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行为理论范文

第一篇：面子行为理论范文

理性行为理论

理性行为理论(TRA)与计划行为理论(TPB) 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又译作“理性行动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菲什拜因(Fishbein)和阿耶兹(Ajzen)于1975年提出的，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体行为，关注基于认知信息的态度形成过程，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TRA的理论模型，如下图：

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行为意向合理地推断，而个体的行为意向又是由对行为的态度和主观准则决定的。人的行为意向是人们打算从事某一特定行为的量度，而态度是人们对从事某一目标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它是由对行为结果的主要信念以及对这种结果重要程度的估计所决定的。主观规范(主观准则)指的是人们认为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人希望自己使用新系统的感知程度，是由个体对他人认为应该如何做的信任程度以及自己对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水平所决定的。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行为意向(倾向)，最终导致了行为改变。

理性行为理论是一个通用模型，它提出任何因素只能通过态度和主观准则来间接地影响使用行为，这使得人们对行为的合理产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该理论有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人有完全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是，在组织环境 下，个体的行为要受到管理干预以及外部环境的制约。因此，需要引入一些外在变量，如情境变量和自我控制变量等，以适应研究的需要。

X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由多属性态度理论(Theory of Multiattribute attitude)与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Ajzen& Fishbein,1980; Fishbein & Ajzen,1975)所结合发展出来的，由于理性行为理论假设行为的发生，皆能够由个人的意志所控制;可是实际的情况下，个人对行为意志控制往往受到许多其它的因素所干扰，而大大的降低了理性行为理论中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力。因此，Ajzen(1985,1991)便将理性行为理论加以延伸，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期望能够对个人行为的预测及解释更具适当性。 [编辑] 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的五要素 计划行为理论的几个因素

(一)行为意图

Fishbein和Ajzen(1980)认为行为意图(behavior intention)，就是个人想要采取某一特定行为之行动倾向，也就是指行为选择之决定过程下，所引导而产生是否要采取此行为的某种程度表达，因此行为意图是任何行为表现的必需过程，为行为显现前的决定，Peter和Olson(1987)提出对行为意图的测量，可用来预测实际行为的产生，可应用于营销市场对消费者行为作预测。

(二)行为态度

行为意图第一个决定因素：实行某项行为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对于态度的说法，并不一致。根据期望─价值理论﹙Fishbein& Ajzen，1975﹚指出态度乃个人对特定对象所反应出来一种持续性的喜欢或不喜欢的预设立场，也可说是个人实行某特定行为的正向或负向的评价，他们认为态度的形成可从个人实行某特定行为结果的重要信念(salient beliefs)和对结果的评价(outcome evaluations)两个层面解释。即

Ab= BBiOEi

Ab=执行某项行为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

BBi=行为信念(Behavior Beliefs)

OEi=结果评价(Outcome Evaluations)

i=显著信念的个数

(三)主观规范

行为意图第二个决定因素：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 它是由个人在采取某一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的认知。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可以说是个人知觉重要的他人或团体(salient individuals or groups)认为他应不应实行某一特定行为的压力。所以主观规范是规范信念 (Normative Belief)和依从此普遍性社会压力的依从动机(Motivation to Comply)的积和。即

SN= NBjMCj

SN=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

NBj=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 )

MCj=依从动机(Motivation to Comply)

j=规范信念的个数

(四)知觉行为控制

行为意图第三个决定因素：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亦即个人预期在采取某一特定的行为时自己所感受到可以控制(或掌握)的程度。因此，可能促进或阻碍行为表现的因素之个人能力评估(Control Belief)和这些因素重要性考虑的便利性认知(perceived facilitation)的积和。即

PBC= CBkPFk

PBC=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CBk=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

CFk=便利性认知(perceived facilitation)

k=控制信念的个数

知觉行为控制常反映个人过去的经验或二手信息或预期的阻碍。Ajzen和Madden的知觉行为控制(1986)与Bandura的自我效能(1986)与Bandura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Triandis的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概念类似。基本上，知觉行为控制(PBC〉是包括了内在控制因素，如个人的缺点、技术、能力或情绪等，以及外在控制因素，如信息、机会、对他人的依赖性或障碍等(Notani，1998)。

