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社会调查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社会资本的培育能够提升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提升公民对制度的认同感、增强公民的合作参与的品质。在转型时期，我国社会资本存在着严重缺失现象，制约着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因此，通过增强政民之间的信任、引入“善治”的社会治理范式、完善规范等社会资本的培育应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
第一篇：社会调查论文范文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摘要]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试点项目的重要内容，本文借鉴国外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从人格行为理论及再社会化理论和未成年人的特点等方面论证了该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我国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中的依据，并分析了构建我国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设想。
[关键词]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刑事案件；未成年人
昆明市盘龙区引进合适成年人全程帮教触法少年，这是英国救助儿童会与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于2002年6月合作开展的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在这一项目中，合适成年人有三项职能，一是维护涉法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二是为涉法未成年人争取非监禁诉讼和处置；三是配合有关部门对被分流的涉法未成年人做好社区帮教工作。[1]另外，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也与浦东公安分局、长宁区法院、团区委正式会签了《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活动的工作协议》，制作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见书》等配套法律文书，并对聘请的首批10名合适成年人进行专门培训。2007年在浦东市民中心举行的“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全程化启动暨颁证仪式”标志着浦东已将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由法院审判阶段、检察院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向前延伸至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从而更全面、全程化地保障了涉嫌犯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权益。[2]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判决宣告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通过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的制度，其目的和任务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深入细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所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合适成年人参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和解、取保候审、逮捕、暂缓起诉、不起诉、量刑、社区矫正等程序以及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基础。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在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分别实施，存在重复调查，调查主体不专业，调查程序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而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就是为解决以
上问题而设立的，加强对该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依据
（一）英国合适成年人产生的背景
合适成年人（Appropriate adult）又译为适当成年人。1972 年，英国一名叫 Maxwell Confait 的男子被谋杀，三个十多岁的男孩在招供证据的基础上被判犯有谋杀罪，其中一个男孩智力迟钝，上诉法院后来宣布判决无效。一位法官在1977 年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三名少年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从而导致了虚假供述。法官建议应当有一个委员会来考虑警方权力和嫌疑人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最后导致了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产生。该法案着重阐述了对嫌疑人的处理方式，要求警察在对未成年人及有精神残疾的人审讯时，必须有一名“合适成年人”在场。[3]
（二）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理论依据
1．人格行为理论。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身心组织。[4](P8)人格行为论是由日本刑法家团藤重光、德国刑法学家阿鲁特、考夫曼等学者提出的，[5](P67)得到日本大土冢仁等学者的赞同。该理论认为，行为是人格的外部表现，强调人格是主体的现实化。人格虽然是潜在的，但是从深层来看，它却能够决定行为，此其一；其二，当它现实地外化，表现为活生生的活动时，就是行为。人格行为论主张人的行为具有生物学的基础和社会的基础，是在人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受行为人的主体态度的影响。[6](P201) 行为人的行为，无论是积极行为或消极行为，从整体而言，是行为人心理因素在外界因素的激发下的产物。行为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受行为人的人格支配的，行为的反复性与规律性都可以在人格体系中找到合乎逻辑的根据。人格可以预测一个人在给定情境中的行为。一个一般情况下非常诚实的人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他提供的这次证言也是真实的；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人，我们更可能认为他在本次伤害案件中率先发起攻击。人格的稳定性使行为表现出一种跨情境的一致性，使个体的行为具有了一定的预测性。对某个情境中的行为的最好预测，是看在某个可比情境中的过去的行为，一般来说，我们越了解的人，越能较好地预测他们的行为，这正是社会调查测评人身危险性的立论基础。人身危险性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或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7](P211) 人身危险性属于未然领域，它是一种尚未发生的可能性，欲对人身危险性做出科学的评估，需要明晰行为的发生机制，科学分析行为人的行为倾向和行为模式，是对未来行为的预测。社会调查就是根据某人过去的行为所揭示的人格特征，来预测其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以，社会调查又称为人格调查。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行为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人格与行为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必然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模糊的具有较高概率的相关关系。一个以往诚实守信的人，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在这次行为中他是诚实的，而只能说他诚实的概率较高，正是这种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使得社会调查报告在刑事案件中具有一定的证据价值。
2．再社会化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罪犯再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人的社会化，是指人类个体自降生以来不断学习、接受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从而由一名“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心理和个性发育过程。正常的社会化过程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完全和有缺陷的社会化过程则可能导致反社会人格倾向的形成和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讲，犯罪就是罪犯社会化缺陷的产物。为了弥补原来社会化过程中的缺陷，国家及社会对社会化的失败者实施强制性的再社会化。改造罪犯就属于这种强制性的再社会化。
罪犯再社会化这一命题是在教育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刑理论主张，刑罚的本质在于使犯人成为社会人，使犯人恢复犯罪前的状态，实施刑罚不仅是因为行为人犯了罪，而且为了使行为人不再犯罪；因为教育措施的有效性要求“因人施教”，而在每一个具体的犯罪案件中，行为人的人格特征、所处环境、平时表现、致罪原因等各有不同，只有通过细致而周密的调查，查明上述各种因素，才能帮助法官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
罪犯再社会化的思想以使犯罪人顺利地重返社会为基本理念。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将再社会化原则作为现代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他认为，再社会化原则即指刑罚权的界限与行使，应以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为依据，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能作为犯人再社会化的手段。法国著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务必使对犯罪人的处遇与其人格相符合，便于其尽快地复归社会[8](P53) 。美国著名的少年法庭运动代表人物朱力安·马克法官曾指出：为什么我们不应像贤明和慈悲的父亲对待其错误尚未被当局发觉的子女那样对待没人管的儿童呢？这样处理少年犯又有什么不正确，不恰当的呢？国家的责任不应该只限于查问这个男孩子或那个小姑娘犯了哪样罪，而应该进一步查明他在身体，精神，道德方面是什么情况。如果发现他走向犯罪并被控告，则不应一味的予以处罚，而应该实行改造；不是让他从此堕落下去，而是要叫他振奋起来；不是要把他摧垮，而是要他发展；不是要把他变为罪犯，而是要把他造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
