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消费文化观探究论文

2022-04-30

摘要:在商品繁荣的时代,个体所面对的,往往是社会整体趋势下的商品文化输出和消费观念引导。晚明时期,商品经济萌芽出现的江南地区社会氛围,表现为经济繁荣、文化开放,文人雅士对待“丰腴物质”的美学态度,值得反思当下、寻求答案。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金融危机下消费文化观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金融危机下消费文化观探究论文 篇1:

公共消费的理论创新与政策选择

摘要:公共消费包括政府自身消费和社会性消费,以公共风险为逻辑基础,并兼具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既有利于维护经济稳定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保障。目前理论界对公共消费问题的探讨大多基于经济视角,本文尝试在经济与社会双重视角下审视公共消费理论问题,并力求有所创新。在此基础上,推动“新常态”下的公共消费发展,应首先树立“消费者主权”意识,再明确我国公共消费政策方向。

关键词:公共消费双重视角 政策选择

一、引言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拉动消费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如政府为刺激农村消费,曾出台一系列包括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在内的政策措施,但总体上看,我国宏观消费率仍在不断下降,2000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3.7%,到2014年下滑至51.2%,最低的2010年仅为49.1%(参见图1)。这种现象与长期以来消费领域积累的体制机制弊端有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2014年基尼系数高达0.47,居世界前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不健全,抑制了消费增长;商品供给结构的转型升级滞后于消费需求变化,导致产能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实践中迫切需要一把化解上述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钥匙”,推动我国发展模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公共消费就是这样一把“钥匙”。在中长期内,大力发展公共消费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但目前学术界对公共消费的探讨还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甚至对公共消费的定义都不够准确严谨,也没有能够全面揭示出公共消费的制度功能,这影响了对发展公共消费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利于健全完善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宏观制度体系。事实上,如果深入分析公共消费的本质属性,它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既有助于提升供给侧的劳动力要素,提高经济潜在增长水平,推动中长期发展,又有助于通过公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创造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因此,实践发展呼唤理论创新,对公共消费基础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和深入探讨十分必要。在此基础上,创新公共消费政策体系,对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二、公共消费理论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对公共消费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第一,关于什么是公共消费。尹世杰(1991)将公共消费定义为“在社会成员集体范围内共同进行的生活消费”

;厉以宁(1993)提出“公共消费亦称‘社会公共消费’或‘集体消费’,它是为满足人们共同需要的消费,由社会集体及居民团体等消费单位进行的对物质消费品和劳务的消费活动,它也是社会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 ;夏杰长等(1997)认为“公共消费是个体消费的一种特定存在形式,个体人的需要,有的表现为群体的即社会公众的需要,通过公共消费来实现。也就是说,居民的消费必然演变为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个层面。公共消费的主体是公众,客体是公共产品,实现的方式是公共消费” ;罗新星等(2006)则将“公共消费”与“公共品消费”直接作为同一概念使用,认为“公共消费是指各级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军队,为了开展日常活动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从国内外市场购买货物和服务的行为” ;许进杰(2015)将公共消费定义为“政府为了实现行政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财政支出” 。第二,关于公共消费的作用。臧旭恒等(2002)分析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多重制约作用 ;贺京同等(2007)认为,提高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程度,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的稳定增长 。第三,关于公共消费政策。毛中根等(2007)提出,政府履行公共职能必须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和重点,政府支出模式必须从政府投资转向政府消费,为社会全体居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刘尚希等(2008)提出,以公共消费为导向的财政政策具有协调生产与消费、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的积极作用 。

总的看,现代公共消费理论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公共消费的认识和定位没有将“以人为本”作为哲学基础,大都是“就消费论消费”或“就增长论消费”,没有在更高层次、更宽视野上探究公共消费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进而揭示公共消费与人的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与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主流化,将消费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工具观的消费理论趋于流行不无关系。纵观西方经济学说史,消费是经济学基本概念之一,本是指人类用货币购买商品或服务,从中得到欲望满足的经济行为,它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连,亚当·斯密、威廉·配第、西斯蒙第等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消费兼有工具与目标双重价值。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人们基本不再关注消费的目标价值,而集中研究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消费被视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手段。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围绕消费进行配置,政府也运用刺激或抑制消费的宏观调控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平衡。现有公共消费理论基本照搬了西方财政学中“从市场失灵到公共产品”的理论框架,把研究消费与研究消费品等同起来,将理论研究的落脚点放在公共消费品的生产上,通过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消费中“搭桥”,将公共消费理论“挂靠”在公共产品理论上。因此,独立地分析和讨论公共消费行为本身,包括其概念定义、逻辑基础、制度功能等就显得十分重要,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关于公共消费的一些基本问题。

三、我国公共消费理论的特征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公共消费,不妨先从统计、经济、社会三重意义上对公共消费下定义:统计意义上的公共消费,是以年度为单位,在经济核算中被视为政府主体发生的、具有消耗性质的公共支出;经济意义上的公共消费,是公共支出中不能带来新价值,或者不能实现增值的部分;社会意义上的公共消费,是与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直接相关的所有公共支出。可见,消耗性是公共消费的首要属性,这是由消费的本质决定的,公共消费的结果不是积累财富、扩大现金流,但在公共消费活动中,消耗也同时增加了消费者效用,促进了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是辩证统一的过程。狭义的公共消费主要包括政府自身消费(行政成本)和社会性消费(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广义的公共消费还包括消费性投资(具有即期投资、跨期消费特点的公共投资,参见图2)。