第二篇：论行为科学理论之需要层次理论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课程报告

姓 名： 张 周 容

专 业： 英 法

班 级： 41400807

学 号： 414008070

5指导教师： 葛 静

论行为科学理论之需要层次理论

学完管理学这门课程后，让我印象最深刻最触动我的就是行为科学理论。这个理论强调从人的作用、需求、动机、相互关系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研究其对管理活动及结果的影响，研究决定人的的行为的因素，以及如何去激励人，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地引导成员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其主要理论学派有三种，而让我体会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派：需要层次理论。这个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通过大量的研究提出的，因而又被称为很著名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他把人的需要分为五类：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在接下来我将结合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与感受，来讲述我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理解及感悟。

这五个需要由低到高梯式排列，像金字塔一样：

(1)生理的需要，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需求，位于“金字塔”的最底部，是对食物、衣服、空气、水、住、睡眠和性的需要。它们的满足对于生存是必不可少的;(2)安全的需要，包括心理上与物质上的安全保障，例如偏爱劳动安全的职业，要求有社会保险和退休金等;(3)归属和爱的需要，也称社交的需要，包括社会交往，参加某一团体或俱乐部，通过人际交往建立与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4)尊重的需要，这种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尊重的需要。例如实力、成就、优秀、自由、威望和名誉等等;(5)自我实现的需要，要求实现个人聪明才智、理想与抱负。这是最高层次的一种需要。马斯洛把自我实现一词加以限定：说道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指促使他的潜力得以实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成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任务，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自我实现能促进和丰富人的成长，趋向更大的愉快和欢乐，趋向心理上的“成就”，趋向更多的顶峰体验。

马斯洛将生理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归为低级的需要，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得到满足的。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级的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得到满足的只有10%，真正能自我实现的仅占1%，且高级需要具有强大的激励力量。同时他认为，人类的需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高峰式的满足，但尚未完全消失时，高一层次的需要已开始出现并逐渐占优势，形成一个波浪式的演进过程。所以，在某一时期内，一个人可能同时受到不只一种需要的激励，其行为受到多种需要的影响。但是，在一个时期内，只有一种需要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其他需要则处于从属地位，对人

的行为的影响较轻。假如社会没有基本秩序，不稳定，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么人是不可能奢望得到别人尊重的。正如同我国古代思想家管仲所说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马斯洛认为，行为是由优势需要所决定的。当优势需要获得满足以后，它的动力作用随之减弱，高一级的需要才处于优势地位。

当然，马斯洛的这个层次顺序并非“刻板”的，少数人的优势需要出现了“跃级”。例如涉及理想、崇高的社会和价值，具有这样价值观的人会成为殉道者。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诗即验证了这一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我认为，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下做相同的事情，决定他行为的优势需要并不一定是同一层次的。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他看到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晚餐，他会狼吞虎咽，以此满足自己最底层的生理需要。若他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有钱人，不愁吃穿，他把进食当作人生的享乐，他会从满满一桌的佳肴感受到自己的实力、自信、自尊等等，这时，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尊重的需要，而假如这时候餐桌的对面坐着的是他心爱的人，也许吃饭这件事情满足的就是他的归属和爱的需要。

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情，也很可能是出于不同的需要。同一种工作，对于一个心态很好的人，他能够在工作中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才智，全身心的投入而感到了极大的快乐和成就感，这项工作对于他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但是，假如是一个心态不好的人，竞争意识太强而把别人都当成潜在竞争者和敌人，他会将许多精力放在防止和抵御那些潜在的威胁，他工作时将会缺乏安全感，充满了紧张的情绪，工作之于他可能只是为了在社会上生存而进行的活动。这时，他的主导的需要层次就出现了“降级”。

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较低层次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但仅仅达到不愁吃穿或小康生活的水平，还不是一种充实的，能够令人心满意足的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能够促进人的进步。如果一个人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没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就会出现“衰变综合征”，最后陷入麻木，绝望和精神错乱。可见对高层次需要的追求十分重要。

高层次的需要，特别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

因此，我大胆的提出一个设想：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所属的需要层次提升，就能更好的激发出自身的潜力。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快乐而充满意义。

不知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发自内心的热爱你所做的一件事情，你无需考虑生计，无需担心他人的看法，你认为你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展现出聪明才智，实现理想与抱负。这时的你很幸福。