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一方面，未成年人容易受到不良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污染，或者受到一些引起共鸣、感染和同情的情绪所影响，从而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心理，作出某些不合乎法律规范或社会规范的行为，其本身的主观过错一般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即使未成年人故意实施了某种违法行为，如果社会对这种行为只是惩罚未加以教育、挽救，根据标签理论，此人随后的行为可能更加不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未成年人往往并未形成类似成年犯罪人那样稳固的犯罪人格，对其不良行为的矫治还比较容易，重塑其人格、行为方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另外，由于未成年人生活地域的有限性，可以认为他们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社区内具备生成品格证据的基本条件。同时由于未成年人在生活中不易伪装，表现更多的是真实的自我，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时具有较大的可信性。[9] 这就使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全面调查具有了可行性。所以有必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对其再社会化的基础。
（三）合适成年人全程社会调查的法律依据
1．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1995年）第10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6年）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第16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1年）第9条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依法准确、及时地查明起诉指控的案件事实；对于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帮助其认识犯罪原因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第28条规定：“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年龄。同时还应当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第11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
在我国香港地区，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最适合他本人的矫正措施，法律要求法官在判决时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犯罪人的个性、体能、精神状况等情况。在开庭之前，一般由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先对违法少年的有关个人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犯罪成因、身心发育状况、情感类型、兴趣爱好、成长环境、学业情况等，并起草调查报告向法庭提供。在我国澳门地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未成年疑犯在接受未成年人法庭询问之前，社会重返厅的技术人员会对该未成年人的心理、家庭、学校、人际关系等方面作出评估，然后向法庭提交报告。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必须充分考虑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状况和再社会化需要。在我国台湾地区，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在少年法院专设少年调查官，调查该少年与事件有关之行为、其人之品格、经历、身心状况、家庭情形、社会环境、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必要之事项，提出报告，并附具建议。少年法院依少年调查官调查之结果，参酌事件之性质与少年之身心、环境状态，作出最合适的处分措施。[10]
2．国外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中的规定。俄罗斯《联邦刑法典》（2003年修订）第89条第1款规定：“在对未成年人处刑时，除应考虑本法典第60条所规定的情节外，还应考虑其生活和教育条件、心理发育水平、其它个人特点，以及年长的人对他的影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青少年刑法》第43条规定:在审理开始之前，应当尽快地对有助于判断被告人道德、思想和个性特点的被告人的生活和家庭情况、成长过程，迄今为止的行为以及所有其他情况进行调查。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和境遇，犯罪的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家庭裁判所考虑对该少年应当审判时，应对案件进行调查，在调查时，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有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美国《青少年教养法》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要查明少年的年龄和社会背景；被指控罪行的性质；少年过去的违法经历的程度和性质，少年现在的智力发展和思想成熟状况；过去为治理而进行的努力的性质和少年对这种努力的反应等。英国《治安法院（少年儿童）规则》（1970年）第10条规定：法院必须考虑有关儿童或者少年的平常行为、家庭环境、学校档案和病史的资料，以便对案件作出最符合其利益的处理。《韩国司法警察官吏执行职务规则》第43条规定：“侦查少年案件，应当详细调查犯罪的原因及动机和该少年的性格、品行、经历、教育程度、家庭状况、交友关系及其他环境，制作环境调查书。”[11](P250-251)《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1985年）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二、构建我国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设想
（一）对合适成年人的要求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西方国家较为普遍的制度，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合适成年人的显著特征，合适成年人上岗前需经专业培训，以掌握成熟科学的调查方法，调查部门还聘请有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专家作为调查顾问。日本少年法要求家庭法院调查少年事件时，调查官要运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其他专门知识，并“有效地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鉴定结果。” [12](P70)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看，社会调查大都是由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而这一机构一般就是社区刑罚执行机构，因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植根于社区，在调查的开展上有着其他机构不具备的诸多便利。如在英国，判决前的社会调查一般由缓刑监督机构进行。
目前我国的社会调查主体包括控辩双方、人民法院以及法院委托的有关社会团体组织。为了避免多头主体参与调查，对司法资源造成浪费，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机构，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即合适成年人，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可以借鉴昆明市和上海市合适成年人试点的经验。对合适成年人的选拔采取职业资格认证的方式，以便选拔兼具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基础知识的人才来专门从事这种职业，以保障社会调查结果的合法性和可靠性。
（二）我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法律属性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应是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及反映其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但是不同程序中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因调查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应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下情况：（1）家庭结构，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遭遇，与家庭成员的感情和关系，家庭对其的教育、管理方法；（2）性格特点、道德品行、智力结构、身心状况、成长经历，即有无犯罪前科，成长过程中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或事，如勒令退学或父母离婚、早逝等；（3）在校表现、师生关系及同学关系；（4）在社区的表现及社会交往情况；（5）就业情况及在单位的工作表现情况；（6）犯罪后的行为表现，这主要包括在犯罪后是否自首、立功、坦白交待、积极赔偿被害人或退回赃物，积极避免、减少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等；（7）分析犯罪的原因；（8）就量刑以及后期的帮教矫治措施提出建议等。以调查笔录为基础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主要包括事实与建议两部分内容，以上（1）至（6）属于事实证据，也称为品格证据，（7）和（8）是对事实的分析与建议，该内容不属于证据，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仅供司法人员参考。
（三）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方式和程序
合适成年人机构接受委托以后，要指派两名以上的合适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多种调查方式。合适成年人一般应深入到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区、工作单位、刑罚执行单位等地，通过会见未成年人、走访家长、老师、邻居、同事等方式展开调查。可以将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预测的测量表，发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或所在单位如实填写，还可以分别采取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也可以各种方法配合使用。对调查内容一般应当当场制作成调查笔录。合适成年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社会调查工作，按要求撰写社会调查报告，提交有关的司法部门。若未成年被告人进入审判阶段，合适成年人应参加庭审，在法庭调查时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并接受控辨双方和审判人员的询问，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原因做好庭上教育工作。宣判后，合适成年人还应参与对未成年犯的后期教育和矫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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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立霞 尹璐.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缓诉制度中的运用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1).
