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失地农民权益保护进行研究论文

对失地农民权益保护进行研究论文（精选6篇）

篇1：对失地农民权益保护进行研究论文

我国失地农民权益问题现状分析

1.1 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1.1.1 失地农民就业率低

失地农民一般文化水平比较低或者老年人偏多，大多都处于初中以下水平，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村的学历构成为：没上过学的 15%、小学学历的 35%、初中学历的 43%、高中学历的 5%、大学学历只有 2%。在这个对学历要求比较高的社会，农民失地的同时也相当于失业了。除了学历的制约意外，我国就业压力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规模一年比一年高，2012 年为 680 万人、2013 年达到 699 万，这就产生了许多大学生降低了自己的就业要求，出现许多大学生与农民工竞争的现象。

1.1.2 失地农民就业后的失业率比较高在我国土地征用现状中，货币安置出现以后，就业对于失地农民来说越来越难。由于失地农民往往缺乏就业技术，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往往将安置的失地农民辞退。因此，即使是安置了就业，也有一大部分失地农民实际上处于未就业状态。

1.2 失地农民权益的收入问题

由于失去土地，农民的收入来源发生了变化，由以往的农业收入为主转为现在的打工收入为主，也有一部分失地农民进行个体经营和开办企业。但是相比失地前，现在的收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而且往往生活水平也不及失地前。影响失地农民收入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有失地农民的收入来源以及征地的补偿价格。在失地农民的收入方面，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而且在物价飞涨的今天，不稳定的打工收入往往不能满足失地农民的诸多需求。

1.3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土地本身具有就社会保障的功能，如：提供给人民食物、提供养老的保障、提供公共物品给农民以及作为一种失业保险的功能为农民在打工就业中失业的人提供务农的岗位，在失去土地后这些保障功能都将不复存在。关于征地补偿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规定所谓征地补偿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按照被征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我国征地补偿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3.1 征地补偿不足及补偿对象不明确征地补偿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过低，甚至难以达到失地农民在失地前的生活水平。其次，现在的补偿方式大多数是遵循“不完全补偿原则”和“相应补偿原则”没有体现“完全补偿原则”。

3.2 征地监管制度的不足由于缺乏完善的征地监管机制和产权的约束，地方政府、土地开发商和土地市场交易者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相互勾结做出违反法律法规、损害国家利益、浪费土地资源的行为。如地方政府挪用征地补偿费用、土地开发商过度开发土地甚至破坏耕地、扭曲土地市场的运行等等行为。

3.3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由于我国的城乡之间存在二元经济现象，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也相当大。在社会保障方面主要体现在：相比城市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健全，远远满足不了失地农民的需求。养老保险在某些地方还未建立，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保障及其他一系列社会福利项目就更不用说了。

3.4 货币安置后存在生活忧虑首先货币安置是一种生活指向性安排，而非就业指向性安置。征地农民在得到土地使用权置换的生活安置费后，就被永久地推向了劳动力市场。这给被征地农民留下了失业隐患。其次，货币安置着重考虑了征地“农转非”人员眼前的生活安排，并没有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步衔接，自身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完全靠自己解决。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具体措施

4.1 提高土地征用补偿的标准对比国外发达国家征地补偿的标准，我国的征地补偿根本满足不了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对此，我国部分省市地区已经开始了一些尝试，其中逐年提高土地补偿的标准，可以较好地缓和国家、政府部门、相关集体组织与失地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减少冲突。

4.2 明确土地征用补偿对象“集体”这一概念的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出现了很多村干部自己代替集体组织，在征地中以村民委员会的名义来强占仅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的土地补偿费或者扣留一部分征地补偿费的违法事件，这引起了失地农民的不满，但是也因无法可依、自生力量薄弱，虽然有反抗、有争议，最后也不能很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国家应进一步明确界定农村土地征用补偿的对象。

4.3 提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以土地换取保障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办法，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与被征地对象签订安置协议，对符合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费条件的被征地人员，为其设立社会保险个人账户，达到退休年龄的，按月发放养老金。

4.4 “一揽子扶持计划”由于货币补贴存在一次性补贴的弊端，因此各地方政府需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一揽子扶持计划”用于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

4.4.1 留用地安置留用地安置是指为了使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有长远稳定的保障，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安排一定面积的建设用地，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安置方式，是货币安置的重要补充形式,又称开发性安置，是通过开发性项目建设解决征地“农转非”人员的生产和生活出路的安置方式的创新。

4.4.2 提供失地贷款失地农民创业贷款是指当地农村信用社向失地农民发放用于二次创业的贷款。失地贷款专门针对在新城镇及其它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失去原有生产、生活用地，需要进行二次创业以维持生计或谋求发展的农户。

4.4.3 再就业培训成本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要使其适应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就业岗位，必须对他们进行相应的转岗培训，以提高其文化素质。

篇2：对失地农民权益保护进行研究论文

摘要：

部分失地农民一定程度上已沦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土地的丧失导致他们的基本权利的缺失，成为他们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保障这一群体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意义重大。因此，用刚性法律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权利，不仅是对法治社会的要求，更是防范和化解

社会矛盾的需要。承认并正视失地农民承受的不公平待遇，挖掘导致失地农民权益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制定刚性法律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乃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和稳定和谐之重要任务。失地农民权益问题不仅是严肃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严峻的政治问题。

关键词：失地农民农地征用社会保障法律刚性民生之本

一、失地农民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农民群体

一个时期以来，部分失地农民一定程度上已沦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农民中的失地者的权益保护问题已经显得十分尖锐。由于土地的丧失导致他们的基本权利欠缺，与其他社会主体相比，他们缺乏的是事实上的权利平等。平等权利的缺失，已经成为他们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这是不争的事实。保障这一群体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意义重大。因此，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政治权利，这不仅是体现现代法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的要求，更是切实防范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承认并正视失地农民承受的不公平待遇，挖掘导致失地农民权益缺失的深层次原因，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法律上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使他们能够得到与其他社会阶层得到同步发展的机会，乃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和稳定和谐之关键所在。

回望中国两千年王朝兴亡史，人们可以认识到：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原因往往在于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衰亡，除了原于吏治腐败外，必然存在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权问题”的发育程度也历来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历史经验教训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权益得以保护，农民就有了积极性，农业就发展，农村就繁荣；什么时候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就萎缩，农村就凋敝。

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失地农民能否安居乐业，对于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立法机关应当及时将失地农民的期望及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既有政策和成功的经验更具稳定性、普遍性和规范性，并通过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法律服务，自觉主动地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为他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当代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应当也必须成为被关注的权利主体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当然共享者。现阶段失地农民的各项实然性权利尚很幼稚，保护这一群体权益的法制路径和诉求渠道极为短缺。