在具有启发意义的印度电影《三个傻瓜》中，同一屋檐下住着三个工程学院的学生，他们都天资聪颖但是学习动机却不同。拉吉来自一个贫苦的家庭，肩负着整个家庭寄托的重任，他生活在恐惧中，害怕因为自己无法成为一个工程师而没法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法涵则是为了实现他父亲对他寄予的希望而读书，然而他真正向往的职业是动物摄影师;兰彻与其他两人不同，他认为学习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他不在乎是否拿得到学位，亦无所谓以后能否找到好的工作能赚多少钱，他把学习当作一件提升自己的事情，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而非为了考试。他擅于打破传统思维，具有很强的创造力。 期末考试的结果出来了，兰彻是第一名，而拉吉和法涵则是倒数的

一、二名。

看来，当我们怀有不同的动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过程和结果可能都会不同。追求自我实现则是人的最高动机，它的特征是对某一事业的忘我献身。

那么，如何才能提升一件事所属的需要层次呢?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提升我们的动机的层次?

首先，应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培养统一和谐的人格和健康的自尊，能够独立自主，不受文化和环境的束缚，具有自己的人生信仰;然后，专注于我们认为重要的并且是自己热爱的工作、任务或责任，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再者，培养民主型的性格结构，乐于与他人相处，谈吐应具有哲理性、友善和幽默感;最后，我们要学会用一种知足常乐的态度对待较低层次的需要，以便更容易进入更高层次的需求，如果一个人的追求永远只停留于物质，那么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者。

试想，如果人们学会了利用提升自己的需要层次完善自己，距离自我实现者越来越接近，甚至成为了自我实现者。那么，你走到街上，看到的将会是一张张洋溢着自信和幸福的笑脸。

所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在学完这一伟大的理论后，我们是不是应该用它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行动呢?对于我自身，自己会通过努力达到最难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第三篇：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重视刺激与反映之间的联系，强调的主要机制是刺激与反映之间的联结，是由经验引起的行为变化。主要的代表有桑代克的试误，斯金纳的操作条件说。

一、桑代克的试误说

桑代克以动物试验为研究，提出了学习联结说，认为学习是情境与反映之间的联结。其中情境既包括大脑外部刺激，又包括脑内状态(即思想与感情)，反应也分为两个方面，包括机体的外线活动变化和观点意向等内部反映。他认为学习是本能的，被动的，完全受环境决定的。情景与反映之间的联结是通过尝试错误，按一定规律形成建立起来的，学习的过程是盲目的或尝试错误的过程，这也被称为尝试试误说。根据实验的结果，桑代克也提出了众多学习规律，其中主要有;

(1)准备律：强调学习开始前的预备定式作用，用于对学习的解释及动机性原则;

(2)练习律：学习需要不断的重复，重复的次数越多，联结越牢固;

(3)效果律：情境与反映之间的联结伴随满意感而增强，否则减弱。

二、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说

斯金纳主要通过鸽子与白鼠的实验，认为它们必须通过主动操作才能得到食物，所以他把这种学习称为操作条件学习，提出了操作条件反射说。

操作条件反射说的主要观点

1.学习主要是操作条件作用

斯金纳认为，学习过程是塑造行为的过程，即操作条件反射的过程，其中强化起着关键的作用。他认为所有行为都是由反射构成的，而根据强化作用的不同，他反射分为刺激性反射和反应型反射，所以行为也分为应答性行为和操作性行为，相应的学习也分为反射学习和操作学习。机体的行为大多是操作性的，人类的行为多数实质上是操作行为，所以学习主要是操作条件作用。

2. 操作条件的作用规律

(1)R型作用规律：在操作活动发生作用后，随即出现强化刺激物，操作的力量就会增强。

(2)R型消退作用规律：一个已经通过条件化而增强的的操作活动增强后，没有强化刺激物出现，力量就会减弱。

斯金纳认为强化之所以发生变化，是由于强化作用，因而直接控制强化作用就是控制

行为。教育就是要塑造对个人和他人有利的行为。教育的关键就是强化有利的行为。

在教学和训练中要想取得成功，重要的是要分析强化的效果，并根据这种分析来设计

精密的操纵行为和学习过程的技术。

3.斯金纳的程序教学思想

(1)小步子原则：要把教学内容分成若干个小步骤，由难到易，逐步解决;

(2)积极反应原则：要求学生对所学内容作出积极反应;

(3)及时强化原则：对学生的反应要及时的强化(反馈);

(4)学生自定步调原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学习能力自定步调;