[10] 冯卫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制度探讨[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1).
[11] 马相哲译.韩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0-251.
[12] 尤丽娜.从日本的保护处分制度看我国的少年教养制度[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2).
作者：刘立霞
第二篇：社会资本、社会和谐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摘要]社会资本的培育能够提升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提升公民对制度的认同感、增强公民的合作参与的品质。在转型时期，我国社会资本存在着严重缺失现象，制约着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因此，通过增强政民之间的信任、引入“善治”的社会治理范式、完善规范等社会资本的培育应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资本;信任;社会网络;规范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传统上，社会资本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但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内涵，使它成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尽管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影响力并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本文将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行论述。
一、社会资本的提出与社会和谐的实现
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就社会资本的基本含义，我们可以简洁阐释为：它是以信任为核心，以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利互惠的规范为来源的一种资源集合体。社会资本理论将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在一起的努力极具开创性与启发性，在概念上充分肯定了社会对个体行为选择的约束和推动，没有把个人和社会对立起来，避免了存在个人与社会问难以调和的紧张。
首先，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能够培养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信任有助于促進公民与政府、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如果缺乏这种信任意识，民主政治是难以成型的。“信任的作用就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在一个宪政制的民主国度，一整套具有普遍信任感的社会态度，往往会形成一种超越于和高于政治分歧的共同体意识。同时，信任可以充当个人和政治系统之间的“稳压器”，能够减少普通民众盲目卷入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群众运动的可能性。信任者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养成宽容和妥协的品德，允许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和意见的存在，彼此之间也容易达成妥协。并且，“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妥协有助于在政治共同体内承认别人利益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人类在需求上的共性和欲望的无限性，加之资源的稀缺性，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不至于在无谓的冲突，尤其是剧烈的暴力冲突中毁灭整个社会，妥协就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另外，宽容是各政治主体间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互相宽大对待。尽管妥协是对他人利益的认同，但如果各政治主体间缺乏宽容精神，即使达成妥协也只是暂时的体战，而只有信任，只有从心底里互相认可对方，从心底里互相宽容对方，才会有长期稳固的妥协。
其次，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能够培养公民对制度的认同感。规范是人们创造的、用以约束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制度等。从其构成看，它有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政策、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行为方式。制度正是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和约束来建立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性活动。制度规范对个体行为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可以通过惩罚和奖励的方式，要求个体的行为符合团体的利益。由此团体内存在的规范及与之相应的奖惩构成了重要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从社会资本的规范角度来看，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非正式的制度确实为信任、忠诚和合作创造必要条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创造它们往往与诚实、遵守承诺、履行义务、及互惠之类的传统美德相联系。
对制度的认同感来自于群体对制度信任，阿尔蒙德建议，政治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也就是制度)上来。对政治而言，民主制度能够由精英甚至由外国的征服所强加，但它们是否继续存在取决于它们是否在公众中生根，因为对民主来说，公众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因素。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公民对制度的牢固信任传统，那么这种公民文化就能够维持政治的长期稳定，这是作为政治文化资源的社会资本对政治的重要意义所在。
再次，作为社会资本的网络能够培养公民的合作与参与品质。在罗伯特·帕特南看来，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有：两类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和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而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对共同体而言，横向关系网络越紧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而垂直关系网络无论多么紧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因此，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言，垂直网络要比横向网络的作用小。垂直性关系网络只存在于社会的最低层，例如家庭、宗族等，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按照组织内部的等级结构自上而下分配的，不存在下级对上级的限制，上级对下级的义务也是有限的。并且，这样的社会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与传统，往往与寡头政治相互促进、互为前提。横向关系网络的主体存在于草根社会，但是，从草根民主演变而来的自治、宽容、合作与妥协精神，为现代大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政党提供了养料。横向关系网络是开放的，任何一个组织成员都可以自由地加入其他组织，跨组织、跨种族、跨文化、跨地区的合作受到社会的鼓励，人们在组织中能够修正甚至放弃自己的狭隘目标而与其他派别达成某种妥协，相互宽容和相互理解。横向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地位是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也是一致的，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形成组织之间的制约关系，特别是社会制约政府的关系。所以，横向社会关系网络适应了民主社会的需求。横向组织的成员数量与好政府成正相关关系。
可见，充裕的社会资本储量会产生凝聚力强的公民社会，而后者则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公民个体之问或团体之间相互信任和宽容的通力合作，使得社会人际关系和谐，而且公民社会的产生使得通力合作、协商等方式形成一个政民互动和谐的网络。可见，社会资本对于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它一方面能够培养公民参与政治的技巧和品德，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还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将社会冲突消解于社会组织内部。
二、我国社会资本的现状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
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由于某种原因，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