全社会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失地农民群体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失地农民权益问题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当前如何对待失地农民的权益问题，乃是事关国家社稷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我们认为，在研究失地农民权益问题时，需要怀有极大的社会良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标准，以多维视角和立体方法加以研究并谋求公允的对策。

二、失地农民生存发展保障受到行政的多元威胁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背离科学发展观要求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把目光转向农民的土地，以公共利益为旗号，以开发建设为名，过度地使用对土地的“征用”权，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留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此类问题成为我国土地管理与调控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一些地方大量乱占滥用耕地，违法违规改变基本农田用途的现象严重，有的甚至危及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有的地方低价出让土地往往是以压低、拖欠征地补偿费，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结果直接侵犯了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权益，有的已引起农民的群体抗争。

从理论上讲，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同时，土地又是我国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而“征地”与“买地”的不同在于，“征”是强制性的攫取，而“买”是平等的谈判，“价格”是买方与卖方市场搏弈的结果。当前各地征地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无不因“征”而起。

调查表明，农民因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日益凸现，且在土地征用方面，确实存在着违法行政和过多过滥和严重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对政府的征地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由于法律对“公共利益”的范围缺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不仅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等方面大

规模征用农民耕地，而且征用农民土地进行招商引资，用于开发区、房地产等商业性项目建设。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为了个人政绩而将局部利益放在第一位，层层下放土地审批权，越权批地，激发了各地乱圈乱占土地，导致土地供应失控。（2）大量征地造成大批农民失地，且基本上属于失地又无恒业者。（3）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过低，土地征收程序不完善，保障被征

地农民参与的协商机制不健全，被征地者难以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辩权，直接引发了大量的征地补偿和安置纠纷。（4）对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有效安置。目前对征地后失地农民普遍采用“货币安置”的办法，且多数系安置补助费一次性发放给失地农民后，让失地农民自谋出路，致使许多失地农民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的三无游民。（5）滥用行政强制征占农地。不少地方是在农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征地，所谓“征地公告”实际上是要求农民到指定单位办手续的“通知书”。“公告”之后，不管农民有什么意见、农民的生活出路有没有解决、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会造成什么影响，均强行征地。农民组织起来上访或阻止施工，征地者再调集公权强力部门实施强制手段进行打压。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完全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造成政府与民争利。中国的建设用地供应，分为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增量部分，主要通过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供应，即所谓“一级市场”。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土地资产的市场价格得到显化并不断增值，同时，征地补偿标准低也为地方政府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留下更大空间，从而驱使地方政府盲目扩张建设用地。

尽管我国实行了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但国土生态仍不容乐观。最新资料显示，2005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18.31亿亩，比上净减少了542.4万亩。全国人均耕地1.40亩。2005年减少的耕地面积中，建设占用318.2万亩；灾毁耕地80.2万亩；生态退耕585.5万亩；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18.5万亩。以上四项共减少耕地1002.4万亩。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建设用地4.79亿亩。2005年当年新增建设用地427.4万亩，比上年增加6。2005年，东、中、西部当年新增建设用地分别为242.4万亩、57.2万亩、127.8万亩，各占当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的57、13和30。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地方政府过分强调区域内总体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厚此薄彼，片面单向发展，忽视了社会发展的普遍受益原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土地资源使用、市场占有、生产经营和劳务关系以及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致使城乡、工农等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各种矛盾集中反映到深层的利益关系上。有的地方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趋于恶化，谈不上共同富裕的问题。现阶段的农村土地纠纷已成为农民维权的焦点，也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中严正指出，大量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土地资源，而且通过土地征用和出让，为城市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这是一些地方城市建设之所以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也是以对农民补偿偏低、牺牲大批良田为代价的。由此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给农村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地方违法征占农民耕地，不给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和生计安置，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仍然是影响农村乃至社会不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6年9月，国务院再次发布加强土地调控通知，问责地方政府，提高土地出让价格，调整土地收益分配。然而在一些地方，中央有关土地调控政策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还有的地方，违法圈地出现了严重反弹。现实表明：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收紧地根”，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变换手法“囤积土地”。2005年，国土资源部对16个城市进行卫星遥感监测发现，违法用地数占新增建设用地的近60％，违法用地面积占新增用地面积的约50％，个别地方高达90％。因此，国土资源部要求，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直接立案查处重大土地违法案件，并从2006年起，把办案和案件查处率、结案率作为考核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这些措施效果如何，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的失地农民出现，而这些年的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步由体力型转向专业型、技能型，失地农民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期，但工业化城市化绝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而要改善农民生态。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美元，这既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容易忽视农民权益问题而引发矛盾凸显的敏感期。在这一特殊时期，能否努力消解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和矛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使失地农民得以安居乐业，避免陷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代化“陷阱”就显得意义尤为重大。

三、失地农民权益的刚性法律保护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农业的政策措施和农业立法，特别是减免征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加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重点粮食品种确定最低收购价，稳定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等。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有力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保障了农民的权益。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核心的农业法律体系框架。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农业、农村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农村发展现状比较还相对落后，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需要进行不懈努力。

（一）完善刚性的土地和物权法律制度来保障农民土地权利

1、完善立法赋予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权利以强有力的保障。应当断定，现有的土地制度难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农民的生存风险水平上升，自我保护能力下降。一个时期以来，全国各地刮起的“圈地运动”之风即为明证！在土地立法方面，应尽快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主要包括，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身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国家关于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期的政策，从法律上严格区分“公共建设用地”与“商业建设用地”的法定界限，严格控制各级政府部门对土地的征用，大幅度提高法定的土地补偿费、人口安置费的补偿标准或者按照市场化规则采取“随行就市”的方式议价，使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使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保护。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第一，打破土地制度二元结构的现状，实行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在政策上尽快结束因土地所有制不同而被赋予不同权利的二元结构，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遏止地方利用行政区划调整、“公共建设用地”、“村改居”等手段，强行征用、征收集体所有土地为国有土地，导致农民的失地、失业、失权。

第二，逐步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一方面，对行政划拨的公共建设用地的用途和比重进行严格限定，以减低稀缺土地的不经济利用；另一方面，尝试政府放弃对工业用地的垄断供应，让农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工业用地市场。

第三，尽快颁布《物权法》，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将作为农民对土地的直接支配权利而在《物权法》中得到严格界定和明确规范。

第四，修订完善《土地管理法》中有关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的法律条款，制定和颁布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专门法律法规。