(5)减少错误率原则：在教学过程中，要尽量使学生都做出正确反应，使错误率降到最低。

第四篇：用组织行为学相关理论分析个人行为

扎

根

雪

域

的

格

桑

花

院系：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姓名： 学号

一胡忠谢晓君夫妇简介：

两人均为四川藏区福利学校志愿者，教师。在去藏区支教前，胡忠、谢晓君夫妇都是成都中学的老师。2000年，胡忠在晚报上看了一篇关于甘孜州康定县塔公乡一所孤儿学校急需老师的报道，动了支教的年头。他带着妻子到当地考察后，两人为当地的艰苦状况震惊。胡忠下定了决心，妻子支持他的决定。这时候，他们的女儿刚刚出生不久。孤儿学校处在海拔3800米的康定县塔公乡，是一所福利性质的民办公助寄宿制学校。这里是甘孜州13个县的汉、藏、彝、羌四个民族143名孤儿的校园，也是他们完全意义上的家。 胡忠以志愿者身份来到塔公乡，300多元生活补助是他每月的报酬。谢晓君在音乐学院弹得一手好钢琴，可学校最需要的却不是音乐老师，而是生物老师、数学老师、图书管理员和生活老师，三年时间里，谢晓君尝试了四种角色位置，顶替离开了的志愿者和支教老师。

2006年，8月，一座位置更偏远、条件更艰苦的学校"木雅祖庆"创办了，他的妻子谢晓君带着年幼的女儿追随而来，她主动前往当起了藏族娃娃们的老师、家长甚至是保姆。2011年2月，她甚至把工作关系转到康定县，并表示"一辈子呆在这儿。支教初期，学校环境不好，几间板房和帐篷就是他们的教室和宿舍。 “板房漏风，有时候早上起来，一半的被子上都是雪。”谢晓君说，当时条件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木雅祖庆学校6年级一班，10个学期换了11位数学老师。谢晓君说已经数不清自己送走了多少位老师。 谢晓君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但如今，她的双手被高原干冷天气侵蚀后变得有些粗糙，这双手捡过柴烧过水，为孩子们洗过衣服，拥抱过孤儿，擦去过孩子脸上的泪水，却很少弹钢琴。“学校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没时间弹琴。”对于西康福利学校在校的143名孤儿来说，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为雪域高原上的孤儿们撑起一个温暖的家。12年来，他们也曾犹豫，但却不曾后悔。

2007年，报社以《成都女教师，扎根雪域的格桑花》为题报道了胡忠夫妇的事迹，引起强烈反响。之后胡忠谢晓君夫妇当选“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二组织行为学理论分析

(一)、人物个性特征分析

1个性：从胡忠夫妇的实际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坚强，不畏艰苦，有着坚强的信念的个性特点。个性是个体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与之适应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它主要是在后天生活过程中形成。我们可以看出胡忠夫妇之前的工作也是担任教师，当胡忠在晚报上看了一篇关于甘孜州康定县塔公乡一所孤儿学校急需老师的报道，动了支教的年头。他带着妻子到当地考察后，两人为当地的艰苦状况震惊。胡忠下定了决心，妻子支持他的决定。自己的教师经验，加上当地的艰苦状况，孩子们对学习的渴望，更加坚定了他们留下来的信念，也给了他们战胜艰苦环境的毅力。

2价值观：从他们的感人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具有高尚的价值观。从他们身上体现的关于价值观的具体特点，如负责(可靠的)、勇敢(坚持自己的信仰)、顺从(有责任感、尊重的)等可见属于罗克奇价值观的工具价值观类型。一个人认为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就是最有价值的。在胡忠夫妇看来，授予贫困地区孩子们一些知识，就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

3态度，是指个体对外界事物的一种较为持久而又一致的内在心理和行为倾向。态度影响着人对挫折的适应能力，正是因为胡忠夫妇具有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恶劣的环境，面对匮乏的物资，面对有限的教学环境，积极向上的态度支撑着他们，让他们坚持着，坚持着。。。。。。

4能力：谢晓君在音乐学院弹得一手好钢琴，可学校最需要的却不是音乐老师，而是生物老师、数学老师、图书管理员和生活老师。因此，她不得不通过学习来增强自己的相关知识，以便能够更好的教导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只是专业能力增强就可以了，也需要增强心理承受能力。面对幼小的女儿，内心满是愧疚，面对亲人的不理解，内心满是无奈。但是，也只能默默承受。没有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无法坚持下来的。

