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教育不平等是社会分层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2008年CGSS的数据，以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和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为理论支持进行分析，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的地区这三个家庭背景因素都影响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教育不平等的产生。

第一篇：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

法制转型、不平等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摘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法制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转型，成了近代中国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过程中的主旋律。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因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惯例等因素的差异，法制转型与经济增长在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展开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路径和特征。本文通过对1952-2003年间中国法院诉讼案与经济增长以及不平等诸变量之间实证关系的计量检验，认为：现代中国的法制转型，是一个生发于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由传统“人治”型模式向现代“法治”型模式转变的演化过程。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伴随经济成长而致的个人素质的普遍提升，为外来移植的法律资源与本土自生的法律资源之间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激励。同时，司法公正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成了法制成功转型和经济持续成长的约束条件。文章的最后，笔者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给出了观察和预测法院诉讼案件数量变动的判断准则，并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关键词：法制转型;不平等;司法公正;经济增长;演化

一、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与法制转型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总是依存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理空间，经济增长在增长的方式、速度和路径等方面呈现出既相互区别又互相影响的特征。并且，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断推动着传统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风俗惯例等方面的社会演化。法国史学权威布罗代尔通过对地中海世界和15-18世纪物质文明的研究，改变了世人对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认识(Fernand Braudel，1979)。布罗代尔把人类生活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不进入交换的物质生活，他认为这个层次变化很少，不纳入市场交换。譬如，按文化习俗进行的日常生活等，其间大量的人际分工和交换在亲人、熟人之间发生，不服从讨价还价、弱肉强食规则。即便到了21世纪，几乎占全人类劳动总量一半的家庭劳动，仍然未被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的范围。第二个层次是市场经济，小规模、短距离、低利润、剩余物品的交换，以农村集市和小商小贩为典型代表。第三个层次就是资本主义，这是由大商人经营的大规模、长距离、高利润、垄断性的贸易。[1]这三个层次的活动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只是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在布罗代尔的描述中，15-18世纪欧洲法制的现代转型，同商业的兴起、贸易的繁荣以及商人集团力量的崛起有着密切关联。在此期间，以英国、荷兰为首的西欧国家，乘宗教改革之势，将封建制度的社会残余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

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为契机，继之而起的是一个法律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持续过程。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Berman，1971，1983)、德国法律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20)以及美国学者泰格和利维(Michael E.Tigar & Madeleine R.Levy，1977)分别对此有精辟的阐述。伯尔曼在其系列著作中指出，宗教信念是人们理解西方法律传统的关键。通过分析大量的历史事实，伯尔曼认为：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以教皇革命为起点，教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构成了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的基础。从历史上看，教皇革命是12世纪以后教会法、王室法、封建法、庄园法、商人法、城市法以及现代刑法相继发展的原动力，而罗马法的复兴，也主要归功于教会学者的努力。在伯尔曼看来，法律和宗教“代表了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他强调指出，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和思想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居支配地位的是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其中，以王权和教权的二元对抗为主导，而且世俗权力内部不同权威之间冲突与妥协的多元政治格局，成为西方法治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伯尔曼的观察视角，显然不同于泰格和利维。他认为，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2]。随着商人阶级经济实力的扩展，他们与封建领主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产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和紧张最终被法律上的妥协所消弭。其实，伯尔曼与泰格、利维之间的区别，只是权力制衡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西欧民族国家萌芽阶段，权力制衡主要体现为教权与王权，以及世俗权

力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的冲突与妥协;而在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国家形成阶段，权力制衡则主要体现为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与妥协;随后在资本主义全面发展阶段，权力制衡又体现为不同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冲突与妥协。这种不断更新和替代的权力制衡机制，造就了西方的法律传统，并为法治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架构。