第五，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发布即将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这一标准是继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补充文件。该《标准》明确了最低价标准与土地等别挂钩的政策，即对应于全国划分的15个土地等别，最低价标准从最高等别一等的840元/平方米递减至最低等别十五等的60元/平方米，约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6倍。以土地等别为基础确定的最低价标准，随土地等别的降低呈明显下降趋势，体现了区域土地利用政策。《标准》的下发实施，是运用土地价格手段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抑制工业用地的低成本扩张，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土地市场秩序，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对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稳定住宅用地价格等将产生重要作用。

2、依法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土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要害所在。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实际上是一部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从土地改革到家庭承包制，初步建立了一套基本适合中国实际的农地产权制度。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空间只能沿着这一方向推进：一是在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寻求更有效地实现形式；二是在家庭经营不变的基础上探求农地资源有效地配置方式和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农地利用形式。土地承包权已经真正成为了农民可以依法处置和支配的财产权，而不再是模糊不清、无法掌控的权利。以立法手段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的进程，是完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必由之路，也是对旧制度框架和财产权理论的巨大突破。而依法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这是执政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也是执政党农村政策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3、立法赋予承包土地的农民以土地转让的决定权和转让价格的谈判权。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我国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就是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能否使农民得到更多看得见的利益，是能否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的关键。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可以说，物质利益不仅决定着农民是否有积极性，也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取舍。农民是农村的主人，他们最清楚自身的状况与需求，也最有资格对可以改变自己生活的生产资料和诸种政策措施进行选择和评估。他们也农村的建设者和最终结果的承担者。所以，任何一项协议和措施都必须落实到农民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涉农法制建设不能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而要依据农民的选择来发展农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之所以得到亿万农民的拥护，就是因为这些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从法律上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行，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却无法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农民要致富，就必须让土地流转起来。否则，农民将永远徘徊在温饱线上。

现阶段明晰农民对耕地的产权，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根本所在。从我国的现实看，农民的耕地产权，显然是不完整的，因为目前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经营权，充其量只含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转让权仍还在政府手里。政府征地为何能够不给农民足额补偿，原因即在此。所以，要真正保护农民的权益，就要赋予农民土地的转让权，并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否则，政府征地行政行为随意性和对农民补偿的随意性无法根本解决。长此以往，不仅耕地要大量流失，农民也永远是吃亏受损的一方。明智的选择，只能在保护耕地的同时，规范它的配置方式，提高它的配置效率。

必须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必须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应该通过市场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农民入股也可以，合营也可以。

推动土地流转，必须尊重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一个保障农民权利的过程。如果农民的基本权利尚无保障，他们在谋取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上就少有选择的余地，“尊重”一说就更无从谈起。事实表明，农民的贫困根源于农民权利的贫困，只有农民权利的日渐饱满，农民的富足生活才成为可能。

（二）优先建立针对失地农民的专门社会保障制度

以“拉美陷阱”为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未能妥善的安置好失地农民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别过大；土地高度集中，无地农民与大庄园主之间的土地冲突日益加剧；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异很大；在城市尚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民离开土地也就意味着失业和贫困。拉美的许多城市，是现代化的高楼与大片贫民窟并存，进城农民是贫民窟的主要营造者。他们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城市化需要一头连着工业化，另一头连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排挤出来。工业化则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一头“吐出”，一头“吸进”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如果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地域转移，而农民身份不能改变，则是危险的、有害的。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所有制结构的根本差异，从理论上提供了我国避免类似“拉美陷阱”发生的可能性，但既往的部分农民群体性事件也给我们诸多警示。化解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的政策和制度能否兼顾农民现实和长远的利益，尤其是能否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目前我国短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这样的制度性安排，如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可以很大程度减少因此而产生的城市化阻力。但是，由于农村和农民的现金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尚不具备建立以个人缴费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全部费用由国家承担也不现实，即使是部分费用，也超出了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因此要使失地农民享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必须通过立法来加以规范。

1、立法建立起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体系。在基金的筹集方面，可仿照城市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由政府、集体、失地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政府承担的部分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增值收益中列支；集体承担的部分从土地补偿费中提取；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部分可视其具体经济状况在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失地农民在各类企业就业后，必须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如果失地农民既参加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符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时，可从两者中自愿选择一种待遇。养老保险费的交纳标准和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作相应的调整，使失地农民既履行应尽的义务又享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在领取养老金时，失地农民还面临着如何计算工龄的问题，土地被征用前，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按照公平原则，同样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段时间应当记入重新就业后失地农民的工龄。

2、立法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须体现了公平、公正、互助、自立等文化特征，尊崇普遍性原则，关心每个人的需求，赋予每个人享受平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因而，社会保障具有“以人为本”的普遍价值。以往人们所提及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般盖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由政府对城市中的贫困居民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救济制度。其保障对象：主要为城市中无固定收入、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家庭中有在职人员，但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失业保险期满后不能就业且符合社会救济条件的居民；其他原因造成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其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一是由市、区两级财政负担；二是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共同负担，对确实无力承担的单位由财政兜底。其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核定：各地根据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和市场价格等因素，计算出每月人均最低消费金额，结合财政承受能力和资金来源情况，划定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线，由政府授权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布，同时对保障对象确定和保障金领取方法制定出相应的管理细则和实施办法，以便于执行和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可见，以往人们所提及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将亿万农民排除在外的。

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可以吸收山东省五莲县的“五莲模式”和海南省的“海南模式”，他们均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地方化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探索。在此客观地讲，山东省五莲县也罢，海南省也好，在我国尚属于欠发达县或省，至少不会列入发达地区，财力均属相对落后。尽管他们的财政有限，但可贵的是，它们的主政者却能把极为有限的资金用在农村群众的“低保”事业上，这充分体现了执政者以困难群众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体现了执政者兼顾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

可喜的是，2006年岁末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2007年我国将积极探索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想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是最大限度地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农民国民待遇的历史性的重大举措。这将记入史册。

3、为失地农民提供平等的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的渠道和机会。失地农民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合法权利遭受侵犯时，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因寻求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所需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必要的法律知识等），故国家和社会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提供平等的享有行政救济、司法救济权利的渠道和机会。

总之，国家应尽快对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订关于失地农民的全国性的社保法规。要把解决好失地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对失地农民的安置一定要善始善终，扎扎实实地做好补偿资金落实、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等雪中送炭的工作。

（三）立法加强土地规划法律制度的刚性，切实保护民生之本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逐步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扩张性与规划的约束性构成了一对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土地规划的核心是对土地资源的公正、合理与高效的分配与使用。

人类社会实践早已不断证明，某些对一国经济发展基础和社会安定造成较大威胁的因素和问题，往往会导致该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处于“非安全的状态”。长远地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基础的基础”（我国的粮食生产是经济发展和社火生活的“基础的基础”）某种程度上已遭到威胁。我们必须保有足够数量的可耕土地，维持一定数量的在耕土地。