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没有信用、责任的社会，其凝聚力就会大大被削弱，社会的和谐程度更会受到损害。在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资本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制约着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缺失，是社会不和谐的制度空间。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变化，例如经济增长、技术变化、市场规模扩大、相对产品价格要素变化等均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相关制度，以支撑这种变化。在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看来，技术变化、相对产品的价格要素变化和市场规模变化导致了与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成为制度创新的主要激励。而经济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政治气象，这种政治上新的变化体现在：传统的社会集团被毁坏，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经济发展拉开了贫富差距，贫富阶层之间矛盾加剧;城市化、教育和传媒水平的提高，提高了人们政治参与热情;现代化带来了普遍的政治上的腐化，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提高制度化水平来加以规范，以便达到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无论是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或其他社会管理制度，都在改革中打破了旧有的制度框架，但全新的社会运行制度尚未与其及时有效地衔接，制度缺失便成为转型期普遍存在的现象。包括社会政治权力分配制度、财富分配制度、政治参与制度(选举制度)和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等等均存在着问题空间。这些制度缺失有可能中断制度变迁进程进而中断社会转型，进而将严重影_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阻碍我国社会转型的完成。
其次，公民与政府的“互信”社会资本缺失，使得政民良好关系不易建成。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如信任都是阿尔弗雷德·赫西曼所说的“道德”资源，也就是说，这种资源的使用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自身的供给，如果不使用它，它就会消失殆尽。两个人之间互相展示的信任越多，它们的互相信任也就越大。人与人不信任，尤其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将会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问出现一定程度的关系紧张，引起政府信任危机。政府信任关系集中体现的是政府与公民个人、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关系状况。目前，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水平、质量和意识，与社会和公民的价值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另外，政府种种非理性行政行为的存在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行政能力，损害了政府权威，影响了政府的形象，降低了行政效益，使政府的社会统治、管理、平衡和服务的能力与公众不断增长的行政需求之间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矛盾，致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网和谐难以实现。
再者，“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缺失，致使社会网络狭小、封闭，使得人际关系不和谐。首先，公民的参与在程序上存在着诸多问题： (1)任意性的存在。法律对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规定大都是任意性的，而非强制性的。这样是否告知公民参与某项政策的制定，是政府机关自由裁量权之内的事情，会很容易造成公民参与权的丧失和剥夺。如果制定政策时没有从程序上保证公民积极参与，那么在公共政策选择和制定中往往很难秉公而立，从而使政府在事实上并非总是为着公共目的而存在。 (2)透明性的丧失。公开和透明是保证公民参与的重要方法和途径。通过公开与透明，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政府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公民参与透明性缺失，一方面是制定政策时的内部规定偏多，公民参与的途径和渠道较少，这样就难保政策动议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政策制定之后强制推行，公众意见不起作用，难保顺利执行。
“社会资本对现代经济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由以上分析可见，罗伯特-帕特南所说的以“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的网络”为成分的社会资本在我国普遍地缺失，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并制约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最基本的纬度应该是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则更进一步决定了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将政治稳定视为和谐社会一个重要指标。政治发展离不开充满活力的社会，因此社会资本应当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所以，发展社会资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鉴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我们要在现代公民性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和发展中国的社会资本。
1、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权威性直接取决于政府的公信力，从而影响着作为互信的社会资本。政府失信会使非正式秩序形成并对正式秩序的形成带来挑战。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蕴涵着严重的政治后果，那就是政府合法性基础受到侵蚀。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生命，只有具有合法性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遵循。“如果人们相信政策制定者是按照规定的法律来实施政策的，那么，人们就会感到有责任服从法律，遵循规定，遵守他们认为合法的决定。但如果人们对决策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则他们就不能勉强接受这些决定。”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的有效性又源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而也只有当政策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理解，它才能拥有较高水平的合法性，才能得到执行，获得较高水平的政府效能。“在所有的政策执行环境中，公众的态度、政策执行机构对待公众的态度以及政府机关机构的整合程序，是影响政策执行效力的重要因素。”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本是公共政策获得广大群众支持与配合而有效执行的强大政治资源。因此，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能力建设来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来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提高公共政策制定水平;构筑诚信政府，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权威;处理好社会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合作网络和合力。
2、完善作为规范的社会资本，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法治”與“规范”社会资本有紧密的联系，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素，因为，“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这些增进社会资本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他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在我国“法治”已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还得做多方面的努力。要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必依，切实落实法律制度，而不至于使法律流于形式：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确立，从而为国人营造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真正剥离附着在每个交易主体身上的神
秘外衣，使市场规律、法律充当交易竞争的裁判员;要逐步完成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收缩政府权力的覆盖范围，为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提供有利的空间和养分，从而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和沟通的桥梁，缓和二者之间的紧张状态，同时也为个人营造阻挡强权侵扰的屏障。把公共管理过程程序化、法制化，通过法定程序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化的渠道，也促进了“规范”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在规范政治权力的使用范围，严格限制政治权力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渗透的同时，发挥政治权力的正当使用。
3、引入“善治”社会治理理念。增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和合作，提升“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从当下中国的治理实践来说，要做到善治，首先，必须确立“政府权力有限”的观念。其次，必须确立“政府能力有限”的观念，即政府不可能将社会所有事务都承包下来，政府只能干它自己应该干的事情，其余的事情都交由社会去处理，政府要做的主要是为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服务。最后，必须确立“政府资源有限”的观念，因为，政府不可能垄断社会一切资源来为公众服务，政府只能控制事关一个国家经济命脉与社会发展的最为关键的资源，其余的资源放手交由社会、市场去配置与管理。
4、强调公民参与，建立各种自组织社团。“一个民主政府在进行决策之前与各社团进行商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只是为了选定受欢迎的政策，也是为了缓和与那些受损者之间的摩擦，因为，这些受损者至少会认为他们的意见曾被且将会再被政府听取。”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国家需要为社会资本的成长提供社会空间，为社会组织的生长创造条件，只有当个体被社会组织起来了之后，信任、合作、互惠等公民传统才能得以养成，政治稳定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而非传统的血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是行使本来的“天赋人权”，是公民意识觉醒后的必然行为选择。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公民素质教育，增强公民意识，切实提高公民實际的参与能力，使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等逐步深入人心，最终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使他们的生存不会因为社会资本的缺乏而陷入绝对的困境。
[责任编辑：孙 巍]