(二)、人物心理活动分析

1知觉与决策：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充当着多种角色，如家庭中的、性别的、职业的、群体中的角色等等。每个角色都有相应的身份、位置、责任和任务，按照角色所表现的行为，称之为——角色行为。胡忠夫妇既是130多名学生的老师，又是他们女儿的父母，还是他们父母的子女。可这些角色之间，充满着矛盾。当爱都给了那些可怜的孩子时，他们的女儿就失去了一部分的爱。他们坚持扮演好教师的角色，坚持教师育人的职责。

(三)压力分析

对于胡忠夫妇而言，压力是相当大的。一是来自家庭的压力，他们的女儿现在和他们在一起，可是不能给孩子很好的照顾。而且，胡忠十二年内，仅仅回家三次，家中年老的父母是何等的期盼着儿子啊。二是工作上的压力，当时条件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木雅祖庆学校6年级一班，10个学期换了11位数学老师。谢晓君说已经数不清自己送走了多少位老师。而他们要同时担任几门学科的教学，费时费力，压力巨大。三是来自社会上的压力，对于康定县塔公乡的家长们来说，胡忠夫妇是孩子们的希望，是上天赐给他们的神。家长的期望，让胡忠夫妇更加的感受到责任的重大性。

三启示

生活中，有太多太多平凡的人，做着不平凡的事。从胡忠夫妇身上，我学到了许多。面对逆境，要通过学习、锻炼来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面对各种的压力,要通过各种途径去减轻和缓解压力，或者化压力为动力;面对别人的不理解，要学会淡然处之。也许，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无法做一些感天动地胡大事，但只要我们每个人为自己和别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为家庭、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第五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行动理论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传统与米德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当代语言哲学与批判理论的综合。这种综合的目的是克服现代世界中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裂。而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础上的普通语用学，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现代人走向自由的必要手段。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当代思想家中，像哈贝马斯那样致力于庞大的理论构建、在那么多领域作出深刻思考的人，几乎没有了。哈贝马斯的影响遍及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90年代在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动力之一就是来自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学说的特点，一是它的系统性，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在帕森斯以后，他可能是唯一致力于大理论构造的人;二是它的“对话性”，哈贝马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与近代和当代著名学者的对话中展开的。他的最主要的“对话”伙伴除了韦伯与马克思外

，还有德国的伽达默尔，法国的列维•施特劳斯和德里达，美国的整个社会学派和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学派。

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德文版1981年;第二卷：功能主义理性批判，德文版1984年。中文版：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最系统的表达，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思想逻辑的框架。在本书中，“ 哈贝马斯以理论建设与对经典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历史重建相结合的方式”〔1 〕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本书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米德、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帕森斯的著作进行了分析，实现他自己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一、行动的概念

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中，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他区分出四种行动类型。〔2〕

第一种是目的性行动，又称作工具性行动。这是一种目标取向的行动，在比较、权衡各种手段以后，行动者选择一种最理想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哈贝马斯认为，在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所谓合理的行动，主要指这种行动。但这种对理性的规定太过狭窄，并且把批判理论导入一个概念陷井：如果手段—目的的合理性行为是使现代社会得以发展的力量(韦伯)，那么当它对人类处于压抑状态时，还能否提供另一个合理性方案呢?因此应该对合理性概念进行扩展。

第二种是规范调节的行动，即一个群体的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动。规范控制行动严格遵守那些由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所具有的价值期望。 第三种是戏剧式行动，它指行动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动。这种行动重在自我表现，通过自我表达达到吸引观众、听众的目的。“行动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方式进行自我表述，……想让观众看到并接受自己。”〔3〕

第四种是交往行动，它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四种行为侧重于世界的不同方面。工具性(目的论的)行动主要考虑客观的或外在的世界;规范控制的行动对应于社会世界。这个世界从本体论上说虽由行动者个人组成，但规范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戏剧行动与主观及外部世界相适应;在交往行动模式中，行动者“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4〕因此， 交往行动比其它行动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因为它考虑了所有这三个世界。交往行动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这个世界哈贝马斯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即生活世界。