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建立起全国性纵向土地规划与使用督察员制度，将土地利用、保护与工业和城市规划、发展和管理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切实保护我们的民生之本。

综上，农民安，则国家安，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富，社会富。反之，农民权益缺失，则社会难以和谐。解决好农民权益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更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有很多工作和农业、农村、农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三农”的发展；中国的希望，关键在于农民的希望。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善待农民，中国才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

注释：

本文系作者主持完成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农民权益体系与特别法律保障》（批准号05BFZ12）的一部分。

本文所称之“农权问题”，盖指中国农民基于生存权和发展权项下和宪法精神内在要求之上所必须享有的具体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

参考文献：

林英、田雅婷：《2005年耕地面积净减少势头有所减缓》，2006年4月13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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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关注耕地问题》，摘自《中国经济观察》2004年卷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6月版。

参见韩俊等《关于巴西贫民窟问题的透视与思考》，《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6期；范剑青《“拉美陷阱”令人深思》，2005年2月4日《环球时报》；徐世澄《巴西劳工党政府应对社会矛盾的主要作法》，《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

参见潘莉：《社会保障的文化价值理念》，《学海》2006年第3期。

资料来源：邢兆远徐健：《山东五莲县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6年9月4日《光明日报》。

资料来源：王晓樱魏月蘅：《海南省全面实施农村低保制度》，2006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

篇3：我国失地农民权益保护机制研究

“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问题之一。“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 “三农”问题解决的好与坏, 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与否、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无强劲的后盾以及国民素质有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自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诸多城市的发展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制于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三农”问题反应的实质就是凸显出我国农村与城市发展相脱轨, 发展速度没有保持在同一平行线上, 而且经济结构也严重不协调。在“三农”问题里, 其中农业、农村是客体、农民是主体。就近年发展情况来看, 农民最关心的仍旧是土地问题,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最主要收入来源, 离开了土地, 农民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依靠, 也就失去了全部生活的支柱。可见, 作为农民“钱袋子”的土地是保障农民生活及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依靠。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逐步扩展, 国家和政府大规模地征用农村土地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农民在土地上的权益也就逐步的受到侵害。目前, 我国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部分地方政府过分注重一己私利等种种问题的存在, 导致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普遍遭受侵害, 使得失地农民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1 失地农民是现阶段我国加速城市化过程中催生的特殊农民群体

1.1 政府土地补偿标准低, 农民得不到应有的增值收益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 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 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 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 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这是国家于1999年公布并实施的,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对土地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土地的价值也越来越高, 如果仍旧沿用以前的土地补偿标准来对现在的土地进行价值评估, 则就会很大程度上显失公平与公正。

1.2 失地农民面临就业难, 无有效健全的就业保障机制

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 同时也是农民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对于农民来说, 失去了土地, 就等于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失去了维系家庭的最稳定的生活来源。即使国家对农民进行了土地征地补偿, 但是由于法律规定补偿标准过低, 一笔补偿款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现在的物价消费生活水平, 反而会加速农民生活水平的低端化。农民被征地之后, 已无劳动可做, 被迫农转非, 外出进行打工就业。但由于自身素质、知识层面、工作技能等因素的匮乏, 从而导致了失地农民找不到工作而无法就业的问题。更甚者, 有些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进行安置补偿之后, 便让农民自生自灭, 把全部的问题都推向了社会。农民手中除了政府补偿的一部分欠款之外, 无任何技能及工作信息, 根本无法着手走入社会重新就业。

1.3 现行农村社会尚不存在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土地是农民的“粮袋子”和“钱袋子”, 按照我国相关土地法律规定, 国家或政府征用农民土地时必须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 做到切实保护好农民的正当利益, 做到公平公正。但在实践运行当中, 仍旧大量存在政府征地信息不够公开、群众参与率低、群众意见不被采纳、土地被征用后使用监督制度缺乏、面对土地纠纷也无健全的救济机制度等诸多问题, 因此, 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各种土地纠纷也就日渐增多。行政复议程序是我国目前解决土地纠纷的最主要措施, 但是由于行政复议程序在实践执行过程中比较单一化并缺少完善性, 因此, 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由此带来的农民上访事件也就会频繁的发生。

2 失地农民生存与发展保障受到行政的多元威胁

2.1 政府观念滞后, 不能及时修改与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及土地征收制度

政府受固有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 本着优先发展工业再发展农业的思想, 着重优先发展工业, 大肆吸取和占有农村剩余价值及农村土地利润, 不断扩大征用农民的土地, 在某些地区甚至剥夺当地的农业发展, 导致失地农民与日俱增, 迫使农民失去了生活的依靠。由于我国法律规定, 个体农民对土地只享有使用权、收益权, 而不享有处分权、所有权。因此, 当在市场上进行土地交易时, 农民就会变成被动方, 从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土地购买和销售过程中, 由于集体土地必须变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享有在市场上出售的资格, 但由于政府处于垄断地位, 导致个体农民除了被动地接受政府规定的土地价格外, 根本毫无定价权的资格, 政府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 便采取各种措施压低土地价格, 最终导致其价值远远低于其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的价格。

2.2 未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未尊重农民的利益

就我国目前实践中的农民土地征用及土地补偿操作来看, 农民没有获得真实的主体地位。究其内在原因就在于失地农民的被动性。在我国, 对于农民土地征与不征、怎么征、如何补偿与补偿多少, 这一系列问题在相关的法律条文中有着明确的规定, 并不是农民可以做得了主的, 可以说在土地被征用与补偿的过程中, 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尊重农民的相关权益和利益, 针对农村的征地与补偿也就活脱脱的演变成了政府单方面行使行政权的问题, 变成了政府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 政府和农民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 而且农民的民事权利甚至大于政府。因此, 切实的尊重农民的权利和利益, 促使平等的民事主体站在同一平台上公平且公正的协商并达成公平交易, 才是真正的保障农村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利益的的重要体现。

2.3 部分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履行职责, 越位现象频发

在我国的部分地区, 有些地方政府忽略科学政绩观的指导, 只是片面的追求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增加政府收入来源, 在诸多利益的驱动下, 地方政府就进行大批量的征地, 而将农民利益放在了最低处。在农村土地被征用和补偿的过程中, 政府本来应当充当裁判员的角色, 但在某些地方却往往担任起了运动员的角色, 从而站错了位置导致越位的出现, 把自己与农村农民放在了相互对立的角度。部分地区政府在实践中不仅大量占取土地出让金作为财政来源, 甚至还经常罗列出各种理由扣除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金, 将政府责任完全抛之脑后。