如果说伯尔曼、韦伯以及泰格和利维的观察视角都属宏观层面的话，那么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Henry Sumner Maine)爵士的研究就是一种微观进路了。梅因从社会进化的比较研究中得出：“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换言之，社会的发展倾向是从身份到契约。梅因认为，“所有进步的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个’不断地代替‘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我们也不难看到：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究竟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什么关系。用以代替的关系就是‘契约’。在以前，‘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在‘家庭’关系中的，把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起点，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中，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个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的。”[3]从“身份”到“契约”，并非一个平坦顺利的过程。以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的德国革命，以及1787年美国宪政革命等系列革命为契机，西方各国构建了所有权领域的私权神圣、契约法领域的私法自治以及侵权法领域的过失责任的法治基本原则，进而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以法律变迁和宗教改革为线索来理解西方法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过程。而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P. Thomas)的研究，侧重于从经济的视角来研究西方世界的现代转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推行，使得债务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交易合同被自愿或者强迫执行。不论主权属于谁，都只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护的商业路线、交易市场和契约关系之下，利润才能增值。他们强调，私人财产权不仅重要，而且财产权还必须“有效率”，即交易成本的节省。“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4]这里，诺斯和托马斯把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认为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将对人的经济活动产生激励，使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相匹配，进而引发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可见，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易关系，促进了西方世界物质财富的积累，并使得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总之，西方法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实践表明，法律不仅建构于非人格的关系之上，法律是无感情的，它以形式上正确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从而使人能够预测其理性行为及其后果。在韦伯看来，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是一种全面的工具理性的发展过程[5]。政治领域的权力制衡，宗教领域的政教分离，法律领域的法治形成，辅之以意识形态领域工具理性的拓展，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倡导“看不见的手”提供的了坚实的政治、宗教、法律以及伦理和道德的支撑。这些不同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塑造了一个在经济增长和法制转型方面迥然有别于中国的西方文明演化路径。

二、传统与现代：中国的转型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直至今日，历经5000余年而绵绵不绝。期间分离聚合、朝代更迭，不胜枚举。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拖上了现代化的国际列车，社会生活由此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迄今为止，不断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制度创新，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经济秩序的羁绊，还不适应现代经济秩序的要求，因而经济发展缺乏制度上的保障。

制度创新的成功，是一个在利益分立基础上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的过程。在现代社会，技术、货币、权力、信息等中介机制的发达，导致了社会变迁的加速。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制度建设，不仅要完备保障个人选择自由的条件，而且应着重于形成一套能够把个人理性选择累积起来并使之升华为制度选择的循环系统。也就是说，要把国家和市民社会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法律共同体，促进法律秩序和市场自发秩序之间的互动、对流[6]。

如果把近代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概括为一个法治型演进模式的话，那么中国法律传统的形成则是人治型演进模式。勿庸置疑，法自君出、权大于法、重刑轻民等是中国法律传统的典型特征，这也是人们将中国法律传统归之为人治型法律传统的原因所在。倘若以西方法律传统作为参照、评判的标准，我们可以得出：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以及公民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是形成中国法律人治型传统的两个重要因素。

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宗教从来没有形成足以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教权与皇权的对抗也就没有可能。同时，由于中国塑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庞大、最持久的政治实体，导致在其世俗政权内部未能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势力对抗的格局。因之，中国没有出现伯尔曼所强调的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那些决定因素。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分权与合议是现代民主官僚制与传统官僚制的分野[7]。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96)通过详尽的历史考察后指出，“中国的经验更加令人困惑，两千年以前，它的经济实绩水平可能相似于罗马帝国，从大约公元500-1400年高于欧洲水平，但是中国人均收入从1400年到1500 年停滞不前，而西方则慢慢地赶上去了。”他猜测，“中国在造就世界上最庞大、最持久的政治实体方面的成功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不能并存。”如果我们同意权力制衡格局的形成在近代西方法制转型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一推断，那么我们也必须同意这样的推断：中国历史上过于强大的中央专制集权的存在，与强调分权的现代型法制，同样无法并存[8]。

而且，传统中国也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权力对抗。韦伯指出，“按照法律，家产制官僚机制直接统领小市民与小农民，西方中世纪时那种封建的中间阶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存在。”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只是四种职业，而不是四个阶层，中国社会是一个职业分立而不是阶层对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中国自西周以后，社会不再是贵族与非贵族对称，而是官与民对称。而在西欧，封建主义给西方社会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中间层，这个中间层的存在深深影响了西方的法律传统及其演化路径。