交往行动也是一种言谈行动。言谈行动又分为三种有效的断言(陈述)：在“命题内容”或涉及外部或主观世界方面，陈述是真实的;在关于现存的规范关系或社会界方面，陈述是正确的;在表明经验者的意图与其主观感受方面，陈述是真诚的。在现实的交往活动过程中，这三种有效断言能被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说明了交往行为比其它行为更合理。

哈贝马斯在文化与理解之间建立了联系。他说，理解过程“发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预先理解之背景中。这一背景毫无疑问是作为整体延续的;知识储备中只有行为参与者在特定时间里使用和陈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检验。在由参与者自己所作的环境定义内，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被检验的)陈述部分是由参与者们以对自我更新的环境定义的协调来处理的。”〔5〕

因而，在通过交谈活动而获得有效性要求的过程中，行为者使用现存的环境定义或创造一个新的、规定其社会关系之秩序的定义。这种定义既成为它们生活世界中知识储备的一部分，又成为据此提出、接受或反驳有效断言的标准。由此，在通过交往活动所 达到的理解过程中，生活世界用来判定有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的有效断言的一个参照点。这样，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的交往互动过程比工具型行动中包含着更多的合理性。他说：“我们有以下四个概念总结了达到理解过程的合理的结构特征，第一，行动者的三个世界关系和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题真实、规范正确和真诚可靠的断言;第三，在合理的动机之上达成的共识，……第四，达到理解的概念，即认为理解是对环境之共同定义的合作性协商的概念。”〔6〕

二、互动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

哈贝马斯首先继承德国社会学与哲学传统，他认为，交往概念没有确立，是近代德国学术史的一个局限。理解是德国哲学(解释学传统)与社会学(韦伯的行动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中心概念，但是，韦伯的四种行动的理论，行动主体始终是孤立的个体，即使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也不例外。而德国的理性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到伽达默尔，都将理解视为片面的，抽象的个体过程。理论的局限导致了对现代世界的不同展望，例如，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物化的理解，导致了对现代资本主义无能为力的悲观主义。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在理论上更加合理的，可以把现代人从悲观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交往理论，就必须在理论上重溯源头。这个源头来是米德的符号互动学派。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米德把理解视为一种面对面的、相互理解的互动过程，从而在行为理论中实现“从孤独的合目的性向社会互动的视角的转变”;由于米德否认理性范式为孤立的意识，因此他比任何一个当代学者更进一步把理性范式设计为交往行动，并阐述它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作用，也因此，他的思想必然被包括在任何一种社会重建的方案中。

哈贝马斯特别注意到米德理论的两个方面。第一，米德强调了作为个体的人与高踞于其上的社会和社区价值(理想、理性)的互动关系，而不像韦伯，把这种关系仅视为一种体现或实现的因此本质上是被动的关系。米德说：“我所一直尝试做的是使合理性回到某种行为类型上来，这种行为类型中，个体使自己置身于他所属的整个社区态度之中。这意味着整个群体都介入了某种有组织的活动，”个人的行动需要其他有机体的参与。当一个有机体对所涉及的其他有机体的态度作出自己的反应时，我们称为理性的东西产生了……当他这样做时，我们就称之为“合理性的”，从历史观点来看，理性根于社区之中，它一出现，就会转变社区生活本身。因为按照米德的说法：当进化过程在社会控制下完成时，它不仅变成了自我意识，而且变成了自我批判的。〔7 〕也就是说，理性重新评价各种价值，合理地解决社会冲突，而且尽力改进它的从中产生的整个社会秩序：“对冲突的合理解决需要重建各种习惯与价值，而这包含着对社区的超越，……社区成员们在特定的时空中可以置自己于社区现存的各种价值之外，并且同意已经变更的行为习惯，和对各种价值的重新表述。因此，合理化秩序建立一种思想在其中起作用的秩序，它的要求就是理性的要求。它是一种把任何合理性都包含在内的社会秩序…… ”

第二，米德用符号互动理论强调语言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符号互动者们已详细探讨过使人类的同一性得以形成的各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因而扩展了我们对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础的理解。

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交往行动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有三种解释模式，分别是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的、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的、个性导向或自我本体的。关于第一方面，行为者内在地具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关于第二方面，行动者知道如何组织社会关系，知道哪些协调互动的方式或模式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关于第三方面，行动者理解人们想要什么，人们如何行动，什么是正常与异常的行动。