3 保护失地农民权益机制的法律规定

3.1 修改《土地管理法》, 制定《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法》等法规

我国应该根据现实发展状况及时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 以达到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目的。比如针对现实生活发展状况对有关土地费用的补偿标准及程序、以及失地农民安置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以便使法律法规跟上时代的步伐, 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利益。同时国家应及时着手制定并公布《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法》。法规内容应当涵盖费用公平补偿、公平谈判、严格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规范征地程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等等。同时还应不间断的监督和调查被征用土地的使用情况并与村民进行确认。

3.2 提高失地农民补偿标准, 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

首先, 我国必须努力完善和健全农村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 很多地区的农民还没有健全的养老保险制度。因此, 一旦政府征用土地导致农民失去最起码的基本收入来源保障之后, 养老保险机制无疑就成了失地农民拥有正常生活水平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在实施过程中, 根据农民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养老保险领取标准和办法, 尽最大程度的去扩大农村农民的养老保险覆盖面, 使得农民能够老有所依, 老有所靠。政府必须不断地加强宣传, 提高农民的参保意识。引导农民转变传统的观念, 帮助农民从“养儿防老”、“土地养老”等观念向社会保障的观念转变。使农村养老保险的政策措施更加深入人心, 增加农民对农村社保和政府政策的信心。同时, 建议政府设立一定的“专用基金”, 专门资助农村中的残疾人、低保等特困群体。对于那些无力承担村民社保费的困难村集体, 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承担起贫困村的集体缴款部分, 以使贫困农民也能参加保险。

其次, 完善失地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随着现代医疗科学技术的进步, 医疗服务水平也在不断地上升。但是在保障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的过程中, 医疗支出费用也在极度的上升, 尤其一些疑难杂症等的高额医疗费用, 对于失地农民来讲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根本无法承担。因此, 失地农民可以加入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各地区可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实施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 费用则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承担并缴纳, 切实解决农民有病不敢看、有病无钱医治的局面。

最后, 建立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险和其他保障机制。政府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应当将农村失地农民和城镇职工放在同一平等范围内对待。由于失地农民受到经济体制、产权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难以平等的对待和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 政府必须改变现行管理规章制度, 实现城乡之间公共产品的互补与共享, 以期实现城乡经济发展的共性增长。

3.3 完善失地农民就业体系, 提高职业技能培训, 加强法律援助

我国农民由于长期以土地为生, 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因此在农民失去土地之后, 绝大部分人都会面临失业的风险。政府在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难题的过程中, 必须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从实际出发帮助农民寻求各种就业渠道, 并鼓励和加强农民积极参加政府举办的再就业培训及各种技能培训, 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和文化层次, 有针对性的安排不同的培训内容, 帮助失地农民改变以往的就业意识, 努力踏上探寻新职业、新岗位的潮流中去。

而且, 政府对于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 政府也必须在相关政策等方面给予相应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在征地项目建设过程中, 可以优先录用失地农民, 通过各种就业途径帮助失地农民就业。鼓励农民进城务工, 取消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性规定。当然, 农民由于法律意识淡薄, 维权意识差, 政府还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送法下乡, 使农民能够知法、懂法、用法。比如可通过定期举办相关普法知识讲座, 发放法律知识手册, 提供法律咨询及法律援助等方法提高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

当然, 切实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最尖锐的矛盾之一, 这里可能涉及到立法、政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因素。因此, 我们在实践发展过程中, 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修改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减少法律缺陷, 从根本上切实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应树立正确的科学政绩观、科学发展观, 对农村土地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利用, 不能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 盲目的追求短期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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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均, 张时飞.京郊失地农民生存状况调查报告[J].中国改革, 2005, (5) .

[3]关于加大被征地农民权益保护力度的建议[EB/OL].http://www.caijing.com.cn/2008-03-05/100050870.html.

篇4：对失地农民权益保护进行研究论文

关键词：土地征收；失地农民权益；公共利益；土地征收补偿

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集体用地经由征用转为国家建设用地，由此产生了大批失地农民。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26.44万公顷（3395万亩），其中通过行政手段征地160万公顷（2400万亩）[1]。按人均0.8亩计算，那么在此期间我国失地农民人数高达4000万至5000万人。

1 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构成

农民享有合法权益，这本不应该成为问题，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农民都应该享有。结合非农建设征地实际，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主要包括交易自主、取得赔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四个方面[3]。

2 土地征收制度不完善损害农民权益的分析

2.1 土地征用目的和征用范围的模糊性损害了农民的权益

（1） “公共利益”目的和范围规定不明确

（2）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目的的规定存在矛盾

（3）缺乏土地征收目的合法性审查机制

2.2征用补偿及补偿分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

（1）补偿范围窄。

（2）补偿标准过低。

（3）补偿分配不合理。

（4）补偿纠纷的解决机制缺乏。

（5）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不明确。

3 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维护失地农民权益的措施

3.1 严格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维护失地农民权益

3.1.1 严格而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

防止征地权的过度使用，是保护私权的重要手段，是防止公共利益泛化和虚化的必要手段，是我国进行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体现，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根本[7]。

3.1.2 消除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

应修改或废除《土地管理法》第43条的规定，消除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对于非为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不再纳入土地征收的范畴，而是推行市场交易制度。具体可以遵循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严格限定其相应用途后，通过规范的农村集体土地市场交易手段，经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依市场规则与买受方进行交易。但是，对于其中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仍要先履行相应行政审批手续后才可交易，这是保护耕地的公共利益所必需的。而对于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农村建设用地则不必经审批，只要进行变更登记后即可直接出让。通过此种方式将公益用地与非公益用地明确区分开，从而更好地规范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防止权力的过度扩张，保护农民的利益。

3.1.3 建立和完善土地征收目的的合法性审查机制

对是否符合公益，除了政府官员的意见外，还要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和农民的意见，尤其是该土地的所有人和使用人的意见，让他们享有参与权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即可在人大常委会下建立土地征收审查委员会，其成员可以包括土地行政部门、规划部门、律师、学者、村民代表等，由他们组织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土地征收审查委员会在综合征地双方的意见、证据以及自己的调查结果后，做出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征收的裁定。由于听证程序在我国已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将听证程序引入到征地过程中，让土地所有人和他权利人参与其中，既有利于加强土地征收过程的监督，让土地征收制度真正成为阳光下的制度，又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这种以客观形式所决定的主观公益，或许更符合民主宪政的要求。

3.2 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维护失地农民权益

3.2.1 扩大补偿范围

（1）土地承包经营权损失。2003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9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第132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42条第2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这是法律严格控制下的征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上的反映。土地承包权已成为一种独立的物权，农民通过行使该项权利，实现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也可以处分，从而实现其交换价值。由于土地征收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农民造成直接经济利益损失，因此，应将其纳入补偿范围。