另一方面，在由儒家意识形态来调整的古代中国社会里，人们彼此认定的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原则或法律条文(Hofheing & Calder，1982)。在这种依托于人际关系网络而确立的“差序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楚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因此，社会被分割为无数个小的信任系统。在每个单独的信任系统内部，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十分强烈，而在信任系统之间，又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感。韦伯(Weber，1915)甚至认为，在中国，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的信赖，大多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同时，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以至于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官方的独裁、因袭的不诚实，加之儒教只重视维护面子，结果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猜疑。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妨碍了所有的信用与商业的运作。这样，在传统中国，因社会信用的分割和疏离，随之而来，经济资源也就依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被分割成无数小块，资源的流动和重组因高昂的交易成本而无法实现有效配置，整个社会难以享受到分工、专业化、交换以及市场扩展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而这些因素在西方世界崛起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一个“差序社会”，不仅阻碍了市场秩序的扩展，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而且为法律秩序的人治型模式提供了社会结构的基础。人治型法律模式，同“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模式，两者之间相互依赖、互为补充，共同维护着一个以皇权为核心、依亲疏远近来配置资源的关系型社会。而在一个以亲疏论远近、以关系分你我的社会里，任何个人、家庭、家族、邻里之间纷争的解决，主要依靠伦理和道德，而非法律。我们看到，在古代中国，几乎不存在西欧那样旨在保护产权和调整经济生活的法律架构。布迪和莫里斯(Derk Bodde & Clarence Morris，1973)研究指出：“在中国，最初促使法律产生和发展的，既不是宗教因素，也不是经济因素。毫无疑问，经济的发展，在促使封建的中国社会产生对成文法的需要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当法律出现以后，它却既不维护传统的宗教价值，也不保护私有财产。它的基本任务是政治性的：对社会施以严格的政治控制”。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依靠“德主刑辅”、“以礼入法”等一整套典章制度。自然地，法律几乎都是以刑法为重点，对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譬如对契约行为;要么用刑法加以调整，譬如对财产、继承等。申言之，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免受其他个人或团体的损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这就是古代中国法律的图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样的法律、伦理和道德体系下，产权保护装置的缺失，不仅延缓了社会的技术进步，压制了个人的投资欲望，而且由于经济资源的过度分散妨碍了像西欧社会那样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兴起。肯尼迪(Paul Kennedy，1988)认为，“在中国，商人和企业家如果得不到官方支持就无法兴旺发达，即使发了财的人，也宁将财富用于购置地产和兴办教育，而不投资发展早期产业”。换句话说，在古代中国，唯有以国家提供保护的产权形式，即韦伯所定义“内政的掠夺性资本主义”，或者说“政治资本主义”才能生存和发展，而“纯粹从市场需要出发，以自由交易为取向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企业资本主义”则很难以形成并扩展开来。直至21世纪，肯尼迪和韦伯对古代中国的描述，我们仍能从当今中国社会找到某些似曾相识的踪迹。

中国法制的转型或者说法制的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型模式向法治型模式的转变，其转型过程之艰难曲折，盖世人所难以预料。由于现代法制要应付的主要是陌生人组成的工商社会，而不是熟人组成的“乡土社会”。而在中国正式引入西方法制的时间，肇始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那时中国总人口达到4.5亿，其中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94%，城镇人口仅为6%。

新中国成立初期，废除了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六法全书”，开始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制。然而，经过一系列群众运动，如“土改运动”(1950)、“三反五反”(1952)、“反右运动”(1957)、“大跃进”(1958)、“四清”(1964)、“文化大革命”(1967-1976)等，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经受了巨大的波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2004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9.5%，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13.2%，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14.2%，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82%下降到2004年的58%，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同一时期，我国法制建设亦取得显著进展。1978年以来，截止1999年3月15日闭幕的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我国审议并通过了总共246部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05件，除去修订、废止和失效的以外，现行有效的法律共计194部。统计资料表明，1978-1998年间，国务院制定了约818部行政法规，其中646部现在仍然有效;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6000多部地方性法规。同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尽管如此，同法治完善的国家比较，我国法制建设之路仍任重而道远。而“一个社会制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将人们在经济追求与性追求方面未被耗尽的剩余精力引入合乎社会需要的渠道。”“通过为人类社会组织确立履行更高任务的条件，法律制度就能够为实现社会中的‘美好生活’作出间接贡献。”由是观之，惟有经济和法律两者的协调互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才有一个可依托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该命题已被近代中国的历史所印证。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以及两者间的关联进行具体、深入的探究，具有了理论和现实的重大价值。