在明确公共消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有必要探究其逻辑基础和制度功能,回答“从哪里来”和“作什么用”的问题。

(一)公共消费的逻辑基础

公共消费的逻辑基础是公共风险。从现象上看,公共消费因公共需求而产生,在本质上,是公共风险引致了公共需求。其演化过程是:作为消费活动起点的居民消费行为,可能面临三大风险:第一,可及性风险,即有钱也买不到的风险,如洁净的水和空气、治安等,这些产品的供给与消费基本上与个体的购买力无关;第二,可获得性风险,即买不起的风险,如食品、教育、医疗、养老等,如果没钱就不能消费。在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必须面对可获得性风险,典型的如残疾人、失业者、低素质劳动者等;第三,信息不对称风险,如食品、药品的质量以及医疗、教育的质量等,由于受知识分工的限制,人们不清楚此类消费的质量和安全性,或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很高,往往是被动接受,等出现严重后果时才充分知晓 。如果居民消费风险普遍累积或连锁反应到一定程度,造成如下三方面的负面影响时,居民消费风险就将转化为公共风险:消费总量不足,即居民普遍面临可获得性风险,或由于信息不对称风险加大而增加居民消费不确定性,导致居民消费减少;消费差距加大,即社会中有一部分或相当一部分人面临可获得性风险,或当居民消费的可及性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没有均匀地在社会成员间分布时,社会整体的消费差距将加大,造成消费总量降低、社会环境恶化;消费安全性恶化,即居民消费的可及性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普遍发生或连锁反应时,消费安全性降低,导致人们在消费中遭受蒙蔽和承担损失,或由于消费中的互不信任而减少消费的数量和规模。

居民消费风险一旦转化为公共风险,将会在宏观经济领域蔓延,可能导致经济失衡、不稳定、可持续性变差等后果。因此,把居民消费风险始终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防止居民消费风险转化为公共风险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而公共消费正是履行这一职责的手段:部分公共消费项目能够直接化解居民消费风险,另一些公共消费项目则可能减少居民消费风险的累积与扩散。

(二)公共消费的制度功能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共消费兼具经济和社会双重功能。公共消费的经济功能包括促进经济平衡与经济稳定,通过资本化的途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公共消费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有助于实现平等和人权,进而促进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

1.公共消费的三个经济功能

一是实现经济平衡。公共消费除自身直接扩大社会总消费外,还有助于化解居民消费风险、“挤入”居民消费、通过消费性投资产生长期性影响,从而扩大居民消费和社会总消费,合理的公共消费是促进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处于适当比例关系的动力。二是促进经济稳定。由于消费没有如同投资与出口那样的支出乘数效应,因此对“熨平”经济波动的效果相对温和,有利于经济“软起飞”和“软着陆”。三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充裕的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如果从循环视角观察公共消费和人的关系,人们日常吃、穿、住、行等活动所消耗掉的产品或劳务,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而是采取了另一种“人化”的形式被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储存在了劳动者身上,这个过程可被称为“公共消费资本化”,其结果是产生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

2.公共消费促进公平正义的社会功能

公平正义是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平等与人权是公平正义的基本内核。实现平等与人权的必要条件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能力,而公共消费是人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能力的途径。其原因:一方面是公共消费保障了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能力养成,人的基本生存离不开政府对社会提供的最低保障,人的基本素质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基本营养、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基本体育,人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基本教育、基本文化、基本就业等。可以说,凡是关乎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能力方面的消费支出,都归于公共消费,这是由这类消费支出的“基础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公共消费保障了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能力平等。公共消费的“公共”性及其在现实中的重要体现,即基本消费平等化意味着公共消费平等地对每一位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能力(参见图3)。

(三)对公共消费的评价

从上文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公共消费具有双重属性、双重功能、双重价值。从经济角度来说,公共消费在短期内可以扩大居民消费和社会总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助推需求结构平衡,在中长期内可以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和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从社会角度来说,扩大社会性支出可以为整个社会成员提供更坚实的基本保障,减少或免除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促进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再从长远来看,公共消费还有助于人的能力提升,促进人的发展,这是一切发展的本质。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公共消费的政策效用是多重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与改革发展广泛相连,深入渗透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政府变革之中,是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关键。

四、我国公共消费的现状与政策选择

与公共消费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相比,我国公共消费发展总体滞后,突出表现为供需结构不匹配与公共消费差距。问题根源与长期以来的“生产者主权”理念有关,必须彻底实现从“生产者主权”向“消费者主权”的转变,并相应明确公共消费的政策方向。

(一)我国公共消费现状

本世纪以来,我国政府重视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经过几年的大规模投入和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公共消费规模快速扩大,民生改善取得巨大成效。但与此同时,公共消费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消费供需结构不匹配。一是重要的公共消费品供给不足。如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食品药品检验检疫、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消费品供给欠缺,一些领域的社会风险多发频发。二是消费性投资力度不足。消费性投资表现为即期投资、跨期消费,归根结底还是消费。如应对自然灾害的抗灾能力、城市内部地下管网建设、文化馆体育馆图书馆等,直接与人民群众未来的生活质量、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也是我国当前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一大“短板”。三是大量“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式消费占用宝贵财政资源。城市主要街道被过度投资,特别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兴起的城市美化运动,催生了一批“没有人性的广场”、“无人的广场”,而中小城市、特别是县镇等城市公共设施投入却非常少。