（2）残余地损失。这是由于土地征收而给被征收地块之外的残留地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是易被忽视的一项重要补偿内容。土地征收给残留地造成损害极为常见，征收导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经济的土地规模，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另外，被征收土地的新用途也可能降低残留土地的生产力，比如噪音污染、水污染、河流堵或改道、飞扬的尘土等都可能降低农作物的产量，额外增加农地投入成本等。对征收导致的残留地损失给予补偿，是保护残留地权利人利益的需要。

（3）营业损失补偿。即对被征地上进行的经营性活动造成的损失的补偿。

（4）搬迁费。这是指不被征收的地上物、原有的生产设备、水产、畜产等必须予以迁移，因此应向被征地农民补偿搬迁费。

（5）安置费和福利费。这是以转业培训或安置所需费用为准，加上最低的社会福利保障费用（可以参照城市人口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给付。

（6）其他必要费用支出的补偿，如：律师或专家的代理费用、权利维护费用以临时租房费用等。

3.2.2 确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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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对征地补偿标准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是主张先维持平均年产值标准，将法定最高倍数30倍提高到40倍[8]；第二种观点是主张区分所征土地的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对经营性用途的征地采用市场价格进行“征购”，对非经营性用途的征地仍采用现有补偿标准[9]；第三种观点也是大多数学者赞成的观点，即采用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但对市场价格如何确定又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区位级差补偿法，即主要根据土地区位条件确定补偿标准，以离城市中心的远近来决定补偿标准的大小[10]。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不能反映所征土地的自身价值，属于治标不治本；第二种观点主张对农村土地公益性的征收实行不完全补偿的方法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牺牲农民利益的做法，因此不能被采用。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改变征地补偿费按“产值倍数法”计算的“一刀切”作法，而是确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补偿标准。可以在征地中逐步推行土地“片区综合价”政策坚持市场化方向，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按地段、地类等将城镇土地划分成若干区片，每一片区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基准地价，同时结合城镇基准地价对现存的农用地按地段、实际种植作物等因素进行农用地分等定级，作为农地转用的市场补偿价值，进行定期公布，在统一征地时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

3.2.3 合理分配土地补偿费

集体是由若干个体组成的，从本质上讲，农民才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最真实的主体，农民具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成员权。叶剑平认为：所谓成员权，即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存在，使得村庄内部所有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11]。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当务之急，就是以法律的形式，赋予被征地农民（也可以被视作为一个集体，即被征地农民集体）分享土地补偿费的成员权利，并且规定土地补偿费在农民、乡镇、村的公平合理的分配比例。被征地农民在土地补偿费分配上应该占有一定地位，乡镇的比例应该有所下降，而村集体的比例也应该有所上升，因为村集体直接承担着农村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负。

假设土地补偿费为10，安置补助费为a，青苗补偿费为b，a远小于10，b更小，重构后乡镇的20%转移到农民手中（如表4.1所示）：

3.2.4 完善补偿方式

（l）分期和终身货币补偿。将一次性的货币补偿分期、终身发放，可以给予农民长期保障。如江苏省昆山市出台政策规定：改一次性的补偿为分期和终身补偿，对被征地农户实行按年分期补偿的办法，每年落实发放到户，并根据物价上涨指数，三年左右上调一次[12]。

（2）土地债券安置，即将农民的征地补偿费用直接入股到征收土地上建设的经营性企业中。这种方式是指在农村金融或基金信用较好的地区，在农民个人和集体同意的前提下，可采用发行土地债券的办法进行安置[13]。此外，对于重点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基于其综合效益周期长、收益稳定的特点，也可发放一定数量的土地债券作为征地补偿费，一定年限期满后，农民可以凭借土地债券获得相应的本息。

（3）征地补偿费入股安置方式。此种方式一般仅适用于公益经营类项目而征收土地的情形。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愿意的前提下，将部分或者全部征地补偿费入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作为股东参与用地单位的生产经营，享受经营利润并承担经营风险，其收入按股份合作制企业分配办法分配。这种安置方式能保护农民的长期利益，但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必须强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民主决议和农民个人自愿的前提条件。

4 结语

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维护好失地农民的权益，才能使土地利益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均衡分配，才能保障各个社会阶层的权益；才能理顺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的关系，理顺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理顺农民与用地单位的关系，才能保障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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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J.Baird Callicott.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he Land Ethic.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p. 186-214.

[15]Shalini Randeria：Between Cunning States and Unaccountabl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ommon Property Social Movements and Rights of Local Conununities to Resources Discussion Paper，May，2003

篇5：对失地农民权益保护进行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在未来规划的大蓝图下继续步步为营的发展。十八大过后，总书记表达，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因此对失地农民保障体系的深入研究，将更加有利发现新形势下产生的新事物，遇到的新问题，攻坚克难，解决以前无法解决，现在有能力应对的困难。这就是不断成熟完善保障体系的过程，保证体系的先进性和成熟性。关注、设计、成熟失地农民的保障体系是一项关系到民生国计的系统举措，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实现失地农民弱势群体的有力保护，促进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将社会不稳定因素转化成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通过系统的梳理，保障体系的运作，对实现上述重要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和指导意义。

从目前我国开展征收土地、安置补偿工作的实践来看，理论研究虽已很早就开始了但因为研究上升到立法层面，需要很多的过程，现在的理论已经落后且不全面。现在的失地农民的保障体系目前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系统的科学架构，相关理论与方法还处于探索性、零散的研讨形式，没有形成成熟的立法理论体系。对于失地农民的研究是农村理论及其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一环，研究发现的过程就是对现有政府法律法规的再审视、再改进，其必定会丰富和发展现有的法律法规规范。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重要原因，政府缩减成本追求增长是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深层原因，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是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村级基层管理缺位是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现实原因。

虽然取样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关系农民权益的问题上指导思想是比较明确的，对农民是关怀的，也积极通过探索实践，逐步对土地征用补偿、农房拆迁补偿、失地农民就业安置、集体资产处置等方面，也出台了一些政策规定。但有些地方因各种原因亟待完善和处理，总结六个方面具体如下：

（1）一些具体的补偿标准是相对的，动态的，需要适时逐步调整。随着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则，一些标准不符合时效性的弊端，一览无余。如何在一个具体的框架内进行调整是门技术活。

（2）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是规范的、有序的，需要严格、严肃执行，但具体工作的现实性却需要人性化对待，做大量深入细致耐心的宣传解释工作，让农民真正拥护和支持城市化进程，不是一纸文书可以解决的。