三、转型：法律与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将法律、经济以及其他与二者相关的因素一起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传统，可谓渊远流长。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1933年间席卷西方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导致政府大规模用法律手段来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成为必须，这使得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

在Shavell(1993，2000)和Levitt(1996，1998)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1952-2003年间中国法院诉讼案件与经济增长、不平等以及法律公正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除总体研究外，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转折点，比较改革前后我国经济增长和法制建设对法院诉讼的影响，并根据案件性质以及导致案发因素的差异，将案件细分为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两大类，分别进行检验。

具体而言，本文的实证检验内容包括：其一，全国各级法院总体收案数量与收入不平等、法律公正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研究;其二，全国各级法院民商事案件收案数量和刑事案件收案数量与收入不平等、法律公正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研究;其三，模型的单位根检验(Unint Root Test)、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以及结构变化检验(Structure Change Test)。如果没有特别申明，文中所有检验均采5%的显著

性水平。本文计量分析所涉及到的数据，分别来源于1986-2004年《中国法律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北京大学实证法务研究所开发的法意数据库等统计资料，计量分析采用Eviews5.0软件。其中，各级人民法院每年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收案总数，等于全国法院系统每年一审、二审及审判监督收案数的加总;法律的公正性，表示人们对法院判决公正性的总体评价。本文以法院审判的公正程度作为法律公正的代理变量，并以二审及审判监督的收案数量占收案总数的比例作为法院司法公正性的一个近似刻画;收入不平等的度量，采常用的Theil指数，考虑到数据完整性的现状，本文使用中国各省际之间收入的不平等作为不平等指标的度量;经济增长的测度，以1952年作为基数，使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

1.模型设定

log(caseratioi) = ci + αi log(inequality) +βi justicei +γi log(pgdp) +εii=1，2，3

模型的变量界定：被解释变量log(caseratioi) 是收案数/万人的对数，caseratioi表示收案数/万人;解释变量依次为log(inequality)，justicei和log(pgdp)。这里，log(inequality)表示以省际间收入差距来度量的收入不平等泰尔指数(theil index)的对数;justicei表示法院审判的公正程度;log(pgdp)表示以1952年为基数的人均实际GDP的对数;αi、βi、γi别为模型各解释变量的系数，ci为常数，εi为模型的扰动项。

其中，当i=1时，相应变量为全体收案数/万人和全体案件的司法公正度，此即模型1;当i=2时，相应变量为民商事收案数/万人和与民事案件的司法公正度，此即模型2;当i=3时，相应变量为刑事收案数/万人和刑事案件的司法公正度，即此模型3。2.模型的计量检验

(1)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由于模型各变量均为时间序列，在应用OLS回归分析前必须检验各变量

的平稳性，避免出现伪回归(pseudo regression)的问题。

表1给出了模型中各时间序列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从表1中可以得知，log(inequality)，justice和log(pgdp)都体现为水平平稳的I(0)过程，而log(caseratio)、inequality以及pgdp均为I(1)过程。检验结果，见表1。(2)模型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协整检验采用E-G两步法。第一步，估计协整回归方程。对模型1和模型2采用AR(1)，模型3采用ARMA(1，1)，并结合Newey-West消除自相关后，得到协整回归方程，回归结果见表4。第二步，对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临界值表采EG和AEG表。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回归方程的残差具有平稳性。具体检验结果，参见表2。

对模型1和模型2而言，不平等和人均GDP的对数(log(inequality)和log(pgdp))分别是全体收案数/万人和民商事收案数/万人的对数(log(caseratio1)和log(caseratio2))的格兰杰原因(p值分别为0.03562，0.04923;0.00225，0.01466);人均GDP的对数(log(pgdp))和不平等的对数(log(inequality))互为格兰杰原因(p值分别为0.0065和0.00295)。而全体案件的司法公正度(justice1)和全体收案数/万人之间，民商事案件司法公正度(justice2)和民事收案数/万人之间均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另外，对模型2来说，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公正度(justice2)分别是不平等的对数(log(inequality))和人均GDP对数(log(pgdp))的格兰杰原因(p值分别为0.00113和0.03548)。