第二,公共消费差距突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文化积淀千差万别,城乡间、区域间、群体间、个体间的公共消费差距较大,不平等程度偏高。如政府公共消费投入主要在城市,农村居民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消费水平比城市低很多;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相差悬殊,由于不少公共消费品的提供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各地政府经济实力差距也就决定了公共消费水平差距;社保制度碎片化,政府机关、国有企业等群体的保障水平明显高于普通市民。此外,公共消费还经常出现消费效率较低、消费权益受到侵害等其它问题。如公共消费品生产的投入产出比例低,公共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效率较差,腐败现象较为严重;消费者遭遇“霸王条款”、公共消费环境差、服务设施不到位,政策制度透明度差等,都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二)公共消费政策选择

从宏观层面来看,公共消费与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活动 如果在不甚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同一种事物的两种阐述方法,它们是基本一致的。财政是公共消费政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公共消费的存在与扩大,意味着财政某些领域支出的存在与扩大,只有财政收支发生了变动,才有可能谈到公共消费政策作用的发挥。此外,与公共消费政策相连的那些政策目标、政策重点、政策路径,如解决经济失衡、缩小消费差距、促进重点区域和领域的公共消费、推动基本消费均等化,都同时是对财政改革与发展提出的要求,换言之,公共消费政策的实施,需要财政收支结构不断灵活地呈现出相应的与公共消费政策需求相同的状态,这意味着公共消费政策及其调整的过程,也就是财政政策及其调整的过程,财政活动、财政政策与公共消费政策在大体上应是“齐头并进”的。

确立财政政策的公共消费导向,首先要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扩大公共消费,需要把握支出的轻重缓急。公共消费的实现形式是财政支出,在调整支出结构过程中,应以公共消费为导向,以社会性公共消费为重点,不断提高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即期消费支出和相关的消费性投资,压缩政府自身消费引致的过高行政运行成本,尽力提高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这需要从三个层次入手来进行调整:一是调整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的比例关系,逐步提高后者的比重;二是调整公共投资中生产性投资与消费性投资的比例关系,也就是在传统体制下我们常说的“骨头与肉”的比例关系,适当提高消费性投资的比重;三是调整公共消费结构,逐步降低政府自身消费,也就是行政运行成本,同时提高社会性消费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

确立财政政策的公共消费导向,还要促进基本消费的平等化。扩大公共消费,不只是一个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消费规模的扩大来推进基本消费的平等化。这是社会公正与公平的实际载体,也是判断其改进与否的重要标准。基本消费的平等化至少包括基本营养、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保健四方面,公共消费的作用最终要体现到这四个方面来。

从微观层面来看,在“新常态”下提升我国公共消费,应首先将“生产者主权”理念转向“消费者主权”理念。长期以来,我国“生产者主权”至上的特征较为突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不用担心产品销路,也不管产品是否能够符合消费者的需要,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无法表达自己的偏好。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市场产品由短缺逐渐向结构性过剩转化,“消费者主权”的基础日益完善,此时如果仍然强调生产者主权,就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和市场“卖难”,使生产与消费对立起来,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所以,树立“消费者主权”意识的过程,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充分竞争机制下,消费者的需求偏好通过市场信号决定生产者行为,使生产更加符合消费,从而扩大社会总消费的过程 。

在此基础上,政府公共消费政策可重点从以下五方面入手:第一,公共消费政策最重要的是提高公共消费总量,只有扩大总量,才能在增量中贯彻“有区别、促均等”的原则,实现对特定地区、群体、个人的倾斜。从当前公共消费发展水平而言,也需要在量上有一个大的提升。第二,跨期消费和社会性消费是公共消费政策着力点,特别是跨期消费,这是对资产存量的消费,在公共领域相当普遍,如公园、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等,我国在这些方面的消费性投资还有较多历史欠账,需要大力弥补。第三,提升公共消费必须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异,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公共消费差异。中央政府可在安排有关公共消费项目时,继续给中西部地区更大力度的倾斜和优惠。第四,从城乡格局来说,公共消费的重点在农村。如果说城镇的公共消费不足主要体现为社会性消费不足,那么农村公共消费的不足则同时包含了社会性消费和消费性投资,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校舍、医院、道路、公共文化设施项目等。第五,弱势群体的公共消费应得到优先发展,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使他们免遭被市场机制完全淘汰的风险,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也是公共消费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需要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作者:朱尔茜

金融危机下消费文化观探究论文 篇2:

晚明江南生活美学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启示

摘   要: 在商品繁荣的时代,个体所面对的,往往是社会整体趋势下的商品文化输出和消费观念引导。晚明时期,商品经济萌芽出现的江南地区社会氛围,表现为经济繁荣、文化开放,文人雅士对待“丰腴物质”的美学态度,值得反思当下、寻求答案。本文以张岱为例,细读他的《陶庵梦忆》,探究他的生活美学与当时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之间的互动关系,比照现代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的生活、消费习惯,寻找现代消费主义大潮裹挟下的问题,尝试建构一种与传统美学有内在联系和发展的新生活美学。