（3）返利于农民，让农民过上富裕生活，是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合理保护绝大部分群体的利益是根本性的纲领，如果不能完成全部的工作，对小部分不支持工作的群体，不能也置之不理。大环境变了，这些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随社会大流而特立独行的个体将变个更加格格不入和醒目刺眼。

（4）在改变标准，变化政策的时间点，需要绝对的注意稳定性原则，不能朝令夕改，因为征地补偿是个动态的过程，在看眼前的工作、解决当下难题的时候，不能忘记过去，那些已经完成改造的群体，大家都在时刻关注着。

（5）参保对象难以确定。基层参保对象和在册劳动力、农业人口的统计是个不小的工程，数据库的建立因为工作量大需要协调的部门多，所以需要长期的资料收集和专门的资金支持。

（6）失地农民之间利益分配不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详实的统计安置人员以至于人均土地的逐年减少，导致成本逐年增加、补偿越来越高，同区域失地农民之间出现差异、不均，埋下隐患等。

从苏州大市范围来看，尽管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本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由于同工种、同岗位的外来劳动力比之苏州当地劳动力的报酬一般要低百分之三十左右，再加上当地劳动力的择业观念陈旧，外来工成为主要的产业大军，目前苏州地区已有外来工250万名，接近本地人口的一半，因此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要落实好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并非一件易事，必须要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应对新情况。

人是活的，政策法规是死的。如何将政策法规的灵活性和严肃性，有机的最优的结合起来，就是逐步完善成熟的保障体系的过程。法令不能朝令夕改，应当循序渐进，所以必须要经历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过程。多方面的探索带来理论上的素材，理论的研究又给实践以引导性指示。保障体系的逐步成熟，依靠的是点点滴滴的积累和真刀实枪的问题解决。

（1）树立“亲农、安农、富农”主观意识，落实农民的各项权益。

现实生活中在维护和保障农民各项权益上，各地之间的差异性较大，主要还是对其认识上存在的主观差异性。自觉树立起“亲民、安民、富民”的主观意识，善待、倾斜、优惠农民，将农民工作作为事业来抓。城市化肯定是一种进步，然而进步中必定带来重生的阵痛。在判定和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时，立足于农民本身，最大化的避免农民压力。

参考地区现行的“五有”制度，“人人有技术，人人有职业，人人有保障，家家有物业，户户有股份”，进行仔细诠释：①技术保障：政府将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要求，对农民量身定做基本技能培训计划，征地拆迁农民将参加免费培训。②职业规划：建立健全失地和失业农民登记制度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公平的就业机制面前，城乡劳动力将平等竞争、同等就业、同工同酬。③保障底线：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④物业需求：集体土地征用中，落实10%以上留用地政策，鼓励农民投资兴办各类富民合作社，经营物业，获取投资性收入。⑤股份增富：有条件的完成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同时引导农民组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使农民持股进城、按股分红。

（2）加快经济与文化发展同步，增强市民化农民的物质基础、幸福感。

农民市民化，意味着收入就要增长3倍以上，这个硬指标是实打实的，达不到这个指标就意味着生存不下去。城镇化必须有产业化的支撑，市民化的农民才能实现就业，经济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市民化程度的优劣。

城镇化的发展要与工业化、信息化、服务产业同步。发展新型产业、能源产业、信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顺势而为，推进潜力巨大的服务产业。加快经济发展也是促进市民化农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支撑。一个城市有好的产业支撑，绝对可以大大减轻人口的就业压力，增加收入，不只受惠于原来的市民。城镇化质量保证的效果，要看的是百姓的幸福感为基本标志。只有精神文化的品质与物质增长同步了，才能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良性转换！

（3）在加快城市化与保障农民权益的平衡点上制订总体规划。

城市化的加快发展需要劳动力和土地，而农民权益是买断土地，却无法拥有技能，如何稳定的使土地有效的利用、农民到新技能市民的过渡是需要寻找平衡点的。从大局猪方向来看，改革二元就业制度，支持市场化运作的作用，建立劳动者择业自由、平等的新制度，引导劳动力空间流动有序，实现市场一体化。着力改善就业环境：取消一些限制性规定、统一劳动力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点。

在新形势的发展下，一方面加快城市发展的步伐，一方面积极利用城市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拓展新思路，搭城市化的顺风车，有智慧的统一协调农民利益和城市利益之间的关系,变此消彼长到互利共赢。例如可以从以下4点着手：①充分挖掘和储备就业岗位。通过拓宽就业门路、拓展就业领域，充分发掘边缘产业，为谋划未来，解决复杂的人员问题，未雨绸缪，积极探索。②鼓励新企业多吸纳

失地农民就业。从外部条件出发，有计划的扩大受众，鼓励受众，从分流泄洪的角度，解决大范围的就业问题。③搞活失地农民的就业新培训。自身过硬，是积极应对各种选择的重要筹码，新城市化的发展下新技能可以增强选择面和选中几率。④引导失地农民树立新城市就业观。思想教育不可或缺，自身积极的心态，对承受外部压力，缓解不平衡心理至关重要。

（4）标准明确、告知集中、科学公示维护公信力。

宣传政策的力度，不能仅仅局限于基层干部的走访，必须多方位的进行宣传和公告，对制度的执行力和社会的公信力需要作出坚决的贯彻和明确的表态。现在社会一些消极影响和不良因素，对百姓的心理伤害是极大的，经济账好算，但精神心理上的创伤需要的是长久的治疗。

公示制度的完善和贯彻，是最好的维护公信力的体现，也是对人手紧张和工作繁多的基层工作人员的支持。①将各种涉及到征地范围、补助情况、拆迁政策标准等等一系列的涉及到经济的、民生的，以区、乡镇、村的模式逐一公示布告出来；②明细以涉及地域、人数、金额详细统计明细；③邮寄、留置送达为主，公告送达为辅的告知方式；④村委会提供明确权利人的具体情况，明确权利对象等。这样针对个别人思想工作做不到位的尴尬、宣传工作碰不到的面的现实、个别人怀疑态度的消除，都有非常好的良性作用，且必须长期性的、具有负责性的执行下去。

（5）征地前制定专项的维稳评估。

制定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源头上预防、减少和消除项目建设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将征地项目通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从政策上反映民意，取得群众支持，推动征地项目顺利进行，预防纠纷、信访问题的发生，最大限度的消除不稳定因素。

由政府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管理区主任为成员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深入村组走访群众、发放问卷、召开村民组会议和座谈会议。向群众全面说明用地范围和补偿标准，宣传政策法规，广泛搜集群众意见，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向群众做详细的解释工作，并将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拿给群众看；组织专家座谈会，对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全面分析；在土地征收方案的起草上，广泛听取、吸纳了广大被征地群众的意见，并征求了各部门的建议，周密、完善、具体的制定土地征收方案，增强的可操作性。