对模型3而言，不平等的对数(log(inequality))是刑事收案数/万人的对数(log(caseratio3))的格兰杰原因(p值为0.00022);刑事案件的司法公正度(justice3)是刑事收案数/万人的对数(log(caseratio3))的格兰杰原因(p值为0.0176);不平等的对数(log(inequality))是人均实际GDP的对数(log(pgdp))的格兰杰原因(p值为0.0000061);而人均实际GDP的对数(log(pgdp))与刑事收案数/万人的对数(log(caseratio3))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结论性评述

以上分析，为我们构建基于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现代中国法制转型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1)从比较分析的角度，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法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现代化过程，就为我国法制转型和法制的现代化找到一个可资参照的标准和规范，从而节约制度搜寻成本，提高理论研究的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本文研究表明，西方法制的转型是在民族国家形成阶段经由内部政治权力斗争和宗教改革渐次演化而来，这样一种内生性、扩展性和妥协性的法律变革过程，不同于近代中国在外来压力和刺激下以变革求生存的后发学习型法制转换过程。中国法制转型所具有的反应性、阶段性和革命性特征，使得其转型过程烙上了厚重的功利色彩。(2)现代中国的法制转型，是一个生发于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由传统“人治”型模式向现代“法治”型模式转变的演化过程。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伴随经济成长而致的个人素质的普遍提升，为外来移植的法律资源与本土自生的法律资源之间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激励。同时，司法的公正性和收入的不平等，又为法制的成功转型和经济的持续成长增添了体制性扰动。“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Harold J.Berman)，信仰并遵守法律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信用创造以及继之而起的经济增长过程。因此，司法的公正必须维持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水平之上，这也是法律存在并起作用的底线。而收入的不平等，是与经济增长密切联系的过程变量，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可通过司法公正这个渠道得到部分的释放或缓解。(3)法制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基于司法公正和收入不平等之上的宏观过程。中国法院诉讼的收案率(收案数/万人)与不平等、司法公正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回归分析显示，法院诉讼案数量的变动，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收入差距以及法制变革进程中所实现的司法公正，同时亦与案件自身的属性紧密相关。(4)不同性质的案件，其收案数量变动所折射出的规律，向我们展示了人的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两类理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众所周知，制度是一种均衡，是“由有限理性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体构成的社会长期经验的产物”(Kreps，1990)。作为一种外在制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法律存在的重要原因是弱化或防范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人们沟通和协调的成本，提高人类行为预期的确定性。因之，总体案件数量以及不同类别案件数量的变动趋势，就为政策制定和操作提供了经验证据。

依据不同经济体制下法制转型和经济增长过程及其互动所传递的信息，并联系中国现阶段法制建设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政策性思路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中国法制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在经济增长背景中实行规则替代和规则融合的非均衡演化过程。由传统的“重刑轻民”这样一种非均衡的法律格局，向现代“重民轻刑”这样一种非均衡法律格局的对接，无疑是中国法制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其中一个关键环节。这里，不平等、司法公正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对转型过程的影响，取决于它们自身与法律案件特征的匹配程度。本文研究表明，不平等和司法公正对民商事诉讼案的影响，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符号(方向)上都有别于对刑事诉讼案的影响，而经济增

长对民商事诉讼案和刑事诉讼案的影响，具有符号(方向)上的一致性。即，因经济增长带来的城镇化、人口流动和人口素质的普遍提升，客观上趋于增加法院的全体收案数量;同时，因不平等、司法公正以及经济增长等变量对全体诉讼案件数量变动的贡献因子存在差异，因而在界定影响全体诉讼案件数量变动的诸因素时，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能有效提高政策的预期执行效果。

2.民商事案件收案数的变动趋势表明，经济的增长趋于增加其诉讼案件的数量，不平等趋于降低其诉讼案件的数量，而司法公正对其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由于民商事案件，尤其是商事案件，多发生在居于社会中间层之上的商人阶层，随着彼此之间交往的持续扩展以及市场的逐渐深化，经济纠纷的可能性就随之增加。而以“倒U形假说”为基础的收入不平等，对以民事权利和经济权利为诉讼标的的民商事法律诉讼来说，诉讼双方收入差距越大，产生纠纷的几率就越小。间接地，收入不平等对民商事收案数量的影响就具有了一种逆向效应。于是，民商事案件收案数量的变动，是上述两类因素在相反方向上影响力的几何加总。这意味着，政府的经济增长政策与收入分配政策，对民商事案件数量变动的影响具有累积效应，即促进(或减缓)经济增长和缩小(或扩大)收入差距，将增加(或减少)法院民商事案件的收案数量。这是我们在分析和评判民商事收案数量的变动时必须给予充分关注的地方。