作者：裴志军
第三篇：聚焦社会：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观照
摘 要：社会治理的重要意涵是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社会主体是多元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理解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措施。为此，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洞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缕析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角色，解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需求，通过法治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赋权增能，助力提升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成效。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社会治理;社会主体;法治观照
作者简介：蔡宝刚，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扬州 2251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20&ZD00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加强道德立法的理据与进路研究(19AFX001)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6.011
社会治理的重要意涵是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的要求，可将我国社会治理主体划分为公共主体与社会主体两大基本类型，前者包括各级党委和政府，后者主要包括公民、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企业等。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在我国社会治理中一直受到重视且成效显著，但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重视不够、活力不足、成效不佳等问题。
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研究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聚焦社会。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和保障社会治理的重要措施，但目前关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认知与研究因疏离社会治理的固有属性和基本特质，常常滞留于一般意义上的法治化进路层面，尤其缺乏针对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观照，使得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难以找到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本文认为，研究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必须聚焦社会，对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进行深度法治观照，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分析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法律角色和法治需求，通过法治赋权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增添能量。
一、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
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根植于社会治理所涵摄的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社会化、社会权力机制和社会规范调整的内在要求。洞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前提。
(一)社会治理理念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源于和秉承治理的理念。“治理”是20世纪末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概念和新理念，治理理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作为“元治理”的政府治理的失败或低效而提出的，希望通过更多主体参与形成更为有效的治理状况，“治理比政府更为广泛，包括了非政府行为体”1。政治上的正统观念认为经典的或者科层式的规制能够奏效，但是，“‘治理’理念强调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互相依赖，强调治理发生于较少科层而更多网络化体系之中的趋势”2。善治是治理的理想状态和追求目标，“善治是政府、公民社會组织和私人部门在形成公共事务中相互作用，以及公民表达利益，协调分歧和行使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各种制度和过程”3。西方学界对于治理的表述和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对治理在认识上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意涵，即治理是多主体参与的、共同解决公共问题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治理是区别于由传统国家政权进行统治或管理的理念。治理理念传入我国引起了政治学、法学等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被广泛用于改进国家或政府治理的诸多领域和层面。21世纪以来，治理一词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流行语和一种分析工具，“治理理论的滥觞，为破解政府失灵和解释社会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并进一步助推着全球性的治理浪潮”4。中国的社会治理一直都是由国家力量主导。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执政党和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社会治理任务;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成长，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日益增强，执政党和政府关于社会治理的理念发生变化，将社会治理的任务逐渐移至社会主体面前。我国对于社会治理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治理”引入我国现实政治并作为重要理念还是近年来的事，党的重要文件逐渐将治理的理念正式纳入执政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使得社会治理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传统的以自上而下管控为特点的“管理”或“统治”理念，转变为强调国家与社会主体合作共治的现代治理理念。当然，我国的社会治理理念与西方国家治理理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负责，在此基本原则和前提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5。
(二)社会治理社会化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和走向。从我国社会治理的前行方向和运行主线就可以看出，从社会控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走的是一条政府不断放权、社会不断赋权的道路，展现的是一幅社会治理不断回归社会的社会化景象。因此，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社会治理社会化命题对于社会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方向性意义，“这一命题既是中国社会情势发生变化、治国理政思路转换的新选择，又是中国理论界‘知识转型’的新起点”1。社会治理社会化引发治权主体的嬗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让非政府主体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使各种社会主体天然地成为社会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决策者、参与者、享有者，成为社会治理中最活跃、最具有活力的因素”2，打造包括社会主体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确认了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平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包括“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内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对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且充分肯定了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指明了路径。因此，社会主体参与是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显著特征。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
(三)社会权力机制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治理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力和依凭一定的权力机制。“权力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核心构成要素，没有任何一个治理行动能够摆脱与权力之间的联系”3，强调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因在于要充分发挥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行使的是一种社会属性的权力即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是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一种权力形式。迪尔凯姆认为：“每一社会事实都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支配我们的力量的力量。”4福柯认为，传统权力理论有着诸多值得质疑和需要改进的方面，“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5。权力是多元的和分散的，权力是一张无处不在的网络，它在无数的点上被运用，能够成为社会的规训力量，穿行于各个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比之于国家权力和法律等宏观权力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和高效。当代社会治理面临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加之处于百年未遇的世界大变局之中，国家权力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社会治理，“传统的政府，因其垂直的上下关系、臃肿的治理体系以及事事都要横加干涉，无法适应急速变化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6，诸多的社会事务需要让位于社会主体拥有的社会权力进行调整。社会权力具有精细化机制、规范化机制、民主化机制以及协商化机制，能够适应和嵌入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因此，有着治理意识和理念的国家致力于为社会赋予权力，“传统的合法的‘掌控权力’已经被情境中的‘赋予权力’所取代”7。各种社会主体运用社会权力在各自不同的范围内不断发挥其支配力和影响力，对于社会纠纷的化解、社会秩序的形成、特定社会结构的形成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践已经证明，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社会权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实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