（6）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建设。

将目光放得长远，将规划做得细致，将差距拉得更小，实现共同富裕是时代的任务。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更现实的完成现阶段的任务，减小政府压力，保障农民权益的双赢，是可以尝试走不同的路线和方法的。从现阶段来看，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确实做到了一些之前政策不能解决的难题，实现了共同发展。

（7）弄活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实现持股进城、按股分红。

从实践的效果来看，均是成效显着，资产增值，农民得益。我们不难下这样的结论，在发达地区实行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可行的、成功的，农民是欢迎的、支持的。

（8）人性化拆迁，保障农民私有产。

随着大开发、大建设进程，原有缺乏必要的规划而星罗棋布的农庄将成批列入拆迁范围。房屋拆迁对一家一户来说，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农民是极其关注的，不仅因拆迁改变了原有的生活，而且影响着私人拥有的财产份额。农民关心拆迁的补偿方式如何，是实物安置？还是货币安置？安置房建在什么位置？什么时候建好？房型如何？老人拿了补偿款后，扣除购买安置房后余多少钱？等等问题，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工作到位，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以人为本，带着深厚感情搞拆迁，农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可以做到没有办法想出办法、没有条件创造条件，顺利地做好农民房屋拆迁安置工作，就能把造福百姓的好事办实办好，办得皆大欢喜。

（9）改革征地制度和补偿办法，完善协调制度。

现行的征地补偿办法，仍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今后必须严格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杜绝随意侵占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有计划的、有目的性的改革土地政策。

对土地征收方面有争议的，改进逐级政府协调的制度。一方面政府为征地主体，一方面又需要政府仲裁，有时工作内容多繁杂不易处置，建议完善协调制度，采用司法介入作为善意第三方，从中对双方进行双边协调，明确保护弱势、合理监督，制止恶意等提高征地效率，避免纠纷矛盾升级。

（10）充分利用失地农民的一些优势资源进行配置。

失地或是经过新农村改造后的新农民，虽然不像在城市中长大的市民，有接

受过系列的高等教育，但其本身相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有着不一样的优势。其本身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熟悉环境，通过补偿安置拥有一定的资产，有相当的人脉关系可以利用谋划出路。虽然他们之前的经验经历，文化水平，并不能像受过良好教育的城镇市民一样适应高科技或高智商的职业，但优势也就在这时体现出来，有能力的可以通过优惠政策进行个体创业等等。

篇6：对失地农民权益保护进行研究论文

我是毕节市经济开发区小坝镇河尾村二队被征地农民，姓名：樊文林，男，75岁；妻：孙思又，70岁。为维护我们合法权益，自2012年底以来，我们多次向我镇村两委及镇党委政府反应在征地中符合条件购买农民失地养老保险一级标准问题至今未给予解决。故特向您反映请求解决为谢！

一：多次反映基本情况

1.本户户口情况：2000年以前，我户籍人数6人，（其中最小孩三子于农历1977年4月8日出生，现年37）；在2000年，子女成家分户，我、长子、次子、三子各立户口4户（有小坝镇派出所办理户口本为依据，期间长女结婚户口迁入原毕节市海子街镇）。

2.本户土地承包情况：第一、二轮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承包土地人数6人，土地承包面积4.5亩（有承包责任书原件为依据）。2000年，按照承包土地6人，承包面积4.5亩均分4份，平均分到4个小户继续承包，每小户承包面积1.125亩。期间每年一直按照承包面积上缴农业税费。

3.被征地情况：2011年至今，小坝镇党委政府及河尾村两委持着相关征收土地“批复文件”的幌子下，大肆在河尾村二队征收农民耕地，其中我小户承包面积1.125亩已全部被征完。

4.反映购买农民失地养老保险一级标准情况：根据我户2人承包土地面积1.125亩，已征2亩，按规定，被征地农民剩余承包面积不足3分的可以申请购买农民失地养老保险一级标准。为此我们多次向村委申请，村委同志回答是:“等等看”；经多次追问，村委回答是粮食直补人数少了1人，原因是政府财政所少统计1人；镇政府财政部门回答却是村委少统计人数。最近再次找到村负责此项工作张庆周同志反映，他回答：我们反映的情况属实，达到购买一级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条件，但要向镇联系包村副镇长张哲反映研究，他同意了才可以办理,后经张庆周回答是已经反映张哲副镇长，张哲回答说“虽然符合购买农民失地一级养老保险条件，可以买，但是得先摆一摆再说”；无奈我们又向颜家陆（小坝镇副镇长，分管征地工作）反映此事时其不办实事，找理由推开。我们只好向刘昭（小坝镇人民政府镇长，主持政府工作；人才引进博士生）反映，其不予理睬，当面避开，绕道走人。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请问：一是原来户籍人数6人，承包土地人数6人，承包土地面积4.5亩，现承包人数为什么无故少了一人？二是上缴农业税费时期，我一直是按照6人承包4.5亩标准上缴，而粮食直补人数为什么只按5人给予补贴，另外1人跑哪里去了？三是现在我户籍分开被征了地，人均已不足3分，已经达到购买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一级标准，为什么镇村两级领导干部找这样那样理由互相推，不予办理？四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稳步有序推进时期，为什么小坝镇党委政府及河尾村两委部分领导干部还存在严重“四风”问题？活动开展是不是流于形式？

二：作为群众，我们向小坝镇党委政府、河尾村两委部分领导干部在征收农民耕地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四风”问题和不作为行为提几点意见

1.河尾村两委村干部：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哄骗上级，存在吃、拿、卡、要，糊弄群众；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报假数字，假情况，机械执行，死板操作，好事办不好，实事办不实，甚至好心办坏事情况存在。

2.张 哲：作为联系村包村领导，对群众反映问题不深入调查解决，存在工作落实不力，作风漂浮，不关心群众冷暖，责任心不强，遇到矛盾绕道走；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机械执行、死板操作，好事办不好。有心办坏事。3.颜家绿：作为分管征地领导，对群众反映问题不深入调查，存在欺上瞒下，哄骗上级，糊弄群众，不为群众解决实事，工作作风漂浮。

三、上访目的：

1.请求对反映事实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调查。对存在严重“四风”问题和不作为行为在县级以上进行通报批评，要求涉及干部限期整改，现场向无辜群众道歉。

2.请求对反映事实按照规定限期办结；如果未得解决，我们请求把承包土地退还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退回征地款继续承包经营（注：现已征地全是荒废无人管理）。最后感谢陈市长高度重视保护群众在征地过程中合法利益，望能理解我们处境并恳请支持解决实际问题为谢！

此致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