3.刑事案件收案数的变动趋势，是不平等、司法公正以及经济增长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体现。如果忽略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单方面强调其中某个因素对刑事案件收案数量变动的贡献，不仅会造成理论认识上的偏差，而且将扭曲政策的实施效果。因之，综合应用经济增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将能有效控制刑事案件的收案数量。本文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的变动对刑事案件的收案率有显著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扩大，刑事案件的收案数量将趋于上升;收入不平等缩小，刑事案件的收案数量将趋于下降。因此，增进社会和谐，减少刑事案件的收案率，应从因收入差距而导致的不平等入手。“严打”这样一种应急反应型的刑事政策，不能有效解决因刑事案件增加而导致的社会治安秩序恶化的困境。而在经济增长和司法公正对刑事案件收案数量的影响具有相同方向效应的情况下，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对降低刑事案件的收案数量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由是观之，在形成和谐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政府将收入不平等政策置于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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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亨利·梅因.沈景一译.古代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厉以平,等,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5](德)马克斯·韦伯.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6]李楯.法律社会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德)马克斯·韦伯.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美)安格斯·麦迪森.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校对：李斌泉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黄文平

第二篇：当代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家庭背景因素分析

摘 要：教育不平等是社会分层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2008年CGSS的数据，以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和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为理论支持进行分析，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的地区这三个家庭背景因素都影响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教育不平等的产生。

关键词：教育获得;教育不平等;家庭背景

一、 问题的提出

教育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它是民族发展的源泉，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石，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之一。教育也是个人实现理想、获得成功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至今，为促使教育趋向公平，我国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恢复高考制度、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高校扩招政策等，但社会上认为“教育不平等”的观点仍然存在，实现教育公平的道路上依然布满荆棘。教育不平等会导致如收入差距的拉大、城乡二元发展等诸多不良后果，进而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使社会矛盾激化。这样一来，教育不平等的问题日益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认识、解释和解决教育不平等都成为了学术各界研究和探讨课题，受到广泛的关注。

现存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教育不平等确实仍然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中，并且大部分的研究都主要从宏观层面和历史流动的层面讨论教育不平等的状态和动态。因此，本文旨在从家庭这一较为微观的层面来分析影响教育不平等的因素，通过教育获得的不平等来解释教育不平等。希望能为教育分层研究和社会流动与分层的研究贡献该研究微薄的力量。

二、 理论依据

(一)“镜中我”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的“镜中我”理论将自我看成是个体在其社会环境中，将自身和他物一起视为客体的过程。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的姿态就如同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并衡量自己，这正如他们在社会环境中看待并衡量其他事务一样。该理论强调家庭环境在儿童行为习惯的养成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子女在与父母的互动中感知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并依照这样的期望理解自我和进行社会化[3]。

(二)文化资本理论

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厄在其文化资本理论中指出，文化资本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体制。其中文化能力就是由早期的家庭教育传承而来的成果。布迪厄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自不同文化出身的人继承了不同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像经济资本一样是可以创造、培育和传递给下一代的 。

本研究欲在上述两种理论视角的支持下，探讨影响当代中国教育机会获得的因素，着眼于分析家庭因素对教育获得差异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的影响。

三、 研究假设

人们的普遍观念认为，个人的教育获得与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有着密切联系，国内外的一些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由此提出假设1：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父母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社会地位的高低，家庭有更好的职业往往意味着家庭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更广泛的交际网络和更客观的收入，从而影响教育的获得，由此提出假设2：父亲的职业越好，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在区域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可能会导致个人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由此提出假设3：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受教育，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四、 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的调查数据，共在城市和农村随机抽取了6000个样本。其中城市样本为3982人(66.4%)，农村样本为2018人(33.6%)，男性为2892人(48.2%)，女性为3108人(51.8%)，汉族为5571人(92.6%)，少数民族为429人(0.4%)。

(二)變量的选择

1.因变量

因变量为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在2008年CGSS的调查中，有问被访者从上小学开始算起，一共受过多少年的学校教育。该问题的结果可直接作为因变量的取值，且避免了教育程度换算成年限的误差，具有精确性。