(四)社会规范调整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强调多重规则的作用。社会规范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2。传统中国长期运用一种广义的“多元的法律体系”进行社会调整，其中有大量的社会规范，“包括家父和族长以及家法家规、村长与里老、地方乡绅、地方民团、盗匪、兄弟会、行会以及国家法律机构，或多或少依递减的次序适用于普通人”3。当今的社会治理需要更多地发挥自治和德治的作用，需要更多的社会规范发挥调整作用，“各种各样的‘民间法’、‘软法’、社团规范、乡规民约、道德习俗、纪律政策等发挥着法律无法替代的作用。根据社会自治理论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客观规律，凡是法律规定属于社会自治的事务、领域和地方，政府尽可能不去介入;已经介入的要尽可能及早退出来”4。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乡村治理时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因为乡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们大多‘生于斯、死于斯’，熟人社会特征明显”5，要深入挖掘熟人社会所蕴含的道德规范。社会规范建设是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內容和任务。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提出了促进社会规范建设的任务，要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居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社会组织章程等社会规范建设。社会规范的运用已经在诸多方面产生了很好的治理效应。社会规范是一定社会主体制定的约束一定社会领域成员行为和调整本领域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其运行主体是居民、村民、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既是社会规范的制定者也是社会规范的执行者和遵守者。社会治理中如果没有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社会规范的创制与实施，社会规范调整意味着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
二、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角色
学界关于社会治理主体分类看法大致相似，如“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是较为常见和普遍接受的共治主体”6，“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7。笔者从国家与社会分野及其行使权力性质的视角，将其分为公共主体与社会主体两大类型，前者包括执政党和政府，具有官方性质，后者主要包括公民、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企业等，具有民间性质。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和角色，相应承载着不同的社会治理功能。
(一)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公民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主体。公众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根本途径就是要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广泛性和有效性体现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和最终效果。公众是由公民个体组成的，公民是有权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主体，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体现了民主化属性和进程。西方学者认为，治理民主化的理由与个人和团体的解放有关，公民参与因而被看作是一种“民主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个人可以学着就大众利益和公共事务进行理性辩论。”1在我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人民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传统的被管理者个体身份已由臣民转变为拥有权利的公民，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公民行使权利的法律角色的体现。在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如果缺失公民个体的正确认知和积极作为，其他社会主体的治理就失去了基础，“虽然治理精英的存在且能量强大是不争的事实，但平民的广泛参与才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选择的理想目标模式”2。我国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各地采取了诸多鼓励和加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措施，形成诸多有益经验，如北京市在群防群治领域有全国闻名的五张名片，即西城大妈、朝阳群众、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网警志愿者，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3因此，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只有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会治理才会卓有成效，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形成。“在这个共同体中一切人都为了每个人;‘一即一切’，‘人’再微小也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生活在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为了一切人。”4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组织是由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规范并围绕一定的目标聚合而成的社会群体。对于社会组织的概念和范围存在不同的说法。社会组织一般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之外的组织形式，自治性、独立性、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等是其主要特征。我国《民法典》第八十七条规定，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从而为相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设定了法律主体资格，各类社会组织专门立法为社会组织赋予了参与社会治理的权能。社会越变得复杂，社会组织的作用就越大，“国家愈益限制它自己，致力于法律的执行，而将道德、习惯及伦理准则的推行留给地方团体、同业机关或这类的社会组织”5。为了解决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之道，在政府和市场主体治理之外，各种自发成立的相关内部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对于公共资源更为有效和有序的自主治理，自治组织可以自己制定行为规则、自己监督规则的执行、自己选择制裁方式，“许多社群的人们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6。我国社会组织性质复杂、形式多样，截至2018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达到81万多家。社会组织依托其专业化优势通过接受委托、参加合作、购买服务、从事公益活动等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财政部、民政部还专门制定了《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和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基層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社会组织中的一种特别主体类型，在社会治理中的法律角色及其功能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指的是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民法典》明确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居)民委员会具有不同于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特别法人资格，为其在社会治理中依法开展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确立了法律主体资格。2018年12月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规定了明确的权利义务。因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进行社会治理的专门职能和法定义务，某种意义上具有政府与一般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着近乎“准政府组织”的职能，不仅其自身能够直接参与社会治理，还需要组织和管理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基层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场域，基层社会治理面广量大事多，直接面对群众，随着我国社会治理的任务逐渐向基层转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任务繁重，需要深入到社会最基层的神经末梢，“村委会、居委会只是自治性组织，社会治理必须通过村庄、社区而着力到具体的社会成员”1。这就使得社区组织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就是发挥社区组织的基层治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2，构筑起了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提出明确的政策指引。