需求与城镇职工、居民将日趋一致。因此，消除“户籍身份”的制度假设，发展基于职业身份的养老保障体系，维护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彰显其社会公民身份的应有措施。

第三，以福利多元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强化政府责任的同时，有效整合福利资源。具体来说，首先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强化政府的角色，使其由老年社会福利的消极责任主体转变为积极责任主体。其二，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强化企业对农民工养老的福利责任。其三，积极整合第三部门广泛参与到老年社会福利事业中来。比如，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由社会组织承接养老服务；完善社区支援服务体系，提升社区和邻里照顾的职能等。

第四，注重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相配合。中国的家庭养老拥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该模式不仅能够基本上满足老年人衣食住日常生活照顾等生理方面的需要，对于满足交往及情感体验方面的需要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朝向社会化发展的进程中，应继续倡导家庭在保障社会成员生活中的第一线作用。只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相互配合，方能使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作者：刘艳霞 张瑞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