关键词: 晚明江南   消费文化   张岱   生活美学   日常审美

现代社会,消费已经不仅是获取生活、生产资料的方式,还是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通过消费行为所反映的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消费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定义和规范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而不是原本的那样由社会主体——人的意志客观有序地调节消费行为。消费在当下时代之中已经成为一个生活主题,购买各种商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重要特征。购物逐渐成为我们定义自己生活的一种标准。

本文以张岱为例,探究他的生活美学与当时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之间的互动关系,比照现代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的生活、消费习惯,寻找现代消费主义大潮裹挟下的问题,尝试建构一种与传统美学有内在联系和发展的新生活美学。之所以选择这个群体,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人口中的多数,对所处时代的潮流具有一定的引导力。

一、江南生活美学传统梳理

过去对于晚明江南生活美学的研究范围大多集中在文学艺术方面。文震亨的《长物志》紧密地联系美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并据此开展大量的日常生活审美实践。特别是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文人士族们所创设的恬淡、雅致的文人化生活情境及《长物志》中创建的“自然”和“如画”两种生活情境。通过人与物之间交感互动,将物质精神化与精神生活相协调。并且大量举例引用,将日常生活审美的内涵更精致化和细腻化,引导我们欣赏并进一步发掘生活审美艺术,更新对审美的理解与认识。既对当代人实现日常生活审美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又展现生活美学这一课题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但仅以一个文人的一部作品作为例子研究一段时间内的生活不免略显单薄,且作品中生活细节的详尽描写并未将美学文化现象与具体地域特色一一对应,难免空洞。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生于世纪之交,深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有得天独厚的特殊历史语境研究美学。王国维提出的最重要的美学思想是“无用之用”和“人本论精神”,与我们讨论的江南生活美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活美学以人为主,不追求为政治平顺而生活,不追求为获得财富而生活。他将人学与美学紧密联系,充分展现了美学中人的重要性,刻画了美学中包容这一特点。

但王国维的美学理论中依旧存在偏重形而上的缺陷。美学首先应该与生活相连接,因为现实生活才是“我们所研究的各种形式观念的基础”。同时,王国维在学术上强调美学的人类性和世界性,江南作为生活美学文化的一大孕育地、发源地,我们认为对其地域性的概括和地域特色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现代学者武俊晗将晚明时期市井阶层生活观念形成的原因归结于政治环境、经济进步、科技发展三点,并且通过举例及摘录原文,论证出这种生活概念的三个层次,即:追求清雅的生活情趣、重视物质档次和生活品位、崇尚个性的生活境界。本文从书中记载的游、娱、衣、食、用多个角度,全面细致地将市井生活与美学理论一一对应,充分展示了晚明年间江南地区市井生活富含的饱满审美意趣。

这并非说明目前对于张岱、对于江南生活美学的研究已经尽善尽美了。可以看到,作者的研究是建立在“晚明”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的,未将个体从时代中剥离出来进一步分析与研究。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美学到底和“江南”这一空间概念有何关系,地域特色体现在何处,都缺乏展现。

根据对相关文献与资料的研究与总结,目前江南生活美学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三个问题。其一,研究更多局限在文学作品上,难免显得单薄与空洞。对于江南美学的研究不能仅止于文人,因为百姓生活是一种更强有力的对于美学的佐证与体现。因为它来自最基础的物质实践与生产生活。其二,研究仅停留在理论建设这一层面,这是在文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一个弊病。生活美学自然与生活相连最紧密,在研讨中却停留于理论和形式上的讨论。只有结合实践的研讨,才能让课题研究真正具有实际意义,并且运用到生活实践当中。其三,过度侧重宏观上的分析忽略微观个例。将课题完全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是必要的。但对于其在个体微小的体现同样必不可少。即,未充分展现“江南”二字所代表的地域特色及个体文人的鲜明特点与影响。这些拥有同样重要的研讨价值。任何研究与文学都有值得更深层次研讨的空间,我们认为对于江南生活美学的研究仍有可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二、现代消费主义潮流的问题分析

中國有着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人文特征与审美追求,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和根本依托。晚明时期的江南文人们以本我的姿态走进人们的视线,他们独特、雅致的生活审美观有利于引导现代人回归生活的本质,清醒地、不受诱导地践行生活理念。本文以张岱的生平及作品作为典型对象,通过对张岱的文艺作品的举例剖析,挖掘其身上体现的生活美学理念与审美倾向,分析江南市井生活的审美意趣,探究其中的现实价值,反思当代快节奏生活,思考如何应用于对人们的精神建设与正确引导之中。简言之,总结对当今社会的启示意义,能帮助江南文化的继承、发展与传扬。

以江南城市中产人群为例,可以发现消费主义与现代性息息相关,三百年以前的中国鲜见“消费主义”的讨论命题,究其原因,可试做如下分析:

商品经济已经在明末有一定发展,但物质水平与当时城市中底层群体的生活欲望相比尚不至骄奢的水平,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模式仍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彼时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将更多的盈利换取生产资料以扩大生产,对于日常生活领域的“投资”颇有限。这些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阶层过度消费的盛行。据《万历江宁县志》记载,当时就出现了“通天下皆有”①的寄庄户现象。大量商业利润转投土地,土地增值反映出兼并的加剧,意味着编户齐民丧失土地。“经明百多年发展,人户增加,贫富悬殊日著,势豪骄纵,一般富户亦深被赋役困扰,何况贫农”②。但是对于城市中较富裕的阶层来说,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使他们脱离体力劳作,追求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消费,至十六世纪末,吃商品粮而不种田的人口已达到60%—70%③(112)。但是因为晚明江南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期过短,成为商品经济语境下“过度消费”概念没有随之兴起的客观原因之一。

消费主义语境下的消费行为似乎可以赋予个体更加显贵的身份和地位,似乎购买某种商品,就在获得它使用价值的同时得到了背后因为营销手段而勾连着的符号——财富、地位的品位等。于是,一些陷入消费主义陷阱及无法正确认知当今消费社会主题的消费者们,在营销包装出来的“标语”和“生活理念”的煽动之下,进入了表面看似对精致生活品质的追求,实际上却是为了满足个人虚荣心与享受欲望的心态。虽然这种消费的方式模糊了财富阶级界限,但是并不代表真正抹除了财富阶级差距,因此消费主义本就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资本必然为自己的商品创造稀缺性。毕竟如果一个东西人人都能消费得起,就无法给人带来优越感。消费主义的面容包含了伪善,巧妙地掩盖了不平等。只追求商品所指向的符号而非使用价值本身,说明消费者已经消极被动地接受了资本创造的符号。一些人对社会地位的盲目追求,导致几百块钱成本的东西即使翻了几十上百倍的价格也可以大获销路。资本占有社会资源,不停生产商品,把我们带到一个物质丰盛的社会,然后时刻用广告输出扭曲的价值观对我们的大脑进行轰炸打击。

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主体对于自身梦想、成功、幸福等词语的定义权正在一次次的消费行为中被夺取。具体表现为,消费者仍然无法轻易回答审美标准与审美倾向究竟由什么决定。

消费社会既不平等又不自由,个体无法轻易脱离社会既定的审美框架自由践行个体的审美倾向。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观点:女性的身体并不是女性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消费社会异化成了商品,看似有非常多的穿衣吃饭的、化妆保养的权利与自由,但是实际上女性并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利,对于衣帽服饰、美容美妆的狂热追求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她们对本我的自然价值如美貌、内涵、感性都没有自信,即没有人崇尚自然美了。化妆、衣华服,看似是女性自己的选择,实际上她们在作出选择之前就已经丧失了选择的权利:她们失去了过时的权利,失去了不化妆的权利,失去了表达自然美与内涵的权利。

他还在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女人之所以进行自我消费,是因为她与自我的关系是由商品所代表的背后的符号表达和维持的,不管是男性也好,还是女性也好,我们所追求的个性并不一定是个体的主体自我表达,而可能是商品社会强加给我们的范例。至于那些刻意追求时尚的人来说,他们往往是在利用时髦刻意强化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强调自己与他人之间的阶层不对称。但大多数人都是这般思考的,所以大多数人都会自愿模仿更上层的阶层表达时尚的方式。但一段时间后,这种所谓的“时尚”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那些被模仿的先驱,又将无法因为大量的模仿而建立起优越感,放弃以往的审美坚持,追求更时尚的事物。这样一个无限往复式的循环,就是消费者受到营销广告、消费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审美观的制约与压制的表现。

《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深度消费社会之间不会发动战争相互攻击。因为当一个社会中有很多人享受着消费主义的成果时,便不再愿意打仗,战争因此减少。在很多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参军并不是受欢迎的选择。同时消费主义是现代国家建国基石理念之一,处于消费社会中群体只想获得更多的财富,普遍缺乏较远大的报复和强烈对抗社会不公现实的愿望。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飙升,社会中的一些个体成为有闲阶级。这种群体的扩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消费主义让大家成为“无闲阶级”,减少了人民的抗议,便于管理。消费主义的威力是异常强大的,是对全社会所有阶层人民的一种价值观打击。特别是年轻人,正确地认识消费主义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对于他们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观的树立有巨大帮助。但消费主义盛行可能会使现代社会出现债务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一些国家应对这些威胁的方法,只是创造更大规模的消费,美其名曰量化宽松。在消费社会,工作和家庭已经不能直接赋予社会中的个体身份和地位。

三、张岱美学理念分析

前人对晚明时期江南生活美学的研究包罗万象。此阶段政治发生巨变、经济日渐繁盛,艺术革新、思想解放的潮流不断,文人士族逐渐拥有了独特的人生理想与精神意趣,并开始了对审美意趣的追求。他们将寻美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将物质精神化,将人学、社会美学紧密联系,探讨美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其中学者们较集中地对个人文学艺术作品中美学进行了讨论与研究,完善了对美学宏观上的、理论化的研究,相对而言缺少了将美学与社会中的个体相结合、与地域特性相结合的日常生活化研究,未能形成较独特的地域生活美学概念。

究其原因,一是时代背景不同,时代背景造成文人的研究水平存在差异,给文人提供的研究平台也不尽相同。二是文人的理解出现偏差,研究江南生活美学,很多文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将范围扩大到美学这个宏大的范围,而不是针对其在生活实处方面的体现进行研究,所以以往的很多研究缺乏对生活甚至对江南这一地域限制的把握。三是研究目的不同,由于以往文人的生活背景较封闭,往往会产生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利益服务的偏差,不代表他们的研究不具备参考性,但是仍会对我们对真正的江南生活美学的研究造成影响。

张岱的美学思想与生活理念在他的文艺作品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传达与体现,个体的思想、性格、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无不受其所处环境、社会、时代、思潮的影响,因而必然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

首先,如何在商品经济浪潮中不断确认自身作为生活主体的价值?