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四)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企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单位和组织类型，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七条对法人的分类以及第一百零二条对非法人团体的规定，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营利法人和以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为代表的非法人组织，为企业参与社会治理赋予了明确的法律主体资格。我国企业涉及的数量多、人数多、事务多，截至2017年，我国企业数量增加到1809.8万个，占全部法人单位的82.2%，5年间增长了118.4%，年均增长16.9%，机关和事业单位合计占全部法人单位的比重仅为4.9%。3通过企业的社会治理事关整个社会治理的成效，在企业外部，能够发挥其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治理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4。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自从我国单位制退出历史舞台，现代企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企业同时追求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有着造福社会、促进公益的能力。企业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功能是社会治理，它涵盖了内部员工与外部社会，能够提升社会福利与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5在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对于企业成员来说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决定性的约束力，对于化解企业内部矛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探索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有效方式”，为加强和创新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引。
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需求
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有其特定的法律角色，但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的作用，还需要法治的助力与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有其必然的法治需求。“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1
(一)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的要求，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确立了全面的法治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人民权益的根本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2。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并将这一任务嵌入于社会治理制度和体制建设之中，即“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一步明确了法治保障的要求。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提出：“加强社会治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和法治化水平。”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指出，“广泛推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作为指导思想，将“坚持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作为主要原则，将“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作为总体目标，将“健全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作为完善社会重要领域立法的内容。
(二)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法治化保障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特质。社会治理社会化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基础上运用社会权力参与社会治理的景象。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需要法治化措施的保障，社会治理社会化与法治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社會治理的社会化属性催生法治化，社会治理社会化内蕴的治权结构嬗变引发法权关系及其内在法理的结构性调整。社会治理法治化促进和保障社会治理社会化，没有法治化保障的社会化只能是空中楼阁，“要使社会治理因社会化而深刻，因法治化而稳定，将社会化与法治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国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康庄大道”3。社会治理法治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法治化方案，“社会治理法治化既不是某些抽象、统一、宏大、普遍的传统法治理念或法学原理的当代展开，也不是西方法治模板的简单拷贝与移植”4。只有嵌入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和面向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背景，才能有理想可期且务实管用的法治化前景，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法治视野的观照及法治力量的保障，促进和保障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全面依法治国，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社会治理回归社会是最主要、最核心的方面”1。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确保社会治理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判、成果人民共享;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化城乡社区依法治理;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面推进基层单位依法治理，广泛开展行业依法治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些要求为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法治化保障指明了方向。
(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的法治解决
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参与治理的社会主体类型不明、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动力机制不清、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动力不足等，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尴尬处境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和弱势的民众群体是制约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困境”2。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社会治理就有可能走回社会管控的老路上去，“因为缺乏一定自治权的多元主体无法摆脱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无法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与共治的开放、平等、协商的理念相背离，限制了各主体发挥各自功能和优势，无法实现共治的目标，重新折回到一元治理模式”3。解决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途径和方法是多元的，其中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法治创新是重要出路。一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放权或对政府限权是一种面向，在社会治理中对于政府权力的态度更多考虑的是要划清政府的权力边界、限缩对于社会领域事务的过多干预，“不是强化公共权力，而是软化公共权力，使公共权力增添温和的、充满人性的色彩”4，这一面向的法治观念和措施已经得到重视和实施。二是社会参与的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既是贯穿于整个社会治理过程的总体要求，更是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法治积极回应迈向社会治理的变化及其带来的需求”5，为社会治理铺就一种底线性的规则和共识，其中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明确具体权利与义务、加强社会组织的统一立法等都是重要的法治对策。
(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激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6调动人尤其是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提升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法治的重要使命就是赋予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形成法治激励的权利体系。权利以社会主体的参与资格与利益回报为指向，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奠定合法性基础和拥有法定的行动自由，只有通过法治的赋权，给所有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体相应的参与资格和利益回报等法定权利，才能激发社会主体的参与意识、增强社会主体的参与能力和实现社会主体的参与目标。“在共治结构下，要实现依法治理，首先要解决治理权的法定化问题，即所有治理主体的行为均要在法律上找到明确依据或概括授权。” 7因此，如果社会主体仍然凭借社会资源优势获得的社会权力参与社会治理，那么参与的动力和能力是难以持续也难以保障的，社会主体权利的不足势必会造成其社会权力行使能力的不足，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于国家法律的权利赋予。“社会权力在民主法治国家下并不会被消除，但其存在形式将由起伏不定的政治形态演变为确定的法律形态或权利形态。”1权利蕴含和保障权力的获得与实现，“法律上的权利就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为或抑制一定行为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2。因此，社会主体的社会权力是驱动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社会主体的权利赋予是驱动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