2.自变量

自变量有三个，分别是父母亲受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地区。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的计算取决于其受教育年限，分别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0，私塾=3，小学=6，初中=9，高中(包括职高、中专、技校)=12，大专=15，大学=16，研究生及以上算作研究生学历=19。在讨论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时，分别采用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父母亲受教育年限之和三个自变量进行讨论，以探讨父母对子女教育水平影响的差异。

父亲的职业以问卷中对被访者14岁时，其父亲的就业状况的调查结果为取值，将就业状况按照其能够获得资源的多寡划分为：无业或失业=0，临时性就业=1，半职就业=2，全职就业=3。

受教育地区的取值为了排除因升学、参军、工作等其他原因导致的成长后的居住变动和户籍变化，故选取被访者在14岁以前的居住地为测量数据。由于在境外接受的教育不在研究范围内，故剔除在外。因此受教育地区可划分为：农村=0，镇和县城=1，地级市=2，省会城市(包括重庆市)=3，京津沪=4。

由于因变量是定距变量，且大致呈正态分布，所以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取OLS回归模型。回归模型均以受教育年限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父母受教育程度，14岁时父亲的职业以及14岁以前的居住地。

五、 数据分析结果

由表1可以看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大于父亲职业、受教育地区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父亲职业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与受教育地区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相差不大。

据此，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之和对个人受教育水平均有显著影响：父亲每多受一年教育，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0.387年，母亲每多受一年教育，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0.419年，父母受教育年限之和每增加一年，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0.242年，即当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时，其子女可能有更多受教育机会，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就越高。受教育的地区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十分显著：14岁前的居住地在镇和县城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2.425年，14岁前的居住地在地级市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3.102年，14岁前的居住地在省会城市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3.119年，14岁前的居住地在京津沪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3.9年。在这个模型中也可以看出，当14岁前的居住地越发达时，个人受教育年限相对于14岁前的居住地是农村的增加的越多，特别是京津沪的受教育地区更容易增加受教育年限，也就是说可能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受教育的水平也就越高。

六、 结论和不足

(一)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并使用STATA工具对2008年CGSS的调查数据进行了OLS回归模型分析，探讨了可能影响教育不平等的家庭背景方面的原因，验证了提出的三个假设。发现父母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地区这三个因素对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现做出以下结论：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得到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的结论相符合，并进一步发现母亲似乎在子女教育的影响比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影响更大。

父亲的职业越好，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相应越高。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得到的关于父亲职业对子女受教育水平影响的结论相符合。

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受教育，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得到的关于地区差异与受教育水平差异关系的结论相符合。

由此可见，个人的受教育水平确实家庭背景因素相关，是多种家庭背景因素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因此，在研究教育不平等现状时，决不能忽视家庭背景这一微观层面。家庭背景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个人教育获得的差异研究染上了先赋性的色彩。

(二)不足

本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首先，利用2008年CGSS的调查数据虽然保证了数据的质量，但该调查的涵盖面较广，调查的方面较多较复杂，因此相对应的使调查缺乏针对性，对教育不平等的相关变量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其次，受教育时家庭的收入情况，应该是在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很重要的一个自变量，但由于在2008年的CGSS调查问卷中没有找到合适的测量数据，故在本研究中就没有討论家庭收入作为家庭因素的一环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最后，本研究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当代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素，看重家庭背景的影响而对当代教育不公平的特点和现状没有深挖和总结，在研究过程中，也欠缺将教育不平等与具体国情和体制的结合。以上这些不足，均需要在接下来的调查研究中进行不断的补充、完善和修正。

参考文献：

[1]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4)：97-109

作者：王卉

第三篇：中国居民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

基于CGSS2008数据，将自评健康转化为基数性质的健康不良指数，进而应用Wagstaff等发展起来的集中指数和不平等分解方法，区分城乡考察中国居民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和农村均存在显著的偏富人的健康不平等。收入对健康不平等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贡献率在城乡分别为60%和37%。对城镇健康不平等产生正向贡献的其他主要因素还包括就业状况、年龄和教育等。对农村而言，则主要是相隔集镇中心距离、地区变量、年龄因素中的60岁以上人口。为降低健康不平等，政府应在改善收入分配、推进教育公平和延伸社会弱势群体医疗保障覆盖和服务可及等方面加大政策实施力度。

关键词：

作者：周靖