现代社会,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下,对“美”无止境的追求与享受是对个体的异化过程。“美”是万物的属性,而非“美”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意义。倘若一味地追逐美而不自知,不仅会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当中,还会失去“适度”的界限感——个人感受到快乐与幸福的心理阈值被无限扭曲了。个体反将真正丧失对美的感知能力及在追求“美”的过程中享受幸福的能力。这便是丧失了对本我的主体地位的确认能力。

受阳明心学“本体论”的影响,在《四书遇》中张岱指出:“唯其精一,是以灵虚之中,万善皆备,一有感触,无不沛然。若胸中本有蔽塞,全靠所见所闻为主,便依靠了依傍的窠臼,安能有感即通!”④(242)大意是,个体只有秉持一种专注投入的态度,精神上才能时刻清明敏锐。只有不被外物所使役、异化,才能完整而通透地领略事物的内在本质与审美意趣。張岱在《鲁云谷传》中有这样的描绘:“云谷居心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入其胸次。故平生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⑤(335,342)鲁云谷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药铺掌柜,但他品格高尚,通晓医术、音乐、茶道,日常生活间的美好意趣由此生发。在《彭天锡串戏》和《祭义伶文》等文章中,张岱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生命的价值没有高下之别的衡量尺度,通过个人主体的生命力、创造力表现。在这种生命力、创造力之中,既有具体可感实践技艺,又有虚无至高的“道义”。但只要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满足人们丰富多彩的物质与精神文化追求,这种生命价值就是伟大的、高尚的及值得尊敬的。

在这样一种普遍的世俗社会氛围之中,人存在的先在性与合理性,感官和物质需要和欲望,主体经验和独立品格,都被不断地模糊、质疑、摧毁。在这一共识之下,张岱主张使人的精神主格保持应有的地位,主张完整而丰富的人生品格观,这是张岱情感品格观的基调,也是他整个生命美学观中最值得我们深思和鉴赏的地方。

晚明江南地区有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商品经济发达。农耕和土地所有权政策的重要变革,使许多地主大户人家向城市移动,农业经营交由专人管理,把大量的农业税收输向城镇,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的繁荣。张岱少时居住绍兴,后来随祖父搬迁的杭州,正是这样的文化与经济重镇。此时的社会风气追求奔放活泼,标榜逸乐与流行,物质生活富足下的人们,开始追求知识和个人的更多可能性。

张岱日常生活美学思想中最弥足珍贵正是其作品中的珍藏于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中的琐碎诗意,以及他对于生活主体精神内涵的重视。心理和感官的需求固然是人基本与普遍的欲望,但作为自身生活的唯一主体,个体本身应该适当克制对于“物质丰盛”的享受欲望与炫耀心理。生活中的许多美好体验不是仅从“物质丰腴”中就可以得到的。张岱的许多文章确实存有一定封建文人常有的孤高自赏、遗世独立的扭曲审美情结,但他对于个体性情与心灵的重视和发掘,对当代生活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

其次,如何在消费至上社会建构最适合自己的生活美学观念?

张岱在《陶庵梦忆·祁止祥癖》一篇中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仅指向其审美倾向,还是个体精神丰满的重要佐证。因此张岱是鼓励并欣赏个人培养一定的兴趣爱好滋养主体的审美情操的。以张岱本人为例,他爱好广泛,且多尝试,但细究其中,其所重视的是对主体精神内涵的熏陶与培养,并非一味追求感官上的快意。在《斗鸡社》中,张岱提到自己爱好斗鸡,并为之耗费了许多精力。但忽一日,读稗史有言,唐玄宗好斗鸡而失其国。遂止。虽然只是一时之趣,但张岱可以及时止改,可见他是将历史经验教训与人生哲理的地位放在生活享乐之前的。明辨事理,不外如是。

借古可以鉴今,当代社会中消费主义盛行,商品经济大行其道。其中“符号价值”更是新消费主义文化的核心:人们为了追求某种社会认同、社会地位和权力,轻易地陷入符号消费的陷阱中,总是寄希望于通过对某种商品的消费实现自我认可与他者认可,最终彻底迷失了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个性。借由张岱的生活美学观念可以得知,兴趣爱好的存在本身要为主体服务,起陶冶情操、培养意趣的良性作用。张岱的审美理念与美学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少年时期见多识广且亲身经历的富足生活。

在这种物质基础之上,他可以自由选择并获得想要的事物。但人生的下半场,家道中落、国破家亡,支撑他生存下去并著书以传世的信念来源于他已经形成的健全且独立的人生观与审美观,成因值得借鉴与思考。