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为了有效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重点任务和措施就是要通过法治赋权为各类社会主体增添能力与能量，“法律应当赋予村民、居民、村委会、居委会、各种社会组织以权利，这是促进和推动城乡社会治理秩序的基础，权利配置是制度建设的核心”3。
(一)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宪法为主导、以一般法律法规为主线的保障公民参与权利的相关法律制度。在民事权利保护方面，我国《民法典》对公民权利保护体系的完善将会大力调动和维护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动力，让社会主体更有安全感和获得感，从而更加自觉和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维护个人的人身安全，这就可以在激发个人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充分发挥个人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将个人看作被管理的对象”4。在民主政治权利保护方面，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主要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更为重要的是保障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我国宪法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大法的权利保障，如《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等。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深化了完善公民权利保障体系的要求。总体而言，我国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还有待完善，一些权利还停留在概念和规划的层面而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从而影响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动能和效能。只有公民的各项权利得以切实维护，社会权力才能够得以有效行使和保障，完善和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措施，是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赋权增能的基础工程和关键所在。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针对社会组织的法律规范主要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志愿服务条例》等单项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在于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与监督，更多确认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更多地规定了社会组织的设立程序、组织架构、职能范围以及需要履行的社会义务，而对关系到社会组织的权利、主体资格等内容却鲜有涉及。针对以上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该意见体现了为社会组织赋权增能的精神，提出了降低准入门槛、稳妥推进直接登记、逐步扩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支持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落实国家对社会组织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还提出了加快修订出台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研究制定志愿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等方面的单项法律法规、适时启动社会组织法的研究起草工作。这些要求为将来通过立法为社会组织进一步赋权增能奠定了基础。各地纷纷探索给社会组织赋权增能的措施和办法，如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了9大方面给社会组织赋权赋能的29条具体政策措施。未来，我国社会组织的立法工作有待加强，尤其是为社会组织的法治赋权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相关法律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赋予了明确的职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了居委会进行社会治理的法定职责，包括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的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政府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向政府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但总体看来，当前社会治理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宗旨没有得到充分彰显，自治权利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保障，国家权力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多方面介入，行政权的扩张挤压自治权利的生存空间，“在各种自上而下的指令构成的‘压力型’任务环境中，本来是‘群众自治组织’的居委会、村委会被事实上吸纳为行政体制的一环”1。为了保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就需要加强相关的法治建设，对于政府哪些工作可以下放到社区完成，哪些不允许交办给社区完成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规定。相关法治建设正在得到加强，《民法典》赋予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特别法人的资格，为其参与社会活动、进行社会治理提供了依据和动力。《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要求，“区县职能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减负赋能原则，制定和落实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为在社会治理中政府放权和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赋权明确了方向。总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还必须回归自治宗旨，需要赋予充分的自治空间和足够的权利保障，法治建设需要在此方面进一步着力。
(四)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民法典》第86条规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外部表现方式，是对企业以外的社会领域進行的治理，“营利法人之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就在于参与社会治理”2。我国的公司法等法律对公司的章程、企业的合伙协议等规定是企业进行内部治理的依据，是企业成员通过法定或约定的程序实现自我管理的途径，这些法律中对企业权利义务的细化为企业独立自主地参与民商事活动、进行内部治理提供了依据和动力。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则要求企业在进行内部治理时要以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为目的，减少用人单位与企业成员之间的纠纷，并防止企业内部矛盾外溢为社会风险。虽然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为企业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支撑，但实践中仍存在企业融资难、审批难、经营难等现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和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3，其中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为企业和企业家赋予更为广泛的权利。为此，需要分别从企业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寻求可行之策，针对企业参与民商事活动权利的不足，要“为企业法人的权利能力松绑，允许企业法人从事任何法不禁止的营利或非营利事业，只要在章程中公示其目的和范围即可”1，通过权利赋予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这样企业就会获得更多营利以回馈社会和履行社会责任。针对职工代表大会、工会流于形式的难题，要不断完善企业自治机制，健全民主管理机制，更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企业的内部治理效能。未来需要通过企业权利的拓展，探索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领域和新措施，鼓励引导其奉献公益事业，不断为社会治理增添新能量。
结 语
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主要是通过契约关系、社会规范进行自治，但自治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自治需要法治的支撑与保障。面对社会治理中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法律既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2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聚焦和面向社会，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以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和能力提升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向应该紧扣社会治理社会化的基本逻辑与现实背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路径就是完善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需要在剖析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和法律角色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需求出发，通过法治建设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赋权增能。
作者：蔡宝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