三种模式对应于社会的三种功能需要：通过交往行为达到理解以实现传播、维护以及更新文化知识的目的;互动的交往行为的协调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交往行动的社会化以形成个人认同。因此，生活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文化、社会、个性，通过交往行动的三个方面，即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社会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个性成长的需要。他说：“为了达到人对其环境的理解，交往行动的参与者置身于一种他们既运用又更新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通过对有效断言的主观认识来协调其行动，他们依赖于自己在群体中的成员资格并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通过与能力者的互动，他们发展了童年所内化的价值取向并获得一般化的行动能力。”

在现实的社会中，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家庭及其他制度联系中的活动依赖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文化、社会与个性，不过进化的趋势是，生活世界分化为各自分离的文化，社会与个性的知识库，而系统分离为彼此区别的制度群，如经济、国家与法律，这种分化产生了将系统与生活世界再平衡再整合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危机。

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继承德国哲学传统，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化或社会合理化的进程，或人类的进步历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如何构想出解决方案，是哈贝马斯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德国先驱者的地方。在他看来，韦伯虽然首先引进意义概念作为行动理论的基础概念，“但他不是根据语言意义的模式来说明意义，而是根据一个最初幻想地想象出来的主动主体意见的意图来说明意义的。这种软弱的立场使韦伯远离交往的行为理论……不是以通过语言理解的、至少两个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个人内部关系作为基础，而是把一个孤立的行动主体的目的活动作为基础。”〔8 〕由于韦伯把工具性理性作为理性的全部，而不像哈贝马斯那样，把工具理性作为四种理性之一，所以，当工具理性过于发达，金钱和政治干涉人的主观世界，动摇人的意义感时，韦伯对整个理性化过程也失去信心，成了悲观主义者。韦伯的悲观主义影响到整整第一代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作了两点努力。第一，他把理性概念扩充为四种，而把交往理性远远置于其它理性之上;第二，他认为应该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寻找出路。这点同样受符号互动理论的影响。

哈贝马斯的基于其交往理论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其整个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在他看来，官僚化、法律化、中介化等等，是合理化的另一面。由于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种种律令，合理化进程产生的消弱交往的合理性基础，消弱了公众话语，引起了社会的系统障碍。由于每一价值领域都按其自身的逻辑演化，所以变得孤立隔绝，从不考虑其他领域的价值，结果：技术问题与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进程与社会进程相冲突。他说：“如今，讨论作为一种„事务‟已经形式化了;论证与反驳必须服从某种预定的法则：关于公共事务的共识差不多成了多余……。”〔9〕按照哈贝马斯， 问题不是现代性和理性化本身，而是破碎的现代性和片面的理性化;走出困境，必须打破使各个价值领域分离的壁垒而又不破坏每个价值领域所特有的洞见。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如何“证明道德批判和审美批判的观点而又不威胁到真理问题的首要地位。”〔10〕如果这能够做到，那么就可以通过公众话语，尽力弥补潜在于我们交往之中的有效性要求，遵循普通语用学所阐明的种种规则。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是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著名批判。交往行动理论的最终目标可以理解为对生活世界的拯救或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通过语言组织起来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在由语言表达的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这种文化同一性既包括小规模的家庭、面对面的群体，又包括一些公众领域。在公众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公众言论互相参与和交换看法，以便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水平上产生一致意见。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主要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它们与生活世界之区别，首先在于它们不是靠日常语言组织起来的，而是靠货币与权力的中介组织起来的。本来，货币与权力应该为生活世界服务，即使人们能更有效地获得物品以支撑生活世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避免对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生活世界非理性互动的种种后果，哈贝马斯指出我们必须做到使系统重新定位安居于生活世界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造成法律与道德的强制手段，使市场与权力服从于人们的需求，而不是支配人们的需求。

四、普通语用学

怎样使系统再服务于生活世界呢?受符号互动论的影响，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有名的商谈伦理学。货币与政治权力无所不在，意义感的丧失，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的生活状况。现代的大多数社会理论家也都在考虑如何从公众的公共行动的角度，改善这种状况。在哈贝马斯看来，企图从政治行动上解决问题，那是就系统解决系统。解决问题的根源应该是生活世界，即用交谈组织起来的世界。换句话说，哈贝马斯提出的是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状况之改变的话语、言谈途径。让所有处于某一个情境中而对情境不满的人，自由地进入讨论这个问题的言谈之中，从而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共识是关键，这就是“普通语用学”。