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继承。魏晋之前,中国古代的创作氛围与审美倾向始终围绕道德论与使用价值。直到魏晋时期之后,古代文人才开始将自然山水作为审美纯粹的客体,并逐渐将人的美好感情与之相连接,为晚明时期以张岱为代表的小品文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加之明末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士人阶层只能效仿魏晋名士,醉心山水、追求享乐。

再者,其次是晚明时期社会思潮的影响。张岱出身于绍兴士族大家,徐青藤、徐渭是其祖上至交,家族中尽是科举士人,庭院中满是园林画廊,张岱的审美由此启蒙。加之本人对于徐渭、三袁等前辈的喜爱与推崇,在阳明心学主张发扬本心的社会思潮引领之下,张岱最终成长为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人形象。

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⑥结合张岱美学观念的成因,可以得知,对于优秀的传统审美文化的继承及时代先进思想的跟随,便是个体在自身有限的阅历经验基础之上所能建成的一种适度、健全、先进的审美气质的最有效方法。这便回答了如何在各种“主义”与“潮流”大行其道的当代社会中寻找和培养最适合自己的审美观念的问题。

综上,去除财富与消费的符号特征,让财富只是财富,让消费回归消费,这是张岱已经为现代中产阶级作出的表率。另外,弘扬传统文化,进一步认识自己、丰富心灵,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谓传统,是一种长期流行且为人们习惯固定下来的语言、行为及思想特征。经过清代的异族统治、西学东渐及现代科学技术大发展的冲击,传统出现了一定断裂。张岱的德言行为寻找断裂处的连续性提供了参照。

四、结语

有鉴于呈指数级增长趋势的表现手段对人们审美情趣的不断冲击,以及关于审美日常化和日常化审美的发展与争论愈发难以把握。我们有必要更认真地思考,对于主体的日常生活,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至于审美的情趣,它的主体是谁,由谁决定,蕴含了哪些意义。

如何温和地与消费主义共舞共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我们需要做到的是,愿意享受来自消费社会的便利,但是并不接受品牌的洗脑。对于商品的依赖仅仅停留在身体上而不是心理上。事实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便当我们下定决心摒弃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时,我们尚未有更好的、更完善的且适用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非常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主体一定要争夺对于成功幸福等词汇的定义权,个体的人生价值不应该被品牌所左右、不应该被商品所定义。不为了炫耀而买一堆华而不实的礼物,要对抗盲目虚荣的消费主义。不出于虚荣和物欲消费亲情爱情;友情社会关系的维持,靠的是陪伴、理解与包容。消费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牢笼,包裹着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许多角落。“但是有一种鸟是牢笼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它不被消费主义左右,不用靠商品给自己定义价值。

张岱,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生命力和审美意趣的精英知识分子、高级文人、日常生活艺术家,表现出对于个人主体内在精神内涵的重视,以及对于生命真实价值的尊重。这,或许正是当代人处理与消费主义浪潮关系的优选解法。

注释:

①盛敏井,顾起元.万历江宁县志[A].姚汝循.寄庄议[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

②孟彭兴.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05).

③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④张岱.陶庵梦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

⑤张岱.张子文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⑥庄周.庄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张岱.陶庵梦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

[2]张岱.张子文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胡益民.张岱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徐柏荣,郑法清.张岱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5]张岱.四书遇[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6]彼得·N斯特恩斯.世界歷史上的消费主义[M].邓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7]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港,等译.上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9]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凌复华,彭婧珞,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10]伯纳德·鲍桑葵.美学史[M].张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校级科研立项项目《晚明江南生活美学研究——以明末文人张岱为例》成果。

作者:薛书彤

金融危机下消费文化观探究论文 篇3:

“韩流”文化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影响

目前,“韩流”文化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影响日益呈现扩大化态势。“韩流”独具魅力的文化具有独特的教化功能,中韩两国高校不同的道德教育和文化视角,实际上都把“韩流”在东亚流行的动力源泉,最终归因于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迫切渴求的文化缺失。本文深入探究了当代大学生热衷“韩流”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反韩流”现象,揭示“韩流”文化波及的隐忧,阐述了“韩流”文化对中国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影响。

一、“韩流”和“汉风”

“韩流”是近些年中韩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热点话题,以韩国电视剧和韩国电影为代表的“韩流”,特别是韩剧中的家庭伦理剧深受大学生青睐。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大陆也出现过港台风、欧美风等外来文化,但它们基本都是风靡一时,“韩流”却来势汹涌,在中国形成“潮”与“流”,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国产电视剧相比,韩剧具有压倒性优势,在大学生群体中十分流行。随着“韩流”的发展,越来越丰富的内容在大学生群体中以各种形态出现,如电影、情感文学、韩国音乐、游戏、韩服、韩食、韩国娱乐以及化妆品等。“韩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使“韩流”现象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研究目前中国大学生所认同的大众文化,对于扶持和发展本国文化产业,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具有现实意义。

同时,在迅猛的“汉风”影响下,韩国民众学习汉语的热潮也日益升温。现在,韩国有近两百所大学开设了中文系,每年与国内大学的交换生在千人以上。此外,有很多人正以各种方式学习汉语。例如,首尔大学把《中国伦理思想史》作为大学的必修课,国外第一家中国孔子学院和亚洲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在首尔挂牌。随着韩国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激增,每年将近有万名学生为了学习汉语留学中国。在“汉风”的直接影响下,中韩两国的人员交流非常活跃。以上事实都证明,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韩流”与“汉风”现象推动了中韩文化的深层交流。

二、“韩流”深受中国大学生喜爱的原因

在源远流长的中韩文化交流中,韩国曾经是忠实的文化接受者,也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自儒学从中国传入韩国后,其对韩国的影响最为深刻。韩剧作为外来文化,受到大学生的喜爱,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心理需求上的认同,韩剧中体现的社会文化、倡导的社会道德是东方伦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古朴儒家文化观。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没有文化壁垒,能够在韩国的文化产品中感受到既熟悉又淡化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具有教化功能和实践意义。例如,家庭伦理剧《看了又看》等韩剧渗透着浓厚的家庭整体观念和伦理观念,直抵人心的贴心文化让人回归生活儒学,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崇尚的伦理道德规范。对于大学生而言,文化上的接近为两个相异的共同体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可能。

大学生主体性的缺失正是大众文化教育的缺陷,在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与调和中,国产剧没能满足大学生心理及文化上的需求。特别是近年来,中韩经贸发展迅速,这为“韩流”在中国的流行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贸发展带动文化传播,文化传播反过来又服务和影响经济发展。大学生需要精神的引导和示范,艺术作品需要达到一种社会心理共鸣,进而被接受,韩剧在语言、道德甚至人物上都更接近人们的期待,所以更容易被人接受。“韩流”能在中国大学生盛行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上的“同质”,这为大学生消除了文化壁垒,使其容易对其中所体现的儒家文化产生共鸣。例如,韩剧的热播,给人的启示是韩剧力求表达人们的情感和精神,重视人内心的感情,把现实中人们心中所向往而又难达到的理想境界演绎于平凡生活情节中。

三、“韩流”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和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影响

“韩剧热”在冲击中国影视界的同时,使许多人对国产剧的前景感到担忧。中国是韩国文化市场的最大消费国,随着引进韩剧的增多,中国娱乐界受到强烈的冲击,人们的文化保护意识逐渐觉醒,开始反省自己在大众文化中的弱势。中韩同属儒学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都把仁、义、礼、智、信当作社会的道德观,强调奉献精神。但是,中国在继承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与韩国相比略逊一筹,例如,端午祭被成功申请为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给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敲响了警钟。

“韩流”受青睐的深层原因,在于中韩两国文化的相似度比较高,同处东亚儒学文化范围内,千百年来的交流孕育了相似的社会道德与思想文化,大学生在面对“韩流”时容易产生文化心理上的认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越来越高。目前,大众文化未能满足大学生在心理及文化上的精神生活需求,“韩流”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理迷茫,这些都为中国流行文化的迅速提升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有日本的、港台的、欧美的,现在更有影响甚远的“韩流”文化,它们实际上都属于流行文化。

电视荧屏和大众文化市场是思想文化传播的主阵地,而大众流行文化处于文化阵地的最前沿,往往是最先也最容易被侵入的。外来文化在与中国本土的流行文化互动频繁,“韩流”在中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本土大众文化的不足,关注流行文化,这些都有利于发展中国流行文化,使其走向世界。2008年,国产动画片《功夫小子》在法国黄金时间热播,就是我国文化输出的成功实践。此外,“韩流”文化在我国乃至世界掀起的文化潮流,是一种新的时代潮流。例如,当前大学生接受并青睐韩国流行音乐,人们可以对其进行研究,因为韩国流行音乐可以为中国流行音乐与文化产业的腾飞提供借鉴。

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文化产业都力图实现快速发展,文化产品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不断攀升,在获得较大利益的同时,文化载体也潜移默化地将其所体现的精神和思想渗透到其他国家人们的头脑中。不同的是,韩国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大肆宣扬自己的文化,而是“润物细无声”一般,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一股文化劲风。“韩流”文化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上超越欧美,还在精神层面实现成功延伸。韩国和中国同属于东方国家,有着千百年的交往史,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大力扶植和推广文化产业,短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回春,韩国已经悄悄地实现自己的文化融合和全球战略。

信息时代,大学生借助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移动平台,可以通过“碎片化”阅读获取大量“韩流”信息,其更容易对大学生产生影响。由于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形成和确立的关键阶段,“韩流”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影响更加明显,表现也更加突出。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影视文化具有信息传播、娱乐休闲、道德示范及审美教育等社会功能,已经对我国大学生的消费理念、服饰选择、饮食文化、审美倾向和婚恋观念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響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例如,韩国护肤品和化妆品在大学生中间广为流行;大学生注重穿着个性和风格,喜爱韩式服装;当今大学生的择偶观更现实、功利,一些人往往以韩剧的主人公为参照模板,盲目追求“高富帅”或“白富美”。所以,人们必须全面、正确地看待“韩流”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影响。

四、结语

韩国由一个文化弱势国家,借助“韩流”一跃成为世界上具有相当文化影响力的国家,其成功经验值得人们深入思考。文化是传承的精髓,在对待外来文化时,人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当前,“韩流”文化在大学生中掀起层层波浪。本文研究了“韩流”文化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影响,以期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韩流”文化,最终塑造健全的高尚人格。

(哈尔滨金融学院思政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一般项目“微信‘碎片化’阅读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KSB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邱德明(197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邱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