首先，普通语用学是关于理想的话语环境的学说，在理想的话语情境中：“所有参与者无保留地追求加强语义的语言目标，以便达成共识，为各人所追求的行动计划能一致协调奠定基础。”〔11〕共识的范围越宽，合理性就越大。商谈伦理学要求那些参与合理话语的人应该以“说服普通听众并取得对一般言论的普遍赞同的意向”为目标。〔10〕那些拒绝参与正在形成的合理共识的人，无视在自由的交谈中表现出来的有效证据的人，以及不尽力陈述自己的观点并说服所有其他人最大限度地接受自己观点的人，都破坏了商谈伦理学的规范。 第二，普通语用学是“普通的”话语学说。哈贝马斯头脑中的语用学是“普遍的”，它的目标是揭示在人类话语中支配合理性交往的最一般标准。通过批判韦伯的理论，哈贝马斯分离出三种最基本的话语形式或价值形式，这些形式在历史的合理化进程中逐渐变得自主。这三个领域是：理论领域——科学领域、道德领域——实践领域、表现领域——审美领域。在这三个领域中，交往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有效性要求运转：理论话语涉及我们命题的真实性，实践话语与我们行动的公正性相关，而审美的话语着重在我们能真诚地表达我们的情感。从分析的角度，可以把人类的交往形式归结为这三种话语，但是，哈贝马斯补充道，在现实的人类交往活动中，这三种话语是交织在一起的，真实性要求虽然是科学话语中起决定作用的要求，它在道德、审美的领域也是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也应用于其它两个领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按常规断言事实，诉诸规范，表达真挚，也就是说，我们提出并一再确定我们关于真理、正义和坦诚的有效性要求，通过这样做不断复制、延续着我们的规范的、文化的、私人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我们意义的根源，也是科学、道德、法律、艺术的母体。

在说明这些有效性要求时，哈贝马斯认为，它们都是未主题化的。要使它们主题化，与其说要通过理性和论证，倒不如说要通过策略性行为并求助于习惯。对这些非反思的要求提出质问并且用合理的方式解决它们，就是普通语用学的任务。普通语用学阐明了“合理性的程序概念”、“论证的实用逻辑”，从而达到“理解的过程的合理性”。普通语用学的基本前题是：任何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都包括潜在的、不受语境制约的、要求迫切的社会标准;要想交往行为完全合理，必须达到这些标准。它们是：

第一，理想的语言情境向每一个感兴趣的主体开放，使之可以参与话语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第二，它能摆脱强制、统治、权力游戏等纯粹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动机;

第三，它能把那些潜在于我们的断言中的认知性的、规范性的、表现性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区分出来，并且仅仅通过辩论达到这种区分;

第四，它能使人们自由地就民主意志之形成、政策连续的基础达成共识;

第五，它的结果是一项合理的同意，这项同意可以根据进一步的协商进行修正。

哈贝马斯认为，普通语用学所假定的标准，其有效性并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可由个体体验到和经历到的具体的过程。普通语用学是“重建性的理论”个案。通过迪尔凯姆论灵魂，皮亚杰、科尔贝格对道德增长的研究的分析，哈贝马斯总结说，走向交往合理性的运动，既是从神圣、超验(迪尔凯姆)走向实际的道德推理能力逐渐增长的个体发生学过程(皮亚杰)，也是一个体现在个体道德能力之增长的个体发生倾向。而且，处于现代性中心的社会合理化趋向，它的明显特征是“以争论的重要性”代替“传统的重要性”，以“理论态度”代替“对权威的忠诚态度”，正是这种不懈的过程，把社会从“以合法化的神圣物为基础”推向以共同意志为基础，“这种基础是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并在政治性公众领域中靠辩论而一再得到确立。〔12〕这个过程在西方历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过程，显示出人类的进步与解放：人权、独立的司法制度，理论理性(认知要求)与政治实践(权力要求)的分离、自愿结社、以及其它种种标志走向合理的合法的交往形式的发展与进步。

注释：

〔1〕T. 麦卡锡：《交往行动理论》英译本序言。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1页。

〔3〕〔4〕〔5〕《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

28、1

35、141页。

〔6〕《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88页。

〔7〕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4 年版，第340页。

〔8〕《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354—355页。

〔9〕哈贝马斯：《公众领域的结构变革》，麻省MIT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10〕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398页。

〔11〕〔10〕《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295—296页、第26页。

〔12〕《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